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管理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文物旅游；不完全合同；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6-0030-07

一、前言

近年来，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我国的旅游业正在飞速发展。1994年以来，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到2005年已经上升到4．2％；2005年，国内外旅游总收入达7686亿元，同比增长12．37％①。我国的旅游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截至2005年，全国已有24个省(区、市)将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先导产业或优势产业①。旅游资源是一个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基础，而文物古迹作为重要而独特的旅游资源，在旅游业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文物资源禀赋和开发程度都对当地的旅游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冯俊新等，2006)。但是，因为过度开发或游客过多造成文物损坏的报道也屡见不鲜，由于文物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这种损害造成的社会损失可能是巨大的，在长期则会影响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如何更好地加以平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文物旅游业的管理体制如何建立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不同的管理体制可以给经营者以不同的激励，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在实践中，为了更好地开发文物旅游景点，许多地区尝试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来经营文物旅游景点，在原来单一的事业单位管理机构引入旅游开发的激励，例如建立相对独立的部门负责旅游开发和经营，甚至在体制外招商引资，引入外部企业。在理论上，文物旅游景点是否适合由企业经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些学者强调应当注意到文物(或遗产地)的经济资源属性，必须按照市场方式推动遗产资源的开发和经营，提出可以将经营权转移(王兴斌，2002；苟自钧，2002)。还有些学者强调文物资源的非经济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反对经营权向企业转让，指出拥有开发经营权实质上改变了文物资源的公有产权性质，且会对文物资源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认为应由国家行使所有权和管理权(张晓，2001，2002；郑易生，2001)。

本项研究针对这一基本问题，探讨文物旅游业的不同管理体制对于实现保护与开发之间最优权衡的影响。我们引人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分析框架(GrossmanandHaa，1986；HartandMoore，1988；Ham，ShleiferandVishny，1997)，集中讨论两种制度安排，即：企业经营与事业单位经营。这里，事业单位经营是指政府(主管部门)通过文物事业管理机构经营文物旅游事业，而企业经营是指政府将文物经营权交给企业。

表面看来，这两种体制具有巨大差别，政府显然在前一种体制下具有强大得多的控制力。但经济学的完全合同理论并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无论由事业还是企业单位来经营，政府都需要与他们签订合同，尽可能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合同理论认为，只要合同是完全(最优)的，也就是说，能够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预见，并用相应的条款加以规定，则无论由事业和企业单位经营，只不过是签订合同者身份的差别，实际上签订的是相同的合同，经济后果也都是一样的。

与之相反的，不完全合同理论认为，这种完全的合同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于有限理性、专业条款的不可验证等造成的(HamandMoore，1990；HamandMoore，1999)。如果合同不完全，就需要预先说明，当合同中没有规定的情况出现时，究竟由谁说了算，也就是所谓的“剩余控制权”的问题。根据这一理论，管理体制的选择实际上就是规定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剩余控制权。而剩余控制权的不同规定，对于当事人的激励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了不同管理体制的社会福利。在文物旅游的问题上，如果文物由企业经营，相关旅游经营设施由企业提供，则企业拥有对这些设施的剩余控制权；如果文物由事业单位经营，则相关设施属于政府所有，政府拥有相应的剩余控制权。而不同的剩余控制权，对于经营者在开发与保护上的激励是不同的，导致的社会福利后果也就有所不同。

我们的模型分析将具体讨论不同的管理体制(即剩余控制权)对文物旅游经营者行为的不同影响。我们的分析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论。分析表明，事业单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大于企业的保护激励；不过，企业经营也未必比事业单位更好。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旅游开发的收益性以及文物的脆弱性越大时，事业单位经营的管理体制就越可能优于企业经营，反之企业经营的管理体制可能更好。

在第二部分，我们根据不完全合同理论，建立了一个基本模型来分析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发和保护的个体最优选择，并与社会最优选择比较，从而表明这两种体制都只能是“次优”的。在第三部分，我们对这两种“次优”体制下开发活动带来的福利后果进行比较，考察了两个关键因素――旅游开发收益性与文物脆弱性在决定两种体制优劣上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论述了加入保护活动后对于福利结果和体制选择的影响。第五部分将结合模型的结论讨论现实中的文物旅游产业化与不完全合同问题。

二、模型设立

在我们的模型中，有三类利益主体：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政府为主管部门(模型中用G表示)，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它将文物旅游景点委托给事业单位(用M表示)或企业(用F表示)经营。如果企业经营，则相关旅游设施由企业出资建设并拥有其剩余控制权；如果因事业单位经营，则相关设施由政府建立并拥有其剩余控制权。

