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篇1

国内学者关于“手抄新闻”发行方式的有关论述

国内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手抄新闻”发行方式作了如下论述：

中国人民大学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等著的《外国新闻传播史》写道：小报不定期，沿街兜售，每份一个铜元(一说张贴在公共场所。凡八内阅读须付一个铜元)。张允若、高宁远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也持这种观点。

四川大学欧阳明先生在其《外国新闻传播业史稿》中描述了更为详尽的五种发行方式：一是贴在公共场所。用栏杆等围起来，走近阅读付一枚铜币。二是将手抄小报贴在室内墙上，阅者交费。这种报房叫新闻房。三是抄写多份，沿街叫卖。四是接受订货，按照买方要求打探消息。五是将手抄小报定期寄给订阅者。复旦大学李良荣先生在其《新闻学概论》中也持这种观点。

尽管上述两种论述存在不同之处，但都认为“手抄新闻”存在沿街叫卖和固定场合(公共场所)付费阅读这两种发行方式。表面看来这两种发行方式似乎并行不悖。但实际上这两种售卖方式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沿街叫卖是指“手抄新闻”生产者抄写多份沿街流动售卖。而公共场所的付费阅读则是在固定场所付费阅读或付费宣读。沿街叫卖和固定场所付费阅读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地点固定与否，二是是否需要抄写复制多份。

本文认为“手抄新闻”作为现代报纸的雏形，无论从其内容、读者对象还是就其生产的经济性来看。沿街叫卖的发行方式都是可疑的。也许在“手抄新闻”向现代报刊转变的过程中，在与印刷的新闻书、周报竞争的过程中出现了沿街叫卖的方式。但这并不代表沿街叫卖就是伴随“手抄新闻”始终的发行方式。

“手抄新闻”沿街叫卖的可疑性

相关权威史书、辞书没有记载沿街叫卖这一发行方式。日本著名新闻史学家小野秀雄在他1961年出版的《内外新闻史》中写道：“威尼斯城居地中海贸易中心，与地中海沿岸诸港及德国商业都市联络频仍，成为集中世界各地新闻的都市。因此，威尼斯市除了个别的通讯业者外。又产生了一种以抄写并贩卖新闻为业的人。当时称为Gazette。最初的Gazeue于1536年发行，逐渐流传到罗马、德国及意大利的其他都市。学者称其为手抄新闻。”

法国学者阿尔贝等人所著的《世界新闻简史》在谈到报纸起源时有一段是专讲意大利的：“手抄新闻……‘新闻传播者’(意大利人称menanfi)组织起来，为王公贵族或者商人定期提供手抄新闻稿。当时，人们往往把这类手抄新闻称为‘威尼斯札’。因为当时意大利的威尼斯既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也是这些新闻稿的主要集散地，手抄新闻稿曾经流传到整个欧洲。到16世纪，手抄新闻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台湾新闻史学者李瞻在其所著的《世界新闻史》中写道：“威尼斯手抄新闻(NotizieScritte)发行于1566年。这是一种正式的单张新闻纸。最初这种新闻纸张贴于公共场所。凡阅读者须付一枚小的铜元。叫做‘Gazzetta’。以后这个名词即当作报纸的名称，故威尼斯‘手抄新闻’在有些英文书籍中，亦称威尼斯公报。”

《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报纸出版”词条中谈及“报纸的先驱者”时写道：“重要的商业中心威尼斯。也是新闻信的重要中心。在1563年同土耳其交战时，威尼斯政府发行定期的通告纸(foglidavvisi)，即手写的新闻纸。在公共场所宣读。由于听取宣读的入场费是一个‘格塞塔’(gazeta)，于是这个词便成为这类官方新闻纸的常用名称，即使后来新闻纸印刷出版并公开发售了，仍然使用这样的名称。”

《美国百科全书》“报纸”条目谈到报纸的起源时写道：“16世纪初期，手写的新闻纸在威尼斯流行起来。1562年首次出现了印刷新闻纸(Printednews-sheet)，即每月出版的《手抄新闻》(NotizieScrltte)。《手抄新闻》每份售价一个铜币，报纸的称呼之一Gazette，可能就来源于此。”

前四种辞书都没有明确指出“手抄新闻”是沿街叫卖的，而《美国百科全书》关于“手抄新闻通报通常每份一个铜币”的论述也并不能说明“手抄新闻”是沿街叫卖的，只是标明了“手抄新闻”的价格。但是上述部分辞书却明确提到了“手抄新闻”贴在公共场所付费阅读的传播方式。表明“手抄新闻”在公开场合被付费阅读。从上述这些权威史书、辞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手抄新闻”沿街叫卖的发行方式是可疑的。

“手抄新闻”内容及读者时象的特定性表明沿街叫卖的可能性很小。“手抄新闻”的诞生与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其在商业港口或商业城市产生，而且内容也是与商业有关的内容，如直接的商业信息以及与商业环境有关的政治情况。“手抄新闻”的读者对象则主要是商人与王公贵族，这与阿尔贝在《新闻简史》中的论述是一致的：“手抄新闻……‘新闻传播者’(意大利人称menanti)组织起来，为王公贵族或者商人定期提供手抄新闻稿。”既然“手抄新闻”面向特定群体传播特定信息。这就决定了当时“手抄新闻”沿街叫卖的可能性很小。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域的结构性变化》的相关论述也可以对此提供佐证：

从14世纪开始，传统的商贾邮递因此而被组织为一种基于行会、为其目的服务的通信系统。商人组织了第一批邮路，所谓普通邮政。其发送是有规定日期的。大贸易城市同时也成为新闻交流的中心；随着商品交换和证券交换逐渐成为持续性活动。对这种新闻交流的持续性的组织也就必不可少。几乎在股票市场产生的同时，邮政和报刊使常规的联系和常规的交往成为制度。当然，商人满足于一种将信息局限于圈内人的系统，市镇和宫廷的官府要的是一种只服务于行政需要的系统。两者都无异于具有公共性的信息。

这段话首先指出早期新闻交流的持续性的组织与商业行会有关，其次是信息的传递局限于圈内人(商业行会成，员)，第三是为官府(王公贵族)提供的信息传递则服务于行政系统的需要。最后得出无论是为商业圈内人还是为官府提供的信息都具有公共性。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手抄新闻”最初是为商人群体、王公贵族群体服务的。而这些群体的信息消费也与商业行会、官府行政机构这种具有公共性的空间相联系，亦即这类信息的阅读空间多为商业会所、行政机构这类公

