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现象范文

［关键词］“潇湘八景”文化形象塑造

“潇湘八景”是湖湘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塑造“潇湘八景”文化形象，对湖南的文化建设能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

一、“潇湘八景”及其文化特征

（一）“潇湘八景”

最早对“潇湘八景”做专门记述的是宋人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1]中提到宋迪“尤善平远山水”，他将湘江中下游至洞庭湖一带的自然风景作为绘画题材，创作了八幅山水画，分别为“潇湘夜雨”、“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山市晴岚”、“渔村夕照”、“江天暮雪”、“洞庭秋月”、“远浦归帆”。“潇湘八景”从湖南湘江中游的永州“潇湘夜雨”开始，北到岳阳市东洞庭湖上的“洞庭秋月”止，涵盖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成为湘江流域彰显湖湘魅力的重要文化遗产。

（二）“潇湘八景”文化特征

自宋以来，潇湘一直是古代文人的贬嫡之地。由于受到政治压迫和潇湘清美山水的吸引，文人们留下了众多歌咏潇湘山水的千古名作。除了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外，苏轼、惠洪、王洪、马致远、法常、米芾、董源、李成、米友仁等都创作了以潇湘为母题的诗画。而在“潇湘八景”诗画中，无一不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回归家乡的渴望，对归隐生活的留恋、对淡泊宁静生活的向往，以及忧国忧民的文人心境。“潇湘八景”是古老潇湘文化的重要载体，多元地承载了文人的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形成特有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象征。因此，“潇湘八景”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人才聚集的文人文化、淡泊宁静的隐逸文化、崇尚自然的山水文化和历史积淀的地域文化。

二、“潇湘八景”文化形象塑造原则

（一）整体与个体统一原则

“潇湘八景”各景点因所处的地域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保持整体统一的文化形象，保持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处理好人文氛围、景观形象与视觉形象之间的关系是实现统一的手段。“潇湘八景”由诸多文化要素组成，对其文化形象进行盘点、整合，处理好各个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展现其共同的文化特色，形成统一中有个性展现的文化形象。

（二）形与意相结合原则

“形”与“意”是指“潇湘八景”文化的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形”是其文化的外在形式，“意”是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潇湘八景”文化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为了让人们对其文化拥有感官和体验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使人对“潇湘八景”产生独特的文化印象，获得认同感，通过“形”达到“意”的传播。

（三）传承与可持续原则

传承与可持续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传承和生态的可持续。在对“潇湘八景”文化遗产地进行修复时，对传统文化尽量保持其原始风貌，而不是“修葺一新”。“潇湘八景”丰富的文化资源保存着历代文人的活动信息，无再生性与替代性。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保护美好山水文化形象、保证文人文化得以更好传承的重要手段。

（四）文化特色突出原则

文化是“潇湘八景”的灵魂和根基所在。只有不断挖掘和展示“潇湘八景”文化的鲜明个性，吸引人们不断探索和品读“潇湘八景”丰富的文化内涵，用强烈的文化特色来强化人们的记忆。应抓住“潇湘八景”文化特色，利用湘江这一自然文化和本身蕴含的“隐逸”文化资源，将其抽象的文化具体化。

三、“潇湘八景”文化形象塑造内容

“潇湘八景”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景观的再现，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意象，是“神”、“形”、“象”的整合体。“潇湘八景”从内在的文化特质到外在的视觉表现，整合为易于大众理解、认同、可感知的文化形象。

（一）“潇湘八景”人文氛围的营造

对于“潇湘八景”文化氛围的营造，应重点突出蕴含的“隐逸文化”特色。其首先体现在隐逸山林之象。“潇湘八景”最佳景观区域几乎都分布在小岛以及山林之上，契合归隐、宁静、潇洒淡然、释放心情的心理需求，营造出隐逸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其次，营造情景交融之象。通过举办各种当代诗画活动构建人文情景，将历史与文化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体现出来，以此理解与体验“潇湘八景”文化。

（二）景观形象的确立

“潇湘八景”文化是自然与人文景观的集成，文化景观最能够体现其文化风貌和特色。“潇湘八景”景观形象的确立应注重景观遗产的保护，突出景观视觉特征，并对景观空间进行有效规划。

1、保留文化景观的纯真之美。“潇湘八景”的形象特色资源包括自然与人文景观。目前湖南省政府对湘江水污染的治理，对湘江自然景观的保护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对“潇湘八景”人文景观恢复时，应还原其人文景观风貌，以保留文化的纯真性。

2、突出平与远的视觉意象。“潇湘八景”体现出的是“平”与“远”的山水意境。这种“平”与“远”，需要与具有代表性的地理景观相结合所呈现出来，形成自近山望远山，平与远的视觉效果。

3、形成点、面、线的空间形态。首先，可以在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文化景观作为标志性的记忆点，从而加深对“潇湘八景”文化形象的记忆。其次，以“潇湘八景”为核心，以地方“八景”与当地文保点共同形成文化区域面。由于“潇湘八景”八个景点都分布在湘江和东洞庭湖沿岸，形成一条自然与人文整合的文化长廊。

（三）视觉形象的完善

“‘潇湘八景’已经成为经典文化主题，它不仅仅以文学的方式体现，还以视觉图像的方式发展演进”[2]。视觉形象是“潇湘八景”文化形象的静态表达，透过一切视觉符号元素对外传达“潇湘八景”文化，是最直接、有效的传达方式。

1、形象完善方略。“潇湘八景”视觉形象首先应具有审美价值。对“潇湘八景”文化要素组合时，应尊重形式美的规律。其次，必须围绕“潇湘八景”文化特色进行，将“隐逸”、“山水”等理念注入设计之中，以形成统一的视觉效果。第三，注重形象的时代特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以实现多元化和国际化，促进“潇湘八景”文化形象的传播。

2、符号元素的提取。第一，通过对“潇湘八景”诗画中的山水景观元素、生物景观元素、人文景观元素、气候景观元素等合理运用，构成统一的视觉形象。第二，通过对自然景观色彩的分析，提取主要色彩要素，使“潇湘八景”既保持和展示树木、草地、河流的自然色调，也符合现代人对于自然环境渴望的心理。第三，从“潇湘八景”现存人文景观建筑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色彩辅助主色调。

3、符号元素的规范。“潇湘八景”图形符号主要包括、山、水、洲等元素，其图形符号应符合山水景观旷与远以及轻柔、优雅的特征。这既能体现“潇湘八景”隐逸的文化特征，又能给人以放松、清新、自然的感觉。“潇湘八景”形象的文字符号设计应采用符合具有中国风格的字体设计，以展现其独有的文化意境。

参考文献：

[1][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之活笔[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246

[2]姜斐德.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M].中华书局，2009.10.2

人文地理现象范文篇2

关键词：地理教学；认识误区；学科特点；指导方法

一、高中地理学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高一到高三整个高中阶段的教学观察，发现大部分的学生对于地理学科的认知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学习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误区。是因为大部分学生还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到地理学科。将学生的误区整理总结为以下几点：1.认识思维方面：大部分学生认为地理学科是文科类学科，只要死记硬背就可以，只要考前突击就能得高分。然而这种方法不仅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同时也违背了地理学科教育的初衷。2.学习方法方面：因其认为是文科学科，所以便像历史、政治学科一样，更多情况下大家是以应试的心态去学习地理知识，不注重理解，因此使得本身很有趣的地理学科也变得枯燥起来。3.地理教学方面：教师们在地理教学方面仍然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去带动大家的积极性，同时，传授地理知识的时候也并不注重理解教学。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理、气象、人文等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具有综合性、实践性等特点，因此它的学科知识不仅局限于课本和文字内容，说的小一点，地理学科学的是地理知识，了解自然规律的学科，说的大一点，地理学科属于“社会科学学习领域”“人文要素学习领域”“自然科学学习领域”。这样一门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学科，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不应该是单单以“文科”这样一种身份来对待，而应“文理兼容”，既学习文字上的内容，又应该用理科的思维来理解与发现地理学科，并且学会思考，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师只是靠文字讲授去传授地理知识，而学生只是自己硬背的学习，去应试教育和应试学习，这样太单调，太狭隘，学不了地理学科的精髓。

二、地理学科复习指导方法

1.对纪实的地理内容的学习办法地理学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内容是纪实性的。通过图片、文字等内容，生动形象的描绘记录地球的样貌分区、大自然的风光现象、人文社会的差异互动，例如：“在什么地方”“都有什么样的现象”“这些事物有什么样的特点”，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因此，这部分知识是以记忆为主的，但是怎样能够记忆这绝大部分的地理内容，就需要讲求一定的方法技巧了。如果单纯以学习历史、政治这样的方法去记忆地理学科，首先，地理学科与这两门学科是有很大不同，它并不是大篇幅的文字记录，其次，通过实践证明，此方法确实行不通。例如：太阳高度、地球公转自转、昼夜时间的长短的、大气热力作用、地壳的组成、岩石层、等知识点，虽然是概念性比较强，多靠记忆来学习，但是如果仅仅是死背硬记的话，效果是不理想的，好所知识点背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果理解了记忆的话，那就事半功倍。因此，学习地理学科一定要学会找寻规律。地理学科与社会人文学科有着紧密联系，它通过自然事物之间所具有的规律来联系到人文社会，探究其对人类的认识和生产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进一步通过所得结论总结经验知识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生活。理解了这一大规律之后，学习地理就变得容易的多。2.利用地图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地图是地理学科的代表性语言，比文字更有发言权。新课标改革之后，地理课本上的图像比重又有所增加，表达方式更加多样化，这对发展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有着神奇的功效。例如：“世界地图”，一大张世界地图摊开在眼前，整个世界便很形象的映入眼帘。可以看到七大洲各个国家的位置、包括经纬度，五大洋以及所有重要海域、通行要道，各地的气候条件等，尤其是通过地图可以观察到各地区、海域、河道的形状，这样，在以后的学习或者考试当中对地区很好辨识，很方便。通过地图来学习地理，既可以了解某一地区的地理知识，又学习了它与周围地区的发展联系，将抽象的事物形象化，这是一种很实用的学习方法。3.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观察、比较、综合分析这是学习地理知识常用的方法，而想要学好地理知识，必须始于观察。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联系周围实际的事物现象去认识地理学科知识。例如：观察身边的事物，如昼夜长短、四季更替、住宅交通、人文活动，观察宇宙事物的变化，如出现日食、月食现象。观察气候现象的变化，如台风、暴雨、暴雪现象。观察灾害的发生，如某地区发生了洪涝、干旱、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等等。这些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都可以联系到地理知识。因此就要求老师培养这种地理现象的敏感性，养成善于思考的好习惯。观察之后，便要结合地理知识来分析这些现象。分析是要综合地理现象的各个方面，包括事物属性、成因、地域特点、解决方法等。例如：“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有台风登陆”，看到这个现象之后，首先要了解福建等东南地区的地域特征，属于沿海地区，同时要看是什么时间台风会登陆，具体是几月份，结合到地理知识，看这一时期的洋流流向。紧接着便向周围发散，观察台风的来向和特点，并分析形成原因。最后，通过分析得到的结论，来总结预防措施和解决办法。其实，地理学科是很实用的一门学科，因此，在学习的时候不必搞得很枯燥费劲，结合实际情况来学习，便能轻松又愉快。

三、总结

地理学科综合性实用性强，并且学科跨度很大，兼文理双科。新课标改革以来，为学生传递一种理念，不断强调地理学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求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注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寓教于乐。俗话说“教无定法”，同理而言，学习也无定法。通过文章的论述，我们总结出学生和老师们对于地理学科认识的误区，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改变大家将地理学科归类为文科学科的看法，同时又针对所提出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完美的，我们还要继续在教学中不断发现问题，反思问题，改正缺点，补充不足，使得学生能都有更大的收获，这才是每一位人民教师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雷光明.新课程下的高中地理教学反思[J].基础教育研究，2012.14

[2]左屯生.浅谈新课程标准下的教学反思—以高中地理课程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29

人文地理现象范文篇3

关键词：文化产业；全面发展；异化劳动；文化生存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7-0020-06

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经验的高度总结和对未来发展道路的科学前瞻，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忠实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人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作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体现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将人的发展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立足点。伴随着文化产业化日益汹涌的浪潮，理论界普遍以一种极为乐观的心态看待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在各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理由中，有一种观点把文化产业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了起来，认为文化产业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得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的结论。人的全面发展固然包括人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的文化素养的进步、人的思维的全面性与深刻性的提升，而这些是文化产业的必然结果吗？换言之，文化产业必然会增进人的全面发展吗？答案并不必然是肯定的。文化产业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复杂的，不加鉴别地得出文化产业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轻率的。文化产业与人的全面发展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领会，对科学发展观本质精神的贯彻，对文化产业的正确定位，对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关系的正确处理，对西方文化工业畸形发展深刻教训的吸取等多方面的问题。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避免在发展问题上走入误区，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引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一、异化劳动论域中的人的文化生存与全面发展

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是青年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表现。怀着实践哲学的社会变革理想，马克思在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探讨了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以及消除异化的必经之路。从青年时代起，马克思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他并没有专门地阐述自己对于文化的见解，也没有建构系统的文化哲学理论。但是，不可否认，他的哲学散发着浓郁的文化哲学气息，他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以及围绕着人的类本质的丢失与寻回所进行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批判和人类解放及全面发展道路的探索，都同他的人的文化生存观有着至为重要的关联。

人文地理现象范文篇4

关键词：阴影区；核心形象；氛围形象；外溢形象

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地的开发经历了由资源导向、市场导向、产品导向再到形象导向的转变。面对海量信息，旅游地形象愈加成为旅游者进行旅游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随着旅游地竞争的日益加剧，旅游地的开发成功与否，旅游地形象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新兴的旅游地，如何在众多已经成功旅游目的地中凸显自己的形象，进入潜在旅游者的决策范围，最后成为旅游者的最终选择，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王衍用在研究孟子故里开发时首先提出了旅游阴影区的理论[1]，近年来，众多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作者在对旅游地形象的研究中发现一种特殊的旅游地，它们同时处于两个高级别旅游地（光环区）之间，是潜在旅游者形象识别的谷地甚至是盲区，双重形象遮蔽使得这些旅游地本身极有特色的旅游资源长期以来不为旅游者所知，旅游业停滞不前，形成了双核阴影区。此类旅游的旅游形象开发研究对于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冲破阴影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京津之间的廊坊市、京石（石家庄）之间的涿州市、广深之间的东莞市、沪宁之间的无锡市都是处于双核阴影区内的典型地区。

一、理论基础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要求一个具备多重功能的旅游形象，希望利用一个形象就满足旅游过程中各个利益群体的需求。然而，“形象往往是一种心理感知的抽象之物，与人们的感受有关，不同的人，由于其文化背景的不同，对同一种事物的看法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2]。虽然目前单一形象模式为多数旅游地所采用，尚未显现出明显的缺陷，但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单一旅游形象承担的多维诉求对象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日益凸显，尤其是对于处于阴影区的旅游地，面对已经十分狭隘、分散的市场，单一形象模式显然难以适应旅游地的开发。对于这类地区而言，旅游形象不仅要起到市场推广作用，也是为当地管理者和居民树立信心、确定目标、提供前景、把握开发方向的精神指引，甚至可以说对于处于阴影区旅游地而言，内部的推动力更为重要。因此，形象的策划所针对的市场不仅是外部的游客市场也包括内部市场。探讨基于双核阴影区旅游地独特情况认识基础上的新型形象策划体系有巨大现实意义。

旅游地的形象可分为三个层次：内核形象、氛围形象和外溢形象。内核形象即旅游地基本形象，是旅游地的核心定位和确立其他形象的根本依据，内核形象的确定应基于正确的资源、市场以及替代性形象分析。氛围形象是旅游地给予旅游者的感受形象，是旅游者对旅游地形象最直接的体验，也是旅游者评价一个旅游地的直接依据。外溢形象则是旅游地通过各种渠道，借助传播媒介向潜在旅游者发出的形象信息，对于旅游者而言外溢形象是其接触的有关旅游地最初形象和是否到该旅游地开展旅游活动的决策依据。本文分别论述三个层次形象的构建理论。

二、内核形象

内核形象是对旅游地资源开发策略、产品定位、发展方向和前景目标的高度概括，对于阴影区旅游地而言是旅游开发的指引性形象，是旅游地独特的经营哲学、宗旨、目标、精神、道德、作风等的体现[3]，能够激发旅游目的地活力，推进旅游目的地管理与服务的团体精神和行为规程。为当地管理者、旅游企业和当地居民提供旅游目的地价值观、经营目的、经营方针，是旅游目的地一切行为的准则和出发点。它指示着旅游地的发展和未来，提供行为导向，以共同的价值观激励旅游地成员，规范其行为、凝聚情感力量。

