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中俄贸易WTO俄罗斯入世

在中俄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近年来中俄双方的经济贸易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双方的经济依存度在不断提高，而随着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俄双方的经济合作和边贸发展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在重视对俄入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基础上，更应该放眼于长远，充分发挥双方在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上的互补优势，并通过采取加大科技生产交流力度、建立经贸信息服务中心、完善双方的贸易体制与体系、制定灵活务实的发展战略、改善商品结构等应对措施，带动中俄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1.中俄贸易现状

金融危机过后，中俄双边贸易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俄海关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为570.5亿美元，增长49.6%，中国为俄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2011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835亿美元，同比增长40.84%。其中，俄罗斯对中国出口352.4亿美元，增长73.3%；自中国进口482.6亿美元，增长23.9%。

从整体上看，俄罗斯地大物博，科技实力和工业基础雄厚，尤其是自然资源异常丰富，中俄双方存在着多方面的优势互补，例如劳动力互补、轻工业互补、能源互补和经济互补等。随着俄罗斯的入世，中俄贸易必然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2.俄罗斯入世对中俄贸易的积极影响

2.1贸易壁垒进一步减少，边境贸易更加顺畅

在俄罗斯加入WTO之后，中俄之间的贸易壁垒会逐步得到解除，使得中俄边境之间的物流更加顺畅和快捷，并且中俄之间长期彼此给予的最惠国待遇不会受到影响，当中俄都成为WTO的成员国之后，两国进出口的关税会得到进一步的减让，许可证会逐步进行取消，进口商品的限制以及配额管理等政策会变得更加宽松，这样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会变得更加频繁，双方的外贸额都有可能实现快速提升，一些经营规范、业绩好、有实力的国有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将会率先成为中俄边境贸易的主力军。

2.2中俄纺织、服装业互补优势将长期存在

俄罗斯现有的纺织企业大约在3000家左右，但是有实力、成规模、设备先进的企业在60家左右，服装生产企业有200多家，主要是生产特殊工装、时装和中档西服，大部分纺织原材料和服装都依赖于进口，可以说俄罗斯的服装业和纺织业在整体上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而我国现有33000多家纺织企业，出口的纺织服装产品占世界市场30%以上的份额，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国服装、纺织产业的比较优势。同时，我国在俄罗斯纺织、服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土耳其、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他们在产品的质量、价格、运输条件等方面都处在相对不利的位置，所以说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在纺织、服装业的互补优势将长期存在。从长期看，贸易额将会出现明显的增长。

2.3规范政府部门的经济行为，促进边贸出口

随着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中俄双边的贸易政策会变得更加宽松，外贸业务审批制会逐渐实现向备案制的转变，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政府的不正当干预，避免“暗箱操作”、“灰色清关”等现象，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实现政府工作职能的转变，这对促进中俄双方的双边贸易显然是非常有利的。

2.4便于贸易纠纷的解决

随着中俄双方都成为WTO中的重要成员，双方的贸易往来中所涉及的银行结算、贸易纠纷的仲载都纳入WTO框架中，这将促进中俄双方贸易洽谈及执行的规范性、及时性，有效减少各种不规范行为，对于在贸易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可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原则和条款进行结款，其为各种贸易纠纷及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手段，也对促进中俄贸易的长远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持和帮助。

2.5加快贸易秩序的规范和贸易服务体系的健全

长期以来，由于中俄双方贸易机制不健全，贸易过程中双方都存在一些违规行为，如俄方的单方面整治行为和灰色清关政策等，使得中国和俄国之间的贸易秩序相对混乱，已经成为了制约两个国家贸易快速发展的障碍。同时，由于双方的贸易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导致一些贸易摩擦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影响到了中俄贸易的健康发展。而随着俄罗斯的入世，俄方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尽快完善自身的市场秩序和法律制度，为中俄双方的贸易提供国际化的标准服务体系，从而为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3.俄罗斯入世对中俄贸易的消极影响

3.1导致边境贸易产品结构的不平衡发展

中俄边境贸易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固定资产投入不足以及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加上双边贸易的法制体系尚处于完善阶段，经营管理方式相对粗放，双边贸易所涉及的商品种类主要集中在服装、木材、钢材、石油、轻工业品等初级产品或资源型产品，而高科技产品以及精加工产品的贸易额则相对有限。因此，在俄罗斯入世后的前期，对于高科技和精加工产品，中俄之间的贸易在一定时期内还将维持在低层次、浅水平以及小规模的阶段。

3.2部分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竞争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大

在俄罗斯入世的前后，由于在短期内中俄双方在外贸政策以及体制上的差异无法完全消除，短期内贸易壁垒的拆除以及关税减让等政策不会对中俄边贸进出口的产业升级以及商品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产生积极作用。例如，在俄罗斯入世后，短期内中方的纺织、服装等轻纺骨干产品会对俄方的同类产品造成冲击，而对方的木材、化肥等产品的进入会加剧我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反而会使得部分边贸出口企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压力，这需要引起中俄双方的足够重视。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房价（HP）跋靴滚动因果检验

一、文献综述

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如果不能有效的制定或修正经济政策，通常会导致出现经济的不平稳运行。而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比如：降低经济的投资，引起通货膨胀，减慢经济的复苏和引起房地产市场的震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文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了研究，大部分是研究其对投资，收入，利率，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Rodrik，1991；Green，1997；Miles，2007；Bhagatetal.，2013）.然而，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联系，如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确实对这些经济基本变量有影响，那么它将会有很大的可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而且，宏观经济学原理也揭示了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会通过供给和需要途径来影响房价。再者，大部分房价决定理论也都是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变动影响。PastorandVeronesi（2011）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资产溢价，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上项目开发费用的增加，进而导致更低的投入更低的房屋供给和更高的房价。Ulrich（2010）认为来自经济的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引起资产价格的波动。Hirata（2012）发现不确定性的震荡会对全球房价震荡产生重要的影响。假如房价的动态变动会对经济循环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这样的变动可能就会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对政策的内容和时间以及其正常反应的不确定性产生重要影响。这亦如Simo-Kengne（2013）所发现的，政策的制定者很可能会对房价的变动进行政策修改，因此房价的变动会通过某种方式增加政策不确定性。而且经济的冲突，商业和经济的循环波动在房价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表现出一个重要的教育机制。使得房屋部分与宏观经济部分变量间存在较强的反馈，Demary（2012）认为在房价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目前已经有研究检验房地产市场和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因果关系了。Aoki（2014）认为在信用市场上的结构变动的影响将会减少货币政策对房价和房屋投资的影响。Aye（2012）认为投资赤字震荡不会对房价产生影响。经济赤字产生的税收减免震荡将会持续的增加房价，而平衡预算的震荡会对房价产生一个长期的负面影响。然而，货币政策和投资赤字所一起的震荡不能完全反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影响。Sum（2012）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影响，然而没有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部分有显著的因果关系。Ajmi（2014）发现了一个在房地产投资波动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双向交易渠道，然而也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不过，这些结果可能受剧烈的经济波动所产生的结构变化的影响，从而并不是非常精确。El-Montasser（2013）发现高的未来经济变量所涉及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房价的波动。不幸的是，结构的改变可能会是结果不可靠，而且这些研究的结果不能准确地说明其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本文与之前文章的不同在于考虑到了时间变动对结果产生的影响，在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中，进行全样本检验可能会产生结构变化，从而导致结果的不稳定。本文通过使两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随时间变动来替代用全样本数据来解决结果不稳定的缺点。不仅仅检验全样本因果关系，也通过固定窗口检验滚动子样本，从而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二、数据与实证结果

我选择的是美国1986年1月至2015年3月该区间内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房价的月度数据，该时间区间覆盖了显著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和房地产市场较大的波动。通过进行跋靴子样本滚动窗口因果检验，分别对经济不确定性不影响房价和房价不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两个原假设进行检验，10%显著水平的统计量为临界值，来检验原假设的显著水平。根据实证结果可得，原假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影响房价在10%显著水平拒绝区间有2000年8月到2001年9月和2013年12月至2015年3月，

而在2000年到2001年之间，美国正在遭受严重的互联网泡沫破碎和经济危机，其经济不确定性很高，且房价普降，符合实证结果。而到了2013年底至2015年初，美国经济发展稳定，大量的资产投入政策稳定，房价稳定上升。另一个原假设房价不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拒绝区间为2008年9月至2009年12月，美国在该时间段其房地产市场正遭受次贷危机带来的严重损失，且该段时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很高。这亦如Beatrice（2013）所发现的，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的增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增加。

三、结论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篇3

关键词：会计政策；会计政策选择；税收筹划

中图分类号：F230；F810.4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3.20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3-48-03

会计政策定义为：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办法。它具有选择性、强制性和多层次的特点。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收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当存在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时，以税收政策为导向，通过对投资、理财、组织、经营等事项事先安排好策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达到税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税收筹划的特点有合法性、事先性、目的性、择优性、实效性和综合性。

会计政策选择中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的具体要求和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合理地选择会计制度，使企业既能依法纳税，又能充分享受税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优惠政策，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目标的财务决策活动。

我国的会计政策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会计年度的起止日、记账方法、记账本位币、会计要素划分以及会计要素的确认标准、会计核算的基本核算原则、会计报告的构成、格式、编报期限等。这些都是企业必须遵循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因此不属于税收筹划的范围。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企业根据有关制度要求，选定执行某类会计制度后，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具体包括：

1.坏账准备的计提办法、计提比例等由企业自行确定。

2.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的提取数额由企业自行确定。

3.短期投资的期末计价方法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时，既可以采用投资总体计提准备的方法，也可以按单项投资计提准备的方法。

4.存货计价方法有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等供企业自行选择。

5.股权投资的核算可以采用根据持股比例及控制程度的不同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权益法。

6.固定资产折旧核算可以选择年限平均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预计净残值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除上述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外，还有外币折算方法、债券的溢折价摊销方法、费用的摊销方法等都属于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范围。这些可选择的会计政策为税收筹划提供了空间。

下面我们来看看企业中代表性的几个会计政策选择中税收筹划的运用：

一、存货会计政策选择中的税收筹划

存货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消耗的材料、物料等。由于存货计价的方法决定哪些存货成本是计入本期成本费用，哪些存货成本是计入期末存货资产，而这种决定又直接影响期末企业的利润和资产，最终进一步影响到期末企业的税负。

企业的存货是不断流动的，实际流转过程中，它的实物流转顺序和成本流转顺序是不一定一致的。常见的存货计价方法主要有以下四项：

1.先进先出法。指以先购入的存货应先发出（销售或耗用）这样一种存货实物流转假设为前提，对发出存货进行计价的一种方法。

2.加权平均法。是以期初存货数量和本期收入的存货数量为权数计算存货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并据以对发出的存货进行计价。

3.移动加权平均法。指以每次进货的成本加上原有库存存货的成本，除以每次进货数量加上原有库存存货的数量，据以计算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作为在下次进货前计算各次发出存货成本依据的一种方法。

