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经济研究范文1篇1

关键词：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实证分析；对策研究

一、引言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更为突出。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出台，其中明确表明：要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路。在此方针的指引下，并随着21世纪全球气候恶化的大背景以及我国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现状，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不断被重视。因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以及相关实践工作刻不容缓。

二、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性研究

（一）国外定性研究

1、社会发展以经济发展为主。国外最早研究经济发展的著作，是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之后，20世纪30年代，主张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的凯恩斯学说诞生。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典型著作有朱利安・西蒙和贝克曼为代表的《资源丰富的地球》和《没有极限的增长》。

2、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20世纪50年代，人类社会爆发第一次环境危机。1962年，美国学者莱切尔・卡尔逊（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阐明了近代工业对自然生态的影响。美国学者米香（Mishan），在1967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的代价》（TheCostofEconomicGrowth）和1977年发表《经济增长论争》（TheEconomicGrowthDebate）等著作中，表明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环境质量在不断下降。美国学者戴利（Daly）率先给出稳态经济的发展模式，重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3、主张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于保护生态环境，鼓励资源约束的主张，GeorgescuRoegen运用热力学定理从本质上解释了自然环境的局限性，他认为生产耐久的产品，使用清洁能源才是解决环境与经济的矛盾的出路。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发现著名“小型化经济”理论，他大力主张小型化经济发展的模式。随后的1972年，麦多斯（D.L.Meadows）等学者发表《增长的极限》，提出“零增长”学说，强调生态环境与经济需要协调发展。

（二）国内定性研究。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内涵和关系研究，目前国内主流的几种观点如下所示：首先，姜子青（1992）发表文章《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之一》，认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共同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内涵；其次，李文彦（1997）在著作《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认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然而任勇和张坤（1999）认为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是并不等价，前者只是后者的先行条件。最后，陈祖海（2004）认为环境与经济二者之间是动态发展的，二者呈现非线性关系。

三、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量研究

国内外在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定量研究主要是针对评价模型，其研究思路是，先从宏观角度分析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协调与否，然后对协调程度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价，最后解决两者矛盾使之协调发展。目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定量评价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投入产出模型。投入产出分析法最早是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提出者为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Leontief），此方法后来被应用到研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后来很多国家，比如日本、美国、中国等都将此方法引进来解决本国的环境经济系统，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二）EKC计量模型。美国学者Grossman和Krueger于1991年最先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简称EKC），曲线反应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倒“U”型。EKC主要反映技术、贸易、地理等因素对环境的影响，但没有对影响的原因及内部结构进行解释，因此，EKC模型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改进。

（三）综合评价模型。环境经济系统是一个综合体，单项评价方法对于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状况的评价往往不够客观和科学。因此学者们将回归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结合起来构建社会经济与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模型。

（四）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该模型是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来定量分析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状况，并进行排序比较和分析研究，从而知道相关的环境和经济发展决策制定。

（五）生态经济整合模型。生态经济整合模型由许多生态环境的、社会经济的模块组成，是跨学科，多尺度地研究生态经济系统。此前，L.C.Braat等对于采用数学模型加入到生态经济的整合，形成新的模型方法并对其作出了分析与评价。然而，该模型的研究刚刚起步，尚未成熟。

四、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策，国内外最终落实在自然环境问题方面的解决上。根据现存的对策研究文献来看，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主要两方面原因：制度根源和科技根源，前者来源于“市场失灵”。针对问题根源，国内外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解决“市场失灵”引起的生态问题，用技术手段解决科技根源引起的生态问题。

（一）经济手段。在国内外研究中，经济手段有多种划分方法。在国外，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将经济手段的分为五种：收费、补贴、市场创建、押金―退款制度、执行鼓励金。这在哈密尔顿等学者的著作《里约后五年――环境政策的创新》中也有体现，里面的“利用市场”和“创建市场”实则环境经济手段。在国内，部分专家把环境经济手段大致划分成政府援助、税收、低息贷款三类，而有些专家则划分较细，其中还包括污染索赔、排污收费等。

（二）技术手段。目前，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技术手段整体上是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不断深入以生态产业为主的循环经济建设和发展。环境技术分为淡绿色和深绿色技术，分别包含减少废弃物产生、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技术。同时也可以直接分为清洁生产、废物处理、生态工程、生态环境恢复等技术。循环经济建设，以科技为支撑，将清洁生产与绿色消费有机结合，旨在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矛盾，其核心思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五、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并取得相众多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协调发展研究工作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没有充分说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本质，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不完善，使得很难客观准确地评价经济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第二，受行政管理等人为因素以及各区域存在自然条件差异的限制，不同区域的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都是完整独立的。大部分评价模型和实证分析结论只是经验性总结，不宜推广。第三，现有的大部分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依然只是多指标、多层次的堆砌，无法真实反映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

六、结论

相比较而言，定性研究方面国外比国内更为提前，而且研究程度较深较为全面；在定量研究方面，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几乎是国外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服务于政府的生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对策制定，使其产生社会价值。这就使得对于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不仅应注重理论层面的扩充，更应在对策实施方面加大力度。（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参考文献：

[1]孙强.环境经济学概论[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3-9

[2]刘学.环境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9-10

[3]刘传江，侯伟丽.环境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8-11；46

[4]姜子青，曲财亭，刘新民.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之一[J].环境保护，1992（01）

[5]陈祖海.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再认识[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04）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2

[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港口投资经济增长物流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212-03

一、引言

宁波是一个港口城市，社会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港口的发展水平。为了促进宁波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宁波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六个加快”重要战略。“六个加快”是宁波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十二五”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其中加快打造国际强港处于“六个加快”的首要地位，这充分说明在“十二五”期间港口在宁波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宁波港口投资近年来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首先，宁波港口投资的比重较大，特别是最近10年以来逐年增长趋势更为明显。其次，与以往相比，“十二五”期间港口投资项目数更多，投资额更大。再次，随着港口投资的加大，港口的货物吞吐能力也在不断加强。其临港优势带动了临港工业、口岸贸易及其服务业的发展，解决了很多社会就业、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很多人认为宁波港口投资产生的带动作用已经到了增长极限，港口设施、设备利用率较低，港口投资可以维持现状转而加快发展临港工业和服务业。宁波市的港口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是否到了极限呢？港口投资还能带动经济增长吗？及其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检验港口投资在港口城市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为今后港口投资实践与制定投资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主要来源于索洛（Solow）于1956年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假定了一个两要素生产函数：

Y=F（K，L）=AKαLβ（1）

其中K为资本，L为劳动力，Y表示产出，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从（1）式可以看出，在索洛模型中，港口投资与其他投资被看作是同质的要素纳入资本变量K中，而且索洛模型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影响。为了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考虑长期使要素生产率增加的外部因素。因此，在（1）式中纳入时间因素，则：

Y=F（K，L，tt）=eλtAKαLβ（2）

（2）式中，e为自然对数的底，t表示时间；其他与（1）式定义相同。实际上，引入时间因素后，即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制度变迁等因素全归于时间系数λ，因此，eλt成为全要素生产率，λ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2）取对数形式并添加随机变量，可得：

Ln（Yt）=λt+αLN（Kt）+βLn（Lt）ut（3）

其实，模型（3）中假定港口投资与其他非港口投资为同质资本与港口城市的现实经济状况不符合。事实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港口城市的投资总额显著比非港口城市高，为了研究港口投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城市总资本水平定义为港口投资与非港口投资的加权平均，数学形式表达式为：