共空间，因此“手抄新闻”发送的目的地是明确的。“手抄新闻”没有必要沿街叫卖。

手抄的复制方式表明“手抄新闻”公共空间付费阅读的发行方式更为可取。张允若先生在《威尼斯小报是最早的印刷报纸吗――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学大辞典)有关条目的质疑》一文中，经过论证得出了“16世纪的威尼斯小报是一种手抄新闻，不是新闻学意义上的报纸，不是定期连续出版的新闻印刷品”的结论。尽管此时威尼斯已经有印刷的新闻印刷品。但是总体来讲“手抄新闻”仍然是其主导的生产方式。

。

既然“手抄新闻”的生产、复制方式主要为手抄，并非印刷出版；这就决定了“手抄新闻”的生产数量不可能很高。“手抄新闻”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追求投入产出的最大收益。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既然只要手写一份张贴在公共场所中便能获取收入，那么生产者为何还要复制多份沿街兜售呢?如果说“手抄新闻”的读者很多。需求量很大，那么生产者可以复制多份沿街兜售。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其时“手抄新闻”的读者数量很多。需求量很大。况且其时西方国家的识字率很低。“手抄新闻”作为报纸的雏形，满足的是一种特殊的需求，是为特定群体生产的。甚至某些手抄新闻就是专门定制的。

“手抄新闻”手抄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手抄新闻”沿街售卖的方式并不可取，因此“手抄新闻”更多地在公开场合被付费阅读，这种付费阅读还包括宣读(即为不识字的人读新闻)。在涉及公共事务时，宣读更为可取，如1563年威尼斯同土耳其交战时。威尼斯政府发行定期的“手抄新闻”，在公共场所宣读。因此“手抄新闻”沿街兜售的可能性较小。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1篇3

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引进与发展的大致脉络

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1978年3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1982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1986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论题由浅而深;范围由小而大;沟通由难而易;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由单一而多元;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7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80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20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1986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1992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篇4

双语教学不能等同于外语教学，以英语为主的外语只是帮助学生掌握新闻学采写技能、前沿理论知识的一种手段。有学者认为，国际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应该培养学生的三种核心能力：“国际传播能力（外语报道能力）、新媒体传播能力（技术）和由各科综合知识支撑的宏观逻辑分析能力”，笔者认为，这三种能力，其实也应该贯穿于新闻学本科生的双语教育中，只是对其要求还可以稍微降低点。地方高师院校可以结合自身情况，重点在国际传播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上下功夫。根据上述能力要求，地方高师院校可以围绕四个方面来设定新闻学双语教学目标：一是扩大学生的大学英语词汇量，掌握基本的新闻学专业术语，二是掌握各类英语新闻文体的写作技巧，三是原汁原味地理解西方经典新闻传播学理论和前沿知识，四是了解英美文化背景。有了科学的培养目标和教学目标，双语课程的设置才能科学。当然，一些地方高师院校还可以利用其完备的师范生培养机制，把培养新闻学双语教师纳入培养目标也是可行的。抓好双语课程群建设首先要加强新闻学双语课程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能有效地促进理论界对新闻学双语教育的认知，引导大家关注、重视新闻学双语课程的建设。其次，要建设好新闻学双语课程群。现在很多地方高师院校只给新闻班开设一门双语课程———《新闻专业英语》。这门课程的内容太单一，双语训练非常有限。如果以课程群的形式带动新闻学双语教学，效果会好得多。例如可以把《中外新闻作品研究》、《英语新闻采写》、《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传播学名著导读》、《大众传播学》等课程改为双语授课，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又能持续强化英语听力与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最后，合理规划双语教材，以配合新闻学双语课程群建设。目前市面上的新闻学双语教程很少，有的教材存在理论性过强、晦涩难懂的情况。任课教师要大胆地舍弃这些内容，适当增加学生感兴趣的、反映当代西方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发展的前沿成果，也可以直接选用原版西方新闻传播学教材作为参考书。有条件的高师院校还可以自编新闻学双语教材。

软硬兼施，加大投入

雄厚的师资力量是地方高师院校办好新闻学双语课程的必要保障。地方高师院校首先要加强“造血”功能，提高双语教师素质。一方面，选拔英语表达能力强的新闻学专业教师进行英语强化训练，提升他们的双语授课能力；或者从外语学院选拨对新闻学感兴趣的教师，提高他们新闻素养。另一方面，可以选派一些条件好的教师到国外访学、深造；最后，也可以视情况从英文报、英文网站等新闻单位引进高水平、双语型新闻传播学复合型人才担任主讲教师。其次，各高校还要加大对硬件的投入，如多增订原版英文报刊，购买英文报道影像资料、先进的摄影与摄像器材，完善多媒体教室和机房设施等。

注重专业实践

高等院校推行新闻学双语教育的初衷是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专业课教学，以提高学生利用英语新闻进行国际传播的能力。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新闻学双语教学既要贴合实际需要，又必须在专业实践中得到巩固提高。首先，要选准合适开展双语教学的课程，适当增加双语实践课时。如可以选择《英语新闻采写》、《英语新闻编辑》等课程实行双语教学，提高学生英语新闻采写能力。其次，强化对新闻学双语课实践环节的考核。教师可以把双语实践环节单列为实践课，单独考核，单独计学分，引起学生对双语实践环节的重视；也可以对学生发表英文新闻作品作出硬性要求。第三，教师要努力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教师可以加强与英文新闻网站、英文时政报刊等新闻单位的合作，让学生真正参与双语报道实践，以解决他们同实践脱节的局面。另外，创办校园双语新闻广播电台，也是提升学生英语新闻报道能力的有效途径。第四，双语教学内容适当对接当地实际。比如，在新闻学双语教学中，引入地方新闻媒体个案分析，加大对地方媒体的研究，增加学生对地方媒体的熟悉度，方便以后顺利上岗；利用现有的摄影器材和网络设备，组织学生制作英文版的地方宣传片，或者将本土新闻英文化，增强学生的对外传播意识。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篇5

自工业革命以来，使人类社会发生特征性转型的强大动力是信息革命。其中给人类社会带来最大震撼力的事物，可以说是新媒介。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创造了“在轮子上奔驰的人类”的话，那么则可以说，信息革命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创造了“在新媒介上腾飞的人类”。