4.后进后出法。假定后进入的存货先发出，并根据这种假定的存货流转顺序对发出的存货进行计价。

此外，常见的存货数量盘存方法主要有实地盘存制和永续盘存制。实地盘存制指在会计期末才对全部存货数量进行实地盘点的制度，即会计期末先确定存货数量，然后分别乘以各项存货的盘存单价，计算出期末存货的总金额，最后倒算出本期的销货成本，移动平均法不适合实地盘存制。永续盘存制是指对存货项目设置经常性的库存记录，完整地反映存货的收入、发出和结存的情况，随时计算发出存货成本。这两种方式为企业进行存货计价的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

我们采用一系列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地盘存制和永续盘存制在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下，计算出的企业期末存货、本期销货成本和本期应纳税额是不同的。同时它只能相对地节减税收，而不能绝对的节减税收。实地盘存制下先进先出法和永续盘存制下先进先出法计算的结果完全相同，但不同盘存制下用后进先出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则是不同的。在物价持续上涨时期，两种盘存制下的后进先出法都会减少纳税人的本期应纳税额；在物价持续下跌时期，两种盘存制下的先进先出法都会减少纳税人的本期应纳税额。

二、坏账损失会计政策选择中的税收筹划

坏账是指企业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小的应收账款。由于发生坏账而产生的损失称为坏账损失。

坏账损失的主要筹划思路是掌握坏账损失的主要处理办法，坏账处理方法主要有直接转销法和备抵法。

直接转销法是指纳税人平时并不对可能发生的坏账进行预计，而只是到坏账实际发生时直接冲销应收账款，将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即在发生的坏账损失按实际发生额据实扣除。

备抵法是指纳税人经税务机关批准，在坏账损失实际发生前，就依据权责发生制原则估计损失，并同时形成坏账准备，待坏账损失实际发生时再冲减坏账准备。

从表面上看，这两种办法计算出来的累计应缴纳所得税是相等的，但他们的区别就在于费用计入损益的年度不一样，备抵法可以先于直接转销法计入当期的费用中，增加当期税前扣除金额，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即备抵法将应纳税款滞后，等于是享受了国家一笔无息贷款，增加了企业当期现金流出。

此外，在选择坏账处理方法时，企业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1.企业是否属于免税期。如果属于免税期，那么采用直接转销法和备抵法核算坏账准备对当期的纳税情况都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此时，企业应更注重免税期以后的坏账核算方法对所得税产生的影响。

2.企业当期盈亏状况。如果企业亏损，计提坏账准备并未达到减少应纳税所得额的目的，实际意义不大。但若企业盈利且不属于免税期，备抵法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坏账准备金可以将应纳税款滞后。

3.客户的信用额度。企业坏账大部分来源于应收账款，归根到底是产品赊销而产生的。企业应综合考虑其所处的经营年限、赊销比例及客户的信用额度，选择更适合自身业务的坏账处理方法，制定更优的节税方案。

企业会计人员从企业利益出发，在税法准许的条件下，选择坏账损失备抵法，可以少交企业所得税，从而减轻企业税负，增加企业流动资金，因此进行坏账损失的筹划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的税收筹划

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它的特点是可以连续多次参加生产过程，仍保持原有的实物形态，但由于长期使用，必然发生损耗，并逐渐减少它的价值。固定资产由于损耗而转移到产品成本中去的价值，影响每期的损益，由于折旧的计提数额一般比较大，因此进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的税收筹划就显得特别重要。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主要包括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

1.平均年限法。根据固定资产的原值扣除预计残值，按预计使用年限平均计提折旧的一种方法，将折旧均衡分配与使用期内的各个期间。

2.工作量法。假定固定资产的服务潜力会随使用程度而减退。因此将平均年限法中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改为使用这项资产所能生产的劳务时数。它可以比较客观的反映出固定资产使用期间的折旧和费用的配比情况。

3.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直线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

4.年数总和法。将固定资产的原值减去净残值后的净额以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它和第三种方法都属于加速折旧法。特点是固定资产每期计提的折旧费用，在使用早期提得多，在后期提得少，从而相对加快了折旧的速度。

企业在利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进行税收筹划时，需注意下列因素：

1.法律规定。企业要充分了解现行法律规定，不做超出法律规定选择的折旧方法。

2.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方法，既可以使企业缩短回收期，又可以使企业的折旧速度加快，有利于前期的折旧成本取得更多的税收抵税额，从而取得延缓纳税的好处，相对增加企业的投资收益。

3.资金时间价值。无论企业采用什么折旧方法，计提折旧总额都是一致的，但不同时间点上的同一单位资金的价值含量是不等的，资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企业应该采用动态的方法来进行税收筹划，将企业在折旧年限内计算的折旧按当时资本市场的利率进行贴现，计算出的各种折旧方法在规定折旧年限内提取的折旧费用的现值总和及税收抵税额现值综合，再进行比较，选择最大折旧抵税的折旧方法。

4.折旧年限。在一般情况下，在企业创办初期且享受减免税优惠待遇时，企业可以延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将计提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计入成本。而对处于政策生产经营期且未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来说，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往往可以加速固定资产成本的回收，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

四、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选择的税收筹划

具体核算方法有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

成本法是指企业在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时以成本计量后，除了投资企业追加投资、收回投资等情形外，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保持不变。投资企业确认投资利益，仅限于所获得被投资单位在投资后产生的累计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上述数额的部分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

权益法是指企业在长期股权投资以初始投资成本计量后，在投资持有期间根据投资企业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变动对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要求投资的账面价值随着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公允价值）的变动而变动。

在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选择的税收筹划时，需考虑以下因素：

1.被投资企业的盈余状况。在被投资企业亏损的情况下，选用权益法可利用盈亏抵补的税收优惠，以被投资企业的亏损冲减投资企业的利润，从而递延所得税，获得这部分资金的时间价值。

2.被投资企业的股利分配政策。采用成本法，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已实现但未收回投资之前，不作账务处理，也就不需要计入所得税的计税基数。采用权益法，无论投资收益是否收回，都要作账务处理，计算缴纳所得税。因此被投资企业是否每年度都分配股利，也影响着投资企业的会计选择。

五、企业收入确认政策选择的税收筹划

收入税收筹划的主要思想是通过对收入结算方式和确认时间加以选择和控制，以达到节税的目的。

销售收入确认方式政策选择的税收筹划总的指导思想就是根据具体销售业务选择适当的结算方式，让法定收入时间与实际收入时间一致或晚于实际收入时间，这样企业就能有较为充足的现金纳税并享受到一笔相当于无息贷款的资金。

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中，进行税收筹划还表现在很多其他方面。如记账汇率、分开核算和合并核算、债券折价溢价的摊销方法的选择等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因为每一个理性的纳税实体都会寻求节约税收成本，追求经济实体财富最大化。这也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应具备的条件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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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丽珍.谈税务筹划会计政策的运用[J].财会月刊，2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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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春洁、王伟民.纳税筹划——中国企业理财新工具[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1篇4

[关键词]电子商务市场；柠檬问题；解决思路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发展为电子商务市场的构建提供了物质可能和技术基础，同时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改变，传统的标准化、同类化产品向个性化产品方向转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得不使企业开始考虑如何运用电子化的手段、电子商务的模式进一步拓展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电子商务市场，信息是最活跃的因素。由于计算机强大的处理和存储信息能力以及网络的广泛分布、高速的采集、传递信息的能力，信息和计算机及网络的结合，可谓如鱼得水，计算机和网络成为信息的最佳拍档。尽管在电子商务市场上信息的和获得比传统市场要容易得多，成本也要低很多，但是电子商务市场自身和自身以外的特点，也导致买卖双方信息沟通不对称、不和谐，影响了电子商务市场的效率发挥，阻碍了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

一、传统市场“柠檬问题”的由来

所谓“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有“二手车”、“次品”的意思，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二手车市场进行研究发现，由于二手车的卖主和二手车的买主对车的质量信息掌握完全不对称，结果导致市场效率低下，市场机制失灵，甚至市场崩溃。因为二手车的卖主了解车的质量，而买主处在信息的劣势，并不太了解二手车的质量，所以买主只愿意按照当时市场的平均价格购买。这样就会导致质量好的二手车因为卖价低，卖主不肯卖而退出市场，整个市场的质量进一步下降。因为市场的质量进一步下降，又调低了消费者对整个市场平均价格的预期，因此质量好的产品不断地被挤出市场，剩下的是质量差的产品，在极端情况下，没有顾客愿意购买，整个市场崩溃。1970年，阿克洛夫在其发表的《柠檬市场：品质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因为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上的卓越成就，荣获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柠檬问题”的实质在于市场中由于买卖双方对商品质量信息的掌握处在不对称的地位，这种不对称影响了市场效率的发挥，使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失灵。如果这种不对称现象超过了市场承受的极限，那么这个市场就无法维持。

二、当前电子商务市场的“柠檬问题”

既然计算机和网络作为传递、加工、处理信息的最佳工具，它们使人类在获取信息的能力上得到空前的提高，而电子商务市场的基本特征是基于计算机处理和网络连接的各种商务活动的市场，那么是否就意味着较少的或者不存在市场质量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是一个高效率的商务市场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由于电子商务市场所采用的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这种先进生产力，在消除了现在存在的引起质量信息不确定、不对称的关键因素之后，电子商务市场必将是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如果从短期来看，因为电子商务发展还处在一种初级阶段，除了传统因素的影响外，还有政治、法律、政策、社会文化、电子市场自身特点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保证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上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现阶段还难以解决，导致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肯定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会更加严重。

1.交易的虚拟性

交易的虚拟性是指在电子商务市场，发生交易的双方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就是网络上的两个结点，不同于传统市场中面对面的交易。双方很难在网络中确认对方的身份及交易内容的真实性，因此商品的质量无法保证，这也是影响当前电子商务市场成功交易的最大制约因素。卖方有了更大的空间来欺骗消费者，特别是对异地交易来说，消费者很难有办法获得商品的真实质量信息。消费者一旦上当受骗后又难以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从这一角度来讲，买卖双方在电子商务市场上存在严重的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另外，产品信息通过图片、文字的形式，与现实世界中看到的产品在颜色、感觉上会有差距，因此会出现网络上看起来满意的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中却大相径庭，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难以把握。

2.产品的因素

在电子商务市场，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有形产品指物理世界中的产品以数字信息的方式呈现在网络上供人们了解和选购，它最终要通过现实世界的物流运输的方式送到消费者的手中，这类产品是将商场提供的各种商品，通过图片、声音、文字说明等多媒体信息放在网络上。无形产品是指无须通过物流公司运送，仅通过网络的传递就可以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数字产品或娱乐和服务，这类产品如计算机软件、在网络上可以直接下载的数字化资料、音乐、电影、信息咨询服务、电脑娱乐及游戏等。由于网上的交易常常具有异地性，甚至会跨越国界，如果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对于有形产品来讲，运输成本会比较高，因此常常导致卖方不能兑现当初的承诺；对于无形产品来讲，可以方便、低廉地通过网络传送来实现产品从商家到消费者的转移，但是有些产品，消费者必须要事先体验，才会决定购买，如计算机软件、音乐、电影产品、游戏等。但如果商家免费给消费者体验，消费者得到这种产品之后，可以方便地复制或掌握了相关信息后又不愿购买该类产品。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商家在提供体验产品时，必然会减少体验产品的功能，降低体验产品的质量。因此商家难以通过合适的方法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又让消费者购买产品。