K=KpγKn1-γ（4）

其中K、Kp、Kn分别表示城市的总资本水平、港口投资和非港口投资，γ表示港口投资在总资本构成中的权重。把Kp、Kn纳入生产函数的投入变量，模型如下：

Y=f（Kp，Kn，l,t）=eλtKpαγKnα（1-γ）Lβ（5）

取对数并增加随机变量得到：

Ln（Yt）=λt+αγLn（Ktp）+βLn（Lt）+α（1-γ）Ln（Ktn）+ut（6）

本研究也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模型与索洛模型具有差不多的形式，只是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其模型如下：

Y=ALαKβeε（7）

对于此类非线性函数通常的处理办法是转化为线性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在模型两端取对数转化为如下形式：

LnY=LnA+αLnL+βLnK+ε（8）

其中K为资本，L为劳动力，Y表示产出，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与以上对索洛模型的转化方式类似，把资本分为港口投资与非港口投资两部分，（8）可以转化为：

Ln（Yt）=αγLn（Kpt）+βLn（Lt）+（1-γ）Ln（Ktn）+εt（9）

基于以上理论推导，本研究以宁波市1985-2010年的时间序列为样本，在索洛（Solow）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的基础上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研究港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港口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且，港口物流能力是港口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之一。

三、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研究变量界定

本研究以宁波市1985年-2010年的时间序列为研究样本，跨度26年，其中经济增长、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等数据来源于1985年-2011年《宁波统计年鉴》；港口货物吞吐量数据来源于历年《宁波交通统计年鉴》；1985年-1988年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宁波奋进四十年（1949-1989）》，1989年-2010年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历年《宁波统计年鉴》；港口投资数据来源于《宁波港年鉴》和历年《宁波交通统计年鉴》，其中包括基建项目、技改项目和合资项目的投资总额。

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包括经济增长（GDP）、社会总投资（K）、港口投资（GK）、非港口投资（OK）、劳动力（L）和物流能力（WL），其中拓展后的索洛模型中使用时间（t）代表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产出的影响；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是港口投资与非港口投资之和；全社会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力的指标。此外，本研究所有的统计结果都是基于Eviews5.0统计软件。

四、实证检验{1}

1.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港口投资是带动宁波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港口投资还带动了非港口投资（如临港工业、服务业等）的发展，同时港口投资也带动了宁波市的劳动就业的增长，除此之外，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港口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表现为：港口投资通过提高港口物流能力，进而促进宁波市的经济增长。

2.回归结果及解释。从以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索洛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投资（lnK）、港口投资（lnGK）、非港口投资（lnOK）、劳动力（lnL）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拟合系数Adj-R2都在0.99以上，四个模型的F统计量也都呈现1%的显著性水平。从模型4中可以看出港口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176，其经济含义是港口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76，即当港口投资增加（或降低）1个单位，经济增长增加（或降低）0.176个单位（如表2所示）。

表2中的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代表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时间t都与经济增长（LnGDP）正相关。除了模型2之外，所有的劳动力（LnL）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充分说明了宁波市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拉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小。模型3与模型4的回归结果也表明除港口投资之外的非港口投资（LnOK）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3.稳健性检验。本节主要是对上一节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便验证得出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稳健的，主要使用的模型是拓展的Cobb-Douglas模型。表3中所有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都与上一节基本相同，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模型的拟合系数Adj-R2都在0.90以上，而且F统计量在1%的水平显著。

五、研究结论

宁波市的经济是港口依托型经济，港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港口投资在历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而且这种比重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出：港口投资是非港口投资的Granger原因；港口投资是港口物流能力的Granger原因；物流能力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拓展的Solow模型与Cobb-Douglas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港口投资是促进宁波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表2与表3中的模型2、模型4、模型2中和模型4中可以看出港口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都显著为正，这充分说明港口投资在宁波市经济增长中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港口物流能力是港口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之一。从表1的Granger因果结果可以看出，港口投资是物流能力（WL）的Granger原因，物流能力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反之，物流能力不是港口投资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也不是物流能力的Granger原因，这充分说明物流能力是港口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之一。第三，劳动力在宁波市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很小。表2与表3中所有模型的回归结果都可以看出，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宁波市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性非常小，另一方面也说明宁波市的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性非常高，还处于粗放型的发展阶段。

本研究的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其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对Solow模型和Cobb-Douglas模型的拓展。基于Solow模型和Cobb-Douglas模型，把港口投资从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分离出来，研究港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对模型的有益拓展和补充。此外，还发现了港口投资与非港口投资的异质性特征。第二，发现了港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往研究都是研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而忽略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本研究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验证了港口物流能力是港口投资影响宁波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之一。

其实践价值主要表现在：第一，继续加大港口投资力度，包括基础设施、集疏运网络、技术改造、合资项目等方面的投资。需要以“加快打造国际强港”战略为指引，以港口项目为导向，进一步加大港口投资，改善港口基础设施和集疏运网络。政府部门应该做好相关配套服务工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扫清机制与制度对港口投资的障碍。第二，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平台，为港口物流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政府在提供物流公共服务配套，为提高港口物流能力提供相关支持，如税务、法律、保险、金融、信息等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这些公共服务平台一方面提高了物流企业的运作效率，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高、临港工业的发展和口岸进出口的增长。第三，改善和优化劳动力的结构，发挥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人才问题是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宁波市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之中应该充分重视劳动力的作用，改善劳动力结构，加大力度引进真正的高级人才，促进宁波市的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注释：

{1}本研究还对各序列进行了ADF检验和协整检验，后面的相关实证结果都是基于这些检验进行的，限于篇幅，这里不报告相关结果。

参考文献：

1.江锦凡.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J].世界经济，2004（1）

2.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3）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4

引言

自2000年9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将北京故宫等20处部级著名景点门票价格管理权限下放地方以来，我国景区门票价格不断攀升。2004年11月，北京6处世界遗产景点门票价格上调后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黄山风景区、九寨沟风景区等著名景区门票也先后涨价。此次涨价波及范围广泛、影响程度深远，引发了我国学者对门票价格及门票经济的研究。随着2012年进入国家发改委规定的景区价格3年一调整的解禁期，我国学者再次对景区门票问题开展研究。

笔者在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对2004年以来篇名、摘要、关键词含“门票经济”“门票价格”的期刊进行检索，共搜索到90篇，其中与门票经济相关的有34篇，与门票价格相关的有64篇。门票价格的研究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主要研究内容有：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门票价格的管理、门票价格的制定、门票价格的模型，对其主要是技术层面的研究。学者对门票经济的直接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门票经济产生的原因、门票经济的影响、门票经济的转型发展。本文旨在对我国学者关于门票经济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与总结，以期能更加清晰地认知国内研究进展，最后提出几点研究展望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启示。

一、文献内容回顾

（一）门票经济的概念

门票经济概念的提出来源于门票涨价的事件，因为门票非理性的涨价行为，导致旅游经济在旅游经营过程当中被片面的理解成旅游门票收入。在旅游发展的初期，在不科学的开发观念、开发模式下，门票收入是景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经济被片面理解为门票经济。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发展旅游的外部环境发生很大的改变，旅游者对旅游的要求越来越高，长期形成的门票经济模式与发展旅游的环境不相适应。门票经济模式成为我国旅游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门票经济尚未有标准的定义。有学者认为：门票经济是主要依赖门票涨价赚钱的发展模式。有学者认为：门票经济是在特定的旅游市场内，经营者和管理者以收取门票为主导盈利模式和管理方式的旅游经济体制。还有人认为：门票经济是一种资源经济，是依赖资源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最大化攫取资源的经济方式。