命题1：在旅游开发方面，企业的开发程度总是大于社会最优，事业单位的开发程度总是小于社会最优。而在保护方面，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保护程度都小于社会最优。

命题1表明，无论是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都不能保证实现社会最优，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激励扭曲与效率损失。可以说，这两种体制都是一种“次优”(second-best)的制度安排。不过，尽管我们无法得到最优的管理体制，我们仍然有可能从这两种“次优”的体制中进行选择，找到相对更好的。这就要求我们比较两种制度安排的社会净收益(s)。当SM>SF时，应该选择文物事业管理机构，否则选择由企业负责经营和管理。不过，两种管理体制依赖于一些因素，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下一部分的分析就从一些反映文物特征的因素出发，就总体收益进行比较。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分别考虑影响不同管理体制下的开发和保护努力的因素。相应地，可以把社会净收益分成两部分：开发净收益(R(u)-D(u)-u)和保护净收益(B(e)-e)。影响开发和保护努力的因素最终会影响开发和保护净收益，并对社会总福利产生影响。我们首先讨论影响开发努力的因素，比较两种体制的开发净收益。

三、开发特征与管理体制

1．文物旅游开发的特征参数

我们在原来的开发收入函数和社会损失函数上，引入两个关键参量，用代替，衡骨旅游开发对文物边际损害的程度，(u)代替，衡量文物开发的边际收益大小。

原来的社会最优、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最优选择(隐)函数相应地变为：

参数和分别反映了文物旅游在文物脆弱性与开发收益性两个方面的特征，而根据第二部分的定义，衡量了事业单位激励的大小(在现实中，工资制度较为灵活，在人员安排等决策上自大的事业单位倾向于有较高的激励)。通过考察和这两个参数对不同管理体制社会福利的影响，我们就可以说出在怎样的参数条件(也即文物旅游特征)下，哪一种管理体制相对较优。由于这两个参数相对独立，同时考虑比较困难，我们先分别考虑它们的影响，然后再加以综合。

2．开发的社会净收益比较

分别固定开发对文物的边际损害和文物开发的边际收益，比较在不同的开发边际收益和文物边际损害下，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发的社会净收益。经过推导(推导过程请见附录)，我们得到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

命题2：固定开发边际损害()不变，随着开发边际收益()的上升：(1)社会最优、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发程度都上升；(2)企业开发的社会净收益在开发边际收益较小时上升，但只要开发边际损害足够大，企业开发的社会净收益最终可能下降；(3)事业单位开发的社会净收益上升，同时激励越高的事业单位开发的社会净收益越大。

命题3：固定开发边际收益()不变，随着开发边际损害()的上升：(1)社会最优、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发程度都下降；(2)企业开发和事业单位开发的社会净收益都下降，只要事业单位激励足够大，事业单位开发下社会净收益最终将大于企业，同时激励越高的事业单位开发的社会净收益越大。

为了更加明确地表示我们的分析结果，我们分析了一个典型的收益与成本函数，设：R(u)=。我们使用不同的a和b值模拟，分析结论基本一致，结果如图1至图2所示。图中显示了社会最优、企业和事业单位下开发的社会净收益，其中事业单位分为高激励的事业单位(接近1)和低激励的事业单位(接近O)。

图1表示，固定文物损害程度，旅游开发收益的增大将刺激企业增加旅游开发，可是由于它不考虑开发对文物损害的社会成本，因此其开发带来的社会净收益首先上升，然后可能下降。所以旅游价值越大的文物反而越不适宜由企业经营，而适宜由事业单位经营。事业单位激励越高，带来的社会净收益就越大。

图2表示，固定开发收益，随着开发对文物的损害程度的增大，由于旅游开发对文物损害的社会成本不在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函数中，企业并不会减少开发程度，这样企业开发带来的文物损害上升得较快，而社会净收益下降得更多，而事业单位由于将文物损害部分纳入其考虑之内，损害程度上升会减小其开发程度，这样一来，社会净收益下降较少。因此，越是容易在开发中破坏的文物旅游景点越适于事业单位经营。进而，越高激励的事业单位带来的社会净收益就越大。

图3表示综合考虑文物损害程度和开发收益后两种体制的比较。只有左下角，即旅游开发收益和损害都相对较小的时候才适于由企业经营的。如果事业单位的激励小，则边界线将右移，即企业对于低激励的事业单位将更容易占优。

3．小结

因此，现实的问题就是要根据文物旅游的开发收益性与文物脆弱性来考虑采取哪种经营体制。这就需要对影响这两者的因素有所考虑。例如敦煌莫高窟，一方面由于具有很高知名度，周围又缺乏竞争的景点，旅游开发的收益很大；另一方面，在开发过程中容易损害甚至发生不可逆转的损毁，文物非常脆弱，这种情况显然适宜事业单位经营。而对于一些年久失修的小型古建筑，一方面开发时造成的文物损害不会太大，同时也不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使开发者过度开发，则适宜由企业进行开发。我们的分析结论可以简单地归纳为表1。