3.较低的信息成本

在电子商务市场，传统意义上“大”的公司并不比“小”的公司占有更多的优势。因为建立一个网站的成本比较低廉，技术上的问题也不难解决，也不需要注册就可以成立一个虚拟的公司，所以在网络上的公司比传统的公司要多很多，这对有意在网络上提供虚假信息的个人和企业非常方便。一个网络企业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消失。转贴于

4.监管的缺位

电子商务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在法律、法规上还很不健全，行政管理上又缺乏经验，无论是政府、企业和个人在这一方面都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因此目前尚未建立足够的制度来对电子商务市场进行有效监管。同时电子商务市场的监管和信息技术有关，对监管者本身又提出了较高的素质要求，需要一支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才可能管理好这个市场。

三、电子商务市场中的“柠檬问题”解决方法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代表人类先进的商务模式，目前还在初级阶段，除了技术上的不断完善来保证交易的可靠性、安全性之外，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支持才可能取得良性的发展。解决电子商务市场中的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虑。

1.交易双方的身份认证

虽然网络交易是虚拟的，但我们必须想办法找到其对应的现实世界里的交易双方，否则交易就失去真实性基础，这是解决电子商务市场中“柠檬问题”的关键。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可以确认虚拟世界里交易双方的身份。通过电子签名、数字摘要、数字证书、单钥和双钥加密、解密算法来保证网络传递信息的保密、防篡改、交易的不可抵赖性和参与交易者身份确定。可以按照安全电子交易协议（SET），来保证商家、消费者、银行的合法身份，实现网上购物的安全交易。网络产品的虚拟性，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通过高质量、逼真的图片和虚拟现实的三维动画来减少和物理世界产品真实性的差异，以尽量降低产品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

当然，技术手段目前已经可以保证网上交易者身份的确定和网上交易的安全，但要在电子商务市场中全面展开，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其实现需要来自商家、消费者、银行的认可，并要在第三方认证机构（CA）获得认证证书，其实现成本较高，对人们的观念和使用者对技术的掌握都有较高的要求。

2.消费者主动搜索信息

为了减少消费者和商家在交易中对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消费者应该主动上网搜索相关信息，了解同类产品的情况，有无消费者投诉，从公开的信息中验证商家产品的可靠性。比如对电子商务市场提供的产品批文号、产品标准、生产地址、电话等进行核对。在国际互联网上，信息的内容非常丰富，和获取信息的成本也很低，所以消费者很容易获得自己想了解的产品的各种信息，然后加以分析，做出决策，减少交易的失误。

3.政策推动，完善电子商务立法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几个阶段，现在正在进入信息化社会。一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的信息量和挖掘信息的能力，将对这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起到重要的作用。电子商务的应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应该大力扶持电子商务市场，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因为电子商务涉及较高的管理和技术基础，对国民的基本素质要求较高，需要通过学习、培训以适应电子商务应用的要求。国家可以制定适当的政策来鼓励企业应用电子商务，鼓励国民学习电子商务知识和技能，让国民更多地了解电子商务市场，消除因为无知或不知而造成的对电子商务市场的恐惧，消除误解，树立正确的电子商务市场观念。加强电子商务市场的监管，在具有市场监管职能的部门（工商、税务、文化、金融、质量技术监督、电信等）成立电子商务监管小组，建立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监管制度，同时加大对这些部门人员的电子商务知识的和培训力度。

近年来，我国对电子商务的立法十分重视，截至目前国家已先后出台了包括《电子签名法》、《电信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全国人大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在内的多部法律法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2005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电子签名法》，它意味着电子签名将获得与传统手写签名和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标志着电子商务市场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在电子商务涉及的合同、税收、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个人隐私、信息内容等许多方面还不能适应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的需要。只有通过电子商务立法进一步规范，才能将电子商务市场中存在的“柠檬问题”引起的产品质量在买卖双方之间的不对称现象进一步减小，形成对虚假质量信息者的法律威慑。

4.发挥好网络中介公司作用

为了减少买卖双方在交易中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性，应该大力发展网络中介公司。声誉好的网络中介公司不仅可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买卖双方提供良好信息咨询服务，减少了交易双方的盲目性，同时也为买卖双方提供了安全的交易场所，包括资金和产品的交易安全。网络中介通过规范的服务获得佣金，同时也是电子商务市场的稳定剂，降低了交易双方的风险，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就业结构高技能人才

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广东省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当年广东实现生产总值35696.46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增幅比上年低4.6个百分点,但高于年初政府预期目标(9%)1.1个百分点。由于政府及时引导实施“双转移”政策,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逐渐显现,外需不振,多重因素叠加,部分企业运作艰难,企业用工需求呈明显下降趋势,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居民财产性收入受影响较大,社会保障领域面临更多挑战。

一、广东就业面临的形势

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均进入减速通道,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均不利于广东就业形势改善,广东就业形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就业形势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趋势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就业问题将成为广东以及国内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减弱;以及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特别是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难较大,对就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再加上部分外贸出口型企业由于对外依存度高,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出口的减速将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2009年第一季度份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滑,广东进出口总额1154.8亿美元,下降了23.1%,可以预见,2009年新增就业人数和用工需求将会呈下降趋势,农民工失业人数、退保人数将继续呈平缓增加态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将渐趋平衡,普工与技工“双短缺”状况仍然存在,困难群体与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双困难”情况进一步显现,促进就业的压力和难度进一步加大。

二、广东产业结构演变与技能人才需求规律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区域产业分工与布局等等都与人力资源的区域与产业配置,以及技能人才需求密切关联。国内外经验表明,技能提升就业。为破解国际金融危机和产业升级调整带来的广东就业难题,我们从广东产业结构演变与技能人才需求规律、“双转移”与技能人才需求关系等方面着手,研究广东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高技能人才的相关性问题,试图探讨通过“双转移”解决“双短缺”和“双困难”问题。

1.从业人员就业构成初步形成了与产业结构同步变化

从产业结构看,2001年呈现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第一产业GDP所占比重从2001年开始降到10%以下,为9.4%;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从2000年开始占比达50.4%以上,2004年高达55.4%,2005年由于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有所回落,但从2006年开始,随着广东工业适度向重型化发展,机械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得到较快发展,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稳定在50%以上。2007年,三次产业结构已经调整为5.7:52.0:42.3;从就业结构看,2001-2007年广东第一产业人员从业人员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交替上升,并于2006年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达到30.8%。2007年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29.0%、39.5%、31.5%。从业人员就业构成初步形成了与产业结构相同的“二、三、一”格局。

2.三大产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逐年大幅增长

2008年,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和新劳动合同法颁发,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等因素影响,三大产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量大幅减少,第二产业第一季度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量为124.67万人;二季度下降为120.31万人,比一季度减少-8.32%;三季度进一步下降到116.54万人,比二季度减少-12.53%。第四季度全省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为391.7万人次,比第三季度减少1.6万人,但比2007年同期则减少24.9万人次。受金融危机影响较直接的制造行业、加工贸易企业用人需求比重下降较为明显,制造业用人需求为99.9万人次,占市场总需求的比重为49.9%,与第三季度比,下降了1.3个百分点。(详见表1)。

注:根据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历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整理。

3.产业结构升级对高级技师需求量不断增加,求人倍率逐年升高,预计2009年高技能人才仍然供不应求

自2003年开始,高技能人才的总需求人数大于总求职人数,2003年～2007年高级工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67、1.88、1.73、2.19、1.78;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90、2.32、1.87、2.31、1.88;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38、2.21、2.63、3.36、2.59。2008年1～3季度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有所降低,主要原因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等因素影响。但是,广东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产业转移工作较早起步,2008年第一～第三季度,高级工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71、1.57、1.79;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98、2.39、1.98;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28、2.39、1.33(详见表2)。预计2009年广东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仍然供不应求。

注:根据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历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整理。

三、对策建议

1.在指导思想和行动上走通过技能提升就业,加快技能人才培养使用的根本之路

2009年广东经济发展面对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在“保增长”、“促就业”、“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这多目标中取得均衡;必须把推进“双转移”政策与增加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多重任务结合来加以解决;必须把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供给结合起来加以解决;应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还必须考虑一些应急对策,将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相结合,还必须在指导思想和行动上走通过技能提升就业,加快技能人才培养的根本之路。

2.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长效对策

广东目前已具备了加快结构升级的资金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不具备高技能人才条件,多年来广东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高达接近2.4倍,使广东企业不得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过度竞争。高技能人才问题不解决,将很难从这次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必须通过政府的宣传引导、政策鼓励、资金支持,改善各类高职高专等专科学校的办学条件,将其与大学一视同仁,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政府应引导企业在工资待遇导向上向高技能人才倾斜,使其在职称上有最大上升空间。

3.加大就业和创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采取针对性更强、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发展,更多吸纳就业。积极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强化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改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的稳定性。真正抓好小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个体经营者收费优惠、发展旅游业扩大就业、资金管理使用等五个配套文件的落实,对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大力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有力支持。短期内解决就业的对策包括,一是通过减税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稳定就业;二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创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带动就业;三是正视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现实,号召全社会团结一心,共度时艰,应鼓励全社会学习国有大企业的做法,降低员工工资,高层管理人员带头降薪,而尽量减少裁人,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4.重新审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由政府主导企业改革分配体制

国际金融危机这次之所以能对中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根源在于我国长期奉行的高积累低收入政策导致内部结构失衡,消费疲软,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对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只适合特定时期,而不能长期奉行。广东是外贸出口大省,从这一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对广东的出口企业造成了很大打击广东经济的问题根子还在自身,是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而结构的问题又在于分配体制。因此,重新审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由政府主导企业改革分配体制正合时宜。改革分配体制,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速度,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国家更多的公共服务;二是在收入分配上,扭转目前劳动力过于廉价的局面,提升劳动力的价格水平。这是解决广东以及全国经济下滑,同时也是维护农民工权益、提高农民工待遇的根本办法。

参考文献:

[1]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1994年～2008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篇6

房地产市场发展

中国内地的住宅物业市场主要包括3类住房：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及商品房。就廉租住房而言，内地政府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现金补贴或实物配租。我们估计，少于1%的城镇居民家庭居住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方面，内地政府提供政策优惠，例如豁免部分行政费用等，以鼓励房地产发展商兴建以低收入家庭为目标的单位。过去数年，这类住房分别占新屋动工量及销售量约6%―7%。换言之，内地大部分住宅物业均为商品房。

