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投资方式范文

关键词：模式选择金融投资有价证券市龇治

[HJ1.8mm]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进入到深水区之中，中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也逐渐受到更多元素的影响和干扰，这也决定了当前的金融投资模式应该根据市场的变化状况进行调整，更好地适应当前市场的发展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之中，进行更加有效的金融投资，让金融投资模式纳入到科学的管理模式之中，实际上都是金融投资管理过程之中的重要一环。而科学的金融投资模式包括了企业的科学经营和管理，也包括了企业内部的优化和管理，这些都是基于市场的积极金融投资模式。特别是金融投资方，应该充分分析当前市场里面包括的各种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外部的市场因素和内部的市场因素，都应该纳入到投资研究与判断的体系之中，这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促进金融投资模式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一、基于市场的金融投资模式概述

金融投资行为实际上是从金融市场衍生而来的产物，因为市场之中商品经济的贸易逐渐频繁，这也决定了当前的市场上不仅仅是有实体产品的交易，也有非实体的商品进行贸易，这一类实际上就是资金的流动和演进等。由于资金的流动本身也是市场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在金融市场当中进行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涉及到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行为。当前市场上的金融投资模式，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从信用贷款或者是有价证券的募资交易，由此可见，资金来源的多元性，也是当前金融投资复杂性的根源之一。因此，对于金融投资行为本身的复杂性上看，金融投资的主体如何选择合适的金融投资模式，特别是在金融投资的过程当中如何科学并且合适地分配相关的资金，则是当前基于市场分析的金融投资模式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不过，金融投资模式之中，对于投资对象的选择实际上是多面性的，也就是金融投资的主体无论是选择有价证券或者是进行直接生产投资，实际上都是金融投资的选择方式。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基于市场的金融投资模式都应该包括以下的要素：

第一方面，金融投资主体应该对当前的市场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因为市场的各种因素都是不断变化而且正在发展的，这些因素都是金融投资主体需要进行把握的重要内容，投资方只有真正掌握到市场变化的状况，各种市场因素的演进状况，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形成科学的金融投资决策，帮助企业实现盈利。

第二方面，金融投资主体应该分析自身的实际状况，联系市场的实际状况，科学地比较各种金融投资方式。正如上述分析，金融投资的方式是非常多的，但是无论是从实际的生产扩大化，或者是金融投资主体购买各类债券或者股票等，这些实际上都应该进行充分进行分析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内容主要是对各类投资方式的成本、收益以及投资效率等方面进行纵向的比较以及横向比较等，为金融投资的主体决定一种更为科学的金融投资模式。

第三方面，金融投资主体应该充分考虑投资模式的组合方式，也就是形成真正性价比最高的金融模式，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金融投资主体的投资利润的最大化，最终促进资本的增加。因为金融投资主体之所以对市场以及金融投资方式进行分析，实际上也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润最大化，所以，一切的金融投资分析，或者金融投资行为都应该围绕利润的实现和大小进行，这对于金融投资方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基于市场的金融投资模式的主要构成要素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投资的主体对于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投资方式的分析等，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实现金融投资主体的利润最大化，所以金融投资主体在进行金融投资模式的优化过程当中，必然是包含一定的要素。这些基本的构成要素，其本质就是围绕当前市场的发展状况，以及金融投资主体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以此综合研究和判断当前的金融投资模式的科学组合方式，真正意义上地帮助当前的金融投资主体实现投资模式的优化升级。从当前的金融投资模式的科学构成上看，其主要的金融投资模式构成要素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方面，对于金融投资的利润预期分析。因为所有的金融投资模式都是围绕投资方的利润来实现安排，这从本质上看，就需要金融投资的主体对于投资组合模式的利润进行预期分析，这种预期分析需要充分结合当前市场的发展状况，对于可能发展的投资项目进行市场优势和劣势的分析，才能够真正得出有效的融资手段。因此，有效的融资手段和模式，其实归根结底都需要金融投资的主体结合市场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并且联系企业的实际状况进行有限度的预期衡量，才能够真正为金融投资主体探寻到一条真正科学的金融投资渠道，形成合理和科学的金融投资模式，帮助投资主体健康地发展。