四、保护特征与管理体制

刚才的分析只涉及到不同的管理体制在开发活动方面的特征及其福利后果，下面我们来讨论两种体制在保护活动方面的特征及其影响。我们这里的保护活动假设为不能直接带来旅游收益的单纯的保护活动，如在文物建筑修缮时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等。考虑保护努力后，根据式(1)、(3)和(5)容易看出，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保护投入都小于社会合意程度，但是企业的保护投入要大于事业单位，即它带来的社会净收益要高一些。如果将保护的社会净收益加到开发的社会净收益中去，则图3中的边界将右移，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管理体制的选择将更偏向于企业经营。我们前面仅考虑开发努力时对两种体制比较的基本结论没有根本变化。

这个结论和我们直观上认为企业在保护活动上肯定不如事业单位的看法并不相符，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企业不能从这些保护活动中受益。这个看法未必成立，因为对于那些定义明确的保护活动而言(这和前面开发导致的破坏不同，那种情况下政府由于缺乏信息而无法与企业进行协商)，企业可能会与政府达成某种一致，在政府给予适当奖励(或补偿)的基础上，企业会进行这样的保护活动。政府奖励的方式可能是推荐经营者参加“评优活动”，如申报更高级别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文化遗产等，或者提供给经营者其他间接的奖励，例如低息贷款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保护努力会得到很大激发。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企业和事业单位，哪个能从保护活动带来的收益中获得更高的份额。一个事业单位如果其经营者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奖惩措施制约，可以引起更高的保护努力。而如果企业能够具有很大的谈判力量，能够从保护中获得大部分收益，也有可能激发其保护的积极性。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将保护的社会净收益加到开发的社会净收益中去而考虑，则适宜企业经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五、现实中的文物旅游产业化改革和不完全合同问题

为了开发文物资源，推动地方旅游业发展，各地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文物旅游产业化改革，有政府主导成立地方国有旅游企业，如陕西省1998年成立的陕西省旅游集团，华清池、乾陵、汉阳陵等都在以前事业单位的基础上改制成立旅游公司，成为陕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有对外招商引资，如2000年，山东曲阜市政府主动向深圳华侨城引资，与其共同成立孔子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包括“三孔”在内的8处文物景点的开发与经营；还有很多在原文物管理单位下成立的旅游部门或企业负责文物景点的旅游开发经营，如四川广汉三星堆管理处下成立的三星堆文化旅游公司、山西云冈石窟下成立的云冈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在成立旅游企业后，景区的旅游开发投入都有所增长，尤其经营效率得到改善，如华清宫、汉阳陵等景区都制定了长期的景区旅游开发规划，计划开发规模非常大，如华清宫计划投资1．8亿元修建“两园”项目，汉阳陵修建大型地下博物馆等。又如华侨城在进入曲阜后投入3000万元开发相关孔子文化旅游产品，连续两年实现净利润的大幅度增长。但是，在开发中的文物破坏，文物保护等合同难以明确规定的方面，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

由于文物的特殊性质，文物景点的开发经营和保护合同通常都是不完全的。这至少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物破坏后果难以衡量。只要文物暴露在外界用于参观展览，就不可避免地会因为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受到损害，但是这种损害很可能在长期才能明确表现出来。同时，这种损害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旅游开发的原因造成的，往往难于明确界定。

第二，文物保护技术的专业性、复杂性和保护成果的难以衡量。不同的文物保护技术对文物的保护作用可能相差很大，但是由于保护技术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而且新的保护技术也在不断研发中，往往在合同中难以对每一项文物的保护投入和采取技术作出明确规定。同时，与破坏后果的难以衡量类似，不同技术的保护成果可能在长期才能体现差别，从而难以衡量。

第三，我国对于文物景点产业化经营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法律依据。这就导致合同双方达成的协议实际缺乏法律效力，或者随着政策变化而失去合法性。

现实中，文物旅游产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纷争也主要发生于这些合同没有规定或难以限定的方面。如1999年，陕西旅游集团所属汉阳陵公司接管了全部陵区以及刚刚建成的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并开放帝陵发掘现场接待游客。接管后，所有物品由旅游公司统一采购，但是有些保护用品非常专业，公司采购往往出现数量不足，或者买错了。许多文物保护和消防安全器材的经费申请费时费力，并难以得到落实。又如陕旅公司对秦皇陵和汉阳陵进行了大面积的植树绿化，公司认为这是园林美化保护环境，但是文物专家认为这是破坏文物景观，可能伤及地下文物，这在当时的舆论上引起广泛的争论。在陕旅集团成立，将这些文物旅游资产划拨其经营时，规定由其负责文物的经营和保护，但是合同显然没有对以上这些问题作出细致的规定，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容易出现开发过度而保护不够的情况。