自1990年代进行住房改革以后，私人物业市场发展蓬勃。建屋工程维持于双位数字增长，整体楼价亦拾级而上。经济稳定增长，是楼市得以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1998年至2007年期间，内地经济发展稳定，保持平均每年9.5%的高增长，家庭收入亦因此而不断增加。

内地政府于2005年发出指令，以防止楼价急升。其中一项主要措施，是处罚闲置住宅用地一年以上的物业发展商；另一项措施，是向购买物业后2年内将之出售的住房卖家征收商业税。有关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颇大。房屋价格年增长由2004年第4季的11.1%放缓至2007年第1季的6%。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及住宅建筑工程亦告减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发展商对楼市前景信心下降。

然而，住宅物业市场的调整时间短暂。在2007年第4季，楼价重拾双位数字增长，住宅建筑项目的增长速度亦相对加快。面对楼市急速发展，内地政府于2007年9月推行新措施，试图着力限制土地及物业的投机活动。措施严禁商业银行向被指囤积土地的发展商提供贷款，而按揭借款人亦需要就其第2套住房支付40%首期，及按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基准利率的1.1倍计算利息。

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于2008年初开始放缓，一手市场的住宅物业价格年增长，由1月份的12.2%回落至7月份的7.9%。在部分城市，影响更为显著。例如，广州住房价格年增长由去年9月份的7.2%，放缓至今年7月份的0.1%。按月计，上海、南京及深圳的住房价格亦告下滑。

房屋需求短期趋降

内地经济持续发展，推动家庭住户收入上升，长远增加房屋需求。城镇居民每年人均收入与住宅物业平均售价(以每平方米人民币计)的比率，由2004年的3.6倍上升至2007年的3.9倍，显示住户于2007年对同一项物业的负担能力比3年前高。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楼价的比率亦稳步上扬。虽然如此，现时住房价格下调可能会影响买家对未来楼价走势的预期。对于那些预计物业价格会进一步下跌的潜在买家，他们或会放弃于短期内置业，以减低风险。事实上，现时楼价回落，正反映住房需求减少。同样，约90%为按揭贷款的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长幅度亦较上年度低。

目前市况与2005年楼市下滑时不同，经济前景不明朗正影响市民的置业意欲。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令中国内地的经济前景蒙上阴霾。再者，内地股市已从2007年10月的高峰回落超过60%，城镇居民财富增长放缓，甚或下降，也可能减少住房需求。

内地政府的举措，包括过去数年间向住房卖家征收商业税及要求住房买家缴付更高利息，显示决策当局着力限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假若内地政府继续循此方向推行政策，将会成为压抑房屋需求的重要因素。

实质利率上升亦可能打击住房需求。内地通胀一直高企，而传统上置业被视为对抗通胀的方法。然而，实质利率会影响楼价走向。这一点从过去10年来实质利率及楼价升幅的反比关系中可见端倪。内地通胀率由2月份的8.7%高位回落至7月份的6.3%，而名义利率维持不变，这促使实质利率上升。若趋势持续，住房需求或会进一步减弱（实质利率以1年期名义利率计算。不过，即使以超过5年期的名义利率计算，结果亦大致相同）。

房屋供应或会减少

除了需求之外，房地产市场亦受供应因素影响。正如上文所及，内地政府去年限制银行向被指囤积土地的物业发展商提供贷款，促使发展商加快开发闲置的住宅用地，增加房屋供应。但实际上，房屋供应似乎正在减少。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由去年10月份的42%回落至今年6月份的38%。而6月份在建住宅楼宇面积的年增长为21%，远低于去年10月份的47%高位。同样地，竣工房屋数字于过去数月亦告减慢。

理论上，减少土地囤积将会增加可供出售房屋的数量。然而，由于预期楼价下跌，为谋对策，房地产发展商也可能因此而减慢建屋工程进度。此外，内地政府抑制土地投机的举措，亦可能降低发展商对行业前景的乐观程度。内地政府于2005年决定，向闲置住宅土地1年以上的发展商征收罚款。此举非但没有加快、反而是减慢建屋工程活动。

再者，发展商面对资金压力，亦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兴建住宅房屋。由2007年初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屡次将1年期营运资金贷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高，紧缩货币政策，加上内地政府对贷款的限制，不但令获取信贷更形困难，亦会增加发展商及潜在买家的成本。

总结

短期而言，楼市不明朗因素正在增加。买家预期楼价进一步下跌等因素，将会延长目前房地产市场的跌势。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及打击投机活动的政策，亦会继续影响房屋需求，但建筑工程减缓可望抵销部分对楼市不利的影响。在2005年开始的楼市调整周期需时超过1年才见好转。若按此推断，现时楼市跌势或会持续数季，之后才出现较稳定的长期复苏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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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篇7

关键词：俄罗斯；美国；政治；战略武器

中图分类号：D75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11)01－0042－05

2009年4月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重启，令这一传统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69年苏美围绕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问题开始的一系列谈判。谈判进程持续到苏联解体，签署了众多的条约，包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一阶段条约》)，其效力一直维持到2009年12月5日，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俄美将苏美战略武器谈判这一形式继承下来，先后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二阶段条约》)和《莫斯科条约》，但小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日益趋向自助式裁减核武器，俄美双边谈判形式逐步被打入冷宫。奥巴马担任总统后，对美国战略武器政策大幅调整，力图通过俄美合作建立新的全球战略武器控制机制，这促使俄美战略武器谈判得以重启。经过近一年的密集谈判，俄美两国于2010年4月签署了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俄美战略武器谈判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目前看来谈判将在未来持续深入下去。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国对国际格局特别是战略武器领域的国际格局作出准确的判断，有助于评估俄美谈判可能带给中国的正负效应。

一、政治运行机制对谈判的影响

俄罗斯奉行三权分立的政治运行机制，国家对外政策通常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相互博弈、协调的结果，只是三者参与的程度与影响力有所差异。一般而言，行政部门在外交政策上最具发言权，但具体到不同问题领域以及特殊时期，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战略武器问题专业性极强，并且涉及国家最高安全机密，相关政策的制定一般在较小范围内进行，所受掣肘也少于其他外交政策，但仍无法摆脱政治运行机制的牵制与干涉。而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产生最为显著影响的则是掌握行政资源的总统与掌握立法资源的杜马间的权力互动。

俄罗斯总统权力极大，杜马权力较小，可称之为“超级总统制”国家。杜马对总统缺乏足够的制衡力，西方媒体将杜马比做“橡皮图章”意即在此。不过，杜马作为立法机构还是拥有相当权力。例如条约批准权，总统与外国签署的条约须经杜马同意方能生效。在叶利钦总统时代，杜马大部分时期处于左翼政党控制之下，总统虽然能借助优势权力压制杜马，但却始终无法控制后者，两大权力部门间的争斗成为俄政坛的常态。双方这种不正常的关系自然也影响到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令《第二阶段条约》在叶利钦时代一直未获杜马批准，从而造成预定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无法启动。

1993年1月，叶利钦总统与美国就《第二阶段条约》达成协议，条约要求双方将各自保有的战略核弹头减少至3000～3500枚。从布什总统1992年1月提出新的核裁军倡议到《第二阶段条约》最终签署，用时不到一年，而《第一阶段条约》则历经九年的艰苦谈判才最终完成。叶利钦不顾大多数俄军事专家的反对，仓促签署该条约的主要原因是有求于美国。此时，叶利钦在国内尚未完全确立自己的独断地位，面临最高苏维埃及左翼势力的挑战，需要美国的援助以“拯救”俄罗斯、赢得民众的支持。

俄罗斯在《第二阶段条约》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因此该条约一经签署就在国内受到猛烈抨击。最烈强的抨击来自反对派所控制的最高苏维埃。1993年10月，叶利钦通过武力强行解散了最高苏维埃，设立国家杜马，但其后举行的第一届杜马选举却出乎各界预料。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自由和共产党等反对党赢得杜马过半议席。自由的崛起很大部分归功于对叶利钦软弱外交政策的攻击，而俄共是叶利钦天然的反对派，两党同叶利钦之间缺乏妥协的空间。此时将《第二阶段条约》提交杜马审议必然会被否决，因此当1993年12月杜马主动要求总统提交《第二阶段条约》时，遭到叶利钦拒绝。不过，长期拖延并不现实，因为按照与美国达成的协定，《第一阶段条约》生效后两国应尽快批准《第二阶段条约》。1994年12月，《第一阶段条约》正式生效，叶利钦不得不在次年6月向杜马提交《第二阶段条约》。杜马就此问题召开听证会，但随后北约在美国领导下大举空袭波黑塞族武装，批准进程被杜马中断以示抗议。此后，杜马举行换届选举，条约的批准问题交由新一届杜马决定。

第二届杜马选举中，俄共为首的左翼力量赢得席位过半的优势地位，这届杜马因此被许多俄罗斯民众称为“共产党的杜马”或“左派的杜马”。尽管1996年1月26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第二阶段条约》，该条约在杜马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却几近为零。杜马各党普遍认为叶利钦在条约中让步过多，对其软弱表示不满。叶利钦运用各种手段向杜马施压，但杜马不为所动，在叶利钦任内一直将该条约拖而不决。俄杜马之所以拒不批准该条约，除条约本身存在缺陷外，杜马多数党俄共与叶利钦完全敌对的特殊关系也是重要原因。俄共与叶利钦的争斗超出了一般的政见之争，作为苏共继承者的俄共与坚决的叶利钦之间意识形态两极对立、矛盾难以调和，合作与妥协都缺乏现实途径。杜马对《第二阶段条约》的拒不批准，令规划中的第三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谈判无限期推迟，大大延缓了俄美削减战略武器进程。

总统与杜马这种极端的对立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1999年12月第三届杜马选举，俄共得票率虽仍居第一，但中派力量赢得多数席位，左翼丧失了对杜马的控制权。由此开始，支持总统的力量在议会中愈来愈强，总统与杜马两大权力部门由对立冲突逐步转向默契合作。普京总统与梅德韦杰夫总统时期，杜马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基本与总统保持配合，使总统在制定对美谈判政策时拥有更为自由的空间，这极大地减少了谈判所受的掣肘，有利于推进谈判进程。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政治运行机制中不同部门间的关系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能够产生显著影响。在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它们会有各自偏好的立场与政策，当这些立场与政策间的矛盾尖锐化时，统一政策的制定将受到困扰，进而阻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进程。

二、社会政治思潮对谈判的影响

社会政治思潮和政党政治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由此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按照主流社会政治思潮变迁划分，冷战后俄罗斯大致经历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三大阶段。在各个阶段中，不同政党力量随之消长，两者结合，推动了俄战略武器政策的调整，从而影响到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

