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合制度范文篇1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主体联合需求与法律限制间的矛盾

自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至今已三年有余。合作社的成立使得原先处于弱势的零散农户在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改善市场地位、提高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水平，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了农业经济规模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带动了特色农产品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广大合作社成员本身经济实力的客观限制，广大中小型合作社发展至规模边缘的时候，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就必然面临着客观条件的制约。为此，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这一新生事物应运而生。

在当前法律框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独立主体资格(包括主体资格及经营资格)在全国范围内尚未被完全承认。目前，仅有少数地区在地方性法规或行政规章中明确了该类经济实体的性质及登记形式。大部分地区的合作社联合体的立法和登记工作还停留在尝试或观望阶段，使得部分合作社联合体在打响联合产品品牌、进行大单交易以及进一步掌握市场主动权等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一方面，联合社所具备的种种优势相对于零散农户更加明显。例如，芦笋为上海市崇明县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其独特的口感及富含的营养成分使得这一特色农产品在上海地区乃至全国范围都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不少农户因此成立了专门的芦笋种植专业合作社，并逐步走上增收致富的道路。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影响，辖区内以“上海绿笋芦笋专业合作社”为首的6家果蔬种植合作社自发组成了产销一体化、同步化的联合体，并自2010年3月起开始试运行，截至同年7月，即实现销量432万市斤、产值1379万元、均价3.19元／市斤，同比上升14.75％；由于联社实现的信息、技术共享，使得成员社的种植技术水平普遍提升，芦笋平均产量由650市斤／棚增至738市斤／棚，增幅13.5％：每棚收益也由1807元增至2354元，净增30％。同时，联社自身还通过统一规划的物流运输、仓储保藏等手段直接实现利润60余万元。近期联社还准备向市场打出自主品牌，并将已申请的注册商标予以推广。由此可见，联合社的效应不仅在于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市场面的拓展、市场定价权的提升、经营成本的降低，还体现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品牌效益的推广。如此“利社利农”的举措，必然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巨大潜在需求。为此，在上海市工商局的大力支持下，2010年9月3日上海市首家专业合作联社――“上海崇明芦笋种植专业合作联社”在崇明工商分局正式登记注册，并在法律框架内首次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名称表述，首次使用了“专业合作联社”字样的组织形式；二是突破了成员组成方式，联社成员全部为已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另一方面，《合作社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由此可以认为：当前合作社的成员组成80％以上必须为农民身份的自然人。顾名思义，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由有联合需要的各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组成，显然与《合作社法》不符，而当前也并没有专项的法律规定对这一联合体的存在形式予以支持。这就导致了合作社联社面临着法律上的尴尬地位，这同时也是大多数地区至今不敢进行登记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鉴于此，随着合作社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其主体联合需求与法律限制间的矛盾愈发尖锐。

二、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出资主体范畴的合理延伸及理由

合作社发展中主体联合需求与法律限制的矛盾客观存在。我们无法抹杀经济发展中的客观需求，解决矛盾的关键点就在于如何实现法制上的突破或政策上的创新，为其可行性寻求合理的支持。

现行的做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引导合作社联合体设立社团法人，以协会或其他方式取得法律地位；另一种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类型法人的基础上进行突破，成立同样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联合社。相比两种方案，前者方式简便，不突破当前法律框架，但缺陷在于因不具备经营资格，无法直接参与经营活动，不能有效代表成员社对外开展业务活动，也因此对成员社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管理能力。而后者虽形式上突破了现有法条内容，但从经营管理模式的角度上却完全契合合作社实际发展需求，较易于被广大合作社所接受。因此，在当前合作社经济发展的形势下，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做法。当然，不排除有需求和条件的合作社结合两种方案同步进行。

同时，从我国各地区的做法来看，也早有先试先行者对此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突破。早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相关学者就对北京市密云县奶牛合作联社的典型案例展开研究分析，并形成了三个基本推论：第一，走向联合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联合的形式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并无固定范式；第二，政府对于合作社联合社的扶持不可或缺，但应当有个“度”的界限；第三，合作社联合社的发展道路并不一定要“自下而上”，关键在于基层社是否存在对联合的强烈需求，在于联合社的运行能否坚持独立、自治、民主的精神。江苏省于2009年11月23日通过的《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更是以地方性法规的方式明确了“两个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可以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登记，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由此可见。不论是在联社的实际运作上还是在相关的法制建设上都已有成功的经验。