第二方面，金融投资行为的运行模式完善化。当前金融投资主体的行为，如果没有真正形成科学的金融投资运行模式，那么其金融投资行为也是属于无序的状况，没有办法为金融投资的主体获取利润。金融投资行为的利润和风险都是并行的，如果金融投资的主体只是看到自身的投资利润，但是忽视了对于投资风险的评估和分析，那么可能会影响到金融投资主体的顺利过渡和利润实现。因此，金融投资模式当中对于投资模式的完善，主要是完善风险评估机制的形成和落实，特别是对于投资风险所涉及到的几项主要的关键点，如市场主要金融杠杆的分析，并且也需要根据可以估计的金融投资风险，更好地调整自身的金融投资决策，以此促进金融投资主体的健康发展。

第三方面，金融投资行为对于投资主体的评估与补充完善。因为金融投资主体本身在投资过程当中虽然是追逐利润最大化，但是也需要充分考虑投资主体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根据投资行为的有效性，进一步地优化自身的金融投资管理结构。比如对于金融投资方的优化，从注入资金方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各项硬件配套等方面入手，进行优化和培育。实际上，金融投资行为本身也是对投资方的一种优化，特别是投资者要充分考虑到自身的投资结构是否合理，以及再续的金融投资资金如何得到强化，这样才能够优化企业的发展环境，特别是为投资者赢得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对于可持续发展有着比较突出的积极意义。

第四方面，金融投资策略的调整和优化。实际上，金融投资主体在形成科学的金融投资模式的过程当中，其投资策略是否科学，是一个尤为关键的部分。而从当前来看，金融投资主体如要形成科学的金融投资策略，应该从强化金融投资的风险评估、壮大金融投资的管理人才规模、改善金融投资主体的资金与预算管理三个方面入手，推动企业的金融投资管理更加合理和科学。特别是金融投资主体的各类判断都应该和实际相符合，综合研究和判断当前企业的发展路向，真正意义上为金融投资策略的科学性和延续性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

因此，综合上述分析，金融投资模式要真正结合市场的基本状况进行调整的话，就需要充分分析自身的实际状况和被投资方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因投资的实际需要而定，调整好自身的金融投资策略。未来的市场变化因素将会更趋于多样化，金融投资方要从实际状况出发，分析好市场动态，才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组合式金融投资，最终将金融投资行为作为一种投资方长效管理和发展策略的一部分。

三、结语

当前金融投资行为的科学发展，离不开对市场的科学把握与研究判断。金融投资的主体应该充分结合自身的发展状况，贴合自身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际情况，全面地帮助投资方进一步地抓住投资热点，挖掘更多的金融投资资源，促进自身的优化升级。金融投资作为一种金融手段，应该得到投资者的重视，只有科学的金融投资手段才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未来中国的金融投资市场必然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在各种跨国的经济合作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都需要投资方注意并且全面分析，才能够为其未来的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科学的金融投资策略和对市场的把握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一切投资行为的发端和归宿。

参考文献：

[1]张文鑫，包景岭，常文韬我国绿色证券制度问题及对策建议[J].商场现代化，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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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企业PE投资风险企业培育

PE运作流程分为五个步骤：一是组建PE投资公司募集资金；二是通过项目筛选购买公司股权；三是进行投资方案设计；四是风险企业培育增值；五是选择合适的渠道实现股份退出获利。本文仅就风险企业如何培育增值，需要经过哪些阶段，采取何种对策和方法等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结论。

风险企业培育概念

风险企业培育是指风险资本通过注入资金、技术、人才及其管理经验，使各要素通过优化组合达到最佳匹配而发挥最大效用，推动企业价值链的各环节不断增值，进而通过股权转售退出，实现资本增值的过程。风险企业犹如土地，瓜豆就是风险资本，而风险资本家就是农夫，只有把各生产要素有机的结合，经过辛勤的耕耘，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风险企业培育流程