门票经济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但它是一种短视行为。门票经济深层次反映的是景区体制机制的落后、景区发展模式的落后、景区经营水平的低下。这种对门票经济的依赖性不利于景区可持续健康发展，更不利于中国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二）产生门票经济的原因

在搜索的文献中，对产生门票经济的原因进行专门研究有三篇，但在对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对产生原因都有所阐述。高舜礼从经济学、旅游经济发展规律来阐述其原因，提出景区门票定价已普遍市场化、政府调控作用有所失灵、观光性旅游消费占较大分量、旅游业还处于初级化阶段是产生门票经济的原因。曾曼琼认为造成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门票经济的原因有弥补经费不足、景区的经营目的错位、控制拥挤、保护景区需要、景区管理体制方面。罗燕认为原因是经营者缺乏长远发展的观念、管理体制问题、景点门票外包市场运作方式、资源独特性优势。姜甜认为产生门票经济的原因是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旅游附加收入少、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旅游景区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蒋昕、曹流利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门票经济形成机制，他们提出门票经济是内外在机理作用下形成的。外在机制是以团体观光旅游为主的“点线旅游”的运行方式，这种运行方式决定了景区门票是回报投资的主要利益来源。“点线旅游”的产品单一，购物、娱乐等产品供给不足导致了旅游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景去消费。内在机制是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合理。

笔者对产生门票经济的原因做了总结见表1：

（三）门票经济的表现

2007年，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规定“旅游景区门票门票调整频次不低于3年”，但景区门票似乎落入了“三年必涨”的怪圈，往往三年时间一到，景区调价的消息不绝于耳。2013年的《2013年我国4A、5A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分析报告》，中国所有5A级旅游景区平均票价为109元，52.94%的景区门票价格在100―200元之间，7.19%的景区门票价格在200元以上，部分甚至超过300元。如此昂贵的票价让游客触目惊心。

宋丁概括门票经济的表现有：门票泛滥、门票乱涨价、门票腐败、门票依赖性。姜甜认为门票经济表现在：门票收入比重大、门票涨价快、门票价格过高。周丽洁，熊礼明指出：门票泛滥、门票价格高、景点门票涨价随意性。

（四）门票经济的弊端

门票经济是低端的旅游发展模式，它并不是旅游经济。门票经济阻碍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罗燕认为门票经济对整个旅游市场形成不良竞争、使客源市场萎缩、部分景区可能成为“贵族景区”、对相关服务行业收入也造成不利影响。王伟伟认为门票经济直接造成客源市场流失，长期以往限制国民潜在需求的增长和旅游需求良性循环，间接造成社会公平缺失、旅游经济畸形发展。周丽洁利用供求定理分析“门票经济”的不经济性。孙钦明指出门票经济不利于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弱化了旅游景区社会公益性、强化了旅游市场恶性竞争。秦合岗指出门票经济侵犯游客消费权利、在游客经济和心理上影响出游积极性、游客人身危险增加、景区处于混乱状态、影响景区和经营企业形象。刘旭东，冯明义认为门票经济剥夺广大民众基本权利和国民福利、国内财产外流、损害当地社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不利于社区关系的改善、影响游客心态和满足程度。

笔者对门票经济的弊端整理如表2：

（五）门票经济转型发展

门票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是长久之计，政府、企业经营者、行业、学者都认识到门票经济需要转型，在十几年间，政府出台了不少措施来转变门票经济模式。如：2008年国家推出“限涨令”、2012年国家发改委作出门票价格三年一提调整的决定、2013年《旅游法》出台、2014年《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政策都对门票经济的转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对门票经济依赖度大，对其转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学者对门票经济如何转型问题一直很关注，也是今后关注的重点。

李文峰提出要改革创新景区管理机制体制，理清景区资源属性并分类管理，地方政府及旅游相关部门树立科学发展观、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经营管理者应更新景区发展理念、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阮修星认为地方主管部门要转变发展思维，坚持景区公益性优先的发展理念，减少“揽金”冲动；景区要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创新发展模式，逐步摆脱“门票经济”，走出一条“靠人气带动消费”的多元化发展之路。宋丁提出加强对高端旅游模式的明晰认识，旅游要素项目及相关延伸产业全面、合理规划、投资，以游客为本，大力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崔凤军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西湖传统旅游城市实现新生的过程，分析了西湖免票带来了西湖整个经济的盘活。郭立珍提出了“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化。姜甜提出门票经济模型要向产业经济、目的地经济模式转化。孙钦明在产业融合视角下提出要发展旅游产业经济、复合经济。

笔者对门票经济转型发展对策总结如表3：

二、研究局限

我国学者对门票经济研究的局限性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学者对门票济的研究虽然有研究，但研究的少且层次较低。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门票价格的研究上。第二，学者对门票经济的研究主要从宏观的角度进行阐述原因、影响、对策，多是定性研究，较少通过开展实证研究来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进行量化统计分析。第三，纵观十几年对门票经济的研究，突破性较小，研究角度局限。第四，我国学者对门票经济的原因、对策分析的研究主要是从景区、政府角度阐释，却较少从旅游者角度考量，使得研究内容广度不够。

三、研究展望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5

【关键词】基础设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Rosenstein-Rodan（1943）、Rostow（1960）就认识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前提条件。Aschauer（1989）通过对美国1949—198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核心基础设施存量（如高速公路，公共交通，机场，电力设施等）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显著，其产出弹性为0.24。而且他还发现l97l—l985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共资本增速降低引起的。Aschauer的这一结论立刻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此后众多国内外学者就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基础设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本文的目的旨在对现有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众多实证文献进行综述，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各种争论进行梳理和评析。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鉴于绝大多数实证研究文献都采用了计量经济学方法，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上述文献本身的发展脉络，第二部分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梳理文献；第三部分对国内外实证研究所取得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评述；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研究方法的进展

（一）增加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

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对一国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作用，研究基础设施的有效提供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直接现实意义。目前有不少学者逐渐从政治制度角度考察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开始关注基础设施的供给问题。最早从制度层面研究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的代表人物是Hayek。他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贴近当地民众，更具信息优势，因而在提供公共品方面也更具优势，所以分权能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沿着上述理论，我国学者利用各种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状况，并将这些指标加入计量模型中，使原有的计量模型增加了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从而更加全面考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张军等（2007）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公职人员平均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每万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来度量中国式财政分权和政府治理状况。其研究说明：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标尺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傅勇（2010）构造了三个不同的财政分权指标，用财政负担率和反腐败力度来度量政府治理指标，发现分权体制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推动力，但非经济公共物品领域并不是分权体制的受益者。上述的文献因增加了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丰富了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拓宽了基础设施研究的视角。

（二）改进指标选取方法

从现有文献来看，考察关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而其他国家由于缺乏完整的资本存量数据，只能借助于基础设施实物存量或基础设施投资这方面数据来考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在选取基础设施指标时，学者根据基础设施不同性质分类，从统计口径里挑选代表性指标来反映这一类基础设施，而在这一过程中，学者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王宇新、刘贵（2010）选择了运输线路长度（铁路营运里程、公路里程、民航航线里程、内河航道里程的几何平均数）、电力生产总量、邮路总长度作为经济基础设施的代表变量，而卫生机构数作为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代表变量。王若飞、王进杰（2007）直接选取公路里程、铁路运营里程、航空线路里程、电路交换机容量和电力装机容量作为基础设施变量。另外，还有不少学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众多基础设施变量综合成一个指标以避免将各个基础设施变量同时纳入计量模型所带来的多重共线性，如王玺（2010）采用PCA方法将公路里程数、铁路里程数、内河行道里程数、电力消费量四个指标构建成一个基础设施综合评价指数来反映基础设施存量。