相对来说，旅游产业化在古民居群落开发中成功的案例比较多。古民居整体开发的一大问题是产权分散，根据不完全合同理论的一个结论，在不能实现最优的情况下，为了解决专有性投资不足的问题，应将产权交给专有性投资较重要的一方所有。在浙江乌镇、云南丽江束河古镇的开发过程中，公司都聘请专家进行了长期的规划，前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民居的修缮等，并购买了相当多的古建筑的产权，甚至租用了水源地，这就避免了合同不完全所带来的潜在纠纷和破坏。

古民居建筑相对于地下陵墓等文物的脆弱性要小得多，但是由于其巨大的收益性，仍然可能因过度商业化导致民居风貌和地方民俗的破坏。在一些收益性和脆弱性都比较小的地方，中小文物适于企业经营的就可能较多。但是由于我国没有文物建筑外包经营的相应法规，地方也往往是从摆脱包袱的角度出发，缺乏对转让方案的细致挑选和配套监管政策的制定，成功的案例还比较少。在这方面，台湾“台北之家”、香港中区警署建筑群、前水警总部的外包经营案例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六、结论

如果政府可以和经营机构签订完全的合同，则文物旅游景点交由企业或事业单位经营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在合同不可能完全的现实情况下，不同经营体制下对旅游设施的剩余控制权的不同就会带来不同的开发和保护努力程度。我们的模型显示，企业的开发努力将大于社会最优而事业单位将小于社会最优，但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保护努力都小于社会最优。在考虑到文物旅游特征后，我们进一步发现开发收益性和文物脆弱性都很大的景点不适于由企业经营而应由事业单位经营，反之则企业经营更优；在其他情况下，优劣尚难以比较，但是事业单位激励越低，则企业经营就显得更有利。这个结论在考虑了保护活动后依然成立，而且适宜企业经营的范围可能还会扩大。我们的模型比较的是两个比较纯粹的管理体制，现实的管理体制可能是兼有两种体制特征的混合管理体制。本文的框架作为一个理论的出发点，将为更复杂、更现实的管理体制设计提供有力的参照。

收益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财务要素财务管理要素本金财务要素体系

2007年开始执行的《企业财务通则》将财务管理活动从内容上概括为资金筹集、资产营运、成本控制、收益分配、信息管理、财务监督等方面。许多学者称其为财务管理要素。笔者发现，财务管理要素概念以及内容的界定非常混乱，甚至有人将其等同与财务要素，实际上财务要素与财务管理要素应该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本文探讨财务要素的构成及体系，划清财务要素与财务管理要素的界限，以期对完善我国财务理论体系有所裨益。

一、财务要素相关文献述评及其原则确立

(一)财务要素相关文献综述

郭复初教授(1998)在《财务通论》中指出本金是财务的基本元素，是财务理论的基本细胞，根据本金的运动规律提出了本金理论，并以本金理论为起点建构财务理论体系的框架，对财务学的建设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宋献中(1998)将财务要素概括为五大要素：资产、权益、现金流量、收益与财务风险，其立论的依据是将财务要素分为存量要素与流量要素，并指出财务要素仅指财务活动要素。冯巧根(2000)指出：财务要素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隐性要素和显性要素，隐性要素包括本金运动与收益运动，显性要素是指财务机制和财务能力。第二层次针对隐性要素，为通常所说的财务要素，包括本金运动和收益运动，第三层次为五个具体要素：本金、资产、现金流量、收益、成本，其构想的依据是把财务要素分为静态要素和动态要素。袁春生(2003)将财务要素分为财务的基本要素――资本以及由财务基本要素扩展的具体要素：资产、收益、成本、财权。认为资本是财务的基本要素，资本是现代财务体系的核心概念，应围绕资本运作构造财务要素。王锋、吴国灿(2001)将财务管理要素归纳为：资本(本金)、企业价值、资金流量、资产收益率、资产组合、资金运行、资金结构、资金的时间价值、风险价值、通货膨胀价值、财务竞争和财务数学模型等，但并未对财务管理要素的概念加以界定。吉全贵(2001)认为：财务管理要素是构成财务管理活动的诸必要元素，是财务管理活动能够存在的基本因素，由理财主体、理财客体、理财目标、理财信息、理财方法等元素组成。高香林(2003)认为财务管理要素包括财务管理职能、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内容、财务管理方法、财务管理手段。