(一)自由主义思潮与右翼力量的兴盛

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最为盛行的是由西方引入的自由主义思潮，按照大多数俄罗斯学者的理解，自由主义是与强调国家控制抹煞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高于一切的思想。建国之初的俄罗斯联邦处于混乱迷茫中，已经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的民众将希望寄托于自由主义，幻想通过民主化及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使俄罗斯摆脱困境，快速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思潮成为此时俄主流社会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对俄罗斯政党政治产生了强烈影响。政坛整体右倾，主张内政外交全面西化、与西方国家结盟的右翼民主派政党占据优势，掌握了政权。左翼政党在这一阶段则缺乏社会支持基础，处于艰难的恢复期，力量分散，影响力较弱。政府全面西化政策基本没有遇到任何来自民众及左翼政党的有效阻力。

俄罗斯对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令俄美进入“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武器领域的关系也得以大幅改善。包括总统叶利钦在内的俄主要政治家认为两国已由冷战时代的敌对关系转为盟友关系，因此苏联时期用来威慑美国的庞大战略武器库不再有现实的需要，双方理应通过谈判不断进行削减，最终在战略武器领域达成友好合作的关系。1992年2月，两国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就俄美关系、削减战略核武器、防止核扩散等问题进行会谈，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将建立“友好与伙伴关系”，不再把对方视为潜在敌人。1993年1月，叶利钦与布什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第二阶段条约》。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俄美双边关系在战略武器领域出现了令人惊诧的改善。这主要缘于俄领导人对双方关系认识的改变――由苏联时代的敌对关系转为盟友关系。这种认识与俄国内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以及得益于此的右翼政党的强大影响力密切相关。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消退，右翼力量开始失势，俄领导人逐步摆脱了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两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竞争再起。

(二)民族主义思潮与左翼力量的崛起

1993年，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由亲西方的“一边倒”政策转向东西并重的“双头鹰”政策。在战略武器谈判中，俄逐步改变对美顺从合作与单方面让步的政策，态度趋于强硬，双方竞争加剧。俄政策的改变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和左翼力量的兴起密切相连。

俄罗斯独立后进行的一系列激进改革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国家呈现出破败颓废的景象，国际地位也直线下降。民众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憧憬与期望彻底被现实所击碎，取而代之的是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对强大俄罗斯国家的热烈呼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其主要特点是反对全面西化，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与尊严，保持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坚信俄罗斯民族能够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独特道路。

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改变了俄罗斯政党格局。右翼民主派政党不断削弱，左翼政党日渐崛起。1995年杜马选举中，俄共连同其他左翼政党获得超过50％的席位，实现了对杜马的控制。社会政治思潮的改变以及受此影响形成的政党格局形同民众对俄内外政策的否定票，令叶利钦不得不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与西方拉开距离。其后，1996年美国启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试验、1998年美国攻击伊拉克、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以及日益加快的北约东扩进程，催发了俄国内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要求对西方强硬还击。为了安抚民众的不满，同时击退左翼力量对其软弱的指责，叶利钦只能选择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同时越来越强调战略核武器的重要作用。1997年12月，叶利钦正式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重申俄奉行“现实遏制”核战略，并进一步提出，北约的存在和东扩对俄安全构成威胁，要用核武器防止核大战、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和地区战争，要保持足够的核力量，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俄罗斯保留使用其拥有的所有手段，包括使用核武器手段的权力”。这表明，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政治氛围下，叶利钦改变了对削减战略武器的盲目积极态度，更为现实地将之与美国的回应相挂钩，在获取更大利益、更为平等待遇的基础上和美国进行谈判与合作。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的加强令美国对俄未来走向感到担忧，从而进一步采取措施弱化俄罗斯。而这又令大多数俄罗斯人对美国的敌意上升，认为“美国正在乘机削弱俄罗斯，意图使俄罗斯永远处于衰落状态”。这种恶性循环令俄美缺乏缓和谈判的空间，对抗不断加剧，造成《第二阶段条约》完全无法获得杜马及民众的支持，并将战略武器谈判导入停滞状态。

(三)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和中派政党的兴起

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在叶利钦执政后期逐渐开始兴起。民族主义虽暂时满足了民众情绪上的需要，一度占据政坛主导地位，但左翼政党缺乏现实可行的治国政策，与总统的频繁争斗令俄政坛更加混乱，这使得民众渴望“权威”领袖的出现，以结束国内无休止的政治内耗，领导国家走上复兴之路。这种情绪随着总统与杜马间政治博弈的加剧而在民间日益盛行，最终在普京时代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令俄罗斯政党力量重新洗牌：持政治权威主义理念的中派力量崛起，1999年后控制了杜马，并将优势不断扩大；而左派力量渐失支持，政坛影响力日益萎缩；力量基本泡沫化。2007年第五届杜马选举，支持“民主”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450个议席中的315席，标志着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在政坛的全面盛行。

俄罗斯社会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盛行以及在此背景下崛起的中派政党为普京的强力集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派政党赞同普京具有权威主义性质的治国策略，杜马逐渐成为普京政策的积极“响应者”和“执行者”，俄对外政策由此摆脱了叶利钦时代常见的总统与杜马相互掣肘的局面，总统的外交行动拥有了更大空间。在战略武器领域，普京得以施行更为灵活的谈判策略。战略武器谈判成为普京对美外交中一张灵活机动的王牌，根据需要随时进行策略调整，或以让步换取其所认定的更为重要的俄罗斯国家利益，或通过对抗来谋求美国在其他领域的退让。例如，2001年普京曾对美国意图退出《反导条约》持严厉批评态度，但当美不顾俄反对宣布退出时，普京的反应却出乎意料的温和。俄罗斯的让步换来了现实利益，美国同意签署《莫斯科条约》(条约规定2012年12月31日前双方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减至1700～2200枚)，改变了布什计划中的完全自助式裁减战略核武器的政策。此外，美国还支持建立北约一俄罗斯理事会，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双方关系大幅改善，成为反恐伙伴。俄战略武器政策上的这种变化符合自身利益，但假若民族主义思潮依然盛行，此举必将受到杜马及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只有在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的氛围下，这种灵活机动的政策才能顺利施行。

这一阶段，由于俄罗斯国内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的盛行，令支持总统的中派政党控制了杜马，总统拥有了近乎于“沙皇”的权力。这使得俄战略

武器谈判政策几乎不再受到杜马和普通民众的掣肘，而是根据现实国家利益不断调整，令谈判进程呈现出弹性多变的特点。

三、利益集团对谈判的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就最广泛的含义而言，任何一群为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当代俄罗斯是多元社会，利益集团对国家外交政策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探讨国内政治因素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影响时应将其纳入研究范围。鉴于战略武器谈判的特殊性，本文仅选取对此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作为分析对象。

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军事工业集团和这一集团在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的利益综合体。军工综合体中的主要军工企业大部分为国家所控制，和政府间存在着隶属关系，因此军工综合体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更多的不是经由院外活动，而是在官僚系统内通过获得利益相关部门的支持来完成。因而就此层面而言，其拥有比一般利益集团更为方便的影响国家决策的途径。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进入转轨时期，军工综合体经受近十年的曲折历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改革方向发生了转变，从推动私有化转为整合大型军工企业，形成了一系列国家控股的大型股份公司。同时，伴随经济的复苏，俄国防开支急剧增加，国防工业进人快速增长期。由此，军工综合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日渐增长，而在与之相关的战略武器谈判领域，其影响更为明显。

首先，军工综合体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行影响。军工企业饱受国家衰落之苦，大规模的裁军和军费削减极大地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因此，军工企业对于恢复和保持俄罗斯强国地位格外积极。它们要求国家奉行强硬外交政策，加大军费开支，增强军事实力。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军工集团对削减战略武器持积极反对态度，同时要求将削减与北约停止东扩相挂钩。军工企业的这种态度源于自身利益的要求。军工系统中与战略武器生产相关的部门众多，例如导弹―航天工业、核工业、航空工业。这些部门均为俄军工企业的核心，影响巨大。特别是负责各种战略导弹研制和生产的导弹―航天工业拥有完整的体系，2007年隶属该系统的共有科研生产单位108家，从业人员约25万人。削减战略武器将减少这些军工企业所能获得的订单和资金投入，必然会引起其强烈的反对。

其次，军工综合体具有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实力。如上所述，军工综合体利益集团主要由军工企业和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其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实力首先源于军工企业在俄国内所具有的实力地位。截至2007年底，俄罗斯军事工业共有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1389家，从业人员将近150万，半数以上为科技工作者，是俄罗斯经济的最高科技领域，生产了全国70％以上的科技和高科技产品。军工企业是俄罗斯国防武器的直接供给者，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依赖于先进军工企业的支撑。由此，保持军工企业的稳定与发展，成为涉及俄罗斯根本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俄在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谈判时，本国军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自然成为其必须仔细考虑的因素。例如，俄罗斯虽然在《第二阶段条约》和《莫斯科条约》中均承诺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但从未允诺暂停新型战略武器的研制。俄不能做出这种承诺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军事工业一直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而维持这种优势依赖于不断的研发、创新，一旦承诺暂停新型战略武器的研发将对军事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导弹工业等核心部门的发展构成致命打击，这无异于让俄自断其臂，自然令其无法接受。

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是军工综合体能够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另一个实力来源。所谓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指的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军事工业的机构¨。]。这些管理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借助它们，军工综合体自然拥有了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军工综合体这种特殊的政府一军工企业关系，使政府在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谈判时，必然会照顾到该集团的根本利益。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篇8

关键词：瑞典社民党；充分就业；成效分析

中图分类号：D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010-03

一、相关政策简述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国家干预思想的指导下，瑞典社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实现充分就业，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就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施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具体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通过国家财政支出的形式建设一大批的公共工程，实施“人民之家”计划，为住宅建设提供财政支持，为私营企业农场主提供贷款和补贴。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的复苏，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恢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在1934—1935年，平均每年有大约6万人左右在特别为失业者安排的项目中工作[1]26-27。汉森总理也曾在1933年的预算法案中表示：“用（政府借贷）这样的措施，将不仅能够为失业大军提供工作，而且能够结束经济停滞，开拓复苏和经济重建之路。”[1]27

社民党政府通过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很好地缓解了当时迫在眉睫的严峻的失业问题。但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长期执行就难免会造成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从而造成通货膨胀。于是，20世纪5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雷恩和梅德纳设计出了著名的“雷恩-梅德纳模式”。该模式的主要要素“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团结工资政策”同样成为了瑞典社会促进充分就业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

（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瑞典社民党在劳动市场政策领域的主要政策。所谓“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约斯塔·莱恩在《瑞典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回顾与展望》中描述到：“用在‘消极’做法（即支付失业保险金和提前退休的养老金）上的开支大大低于用在‘积极’项目上的开支。所谓积极项目我们是指在劳动力需求太低时，搞一些以促进需求为目的的职业创造项目，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或以改进供给为目的，调整各产业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劳动力需求结构出现的差距。一切促进供需平衡的信息服务和就业服务处有效的工作也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2]瑞典社会该阶段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又可称为供给主导计划，即政府通过在职培训、岗前培训等教育形式解决劳动者不能适应就业环境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创造就业机会则属于需求主导计划，即通过兴建公共工程等措施为劳动者创造出就业岗位。