当今世界，堪称新媒体竞争与决胜的世界。日新月异的新媒体凝聚及辐射的信息科技不仅以网络传播、移动传播、互动传播、公民传播引发了既往世界信息传播格局的剧烈振荡；也不仅以电子商务、淘宝购物、手机支付、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改变了人们既往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条件；还不仅以上述种种创造了新的产业形态及经济增长方式，引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调整；而且，国家间的网络渗透、网络煽动、网络攻击、电子战争等，还成为决定国家命运及国际安全的重要利器。[1]同时，决定当今人类能力提升及整体发展趋势的四大科技“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认知科学”还呈现聚合、关联发挥效能的特征。即便是近来议论火热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实质上，也是与上述四大科技密切关联的产业升级。可以说，新媒体大赛是每一个国家、民族都面临的一场新的竞赛。谁跑在最前面，谁就拥有了对未来世界发展更大的主导权与主动权！

用激情与智慧实现超越

新媒体今天如此深刻、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与生活，而且，数字化的魔盒还在不断变幻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新媒体”，都注定使人们对新媒体的研究一浪高过一浪。

世界范围内的新媒体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40年左右的发展。记得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日本东京大学、上智大学初涉新媒体研究的时候，“新媒体（NewMedia）”还是一个国人极少知晓的概念。所以，归国后以迫切的心情，写了《世界大众传播新潮》一书，传递了西方传播界的“新媒介”的诸种信息，并在《序》中寄语：“我们所处的/无疑是传播的世界。我们所知的/未必是世界的传播。愿本书成为一扇/新知的窗口，透进/秋的信息，启迪/春的思索。”[2]

今天的世界已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已经使我们深深懂得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智慧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产生的珍贵价值。当今世界，人类的智慧、各国的智慧，无不在向新媒体集聚，希冀尽可能开发新媒体的潜能，创造过去未曾有过的今日，再创造今日未曾有过的明天。为此，我们尤其需要放眼世界。

放眼全球，在新媒体的万国超级大赛中，我们看到，目前我国已被拉开了一段距离。主要表现在，产生新媒体巨大效能的诸多核心元素——原创技术、原创产品、原创内容、原创服务，是掌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里。不过，我们也要有信心地看到，与工业革命的社会历史阶段相比，新媒体时代各国的起跑滞后相差不算太远。这对中华民族无疑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与挑战。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有力倡导下，“创新”“原创”已经成为激励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

在新媒体的全球竞赛中，中国能折桂几何？而要想缩短现存的差距，并有所超越，每一个有志之士都应奋发进取。为此，它要求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激情与智慧，站在这场竞赛的最前沿去瞭望、观察、思考，激发创新的灵感！

作为努力之一，我们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大学文化繁荣与新媒体发展研究基地，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吴信训工作室的研究团队，在持续推出了《新媒体与传媒经济》《国际视野下新媒介研究的沿革与动向》《全球新媒体的发展动向》《新媒体蓝皮书》等论著外，还历经4年时间，策划推出了一套“国际新媒体产业瞭望丛书”，首期出版了《美国新媒体产业》（已两次修订出版）《日本新媒体产业》《印度新媒体产业》《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数字出版产业》。该丛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对相关国家、地区的新媒体产业发展，首次在国内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每一位作者也都具有在该国家实地访学与调研的经历。同时主持出版了“新媒体系列译丛”，首期已出版《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新媒体研究手册》《新媒体理论（第二版）》。我们推出这一系列书籍，以期能推动相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在实践原创中寻求突破

实践出真知。作为一个高校的新媒体研究者，能否在实践中实现理论上的原创探索设想，推进科研成果向教学层面、产业层面转化，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既使我们团队师生得到切身的锻炼，也希望给学界业界的实际发展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这是我们的努力之二。

伴随着互联网、移动网科技发展的进程，我们的团队努力运用新媒体科技手段，在原创内容、原创服务创新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如：

学术资源数据库创建探索。2007年开始创建了“传媒经济·中国http：//.cn/”数据库网站，全面实时收录反映世界各国在传统媒体领域（含出版、报刊、广播、电视、电影）、新媒体领域（含互联网、数字电视、IPTV、手机、新媒体与文化艺术）等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该网站在技术上也不断升级，并可实现全网站用52国语言实时翻译。2011年更名为“新媒体经济·中国http：//.cn/”。

实验性视频网站创建探索。2008年在我主持的《“数字电视新闻博览台”传播新模式建构研究》课题研究中，首次站在数字化传播的高度上，对传统电视新闻传播模式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指出了电视新闻的传统传播模式存在的三大不足（这即便从当时国际电视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研究来看，也具有前沿性、领先性）：

一是播出方式是顺时性、一次性的，常常体现为一播而过。这对于电视新闻产品的制作来说，无疑造成了加速浪费。而且在这种播出模式下，受众对电视新闻的收视往往是不可选择和不可逆转的，完全是被动式的接收，这与现代传播的“互动”理念及追求是颇不适应的。

二是对电视新闻节目资源再利用不足。人们历来认为“新闻是易碎品”，今日新闻转眼就成为明日黄花，电视新闻似乎尤甚，因为报纸尚可重新翻翻，电视新闻却一播而过不便保存。但是，电视新闻依托人类最先进的传播科技手段，快速、敏锐，尤其是形声并茂地真实反映、记载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变革，内容涉猎广泛，而且播出密度高、节奏快，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资讯的需要，同时，这些海量的新闻内容业已形成了一笔宝贵而独特的社会和文化财富。首先，从信息和文化积淀的角度来看，电视新闻书写了一部无可比拟的生动可视的宏大历史教科书。其次，由于某些电视新闻节目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教育等特有领域的深度报道、专题报道，客观上还提供了难得的专业资料，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相关领域部门开展科研、交流和学习。并且，由于其形声并茂、图文结合，不仅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利用得当，还可以使研究成果的呈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如多维论文（综合运用文本、图片、视频、动画等语言书写的学术论文）等。最后，对于学校而言，是开展电化教育的丰富资源。无论是哪一个学科、专业，可以说都能从大量优秀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找到生动的案例，用于教学和研究。但是，这些价值在传统播出形态下并没有很好地再开发利用，堪称浪费。

三是创造经济效益的渠道有限。电视新闻节目的传统盈利模式，还基本局限于通过吸引观众换取广告商青睐的局面。在现代传媒已呈现多元盈利模式的今天，电视新闻节目的传统盈利模式就显得颇为单一了，尚有待开发新的途径。