(二)财务要素原则的确立

以上文献对财务要素的归纳有值得商榷之处，对财务要素的界定过多借用会计要素体系的构建方法，未能准确把握财务要素的内涵，从而防碍了财务要素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此外，不同的观点对财务要素的认识分歧较大。而对财务管理要素的认识则更加混乱，不同的观点差别较大，对财务管理要素的归纳缺乏一定的逻辑性，本文认为，把财务管理职能、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方法、财务管理手段归纳为财务管理要素不合理。此外，以上文献中都未说明财务要素与财务管理要素的联系与区别，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淆。理论界关于财务要素的界定相对来讲科学一些，而对财务管理要素的界定则比较模糊，对其内容的归纳也比较凌乱。虽然学术界关于财务理论体系有许多争议之处，但一般都认为财务是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的统一，要想了解财务的变化发展规律，就有必要研究财务的构成要素。正如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要素是财务对象的具体化，它反映财务活动的规律，体现财务关系的内涵。所谓要素是指构成事物的基本因素，要素的研究对于了解事物之间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一个要素能否作为财务要素要满足以下基本原则(冯巧根，2000)：内涵要严密，外延要宽泛；既要精简，又要有一定的层次性；要体现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的本质特征；要有助于财务理论体系的完善；要具备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相对稳定性和发展性，财务要素的确立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但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财务要素必然会有所发展。

二、财务要素的相关经济活动分析

(一)第一层次财务要素――本金分析

本金理论认为，财务是本金的投入产出活动(财务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特有经济关系(财务关系)(郭复初，1997)。对财务的研究包括对财务活动的研究和对财务关系的研究，由于财务关系已经内含于财务活动之中，笔者认为，研究财务要素体系只需研究财务活动要素即可。财务活动从本质上表现为本金运动，本金应作为基本财务要素，即财务要素的第一层次。本金是指各类经济组织与个人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资金(郭复初等，2005)。本金具有物质性、运动性、社会性、增值性等性质，但更多的表现为增值性，本金运动的规律及其体现的经济关系渗透到与财务相关的各个领域和主要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种生产要素资本化，本金常被称作资本。从国民经济范围考察，属于本金的资金主要包括国家本金、企业本金和家庭(个人)本金。之所以把本金作为基本财务要素原因在于：一是本金是构建财务理论体系的起点(郭复初，1997)。纵观财务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无论是传统的西方财务学理论，还是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财务学理论，其共同的逻辑起点均为本金，均研究本金的投入产出活动及其形成的特有经济关系。财务理论体系大体可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与发展理论三大部分，三大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是本金。从基础理论看，本金概念可引出财务的本质、内容、规律、职能等一系列概念，可概括为本质理论，本金的主体、特征与运动规律可引出财务管理的主体、目标、原则、体制、方法等理论，可概括为管理理论。从财务基础理论又可引出财务应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由此可见，本金是构建财务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是财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本金要素着手开展研究，有利于从小到大、层层展开，从而构造完整的财务理论体系。二是本金运动规律是研究财务管理原则与方法的依据(郭复初，1997)。财务管理原则是组织财务活动与处理财务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这些基本准则的确定，虽然要考虑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要求，但更主要的是依据财务活动自身的规律，如本金运动与基金运动和物资运动相结合的规律，要求财务管理真实地反映本金运动对基金运动与物资运动的相互影响状况，从而要求财务管理贯彻整体性原则。又如本金投入与收益相结合规律，要求财务管理贯彻权益性原则等。财务管理方法是进行财务管理的操作程序与技能。财务管理方法是否科学，将影响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财务管理方法的科学性是各种管理操作程序与技能是否符合本金运动规律的客观要求。如财务管理中广泛应用的平衡法是建立在本金运动内部综合平衡的规律基础之上的。财务管理中应用的比例法，是建立在本金运动与基金运动相结合、本金运动与物资运动相结合规律的基础之上的。

(二)第二层次财务要素――资产、收益、成本、现金流量、财务风险分析

这一层次的财务要素所包含内容是：

(1)资产。财务学界定“资产”概念的主要目的在于确定资产的经济实质，并反映财务活动的基本特征。从财务活动的基本规律来看，资产是由本金派生出来的概念，是本金的转化形态或占用形态。在企业中作为经营本金转化形态或运用形态的资产就是经营资产。本金具有强烈的增值性，而这种增值性是通过其转化为资产来实现的。如果没有资产的有效运转和资产的周转使用，增值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充分表明资产必须为未来创造效益，这就是资产的经济实质。因此，财务学中的“资产”可定义为：资产是企业直接占有、支配和处理的并为其创造未来利益的经济资源。包括：资产的实质是创造未来利益；强调企业的财权，即占有、支配和处理的权利，从而与会计要素中的资产加以区分；突出创新资产的内涵，即不仅局限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是将各种创新的财务事项，如衍生金融工具等均包容于这一要素之中。