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主要是通过职业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从业技能，从而实现就业困难者的再就业。这种职业培训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从而使劳动者做到有的放矢，大大增加了就业的几率。而且这种培训可以解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带来的劳动者无法胜任新工种的问题。可见，职业培训计划一方面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解决了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市场上人才不足的问题。

由政府创造就业机会也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剂良药。瑞典社民党在国家干预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兴建公共工程、设立公共管理部门等方式人为地增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此外，他们还通过设立的就业服务部门来实现劳动者和工作机会之间的连接。就业服务部门的有效工作是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核心，这些部门将通过掌握的工作岗位供给信息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需求信息结合起来，为求职者介绍了大量的工作。“就业服务处理论上掌握了全国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需要招工的情况，20世纪50—60年代，15%的劳动空位是借助就业服务处来实现招聘的。”[2]这种政府性的中介组织为求职者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实现就业岗位的合理有效配置，从而使就业率获得提升。

（三）团结工资政策

团结工资政策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互为补充。团结工资政策是在1936年瑞典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来的，这种政策简言之就是“同工同酬”。具体来说，团结工资政策指不管在任何地区工作，工人凭同等劳动获取同等报酬。这种政策的结果使那些低于正常利润或亏损的企业感受到了压力，加快了他们的破产，而对于那些拥有超额利润的企业则是十分有利的。团结工资政策有利于将那些常年处于低效率的企业推出市场，让劳动者从衰败的企业流向先进的有能力创造巨额利润的企业。这有利于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也有助于减少失业现象，对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同样也是很有帮助的。

但这一政策遭受的质疑也是很多的，从提出之日起人们就对它争论不休。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一种理性的工资政策，理性的工资政策必然要求一定的收入差距的存在。团结工资政策也没有得到彻底的应用。但是，它和积极地劳动力市场政策一起，对瑞典社会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对于瑞典福利国家的建立，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建立有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参与的集体谈判机制

在瑞典，劳资双方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总的来说，双方在大多数时候能保持一种相互协商的关系，尽量减少对抗。这种关系的形成，就得益于所谓的集体谈判机制。集体谈判机制是劳工组织、雇主组织和政府就劳资关系等问题进行协商、谈判并进而达成某种社会契约的一种制度安排[3]。

瑞典的劳工组织即瑞典的工会组织。19世纪末，瑞典工会联合会（LO）成立，表明整个瑞典的工会从此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中央组织。随着瑞典工业化的发展，瑞典工会的力量也不断强大起来，绝大多数的工人都加入了相应的工会组织，成为了工会的会员。工会在瑞典的影响力几乎可以与瑞典社民党和议会相媲美。强大的工会组织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代表雇主们的谈判提供了可能。因为只有以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做后盾，弱势的工人们才有可能与雇主平起平坐，共同进行工资谈判等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的协商。

除了代表劳动者的LO之外，瑞典还有代表雇主利益的SAF。SAF即瑞典雇主联合会，成立于LO成立之后不久的1902年。作为两大利益集团的权威代表，双方从一开始就合作探索劳资之间通过集体协议实行协商合作的道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劳资之间的基本妥协基本实现，集体谈判制度也初步建立。该制度主要有以下三大内容：一是由1938年双方签订的“萨尔茨耶巴登”协议发展而来的劳资双方共同解决劳资纠纷制度，该制度规定了双方在劳资纠纷上要相互进行协商，工会应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以及减少和避免罢工等方面与雇主进行沟通合作，雇主则通过设立的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劳动力市场咨询委员会来与工会就解雇工人、处理纠纷等问题进行协商。二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委员会这个劳资双方加政府成立的三方合作机构来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这个机构在制订劳动力计划、就业服务计划、职业培训计划等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是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大事制度，即劳动生活自决。通过这一制度，工会获得了参与决定雇员合同的签订等过去完全由资方做主的事情。

集体谈判机制同样有助于降低失业率。有强大的劳工组织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参与到集体谈判机制当中，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有利于工人权益的维护。碍于这一机制，雇主在解雇工人等方面不得不更加谨慎。此外，这一机制带来的和平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提高就业率，减少失业现象。

二、对这一时期瑞典社民党促进“充分就业”的相关政策的成效分析

（一）该时期瑞典社民党促进“充分就业”的相关政策取得的积极成果

1.政治领域：巩固了瑞典社会执政地位

1932—1976年间，瑞典社民党连选连胜，连续执政44年。可以说是1932年瑞典社民党的上台执政拉开了其辉煌的序幕。1932年社民党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且在随后的44年里保住执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社民党人基本解决了瑞典的失业问题，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的目标。1932年的大选是在失业问题异常严重的形势下进行的。1931年瑞典失业人数比1930年增加了180%，1932年的失业人口则超过了16万人。如此严峻的形势让执政的人民党不得不交出政坛宝座，而瑞典社民党正是抓住了这次机会，从而开创了一个社民党的时代。上台后的瑞典社民党利用瑞典学派经济学的思想，采取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国家干预策略，制定一系列充分就业政策，最终解决了失业问题，也赢得了选民的支持。

2.经济领域：促进了失业率的下降与经济的快速增长

失业率的下降是充分就业政策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图1直观地表示出了失业率的下降情况。

图11913—1986年瑞典的失业情况

资料来源：克拉斯·埃克隆德著，刘国来译《瑞典经济——现代混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由上图可以清晰地看出，瑞典社民党充分就业政策的实施使瑞典的失业率大幅下降，从上世纪30年代初的20%多降至50年代后的5%以下。

瑞典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瑞典社民党的一系列充分就业政策所带来的较少的劳资冲突。劳资冲突的减少一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直接减少了因劳资冲突带来的雇员平均工作日的损失。如1964—1974年间，瑞典因劳资冲突所造成的每千名雇员年损失工作日数比其他发达国家都要低很多。较低的雇员年损失工作日对经济的增长同样是有帮助的。瑞典在上世纪初仍然属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也落后与当时主要的欧洲国家。按照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的观点，瑞典的经济起飞时间比英国晚85年，比法国晚38年，比美国晚27年[4]。但是到了1974年，瑞典的人均GNP却名列世界第一，超过了那些老牌的欧洲工业强国。

瑞典与其他发达国家因劳资冲突每千名雇员

年损失工作日比较1964—1974

资料来源：弗斯贝克《瑞典劳资关系与就业》，第67页。转引自黄安淼、张小劲编著，《瑞典模式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

3.社会领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1932年后，瑞典国内政治形势最典型的特点是稳定[5]。政治形势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表现。瑞典国内社会形势稳定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自然也少不了瑞典社民党的充分就业政策。瑞典社民党的充分就业政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并通过集体谈判机制将劳资间的对抗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在这种情形下，瑞典的罢工次数与参加人数总体来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是较少的。其中，1967—1968年瑞典仅发生过14次小型罢工，参加人数也只有区区500人左右。另外，充分就业政策也使瑞典社会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贫富差距的缩小同样对于社会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该时期瑞典社民党促进“充分就业”的相关政策的不足

1.影响了生产效率

瑞典社民党的充分就业政策在减少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是有着很好效果的，但是在注重公平的同时，这些政策也使经济效率有所降低。譬如团结工资政策，该政策的确有利于工人获得较为公平的收入，但该政策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很多企业因此要么倒闭要么就维持在一种低效率的生产状态。此外，高额的税收也降低了企业投资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对于个人来说，完善的福利制度与高额的私人税也降低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很多人宁愿失业靠领取各种福利来维持生活也不愿意重回就业市场。因为失业后的各种补贴也足够其维持一个相对较为舒适的生活；即使失业者回到就业市场，大多数也是在国家的帮助下实现的。瑞典自谋职业者人数在经合组织中是最少的。因此，不管是对于市场主体的企业还是对于劳动者的个人，这些政策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经济效率。

2.降低失业率与降低通货膨胀率不能兼顾

凯恩斯曾这样认为，“社会经济——如果按老一代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随其自由发展——很可能陷入不是失业就是通货膨胀的境地，且不能自拔。”[6]而克服这些问题的良方就是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经常利用的手段是影响社会的总需求，具体做法是，国家通过扩大社会总需求（执行扩张政策：增加公共开支或降低税收）来减少失业，通过减少社会总需求（执行紧缩政策：减少公共开支或增加税收）来对付通货膨胀，可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失业率与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方法是相矛盾的。在只有其中一个问题发生时，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但当两个问题同时发生时，有时便必须牺牲其中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瑞典由于福利国家带来的高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财政赤字，而在瑞典，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赤字愈大通货膨胀愈烈。加上社民党政府对充分就业的优先选择，在很多时候当二者发生矛盾时都是牺牲通货膨胀而保全就业。这就造成了在很多时候，瑞典的失业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而通货膨胀率却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参考文献：

[1]沈全水.失业的出路—瑞典就业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2]张晓华.试论瑞典的“充分就业”[J].世界历史，2008，（5）.

[3]孔德威，金喜在.合作主义就业政策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4）.

[4]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64.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1篇9

美国迫于我国开放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压力，改变了早年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不适用反补贴法的惯例，从2006年开始频繁对我实施反补贴调查，尤其是2012年3月修改反补贴法相关内容，为对我适用反补贴调查扫除了国内法障碍。另一方面，在对我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采取歧视性替代国做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进一步确立，这一做法已难以为继。未来，美对我在双方调查程序、范围等方面做出调整，不断强化贸易保护壁垒，我面临的双反压力可能进一步上升。

一、特政府对我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新趋势

（一）政策架构调整和人事任命体现其贸易保护政策意图

特政府新设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和国际谈判特别代表一职，并计划由商务部主导贸易政策制定，给予商务部更大贸易政策制定权，降低了美国贸易代表的影响力。在人事任命方面也体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意图。如，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主张尽快推动北美自由协定（NAFTA）重新谈判，强调所有已签订的自贸协定都应每隔几年重新谈判一次，同时还表示对以低于成本价倾销产品或未能提供公平贸易环境的国家予以“严厉惩罚”。特任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纳瓦罗为新成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也是一位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曾主张对我进口产品征收45%的跨境税。这预示着特政府废除或调整部分自贸协定、增设贸易壁垒等政策措施可能会逐步推开。

（二）特政府倾向于由商务部自行提出双反调查，缩短调查发起时间

未来美国双反调查程序的发起可能更加快捷。过去双反调查程序的发起有两种渠道：一是反倾销机构自行发动调查，即美国商务部认为进口到美国的产品有倾销或补贴行为，可在美国联邦公报上双反立案通知，不过这种情况较少；二是申请人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进行调查，即由申请人向反倾销机构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目前看，商务部被赋予更多权力，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已表示，将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中担任更加积极的角色，包括有意向地运用商务部的权力自行提起“双反”调查，未来很可能强化发起双反程序的第一种渠道。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收集证据和筹措Y金并发起申诉相对困难，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启动调查，因此，由商务部自行可以大大缩短申诉准备期。