1．基础性分析

改变以往仅仅把基础性分析重点放在本地现状分析的模式，将资源、市场、形象的分析放在同两个光环区的资源、市场、形象的比较中，找出旅游地发展的空隙所在，即“三空隙分析”法。

（1）资源空隙分析。许多阴影区旅游地本身可开发资源数量丰富、品位较高，然而长久以来对资源的评价多是根据国家标准，依据资源的等级、知名度等对资源进行评价分类，对于多数旅游地来说这种方法是可行的。然而，阴影区旅游地高品位的旅游资源一旦与光环区相类似，相对来说仍然是低档次的。应寻找与光环区迥异的自然和历史文化特征或者有可能开发出区别光环区凸显地方特色的资源。因此，提出资源空隙分析，根据与形象光环区的资源差异性对资源进行分析评价，寻找具有最大差异性的资源，再根据可开发潜力和市场前景确定地区重点开发的资源类型。

（2）市场空隙分析。不可否认两个光环区旅游地抢占了绝大多数的市场空间，客观上构成了阴影区市场开发的阻碍。然而，根据旅游业的特性，任何旅游地的差异都可能成为人们心中新的潜在旅游目的地。同时，游客对旅游地形象的忠实度较低，人们总是希望不断获得新奇的感受，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尽可能多的高品位景点，因此，游客不会拒绝目的地周边的充满新鲜感的高品位旅游资源，为阴影区寻找市场空隙提供了条件。只要对市场作深入分析，就一定能够找出两个核心旅游市场所没有开发的市场，从而利用这些被光环区旅游地遗漏的旅游市场角落来塑造自己旅游产品的市场形象。如河南辉县郭亮村，借助拍摄电影的契机，以洁净的山泉水、清新的空气、干净卫生的住房条件，用低廉的价格去占领附近城市周末游市场和美术院校校外写生市场，取得了成功。

（3）形象空隙分析。形象必须与光环区旅游地形象相区别，突显自身特色，才可能使得潜在游客进行决策时突破阴影。旅游地的个性化形象定位，应主动避免与光环区的主导形象相冲突，采取避实就虚、力争互补的策略。如成都、重庆两市是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生态旅游和历史文化旅游胜地，现有的旅游形象以传统静态休闲和历史悠久为主，而处于成渝两地阴影区内的遂宁，若要打破阴影就应该突出现代时尚动感、高端休闲度假为主的形象，弥补两地传统静态有余而现代时尚动感不足，休闲有余但档次不足，高端休闲度假产品匮乏的情况。

2．潜在市场定位

旅游地开发和旅游形象构建中市场的重要性已不需赘述，尤其是当进行市场空隙分析后，面对阴影双核留下的市场空间，如何选择适合本地的潜在市场成为核心形象设计的关键问题。由于处在双核阴影区中的客观劣势，潜在市场就必须选准选对，才能在形象竞争中有效突围。对于多数阴影区旅游地而言，周边高档次旅游地城镇居民出游需求的巨大市场是最有利的潜在市场。通过对潜在客源市场地域文化和旅游者素质、欣赏习惯、个性特征等的识别，确定可能形成的消费群，划分出一二三级客源市场。

3．形象定位

依据旅游市场变化的需求分析，目前，我国休闲旅游成为人们外出休闲的主要趋势。美国旅游地理专家马特勒指出，两个特大城市之间的中间城市往往成为最佳休闲旅游胜地。因而多数双核阴影区内旅游地可以借助两个高档次目的地居民出游市场，定位于光环区的休闲度假旅游地，同时，争取共享两地的接待市场，采取与光环区旅游地相辅相成的形象定位策略，既能够形成针对光环区的独特旅游形象和吸引力，最大程度的争取潜在市场，又能够和光环区形成组合式的区域整体旅游目的地形象。

4．核心形象的稳定性原则

核心形象是旅游地发展最具指导性的思想和原则，其形成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但一旦成型就应该保持一段较长时间的相对连贯和稳定，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降低游客的意识程度，使地区在旅游设施建设、氛围营造、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有统一的指引，使得旅游地形象顺利定向、定型，使人们形成旅游资源与目的地之间在深层意识上的组合。

三、氛围形象

旅游者在旅游地居留的时间短暂，对旅游地形象的感知更依赖于具有较强可感知性的旅游意象要素的刺激，所以，旅游地氛围形象成为旅游者形成对旅游地良好印象的最直接与最有效的途径。

旅游者在旅游地寻找的是心理预期的印证、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和生命的体验，最终形成难忘的记忆，对旅游地旅游满意度综合评价的标准是特色、差异和不虚此行[4]。这就要求氛围形象构成要素的物质表现形式的空间组合和表意要符合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并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这样才会给旅游者以鲜明、生动的印象。

1．感官形象构建

将旅游理念、文化特质、服务内容、企业规范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符号，通过游客的感官感受传递给游客。

（1）视觉形象。视觉形象是旅游形象系统中与游客接触最多的部分，随着旅游的发展，其作用将日益重要。旅游视觉识别系统包括两部分内容：基本要素（旅游地标识、标准字体、标准色、吉祥物、户外广告等）和应用要素（旅游纪念品、指示系统、办公及公关用品、服务人员服饰用品等）。通过建筑小品、特色雕塑、灯光装饰、色彩美学设计等手段营造出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完美结合，给游客的视觉带来冲击和享受。

（2）听觉形象。对旅游地而言令人愉悦的声音具有营造旅游气氛的特殊功能。听觉形象既包括鸟鸣声、流水声等自然声音也包括背景音乐、当地小调等人为声音。通过减少噪音，充分挖掘地方特色的语言、民歌、地方戏曲，强化自然声音效果等手段构建听觉形象，增强游客放松休闲的旅游体验。

（3）味觉形象。新奇的食品和美味佳肴成为游客心目中的吸引物之一，也是游客形成旅游地直接印象的重要途径，借助特色美食强调其味觉享受，发挥当地饮食文化，构建味觉形象。

（4）嗅觉形象。避免对旅游形象产生损害的异味，突出林木气息、花香、果香、清新空气等自然气息，营造清新宜人的嗅觉形象，给予游客更深的感官印象。

2．意境形象构建

意境形象的体验是人们在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情感、想象、理解等审美活动获得的内在美[5]。它的具体体现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获得精神和情感的愉悦和满足。氛围形象是一种聚合多种旅游形象要素的有机整体，贯穿了整个游览活动的始末。意境形象以当地人文内涵为基础，通过各种体现旅游地个性的特色景观的设计、活动的开展，创造出独具魅力的旅游地意境。

通过各种现代化手段营造气氛，使得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融入景区，达到情景交融，人在景中、景在心中，使游客也成为旅游区的一部分，从中获得不同以往的享受和愉悦。丰富游客的感受层次。使得旅游者在整个游览过程中都能体味到与文化主题相融合的气氛，将旅游地独特的文化渗透到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

同时，利用节庆、民俗等活动，营造一个鲜活新奇的文化氛围，集表演性、民俗性、群众性、参与性于一体，将区域的旅游文化主题动态地展示给游客。营造与平常迥异而浓厚的旅游气氛，将旅游地各种要素组织、协调和发展起来[6]。使游客感受到人格化了的旅游地。

3．线路形象构建

将阴影区内最能体现区域风格特色的重点旅游资源组合起来，根据其文化内涵的相似性及资源的互补性原则，以线路的形式推出，并设计出形象口号，以性格化的线路展示并带动区域内的精品旅游资源。同时，积极和光环区高知名度资源相结合，组建、串联旅游线路，将阴影区资源和光环区资源整合起来，构成具有统一风格的线路形象，提升阴影区旅游开发层次。

四、外溢形象

潜在游客对阴影区旅游地的感知多是模糊不清的，外溢形象构建就是借助市场传播学的原理从心理感知的层面打动潜在游客，形成潜在游客对旅游地的形象知觉。外溢形象不同于传统的形象营销，不仅仅是旅游形象在市场中的推广促销，更是形象系统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市场学的范畴更多的是旅游形象设计范围内的工作，它通过反馈作用对旅游地形象规划和设计提供指导。

1．背景借代

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总有从高级别事物到低级别事物的过渡，即认知链条。处于阴影区内的旅游地，在被人们所认知时，总是被置于大的环境背景中进行识别。从这个角度分析，目标旅游地所处的双重阴影同时也成为该旅游地的双层光环。即潜在游客会不自觉地认为目标旅游地应该具备其所在区域的基本特色，两个光环区旅游地的风格会体现在目标旅游地上。因而在形象策划中，突出目标旅游地的区域大背景，通过对背景的借代进行对游客的心理暗示成为处于双核阴影区内旅游地的独特优势。

2．文脉提升

文化是影响人的欲望（消费需求欲望）、行为（消费行为、购买行为）的基本因素之一。文脉是旅游者在目的地游览过程中对客观吸引物以外的形而上的文化精神的体验。现代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要求日益提高，虽然优美的环境在游客吸引中仍然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游客早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风光游览，而是要在旅游中体味文化，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体验。这就要求旅游地形象设计中注重文脉的挖掘和提升，成为外溢形象构建的基础。

对旅游地的文化体系进行梳理，突出地方性的文化，找到旅游地的精神主线，积极迎合游客的文化心态，满足游客对当地的人文内涵、传统风俗和新的文化形式的体验要求，将旅游地的形象人为地赋予相应的文化内涵，并通过生动的文字和语言进行表达与传递，使旅游地形象能与其他旅游地形成差异性的特征，在旅游者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刺激和激发旅游者旅游的冲动和欲望。

3．地区旅游形象整饰

“我们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是被大众媒介选择和解释过的世界”（居延安）。通过形象整饰有意控制潜在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印象。改变传统的形象设计思想，树立灵活、动态的形象设计观念，将众多的形象要素进行选择性塑造、结构优化，迎合市场进行创新，找到并突出能够代表旅游地特征同时有利于旅游地发展的、有市场潜力的各种优势形象。

形象设计中有意识放大符合旅游者心理需求的形象，避免或者模糊与旅游者心理期待不相协调的形象要素，通过形象整饰为潜在游客提供一个他们所向往的旅游地形象，将现实的旅游地改造成为潜在游客心中理想的旅游地。

（1）形象排除。选择与核心形象相吻合的美好的形象要素而省略不协调的要素，以营造一个美丽的目的地形象。如果某一旅游地主题形象为现代化的娱乐旅游地，对于其本身静态、沉重的形象要素便要予以省略。

（2）形象放大。对于代表了浪漫、理想、阳光等能够满足旅游者潜在心理预期的形象，如大片的紫藤园、幽静的小庭院等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形象符号，要予以适当的放大，加大宣传的力度，使其在旅游地形象体系中凸显出来。

4．品牌化战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品牌意识愈加深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在如今品牌竞争的时代，一切旅游策划和营销策略的实施，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打造独具魅力的强势旅游品牌。这种品牌必须是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形象力、竞争力、文化力、联想力、亲和力和吸引力的完美统一[7]。品牌化战略要使旅游地表现出独有的属性以增加旅游地的价值内涵，使之具备游客希望的体现身份价值的要求。品牌能缩短目标顾客购买决策的过程，能很快将旅游消费投向意向景区。

品牌策划中要对消费者的内在需求作综合分析，根据形象整饰结果，寻找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形象。强化品牌意识、推进品牌战略、制订品牌规划、加强品牌宣传、创新品牌管理、提升品牌价值，最终达到打造旅游目的地强势品牌形象、增强品牌整体竞争实力的目的。

找准品牌开发的主体，根据当前我国旅游地的发展阶段和阴影区旅游地的现状，政府应该成为品牌构建和传播的主导力量，集中地区的优势资源整合形象，整体推出，联合营销，重点打造，以品牌带动产品，实现地区的整体利益。

5．人脉集聚策略

旅游经济根本上是注意力经济和吸引力经济，只有聚集足够的人气才能发挥出旅游业的经济促进作用，因而吸引游客、提升人脉是形象设计的根本目的，也是外溢形象构建的基本要求。根据主要市场的潜在游客心理需求和心理预期，采取各种手段，吸引眼球，设计人脉集聚方案。

由于产品、形象和市场差异化，因而要求营销手段的差异化，对于当地和周边市场，以提高知名度、吸引直接游客为主。采取举办街头活动、旅游地吉祥物游行、商场推广等形式，使旅游地在主要市场成为谈论的话题，形成口碑效应，争取短线游客。

对于有能力开拓的外地市场，以举办大型推介活动、承办有影响力的公益活动为主、借助或者制造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等形式，制造社会舆论，争取有效的注意力，以提高知名度吸引长线游客。

6．形象维护

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只是目的地形象策划的开始阶段，后期的维护和提升才是保障旅游地持续发展和延长形象周期的关键，尤其是对于处在双核阴影区内的旅游地，其作用更为显著。所谓形象维护包括三层涵义，一是不断加强旅游地形象对潜在游客的刺激，使形象在公众记忆链条中占据优势地位；二是形象更新，不断更新形象，保持形象的新奇感，使得旅游地形象进入潜在游客的决策范围；三是维持形象的管理保障[8]。

（1）旅游地形象构建后，如果不重视维护和加强形象，旅游形象就有可能从公众记忆系统中逐渐淡化，前一阶段设计工作的成果就会消失。要注重运用各种形象宣传推广的方法来维系已有的旅游形象，借助旅游形象广告、旅游形象促销活动、公关活动等不断向公众传递旅游地的形象信息以及避免危机事件对旅游地的负面影响。通过形象维护在游客心理形象序列中确定并巩固自己的独特位置，从而使形象为游客所识别，达到沟通说服的效果。

（2）形象更新是在保证核心形象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提升附加形象，丰富旅游地形象内涵。根据游客感受和观念的变动调整形象策略，及时推出适合当前市场的创意形象，保持旅游形象对不同群体游客的持续吸引，提高游客忠诚度，保障景区的持久吸引力，争取开创新的旅游地形象。

（3）在形象规划提出后，必须要制订科学的管理措施，从形象的推广，品牌的宣传，营销的策略，到客源的控制上，都要有专门人员进行监控和管理。以保证设计意图得到完全的执行，避免设计和现实脱节的情况。

阴影区旅游地形象策划的层次外推模式总流程如下图所示，首先对阴影区进行资源市场形象的三空隙分析，确定区域的开发方向和重点，凝练核心形象；以核心形象为指导，通过感官形象、意境形象和线路形象设计打造游客体验的氛围形象；在此基础上通过背景借代、文脉提升、旅游形象整饰、品牌化战略、人脉集聚策略和形象维护六个步骤，构建阴影区的外溢形象。形成核心形象氛围形象外溢形象由内而外的形象层次外推模式。最终构成由一个指导核心，多个外溢形象的阴影区旅游地形象体系。对于游客来说对旅游地形象的感受则是由外溢形象氛围形象核心形象的从外及内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王衍用．孟子故里旅游开发战略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3，（13）．

[2]刘锋．区域旅游形象设计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j]．经济地理，1999，（3）．

[3]尹隽，等．旅游目的地形象策划[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206－207．

[4]李瑞．城市旅游意象及其构成要素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2004，（8）．

[5]陈鑫峰，王雁．森林美剖析——主论森林植物的形式美[j]．林业科学，2001，（2）．

[6]陈航，王跃伟．浅论我国海岛旅游文化资源及其开发[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5，（5）．

人文地理现象范文1篇5

关键词：地面气象预报；信息化；数据处理

中图分类号：TP274；P409文献标识码：A

前言

伴随着近年来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我国气象预报工作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象预报的过程中，我们仍需面对很多问题，气象预报工作亟需更进一步的完善。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地面气象测报的发展，并逐步优化“观云测天”的传统测报模式，进而将其转化为全新的探测机制，即以高效探测与信息化数据处理为主要方向的新模式，在国内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地面气象测报的各种技能竞赛，覆盖了气象测报的诸多方面，包括有云观测、地面气象观测、计算机数据综合处理和地面报告编制等。笔者在本文中就地面信息化处理技术进行了研究和简析。