（三）改进生产函数

阿罗和库兹（ArrowandKurz，1970）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总量生产函数，即把公共资本存量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加入生产函数中。之后，许多学者使用生产函数考察基础设施资本对总产出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其中使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的研究最多。而C—D生产函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替代弹性恒为1，但在不同的企业、部门之间，这种替代可能性是不同的，而C—D生产函数不能反映这种差异，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就是针对这一限制提出的。范九利等（2004b）建立一个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利用我国1981—2001年间数据，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且测算出我国基础设施资本与非基础设施资本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分别为3.3和0.848。

目前得到广泛运用的C—D和CES生产函数，都假设技术进步是中性的。但在实际的经济系统中，各种投入要素的技术进步是各不相同的，而超越对数函数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框架下，Eberts（1988）利用38个都市区制造业1958—1978横截面数据，得出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04；Wylie（1996）通过对加拿大1946—1991年时间序列的研究发现全部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高达0.52。目前国内关于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基础设施产出弹性的研究还是空白。

（四）检验因果关系

在实证分析的结论中，也存在一些认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产出的正效应不能确定的观点。持这类观点者主要是认为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能是由宏观经济产量的提高引起的。针对这一问题，王任飞、王俊杰（2007）分析了中国1952-2003年全国主要门类基础设施指标与总产出之间的协整及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在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中，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居于主导地位。王宇新、刘贵（2010）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中，主要体现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文献研究结论

（一）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学者对中国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进行的经验研究始于李泊溪、刘德顺（1995），他们利用全国30个省级数据，进行横截面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与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范九利等（2004a）利用1981—2001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4。范九利等（2004b）使用1996-2000年全国29个省市区的混合面板数据，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9。通过范九利200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我们发现采用不同数据类型，得出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不一，却都能证明基础设施存量的增长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的财政分权是我国基础设施提供的政治激励

张军等（2007）、李一花、骆永民（2009）的研究表明，我国政治体制上垂直集中的模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激了发地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积极性。我国的财政分权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财政分权是我国良好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的解释变量。

（三）财政分权、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地区差异

李一花（2010）通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集中表现为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影响较小，财政分权降低了西部地区的经济产出水平。

四、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研究均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且也有文献从制度层面经验分析我国基础设施的供给，为财政分权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但是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依然有完善之处：

（一）目前我国关于基础设施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是采用基础设施实物存量，而关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研究较少

虽然范九利（2004）、姜轶嵩（2004）使用的是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但他们均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而他们估算的时间跨度较短，无法克服时间趋势特征，因而不能很好反应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

（二）缺乏基础设施对经济运行变量影响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由于使用了较为简单和不完全适当的研究方法或数据，其结果相对于后期研究结果，就会出现一些错漏和不一致。目前学者普遍意识到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关于研究基础设施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经济的文献较少，这是目前研究的薄弱之处，希望后面学者可以探清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机制。

（三）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必须要先区分基础设施对经济是产出效应还是增长效应

目前有许多文献通过研究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来考察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但是这一做法往往忽视了基础设施投资是GDP核算的一部分，到底基础设施投资是扩大了社会总产出还是拉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必须严格区分，这样用基础设施投资来衡量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才有可靠的说明性。

参考文献：

[1]范九利，白暴力.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J].人文地理.2004，第19卷2期.

[2]范九利，白暴力.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法估计[Z].经济论坛，2004（11）.

[3]王任飞，王进杰.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VAR方法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7（3）.

[4]王玺，蔡伟贤，姜朋.我国地方基础设施发展趋势及成因分析[J].财政研究，2010（10）.

[5]张军，高远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J].经济研究，2007（3）.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

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

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

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愿意使用农药成为产量低的影响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注释：①源自毛南族的一个传说，旨意是人能生儿育女，全家团圆幸福，都是万岁娘娘的恩赐，到生下孩子后，选择良辰还愿，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牲畜祭祀、还愿，这种风俗有时会把一些家庭弄得倾家荡产，反过来，为了不因还愿而致贫，毛南族农民饲养牲口数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参考文献：

[1]周兴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难题二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5）.

[2]王晓君.论“民族经济学”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J].甘肃科技，2013（01）.

[3]黄磊，李皓.民族经济学发展中的“二重困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6）.

[4]庄万禄，陈敏，马秀琴.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文社科版，2005（05）.

[5]黄云.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与学理价值――以壮民族早期发展史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6]王文长.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J].民族研究，2004（05）.

[7]黄健英.论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J].学术探索，2009（01）.

[8]施正一.施正一文集（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施琳.论中国民族经济学之路――发展轨迹与理论创新[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6（01）.

[10]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03）.

[11]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12]刘永佶.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

[13]王建红.论民族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世界民族，2010（03）.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7

[摘要]利用我国1995～2014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高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人员投入和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基础研究、试验发展人员投入与经济增长不存在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仅是应用研究人员投入的单向Granger原因；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仅是实验发展经费投入的单向Granger原因。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高校科研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应用研究人员的投入起推动作用，但我国高校科研人员投入和R&D经费投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没有起到推动作用，本文针对实证结果进而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高校科研投入；平稳性；Granger因果关系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4.086

[中图分类号]G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4-0-02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如何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愈发突出的问题，本文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对我国高校科研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从高校科研投入的视角分析了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

1数据收集及预处理

选择高校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合计指标代表全国高校科研投入，选择全国生产总值指标代表全国经济增长。其中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合计又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分别用PEBASE，PEAPP，PERESCH表示，R&D经费支出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分别用RDBASE，RDAPP，RDRESCH表示，文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5》。为减小异方差的影响，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分别用LNPEBASE，LNPEAPP，LNPERESCH，LNRDBASE，LNRDAPP，LNRDRESCH表示。

2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和实证结果分析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为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CliveW.J.Granger）所开创，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他把因果关系的定义为依赖于使用过去某些时点上所有信息的最佳最小二乘预测的方差。

在时间序列情形下，两个经济变量x、y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定义为：若在包含了变量x、y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变量y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效果，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来变化，则认为变量x是引致变量y的Granger原因。

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

2.1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现代计量经济分析一个时间序列是否平稳的正式方法。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方法有多种，例如DF检验、ADF检验、PP检验、KPSS检验以及ERS检验。笔者主要介绍在实证研究中较为常见的DF检验和ADF检验。如果得到的ADF统计量小于给定显著水平下所对应的ADF临界值，则拒绝虚拟假设，表明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否则，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LNPEBASE，LNPEAPP，LNPERESCH，LNRDBASE，LNRDAPP，LNRDRESCH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条件下除LNRDAPP是平稳的，其余变量均为非平稳的，因此，数据需要进一步处理。

2.2H-P滤波法

H-P滤波法就是从{Yt}中将{YtT}分离出来。

H-P滤波问题就是使下面损失函数最小，即

对变量LNPEBASE，LNPEAPP，LNPERESCH，LNRDBASE，LNRDAPP，LNRDRESCH进行H-P滤波后所得波动项分别用LNPEBASE1，LNPEAPP1，LNPERESCH1，LNRDBASE1，LNRDAPP1，LNRDRESCH1表示。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H-P滤波后所得波动项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条件下LNPEBASE1，LNPEAPP1，LNPERESCH1，LNRDBASE1，LNRDAPP1，LNRDRESCH1均为平稳的，满足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的要求。