（三）特政府反补贴可诉讼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美国对华反补贴的项目大多为可诉讼补贴，包括低于合理回报提品和服务、税收优惠、优惠贷款和财政资助等四类。

在低于合理回报提品和服务方面，需要确认提供者是否属于政府或公共机构，美国商务部在实际操作中通常以供应者是否是国有企业为标准，以往其对华反补贴调查主要集中在原材料行业，而国企在我国大多数原材料领域占据较高份额，往往难以提供有力证据来证明其获得的产品不低于合理价格，因而更易成为反补贴调查对象。

在税收优惠方面，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只适用于符合减免条件的企业，具有不公平的专向性特征，而我国税收优惠名目繁多，如购买本土生产设备税收优惠、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研发税收减免等，往往易成为反补贴调查对象。

在优惠贷款和财政资助方面，我国出口信贷、政策性银行贷款、政府专项拨款等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往往被视为财政资助。由于我国政策性文件强调对某些产业的支持，尤其是此类贷款在我国企业开展“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中大量存在，加之政府专项拨款种类繁多，包括部级专项拨款和地方政府拨款，美国商务部会据此认为这种政策性贷款具有专向性，也易遭受反补贴调查。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成为双反调查的借口

目前，我国尚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判定标准，但人民币汇率操纵问题仍是影响中美双边贸易的敏感性问题，一旦以此为由实施双反调查，将影响我对美全部出口商品。目前，特政府尚未发起针对人民币汇率开展的双反调查，美国商务部也认为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的补贴和倾销缺乏专向性，但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实施的双反调查仍存在可能，对此需要高度关注。

（五）特政府意图弱化WTO约束力和影响力，注重强调美国内法的效力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3月1日向国会提交的贸易政策年报中指明，美国要捍卫贸易政策，贸易争端的解决将不受制于WTO裁决，而是优先遵循国内法。这份年报还指出，为迫使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开放市场，计划探讨启用对不公正贸易对象国采取高关税等制裁措施的“301条款”、“337条款”，体现了特政府意在削弱WTO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支持以国内法来解决贸易争端的动机和目的。

二、我应对美双反调查措施的几点建议

（一）充分利用WTO规则

针对美国通过反补贴修法助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行为，应坚持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对美违反规则损害我方利益的行为要据理力争。2016年10月，WTO裁定美针对我出口产品实施的13项反倾销措施违反世贸规则的案例就值得借鉴。即使利用WTO规则不能完全维护我方利益，也可争取WTO专家组报告的认可和对我上诉的支持，为我在多边框架内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强中美政府高层沟通和磋商

充分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平台，加强双方沟通与磋商，尽可能在政府工作层面对双边贸易纠纷和摩擦及相关负面影响进行有效管控。

（三）坚持倡导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立场

反对少数国家尤其是个别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G20峰会等多双边场合，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坚定推动和引导好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

（四）调整部分产业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

调整政府扶植企业方式，清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政府要主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纠正市场失灵，对企业自主创新给予更多支持。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落后地区发展、教育与技能培训、基础研究等，这些政策属于不可诉讼补贴范畴，既可支持企业又可避免反补贴调查。

（五）加大对易受冲击的国内重点行业支持力度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环境税效应环境税的理论基础

环境税是以市场为基础

从经济利益上引导人们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处境生态可持续活动的税收。这样的政策是政府在治理环境控制污染时，对指挥管制式手段的补充。通常情况下，可以尝试减少其他税收（如对人类劳动和可再生资源征税），征收环境税，来维持整体税收比例降低其他税收。即是绿色税收向环境税的税收转移。除环境税以外，还有另外两种主要的环境政策：直接管制和补贴政策。和其他环境政策相比(例如定额，配比，产品禁令)，税收和其他基于市场的环境保护方法的优点是高效率。

环境税效应的分析——双重红利效应

根据环境经济的研究，绿色税收的双重红利效应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1.庇古效应：这种效果使用经济诱因减少污染者生产污染物，知道边际外部成本等于污染税率。这是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标。

2.收入效应：征收自环境税的收入可以被用来减少例如收入税和社会福利税等扭曲税种的低效率同时增加收入。

只要收入效应存在，那么双重红利效应就存在，不管征收新环境税的成本是不是正的。但是在2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开始质疑收入效应是否存在。bovenberg和deMooij在1994年认为环境税加重了税收扭曲。parry1995年提出相互依存影响，强调环境税替代劳动税所产生的收入不足以抵消环境税扭曲税种的影响。oates1995年认为没有考虑到提高生产者成本所产生的负面效应。parry和oates1998年双重红利效应并不存在，因为他们认为环境税的扭曲效应大于减少的劳动税。parry1999年总结出税收互动效应，认为征收环境税会增加相关产业产品成本，进而导致高物价，降低收入，减少劳动供给。因此，当税收相互效应大于收入循环产生的收益时福利降低。

环境税的双红利效应指的是环境税在产生高的环境质量的同时也能带来高就业率。在出现非自愿性失业和长期固定薪金的情况下，劳工税会导致劳动费用的减少进而增加就业。在工资谈判模型中，随着税收从工人向失业人员转移，就业增加的可能性增加，当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时，增加实际工资，而失业率高于其自然失业率时，实际工资下降。一般均衡模型微观经济理论入手，分析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将环境税严格的作为就业的影响因素，即诱导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促进相关税的收回。

然而，越来越多的分析和模型研究结果对双红利假说产生疑问，环境税能否同时改善环境质量和增加税收制度效率？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生产者会提高税收产品的价格，而环境政策会和劳工税结合，照成市场扭曲，从而产生消极的福利影响，称为税收互动效应。第二，环境税的收入补充了边际税率减少产生的税收收入的减少，从而减少了税收的市场扭曲，产生了积极的福利影响。因为这项收入循环没有强大到足以弥补税收的互动影响，因此环境税通常加剧而不是减少税务系统的总效率成本。

尽管双重红利效应仍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但是欧洲国家例如荷兰，芬兰，挪威，瑞典等在20年代初期采用绿色税收减少了污染或者破坏环境产品的生产并且减少社会福利税负担或其他扭曲收入，以期促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红利效应。因此，绿色税收的改革，特别是结合财政措施的改革，会对工业结构，经济增长，雇佣，税收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不同影响。

OECD国家环境税制的特点

1975年，buchanan和tullock对环境保护的公共收费做出了分析。他们比较了CAC（控制和命令方法）方法下环境收费的政治可行性。这种方法直接要求排放着均匀减少排放量。他们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基于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将污染权完全由污染者转移到政府，因为污染者减少了污染之后还是要付费。相比之下，CAC方法保留了污染者一定排放污染的权利。因此如果税收款项不予返还，那么排污者总是会支持CAC方法。如果税收收入分配一部分给排污者，那么将会支持税收方法。尽管芬兰和荷兰豁免任何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税收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税率是十分温和的（分别是38.8FMK和5.16GLD每吨二氧化碳）。因此价格只有小范围的上升。欧洲现行的二氧化碳计划牺牲效率,以减少反对派。效率和政治可行性之间的权衡一直存在并且无法克服。Buchanan和Tullock在1975年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经济学家将惩罚性税收和税收返还联系起来，补偿因环境税收而产生潜在资本损失，那么税收将比单方面或多方面的税收政策更为成功。因此双向的税收补贴可以促进环保收费的效率提高。

环境税收改革方向

根据以上分析和bor在2010年的研究，提出六种方案用于完善环境税的方法。

方法一：没有补充政策的环境税

方法二：利用环境税收入来减少所得税

方法三：利用环境税收入来减少企业所得税

方法四：环境税收入一半用来减少企业所得税另一半用来减少个人所得税

方法五：三分之一环境税收入用来减少企业所得税；三分之一用来减少个人所得税；三分之一用来补助公共交通

方法六：四分之一环境税用来减少企业所得税；四分之一用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四分之一用来补助公共交通；四分之一用来补助公共建设。

由于环境税恶化了交易环境，减少了国内需求，增大了产品成本。因此环境税对GDP的影响是负的。根据bor在2010年对台湾能源税分析得出的数据，我们可以对集中方法对环境的影响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方法一中单一使用环境税，会对GDP、工资和就业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导致年复一年的通胀。

由于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会促进投资和消费，因此利用环境税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方法会抵消税收对于GDP的影响，甚至促进GDP增长。由于碳税和一系列环境税的存在，企业的能源消耗降低，进而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换而言之，在第一和第二中方法中，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均存在。当利用环境税收入对公共交通和公共研发投资只有第一重红利，减少环境污，降低能源消耗能够实现。然而，成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超过所得税减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因此这个两种情况下，第二重红利不存在。

从工业企业的角度来看，因为制造业企业的产出效果或者替代关系，环境税会对污染和资源密集型企业产生抑制作用。但是考虑到企业所得税，负担污染/资源密集型企业让就可以享受前面所讲述的低税收负担所带来的好处，低税收负担不会使得污染、资源密集型企业承担额外的税收负担。

在所有方法中，减少个人所得税的方法会产生最多的双重红利效果，次之仅仅减少企业所得税，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再次之。征收环境税会对资源密集型企业的产出产生抑制作用。但是这种成本的上升在全球石油价格上涨，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逆转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是必经之路。相关决策部门要考虑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进而减少资源密集型企业的税收负担，产生双重红利，实现环境税的目标，提升社会福利，并且在经济平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获得平衡，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结

通过本文的初步研究（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进行税收补偿，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存在。可以预见在不抑制经济的情况下，环境税在我国有可行性。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仅定性分析了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在中国的应用，未来研究还可以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1］刘植才．关于环境保护与环境保护税制问题的探讨．税收经挤研究，1998，(10)：II—12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篇11

2022年的暑假即将画上句号。从来没有一个暑假，教育政策的出台如此频密，并且从出台到落实的时间间隔如此之短，执行力度如此之大。

从暑期托管的普惠式推广，再到”双减”政策的高规格，学生、老师、家长、学校、教培机构……身处教育网络中的每个角色都在短时间内感受到重大变化。

如今，”双减”政策正式落地一个多月了，作为”双减”工作试点城市的广州，在这个”试行政策”的暑期窗口期，学生、老师、家长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双减”政策下，他们迎来了怎样的变化？新学期将至，他们又将如何去应对？

学生：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坦言减负要看”两头

7月24日，”双减”政策正式。政策要求全面压减中小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等。

作为教育的主角——广大中小学生——对于”双减”政策各有感悟。

刚从小升初”杀出重围”的小艺告诉记者，”双减”让她松了一口气。小艺说，她从一年级开始就参加各种课外拓展和培优。小学六年来，她的周末被各种学科类和素质类培训班排得满满的，在妈妈车上吃饭和睡觉是家常便饭。今年小升初，小艺被广州外国语学校录取，但这个暑假她还是被妈妈报的培训班安排得满满的。对于”双减”政策下不能在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进行学科类培训的规定，小艺给了一个大大的赞。”我最爱看科幻类小说了，放假终于有时间看书了。”