1A文件计算机审核疑误信息处理

1.1台站参数疑误信息的处理

在进行格式审核过程中，A文件的台站参数疑误信息需要进行一定处理。其错误信息通常表现为文件首部参数与台站参数表不相符，要正确处理这种信息，首先要检查文件首部的参数标识，其结果是全月数据缺测；而冻土观测项目的数据在台站参数当中已经设置完毕，所以，两者的数据之间存在矛盾。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次月初进行了例行的冻土观测，最后月的B文件转为A文件，倘若次月的冻土观测项目并未在台站参数中设置，两者的数据就会出现矛盾。所以台站在任务变动时，要做出相应提示，在进行文件转化时，尤其要重视观测任务的变化，保证本站基本参数设置的正确性。

1.2文件正点记录缺测处理

据规定：“若能有效获取非正点分钟数据，则正点左右10min以内的记录为首选是作为有效替代的首选”。若所得非正点分钟数据在正点前10min以内，并且该数据缺测，那么，我们选择正点之后10min以内与正点接近的数据作为替代。而在不能有效测取分钟数据要素，或有分钟数据却出现缺测的状况下，可以将平行观测值或者补测值作为分钟数据的有效替代。

1.3降水量和降水现象不一致的情况处理

例如在文件当中出现了存在7～8h有降水量，却无降水现象与其相对应的疑误信息，这主要是因为传感器翻斗出现了滞后性。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方法是：在有效判定了降水量滞后这个前提下，且滞后时间2h，则将该降水量删除。

1.4上跨日期与上月文件有差的处理

测报软件能够对跨月连续降水的开始日期进行挑取，对上跨连续降水量也是如此。鉴于所选数值会出现错误，所以，预审人员要树立严谨的工作态度，将文件数据进行比对核实，保证无误。

2J文件计算机审核疑误信息处理

2.1对分钟数据的缺测处理

在对J文件的机审过程中，A文件所显示的正点值与系统所给出的提示信息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采集器受到自然因素影响导致工作状态失常、对传感器进行标校和更换导致缺测等。此时在单位时间（h）内，其正点数据和正点分钟数据有差，且正点分钟数据被确认有误，则可取正点值以替代。

2.2对分钟数据异常跳动变化数值的处理

在对J文件进行机审时显示，分钟之间的数据出现异常，通常表现为20.52时的气压值和其前后1min都存在误差，这个数值达到了20hPa，这个记录值是异常的。据规定，通过其前后分钟数据内差可得，这一分钟值为840.3hPa。

3文件人工审核疑误信息处理

3.1对云、能见度和天气现象记录进行审核时的要点

3.1.1在对云观测的记录里，首先要充分了解云的定义、成因和特征以及常伴随出现的天气现象，以此为基础，对云状记录的排序和云状衍变予以充分关注。

3.1.2能见度的记录应与天气现象相结合。当能见度小于10km时，也要对轻雾、霾等天气现象进行记录。在能见度小于1km的状况下，则要有相应的雾、雪暴和沙尘暴等天气现象的记录内容。

3.1.3天气现象的记录要与其定义特征的规范保持大体一致。若存在降水记录，则尤其要重视降水的时间起止。另外，进行霾、浮尘、轻雾等视野障碍现象的记录时，要充分考虑风、降水、相对湿度等现象。

3.2人工审核的其他要点

目前，自动气象观测系统尚不完善，还有某方面的功能缺陷，它能对数据文件的合法性进行有效检测，对于不定量的信息化资料却力不从心。因而，人工审核是不可缺少的。

3.3对质量控制码疑误信息的处理

我国气象文件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在控制段中，质量控制码是使用三位整数来表示的，从个位、十位到百位分别对应了部级、省级以及台站级。在日常的工作中，记录错误会严重影响数据格式的秩序。所以，在出现台站观测数据有修改或缺测的情况时，要对质量控制码和更正数据段的格式予以检查，以确定其正确性。

4对信息化文件作出正确的备注

要想正确地对信息化文件做出备注，首先要注意备注信息的内容，即对测报工作中的重要事由或对有影响情况的记录的阐明。它通常包括了站址的迁移、站名变更、业务升级和设备的变动等。其次要有条理地进行记录，并作精炼简要的描述，要注意对同类型的备注进行归并，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5结语

以上是笔者对气象预报地面信息化处理技术的研究和浅析。在实际的信息化资料的审核处理过程中，发现并处理疑误信息的情况更为复杂，工作人员要对A、J文件的数据格式有清晰认识，严格操作流程，对疑误信息展开综合的分析和判断，确保信息化资料处理的准确和完整性。

参考文献

人文地理现象范文篇6

关键词：《黄帝内经》语言立象意象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也是我国中医理论纲领的开山之作。黄帝内经汇集了前人哲学，民族智慧，情感灵魂，全方位地考察了“人”与“天”的关系，以医学、天文学、心理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乐理学等学科为材料，用通俗而又形象，精辟而又含蓄的语言论证并丰富了“天人关系”的理论。语言表达简约明快、婉转流畅、丰富多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对医理、病理、生理、疾病等问题的描述雄浑典雅，气韵生动，尽显“医文互通”之美。

一、中华民族与形象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视觉文化，以形象思维为主，这与西方形式抽象思维模式不同。例如，汉字的产生和演变是典型的形象思维过程，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字的造字过程都不脱离所造之字代表的形象。比如：“山”字，看起来就像一座山，看到一个“雨”字便联想到“淅淅沥沥”之景象，看到“虎”字眼前便浮现一种虎虎生威之貌，象形特征非常明显。因此，象形字就是图画，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就是一首诗，它引导我们把字本身和外部自然界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汉字是自然界事物外形的浓缩和简化的形式。“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从逻辑上是没法推理的。“鸡声”，先从声音上吸引人的注意力，给人一种空间感，由“鸡声”而牵连到“茅店”，然后是“茅店”上的月亮，营造一种寒冷凄清的氛围。接下来是“人迹板桥霜”，但作者不先写“霜”，而先写人，就像一个特写镜头，把人的足迹放大，再把镜头放大到“板桥”，最后说“霜”。这种表现手段类似于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

中国文化建立在怎样一种思维模式上？这得从爱因斯坦的“不解之谜”谈起，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给朋友J・E・斯威策斯威策的信中曾提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欧几里得几何），以及通过系统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1]。西方近代科学是建立在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的桥梁上，而中国的先哲们没有这样的体系却创造了多项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爱因斯坦百思不得其解。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也曾多次称赞中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思考中国古代科技是怎样形成的。李约瑟从1942年来中国就准备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认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当代西方的所有科学发明。其实，自《周易》提出“圣人立象以尽意”，古今诸多学者对“意象”进行了分析探索，古典文艺理论常提到了“想象”问题，每个诗人都懂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中国古诗坛上才留下充满无穷回味的美妙诗文。再看古诗词《天净沙・秋思》的立象：“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诗人把看似不相关的九个意象放在一起，按顺序展现之后，再把最后一个“象”聚焦在夕阳西下时的“断肠人”身上，一幅秋风萧瑟、抑郁凄凉的悲伤画面立刻呈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更能体会到主人公的思乡之情。《文心雕龙・神思篇》：“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2]这也是刘勰给“想象”所下的定义。“神思”即“想象”，《神思篇》篇尾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心貌求，心以理应。”[3]这里的“神”即“神思”，指想象活动，“象”即“意象”。

二、《内经》语言的意象美

《内经》成书于古代，当时的科技无法用解剖和实验手段来解释人体的客观生理现象。《内经》形成于以形象思维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环境。《内经》成书之前，汉民族早已形成独具特色以表意为主体的汉字系统，基本可以满足人们记事、传播文化的需要，《内经》丰富多彩的描绘阐述就是当时汉字运用和语言形式的充分体现。[4]整个《内经》的语言表达无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征――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5]。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中，中医医疗活动的场所，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特殊阵地[6]。《内经》在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其语言表述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为主导，将其脏象、经络、阴阳学说等理论寓于生动的形象描述中，借用“立象”建立起了生动的中医学理论，对“事物是什么”的反映，寓于对事物的动态描述之中。所以，《内经》虽然是古代医学论著，但因生长于以形象思维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之土壤，文中出现诸多以“立象”来尽“意”的语言描述也就见惯不怪了。例如：

（1）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2）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昧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昧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枢・五味》）

（3）人有此三者，是谓坏府，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肉，血气争黑。（《宝命全形论》）

例（1）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阐明了“治未病”的重要性，数千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了中医学的防治实践。其中用“渴而穿井，斗而铸锥”这一“活的形象”向世人说明了防病的重要性，用最形象的比喻解释了“预防为主”的思想，道出了中医养生之道的真谛，诗歌般的以“‘立象’来尽‘意’”的语言，使其成为一种可感知的外观形式，意象精辟至美。例（2）和例（3）中一个常用的“走”与“争”字，尽显“拟人”手法的高超，可谓传神之笔，使读者惊叹作者创造性词语的艺术，类似这样以生动的形象来表达医理的语言在文中不胜枚举。再如：

（4）死脾脉来，锐坚如乌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素问・平人气象论》）

（5）目裹微肿，如卧蚕起之状、曰水。（《素问・平人气象论》）

（6）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也。暴气象雷，逆气象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7）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8）岐伯曰：圣人不能使化者，为之邪不可留也。故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灵枢・玉版》）

例（4）中作者用生活中人们熟知的“乌喙”“鸟距”“屋漏”“水流”等意象来比喻死脾脉来的锐坚情况，既具体又形象。例（5）“目裹微肿”（眼胞浮肿）的病状通过“卧蚕起之状”（蚕虫眠后的样子）的形象说明后变得通俗易懂。例（6）把“暴气”“逆气”这两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想象为有声有光的雷霆和发热发光的火焰，使其得以说明。例（7）把“六经”比喻为“山川”，把“肠胃”比作“大海”，“九窍”比为“水注之气”，其语言充满了艺术感染力。例（8）中所立之象这“两军相当”“令行禁止”“非一日之谋”“一日之教”说明人体病理“痈疽”“脓血”的形成是由微小的病邪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所以高明的医生，在“痈疽”没有形成之前，就进行预防;愚笨的人不知道养生防病，就只有遭受疾病带来的痛苦了。还有用生活中生火煮饭的景象表达肾对脾胃的温煦作用;肾阳的气化机理则借用湖面雾气蒸腾而上之景象来描述;肺主肃降的功能以杨柳徐垂的形象来表达等，这些雅致“立象”的营造，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人强调‘立象’以尽‘意’，‘立象’以求‘似’”[7]的写作手法，医理以“立象”来表达使行文创造出一种气韵生动的文境美以及“艺术语言那种超越于外在感性形象之外的生生不息的艺术感染力和美感生命力”[8]。

骆小所认为：审美意象就是主体头脑中的一种流动可变的意中之象。审美主体为了描写这种意中之象，就必须找与主客体相适应的物质手段和媒介，通过一定的组织构造，把它固定下来。这种物质手段和媒介便是艺术语言。[9]（P51）《内经》的语言表达让读者体会到这样一种艺术语言的特质。鲁迅曾就汉字的特点在文章中的运用说道：“故其所涵，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0]从语言应用的角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内经》之所以让人百读不厌、常读常新，除医理外，还在于作品极具艺术性的语言表达，而这种通过大量的“立象”来完成医理的语言表达尽显《内经》语言之“意象美”。

三、《内经》语言的意象类型

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认知规律遵循着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的规律。我国古人在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思想指导下，以形象思维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作为衡量和判断周围事物的标准，把人对世界万事万物的感知经验用到对生命现象与疾病规律的认知上，通过已经熟悉的事物来认识和研究不熟悉的事物，从而逐渐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所立之“象”都是基于身体的感知经验，用已知的事物来描述未知的事物。根据感知经验的来源与对象不同，本文将《内经》语言表达所“立”之“象”粗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以说明《内经》语言表达“立象”之多，语言应用之“活”。

第一类：自然型意象。这类意象与天地万物自然界有关，主要是用借助自然界的各种人们容易感知到或熟悉的现象来说明人体各种脏器的机能、作用，以达到通俗易懂，易于理解的目的。见表1：

表1：自然型意象

原文篇名说明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生气通天论篇》用自然界提供能量的“天”与“日”比喻人体各种功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脾者土也，治中央。《太阴阳明论篇》以自然界能蕴育万物生命的土（地）来隐喻人体脾脏运化水谷、化生气血、濡养全身的生理功能。

胃为水谷之海。《五藏别论篇》以自然界中容纳力强大的海来描述人体胃腑对饮食水谷的容纳功能。

风者善行而数变。《风论篇》用自然界无形流动、瞬息变化、摧折树木的风来说明引起人体发热、汗出、恶风、游走不定、变化多端等特征的致病因素。

天癸竭，地道不通。《上古天真论篇》将自然界的（土）地隐喻女性的子宫，地道不通隐喻女性月经绝止的生理现象。

上焦如雾。《营卫生会篇》空气中水气凝结为细微的水滴悬浮于空中的状态即雾。形容“上焦”主布散水固精气，如同雾露蒸腾。

第二类：社会型意象。社会型意象在表述上参照了人们所熟知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有客观的、主观的，如“空间、事物、事件、关系、情绪、心理活动及状态、感觉”等，或各种具体或抽象概念，如“上下、左右、男女、父母、君臣、主客、战争、寒热温凉、喜怒忧思悲恐惊、辛甘酸苦咸”等，深刻形象，易于说明。见表2：

表2：社会型意象

原文篇名说明

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阴阳应象大论篇》以人们描述重量的词汇“重”来隐喻中医对人体某一状态或方面发展到极点的状态。

凡痹之客五藏者。《痹论篇》“客”是描述外来人或事物的词汇，这里将外来致病因素侵犯人体的行为立象为“外来人”。

壮火之气衰、其悍者，按而收之。《阴阳应象大论篇》以人们描述身体强壮的词汇“壮（实）”来隐喻人体热量的过多与亢盛;用描述人体轻捷勇猛的词汇“悍”来形象说明人体病势急猛的状态。

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阴阳别论篇》用人们对战争状态的各种描述词汇如“争”和“扰”来隐喻人体内环境不协调的疾病状态。

虚邪贼风。《上古天真论篇》以人类社会中表达不正当、不老实的人或事物的词汇“邪”，以及表达偷东西或危害国家的人的词汇“贼”来说明引起人体疾病的外部因素。

第三类：哲学型意象：哲学型意象：的主要目的是“阴阳”的概念和“阴阳”在人体健康及其病理方面的地体现及其关系等的解释说明。这些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吸取了“阴阳、五行、象数、有无”等概念或范畴而形成的反映事物对立统一的意象，书中多次提到的“阴阳”概念逐步发展成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它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它表示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两种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的两个方面。见表3：

表3：哲学型意象

原文篇名说明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用“父母”“生杀本始”“神明之府”等意象来说明“阴阳”为万物之根本。

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金匮真言论》以阴阳的范畴来隐喻生命的本源与各种脏腑器官的功能。

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金匮真言论》如果不以“日中”“黄昏”“鸡鸣”等立象，很难将阴阳的范畴与自然界中一昼夜的自然变化和人体一天中的生理变化联系起来

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调经论》以阴阳双方偏盛或偏衰的状态来比喻人体的疾病产生和病理变化。

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阳应象大论》以阴阳的范畴隐喻疾病病理属性的诊断和治疗原则。

《内经》认为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即溯本求源的依据是阴阳，根据阴阳的表象去探寻疾病的内在规律。怎样才能解释说明“阴阳”概念及其病理、医理呢？《内经》通过应用大量的比喻“立象”，用象形的方式使这一概念更加生动活泼，易于理解。

四、结语

《内经》使用了大量类似以上这些意象来阐述和解释了深奥的医理，以“立象”的方法，在动态描述中使深奥的医理、病理变得通俗易懂，使听者、读者“尽其意”，这与西方概念式的、冰冷的逻辑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立象”来准确表达难于言说的复杂的生命现象，或许是最简洁和最科学的表达方法。各种各样的“意象”，使语言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为意象的使用，成功地弥补了纯由形式逻辑词汇构成的理论语言僵硬、封闭的缺陷，极大地扩大了陈述科学理论所提供的意义空间，这便是中医语言艺术之美、也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本研究为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黄帝内经》语言艺术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为：[2014Z019]。）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黄帝内经》例句来自姚春鹏译著《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10.

参考文献：

[1][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574.

[2][3]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3.

[4]李振宏.医学圣典《黄帝内经》与中国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58.

[5]沈嘉禄.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中医泰斗裘沛然的道德观[J].中医药文化，2011，（3）：41.

[6]李振宏.医学圣典《黄帝内经》与中国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84.

[7]骆小所.艺术语言再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51.

[8]骆小所.艺术语言再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78～79.