我们创见性地阐明了数字化时代网络电视新闻传播形态与增值模式创新路径的理念。倡导推进电视新闻传播的第三次革命——运用“库传播”原理，创建“数字电视新闻博览台”。

率先提出利用IPTV平台，把“库传播”模型应用到电视新闻的传播上，就是把原始的电视新闻节目资源按照一定标准筛选、上传到“电视新闻库”中，再巧妙地通过N级经营和加工，如经过重新编排或再次加工形成新的版面形态或新的节目形态，传输到各个电视、电脑、手机等传播终端，提供个，形成规模效益，就可以实现全方位的增值。[3]

同时，创建了实验性视频网站“新视界新闻博览台（http：//.cn/）”。在这一视频网站上，我们率先利用2000年至2007年全国获奖电视新闻节目资料，重新编排成“时政”“经济”“社会”“文化”栏目，构成“经典新闻博览频道”，观众可以随时随心点播其中的节目；运用电视新闻资料，构建“史上今日”频道，可以点播查看共和国历史上发生在“当日”的重大事件。推而广之，如能不断整合丰富完善人类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影像节目资料，就能构成一部具有长效的、十分有利于普通大众方便应用的、形声并茂的人类社会文化史巨著。

为有利于培养适合未来手机视频传播新规律需要的人才，我们在网站上别具匠心地开辟了“120′”频道，组织培养学生建构、表达视频题材内容的能力。联合持有国家首张手机电视拍照的上海SMG东方龙新媒体公司和中国移动，发动国内近20家著名新闻传播院校，相继开展了“‘迎世博’手机祝福视频短片大赛”、创办手机电视栏目《职场》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实验效果。有关栏目也逐步演进为手机电视频道中正式运营的栏目。

学生作品数字公共交易平台创建探索。综观当今世界，中国与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相比较，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软肋就在于缺乏原创力，缺乏原创作品！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原创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二是原创作品的社会价值认可与激励机制不力，三是原创力与原创作品源泉的开掘不力。那么，原创力与原创作品的源泉又在哪里？毋庸置疑，重要的源泉来自千百万大学生。于是，我们尝试用新媒体科技，充分开掘大学生的原创力与原创作品。

2012年新年伊始，我带领团队自主开发创建了“菜鸟创意市场”网站。“菜鸟创意市场”网（）是我国首个主要面向全国大学生的综合类创意作品的网上交易平台，涵盖了书画类、设计类、影视类、音乐类、剧本类等多种艺术作品范畴。每个大学生都可以给自己的原创作品进行自主定价，接受市场的检验；“菜鸟创意市场”将会为每个上传作品的大学生颁发作品认证书，以有利于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菜鸟创意市场还会不断策划各种活动，联合社会媒体等机构，用多种方式推介优秀作品，促进社会充分认识大学生原创作品的价值，让优秀作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助力菜鸟腾飞变凤凰的摇篮，以有利于尽情释放中华民族的创意才能。同时，也推进了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的创新。

2012年6月14日，“菜鸟创意市场”在第1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新闻会上亮相。网站时，还同时揭幕了以“汇聚百万大学生，开创高校原创新时代”为主题的“2012全国高校艺术类毕业作品拍卖大赛”。以“菜鸟创意市场”网站为平台，面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征集美术类、设计类、摄影类、影视类四大类毕业作品。“菜鸟创意市场”的，引起了场内媒体记者和听众的一片掌声。中国日报、新浪网、腾讯网、人民网、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会科学报》等多家媒体做了相关报道。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广播电视艺术系迅速把该平台运用到教学模式创新的实践中。策划了“大爱上海”学生微电影活动，结合专业特点，在全系范围内，通过以指导老师带队，学生分团队拍摄系列剧情短片的方式，紧贴“大爱上海”这个主题，注重创新、深入生活、以小见大，向社会传达富有特色的上海精神。师生们以高昂的创作激情，创作出近百个短片脚本，投入拍摄。一些在网上展销的大学生作品已经开始得到有关专业机构的青睐。如我校有一名学生的原创歌曲已被中国移动音乐基地相中并签约购买。

上海大学校领导还组织相关学院、部处领导召开了“公共艺术建设的大学生参与推进工作会”，进一步凝炼了“菜鸟创意市场”的宗旨与价值、理念与措施、艺术表现形式、题材规划等内涵。

国内一些相关院校闻讯后，均表达了愿意共享该平台开展合作的意愿。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媒体融合的专家教授在来访中观摩了该平台后，也给予了高度赞赏，并建议能同时做成英文版，以便国外的学生也能参与其中。

此次大赛至2012年11月中旬止，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近20所高校参赛作品400余件，经过学生评审团、专家评审团两轮评审，共产生了59件获奖作品。2012年12月18日晚，2012全国高校艺术类毕业作品大赛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学隆重举行。上海交通大学许洁同学凭借公益短片《与爱同行》荣获“大爱上海”最佳短片奖。该片用朴实而感人的镜头记录了一名大学生暑假时在上海某社区做义工的经历和感受。

北京大学周圣葳同学凭借其作品《独生子》荣获全国影视短片类一等奖。该片通过艺术化的情感表达和独具匠心的情节设置，以及成熟的场面调度，生动地描述了当代90后独生子怎样面对家长溺爱时的控制欲与对自由独立向往的冲突。

以上种种，只是我们作为一个新闻传播学人，面对新媒体全球大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所做的一点探索。我们期望和各兄弟院校的同仁共同不懈努力，充分利用、开发新媒体的巨大潜能，不断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推向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吴信训.国际新媒体产业瞭望丛书·总序[M].中国广播出版社，2012.