(2)收益。会计学中关于“收益”概念主要有两种观点：经营收益观和总括收益观。经营收益观认为：收益是企业在业务经营中所产生的现金流入量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的增加，包括经营收入(总量)和经营利润(增量)。经营收益观强调收益产生的原因在于经营，而且是企业主要的、正常的活动，经营收益观的目的旨在对企业经营状况的评价和对经营者(董事、经理)业绩的考核，特别是对经营者主观努力所创业绩的评价。总括收益观认为：收益包括企业在业务经营和非业务经营时所产生的现金流入量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的增加。除了经营收益之外，还包括利得。利得的产生与企业正常经营无直接关系，属于一种非常收益。总括收益观的形成是建立在利得或损失事项增多的基础之上的，该观念立足于企业实体确认收益。既能反映经营者主观努力获得的经营收益，又能反映客观原因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从而能总括反映企业的收益，全面提供不同种类收益的信息，有利于正确处理各种财务关系。财务学收益不同于会计学的收益概念，会计收益的概念界定主要立足于收益的确认与计量，而财务学收益概念的界定更侧重于经济学的收益性质，即坚持总括收益的观点。据此，财务学收益是指：为了实现实物资本保全的期末净资产大于期初净资产的增量。该定义包含：与本金运动所要求的增值性相呼应；有利于确认企业的真实收益。建立在实物资本保全基础之上的财务收益有可能将资产价值变动产生的权益增加量确认为收益；以总括收益观为基础，进一步拓宽了收益的内涵。

(3)成本。财务学中的“成本”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制造成本，也包括期间费用。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获取收益而消耗的各项费用的总和。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看，财务学中的“成本”概念是一个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系统，既包括产品从研究、设计开始到制造、销售等各个环节，也包括资本经营等环节发生的各项费用。更强调成本的管理、成本的预测、决策以及成本的分析、控制、考核。此外，财务学中更强调资本成本的概念，即企业为取得和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资本成本是企业筹资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资本成本是一个特殊的成本范畴，因为，一方面某些资本成本是实际的资金耗费，但并未都构成产品的成本；另一方面资本成本也并非都是现实的账面成本，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实际上并未发生任何资金耗费，此时，资本成本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即使用自有资金而放弃的将资金让渡给他人而获得利息或股利等收益的机会成本。

(4)现金流量。现金流量是指企业按收付实现制所反映的现金流入量、流出量的总称。现金的流入量与流出量的差额为现金的净流量。这里的“现金”是广义的现金，包括各种货币资金以及投资项目需要投入的非货币资源的变现价值。现金流入一般表现为：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取得的现金；产成品通过销售取得的现金；其它资产销售取得的现金。现金流出一般表现为：支付现金购置厂房、设备、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现金支付利息、股利、上交税金等。现金运动也即本金运动是存量与流量的统一，企业收益的形成是本金流动的结果，流量的大小、流速的快慢取决于财务的控制与调节，这种调控要求财务人员深谙本金运动的规律，切实掌握调节手段和方法。与会计学中的现金流量相比，财务学中的现金流量更侧重于投资项目现金流量的估计、现金流量的计算以及投资项目的评价方法等，考虑货币时间价值之后的净现值的正负与大小已成为理财的首要考虑因素，因此现金流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务要素，其重要性表现在：首先，现金流量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现金流量作为资本运动的动态表现，可综合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筹资、投资、耗费、收回)的全貌。通过对现金流入量和流出量的差额及其在时间上的均衡性的考察，可将企业财务状况的综合评价建立在更加全面可比的基础上，现金流量排除了会计政策的影响，用其考评更具客观性。其次，现金流量是投资者和债权人制定决策的依据。投资者和债权人向企业注入资本时，要以现金流量的大小和风险的高低作为分析依据。现金流量能够帮助投资者和债权人预测未来很可能用股利或利息形式派发给他们的现金数额。此外，现金流量可以帮助投资者和债权人估计可能发生的风险。投资者和债权人根据未来的现金流量及其风险，用贴现的方式计算股票和债券的现值，确定公司的总体价值来决定是否向企业投资。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实际上是对公司现金流转情况综合评价后作出的。