[9]骆小所.艺术语言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51.

人文地理现象范文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建构；本土化

[作者]李伟，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昆明，650092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72－008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直是时髦的学术词汇。在文化学的视野里，共时态的“全球化”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由多维文化组合而成的特殊文化景观。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旅游作为文明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世界各个角落蔓延开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人们开始广泛购买由旅游过程所带来的人生体验时，就表明社会已从实用性的物质消费时代转向了享受性的精神消费时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见一斑。作为一种被深度认可的社会现象，“旅游”具有全球共性化的发生动因、发展规律以及衍生问题，从而为旅游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融会贯通的语境前提。

一、旅游人类学的建构

旅游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指导弱势文化地区的旅游发展为己任。因此，运用“文化”工具，追索旅游现象的本质(包括旅游影响的文化本质)就成为研究者的目标。西方学者为此所做的大量研究及其理论成果，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产生的巨大学术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要达到指导旅游地发展的目的，仅仅依靠“解释”或“认知”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属性要从“人类学性质”转向“交叉学科性质”，在此思想指导下，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需要予以重新考虑。

(一)研究范畴

旅游行为是人的行为，个体行为的加合成一种社会性的常态，成为社会现象；而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则是以文化理论为利器，破解繁杂的社会表象，揭示其文化内涵，进而发现人类社会的演替规律。所以旅游人类学研究也应以“人”为主线，探索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发现旅游的文化影响并揭示这种影响产生的社会推动作用为其研究的主要范畴：

1、旅游现象中的“人”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在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中，各种人群按照参与行为的不同功能进行角色分类。即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

旅游者是一次旅游活动中的行为主体，是旅游行为的具体实践者，在其行为过程中，牵引出了其他角色行为；旅游服务者是旅游活动能够实现的具体保障者，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直接参与旅游保障行为的各种从业人员，为完成行为主体的活动而提供各种功能；二是并不直接参与旅游服务的当地社区，其具有两个方面的保障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旅游景观背景，另一方面提供了环境保障。旅游“管理者”并不为一次旅游活动提供具体的服务，但却从整体上监控旅游现象的产生、规模与节奏，协调旅游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维护旅游交易行为秩序等。在社会发育较为成熟的区域，旅游“管理者”以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面目出现，而在社会发育程度不高的区域，旅游“管理者”的功能通常由政府或政府的职能部门承担。

根据经济学中的供需理论，一次完整旅游活动的各种人群可依照交易行为中的状态进行分类：即消费者、供给者和“保障”者。

消费者即旅游需求者，也就是旅游者。在旅游研究中，往往依据旅游消费行为的特殊性揭示旅游者的文化内涵。供给者即旅游相关行业经营者，也就是在旅游活动中提供各种服务的职业性人员。在旅游交易中的各种职业行为特征，是旅游从业人员共性文化的外在表现。“保障”者主要是指旅游地社区，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是旅游活动完成的基础。而旅游行为的后果在保障者行为中得到不同体现，或增强了保障功能，或削弱了保障功能。这事实上就是指旅游的“双刃剑”效应，或区域旅游发展中自我制约的文化内涵。

2、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

如果认定旅游是一种“异地性”的特殊消费行为，那么“异地性”特征就成为研究的基点，这往往造成了旅游研究中的困惑。如宗晓莲所介绍(宗晓莲，2001)，西方学者从三个切入点对旅游进行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游客和客源地，这显然是在早期“旅游系统”的基础上所做的形象性分解，并按“异地性”的理念，划分出“客源地”和“目的地”，从而进行两地的文化对比。理论上客源地可以是任何人类聚居地，那么，在旅游人类学中的“客源地”的所指是什么?是否泛指城市或现代社会?若果真如此，那么“旅游人类学”就可以转化为“城市人类学”或其他人类学了。需要说明的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可以成为旅游目的地，但按照目前旅游发展的实际及旅游研究中约定俗成的观点，旅游目的地是指那些社会认可度较高，现实旅游流较大的地域。因此，“异地”理念所造成的研究困惑表明旅游人类学需要新的研究“着眼点”。

如果一个人从A地去B地旅游，那么其旅游的特殊消费行为、及其完成这种行为的各种“保障”事实上只发生在B地。因为旅途中(即A地到B地)的各种消费行为是消费者与社会公共服务的交易行为，其性质与非旅游者并无差异。由此可见，旅游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及文化现象均表现在B地。因此，旅游地(或称旅游目的地)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具体“着眼点”，对旅游地区域内所表现的各类人群行为的文化解释与探究，也就成为旅游人类学的具体研究范畴。

(二)研究立场

旅游是现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层面的分析与研究必然纳入到旅游学者的视野。但泛化意义上的社会研究囊括了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由此导致了旅游研究中百花齐放的缤纷“场面”。故而旅游研究中的学科“交叉性”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旅游现象是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时代性成果，其产生及演化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的共通性动因。因此，社会学、人类学似乎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旅游的发展规律，以及旅游的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契合性。尽管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视角具有差异，但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二者逐渐融合共通。均从注重宏观层次的社会、文化演变，转向个体的、心理的、主观层次的、微观层次的研究。虽然社会学强调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的研究，人类学强调文化符号解码、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特征的探讨，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社会行为、关系及其结构的产生离不开文化背景的分析，并且文化体系及其特征也因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而显现其差异性。

社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社会的表征，研究对象本身的交叉性，导致社会学、人类学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上存在着天然联系，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二者的交叉融合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我国人类学一开始就与社会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老一辈人类学家如林耀华、吴文藻、费孝通等都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恰恰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才使他们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出现了《江村经济》、《金翼》、《凉山彝家》等经典之作。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的小城镇研究、社区比较、协调发展等成果为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费老将人类学和社会学交叉结合，其研究才能够卓有成效。这种研究理念与范式为我国旅游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成为旅游人类学实际研究中所依托的立场。

由以上分析可见，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事实上是介入到当今社会的一种特定“社会事实”的研究。旅游人类学的建立，是因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天然联系而产生，是人类学自身学科性质使然，也是时代、社会、旅游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所谓“旅游者与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具有行为过程和表现的相似性”，并不能成为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的真正理由。

因此，旅游人类学应以文化理论为工具，以旅游现象中的各类人群为主线，以社会学理论、方法为借鉴，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社会现象(旅游)研究，探讨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群的行为、关系和区域旅游运行机制的文化内涵，揭示旅游对社会的互动影响规律，为旅游发展及区域社会进步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没有必要区分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人为设置本来就较为薄弱的学科藩篱，二者应结合起来共同对现实社会中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

(三)理论框架

旅游“认知理论”需要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两种关系，其一为“人――地关系”，其二为“供――需关系”。所谓“人――地”关系是旅游系统中的基本关系，“人”指的是旅游者，“地”指的是旅游目的地，包括旅游产品及其旅游环境。这是从宏观层面上、粗线条地将旅游现象中的对应双方规定为“主体与客体”(与旅游系统中的三分法相对应)。旅游人类学应被视为“旅游认知理论”的一个分支，客观上要求将其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即以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人――人关系”作为研究基点。这就需要将“地”中有关“人”的要素提取出来，从而能够探讨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在行为、关系、制度三个不同层面上的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形式，及其文化动因和文化后果。具体地说，旅游人类学就是研究在一次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的一定的行为如何表现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又如何造成一定的制度，进而研究行为、关系、制度三者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以及旅游与社会的互动功能。

事实上，这种“人――人”关系仍然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情感内涵。即主、客体的情感的交流；其二，交换内涵。即主、客体的交换行为与关系；其三，制约内涵。即主、客体在行为过程、关系建立中生成的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制度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反映出的文化内涵。

鉴于以上认识，可概括出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如下(图1)：

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

总结近20年的中国旅游研究，可发现其困境在于多学科交叉后的逻辑线索紊乱与其理论建设参照坐标的匮乏。所以，最好不要急于按照主观的臆想去赋予它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中的“指导性”。实际上，在旅游理论范式与观念结构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还没有厘清之前，过于强烈的“科学理论情结”是要不得的。很多貌似科学的旅游研究成果要么是以偏概全的结论，要么是“话语霸权”的结果，譬如南开大学的余书炜对旅游研究的质疑就很令人深思。另外，很多以“科学决策依据”面目出现的研究成果，其在实践中是否具有指导意义?有多大?都值得反思。事实上，在真正认识、理解、把握某种自然或人文现象并建立一门科学的理论之前，“理性思维逻辑”都要比那种看似“科学”的“研究结论”更真实有用。因此，旅游研究的科学性辨识，要以某种理论作为参照，通过“批评式”的讨论，才能具备对旅游现象的客观理解与把握能力。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所引进的“旅游人类学”思想，可以对国内前期的旅游研究做出审视，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层面承担“批评”任务；而人类学研究中的弱势群体立场及非功利性传统，也使旅游人类学具有“公正性批评”的职能。可见，以“旅游人类学”作为旅游理论建设的“参照系”，可以促使各学科的旅游研究更加深入与合理。

(一)旅游研究批评的必然性

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其研究的多学科的介入理所当然，但正缘于此，不同学科立场的研究成果，一旦纳入“旅游学”整体框架，就显现出其概念的分歧与理论逻辑的混乱，譬如对于旅游概念的认识就莫衷一是：地理学立场重视其人的空间位移；经济学立场强调人的消费及其后果；管理学立场关注人的数量统计；文化学立场则看重人的行为意愿等，皆因学科立场不同而出现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犹如盲人摸象，导致了后续研究中一系列概念的随意性及“旅游学的结构散乱、功能低下”，由此也使旅游研究陷入“奢尚空谈、不务实际的学术风气，影响着旅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境地。

“概念”作为科学的研究范畴规定了我们的想象和思想资源，也规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一门学科的概念严谨并发挥强有力的学术统一功能时，概念在学科研究整体中的存在就是结构性的实体存在。而目前旅游研究中几乎所有概念都因不严谨而不具备学术的统一功能。旅游研究中概念的基点在于“旅游”，或许由于旅游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状态，其概念定义和理论研究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目了然、无须证实、无须论证、无须解释的常识性的知识形态，因此对“旅游”的不同专业背景的理解，必然导致旅游研究领域出现“大杂烩式”的混乱局面。

此外，“旅游资源”作为我国学者旅游研究中的常用概念，在新近出版的《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中就列举出了郭来喜、陈传康、周进步、保继刚、HouowayJC、及国家旅游局等多种定义。而在不同版本的《旅游学概论》、《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规划》等教材及一些论著中，其定义不下几十种，显示出作者不同的学科立场。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具有地理学专业背景，其定义强调“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直接用于旅游目的的人工创造物”。后续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根据自身主观理解对“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人工创造物”等用词进行了替换。“旅游资源”这一概念对旅游研究影响很大，并延伸出一系列的学科及理论，如“，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开发与规划”等等；以及所谓“旅游资源调查”、“旅游资源评价”理论等。该类定义的关键词在于“吸引力”，这是一个极端模糊的、大众性语言的限定词汇，无法用学术标准予以衡量。事实上，任何存在(无论实体还是精神)都无法运用科学手段判定其是否具有“旅游吸引力”，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学科及理论研究的科学

性，或称客观性难道不令人质疑?与此相类似的概念在旅游研究中比比皆是，如旅游市场、旅游产品、旅游开发等“核心概念”，以及其延伸性的概念如生态旅游、体验旅游、休闲旅游等。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群，加之研究者不同专业立场的理解，导致了旅游研究的无边界性、无逻辑性、无统一性特征(当然，也可美名其曰为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特征)，进而导致旅游学研究不能真正深入到旅游现象的本质层面上进行剖析，并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来。

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可谓旅游学中“较为成熟的理论”，在我国旅游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和推崇，但我们显然忽略了中西旅游产生的背景与旅游发展道路的不同，使这一“理论”的中国式分析令人啼笑皆非。西方国家旅游属“自发性”旅游，多数旅游地是在“需求者”的推动下产生并发展，因此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规律；中国旅游的“政府主导性”，使多数旅游地是在“供给者”的建设中产生，加之我国旅游层次的时代特征，使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并不存在所谓的“巴特勒规律”。因此，生硬套用所谓理论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旅游发展现实。

从旅游经济角度看，旅游因其经济作用而最早被经济学界关注，从而形成了整个旅游学界的研究偏向，使得主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都更接近产业经济学。然而，旅游业是否是一个产业?已故美国学者托马斯・戴维森(ThomasDavidson)认为，旅游业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个产业组合，因为旅游需求方实际创造的价值与所谓的旅游产业(旅游供给方)可观察计算到的产值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旅游者所有的支出产生的效应，而不仅仅是某一部门的收入效应，即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支出推动型”，而非“收入推动型”。因此，将旅游定义为产业是不正确的，是有悖于旅游的真实情况的。旅游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既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力量。这就对传统的旅游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这里没有否定一切旅游研究成果的意图，只是欲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不同学科背景下所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需要在更高层面上予以审视和批评，才能整合各种专业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使之能够形成旅游学整体框架下的有效成分，有机组合形成一个更加符合旅游实际的学科门类。我们需要对2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做出深刻反思，并需要一门学科以对抗“传统的旅游理论”，从而为新的建构奠定基础。

本学科内的学术批评与反思很难超出其范畴而在根本上实现理论突破，反而会演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因此，“旅游研究批评”的外延要大于经济学、地理学及管理学对旅游研究的想象，要有一门学科能够通过回溯“研究历史”以争取到合法化的批评地位，“历史”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下所讲述的历史，也就是旅游研究自身演变的文化历史，因而旅游人类学理所当然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客观而言，或许旅游人类学本身并没有强大的理论力量，但其批评性立场与职能，却可以监督和制约其他基础性学科对旅游研究的逻辑上的混乱和理论的无效。

(二)作为对抗模式的旅游人类学

特殊时代性背景下，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使旅游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也显现出急躁性特征，于是发展的迫切性与旅游研究的急切性相对应，现性即产生出旅游研究的“实用性”目标。全国各类学校旅游专业的兴建要求旅游教学的体系化，导致各类旅游教材纷纷“出笼”，呈现出“乌托邦”式的旅游理论体系。在这种趋势召引下，本为揭示旅游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旅游各类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追随“教学需求”进行着“实用性”的功能转换。在“利益”趋使下，“旅游研究”的现实目标本身就与其理想的研究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在数以千计的各类论著中，相互“借鉴”和重复的内容屡见不鲜，各种观点的主观性与随意性不胜枚举。中国的旅游学研究表象上已经“枝繁叶茂”，但是支撑这些枝叶的树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培育。所谓“重实践、轻理论”已为学界所诟病，急切中拼构而成的“旅游**学”或“**旅游学”等“理论”，不仅远离旅游现象本质，而且误导了青年学者，从而导致学界发出了“旅游理论研究在研究什么?旅游理论学习是要学到什么?”的呐喊。

90年代后期，由于张晓萍等一批学者的引介，西方旅游人类学理论旋即在中国旅游学界流行开来。检索21世纪以来的国内旅游研究论著，大多引用了西方人类学者的理论或观点，如“神圣旅程”、“人生礼仪”、“舞台真实”、“旅游地文化涵化”等。这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立场、视角和独特的叙事风格，使旅游人类学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旅游研究的“对抗模式”存在，解构了原有旅游理论中的概念体系，使旅游研究在宏观上具备了文化理论的坐标，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批评”角色、承担了“批评”任务、显示了“批评性”的职能。

旅游人类学借助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对旅游现象进行分析，并建构了自身理论。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它对旅游研究有两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性”剖析。旅游人类学避开了对旅游现象的表面性描述，如人的空间位移、交易行为及其影响等，而借助“社会表象理论”，利用人类学的经验和知识作为参照物去解释旅游现象，将旅游现象具体化和形象化，出现了所谓“神圣旅程”、“人生礼仪”等认知视野。事实上，这本身也是人类学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其对以往旅游现象研究的启示在于：

1、旅游现象的认识是有关生活的复杂的知识体系，其解释包括研究者的价值观、信仰、态度等要素；

2、认识到旅游现象的内容和过程的重要性；

3、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能帮助定义旅游事实；

4、旅游行为包括群体与个体间文化的沟通和互动；

5、通过运用暗喻、类比以及与原型的比较，将新的或抽象的概念、事件整合到原有的知识框架体系之中；

6、旅游现象的文化解释能对其行为及其影响研究加以指导；

7、社会现象的解释将社会事实与其发生的文化环境联系起来。

简言之，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思维逻辑是：研究者(或文化背景)――社会事实――内容分解――要素关联――文化内涵――影响后果。这种思维模式有利于人们理解旅游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旅游行为特征的文化内涵；有利于人们探讨旅游行为方式的稳定性与动态性；有利于人们对旅游发展的社会后果做出科学预设和响应；也有利于从研究者的立场判断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一般认为，旅游发展会对旅游地社区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假设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在实际调研中社区人们也会受这种判断影响，而将社区一些问题归咎于旅游发展，但事实上，需要考虑各关联要素的文化内涵，使旅游发展与旅游影响实现“对接”，将“干扰因素”与“旅游发展”相剥离，才能得出客观而科学的研究结论。