[2]吴信训.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新媒体系列总序[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吴信训.“数字电视新闻博览台”传播新模式开发研究[J].新闻记者，2008（3）.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篇6

一、新闻传播理论概述

新闻传播理论主要是对新闻传播规律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并且在不同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下，遵循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进而在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针对国内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闻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21世纪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显得极其重要及迫切。

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新闻传播理论也不例外，新闻传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同样永无止境。在我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开始对传播学的理论进行研究，并在二战后取得较大发展。但就国内而言，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因而对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并不适用于我国。鉴于此，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研究并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补充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理论空白。事实上，这一思想指导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究体系做出贡献，也对世界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建设做出贡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媒体引导好舆论，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此外，我国正处于变革的攻坚时期，需要新闻传播做好求同存异，以期形成最大凝聚力。互联网时代下，传媒格局和舆论生态社会变革下，网络与数字技术裂变式的发展已经有效地推动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全面传播，媒体竞争条件下，以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代表的新闻媒体的传播及应用有效地催生了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传统媒体绝对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从传播变革，传播主体正有媒体机构的专业化传播向公众化传播转变。传播机制正在从党政主导的单向传播向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向传播转变，传播范围正在由局部区域性传播向更大时空范围传播转变，打破时空藩篱，消弭了距离概念。鉴于此，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需要重视网络传播和管理规律研究，适应新闻传播的时代要求。

三、创造力的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需要

理论创新是理论发展的基本形式，是促使理论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途径。新闻传播理论的提高与创新，都带来一次思想解放和事业进步。近年来，我国传媒产业发展迅速，这一过程中，西方传媒传播理论对我国传媒产业快速发展及崛起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外，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缺乏创造力。鉴于此，中国作为传媒大国，应当加强新闻传播界及学术界的理论研究，用来推动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发展，促进世界传播业的交流与发展，最终保证理论输入与输出的平衡，进而提升理论的影响力。具体而言，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需要借鉴与继承、自信与科学、系统与规范及融合与创新。新闻传播理论的借鉴与创新，有利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学术视野的拓展，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精华，去其糟粕，避免陷入西方舆论话语的陷阱，继续继承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及传统文化，为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此外，传播理论创造力的提升需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理论基础及价值取向，创造出科学的理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理论自信，进而实现新闻传播制度和道路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自觉和自信，坚持本土意识、人文关怀，重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过程中经验及问题的独特意义和理论价值，运用中国话语，传播中国声音。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的科学性需要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解决理论传播实际问题，创新新闻理论的基础，积极完善理论创新的体系，最终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的显著特征是系统与规范，未来世界的竞争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的巧实力竞争。因此，这就要求新闻传播理论需要确立“系统效能”的观念，将理论创新与理论应用创新结合，把基础理论创新与理论应用创新紧密结合，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整体“融合”。此外，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坚持较高的学术规范，需要具备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及责任感，敢于创新学生，努力创造当今文化，积极弘扬学术精神、民族精神。理论传播的创造性，离不开理论与理论的融合与创新，坚持“国学为本、西学为用”，将过去的理论精华与具体实际结合，实现古今中外的融合，以期实现新闻传播理论的创造力。

四、新闻理论重视本土化研究

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与西方相比发展较晚，因此传播学对于中国而言属于舶来品，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体系来自于西方。正是基于该历史特征而言，中国在过去的传播理论中引入了西方经典的新闻传播理论，但不容忽视的是，中西方在国情、政情、媒情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中国新闻理论必须与中国国情结合，直接引入理论并不符合常理，也不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学习方式。鉴于此，新闻理论应当重视本土化的研究，当下，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的话语体系。值得庆幸的是，不少学者显然已经认识到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例如，刘海龙先生在《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标准及行动路径》一文中，深刻地反思回顾了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问题，指出传播研究本土化应当采取两个维度、四个行动的路径；顾黎和蔡惠福先生在《关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生话语体系自主建构的几点思考》中明确指出，要把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生话语体系作为学习研究西方理论的目的。鉴于此，依据我国实际经验，研究中国问题，立足自己的实践形成自己的创新理念。与此同时，应当以新概念、新范畴及新观点为着力点，最终实现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自主构建。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的研究，基础及前提是提升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创造能力。但是尤为注意的是，重视本土化研究并不是闭门造车，本土化研究是需要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理论基础上，对理论进行加工及改造，最终吸收精髓，借鉴精华，融合我国新闻传播的实践经验，最终实现新闻传播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此外，在新闻传播理论创新性的过程中，实现中国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提出新闻传播理论的创造能力。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研究应当在引进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最终实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目标。西方传播理论在引入国内后，我们不仅要学习理论的本身，还需要学习借鉴国外传播领域的先进研究方法及科学的研究手段。只有具备先进的研究方法及手段，才能够有利于新闻传播本土自主理论的研究创造，最终实现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五、新闻传播中的主流媒体及非主流媒体

大众传播是人们借助延伸的个体进行新闻信息的寻求及获取，目的在于适应生存发展的需求。现如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最为主要的社会行为之一。从大众传媒的系统理论而言，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能够传输重复现象，被称之为功能，并且从日常生活观察而言，功能也就是效能，主要是事物及方法发挥的较为有利的作用。大众传播功能是指信息获取者通过大众传媒所获得的有益效能。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总会有些媒体做出过特殊的贡献、作用及功能，因而会受到执政党及政府青睐，享受到政策优势。这类媒体就是人们常说的主流媒体及核心媒体。针对中国的现状而言，主流媒体主要关注重大问题，发挥重要影响，有政府做后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收视率和发行量并不是对主流媒体的身份界定。例如，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行量与《太阳报》《世界新闻报》相比要少得多，但是《泰晤士报》的龙头地位却是任何一个报纸都无法撼动的。互联网时展下，非主流媒体在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非主流媒体在市场份额的占有上担负重担，也在舆论导向上具有重要引导。现如今，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在新闻的分工、舆论引导分层及联系对象分众上有所不同，相互建构中具有一定的互动关系。总的来说，这在导向与市场、对上及对下、对内及对外、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的中有所侧重，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及风格。主流媒体及非主流媒体之间的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非主流媒体也能够在传媒领域独挑大梁。其中，美国《时代》周刊中将互联网评选为“年度人物”，由此看出，非主流媒体已经在传媒领域具有一席之地，并且逐渐发扬光大。总的来说，在未来的世界中，谁将是主流媒体，还不能确定，因为主流媒体及非主流媒体是相对而言的，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动态定位，其弈及易位还需要有待观察。

六、新闻传播理论中加强热点研究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种应用性学科，不仅肩负新闻传播现象、总结新闻传播特点及规律，还肩负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当下，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关注创造能力的提高，但创造能力的提高必须源自于对新闻传播实践的提高上。数字化时代下，新闻传播领域中主要关注热点问题，并且在新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下，热点事件频发，传播手段及技术突飞猛进，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中需要关注热点问题。针对热点问题的研究而言，中西方处于同一起跑线，不仅提出了自主理论创造的要求，同时还直接将理论研究推向国际最前沿。新闻理论研究过程中，从学术理论出发将热点问题研究脱出，构建起相应地理论体系，大力提升新闻传播领域内的理论创造能力。不少传播界学者针对理论的研究提出不少建议性的成果：董兵《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几个理论问题思考》、毕宏音《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新媒体传播效用、模式即对策研究》等等。此外，不少在互联网有影响力的传媒人士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递新闻热点问题，如天津塘沽爆炸中，对事件进展的跟踪报道，不仅在短时间内传递了正能量，还汇集了救火救灾的力量。可以说，新媒体这一独特的优势，在救灾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此外，传播学学者姜胜洪针对网络谣言这一社会热点进行深入剖析，对机制、机理及策略进行研究。总的来说，这些都为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及理论探索有着重要意义及影响。