再者，《合作社法》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也就肯定了合作社对外进行投资的合法主体资、格。同时从《合作社法》立法本意出发，“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才是关键所在。而正如诸多实例所证，联合社的成立所带来的种种经济效应无疑是有利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的，虽然从形式上看。联合社的成员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而非自然人，但是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本身的成员构成上看，同样

也是由80％以上的农民所组成，所以从联合社成员组成的本质上说，以合作社作为联合社的成员亦符合有关的法律精神。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登记模式探讨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作为合作社经济的新生事物，上海地区尚未出台专项登记管理规定，为此笔者结合当前上海郊县合作社发展的实际，以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登记为前提，对当前的登记模式提出初步建议。

(一)登记制度的基础立足于现有登记法规，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联合社的登记上升至立法层面。若联合社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形式进行登记，则登记模式应当遵守《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部分对成员限制的条款例外)。登记程序上可参考现行的合作社登记注册程序，对于符合条件的，登记注册后颁发《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免收登记规费。当然，为进一步确认其法律地位，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考虑通过立法手段明确其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

(二)业务范围的限定应考虑联合社的特殊作用，对《合作社法》所规定的范畴进行合理延伸。联合社与合作社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作为成员社的统筹部门所具备的统筹经营管理的职能，《合作社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并未对合作社具体可经营的业务范围作明确限制，其中“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已涵盖了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职能。为此，建议联合社的业务范围除基本的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具体范围(如种植、养殖、技术服务等)之外，可以增加有关业务范围，表述为“为成员社提供市场经营、生产管理的有关技术、信息服务。”

(三)登记材料的提交和审查应建立相关的标准，区别于普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基于联合社成员的特殊性，提交和审查登记材料的有关标准和要求也应有所改变。一是开放联合社的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允许2个以上合作社成立联合社，名称字号组成为“行政区划”+“字号”+“行业表述”+“组成形式”(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或联社)；二是成员主体资格的证明文件由身份证、户口簿等文件统一变为成员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三是不再审查成员的农民身份，但出于行业联合的考虑，应对成员社的行业类别是否相同或相近进行审查；四是对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的软件系统进行相应调整。

新农合制度范文

关键词：新农合制度筹资机制民主监督财政转移支付筹资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其筹资机制越来越成为新农和制度发展的障碍，因而，加强对新农合制度资金筹集机制的研究，破解筹资困境成了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现有文献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的研究集中在新、旧筹资制度的比较、筹资制度主体行为分析等方面，多采用社会学分析方法，实证分析较多，规范分析较少，总体而言，忽视了新农和制度建立的原则，进而导致了缺乏有效性的运行机制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从构建新农和制度筹资机制的原则为基点，试图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进一步深入挖掘，以求在破解当前的筹资困境的讨论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为制度可持续运转提供一些建议。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筹资困境

尽管新制度设计较传统制度的定位有新的突破，但仍存在着重大制度性缺陷。这些制度缺陷是筹资困难的主要原因，有可能导致制度运行陷入非绩效的恶性循环，最终陷入新农合利益相关主体如农民、政府、医疗机构三方的博弈困境，很难实现弱势群体农民的真正最大化保障水平，同时给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医疗机构却表现出严重的行为扭曲，主要表现在：

1.农民的参合意愿下降

从农村居民医疗服务保障需求看，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39.5‰，呼吸、消化和泌尿系统等感染性疾病成为农村居民常见病、多发病，循环系统、运动系统等慢性疾病的患病率明显上升，农村居民面临感染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双重威胁。但是由于政府前期政策的惯性作用，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直线下降，农民心存疑虑，最终不愿参加。同时，经济欠发达地区，窘困的经济状况使他们只能应付温饱，无力考虑健康保障问题，导致了农民对合作医疗的参与需求不足。

2.政府的筹资责任缺陷明显

在中央政府方面，随着分税制的施行，中央政府对包括卫生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财政转移支付和投资严重减弱。政府允许公共卫生机构开展有偿服务弥补不足，在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目的驱使下，开展各种形式的创收活动增加收入，对本应承担的计划免疫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不足。在地方政府方面，没有提供医疗保障的动力和实力。地方官员业绩的评价体系中，主要依据是直接的经济增长指标数据，而不是指能提高人力资本的医疗卫生投入。因而对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地方政府没有直接的动力。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责任下移使得缺乏财力保障的县级政府成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支出主体，大多数贫困地区“补贴”财政的县、乡镇政权长期负债运转，县级财政压力过大。由于缺乏省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投入，单纯依靠农民筹资和基层财政的投入无法调动农户的出资积极性，合作医疗的公共筹资缺乏可持续性。