其二，运用人类学中的“符号理论”对旅游系统进行阐释与理论建构。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强调，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进行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

将旅游理解为个体与自然和异文化社会相互沟通的互动过程时，旅游体验就带有鲜明的文化特

征和符号意义，而旅游行为并不是简单的“异文化”间符号传递，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建构行动。旅游主、客体行为在各种具体的旅游环境与过程中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对这种符号的文化解读，既诠释了旅游系统的文化内涵，也建构了旅游人类学的理论。

西方学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把符号学思想引入旅游研究，麦坎内尔(《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1976)、库勒(《旅游符号学》1981)及格雷本(《旅游人类学》1983)等都是旅游符号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国内学者杨振之(2006)、谢彦君(2005)、彭兆荣(2004、2005)等也曾对旅游符号理论做出研究。这些研究内容涵盖了旅游吸引物的符号解码、旅游者行为的符号建构、旅游动机、旅游决策与旅游影响等的符号认知等等。

运用符号理论解读旅游者、旅游供给者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对研究者而言，无论是想象的满足，还是异文化的驯化，都表明了对旅游现象及其影响的深度认识，更贴近旅游的文化本质。因为其思维逻辑是：发现符号――解读符号――揭示其文化内涵――寻求对策。

当旅游人类学以旅游地为基点进行主、客体行为研究，并揭示旅游系统的文化关系时，其立场总是在“现状批评”的模式中表现出“自我反省”的思维状态，在人类学语境中一次次挥起对旅游实践和“传统”旅游理论挑战的长矛，从而形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对抗模式。马狲炜先生在其“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旅游研究批评并不意味着旅游研究的终结，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旅游研究的“隔音密室”状态，消除具有垄断性的“话语霸权”或者是已成定论的某种观点，将研究思维本身纳入思维与反思的过程之中。旅游人类学在我国旅游研究早期的缺席使之具有了后期批评的机会，是现代旅游研究进展的必然性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清场作用”。

旅游人类学与我国前期旅游研究所形成的差异与裂隙，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批评能力，但其自身发展仍需要一种学科的整合，需要具备自我完善和自省意识，需要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实现有效结合，消除自身的局限和任何“终极性”的思想。作为一种批评模式和对以往研究的“反思”，旅游人类学是旅游研究中的一面“镜子”，使其他所有学科的旅游研究能够检审自己，从而推动现代旅游研究更加深入并逐渐科学化。

(三)文化研究――向着存在论与人类学的辩证综合

在当今旅游理论研究及旅游实践的场域中，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与实现，不仅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视界，打开了旅游研究与旅游叙述的多元的呈现方式与阐释向度，而且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广泛的意义关联，同时也找到了人类学话语方式对旅游研究的切入点。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其他学科旅游研究与文化场域的生态构成，因此，旅游人类学一出现就引起了旅游学界的广泛兴趣。

目前旅游研究所面临的现状是所谓基础性的学科划分(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造成了对于真正深层次问题的遮蔽。文化本是旅游的内在动因，也是旅游的存在方式，但当下时髦的不着边际的泛化，使“文化”过分抽象化和概念化了。旅游研究中的文化是一个近似于本体论的虚指，由于旅游人类学“缺席的原因”，因此在以往的旅游研究中，“文化”不是作为原因和定义在起作用，而是作为效果和影响在起作用。

在新近出版的《旅游文化学》最后一章中，专门讨论了旅游文化研究的难题。我们事实上不可能接近那个叫做“旅游文化”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先把什么是“旅游文化”界定清楚了再去搞“研究”。

一方面，旅游的文化研究需要超越“旅游文化”本体论的预设来展开。在今天，商业性大众文化正在发挥着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们与传统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人的控制似乎更加直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生活中符号与文化、价值与反价值、现实与虚构被大量复制，旅游事实上就是生活的复制形式之一，在旅游中人们达到一种抹平差别的神秘化效果。因此，从需求角度看，旅游的“生活复制”与“消除差别”成为“消费者”的文化主题。

然而，传统的旅游文化研究模式受制于美学的思路与规制，总是从旅游客体对象的角度对单个的“景观”进行审视，倾向于不置可否的说明与描述，或者将其作为旅游审美的例证，形成对旅游文化的单向度解释。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是长期困扰旅游文化研究思维的枷锁，我们总是抽象地、先验地设定一个“旅游文化”研究客体，而真正的“旅游文化”作为一个经验性的研究对象始终被排除在思考之外，研究者的思维也因此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无力澄明研究客体。鉴于此，文化研究就需要从“美学”的思维模式中退出来，寻找旅游中的文化经验事实，建立一个全然不同的理论视野。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出发，旅游的文化研究就是以可感知的经验事实为基础，探讨其文化意义与文化关系。如此，旅游的文化研究将从根本上超出美学视野限制，逼近“旅游事实”的真相。

另一方面，旅游文化研究也可依托人类学理论而展开。人类学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成熟的基础理论，这种理论使旅游文化研究从根本上依托人类学的“整体观”视野，避免重走形而上学的老路，而具备了深沉的经验主义品质与活力。比如，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畴除了大众文化之外，还涉及民族、阶层、性别、地域等等领域。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这些领域分属于不同学科，但从人类的视野看，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学的文化表达范畴，并且人类学的话语构成与表现方式也为旅游文化研究提供了样板，而人类学在文化研究中的“经验逻辑”，也会使旅游的文化认知更加全面。

三、结语

人文地理现象范文篇8

关键词：中西诗学；意象；异同

一、中西意象论的流变

对于什么是意象，纵观古今中外不少专家学者均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在中国古代，我们常把意与象相分开来说，关于意，它代表了一种抽象的精神概念，是意图、意义、意思、意念……再扩大一些来说，也是情意、哲理、观念等意思。在《辞海》中，我们将象解释为“凡形于外者皆曰象”，在中国，意象作为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有着自己的形成发展轨迹。意和象最初是分开使用，后来意和象这两个分离的概念放在一起来使用，逐渐形成了意象的概念。早在《周易》中的《系辞上传》里，意和象就已出现，但是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并没有连接在一起使用，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概念。最早把意象当做一个合成词来使用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在《论衡》中写道：“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候，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第一次把意象作为正式的文论用语来使用，认为“窥意象而运斤”，是“驭文之首术”。从此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概念逐渐成为正式的概念，并在此后的千百年中，广泛地使用在我国的文化艺术中。

在西方有许多关于意象概念的讨论，其中美国的著名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作编写的《文学理论》这本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意象问题，在西方也取得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他们合作的这本专著中，他们把意象当做相当宽泛的一个概念。并且他们还声称，意象既是文学研究的范围同时也是心理学研究的课题。西方的传统意象理论，将意象比喻为点缀之物、化妆品，有装扮文章的功能。然而，浪漫派力图从各方面反抗传统的意象理论，随着浪漫主义的发展，长期束缚在神学意象中心论里的诗歌意象，逐渐解脱出来，提高了意象诗学的认知度。英美新批评对诗歌意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极力地想找寻被表层文字省略并隐藏在意象深层的语义关系。除此之外，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学分析、神话原型批评……全钟情于意象。尽管西方这些的各流派等可能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是意象的概念中必定含有某种“意”，意和象相互联结的本质特点是与我国相通的。

二、中西方意象论的异同

我们可以从诗歌意象的进展历程中，挖掘和探讨中西诗学对于意象的一些共同之处，找到二者的共有规律。意象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中，经过理论家和诗人的阐释和传播，生成了一些比较公认的内容。西方中的意象概念中必定含有某种“意”，而且意和象相互联结的本质特点是与我国相通的。

在我国，唐代以后人们开始用意境来替代意象理论，并且充分地剖析了关于意境的理论，比如说王昌龄的《诗格》，作家认为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关于这一点，西方也有一些学者与我国的意境理论相通的。比如说庞德，我国唐代诗歌艺术对其意象主义诗歌理论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的意境理论与庞德的意象理论有许多共同之点。可以看出西方更加关注隐喻，而在我国则比较重视言外之意等，从此处反映出来中西诗学意象中的一些共同之处。通过象征、隐喻我们可以达到对象外之象的追求，也是我们常说的比兴手法。而在近现代中国诗坛，我们也接受了西方诗学意象理论的影响，在诗歌创作等过程当中，大量采用了隐喻、象征的手法。从上文中可以看到中西方的作家学者在关于意象的概念方面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因为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诗学意象理论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从“诗言志”过渡到“止乎礼义”，中国诗学的抒情规定，将意限定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并且通过象才可以达到礼义的标准。

在中国现代诗歌与西方诗歌中，明显表现出重意轻象。二者都在找寻隐藏在象背后的不尽之意，这也是中国现代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又一个相同之处。谢冕曾说：“意象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它是通过人对客观世界的直接感觉以传达人的精神经验的艺术方式。”这句话的意思是要重视象背后的意，鼓励大家寻觅的是那深刻背后的意，就连强调追求“意象本身就是语言”的意象派诗歌，也反对只是简单地在诗歌中对意象组合拼凑。

在上文对中西意象流变的梳理中，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比较中西诗学意象，西方文化中的意象概念界定得更加明晰，而中国古代对此定义得比较玄奥，并不是特别精确。西方意象理论注重对理性的分析，而中国追求情景交融的境界。很明显在各个时代、各个文类中西诗学中的意象理论含有一些差异，而我们在看待中西方诗学意象的时候，更应该强调以历史的眼光来对待这些诗学意象，比较广泛地对待中西诗学意象理论的本质异同。

三、中西方意象论的文化差异

在西方文论和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诗学范畴中，意象均为比较重要的概念。来自中国诗学文化中的意象概念和出于西方文化的意象概念，二者不仅既有共通、相似的地方，而且有明显的区别。

西方传统文化中强调主客二分，而中国文化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与西方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是不同的，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对自然持有恐惧与崇敬之情。因此，西方艺术常常寻找一种对客观事物的冷静的处理。模仿说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之下更加注重自然界的生命意义，承认自然界对人类的贡献和价值，关系着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对意境的追求是其含有的深刻丰富的内涵，它从物中生发出来，是与物相纠葛在一起的，而非纯粹的表象的物。

人文地理现象范文篇9

关键词：抽象派油画；美术原则内涵；精神写实；绘画原则

1抽象派绘画艺术的精神意象元素

抽象派绘画艺术的最大特点是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精神集成化表达，合理化的画面结构布局反映最贴近作者精神的绘画表现。优秀的抽象作品在于作者精神烙印地融入，作者将自身最为完美的想象精神意象完美地融入到绘画作品当中，用合理化的美术布局手法来表现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距，反映现实与艺术的原则差异，最完美的反映现实、表现现实，实现理念与意象的同步集中。仔细揣摩一副优秀的绘画作品，我们会直接走入到作者的精神世界当中，贴近作者的精神想象行为，在作者精神艺术表现当中体味到最为本质的艺术气息。理想与现实过于贴近和巧合是艺术集中化的行为表现。抽象派的艺术化表现在绘画作品中集中表现出来的是作者艺术想象化的思维，优秀的油画艺术作品往往有着最为本质的艺术情感，这种艺术抽象性的情感来源于作者对于生活的感悟、对于自然万物的体会，一刹那的艺术灵感迸发带给作者最为极致的攀登艺术高峰体验，艺术深刻的凝聚，汇集着艺术心灵的纯真。自然朴素化的灵动情感是优秀油画作品汇集的最为丰富的体验，简单、纯真、朴素、唯美；精神的意象最为核心、最为贴切。玲珑剔透的艺术心灵能够汇聚最为纯真的艺术精神意象，贴近生活来源于创造。但抽象化的艺术心灵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不同文化的形象组成，抽象化的艺术形象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创造的灵感发生了质的飞跃，绘画转变成艺术、形象变成心灵意象的凝聚，此刻作者的抽象性艺术想象贴近极限，作品汇集了优秀的艺术思感。

2抽象性艺术思感的地域人文体现

从抽象艺术流派来看，抽象油画的意识形态有众多的种类，多种多样的艺术门类汇聚成了一样的艺术场景。具体表现方式的不同，成就了众多的流派精神意象、众多的艺术意象，汇聚成人们精神信仰的传承。在世世代代的发扬中，这种信仰的艺术传承逐渐被人所铭记。结合地域视野下所营造出来的人文意识形态，逐渐汇聚成了人们知识视野下的艺术人文思感，这种思想不断的凝聚刻画在人们的主观印象中，形成了多种样式的油画艺术意象。艺术创作的精神化意象，主要的表现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人文思感的汇聚，进而形成的精神意象；另外一种是艺术人文场景的塑造，结合精神信仰的传承进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图腾膜拜的情感。无论是图腾膜拜情感的产生抑或是抽象艺术思感的汇聚，都来源于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悟和对精神自由的向往。精神意象的表现主要来源于人们对天地自然情感的膜拜和对于社会劳动实践所产生的一种深刻感情。在艺术意象的表现中，主要元素的表现魅力来源于艺术场景的刻画和艺术感情的抒发。对于天地万物感情的不同领悟，汇聚成独特的抽象艺术思感，人们在社会劳动中所产生的精神膜拜，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感情汇聚到艺术的精神意象表达当中，通过集中的艺术形象刻画来表现这种传承艺术的魅力。抽象化的人文思感的汇聚主要来源于人们的精神信仰、源于生活的艺术心灵带给创作者的本质纯真的艺术感悟，形成独特的艺术创造思维、自主化的艺术情感，通过绘画来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

3绘画艺术中精神意象的美学表达

作品精神情感的抒发除了特色文化氛围的塑造外，还在于意象精神地融入和特色文化精髓的打造。在思想感性理解之上的是本质精神的超脱，是对于自然朴素之心的理解。经典作品的传承有着自己的文化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是艺术认同的归属感，也是作品精神的核心所在。作者自身思感的汇聚形成了作品独特的意象精神，作品传承也源于这种精神的加持，没有精神的传递作品不可能有绚丽多彩的情感。因为作品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归属来源于文化归属，只有凝聚文化真正的精髓才能最为本质的表现出作品所具有的意象精神，人们有了自身情感的超脱才成就了对于艺术的喜爱。经典的创作要把握住美好、富于感性的情感才能体会出作品所抒发出的意境，只有在真正顿悟意境的理念之后，大师级的艺术作品才随之诞生。优秀的艺术作品一方面是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对于社会的反思和追问，一方面是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自然情感和人文哲理的融合，是对自然艺术情感的抒发、对社会的感悟和体味，进而衍生出多种多样的人文哲理形态，保持着抽象艺术作品向前发展的活力。

4油画抽象艺术的时代特征

完美的抽象艺术精品来源于人们的生活，最为杰出的艺术作品反映着油画艺术的共性和特性，艺术化的作品风格表现出时代艺术家最本质、最灵动的艺术体验，描绘着时代的蓝图。无论是古典主义油画还是当代的新生油画，时代化的艺术造型始终是油画的内在骨架，它贯穿于油画创作的始终，赋予油画精神特征。通过造型艺术表达艺术家的内心世界，造型艺术在油画中的灵活运用及穿插，使艺术家的艺术情感充分融入艺术作品之中，给观者带来视觉冲击和感染。时代艺术在油画作品中的运用，真实的表现了油画作品的历史时代背景及艺术家个人修养，使油画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时代的精神意象和时代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在艺术化的时代作品创作当中，众多的天才艺术家通过感悟时代、理解时代的风格，创造出最为优秀的艺术精品。

5结语

抽象派的艺术思感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映，同时也是艺术进步的一种体现。时代的精神是众多艺术人文思感的汇聚，反映时代最本质的人文艺术情感，贯穿于时代的艺术体系当中。艺术创作者灵动的艺术心灵随着时代的变迁、感悟时代风格，造就属于自身的艺术体悟，创造出最为优秀的艺术精品。

参考文献：

[1]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关键词释义[J].美术研究，2013（04）.

[2]朱小明.空灵・诗意――群其人其画[J].艺苑，2011（5）：39-41.