2.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对平稳后的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2阶的情况下，结果见表3。

表3中的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基础研究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基础研究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的Granger因果关系。

应用研究R&D人员全时当量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我国经济增长是应用研究R&D人员全时当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应用研究R&D人员全时当量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R&D应用研究经费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我国经济增长是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与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高校科研投入的人力资本和R&D经费支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没有起到推动作用。这说明我国高校的科研成果和现实的生产严重脱离，调查表明，我国的一般成果转化商品率为45.8%，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为2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转化水平。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高校科研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应用研究人员的投入起到了推动作用，这说明我国对高校的科研能转化成生产力的研究越来越重视。

3.2建议

（1）增加高校科研的投入，提高高新技术的创新能力。我国高校必须尽其所能向基础科学和重大科研领域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对一些大型的科研项目和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政府给予贷款贴息、税收优惠、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联合开发等政策支持。努力实现产、学、研、用一w化，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缩短转化周期，以技术进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促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2）增加对高校人力资本的投入，强调教育和人力资源优先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高校人力资本形成体系，努力提高我国高校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建立有效地对人力资本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对人力资本的检测和评估系统，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推动经济发展。

注：张晓东，通讯作者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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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0年传媒学术界关注了什么：基于高频词的传媒学术热点分析

词频分析可以归纳出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词汇的出现频率，通过统计高频词可以分析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我们对2010年度传媒经济的312篇论文的题目、摘要、关键词进行了词频分析，剔除无意义的虚词后共筛选出传媒经济研究的50个实词高频词（见表1）。

统计结果表明：

（一）媒介类型：总体上，四大传统媒介仍然是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但新媒体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巨大，图书出版业位列第三，手机媒体成为研究新宠。

如果我们从媒介类型的角度将词义意义相近的热词进行进一步的归类合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网络”、“新媒体”、“互联网”、“手机”）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总词频数为218），但是对4大传统媒介的研究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重中之重（总词频数为356），是新媒体研究总数的1．63倍。当然，新媒体之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绝大多数对于传统媒体的研究都是在新媒体影响背景下所做的范式转型、规则变化、操作对策等方面的研究。

就单一媒体类别的研究而言，期刊（含科技期刊165）研究占据首位；网络（含互联网）的研究居第二位（114）；而出版研究（含图书、出版社、出版业，共计112）则居第三位。传统意义上媒介研究重点的报纸（含报业，112）、电视（79）忝列其后；此外，手机媒体的研究也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宠（49）。

（二）热点议题：出版因改制动作巨大而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第一议题；其次，传媒产业和传媒市场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一级议题。此外，在去年的学界视野中，营销、改革、品牌、广告、管理、竞争也是人们热议的研究主题。

如果我们将媒介类型之外的热词看作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的话，在将其按照词频数做三分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排列在学界热切研究第一阵列的有：出版、产业和市场；第二阵列的研究议题是：营销、改革、品牌、广告、管理、竞争。与人们一般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些政策上、实践领域大轰大嗡的议题，在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中热度并不很高，比如：三网融合、转企改制、文化产业、版权以及产业链等。此外，中国的媒介经济学研究在研究中国传媒经济问题时参照、借鉴最多的是美国的传媒业，同时也较多地借用了经济学的理论或方法。

二、2010年学术界如何研究传媒经济：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

本课题组结合内容分析得到的统计数据，对2010年年度传媒经济的研究方法与学科交叉情况进行了客观的描述，以期从宏观的角度整体把握本年度传媒经济研究的总体状况。

（一）定性研究为主，重视个案分析和调查研究

2010年年度的传媒经济实证研究中，定性研究数量是定量研究的2．7倍。有学者曾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比了中国与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是“与美国相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方法处于绝对主导地位（80．8％）而定量研究很少（15．6％）”??。相较而言，传媒经济的定量研究量高于国内新闻传播学的总体水平，更偏重于研究的精确性和可量化性。

在定性研究方面，传媒经济以个案研究法（34％）、文献分析法（16．1％）为主，而新闻传播学则更偏重于文献分析法（38．2％），这说明传媒经济更加重视对个案和典型的研究。在定量研究方面，传媒经济以调查法（60．4％）、内容分析法（18．9％）为主，此外也有部分研究引入了模型分析（18．8％），而新闻传播学中内容分析法占据显著地位。与新闻传播学相比，传媒经济研究更注重于大量实际数据的收集，研究难度与研究投入较大，但在定量研究的数据处理方面，仍以简单的频数（13．3％）、描述统计（55．6％）为主，数据的深入挖掘和解析有待提高。

（二）产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视角占主流，技术成为关注焦点

2010年年度涉及学科交叉的传媒经济论文有105篇，学科交叉论文比例为34％，与经济学（69％）、管理学（25％）的交叉最多。由于传媒经济构架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因此经济学理论是研究传媒经济问题的基础理论，较常用的研究视角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2010年传媒经济学的产业经济学视角最多（45％），其次为微观经济学（41％），制度经济学（9％）、宏观经济学（2％）、政治经济学（7％）涉及较少。

经济、技术、制度是影响传媒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涉及宏观环境对传媒业影响的论文有143篇。数字化、三网融合、电子书、微博等新的媒介技术和形式的爆发使技术（33．6％）成为对传媒经济研究涉及最多的宏观领域，整体的经济形势（经济29．4％）和政府规制（政治26．6％）也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涉及的重要因素，而传媒经济对社会因素（10．5％）关注不多。

三、年度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图1是对2010年入选的所有传媒经济学科的论文的关键词、题目和摘要做的社会网络分析，使用的软件为NetDraw2．054版本。

（一）核心层、中间层、边缘地带：传媒经济研究分层明显

结点（node）大小表示的是度数（degree），结点每与另外一个结点发生一次联系（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流入还是流出）即为1度，结点越大表示与别的结点之间的联系度越高。从图中可以看出，传媒、出版、融合、广告等为今年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和重点。每两个结点之间线条的粗细程度表示的是两者的关系密切度，两个结点之间的线条越粗表示两者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从上图可以看出，数字―出版、媒介―融合、三网―融合、科技―期刊、植入―广告等关键词之间的紧密度很高，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今年传媒经济学科研究的兴趣和前沿。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还对关涉的关键词进行了K－cores分析，不同结点的颜色代表意义不同，可以看出，整个网络有三层构成：核心层、中间层和边缘地带，红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核心层，主要有以下关键词：传媒、出版、融合、模式、营销、整合、数字、出版、媒介、改革、体制等；蓝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中间层，主要有以下关键词：广告、报业、手机、集团、转型、三网、竞争力等；黑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边缘层，包括制度经济学、风险投资、电子阅读、关系社会等，说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议题还主要基于传统议题的基础上，对新的研究议题和对象的扩展度不够。

（二）研究热点：微博客、植入广告、媒介融合

由于2010年年度的论文很难以被引用的次数（一般而言，论文被引率高点发生在发表后的3―4年）来判断其重要性与关注度，但从CNKI的下载频次多少这一指标，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某篇传媒经济研究论文及其所代表的研究领域的被关注程度。一般而言，下载频次越高说明其影响力越大，关注程度高，有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以下为下载频次在300次以上的论文，共18篇。??（见表2）