(5)财务风险。财务风险贯穿于财务活动的全过程，不管是筹资活动、投资活动，还是收益形成与分配活动都存在着风险，而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是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原则。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取决于它能给企业所有者带来的报酬。企业的价值与未来不可分割，而未来总是与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相关，因此，财务风险是必然存在的。财务风险具有如下特性：一是客观性。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二是不确定性。风险的发生难以捉摸，虽然总体风险可以通过概率计算，但某一特定风险何时发生，怎样发生难以预计。三是对等性。风险与收益一般情况下具有对等性，即风险大，如成功则收益大，失败则损失大。四是厌恶性。风险主体一般都企图规避风险，虽然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但一般来讲，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都企图规避风险。从本金的运动规律出发，可以分析风险的形成机制，本金运动涉及到筹资、投资及分配，即在筹资、投资、分配阶段都有风险的可能性，因而，按照本金运动环节的存在形态，可把风险分为：筹资风险、投资风险、收入回收风险、收益分配风险等。这样细分风险就可以从源头上寻求防范财务风险的措施与对策。从财务活动的全过程出发，联系一般风险的特征，可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财务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使企业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因而蒙受损失的机会或可能。

(三)第三层次财务要素――财务管理要素分析

收益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收益管理运筹学计算机技术预测优化

收益管理（RevenueManagement）是建立在旧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之上，随着运筹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决策理论等科学理论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管理方法。

一、收益管理起源和发展

收益管理起源于1978年美国民用航空部放松对价格的管制之后。在此之前，美国航空业是一个垄断经营行业，实行严格的标准票价规则，其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控制经营成本和扩大经营规模。该经营方式不仅造成航空运输资源的闲置和航空经营的低效率，而且高额的单一票价体系阻碍了航空客户需求的增长。二战后，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迅速增长，同时刺激了公众旅行需求并降低航空公司行业进入和运营成本，推动航空运输业发展，为打破垄断，实现自由竞争创造条件。

1978年10月24日，美国政府为了促进航空领域的自由竞争，提高航空业的经营效率，卡特总统签署了航空放松管制法废除了政府对航线和票价的所有管制。以美国人民快递航空公司为代表的一些新兴的低成本小型航空公司的进入，彻底改变了美国航空业的市场结构和加剧行业竞争。低成本战略成为小型航空公司参与市场竞争重要手段。1981年，美国人民快递航空公司采用成本效益策略，以低于大型航空公司50％～70％的票价，吸引大量低端客户群，获得了许多潜在的市场。1984年，该公司的收入接近10亿美元，获利6千万美元。虽大型航空公司通过服务、品牌和信誉等竞争优势吸引重视舒适和服务的高端商务乘客，但利润仍受到严重的侵蚀。1992年4月的价格大战使航空业共损失20亿美元。而此间，美洲大陆航空公司采用收益管理的经营思想，不仅在市场竞争中保住市场份额，而且当年还获得了10亿美元的额外收益。美洲大陆航空公司成功经营案例使美国航空界认识到收益管理的重要性，使得收益管理理论以航空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随着运筹学、管理科学等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计算机等技术的进步，收益管理不仅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发展，而且应用领域也从航空领域拓展到其它服务领域。

二、收益管理发展的理论基础

收益管理理论能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首先要有理论基础支持。收益管理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发展起来的理论思想，运筹学、决策科学和管理科学等理论是收益管理思想发展的理论基础。

运筹学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为了解决军事指挥等实际问题而提出和应用的一些方法，二战得以发展形成理论体系并推广应用到各行业。运筹学是一门多分支的应用学科，主要由规划理论（包括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和动态规划等内容）、图论与网络分析理论、决策分析理论、随机服务理论和仿真技术等构成。收益管理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有限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求解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优化决策问题。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几乎采用了运筹学中的大部分理论概念和模型，特别是数学规划、动态规划和网络分析技术。运筹学的每一项新的突破和发展都会及时地在收益管理研究中得到应用。运筹学为收益管理中的优化决策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求解工具。在收益管理早期的座位超订和座位分配问题研究中，大多数研究模型都是对实际问题进行假设后，利用线性规划方法进行建模和求解。由于动态规划的模型在收益管理问题研究中比线性规划或非线性规划模型更加接近应用的实际问题，动态规划成为了现在研究收益管理问题的主要研究工具。

另外仿真技术、行为科学、搏弈论等学科的理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收益管理的实际问题研究中，进一步丰富和拓宽了收益管理研究的视角和领域。风险因子的引入，将收益管理同风险管理进行统一研究分析，突破了传统收益管理模型中假设所有个体风险中性在收益管理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缺陷，使得风险管理成为收益管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在收益管理预测研究中考虑顾客行为对预测的影响因素，使得收益管理预测的结果更为精确和更接近实际结果，行为科学成为收益管理研究的一个新的有力工具；搏弈论等理论在收益管理中的应用，使得收益管理的研究不在局限在个体企业环境下的最优资源配置和收益最大化，而是要考虑整个企业联盟相互约束下的整体资源最优配置和收益最大化。