[3]赵健雄.赵无极与群：当代艺术大师[J].西湖，2011（8）：69-72.

[4]邵建波.论群抽象绘画中的中国元素[J].巢湖学院学报，2011，13（2）：73-75.

人文地理现象范文篇10

城市既是景观与形象、欲望与想象之都,也是文化与情感的容器,因此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文化策略需要在历史与现实、审美与消费等多重张力中以城市文化为纽带制造文化认同、激活文化体验、延伸城市文脉。

制造文化认同

制造文化认同成为城市形象对外传播文化策略的第一原理。文化认同首先表现为对城市的地脉和文脉的尊重与维护,对潜藏于人们集体无意识中的城市身份与记忆的确认、激活与建构。历史底蕴与文化沉淀使每个城市拥有自己的过往叙事资源与叙事元素,构成城市形象对外传播中的个性纹理和身份印记。彰显与弘扬这些文化基因,使之成为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共识性身份标识。

其次,基于文化圈理论的文化接近性原理告诉我们,城市形象对外传播需要扩大基于文化认同的外部版图。例如,广州城市形象对外传播应该利用粤语文化圈优势和岭南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交集,扩大广府文化认同的地理分布,增加广州城市形象的质感与厚度。广州以其独特的岭南文化,延续一贯的文化历史,融合中原文化、客家文化、海外文化、华侨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独具魅力的一脉。据统计,广府籍人约占美洲华侨、华人总数的90%。目前在散居世界各地的3000万华侨、华人中,祖籍广东的占2000万人,遍布世界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香港、澳门近600万同胞中,祖籍广东的占90%以上。同语同源,情系桑梓,语言和侨谊是广州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与资源。当然,为规避传播风险及由此导致的传播负效应,基于文化多样性而形成的文化差异性在城市形象对外传播中的重要性也必须予以正视。例如,龙是中华文化的图腾,而英语中“龙”的对译词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则被视为邪恶的代名词。因此,从文化差异与文明冲突而言,城市形象对外传播需要尊重个性,避免禁忌,扩大文化共识的交集面,求同存异,各美其美。

再次,城市形象对外传播需要创造文化情境,提炼文化认同。城市的地缘文化与历史遗存及基于地域的故土情怀是城市的文脉与集体记忆,是城市形象扩散的根基与基因。城市是一定地理条件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和表现,地缘文化是城市景观与形象赖以存在的人文根基。一定地城内的人们所居住、生产、生活的地理空间,形成鲜明的城市地域特色。地域不仅是一个城市人口再生产和繁衍发展的生存空间,而且是确保城市内部经济联系的地理条件,还是一个城市人口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民族意识形成和发展的人文环境。因此,在整理和发掘城市地缘文化的基础上提炼文化认同,应该在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策略上展现城市的区域文化情境。

激活文化体验

如果说制造文化认同是对城市过往的地脉和文脉的确认的话,激活文化体验则是赋予城市文化以生命,开发城市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文化策略具有资源再生和效益产出的长效动力机制。“城市是被感知的存在”,激活文化体验首先需要对文化赋值。

文化赋值是在尊重城市地脉和文脉的基础上,按照目标群体的消费趣尚、审美取向,通过发掘、加工、移植的方式赋予城市文化以图腾想象、生命形象或精神境界,为产业开发提供不可复制的内容资源和叙事素材,促成城市形象从无形资产的积累向有形资本经营的转化。经过文化赋值后,城市文化具备进行体验经济开发的质素,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

其次,发展文化体验经济。体验经济就是创造个体难忘的参与性经验的产业。通过观看或参与高质量的演艺娱乐表演能给人带来轻松与愉脱的娱乐体验。基于个性体验的文化娱乐,既可以是你演我看式的“娱人”表演,也可以是参与型的“娱己”体验。如扎根于东北黑土地新民俗的电视连续剧《刘老根》取得成功后,在充分挖掘和整理东北民间、民俗文化的基础上,沈阳市和赵本山团队联手利用“刘老根”的品牌价值推出衍生产品――“刘老根大舞台”演艺节目。这台“娱人娱己”、集东北娱乐文化之大成的节目已经成为到沈阳观光不可错过的旅游项目,成功进入北京、天津、长春等城市的表演院线,现已发展为一家以文化创意、体验为特色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

体验经济的互动性和烙印性记忆特征同城市形象对外传播具有正关联,也就是说开发、发展文化体验经济能够优化城市形象,而且传播效能巨大。张艺谋利用桂林人文传说与山水风光编导的《印象・刘三姐》,成为增进桂林旅游目的地感召力的助推器,整体提升了桂林的旅游形象。杨丽萍领衔的《云南映象》以歌舞展示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原生态生活画面,拓展了昆明、丽江等城市形象的文化厚度。二者都是以文化体验经济提升城市形象的成功案例。

延伸城市文脉

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文化策略不仅需要发掘、提炼城市文化的遗产,而且需要通过延伸城市文脉以提升、更新城市形象。延伸城市文脉需要通过差异化、个性化策略对城市形象的文化内涵的纵向传播。城市的精神内涵是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因此,城市形象对外传播应以纵向思维,挖掘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历史延绵来展示城市的变迁历程,贯通城市形象的内涵。城市形象文脉的纵向梳理使城市文脉谱系的亮点和精华得以保存、延续和提纯,形成“影子效应”,而为城市文化延续与传承和城市形象代际传播解密读本。在梳理既往、延伸憧憬的基础上彰显城市的个性,提炼新民俗,营造地缘性精神家园,以此提升城市竞争力、发展自信心和形象传播力。

人文地理现象范文1篇11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云南石林旅游形象感知基于游客感知的南宁市旅游形象研究基于居民感知差异的旅游形象研究基于网络游记的大同旅游形象感知研究基于游客感知的旅游地形象品牌研究古镇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基于在线旅游“UGC”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基于在线点评的黄山风景区旅游形象感知研究西塘古镇文化旅游形象提升研究基于居民感知的古镇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武汉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基于网络文本的河南省旅游投射形象研究基于旅游者感知的上海旅游意象研究基于体验经济的古镇旅游研究综述基于怀旧视角的古镇旅游产品开发研究基于民俗视角的“旅游古镇不古”问题研究基于低碳经济的湘西古镇旅游发展研究基于社区参与古镇旅游发展研究基于文本挖掘的自动答疑系统的研究基于文本挖掘的网络媒体报道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故本文选取新浪博客作为博文样本来源，对以“朱家角”为标签的所有博文进行检索，得到2854篇博文。于2011年10月29日使用软件“火车头采集器V2010SP3”采集博文数据，删除死链接和无法打开的网页，最终得到2006年10月1日至2011年10月26日期间发表的2633篇博文所采集博文样本中存在重复样本317篇，非游客游记185篇。经甄别，两类均包含163篇“水都南岸”房地产项目软文，具体表现为3种篇幅较短的广告形式，博文内容对结果影响较小，可忽略不计。除此以外，以转载形式出现的154篇重复游记体现了博主对被转博文内容的认同，具有可供分析朱家角形象感知的功能。非游客游记中包含的另22篇非“水都南岸”广告博文，占全部博文的0.8%，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在可容许的误差范围内，故未做进一步处理。。采用“庖丁解牛”中文分词软件进一步对已筛选的博文进行分词处理，得到65888个词条以及各词条出现频次。按照词条出现频次高低进行排序，剔除冗乱词条，如“大”、“都”、“没”、“要”、“才”、“的人”、“年”等意义较为广泛或没有明显指代的词，计算剩余词条出现频率（每篇博文中平均出现频次），并以此作为后续分析的基础。3朱家角的游客感知形象分析

3.1高频词分析由于样本选取的是以“朱家角”为标签的博文，故“朱家角”在全部博文当中出现频次远高于其他词条，达到10720次。“上海”、“青浦”等指示地理位置的词出现频次也很高，尤其是“上海”一词，表现了游客对朱家角的上海特色的一种识别和认可。“古镇”、“江南”、“水乡”则是朱家角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的高度概括，它富于历史感的明清建筑、“小桥、流水、人家”的中国水乡、小镇特色在游客中有较高认同。朱家角的旅游景点中排名最高的是放生桥，“放生”词条排名第8位，词频为0.36，放生桥的高频出现集中表现了其在朱家角的旅游景点和水乡景观中的突出地位；而下一个词频较高的旅游景点“课植园”总排名仅在第28位，出现频率为0.18；“粽子”相较于其他小吃给旅游者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是朱家角的第3个特色词条，但其出现频率仅为“上海”一词出现频率的十分之一，可见词频前30位的词条出现频率存在较大差异。“周庄”也出现在词频前30位的词条中，可能是由于朱家角具有的江南古镇特点使游客在游览朱家角时也联想到同类型的古镇周庄；而游客对朱家角旅游形象感知的其他词条如“古镇”、“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文化”、“明清”等也很好地印证了游客对朱家角江南古镇形象的认同（见表1）。

表1词频排名前30位的词条及其出现频率排名词条词频出现频率1朱家角107204.072上海48281.833古镇40081.524江南21820.835水乡19790.756桥14720.567青浦12260.478放生12080.469地方9550.3610旅游9280.35排名词条词频出现频率11文化8900.3412时间8650.3313建筑8470.3214小镇7720.2915历史7710.2916流水7500.2817小桥7100.2718人家6770.2619艺术6690.2520朋友6460.25排名词条词频出现频率21淀山湖6330.2422周庄6320.2423特色5920.222景5440.2125中国5200.2026明清5180.2027自然4930.1928课植4760.1829街4400.1730粽子4390.17注：限于篇幅，此表仅列出排名前30位的词条。

虽然这30个词条同为与朱家角形象有关的词语，但与江南古镇形象相关的词条多，而独具朱家角特色的词条很少。下文将对朱家角的感知形象进行分类，进一步讨论朱家角类别感知形象的特点。

3.2不同类别的感知形象分析李蕾蕾（2000）指出，游客首先通过地理空间认知链获得旅游地的空间位置信息与形象特征，而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进一步认知，则体现为对旅游地类型和旅游地地方性的认知。据此，本文截取朱家角的旅游形象词条中出现频率大于0.1的词条，将游客对朱家角的感知形象词条划分为地理位置、旅游地类型形象和地方性形象3类。地理位置形象由游客在博文中提及的地理位置名词构成；旅游地类型形象反映了游客对江南古镇这一类型旅游资源的感知，由于江南古镇大多已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旅游开发，所以我们也将游客博文中出现的“旅游”、“景点”、“门票”、“景区”等词列入类型形象；地方性形象方面，根据网站“朱家角旅游”朱家角旅游网站中文版http：∥/。中的“古镇旅游”栏目以及亲身游览经验，进行了朱家角特有旅游形象词条的选取（见表2）。与表1对照发现，旅游地类型形象在前30位的词条中出现最多，地方性形象出现较少。

表2朱家角旅游地形象的不同类别词条类别词条（按出现频率大小排列）地理位置形象上海、青浦、淀山湖、中国、青浦区旅游地类型形象古镇、江南、水乡、旅游、文化、建筑、小镇、历史、流水、小桥、人家、周庄、明清、自然、景点、游客、门票、商业、石桥、石板、千年、小店、园林、景区、东方、老街、店铺地方性形象由于分词词表未能针对朱家角旅游进行优化设置，故文本切分时产生不完整词条。作者在括号中进行了修正，以期展现特定语境中真实含义。放生（桥）、艺术、课植（园）、粽子、邮局、扎肉、城隍庙、威尼（斯）、北大（街）、阿婆、咖啡注：“千年”、“东方”、“艺术”、“咖啡”等比较富有争议的词语，均返回到博客文本中进行分析并归类。

将表2中的词条按照出现频率降序排列，得到不同类型的感知形象频率曲线（见图1）：

图1不同类别形象词条出现频率

“上海”是地理位置形象中最突出的，也是与朱家角有关的词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古镇”是类型形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而地方性形象中“放生”（放生桥）是游客提到最多的。虽然朱家角的地理位置形象“上海”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然而总体看来，旅游地类型形象不仅在频率上，而且在丰富性方面要高于地理位置形象。从图1中可以看出，地理位置形象出现较强的层次性，在词条出现频率方面表现为：上海>青浦>淀山湖>中国，“上海”出现频率远高于其他词，且高于其他两类形象词条；“中国”出现的频率较低，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地理范围内涵过广，且本文分析的是中文博客，对于处于同一背景下的游客和目的地而言，“中国”一词指代性不强。可见，游客对旅游地地理位置形象感知最强的是旅游地最具代表性最鲜明的地理位置特征，而对其他更加具体或代表性稍差的地理位置形象感知程度不强，从而出现某一地理位置形象十分突出，而游客对其他地理位置形象的感知强度落后于旅游地类型形象的现象。朱家角的旅游地类型形象强于其地方性形象，可见游客游览朱家角后，感知最为强烈的是江南古镇的整体环境氛围，而不是朱家角的地方特色。然而，江南古镇的旅游形象在周庄、乌镇等其他古镇中都可以得到体验。在朱家角有关的博文中，游客也提到了周庄、乌镇、西塘，它们的词频分别为632（0.24）、249（0.094）、237（0.090）。选取博文中提到的可能与朱家角竞争的古镇名称词条以及朱家角类型形象的代表性词条进行共现分析，并运用pajek软件绘制成社会网络图，进一步揭示朱家角与其类型形象之间的指向性关系（姚占雷，等，2011）（见图2）。图中线条的粗细代表共现频率的高低，线条越粗，表明共现次数越多，游客感知中两者的关联更加密切。结果表明，周庄等其他古镇与“江南”、“古镇”、“水乡”、“小桥”、“流水”、“人家”形象均存在关联，其中尤以周庄、乌镇为甚，主要原因是周庄、乌镇在江南古镇中的代表性较强，知名度较高。同时，古镇名称词条常常多个同时出现，表明朱家角与其他古镇的竞争体现在类型形象上，而非体现为与某一特定古镇的竞争。此外，少数游客会在博文中同时提到西递、宏村，但不管从词频大小来看，还是从共现关系看，西递、宏村的形象与朱家角类型形象的差异比较明显，大部分游客能够区分江南古镇与皖南古村落。

图2朱家角若干类型形象词条共现分析

频率大于0.1的词条中，朱家角的旅游地类型形象的词频高于地方性形象频率，地方性形象数量也少于旅游地类型形象。但从全部词条来看，朱家角的地方性形象词条在频率小于0.1的词条中大量出现，表明依靠地方性形象开发旅游产品的潜力较大。由于江南古镇这一类旅游地的形象同质性较强，要在与周庄、乌镇、同里等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竞争优势，就需要挖掘朱家角特色的、地方性的旅游产品，凸显朱家角的地方个性与特色，提高朱家角的竞争差异性，使朱家角地方性形象可以得到更多感知。

3.3感知形象的长尾现象分析对众多旅游细分市场的关注，是长尾理论的一种应用（Lew，2008）。大部分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都着眼于曲线头部更加大众化的、突出的形象词条，而对尾部频次较低的词条并未给予很多关注，这些位于尾部的数量居多的词条提供了旅游地潜在的利基（niche）形象信息，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旅游目的地的开发和营销，而根据利基形象开发的利基旅游产品，可以帮助旅游地有效地抓住小众旅游者（Pan，Li，2010），同时也为目的地区别于其他同类旅游目的地，开发后旅游时代产品，实现差异化竞争提供一种方式。本文应用长尾理论，对代表朱家角游客感知形象的词频前141位的词条及其出现频率进行了曲线拟合（见图3），发现游客感知的朱家角旅游形象呈现出了幂指数分布的特征（自变量的幂为-0.611）。虽然“上海”、“古镇”、“江南”、“水乡”等位于“头部”的词条在频率比重方面占了绝大部分，但曲线出现了一条“长尾”。相较于更加符合“80/20法则”80/20法则，也称帕累托法则，最重要的因子只占少数，不重要的因子占大多数。管理学常用来指80%的价值往往来自20%的因子，剩余80%的因子只占20%的价值。的传统的长尾曲线（乘幂曲线自变量的幂为-1），图3中感知形象曲线的头部占总体的比例小很多，更加凸显了朱家角游客感知形象曲线中“长尾”的意义。从朱家角的游客感知长尾中寻找利基市场利基市场指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能获取利益基础的部分（市场）。在营销中企业为避免与领先者进行正面竞争，而选择被忽视的小市场，提供专门服务并满足其需求，实现差异化竞争。，对于朱家角在江南古镇形象基础上凸显地方性形象，突出地方特色，实现差异化竞争有现实意义。