通常情况下，风险企业的培育流程包括四个阶段，即PE注资—风险企业整合改制—价值链增值—PE退出。

（一）PE注资

PE注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参股注资，二是并购注资。购买资产主要有优先股股权、普通股股权和可转债债权等。

具体地说，参股注资就是通过持有某一企业一定数量的股份，从而获得部分或全部控制权的方式；而并购注资就是通过兼并或收购方式来获得企业部分或全部控制权的方式。两种注资方式各有千秋，要依据PE投资家的资本实力、团队管理水平、历史经验及目标企业的接受程度来确定。如国内弘毅专注并购投资，鼎晖更多是成长性投资；弘毅重视控股权，鼎晖更多是参股投资。虽然二者注资方式各异，但都取得了骄人业绩。

（二）风险企业整合改制

风险企业整合改制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的整合来实现：

首先，对制度的整合。整合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是对赌协议的应用。对赌协议就是收购方（投资方）与出让方（融资方）在达成并购或融资协议时，对于未来不确定情况的一种约定。若约定的条件出现，收购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若约定的条件不出现，则出让方行使一定的权利。对赌协议实际上就是期权的一种形式，通过条款的设计，对赌协议可有效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对赌协议还没有成为一种制度设计，未被经常采用，但在国际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投资中，广泛采用了对赌协议。

其次，规范管理和人力资源整合。主要指对企业的管理理念和人力资源的使用做调整，引导企业各成员的目标与企业目标靠近。彼德·德鲁克在并购成功的五要素中指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是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风险企业整合改制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整合双方的人力资源。整合过程中应注意人力资源的稳定、培训策略和激励策略。

另外，要不失时机地进行企业文化整合，不仅使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而且使企业的业务流程得到重组和再造。企业文化整合就是指有意识地对企业内不同的文化倾向或文化因素通过有效地整理整顿，并将其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是文化主张、文化意识和文化实践一体化的过程。经过文化整合，企业将会以全新的体制，全新的理念和全新的生产技术方式、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赢得市场竞争优势，使企业的绩效取得突破性提高。

最后，财务支持就是对所选定的风险企业的财务制度体系、会计核算体系进行整合，便于统一管理和监控。我们知道，企业并购的目标是通过核心能力的提升和竞争优势的强化创造更多的新增价值。财务整合是企业并购的一个重要方面，运用财务整合理论，建立一套健全的高效的财务制度体系，是有效实施并购企业管理整合的重要保证之一。

（三）价值链增值

所谓价值链管理，就是探讨如何将企业的生产、营销、财务、人力资源等方面有机整合起来，做好计划、协调、监督和控制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使它们形成相互关联的整体，真正按照链的特征实施企业的业务流程，使得各个环节既相互关联，又具有处理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使企业的供、产、销形成一条密切联系的“链”—价值链。对于企业的经营来说，价值链增值是关键的一部分，那么如何才能使价值链的各个部分增值呢？

价值链管理要求企业重新审视自己所参与的价值过程，从功能与成本的比较中，研究在哪些环节上自己具有比较优势，或有可能建立起竞争优势，集中力量培育并发展这种优势；从维护企业品牌角度研究哪些是重要的、核心环节，保留并增强这些环节上的能力，把不具有优势的或非核心的一些环节分离出来，利用市场寻求合作伙伴，共同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全过程。

（四）退出、收回投资

风险投资的核心环节就是退出，恰当的退出方式能为风险资本提供持续的流动性和发展性，能准确评价创业资产和风险投资活动的价值，能吸引社会资本加入风险投资行列促进风险资本的有效循环。所以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退出途径是非常关键的。下文就我国常见的四种退出方式：IPO上市、出售、企业回购及清算进行分析比较，分析各种退出方式的优劣。