3.医疗机构的行为扭曲严重

医疗机构虽然不是筹资的主体方，但它的存在状况直接决定着筹资主体各方的出资质量。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他们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包括农村防疫防病服务、妇幼保健服务及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在卫生资源配置条块分割、资源浪费与短缺并存的情况下，医疗服务的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医疗服务市场的公平竞争被行政性垄断所替代，政府直接拥有并经营医疗机构，自然而然成为公立医院利益的保护者。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改革原则指导下，医疗机构利用其行政垄断地位和信息优势，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甚至给患者提供一些不必要的、过度的医疗服务，如乱收费，滥检查，滥开大处方牟取暴利，而“供方诱导下的过度消费”加大了农村居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和预防保健的难度，也加大了农村居民患大病、重病、因病致贫的可能性。因此在政府、医疗机构和农民三方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博弈过程中，两方联合，一方缺位，合作医疗的主体——农民始终处于被动状态，此种筹资制度对合作医疗的持续发展构成瓶颈制约。

三、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困境的原则

1.体现筹资的公平性

筹资的公平性是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互助共济的前提所在，筹资的公平性包括垂直公平与水平公平。垂直公平是指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经济能力的家庭所确定的筹资水平应该不同，这体现合作医疗保险费制度是按照遭遇疾病风险的家庭的实际支付能力而不是按风险大小来支付这一原则，以实现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确保低收入者在遭遇相同的风险时有相同的支付能力。水平公平是指不论劳动者的职业、身份有何不同，只要收入水平相同，则应支付相同的医疗费用。

2.注重新农村合制度覆盖面的拓展

由于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对农民参与与退出机制的规定是“自愿参加”，自愿参加的规定明显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高风险人群涌入制度，而低风险人群则滞留在制度之外，这种状况在我国小农经济习惯势力强大，缺乏互助共济意识的条件下更为严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和医疗服务需求相适应，逐步扩大覆盖面。

3.保证各责任主体对缴费责任的履行

新型合作医疗在筹措资金过程中的难点之一就是各责任主体对缴费责任的履行问题。在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中也存在着筹资难题，它的主要原因在于村级集体经济积累普遍很少，缺乏有效的筹资机制，农民互济意识不强，逃避缴费的现象严重。而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筹资中应特别注意两个难点：一是参保对象复杂化，流动性大，为合作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医疗保险费的筹集都带了很大的困难，缴费基数也很难确定；二是集体经济实力下降，支持度下降，国家财政对农村卫生事业的重视也不够，给予农村的卫生费用逐年下降。

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的创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稳定筹资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明确界定政府、卫生机构、农民的不同角色与职能的前提下，通过多元化的筹资渠道、科学合理的筹资标准、适宜的筹资模式几个环节完成。

新农合制度范文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5-041-02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概念

2003年1月，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后称《意见》）中，确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资助、集体扶持、个人缴费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容

（一）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模式、基金使用、补偿措施等由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该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首先，由省市级人民政府组成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负责该制度运行中的业务办理，成员由卫生、财政、农业等部门组成。其次，县级人民政府成立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相应方案，以及运行中的组织协调工作。此外，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可选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的农民代表，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基金运行及使用情况。最后，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经办机构，负责具体业务的实施。这些管理委员会及其下设单位成员由卫生部门负责组建，也可公开进行社会招聘，工资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不能从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支出。

（二）多元化的筹资模式

《意见》明确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自愿缴纳，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筹资模式。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中央政府只负责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提供财政补助。制度运行初期，中央政府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每人每年补助10元，截止2014年，中央政府对中西部每人每年补助提高到120元;地方政府最初实行每人每年不少于10元，随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运行，2012年地方政府对农民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20元。

（三）因地制宜的补偿标准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偿采取因地制宜的标准，其中包括参保人员的确立，医药费用的报销等，都必须按照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但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国家政策执行，不能差异过大。对于农民缴费原则，经济发达的地区个人缴纳标准国家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提高。

（四）自愿参加的原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选择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由此可见，自愿参加原则给予了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过程中，农民也可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对资金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和建议，充分体现了法律赋予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管权。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自愿原则存在缺陷