图3朱家角游客感知形象的长尾分布

3.3.1长尾中的非利基形象朱家角游客感知形象曲线的“尾部”出现了“吃”、“吃了”、“吃饭”、“小吃”、“好吃”、“美食”、“吃的”等与“食”这一旅游元素密切相关的词条，可见朱家角的阿婆粽、扎肉等特色小吃对游客形成了一定的吸引力。北大街即是为游客提供阿婆粽、糕点、蹄、扎肉、酱菜等朱家角特产的主要街巷。形象长尾不同于传统产品的销售长尾。传统产品销售曲线中按产品销售量降序排列，位于长尾中的即为小众旅游产品；而形象长尾中，由于景区规划、旅游者用语习惯等的原因，旅游形象不一定全部为小众的。比如，相较处于曲线的“头部”的放生桥，课植园、大清邮局、城隍庙、北大街等均位处曲线“尾部”。但这并不代表到北大街进行游览购物是比较小众的，可能是由于北大街缺少较为醒目的标识，且游客进行游览时不会刻意去记住街巷的名称，只是将其作为朱家角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说，出现在游客感知形象“长尾”中的不一定为旅游地的利基形象，也不一定是尚待开发的小众旅游产品。因此对于长尾中出现的词条，在进行小众旅游形象挖掘时要仔细甄别。

3.3.2朱家角可开发的小众旅游产品2008年朱家角取消了景区门票，但进入课植园、大清邮局和城隍庙等仍需购买景点门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以江南水乡观光目的为主的大众游客和以深入感受朱家角历史风韵为主的较为小众的游客。目前，课植园、大清邮局和城隍庙是朱家角主要的小众旅游产品，应注重它们的精品化塑造。咖啡店、精品小店、艺术馆、老上海等词条代表了朱家角小众旅游的另一个方面――有着现代气息的文化创意旅游。朱家角区别于其他古镇的优势在于它隶属于上海市。上海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我国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地。朱家角可以借鉴“M50创意园区”和“田子坊”M50创意园是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社区，田子坊是在上海特色的弄堂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创意旅游产品，两者均为上海创意产业的典型。的发展经验，通过引入老上海元素，举办书画等艺术展览，开展文化创意旅游活动。朱家角旅游形象的曲线表现出了较强的多元化特征，游客对朱家角形象的感知比较分散。这便更加需要旅游供给者注重对游客个性化需求的满足，结合本文词频分析结果和朱家角旅游形象特征分析等，可将上海元素和文化创意元素纳入朱家角小众旅游产品的开发中，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4结论（1）游客对江南古镇类型形象的感知强于对古镇具体景点的感知朱家角的旅游开发和营销效果可以由游客的感知得到反映。从游客对朱家角的感知形象来看，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江南古镇的历史文化氛围而不是朱家角具体的旅游景点、旅游产品，而游客对朱家角之行的记载中也常常同时出现多个其他古镇的内容。一般江南古镇的氛围营造对于朱家角整体环境的塑造是必要的，而只有融入上海元素和进行差异化产品开发才是增强朱家角在众多古镇中的旅游竞争力的有效途径。（2）代表性的地理位置特征是识别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标识“上海”作为朱家角的地理位置标识，在游客对于朱家角的旅游形象感知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游客对朱家角地理位置的感知整体而言弱于江南古镇类型形象的感知，但朱家角位于上海市这一独具代表性的地理位置形象却远高于朱家角的其他形象。相较于周庄、乌镇等江南古镇，上海是朱家角的独有标识，朱家角应将这一优势发挥出来，在营销时可以强调朱家角是上海都市边上的水乡古镇，并在开发时注意凸显上海元素。（3）出现在旅游形象“长尾”部分的并非完全为利基旅游形象旅游形象的“长尾”特征为旅游目的地提供了进行小众旅游市场开发的依据。但游客感知的旅游形象“长尾”与销售产品的“长尾”不同，由于受到旅游者用语习惯、语境以及目的地规划等的影响，形象“长尾”当中并不一定全部为利基形象，如“北大街”出现在朱家角旅游形象曲线的尾部，却不是朱家角可开发利用的小众旅游产品。需要在具体分析时进行目的地小众旅游形象的认真识别和区分。（4）开发小众旅游产品规避同质化竞争朱家角旅游形象的长尾分布呈现出朱家角旅游形象的多元化特征，可以通过甄别具有鲜明个性的利基形象进行相应的小众旅游产品的开发，增强和凸显朱家角的地方性形象，从而避免与其他古镇在类型形象方面的过度同质化竞争。加入老上海元素和发展文化创意旅游可以作为朱家角进行小众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白凯，马耀峰，游旭群.基于旅游者行为研究的旅游感知和旅游认知概念[J].旅游科学，2008（1）：2228.

[2]程乾，付俊.基于游客感知的古村落旅游资源评价研究[J].经济地理，2010（2）：329333.

[3]冯捷蕴.北京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中西方旅游者博客的多维话语分析[J].旅游学刊，2011（9）：1928.

[4]高军，马耀峰，吴必虎.外国游客对华旅游城市感知差异――以11个热点城市为例的实证分析[J].旅游学刊，2010（5）：3843.

[5]韩家炜，孟小峰，王静，等.Web挖掘研究[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01（4）：405414.

[6]贾跃千，宝贡敏，路文静.基于国籍差异的杭州市入境旅游市场目的地感知形象研究[J].经济地理，2009（3）：510515.

[7]李蕾蕾.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空间认知过程与规律[J].地理科学，2000（6）：563568.

[8]王岚，张捷，曹靖，等.游客感知视角下的旅游地可进入性评价研究――以九寨沟风景区为例[J].人文地理，2010（2）：144148.

[9]乌铁红，张捷，张宏磊，等.旅游地属性与旅游者感知态度和购后行为的关系――以九寨沟风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9（5）：3642.

[10]薛会娟.旅游地感知场的形成机理及管理对策探讨[J].人文地理，2008（1）：98101，97.

[11]杨杰，，苑炳慧.熟悉度对旅游形象感知行为影响研究――以重庆市民对上海旅游形象感知为例[J].旅游学刊，2009（4）：5660.

[12]姚占雷，许鑫，李丽梅，等.网络游记中的景区共现现象分析――以华东地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为例[J].旅游科学，2011（2）：3946.

[13]余意峰，保继刚，丁培毅.基于旅游经历的目的地吸引力感知差异研究[J].旅游学刊，2010（5）：5155.

[14]张高军，李君轶，张柳.华山风景区旅游形象感知研究――基于游客网络日志的文本分析[J].旅游科学，2011（4）：8487.

[15]AkehurstG（2009）.Usergeneratedcontent：theuseofblogsfortourismorganisationsandtourismconsumers[J].ServiceBusiness，3（1），5161.

[16]ChoiS，LehtoXY，MorrisonAM（2007）.Destinationimagerepresentationontheweb：ContentanalysisofMacautravelrelatedwebsites[J].TourismManagement，28（1），118129.

[17]LewAA（2008）.Longtailtourism：Newgeographiesformarketingnichetourismproducts[J].JournalofTravel&TourismMarketing，25（34），409419.

[18]LitvinSW，GoldsmithRE，PanB（2009）.Electronicwordofmouthinhospitalityandtourismmanagement[J].TourismManagement，29（3），458468.

[19]PanB，LiXR（2010）.Thelongtailofdestinationimageandonlinemarketing[J].AnnalsofTourismResearch，38（1），132152.

[20]PanB，MaclaurinT，CrottsJC（2007）.Travelblogsandtheimplicationsfordestinationmarketing[J].JournalofTourismResearch，46（1），3545.

ResearchonTourists’PercievedImageofAncientTownUsing

WebTextMiningMethods：ACaseStudyofZhujiajiao

WANGYuan，XUXin，FENGXuegang，WUWenzhi

（BusinessSchool，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人文地理现象范文篇12

【关键词】西方/中国形象/观念史

如果从《马可·波罗游记》(约1298)问世算起，西方的中国形象已经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研究该形象的历史，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问题值得注意：

一、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在理论上，它必须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它必须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

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它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

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笔者在上述三个层次上，尝试提出并规划该研究中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域。

一

首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注：马可·波罗时代之前，西方就有关于中国的传说，我们从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知道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说法”，笔者在《永远的乌托邦》一书里，也从古希腊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但这些传说毕竟虚无缥缈、难以稽考，甚至经常难以确定地理与国家所指是否中国。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将此前西方关于中国的传说，当作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史前史，一则是因为蒙古帝国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西方第一次有可能“发现”与“发明”中国，一时间出现许多表述中国的文本，而且这些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已经表现出某种套话性或话语性，不外是重复强调大汗的帝国疆土辽阔、物产丰富、君权强大，二则，此时出现的中国形象，不仅指涉明确、特征鲜明，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大的神话，从马可波罗时代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早期，虽然强调点有所变化。三则，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西方文化开始将中国作为文化他者，想象构筑一个具有确定乌托邦或意识形态意义的中国形象。比如说，马可·波罗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早期的世俗精神、绝对主义君权、海外扩张欲望的隐喻。)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0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归来，写出《鲁布鲁克东行记》。(注：参见《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虽然没有踏上中国土地，但他们游记中介绍的“契丹”，确实就是中国。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把“契丹”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开启了马可·波罗前后两个世纪的“契丹传奇”，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大汗统治下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

蒙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从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1347年马黎诺里从刺桐登船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到中国的欧洲人，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00人。从1247年柏朗嘉宾写作《蒙古行记》到1447年博嘉·布拉希奥里尼完成他的《万国通览》，整整200年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其中包括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诗歌——都出现有关契丹、蛮子的记述。(注：这些文本现存的主要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247年)、《鲁布鲁克东行记》(1255年)、《马可·波罗游记》(约1299年)、孟德·高维奴等教士书简(1305-1326年)、《鄂多立克东游录》(1330年)、《大可汗国记》(约1330年)、《通商指南》(约1340年)、《马黎诺里游记》(1354年)、《曼德维尔游记》(约1350年)、《十日谈》(1348-1353年)、《坎特伯雷故事集》(1375-1400年)、《克拉维约东使记》(1405年)、《万国通览》(1431-1447年)、《奉使波斯记》(1436-1480年)。这些文本的作者有教士、商人、文学家；文体有历史、游记、书信、语录体的记述(后者如《万国通览》)，还有纯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既有高雅的拉丁语，也有通俗的罗曼语或法-意混合语。至于文本的内容，既有记实、也有虚构，而且经常是记实与虚构混为一体。)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基督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可能是最诱人的地方。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指出，蒙元世纪欧洲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马可波罗一家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为中世纪的欧洲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使欧洲船只来到明朝中国海岸的这一海上事业的全部活动，应该看作是‘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的余波。”(注：(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5、137页。)

1250年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在中世纪晚期的东方游记中，影响最大的数《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马可波罗游记》是最让西方人想入非非的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马可·波罗游记》有关中国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1.物产与商贸2.城市与交通3.政治与宗教。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契丹传奇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值。契丹蛮子，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物质繁荣。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蒙古治下的中国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欧洲来说，都算得上是人间天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也需要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因为这是他们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一种启示。物质化的契丹形象可以激发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使其变成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的动力。

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的传奇。正如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契丹话语中传奇化的大汗，则成为权力与荣誉的象征。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的文本中，都有对大汗威仪的描述。在大汗的形象中，隐约透露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世俗政治理想。马可·波罗的故事主要流传在南欧、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中世纪晚期的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读另一部流传广度几乎与《马可波罗游记》不相上下的东方故事——《曼德维尔游记》。1500年之前，欧洲各主要语种都有了《曼德维尔游记》的译本。今天我们可以见到的《曼德维尔游记》的手抄本有300种之多，而《马可波罗游记》则只有119种。曼德维尔爵士是位“座椅子上的旅行家”，旅行故事都是他虚构的，他也像其他游记作者那样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赞叹中国的物产丰富、城市繁荣，然而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章节里，大汗的故事占去70%的篇幅。大汗国土广大，统治严明，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像土耳其的苏丹，大汗有100多位妻子，大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长老约翰也没有他伟大。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东方知识的百科全书了。(注：详见周宁著、编注：《契丹传奇》，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在理论前提上。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有真理与错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文化的表述(注：霍尔研究文化的意义时使用“表述”(representation)，他认为“表述”是同一文化内部成员生产与交换意义的基本方式，它将观念与语言联系起来，既可以指向现实世界，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参见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editedbyStuartHall,London:TheOpenUniversity,1997,ChapterI,“TheWorksofRepresentation”.)，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就不必困扰于西方的中国观是否“真实”或“失实”，而是去追索西方的中国想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延续的。蒙元世纪大旅行草草结束，但西方关于中国的乐园传说，却在社会不同阶层间流传，直到伊比利亚扩张，从“世界上最远的海岸”(指中国)带回最新的消息。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个浪漫的时代，新消息与旧传说、知识与想象、虚构与真实，使人们的头脑与生活都分外丰富。尽管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传奇与历史混杂，甚至许多欧洲人还无法判断契丹或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中的国家，但理想化的“大”的形象已经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契丹传奇的继续，但已经有了更多的历史意义。门多萨神父的《大志》出版，标志着契丹传奇时代的终结。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西方文化开始将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他们自身文明的文化乌托邦。这既是一次发现又是一次继承，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越来越多地渗入中国形象，一个财富与君权的物质化的契丹形象转化成一种文化智慧精神与道德秩序的形象，契丹神话中的某些因素被遗忘了，某些因素又被植入新的中国神话中，当他们描述中国人口多、国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错、财富丰足时，我们感到契丹神话仍在继续。而当他们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勤劳时，我们又感到一种新话语或新神话的诞生，因为后者的精神价值明显高于物质价值。

中国形象从西方的地理视野进入哲学视野，从物质欲望进入文化向往。门多萨神父奠定了大形象的基础，以后金尼阁、卫匡国、基歇尔神父又不断丰富，敏感开放的文艺复兴文化首先从宗教、历史、文化、人性等角度为中西文明确定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可能是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也可能是人文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总之，一个共同的起点是文化理解与利用的前提。当传教士们穿凿附会地证明中国民族、宗教、语言的神圣同源性时，哲学家们也开始思考这种同源性是否可以引渡到世俗理念中去。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导是否有共同的含义?中国的城市管理是否可以作为欧洲城市管理的范型?由伦理观念规范的社会秩序是否可以代替法律的约束?由文人或孔子思想培养出的哲学家管理国家，是否可以成就一种现世理想?(注：详见周宁著、编注：《大》，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西方开始在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的文化背景中，在乌托邦想象的传统视野中，构筑并解读中国形象的文化意义。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

中国以“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早期启蒙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中，标志着欧洲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启蒙哲学家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孔教乌托邦的观念与制度原则中。这是他们利用中国形象将乌托邦渡入历史的主要依据。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乌托邦将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地图上移到启蒙运动中的世界历史中，证明乌托邦具有地理与历史的现实性，是历史的机会。“孔教乌托邦”体现着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如果欧洲君主都像中国皇帝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不再是乌托邦了。改造世界从改造君王开始，启蒙主义者期望通过理性的建立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的君主，成就人类幸福与正义。启蒙主义者都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坚信，人一旦掌握并运用了理性，所有的乌托邦都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变成现实。孔教乌托邦成为启蒙主义者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注：详见周宁著、编注：《孔教乌托邦》，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二

我们在一般社会想象意义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注的问题是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不仅涉及不同时代流行的特定的中国形象如何表述如何构成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的方式，揭示西方中国形象叙事中那种普遍性的、稳定的、延续性的特征，那种趋向于套话或原型的文化程式。从1250年前后到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断被美化；从早期资本主义世俗精神背景下契丹传奇，到文艺复兴绝对主义王权期待中的大神话，最后到启蒙理想中的孔教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化的一致性与延续性来。解释这种形象及其传统的意义，除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早期的中西关系之外，还有西方现代的文化心理结构。

西方美化中国形象的传统在“中国潮”(注：17-18世纪间，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称“中国潮”(Chinoiserie)。它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世纪达到高峰，“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注：ChinaandEurope:IntellectualandArtisticContactsintheEighteenthCentury,byAdolfReichwein,KeganPaul,Trench,Trubner&Co.,Ltd.1925,P25-26.)