七、结语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篇7

周明伟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要求更加紧迫。如何向世界说明—个快速发展、复杂多元的中国，塑造和传播真实的中国形象，是广大对外传播工作者要面对的长期挑战。

他指出，清华大学拥有我国高水准的研究队伍和学术资源，外文局在对外出版、国际舆情和传播实践研究方面具有优势。此次战略合作是双方有效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一次强强联合，也是对外传播实践工作部门与高校教学科研机构密切合作的有益尝试。

他希望双方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着力研究当前国际传播体系和文化软实力建设中面临的战略性、基础性问题，联合打造凝聚各方优质资源、优秀成果和高端人才的部级专业智库，努力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科学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姜加林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中国外文局与清华大学结成“对外传播研究战略合作伙伴”框架协议。

按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互聘对方的研究人员担任特聘研究员，合作开展对外传播案例研究和课题研究，合作出版对外传播相关专著和教材，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合作编辑《对外传播》杂志，并将该杂志打造为我国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

此外，双方还将联合设立“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基金”，用于资助及奖励清华大学青年学者、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展对外传播相关研究。

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致力于外传播、全球传播、国际新闻、跨文化传播、公共外交、危机传播、新闻制度和国家品牌行销等前沿学科的研究工作，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等研究项目，与国务院新闻办等部门合作开展新闻发言人和外宣人才的培训工作，同时着手进行爱泼斯坦新闻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及相关图书文献的编纂整理等工作。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篇8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1篇9

关键词：媒介融合全媒体人才培养

近年来，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迅速崛起，并与传统媒介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媒介融合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呈现前所未有之势。媒介融合不仅表现为采、编、播等新闻从业能力的一体化融合，还表现为媒介组织、专业技术、社会市场、政策法规等方面的融合。鉴于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于2014年8月18日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在主持这次会议时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在此之前，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为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2）》，于2013年6月9日下发了《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因此，为了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势在必行。

一、媒介融合客观要求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

（一）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内涵

根据《意见》精神，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应具备一个前提和三个基本条件：一个前提就是必须以马克思新闻观为指导，立场坚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职业道德高尚，全心全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三个基本条件包括，一是具有全媒体技能，二是应用型，三是复合型。

根据《意见》要求，我们还可以对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进一步理解，全媒体技能可以具体描述为“采、写、编、评、摄、录、播、管”等8项技能，这8项技能并不要求样样精通，但要做到一专多能、一精多通；应用型与学术性相对应，它要求新闻传播人才必须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能编辑报纸、杂志，会设计网页、制作电视节目，能摄影，会拍编视频，能经营会管理等；复合型要求新闻传播人才不但具有扎实的专业和理论知识，还要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人文素养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作为复合型人才还要做到三个“统一”，即学与用的统一，知与行的统一，德与能的统一。通过学与用的统一让学生学以致用；通过知与行的统一，使学生知行合一；通过德与能的统一，使学生德才兼备。

此外，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必须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传播能力，这就要求新闻传播人才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既熟悉国内情况，又了解国际事务，能熟练地运用国际上容易接受的思维方式来传播中国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的发展情况。

（二）媒介融合需要卓越的新闻传播人才

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内外媒体为了更好地应对媒介融合带来的挑战，逐步加深了与新媒体的融合。例如，英国的《卫报》及我国的《烟台日报》较早尝试了全媒体转型，探索“一种内容、多种媒体、多个渠道、多次”的运营、采编模式。媒介融合意味着用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多种内容表现形式通过不同的媒介传播，这对新闻传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新闻传播人才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新闻传播人才不仅要懂得采访技巧，会写新闻报道，熟练运用照相机、录像机、录音笔等常规采访设备，还要具备运用各种软件进行视频剪辑、录音编辑、图片后期处理等能力，同时，还应掌握博客、微博、微信、微视等新媒体的应用，能够综合运用快讯、消息、特写、通讯、视频、专题等多种新闻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媒介播发。由此可见，媒介融合客观需要掌握“采、写、编、评、摄、录、播、管”等全媒体技能的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

二、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路径

（一）通过“产学研”合作教育推动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

在课堂上和校园里很难培养出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学生必须走出校园，到不同媒体中去实践锻炼，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就需要通过产学研合作教育，与不同的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开展深度合作，为学生搭建实习实训平台，让学生参与媒体企业的价值创造，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在锻炼中提升，在提升中成才。

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关键，在于设计切实可行的合作模式和多方共赢的合作机制。首先，设计切实可行的合作模式，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搭建合作平台，在平台上开展跨媒体产学研合作活动；其次，以骨干教师、学生社团为主，组建合作团队，与合作业务进行无缝对接；最后，根据团队实力，选择合作价值链，在价值链上选取合作契合点，把合作契合点作为合作切入点，由点带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逐步开展全面合作。合作模式的有效运行取决于科学的合作机制，这就需要设计一套学校、企业、教师、学生四方共赢的合作机制，做到学校积极推动，企业愿意合作，教师主动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在合作中提升影响力，企业在合作中得到切实利益，教师在合作中得到价值体现，学生在合作中得到锻炼提升。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做到“三师”互动

名师出高徒，只有优秀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卓越的学生。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结构合理、乐于奉献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就是“送出去”和“请进来”，“送出去”即把教师送到传媒机构去挂职锻炼，增强实战能力，送到国内名校继续学习，提高理论水平；“请进来”即把业界教师和国内名校名师请进来，以弥补师资队伍结构的不合理，形成“三师”互动的动态师资结构。所谓“三师”就是校内在编教师、名校名师、业界导师。校内在编教师围绕教材讲授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国内名校名师讲授没有编入教材体系的前沿理论知识，正确引导学生；业界导师以案例为主，讲授实战经验，提高学生的实践认知能力，增强学生的实战能力。通过“三师”互动，让学生把所学基本知识、前沿理论和实战经验相结合，使学生视野更开阔，实际动手能力更强。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把教师分成科研型、教学型、实践型三类，使善于做科研的教师在完成教学工作量的同时，重点放在科研工作；让教学型教师在完成科研工作量的同时，把精力集中在教学方面，多传授知识；实践型教师重点带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指导学生实习实训。根据教师类型不同，进行有效激励。当然，绝对分开是不可能的，要力争做到教学和科研结合与互动，使教学促科研、科研带教学。