对于风险投资来说，IPO上市通常是最佳的退出方式，它可以保持风险企业的独立性，可以使风险企业获得在证券市场上持续融资的渠道，也可以使投资者获得相当好的回报，通常它的回报率高于并购退出的80%-400%。但这种退出方式只能在中小板、“创业板”市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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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监管模式分析。英国是现资基金的发源地，英国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基金行业自律为中心的基金管理体制。英国模式以基金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为主要特征，强调建立和完善带有自律性的民间管理协会，并由协会制定出相应的规划进行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政府除适当的宏观调控外，并不具体干预基金业务。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有利于保持投资基金行业的长期稳定和规范，不易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对证券市场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积极作用。但该模式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法律功能弱化，而且很容易导致行业协会的垄断，致使基金的开放程度降低，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同时，也不利于一国投资基金的国际化发展和外资的引入。

（二）美国监管模式分析。美国对投资基金的监管始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美国，投资基金的管理机关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本世纪30年代，美国先后颁布了有关投资基金发展的各种法律法规，有《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等。以法律为准绳来监督、检查和控制基金的行为，强调基金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管理，该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既能为投资基金的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又能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完整的法律保护，使得投资基金的发展充满了活力，但此模式弱化了政府功能，不利于投资基金的迅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投资基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三）日本监管模式分析。日本的投资基金是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因而，日本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政府对基金发展的严格管制，通过政府职能机构制定强有力的措施来对基金发展的方向、规模及基金的运行和管理进行引导、调节。日本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迅速推进投资基金的起步和发展，缩短基金发展的成熟期，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投资基金在支持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行政和计划色彩，容易滋生腐败和官僚作用；且该模式下的基金行业自律性较差，市场竞争亦不充分，不利于基金业的长远发展。

二、我国投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

（一）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理性选择

1、选择美国模式难以实现。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时常经济的认识和适应能力都是有限的，广大投资者对市场风险认识不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以及相应的法制基础弱、市场建设滞后，人们的认识及心理准备不到位等，决定了我国走美国模式很困难。

2、选择英国模式也不现实。虽然英国能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自觉地踏上规范化发展轨道，但行业协会的构建与完善及行业自律功能的发挥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投资基金刚刚起步且发育程度还很低的国家来讲，由于受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构建行业组织，组建相关协会本身就有较大的困难，即使尽快组建，这些行业组织也需要一个发展完善过程。在这种发育程度低的状态下，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律，这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不仅不利，反而有可能阻碍其正常发展。

3、选择日本模式也不适应。虽然日本模式能充分利用政府的强大功能培养和推进投资基金快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但这也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一方面，现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再以政府严格管制的方式来推动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而削弱市场功能，势必会对我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进程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严格管制很容易引发制度上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最终导致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因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而走入误区。

4、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当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与英、美、日等国在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形式形成时期所处的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金融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发展，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今天，国内外环境给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形式同时也对我国的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到持续、稳定、快速和有序发展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目的，必须要对当前的监管体制作以调整和创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显然都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和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国情，因此，必须通过对国外各种基金市场监管模式的“扬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

（二）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内涵

在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构建中，应该综合考虑和兼顾各种监管主体的监管功能和优势，发挥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既要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满足投资基金市场初期发展的要求，又要考虑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构建一种在法律约束下的政府管制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制模式－动态化综合监管体制模式，是较为现实、合理的理性选择。所谓动态化综合监管，其含义是指管理中既要注重各种监管主体的有机结合，又要根据监管对象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动态地选择相应的管理手段和方式。这种监管机制是监管主体综合化与监管手段动态化的有机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管理指导思想，其真正意义在于指导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有准备地方案管理和策略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根据发展目标，既要进行战略性管理，又要有战术管理，既要有优化方案设计的充分准备，又要有应变的策略准备，以便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意义和作用

这种模式强调发挥不同监管主体的功能和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因而既有利于通过法规规范促进投资基金市场中各类投资基金的良性竞争，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的特殊功能，对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培育和引导，促进投资基金市场的迅速成长与壮大。这种模式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灵活监管特点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它能够有效地兼顾各方面的需要在推动基金市场发展的同时，又能防范诸多弊端的出现。

这种模式有利于基金行业的投资基金市场竞争中加强合作，发挥出基金行业的整体功能效应，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并尽可能地以合作同盟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这对起步较晚的我国投资基金早日赶上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快投资基金市场与国际接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要与我国大众投资者的心理素质、认识程序相适应，能够在发展中提高大众对投资基金的理性认识，强化大众的投资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为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投资基金市场的全方位发展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发展思路构建我国投资