结合前文词频分析的结果、社会网络分析结果以及18篇高下载频次论文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本年度传媒经济研究的媒体热点是微博客。表2论文中以微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3篇，平均下载频次为736次，并且“微博价值：核心功能、延伸功能与附加功能”下载量超过了千次，此外还有众多论文从微博媒介性质、盈利模式、营销应用等方面对这一新的媒介形式展开了研究。本年度媒介产业的研究热点是媒介融合，3篇有关媒介融合的文章下载频次为352，并且“媒介融合”一词出现的词频也达到了52次，三网融合背景、产业视角和综述性回顾是本年度媒介融合研究的亮点。2010年年度广告方面的研究热点是植入广告，2篇论文的平均下载频次为457次，对新的植入方式的探究和对其广告效果的评价研究使植入广告的研究趋于成熟。此外媒介规制与体制、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及传统媒体的转型研究等传统仍旧是传媒经济研究者持续关注的话题。

注释：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1）》项目组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喻国明主持，本文由宋美杰完成初稿，喻国明修改并定稿。本文中内容分析部分的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由宋美杰、刘佳莹、许子豪、朱尔皓、陈瑾、陈宇完成，李彪对于本文的社会网络分析图的形成也有贡献。

??本文选取了2010年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核心期刊15本，辅助以2008年北大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G0／G21信息与传播、新闻学、新闻事业期刊15本，30份期刊消除重叠后获得了样本选取期刊：编辑学报、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编辑之友、编辑学刊、当代传播、出版科学、中国编辑、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广告大观、现代广告、新闻爱好者、新闻界、青年记者、新闻战线、新闻与写作、新闻记者、中国记者、中国报业、电视研究、传媒观察等。选择以上期刊中已经被CNKI收录的（截止日期为2010年12月23日）2010年度全年的与传媒经济研究相关的论文，此外以传媒经济、传媒业等为关键词在CNKI中进行搜索，获取了未在以上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论文为研究的初步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了会议消息、研究随笔等性质的文章，共获得有效论文312篇。

??董天策、昌道励：《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比较――以2000－2009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和＜JournalofCommunication＞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7期。［Dong，Tiance，Chang，Daoli，“CommunicationResearchMethods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American：Take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andJournalofCommunicationDuring2000－2009asExample”，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2010，7．（inChinese）］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1篇9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线性回归

一、研究背景

从理论上来说，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推动区域金融的发展，同时，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以往的很多研究已表明，区域各项基础条件的差异导致区域间金融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也导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如：金学军[1]等通过比较浙江、山西、河南的金融发展情况，得出区域金融发展存在差异的原因包括地理因素、自组织及金融人格等。李敬、冉光和等[2]的研究也证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性存在的重要原因是地域因素的差异。由于地理因素的存在，使得区域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性。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存在区域差异的情况下，只有从地域层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果。本文以湖南湘西州作为研究对象，对2001-2011年间湘西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以期为该地域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有Schumpeter[3]（1912），其研究指出，金融机构通过向新兴的企业提供信贷来推动经济发展。Patrick（1966）[4]的研究最早指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分别有“需求拉动”和“供给引导”两类。而Goldsmith（1969）[5]是第一位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其研究结论为：在大多数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20世纪90年代后，国外的专家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取得较大的成果。如，MarcoPagano（1993）、Zeira（1999）通过构建模型探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Levine（1997）、KatherineA.Samolyk（1990，1994）等利用多个地区的多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都证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

21世纪以来，一部分学者对我国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史永东等（1999）[6]运用我国1978-1999年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研究期内，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周好文等（2004）[7]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探讨了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部分学者基于区域层面的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冉光和等（2006）[8]以我国东、西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为样本指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存在因果关系，而在西部地区二者只存在长期因果关系。戴锋（2009）[9]将江苏省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进行研究，得到三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都只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宋媛媛（2011）[10]的研究则表明，甘肃省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综上，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内的学者一部分从国家的宏观层面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将部分省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湘西州是湖南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政策效应等都与湖南省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使研究结论更为符合现实情况、更为准确，本文将缩小研究区域范围，单独将湖南省湘西州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01-2011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到湘西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湘西州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状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湘西州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湘西州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金融业逐步壮大。鉴于湘西州金融业发展的现实状况①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以2001-2011年银行业的有关数据作为金融发展的数据。详见下表：

其中：D表示存款总额，C表示贷款总额。FIR即为存贷款总额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但就中国而言，存款并没有全部直接转化为投资，银行间存在存款转移的现象。若以FIR来衡量湘西州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会造成金融发展水平很高的假象。因此，本文将借鉴彭耿[11]（2012）的方法，用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来反映湘西州金融发展水平。结果如下：

图1表明，10年间，湘西州的金融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政策逐步规范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银行业贷款额度增长缓慢，逐步回归到合理的水平，而GDP的增速较快。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选取

本文主要对湘西州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假设劳动力、政策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采用上文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F）作为金融发展数据；选用GDP（Y）作为经济增长数据。

2、数据来源主要有：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11）、湖南省统计年鉴（2001-2011）、湘西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11）。

本文使用的样本取自2001-2011年的湘西州年度数据，为了使各数据趋势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对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为：LNY、LNF。

（二）单位根检验

为防止伪回归现象，必须在协整分析前对时间序列的单位根平稳性进行检验。常用的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有DF检验和ADF检验。本文运用计量分析软件分别对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并使用AIC原则来确定滞后性。结果见下表：

检验的结果显示，两个变量的水平值都是平稳的，因此，可直接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LNY、LNF平稳，具备了协整检验的条件。下面将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如表3所示，似然比的值0.117，在假设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的条件下，同时小于5%和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即接受原假设：两个变量间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可以对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运用AIC原则确定变量的之后阶数为2，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

五、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到：在湘西州，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也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换言之，在研究期内，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同时，经济增长也促进了金融的发展。

2、根据回归模型，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金融发展数值变动1个单位，湘西州GDP将同向变动0.444个单位。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但就目前来看，影响不是很明显。

3、湘西州经济的发展，仍然不可忽视金融的作用。随着证券、保险行业的逐步发展壮大，金融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将越加突出。因此，政府可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金融业扶持政策，为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以助推当地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金雪军，田霖.金融地理学：外国地理学科新动态EJ].经济地理，2004，24（6）：721―725.

[2]李敬，冉光和，万广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解释――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Shapley值分解方法[J].经济研究，2007（5）：42-54.

[3]SCHUMPETERJA.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1.

[4]Patrick，HughT.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inunderdevelopedCountries.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966，（2，January）：174-189

[5]GOLDSMITHRW.FinancialStructureandDevelopment[M].YaleUniversityPress，NewHaven，CT，1969.

[6]王东.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J].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4-6.

[7]周好文，钟永红.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分析[J].金融研究，2004，（6）：24-28.

[8]冉光和，李敬，熊德平等.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2）：102-110.

[9]戴锋.江苏省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09.

[10]安媛媛.甘肃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1.