（三）优化课程体系，推动“四个融合”

第一个融合是课程内容的融合，为了避免知识重复和体系分割等问题，就需要打破课程壁垒，使课程内容融会贯通，实现“采写编评”一体化运作。第二个融合是教学模块的融合，根据目前媒介融合的趋势，实现平面媒体课程群、电子媒体课程群、网络媒体课程群、实战应用课程群有机融合。第三个融合是专业交叉的融合，实行“1+1”和“1+n”模式，其中“1+1”模式就是双学位模式，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除了获得所学专业的学位之外，再通过辅修另外一个专业获得第二学位；“1+n”模式就是学生在自己所学专业的基础上，再学其他专业的几门核心课程。这两种模式旨在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复合型人才。第四个融合是校内外实践教学的融合，即实现教学实验第一课堂、专业社团活动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第三课堂的深度融合，让学生通过第一课堂打基础，通过第二课堂强能力，通过第三课堂升水平。

以上四个融合从课程优化、知识结构完善、综合素养培育、能力提升、资源整合等方面打破了传统的课程设计模式，更有利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卓越新闻传播人才。

（四）创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

一般教学方式主要包括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很多教师都懂这些基本知识，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有很大的出入，这就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提高讲课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1.创新理论教学方式。由于经费限制和管理方式的落后，往往只强调校内教师课堂讲授基本理论，忽视外部专家的整合利用。根据教育部规定，只有成熟的理论知识才能进教材，不成熟的理论不能进入教材。而成熟的理论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锤炼，这样一来，对于应用性较强、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的新闻传播专业来说，就意味着成熟的理论也是落后的理论，因此，前沿理论只能通过专家讲座来弥补。所以，多请、常请名校名师做讲座讲授前沿理论，非常必要。

2.创新案例教学方式。传统的案例教学就是“理论+案例+理论”，是通过案例解释理论，最终归宿在于学习理论，而真正的案例教学是“案例+理论+案例”，是通过理论解释案例，从案例到案例，也就是说从实践到实践，目的在于应用，在于举一反三。

3.创新实践教学方式。传统的实践教学就是先学理论，最后一年再实践。真正的实践教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认知实践，在第四学期和第五学期之间，安排12周（包括暑假），通过认知实践，让学生带着所学专业知识去实践，通过实践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作为以后的学习指导；二是日常实践，把周末、假期作为实践的宝贵机会，做到实践常态化；三是最后实践，放在第七、第八个学期，把所学知识用到实践之中，并在实践过程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

以上三种教学方式要做到有机统一，不能人为分割、单兵突进，只有协调推进，才有明显效果。

（五）以赛代练，以赛促学

在学生专业学习中，学好专业基础是不够的，还需要培养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和专业创意与创作能力，这就需要培养学生学习专业的主动性。日常教学可以夯实学生专业基础，实习与实践可以提高学生的业务能力，但要完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致和专业综合能力，还需要举办各种专业赛事，引导学生参与，从中提高学生的业务能力和动手能力。

组织专业比赛是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重要途径，教学实践表明，学生在参加专业比赛的过程中，学习动力最大，学习效率最高，学习效果最好。人的动力和干劲往往是比出来的，通过比赛知不足、找差距，以赛代练，以赛促学。当然，组织学生参加专业比赛，教师指导是关键，通过教师指导，能把课堂知识教学和课外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把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有机结合起来。

三、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在卓越新闻人才培养过程中，不能因为过多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无产阶级新闻观，是对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的总结和概括。运用马克思新闻观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仍然不过时，在2013年“8・19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此，要始终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理论武装新闻传播人才的头脑，发挥新闻传播人才的思想引领、文化引领作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传播正能量。

（二）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极为重要，再有才华的新闻人才，如果失去道德底线，置职业道德于不顾，违背新闻操守，实施新闻敲诈，就会触犯法律法规。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在利益驱动和盈利压力下，如果没有内在职业道德的约束和外部法律的制约，新闻从业者就可能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所以，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让其具有底线思维，坚守职业道德，学会自律。

（三）必须强化终身学习的能力。目前，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形态不断推陈出新。新闻传播人才在大学学到的东西，甚至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可能已经落后，这就需要强化学生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学生走向社会后，做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把学习作为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通过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掌握新技术，运用新方法，跟上媒介快速发展的步伐，适应新媒体发展的客观需要。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校企合作全媒体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3-JKGHD-D343）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周鹏.媒介融合背景下校企合作全媒体人才培养模式[J].新闻爱好者，2014（2）.

[2]钟克勋.全民记者语境下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根基与视阈[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12）.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没有传播力就没有影响力，媒体传播力是一种执行力，是一种推广力，是一种竞争力，也是各大网络媒体由内向外而生的张力和冲击力。网络媒体需要进一步增强传播力，提升影响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切实履行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

2016年6月，《网络传播》杂志倾力打造的中国新闻网站传播力榜迎来一周年，一年风雨一年秋，一年种谷一年收。榜单自以来，中央网信办领导多次对榜单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各省市相关领导也根据榜单对属地网站作重要批示并指导相关工作。榜样是一种力量，彰显进步；榜单是一面旗帜，也是一个风向标，为网信事业鼓舞斗志。2015年10月，《网络传播》杂志按照中央网信办领导的指示及要求，根据榜单推荐了十家坚持政治导向、正能量传播并具有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媒体，作为重点扶持对象。一些地方网信办根据榜单来考核属地新闻网站，各网站也依据榜单对内部业务流程进行了改造，有效地提升了传播力，多家高校研究机构也对榜单进行了深入持续的追踪研究。

一年来，榜单积累了各网站大量的数据，为让相关数据发挥更大价值、更好地为新闻网站服务，《网络传播》杂志依据2015年6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榜单数据撰写了《2015-2016中国新闻网站传播力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网络传播》杂志从今年3月起开始筹备《报告》，并于5月26日召开了中国新闻网站传播力第三次研讨会，向各网站介绍了《报告》筹备情况及主体框架，同时听取业界对《报告》内容的建议。为使《报告》真实呈现各网站的传播实力，《网络传播》杂志先后走访了多家机构，拜访相关学者专家，共同研究分析方法，确定了整体报告结构。在九次方大数据和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密切配合下，完成了主报告；在中青华云、搜狗、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的支持下，依据相关平台大数据撰写了相应报告，共同组成《报告》中的其他报告。