运筹学等理论学科为收益管理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收益管理的应用所碰到的新问题也促进理论学科发展。运筹学国际联合会主席PeterBell指出：管理科学和运筹学在企业收入方面的应用将会引起每个企业的高级执行官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技术”已经改变，并且将会继续改变整个应用行业以及管理科学和运筹学学科面貌。收益管理与运筹学等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交融关系。

三、收益管理发展的技术基础

促进收益管理发展的第二个基础就是科学技术进步。收益管理是对历史数据分析和预测，利用各种数学模型计算出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收益的最大化。收益管理中存在大量的数据收集、存储和处理，存在着大量复杂的决策优化、资源配置等数学模型的运算，对事务处理要求较强实时性。例如，每天有1000个航班的中等航空公司，每时每刻都会有250万种运价、舱位组合需要计算，每天都要接受成千上万的座位预订。凭手工处理显然是天方夜谭。大量的数据处理和复杂的数学模型运算是人工处理手段将无法逾越的瓶颈。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手段的保障，收益管理只是一种空想。计算机以其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运算能力有效解决收益管理中的繁重的数据处理和复杂运算瓶颈，推动了收益管理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伴随计算机软硬件、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收益管理经历从数据库管理、预警监控管理、自动决策管理、全程网路优化管理（O&D管理）等阶段。计算机技术成为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技术基础。收益计算机系统是计算机技术与收益管理思想结合的产物。

数据库管理系统是第一代收益管理计算机系统，主要对航空公司航班订座历史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整理。这些数据信息包括航班的各个舱位的订座数量、订座限额、客舱座位数、超订数额等。航班起飞后，还要采集实际登机旅客人数和名单，以确定no-show和go-show的旅客人数，以报表或图表的形式提供给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根据这些报表或图表来分析和判断该航班未来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决定各个舱位的最优配置。该系统被动地向管理人员提供数据报表，管理人员根据经验对这些数据进行主观的分析和判断，并对未来的市场需求进行主观预测和对航班的订座限额进行手工调整，这种预测的精确性很大程度受到管理人员的经验和水平的限制。

第一代收益管理计算机系统的基础上增加航班座位预订监控功能构成第二代收益管理计算机系统，称之为订座监控系统。该系统能够自动将实际订座情况同该航班的订座历史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二者不相符，自动向相关的管理人员发出预警信号，提醒管理人员做出相应调整。该系统采用“极值曲线法”以识别航班不正常订座情况。计算机系统根据订座历史数据自动生成上、下两条极值曲线，确定航班未来的航班订座趋势范围。当实际订座情况超出了极值范围，系统自动将订座情况提交给管理人员进行分析和处理，同时提出一些决策方案供管理人员在决策时进行参考。第二代系统比第一代系统相比在功能上有了较大的改进，计算机不仅是管理人员处理数据的一种工具，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智能性，能够协助管理人员进行一定的决策管理。该系统对管理人员人数的需求相应减少，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由于该系统的极值曲线完全是根据历史数据生成的，对于未来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的一些因素没有考虑，企业将丧失许多潜在的收益。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前两代收益管理计算机系统的基础上融入了人工智能技术，形成了具有智能学习功能的第三代收益管理计算机系统，即订座限额自动决策系统。该系统除了具备数据处理功能和预警功能外，又增加了预测、优化及超订等数学模型等计算功能。该系统不仅能够根据订座历史数据自动生成各种折扣舱座的订座限额，而且还能根据对市场的预测，确定出每级舱位可超订的数量。并将结果提供给管理人员或直接输入到航空公司的订座系统中。第三代系统中的功能模块采用了许多数学模型，使得该系统提供的分析数据和做出的决策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使得该系统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和决策能力。该系统的反馈机制能够不断地根据市场因素的变化（比如季节性变化、顾客需求偏好变化等）自我修正，使系统做出的资源分配策略和定价策略更接近市场需求，使企业的获得更大的收益。订座限额自动决策系统是第一个将市场预测与航班座位管理结合起来的收益管理系统。该系统与前两代系统相比具有更高的智能性和高效性，做出的市场预测、收益管理策略更加科学和精确。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欧美一些先进企业和公司开始了第四代收益管理计算机系统研究，即全程网络收益管理研究。通过覆盖全网络范围的资源优化和实现客户自助服务方式来挖掘潜在的收益机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收益。

综上所述，每一次技术的进步促进收益管理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技术成为收益管理发展的重要技术保障和基础。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