[11]彭耿，刘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变系数模型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2，（5）：1023-108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10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形成与发展中国

制度经济学是把经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研究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制度经济学派是早期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总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最后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制度经济学派开始形成，这期间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凡勃伦采用整体和演进的方法，对经济学和社会学进行了制度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登上了学术舞台，他承袭了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的传统,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发展了制度经济学。随后发展的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既有别于旧的制度经济学,又有别于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我国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分析

我国早期制度经济学的萌芽起于改革开放以前。当时我国经济学的教学研究机构都是官方机构和公立学校；其理论研究队伍由官方研究机构中的专职研究人员，以及大专院校中的教师等构成，其研究经费都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其任务是接受政府委托的研究课题,解释政府政策和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研究由于受到一些限制，取得的成果有时比较难与实际经济现象挂钩。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研究现象有所改变。我国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上开始出现了除《资本论》之后的其他经济学理论，当然也包括了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同时，在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机构中也陆续开始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分支的研究。并且在此时，经济研究活动开始从官方进入民间，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些机构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的思考和分析,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学派。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经济学者们开始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中国的制度变迁问题进行研究。这其中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林毅夫先生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诱致性创新与强制性变迁》，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张军的《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分析》，汪丁丁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等。这些研究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对西方制度经济学研究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对西方制度经济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并且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思路。

我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为制度经济学派引入中国提供了坚强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出现的问题也需要在理论上进这一步总结。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到股份制改革和拍卖，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传统经济理论很难解释所有的这些经济现象，但是，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经济组织理论等对中国经济的演化却有较强的说服力，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被一些经济学者引入中国后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在经济学界形成了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并取得了一批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

二、中国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原因分析

从制度经济学在我国萌芽和形成，到现在已经被广泛研究，并促进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一些客观上的原因。

首先，我们经济快速发展取得成果,以及经验本身就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良好经验素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并由此引致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主题。中国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这种变化过程中所碰到的交易成本问题，产权问题正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

其次，制度经济学独特的研究视角为它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举世瞩目，但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有一些争议，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以经济自由和私有制为前提的，而我国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前提下却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古典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但是制度经济学将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引入制度变迁模型，为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

再次，我国政治改革的深化,以及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日渐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宽松经济研究环境，这是制度经济学研究在我国能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利的外部条件，我国经济学者可以公正自由地研究，从而能够获得更加有效的研究成果，推动经济科学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此外，制度经济学引入中国以后，经过官方及民间经济学家，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并且由于不断地有年轻学者加入，使得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有了持续的储备力量。

总之，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分析方法上的创新,以及它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强有力的解释力,使得其能够被经济学者用来支持和解释他们的社会制度改革方案。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预见在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前提下，我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有可能能够取得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科学研究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J].经济研究，2000,(05)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11

关键词：灰色系统模型城市承灾能力经济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当城市遇到不可避免的灾难后，其重建能力与恢复能力较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在城市承灾经济协调性分析中，环境系统反映了城市受灾后的恢复能力，而人类在社会系统中占据了主导作用，经济系统则对城市承灾经济协调性有着重要作用。

一、经济承灾子系统基础要素

城市经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可以衡量的要素。然而城市经济承灾子系统相对于城市经济而言，更加偏重于城市受到严重灾害后，城市经济能够承受的范围。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状况不发达的国家在城市受灾后所具有的承受能力比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城市小很多。原因是两个不同的城市在遇到同样程度的灾害时，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城市所具有的承载能力能够中和一部分受灾损失。由此可见，城市经济发展应与城市受灾状况协调发展。

在经济系统的分支当中，上述要素之间能够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体现经济关系：第一，在城市灾害防治以及降低灾难机率方面所进行相应的经济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关联，两者并行展现了对灾难投入的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第二，人均收入（可支配范围）能够同人均保险成分相对应，两者所表现出来关系与第一点相同。所以可知，综合协调度能够在经济系统分支当中体现基础要素对灾害所具有的承受能力。

为此，我们能够通过构建经济基础要素关系式来发映它们之间的关系。下式为：

其中，β代表了城市遭遇灾难后，经济系统的分支所具有表现出来的协调度，G是代表着国内生产总值，F是人均收入（可支配范围），T、S分别表示城市灾害防治以及降低灾难机率方面所进行相应的经济投入、人均保险成分，在等式最右边的两个系数与分别反映了城市灾害防治以及降低灾难机率方面所进行相应的经济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相协调程度、人均保险成分与人均收入（可支配范围）之间相协调程度。

从上述公式可以明显看出，G、F、T、S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彼此同增同减，才能保证其他三个变量在经济的发展下为出现变动。并且在城市对灾难表现出的承受能力中，城市经济承灾系统的分支所作出的贡献呈现出正方向趋势。简而言之是当基础设施对灾难的承受能力没有出现变动时，经济承灾系统分支拥有的协调性越强，表现出经济承灾分支面对发生的灾难所具有的承受能力越强。

二、基于灰色系统理论下的承灾经济协调性分析

（一）协调分析法

现在研究承灾经济协调性的方法模型主要是有序度模型、协调发展指数模型以及灰关联熵模型，曾有研究者为研究社会、经济、资源三者的密切联系，将社会安全指数与环境指数以及经济承灾指数等相关的指标作为参照对象，并采用了系统协调性，使得研究分析结果更加准确。还有的研究学者在全面研究复合系统时，给其中定时刻的分支系统包含的有序度确立了相关的计算公式。

虽然研究人员在研究系统所选择的研究理论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找出影响或是没有影响到系统发展过程的其他分支系统，并进行比较。若是存在影响的分支系统远远比没有存在影响的分支系统小时，则表示研究的系统与其他影响的分支系统之间具有良好的协调性。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上述的研究方法同时具有不确定性，要求研究人员能够克服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难度。

（二）灰色系统理论优势

利用灰色系统理论研究城市承灾经济协调性过程中，它主要侧重于研究不确定性的问题，并且利用信息覆盖，采用一定的手段进行研究事物在运动中的规律变化。在利用模糊数学研究小样本问题时，较难得到可靠的数据，而灰色系统理论正好可以弥补这点不足，使数据更加准确可靠。

目前，灰色系统理论与技术方法在我国普遍应用在城市受灾管理情况与预测评判等方面。灰色关联度可以度量两种元素抑或是两个系统之间所形成关联性，能够清楚的体现元素或是系统在发展之中存在的相对变化状况，例如，相对的方向改变、相对的大小改变等。研究过程中若是发现两种元素相对变化状况几乎或完全存在一致性，则明显表示这两种元素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度，若是几乎或是完全没有呈现出一致性，则表示两种元素之间存在较小的灰色关联度。

由此可知，灰色关联度在灰色关联度分析中能够用来判断系统中存在的元素之间构成的影响程度，也可以对系统中元素与系统主行为之间进行测度。

在用灰色系统理论研究问题时，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利用两种模型，即GM（1，1）模型与GM（1，n）模型，其中GM（1，1）模型主要用来预测单因素在系统中变化，而GM（1，n）模型是用来预测多变量在系统中存在的关系。多变量测量模型在有关影响变量条件下，可以通过构建一定的时间响应函数值，而产生相应的协调值序列。

（三）利用GM（1，n）模型与灰色关联分析

城市经济承灾系统的分支系统中的基础要素进行协调研究分析时，关键是要将系统中的基础要素所具有的协调值序列进行准确模拟，而要模拟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值序列，可以利用正在研究的要素与GM（1，n）模型有效结合得到。通过计算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便可以得出相应的灰色关联度，也就可以将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完全展现出来。

通过研究分析可知，灰色系统理论可以应用在实际的城市承灾经济协调性分析中，并且它还是经济要素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灰色系统理论能够体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可支配范围）、城市灾害防治以及降低灾难机率方面所进行相应的经济投入与人均保险成分在城市受灾后所反映出的相协调程度。