自愿原则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初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当随着城镇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自愿原则出现了其弊端。首先，自愿原则增大了政府自愿的开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期间，政府人员需下乡挨家挨户收取农民的医保费用，通常情况下这项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需耗时一两个月之久。据调查，每征收1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成本是2-3元，其中包括征收干部的交通饮食费用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其次，自愿原则增大了合作医疗的风险。从社会保险法则来看，参保人数越多，保险所承受的风险越小。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自愿原则的贯彻，使那些在外务工，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不方便或没有能力参加医保，从而降低了新农合的参保率。因此，只有尽可能扩大覆盖面，才能平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收入与支出，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共担风险的能力，落实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1.中央政府对资金投入不积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以来，主要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因此政府的财政责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试点初期，地方政府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元，2006年提高到20元，2008年又提高到80元，截止2014年，地方政府对参合农民每人每年补助320元;而中央政府从试点初期到目前，只给中西部贫困参合农民进行补助，由最初的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年120元。从资金投入涨幅来看，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中承担主要责任，中央政府投入不积极，甚至等待观望。中央政府作为较小，不利于形成利益诱导机制，不利于调动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合作共济制度的实现。

2.各级财政资助不能及时足额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运行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各级财政资金投入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加之没有相应的监督保障制度，导致各地政府补助出现很大问题。特别是贫困地区，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合作医疗基金，而弱势群体又占了相当大的部分，需要参加医疗保障的人数又比城镇多，这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资金筹集的难度。

（三）定点医疗机构存在问题

1.定点医疗机构设置不合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普遍现象。但根据我国现有政策和地方性法规，农民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务工所在地看病就医的费用不予报销，这无疑给农民工看病就医带来了不便，打消了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

2.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开放了医疗政策，允许符合规定的私立医院进入市场，与公立医院一起参与良性竞争。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严重的现象是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利益驱使下，定点医疗机构无论患者病情严重与否，均要求其住院接受治疗，并开出昂贵的进口药。这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心理负担，为避免高额的医疗费用，农民生病会选择小型诊所进行医治，降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保率，阻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

1.管理部门监督机制失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管理部门比较多元，政府既负责行政管理，又负责业务管理。在该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卫生行政部门决定，由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执行。这样一来，农村合作医疗互相监督机制基本丧失。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表面上是由政府统筹调配，实则变成了卫生行政部门随意调配。管理委员会及其经办机构形同虚设，无法对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进行管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也无法履行监督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职能。

2.监管机制具有任意性。由县政府组织设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出部分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与其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但在实际运行当中，监督委员会成员出现双重身份。有些地方管理委员会为避免繁琐的选举程序，并没有选举农民代表参加，而是由管委会内部成员担任。这种现象，切断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使得参合农民最真实的愿望不能有效表达，由新农合的参加者变成听命者，违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涵。

四、问题的致因

（一）农民维权意识差

在中国农村地区，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农民普遍认为，身体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他们更愿意相信“养儿防老”，却不愿意接受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对于享有医保权利和承当缴纳相应医保费用这一概念来说是抽象的。除此之外，部分农民也会考虑参加合作医疗缴纳的费用能否取得正比的效果。他们在理性思想的支配下，尤其是青壮年觉得身体素质良好，如果他们认为成本大于收益，就会放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立法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地方法法规，而这些法规缺乏必要的法律效力。虽然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肯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律地位，但仍未涉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导致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规章出现冲突和矛盾，严重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三）政府职责划分不明确

中央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具体的职责任务，影响了新农合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卫生、农业、财政共同承担政府的责任，但由于业务交叉、信息沟通不及时等，容易造成推卸责任等不良现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最终导致了农民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排斥，影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缺乏法律责任机制

《意见》只规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由经办机构负责，并没有明确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使成员之间出现互相推卸责任等现象。同时，经办机构的成员大多来自社会招聘，缺乏相应的医疗管理知识，导致该制度的管理工作缺乏专业性。法律责任的缺失，很难约束基层政府的道德败坏，影响了医疗基金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五、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步伐

为了更好地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应该出台一部专门的农村医疗保障法来统一规范，各级政府可依照统一的农村医疗保障法，来制定适合当地经济状况的地方政府法规。同时，农村医疗保障法必须与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相适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出现的医患纠纷，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决。此外，如果国家能够依法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纳入特定款项，可以避免资金挪用等问题，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良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