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总体发展思路可以概括为：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和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投资基金市场主管机构，对基金市场的发展进程进行宏观引导和协调管理，同时建立和完善基金行业组织及其相应约束自律机构，以此来保证投资基金市场的持续、稳定和有序发展。这一思路的指导思想就是“三位一体，协同监管”。“三位一体”指的是同时综合考虑三种监管方式，一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中基金企业的行为，使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监管；二是行政监管，即通过建立权威性的，全国统一的投资基金市场管理机构，代表政府对基金市场发展实施监督、检查，引导和控制；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使基金行业组织协会进行自律监管。所谓“协同监管”指的是在投资基金市场发展过程中，针对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目标和具体运行状况，恰当地处理和划分政府管理，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管理的范围及重点，避免监管中的错位或遗漏，同时做到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协调，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协调。在具体操作上，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怎么建立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1、大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从世界各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基金主管部门一般由中央银行或财政部逐步移交给证券管理、监督机构。在我国目前投资基金存在多头管理的形式下，发挥政府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确定我国的投资基金主管机关。即由国家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集中管理。这个委员会由现有管理部门（人民银行、证券委、证监委等）的有关专家组成，是全国投资基金市场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投资基金管理有关法律和政策；设计投资基金市场的总体发展规划；监督基金法规的实施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基金发行流量及存量的总额或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投资基金市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投资者。成立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意味着各管理部门权力的移交，这必须考虑有一个“缓冲”的过渡措施。为防止过渡期出现权力真空，导致投资基金市场秩序混乱，可以考虑实行申请发起设立基金和基金上市监督分开管理的办法。前者由人民银行审核批准，并按基金规模或基金性质确立总行和大区分行二级审批制度；后者由人民银行牵头，会同证券委、证监会，在证券管理机构下设立专门机构，即“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具体监管国内投资基金市场。其职责：一是制定基金上市标准或应具备的条件；二是安排基金交易场所，形成统一的基金交易市场；三是审批基金要求上市的申请，确保上市基金的素质；四是监管行为是否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及时公布有关信息；五是对违章行为进行处罚。

2、筹建投资基金行业自律组织。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要选择那些成功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主体力量，筹建“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公会”，并借鉴香港经验，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会员制。正式会员由各地基金管理公司参加，其任务：一是制定中国投资基金执业守则；二是推广基金业务，扩大国内基金市场；三是监督基金的日常动作，使之规范化；四是出版基金管理专业刊物；五是培训基金从业人员；六是仲裁有关基金方面的纠纷；七是维护和树立基金业的良好社会声誉。

3、成立投资基金的评估机构。随着投资基金市场规模（市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迅速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也很重要。资产评估有利于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强化投资公司管理，合理补偿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保护国有资产，维护投资基金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4、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信用等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从不同侧面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一是建立信用评级制度。根据不同投资基金的风险程度，模仿债券评级的办法，对投资基金进行信用评级，该信用主级主要依赖基金的经营业绩，投资政策与目标。管理人的业务水平及组合投资的效益和风险等几方面。它不仅为证监会对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供客观的依据，也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提供了可靠保证。二是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与股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样，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执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包括各类报表、投资规模、投资方向、预期收益及重大事件披露等信息。三是建立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由投资者、行业协会和证监部门组成的评审团定期考评并公布于众，以褒扬先进，强化托管各方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5、完善投资基金市场的社会监督机制。国外经验证明，完善的投资基金市场社会监督机制是投资基金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首先，要利用投资者对基金市场进行外部监督。其次，建立完善的投资基金评价体系。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和创办基金专业刊物两个方面。再次加强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的会计、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的建设。此外，还应建立先进完备的技术监督系统即电子监督系统，对投资基金市场的运行和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跟踪和监督，使其理性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王国良：《基金投资》[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

[2]王韬光：《共同基金理论运作设计》[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刘传葵：《中国投资基金市场发展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4]王勇：《投资基金新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