参考文献：

[1]张明媛，袁永博，周晶，冯世森.基于灰色系统模型的城市承灾经济协调性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8（03）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12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Canova和Dellas(1993)给出了世界经济周期定义的简单描述，即世界经济周期是在国别总量经济的跨国周期中存在的共同特征。而对这种共同特征，宋玉华(2004)加以进一步的明确，她认为世界经济周期就是在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呈现同步的扩张、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行形态，这种运行形态会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经济周期运动。从定量的角度，Gerlach(1988)用波谱分析研究经济周期的跨国行为，发现大量国家的产出运动在经济周期频带上是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周期是多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动在一定的周期频带上的高度相关性存在；Gregory等(1997)则用时间序列相关性来界定世界经济周期，即全世界(国家)的经济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个序列相关的共同特征。

二、世界经济周期是否存在

(一)世界经济周期存在的研究

很多实例证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和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如，Dellas(1986)发现在英、美、德、日四国间，几乎存在长久的同一的经济周期。Backus，Kehoe，Kydland(1992)扩展了RBC(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建立了包含跨国经济协动现象的I—RBC模型，在这个扩展的开放经济理论里，国家之间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由此说明国家之间的协同性是存在的。Sarkissian(2001)也认为国家之间的消费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高度相关，特别是在萧条时期更是如此。而Canova，Dellas(1993)发现显著增强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全世界面临着的共同的外部或内部经济扰动是生成跨国的经济周期行为的共同因素。Baxter，Kouparitsas(2004)的研究发现，如果两国之间有较高的双边贸易相关度，那么这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相关度就会提高；同时，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的周期相关度一般会比较高。Ravn(1997)的研究表明，除OECD国家政府支出显示了较弱的正相关性外，其他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总投资、出口和进口)都显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并表现出良好的跨国协同运动性。Kouparitsas(2001)研究发现，七国集团的经济周期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后更是如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周期(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确是存在的。

(二)世界经济周期不存在的研究

Hickman，Filatov(1983)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通常表现得相当微弱，这种微弱的传导很易于被国内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所控制而失去扩散能力。唐海燕(1999)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初期或以前时期，各国经济周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间错位，同一时期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抵消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特征。Kollmann(1996)通过与完全资产市场的对比，发现在不完全资产市场(即国际金融市场只能买卖债券合约)的两个国家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里，国家之间消费的相关关系比完全资产市场情况要明显弱得多。Selover(1997)在研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互动关系时，进一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因为相互驱动而导致同步波动的假说并不成立，两国经济趋向同步波动是因为低水平的或者弱的冲击所致。

(三)区域性经济周期增强而世界性经济周期减弱的研究

更多的学者研究了区域性经济周期的存在。所选择的区域范围主要集中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两个区域。Clark，Wincoop(2001)比较了美国各州的经济周期和欧盟内部的国别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指出无论在过去20年还是40年中，美国各州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都要强于欧盟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存在消除了由于区域边界而衍生出的大量交易成本和经济波动的非协动性。此外，Chiquiar，Ramous，Francia(2004)认为美国和墨西哥两国之间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加强，导致了美墨两国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增强。在东盟区域经济周期方面，DavidD.Selover(1999)研究了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传导的相互依赖性。他们主要考察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及东盟国家，与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之间的经济周期的国际传导，用主成分分析法、自回归分析法和光谱分析法研究了贸易量的相关性，并找到了东盟区域经济周期存在的证据。Choe(2001)研究了十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得出经济波动随着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的加深而具有显著的同步性。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性经济周期在减弱。Heathcote，Perri(2002)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以帮助理解冲击的国际相关性、国际资产贸易程度及宏观总量的国际关系等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他们的研究指出，1972至1986年间，美国与欧洲总量、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GDP、就业和投资相关性分别是0.76、0.66和0.63，但在1986年至2000年间，这些相关系数降低了，分别为0.26、0.03和-0.07，他们认为，金融全球化导致国际借贷的自由化，从而导致资产风险的分散化，并伴随着经济的区域。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与其伙伴国之间的产出、就业和投资的相关性就大幅度降低了。JamesH.Stock，Markw.Watson(2003)研究发现，即使在七国集团内部，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也降低了，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即出现了欧洲区域国家和英语语系国家各自内部的协同性增加。

三、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与传导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特定国家冲击、技术冲击、石油冲击、需求和供给冲击等。Dellas(1986)研究发现，世界范围的共同冲击(如石油冲击、共同的技术进步等)是产生世界经济周期的驱动力量。康特和马克(CantorMark，1988)建立了一个两国家模型，每一个国家有相同的工业，但这些工业受不同的国家特色(主要以技术为主)的冲击。他们的研究证明经济周期风险来源于国家特色的技术冲击，而国际证券市场正是经济周期的媒介。Stefanc.Norrbin，DonE，Schlagenhauf(1996)指出，特定国家冲击和特定技术冲击是世界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而特定国家冲击是产出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Bruno(1997)建立两国家、两产品模型，并假定国内外投资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以及资本的使用效率各不相同，结果表明，国内外投资品的替代弹性是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的重要变量，特定国家的技术冲击是造成两国经济波动的根源。MichaelBergman(1996)利用产出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VAR模型检测了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等五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结果证明需求和供给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还发现，德国、英国和美国三国的经济周期的频率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他们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误差方差的50％以上来源于供给冲击，日本和瑞典产出的90％以上的误差方差来源于供给冲击。

世界经济周期的传导渠道主要包括贸易传导和金融传导。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渠道的传导，近期的研究则更多关注金融渠道的传导，而这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相适应的。Dellas(1986)的经验研究发现，经济扰动的跨国传导中，贸易条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并不能解释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宋玉华(2007)等，其研究表明贸易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正相关关系。早期的研究中，金融交易主要是指国际货币借贷和国际资本投资，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利率在世界经济周期传导中的作用。Choudri和Cohen(1980)、Cantor和Mark(1988)、Baxter和Crucini(1995)等的早期研究确认了这些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Daniel(1981)、Flood和Marion(1982)等的研究发现实际利率和相对价格是扰动跨国传导的因子。Blankenau等(2001)则从另一角度确认了世界利率在传导外部冲击方面的作用，能够导致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及产出等的跨国波动联系。Cantor和Mark(1987)、Stockman(1990)等认为资本边际产出是生产率冲击多国传导的重要因子。Jansen，Stokam(2003)从国际直接投资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在1995年以前，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投资关系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有关，那时密切的贸易关系一直是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的重要原因。WilliamBlankenau，M，AyhanKose，Kei—MuYi(2001)认为作为世界经济波动向小型开放国家传导的众多的渠道之一的世界真实利率是世界经济周期向小型开放经济传导的重要机制，并指出世界真实利率对世界经济周期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和产出等。

四、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仅有较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胡鞍钢(1994)分区段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世界GDP年增长率波动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1960—1979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的相关系数非常小，而1980～1989年，相关系数相应增大。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以1987-2000年间的季度GDP数据为分析对象，得出中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为弱相关，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余芳东等(2001)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随世界经济的趋强而走强，随世界经济的趋弱而走弱，经济周期的“拐点”与世界经济动态的一致性越来越明显。

五、简单评论

现有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世界经济周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当前，经济全球化表现出新的特征，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复杂，世界经济周期的研究意义更加突出，其研究内容也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化。首先，区域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互关系。当前世界经济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区域经济协动性增强，区域经济周期产生原因及其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其次，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传导渠道。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加之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已不仅是传统的贸易和金融。尤其是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经济波动及政策运用呈现明显的协同性。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周期产生原因和传导渠道的理论研究需要有新的突破。再次，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从现有成果来看，该领域的研究非常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