8月25日，在《网络传播》杂志主办的第十二期“网络传播”沙龙上，《报告》正式对外。

《报告》分为理论前沿、主报告、副报告和附录四大部分。理论前沿通过《传播力的概念与测量》《新闻网站传播力提升途径》《新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冲击、挑战与思考》以及《中国新闻网站传播力榜介绍》这四部分，概述中国新闻网站传播力榜一年来的发展情况，阐述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关系，介绍网络新闻传播的发展背景，分析新技术与新闻生产模式为新闻传播带来的变革。

主报告分为《总体分析报告》《平台属性分析报告》《网站类型分析报告》《网站地域分析报告》《新闻网站传播力提升建议》。这五部分通过对中国新闻网站传播力总榜指数分析、网站PC端、微博、微信平台各指标分析，以及对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全国行业新闻网站、省级网站和城市网站四大类别的新闻网站传播力进行系统解读，同时还结合地域分布、各地经济发展（GDP）、网民人数、新闻网站与所在城市进行系统分析，并对新闻网站PC端、微信、微博传播力提升路径给出建议。

其他报告由《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国际传播能力分析报告》《2015-2016年度热点事件报告》《2015-2016年度热词报告》《新浪微博2015-2016年度传播力分析报告》《今日头条客户端2015-2016年度传播报告》组成。

《报告》还将国家网信办在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相关管理规定，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编入其中作为附录。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篇11

本次调查发现，各个媒介在全国城市居民中的受众规模从高到低依次为：电视（95.62%）、报纸(79.02%)、网络新闻(43.56%)、新闻类杂志(37.77%)、广播(34.18%)。（具体参见下图）

二、城市报纸读者的人口构成特点：在学历越高的人群中的比例越大，在越是白领、政府机关、公司老板的人群中，读者比例越是高。

将一周内读过一天以上报纸的人定义为读者，对城市报纸读者的人口结构特点的分析发现，在学历越高的居民群体中读者的比例越大，在小学及小学以下的群体中读者比例还不到一半，在初中文化的群体中的读者比例是七成多一点，而在大学本科达到近九成。（参见表1）

对于职业结构来说，在越是偏向蓝领职业的群体中读者的比例越是偏低，而在越是偏向白领、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企业主的群体中的比例越高。在农民或外来民工中刚好过了一半，在下岗、待业或无业人员中是三分之二，但一般职员/文员/秘书、私营企业主开始达到百分之八十六，商业服务业人员、公检法/军人/武警、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的读者比例接近九成，而在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中则达到了九成。（参见表2）

三、不同地区的报纸读者规模情况：西南和华东沿海地区的读者比例最大，中部六省和西北的读者规模最小。

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将我国划分为七个大的区域。将一周内读过一天以上报纸的人定义为读者的话，对我国不同地区报纸读者规模的分析发现，读者规模比例最高的依次是西南、华东沿海、华南沿海，在调查总体城市居民中，读者规模的比例分别占到89.59%、86.67%、81.73%；而中部六省和西北的读者规模最低，分别是70.78%、71.5%。（参见下图）

四、报纸读者的稳定性情况：华南沿海稳定读者比例最高，有六成的比例；华东沿海和华北沿海的稳定读者比例最低。

对各个区域报纸读者的稳定情况进行考察发现，沿海地区有很明显的南北差异，华南沿海的读者稳定程度最高，总体读者中有六成的比例是一周接触6-7天报纸的稳定读者；而在华东沿海和华北沿海，稳定读者的比例最低，都不到四成。（参见表3）

五、不同类型城市居民的报纸规模情况：地级的中等城市读者规模小于大型和特大型城市。

将全国的城市按照规模大小来划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三类，特大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大型城市为重庆、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中型城市为地级城市。

数据分析发现，特大型城市和大型城市的报纸读者规模分别为总体居民的86.92%、87.01%，而中型城市的读者规模为73.05%，比前两者低了十个百分点以上。

六、报纸读者的接触时间

排除不接触报纸的这部分群体，只对报纸读者这个群体进行分析，考察读者接触报纸的时间长度情况。

1．各个区域读者接触报纸的时间情况：华北沿海、东北的读者接触报纸的平均时间最长，华南沿海的读者接触报纸时间最短。

对各个区域读者接触报纸的时间分析发现，华北沿海、东北的读者接触报纸的平均时间相对最长，每天平均两个小时以上的分别有10.17%和14.00%,三十分钟以内的都不到四成。而华南沿海的读者接触报纸的时间相对最短，每天平均接触两个小时以上的比例只有4.02%,但在三十分钟以内的读者比例达到53.32%。（具体参见表4）

2．不同类型城市读者接触报纸情况：大型城市读者接触报纸的时间相对最长（具体参见表5）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篇12

省委书记徐光春专门为《新闻爱好者》创刊二十周年题词：“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

省委副书记王全书也为《新闻爱好者》题词：“新闻爱好者的良师，爱好新闻者的益友；新闻爱好者的知音，爱好新闻者的园地。”省委宣传部发来了贺信。

20年来，《新闻爱好者》以探讨新闻理论、研究新闻业务、传播新闻知识、交流新闻工作和新闻事业发展的经验、培养新闻工作人才为己任，坚持面向读者、面向基层，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新闻传播领域前沿动态的研究和传播，赢得了广大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研究者的青睐。该刊连续四次被评为省一级期刊，连续三届蝉联全国新闻核心期刊，日前又荣获龙源期刊网中文期刊网络阅读亚洲排行63名。目前，《新闻爱好者》已成为河南新闻界的一个知名品牌。

代表们在发言中认为，省委书记徐光春对《新闻爱好者》创刊二十周年的重要题词，实际上是对全省新闻工作者寄予厚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工作者的笔下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有世相人生的是非曲直，有个人、家庭、单位、事业的成败得失。全省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进一步认清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起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认为，徐光春书记的题词还指出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极端重要性。新闻传播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新闻工作者的笔下有千钧之重，如果我们不能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不能很好地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能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心声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舆论导向就会出问题，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因此，全省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从大局出发，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为河南的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