“中国潮”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中国潮”的发起人起初是商人与传教士，后来是启蒙哲学家，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他们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判现实的武器。在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西方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形象已经经历了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注：详见周宁著、编注：《世纪中国潮》，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潮”是契丹传奇以来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的高潮。“中国潮”在启蒙运动中期达到顶峰，退潮也开始了。人们普遍注意到，1750年前后，欧洲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突然出现，瞬间完成的，但转变的幅度依旧令人吃惊。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代结束了。欧洲文化当年对中国的热情几乎荡然无存，如今除了贬抑与厌恶之外，更可怕的是遗忘。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普遍关注这次转变，但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还不是这次转变如何发生，而是要解释这次转变何以发生。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更多地属于观念史或知识社会学研究，它试图从历史中不断变化的、往往是非连续性的观念与想象中，寻找某种文化策略与逻辑。文本是唯一的依据，而作为文本的语境出现的现实，在此也不是指文本所反映的现实对象(如中国)，而是构成文本写作的社会语境与话语策略(西方文化)。西方的中国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启蒙运动中中国形象逐渐转变，造成这种观念变化的，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的文化精神与中西贸易与政治军事关系方面的变故。可以这样说，真正使中国形象改变颜色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启蒙运动文化观念本身的进步，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开明专制主义到共和主义、从传统的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到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法国开始大革命，封建专制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楷模了。二是西方扩张中与中国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异域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与想象；

二、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

三、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述或象征。赛义德在对东方学概念进行限定性说明时，强调异域想象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特定时代东西方之间存在的那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决定着西方“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注：(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在此意义上，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与转化、断裂与延续，也不仅是纯粹的观念与文化的问题，而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紧密关联。

首先是西方现代扩张史上中西权力关系的变化。西方的中国形象与西方的现代扩张的历史，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蒙元世纪西方人走向世界，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出现了。1250年是西方人的世界知识的起点，也是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起点。蒙元世纪西方的大旅行瞬间开始又瞬间结束。蒙古帝国崩溃、奥斯曼土耳其扩张，又将西方压制在欧亚大陆的西北角，直到新航路发现，西方扩张在西半球与东半球同时开始。他们征服了美洲，但在亚洲的经历却并不顺利。葡萄牙开辟了以果阿为中心的东方贸易网，荷兰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个贸易网，将中心从印度西海岸移到更远的东南亚的巴达维亚，并且使贸易更加系统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西方扩张势力只在亚洲边缘建立了一些贸易点和军事要塞，而且除了在东南亚，所有这些贸易点或军事要塞都岌岌可危。可以说，直到18世纪，东西方势力对比中，东方相对而言依旧强大。亚洲的游牧文明扩张达到历史的高峰，他们在波斯建立了萨菲帝国，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中国建立了满清帝国。这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结合的东方帝国，虽然在经济技术上都已相对停滞，但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的扩张仍在继续。

中国潮在欧洲出现的那个世纪里，西方扩张进入了一个停歇与调整期。165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衰落，西方扩张的第一次高潮已经结束。西方进入东方的扩张势力，基本上被阻止在东方帝国的海岸上。这种局势直到1750年前后发生转变。此时，欧洲已经能够大批生产瓷器，工艺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基本上可以满足西方社会的需求，无须再大量地从遥远的中国高价进口。瓷器的价格跌落了，进入寻常百姓家，漆器壁纸的欧洲产品甚至比中国进口的还优秀。英国人喝茶上瘾，商人们大量贩运茶叶，17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与广东的直接贸易，茶税从世纪初的100%降到世纪中的12.5%，茶价一路下跌，1750年英国年进口的茶叶已达到3700万磅，茶也成了寻常百姓的日常饮料。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国人需要的东西：鸦片。他们将印度的鸦片运往中国贸易茶叶，英国对华贸易出现顺差。英国东印度公司基本上控制了印度次大陆，欧亚贸易中亚洲从出口成品到出口原材料，欧洲不仅占有经济优势，而且也表现出政治军事优势。欧亚贸易已从重商主义自由合作贸易进入帝国主义殖民劫掠贸易时代。试想一个贫困的、出产廉价产品和原材料的、被掠夺的、即将被征服的国家，能够令人仰慕令人重视吗?欧洲的中国形象与欧洲的中国茶同时跌价。人们可以追慕那些富裕先进的国家民族的习俗风格，但不会效仿落后堕落的国家的生活、思想与艺术风格。

1750年前后在西方扩张史、东西方关系史和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750年前后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扩张的第三波开始。同时，衰落出现于所有的东方帝国，首先是萨菲王朝，其次是莫卧儿，最后是满清帝国。世界格局变了，英国军事与经济实力已强大到足以打破旧有的平衡。在整个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及时避免了革命的消耗，又放弃在欧洲争取霸权，他们一边发展国内经济，一边继续海外贸易，加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他们在美洲与印度战胜了法国人，普拉西战役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化统治的建立，对英国本土来说，有助于完成工业革命，对东方扩张来说，赢得了打开中国的基础。首先是英国人用印度的鸦片扭转了西方三个世纪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其次是英国以印度为基地，用印度的补给与雇佣军赢得了鸦片战争，西方持续三个多世纪向东方扩张的进程临近完成。在世界现代化竞逐富强的进程中胜出的西方，还有可能继续仰慕一个愚昧专制停滞衰败的东方帝国吗?

其次，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变化，也是中国形象转型的重要原因。现实世界中西方物质权力关系，影响着西方表述中国的话语模式。西方的中国形象在1750年前后发生转变，是有其深远的现实政治与经济原因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西方文化心理本身的结构变化方面的原因。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它并不一定再现中国的现实，但却一定表现西方文化的真实，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现代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揭示出西方社会自身所处的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博岱在《人间乐园》一书中提出，考察近现代欧洲与非欧洲人的关系，应该注意到两个层次与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层次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观念的、文化的或神话的层次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层次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注：参见ParadiseonEarth:SomeThoughtsonEuropeanlmagesofNon-EuropeanMan,byHenriBaudet,Trans,byElizabethWentholt,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65.)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认同与世界规划的组成部分。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推进，起初是贸易与传教，启蒙运动之后，又自命肩负着传播推行现代文明的使命。这种扩张是自我肯定与对外否定性的。外部世界是经济扩张军事征服政治统治的对象，也是传播基督教或推行现代文明的对象。但同时，西方文明在观念与心理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冲动，这是一种自我否定与对外肯定的心理倾向。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的东方神话。而东方神话也是理解西方历史上中国崇拜的一个必要的心理文化背景。

东方神话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源头，两希传统(古希腊与希伯莱)中都具有深厚的东方情结。古希腊文明来源于近东文明，对于东方世界，古希腊文化心理中既有恐惧又有向往。这种心理延续到中世纪，恐惧来自于伊斯兰威胁，向往则指向传说中盛产黄金的印度与长老约翰的国土，马可·波罗的契丹传奇又将这种东方向往转移到中国。中国变成西方想象中的世俗天堂。地理大发现是一场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西方对自身、世界、历史的看法。改变对自身的看法是，西方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也不是最优秀的文明，由此形成一种宗教与文化上的宽容精神，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在于发现世界是人的世界，由不同民族国家习俗法律组成，不是人与怪物的世界，改变历史的看法在于，历史体现为一种文明的进程。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观点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在启蒙运动中达到高潮。

东方神话发动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似乎又确证了东方神话。当大作为优异文明或现世乌托邦出现在启蒙文化中时，中西关系在观念心理层次上对西方文化的巨大的“现实价值与神话般的力量”就实现了。在社会生活方面，它是时尚与趣味的乐园，在思想文化上，它是信仰自由与宽容的故乡，在政治制度上，它是开明君主制度甚至哲人王的楷模。东方产生优异的文明。东方神话在形象中获得了某种新的、现实的解释。启蒙运动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启蒙主义者相信，对广阔世界的了解，能够使他们更好地认识与改造自身的文化。在启蒙理性的背景上，有一种深厚的乌托邦冲动与浪漫主义精神。他们不仅仰慕的文明，甚至以伊斯兰文明批判欧洲文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扩张征服外部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却敬慕颂扬这个正不断被他们征服的世界。在东西关系上，现实层次与观念层次的倾向完全相反，但又相互促进。对东方的向往与仰慕促动政治经济扩张，扩张丰富的东方器物与知识，又在推动已有的东方热情。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又相辅相成，这就构成一种历史张力。

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随着西方整个的东方主义话语的转变而转变，这里除了东西现实权力关系的变化外，西方现代性文化结构自身的变化，也不可忽视。西方现代性从早期开放的解码化的时代进入逐渐封闭的再符码化时代。明显的标志是：

一、“古今之争”尘埃落定，明确现代胜于古代，今人胜于古人；

二、地理大发现基本完成，世界上再也没有未发现的土地，而在已发现的土地上，还没有人间乐园；

三、西方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西方摆脱中世纪以来那种对神圣、对古代、对异邦的外向型期望与崇拜。西方文化视野从古代异域转向现代西方，价值取向也向心化了。启蒙哲学家在理性启蒙框架内构筑的世界秩序观念，是欧洲中心的。首先是进步叙事确立了西方的现代位置与未来指向，所有的异域文明都停滞在历史的过去，只有西方文明进步到历史的最前线，并接触到光明的未来。然后是自由叙事确立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西方之外的国家，都沉沦在专制暴政与野蛮奴役中，最后是理性叙事，启蒙精神使西方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一片光明，而东方或者整个非西方，依旧在愚昧与迷信的黑暗中。在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价值秩序中，中国形象逐渐黯淡了，马可·波罗时代以来500年间西方美化的中国形象的时代也结束了。

三

尽管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生成与变化，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相关联，但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系统，最终来自西方文化本身，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意识与无意识。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现代性是一个核心概念。一则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并且与西方现代历史具有相同的起点(注：笔者认为，西方现代的起点在1250年，而不是1500年。参见拙文：《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他者》，《粤海风》2003，3。)；二则是作为西方现代文化自我的投射，西方的中国形象只有在西方现代性叙事语境中，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西方曾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代开放的现代性叙事中赞美中国，又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自足的现代性叙事中批判中国。启蒙大叙事(注：大叙事(Grandnarrative)又称元叙事(Meta-narrative)，指统摄具体叙事并赋予知识合法性的某种超级叙事，如启蒙运动构筑的有关现代性的一整套关于理性、自由、进步、人民等主题的宏大叙事，不仅确立了知识的规范，也确立了权力的体制。因此，大叙事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主宰叙事”(Masternarrative)。参见(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岛子译：《后现代状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与自由为价值尺度的世界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的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为文明或野蛮，优等或劣等，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专制中的民族，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就成为正义的进步与自由的工具……

西方现代性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关系。在精神上是愚昧的、道德上是堕落的、政治上是专制的、历史上是停滞的，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诸如理性、素朴、自由、进步等完全相反。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

如果说1250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则是其间最重要的转折点。否定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750年前后，标志性的时间或文本，是1742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旅行记》出版与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环球旅行记》介绍的那个贫困堕落的中国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分析的那个靠恐怖的暴政统治的中国，逐渐改变着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印象。此后的一个世纪间，邪恶堕落的东方专制帝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被加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没有明显的经济与政治效果，文化作用却很大，使团带回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足以“令中国人名声扫地”。半野蛮的专制帝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行将覆灭，那里“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中国形象终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封闭、停滞、邪恶、堕落的鸦片帝国，沉入西方想象的东方黑暗的中心。

西方现代早期的那种外向超越、离心开放的价值取向，在启蒙运动中发生变化，18世纪后期出现的否定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达到高潮。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特征，主要表现在东方专制愚昧、停滞野蛮的形象上。进步与自由又是西方现代性“大叙事”中的核心概念。中国形象作为“他者”，正好确定了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对立面：停滞与专制。在西方现代文化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意义就是表现差异，完成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认同。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

文明停滞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8世纪末，其出现的语境是启蒙主义以欧洲的进步为核心的世界史观。在这一语境中，他们确定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探讨停滞的原因，既可以证明西方文化的价值与优胜，又可以警戒西方文化不断进取，并为西方扩张与征服提供意识形态根据。西方曾经羡慕中国历史悠久，但很快发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正在堕入野蛮的国家。文明的悠久与停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当历史悠久同时意味着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孔多塞与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转折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的中国文明特征：停滞与衰败，以及停滞与衰败的原因：东方专制主义的愚昧暴政。(注：参见拙文：《停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书屋》，2001，10。)

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出现于启蒙运动后期的法国与英国，到19世纪初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最完备的解释，从而作为标准话语定型。它既表现为一种具有教条与规训意义的知识，又表现为具有现实效力的权力。在理论上说明中国的停滞，进可以为殖民扩张提供正义的理由，退可以让西方文明认同自身，引以为戒。永远停滞的民族，自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只能成为其他民族的一面镜子。永远停滞的民族，自身也不能拯救自身，只有靠其他民族的冲击。进步是人类历史的法则，停滞是取得共识的“中国事实”。一旦这些问题都确定了，西方入侵中国就可能成为正义之举，在观念中唯一的障碍，如今只剩下人道主义在历史中设置的道德同情。

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提供了思想武器，但并没有完成其必然的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进化概念取代进步概念，避免了启蒙思想的温情，进化的过程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残酷过程，适者生存，不适者就不生存，在进化的普遍法则中，过程的残酷与痛苦都是必要的。优等的欧罗巴民族创造的优秀的西方文明，最终消灭取代劣等的东方民族及其停滞落后的文明，就不仅是一个必然的进程，而且是正义的。文明的进行曲由优等民族的凯歌与的合奏，一半是创造，一半是毁灭。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科学中的“适者生存”的观念植入社会科学解释历史的发展，“进步”变成了“进化”。表面上看，它更科学了，实质上，在科学的面具下，知识已偷渡成意识形态。

犹如进步与自由是启蒙大叙事的一对紧密相关的肯定性概念，停滞与专制也是一对紧密相关的否定性概念。的专制主义形象一旦确立，在不断传播、重复的同时也不断确定、丰富，逐渐普遍化、自然化为一种“常识”，作为话语将全面地左右着西方社会的中国的视野与个别文本的话题与意义，以致于实践领域的中西关系或西方对华政策。话语指历史中生成的有关特定主题的一整套规训知识、发挥权力的表述系统。话语假设语言与行为，观念与实践都是不可分的，话语不仅决定了意义与意义表现的方式，还决定了行为的方式，甚至行为本身也是话语。西方的中国东方专制主义形象将中国确定在对立的、被否定的、低劣的位置上，就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福柯认为话语中知识/权力是不可分离的，知识不仅假定“真理”的权力而且使权力变成真理。一旦你确立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观念，并肯定民主消灭专制，文明征服野蛮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如果再将中国形象定位在专制与野蛮上，西方掠夺性的野蛮战争就获得了“正义”的解释与动机。

我们在三个层次上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首先，探讨马可·波罗时代以来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观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在何时又如何生成的，在什么社会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的；其次，分析西方关于中国的中国形象叙事的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以及该体系在空间上的扩散性与时间上的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表现出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成为一种文化程式，又如何控制个别文本表述的；最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暗含的权力结构，分析它作为知识与想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渗透权力并发挥权力，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并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的物质与文化霸权的。

西方构筑的停滞专制的形象，是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塑造一个被否定的、邪恶的中国形象，不仅为鸦片战争与殖民统治掩盖了贸易与战争的罪恶根源，而且为掠夺与入侵提供了所谓“正义的理由”；不仅赋予西方帝国主义者以某种历史与文明的“神圣权力”，而且无意识间竟可能让西方霸权秩序中的受害者感到某种“理所当然”。这种定型化或类型化的中国形象，与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扩张同时出现，不仅说明现实权力结构在创造文本，文本构筑的他者形象也在创造现实，巩固这种秩序。这是话语的权力层面。(注：参见周宁著、编注：《鸦片帝国》、《第二人类》，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我们很容易为西方的中国形象下一个赛义德式的定义：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与“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中国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辞技巧，体现出观念、文化和历史中的权力结构，不断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在此定义的前提下开展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可以将七个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看作一个连续性整体，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展开，延续变化但又表现出某种结构性特征的、由各种不同的印象、想象、比喻、象征、观点、判断等构成的织品。在这一整体性的中国形象话语中，许多思潮是纵横交错的，同一素材在不同时代不同视野中，可能显示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因此，我们研究的问题与领域，不论是断代还是专题，都难以做到界限清晰，不仅素材是相互交织的，观点也相互关联。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所指，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虚构的空间，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两种中国形象的转化，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发生在1750年前后，启蒙运动的高潮时代。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依旧表现出两种类型，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从一种莫名的恐慌开始，到另一种莫名的恐慌结束。(注：参见周宁著、编注：《龙的幻象》，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