五年级学生小六成绩一般，妈妈从三年级开始就给她报了语文、数学、英语的校外培训班，不过小六连校内作业都完成得很辛苦，所以根本没有精力完成校外培训班的作业。”每个周末都跟大家一样赶集似的去上课，但学了什么回来我基本也忘记了。”对于”双减”政策，小六坦言：”作业是老师布置的，课外班是妈妈报的，只有他们减量我们才能真的减负。”

从小就是”学霸”的华附高一学生小林表示：”鞋子合不合穿只有自己知道。”小林告诉记者，校外”加餐”是根据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兴趣爱好做选择，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学习负担并不太重。”如果一定要追求绝对的平均，那我担心学有余力的学生会‘吃不饱’。”

家长：点赞”官方带娃”期望学生评价机制更多元

7月9日，广州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做好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的通知》，表示今年暑期期间开始校内托管服务试点工作。全市十一区陆续暑期托管具体实施细则。7月19日，广州”官方带娃”正式开启。

不少双职工家庭对于暑期”官方带娃”拍手称快。家长李女士工作很忙，孩子即将升入小学六年级，面对小升初的压力，在暑假前一个多月，她已经给孩子报好了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校外培训班。”整个暑假时间排得挺紧的，为了让孩子放松一下，我们还在暑假初期安排了一次外出旅行。如果早点通知暑期校内托管，我们可能会尝试着让孩子在学校完成暑期作业。”

王女士是广州一名高校教师，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女儿在暑假过后要升五年级了，儿子从9月份开始读小学一年级。”双减”政策落地后的这一个多月，她都在关注相关报道和政策解读文章。

王女士说：”我觉得‘双减’对大多数家庭来说确实是解脱，现在教育‘内卷’太厉害了。就拿我女儿来说，在她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很焦虑了，因为听很多过来人聊小升初前的准备，他们说要想读广州比较好的初中，奥数和各种杯赛成绩是标配。我们也尝试着让女儿去学奥数，可是她真的不感兴趣，我们为孩子简历上没几个拿得出手的数学杯赛成绩苦恼和焦虑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王女士有同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谢女士的女儿今年小升初，她的优势是英语，但从四年级开始，为了上广州一线初中，她开始硬着头皮学奥数。谢女士说：”我女儿不是那种有数学天赋的孩子，但她贵在勤奋和要强，会为了自己定下的目标努力奋斗。说实话，看到孩子学奥数很辛苦，我们家长风雨无阻地接送也很辛苦，我曾无数次想放弃，但最后为了小升初，大家都咬牙坚持了。”

王女士认为自己的孩子比较幸运，正好赶上了”双减”政策，”我觉得‘双减’对于我家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一种解脱。”王女士告诉记者，大多数家长对”双减”政策的效果仍在观望，”其实我们就是特别希望学校能够多维评价孩子，而不只是用分数来衡量。那些经历过小升初或者即将小升初的家长之所以如此焦虑，关键还是学校在选拔学生时主要看重成绩。如果学校能改变评价学生的尺度，家长的焦虑才能真正缓解。”

学校老师：看好”双减”政策落地走出教育”内卷”怪圈

”双减”政策一出，不少老师纷纷点赞。广州某中学语文老师肖老师觉得，不少学生从小在校外补习过度了，上了高中就目光短视，急功近利。2015年高考，他所教的两个班语文平均分都超过120分。对于肖老师来说，这份成绩单，既是对他冒险试水、苦心坚持三年”深度阅读”的交代，也是他”用阅读而非纯应试训练提高语文素养”理念最有力的注脚。在被”短平快”的功利主义控制下的中学课堂教育中，肖老师的尝试有着特别的意义。

但是，没过几年，当他再一次教高一时，肖老师发现他的深度阅读课已经上不下去了。”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发散知识点，建议学生多阅读、广阅读，甚至不提供书单让他们自由阅读时，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他们觉得我在浪费时间，语文课就应该讲重点和考点，他们没这么多时间看课外书，还有其他科目要学习呢。”肖老师说。

肖老师在课下还专门找这些学生谈心，告诉他们高一高二的语文学习应该”厚积，广泛阅读是提升语文核心素养很关键的一点。只有高一高二”厚积”了，到了高三讲考点的时候，学生才能比较好地运用之前所积累的知识去迁移和运用。”尽管我苦口婆心地跟学生解释，仍然有一小部分学生理解不了，他们习惯了校外培训机构老师直接讲重点难点，要自己去梳理知识，他们不知从何下手。”

与肖老师有同感的老师不少，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学生过多的课外补习和刷题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不少老师也都曾建议学生减少校外培训，跟着学校老师的步伐走，但因为陷入”内卷”怪圈，人人都不敢停下参加校外培训的步伐，学校老师的苦口婆心劝说也收效甚微。

现在，他们看好”双减”政策的落地，因为这更加突出了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

校外培训机构：关停、调整、转型等待开学后的明朗政策

位于天河区岗顶的华晟大厦周围，几乎云集了广州最主要的几家教辅机构。以往的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大厅里的三部客梯远远满足不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一位家长告诉记者，每次在高峰期去20楼以上的机构陪孩子上课，电梯至少要等10分钟。

记者近日走访了这座大厦，在”双减”政策冲击下，大厦前门可罗雀，与昔日的人流如织形成鲜明对比。记者上楼走访了几家知名的课辅机构，以往机构大厅很醒目的成绩榜没有了，有的机构甚至直接大门紧锁，门上贴着停课告示。

记者以家长身份前去一家知名一对一辅导机构咨询。课程顾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孩子可以在周中上课吗？因为我们学科类培训只能在平时的放学后，周末和寒暑假都没法上课，所以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孩子平时是否有空过来上课。”此后，课程顾问也只是了解孩子的基本情况，并未推销课程，并让记者留下信息，等9月份开学后政策明朗了，再告知是否可以报班。课程顾问还透露，机构现已推出不少素质类课程，比如少儿编程和美术课，9月份开学后的周末，这些素质类课程可以开课。

而在以往，他们通常会很热情地向家长推销机构的名师和课程，并称课程买得越多越划算。

”双减”政策下，不少学科类培训机构相继关停、调整、转型。近日，广州本土教辅机构罡得教育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致罡得学员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将于8月31日关闭所有门店，请还未申请退费的家长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到校区办理退费事宜。

仍想活下去并且尚有余力活下去的校外培训机构选择了转型，素质教育、校内外托管、职业教育成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升级的三大关键词。据了解，新东方、好未来、卓越教育等企业均已加大对素质教育的布局。比如北京新东方成立素质教育成长中心，专注学生五育目标发展要求；今年下半年以来，好未来接连调整品牌结构，推出励步儿童成长中心和系列素质教育新产品；卓越教育今年不断深化探索”素质教育+社区”新模式，在围棋、舞蹈、美术等领域完成品牌布局。

机构老师：职业荣誉感骤降有老师离开教培行业

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必须随之转型的还有机构的老师们。

黄老师是广州数学培优界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师，近些年，他培养了不少竞赛尖子生。2015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专做竞赛培训类项目。不少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一直跟着黄老师学习。

”双减”政策落地让他面临挑战。”我们这种小机构现在最担心的是生存问题，我们没有宣布裁员，但是周末和寒暑假不能上课了，明显课时少了，相应的老师的课时费就少了一大截。”黄老师还说：”以往社会对我们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还是有比较高的认可度，培训机构也有很多优秀的老师确实潜心教研和教学。而如今这个职业的荣誉感骤降。”

黄老师目前已经被一所民办学校”挖”去当数学老师了，但他表示：”现在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转公办或停办的问题，我也想去公办学校当老师，但在公办学校如果没有编制，会有很大的落差。”

某机构数学老师小傅去年刚毕业，在”双减”政策下，他也面临出路抉择。目前他还在机构坚守着，小傅告诉记者：”我真的很喜欢当老师，现在只能周中的晚上上课了，看看新学期学生和家长的报班情况吧，实在经营惨淡的话，我可能会去考研或考公务员吧。”

近日，智联招聘《2022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教培行业一线城市招聘收缩幅度大，7月职位数比政策前的3月下降32.4%。

专家建议:通过购买服务解决校内托管保证学校老师教研备课时间

1.”双减”政策下，如何保证学校老师的休息和教研时间？

面对新学期即将来临的”双减”以及5+2″（周一至周五5天，每天校内课后托管时间至少2小时），不少小学老师很担心每天增加了2个小时的托管时间，老师的休息时间很难保证。

广州市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广州华美英语实验学校校长陈峰建议，政府可以尝试通过购买服务和吸纳大学生志愿者进学校辅导孩子作业的方式解决校内托管问题。他提到，托管领域也是教培机构转型的方向之一。不少校外培训机构正在布局课后托管服务，学校也可以遴选购买他们的素质教育课程，将之加入校内课后托管的服务，毕竟培训机构在教研、师资团队培训也是很有经验的，校内课后托管可以吸纳其精华之处。

2.学生不参加校外辅导，学校老师能否有效提高教学效率？

广州市某重点小学的陈老师告诉记者，以往很多学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校外培训上，”这些学生超前学习了，上课不听课，甚至偷偷做校外的习题，下课没时间做校内作业又去赶班了……”陈老师说，这些学生其实学习压力很大，学习成绩却不见得很优秀。假如他们能跟着我们校内老师的节奏，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完全有信心把他们教好。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化学老师汪娜现任教高三，她觉得”双减”政策对于学校和老师来说，最关键的是向课堂要效率，老师要在课堂上把知识点讲透，让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就把难题解决了。

也有教育界人士提醒家长，不能把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完全归因于学校教育，家长也要付出家庭教育的责任，如养成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作息等，这些都是家长的责任。只有家校合作携手才能把孩子教育好。

3、”双减”对学生和家长来说，教育焦虑真的可以缓解吗？

新学期开始，”双减”逐渐奏效，是否可以缓解教育的焦虑？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范文篇12

一、混合策略博弈

博弈论是研究多人决策问题的理论，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对于给定的博弈，必须使参与者自愿选择理论给他导出的策略，每一参与者要选择的策略必须是针对其他参与者选择策略的最优反应；如果提供的策略组合解不是纳什均衡，则至少有一个参与者有动因偏离理论的预测，使得博弈真实进行和理论预测不一致。因此，一个有效的协议中的策略组合必须是纳什均衡策略组合[6]。

如果一个策略规定参与人在给定信息情况下以某种概率分布随机地选择不同的行动，则该战略为混合策略博弈。由于混合策略伴随的是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参与人关心的是其期望效用，使期望收益函数值最大的混合策略即为最优混合策略，有时又称为混合纳什均衡[6]。

定义1在n个人参与的博弈中，表述G≤S1，S2……Sn，u1，u2……un>中，假定参与人i有K个纯策略Si={Sil…Sik}，那么概率分布σi={σil…σik}，称为i的一个混合策略。这里σik=σil（Sik）表示i选择策略Sik的概率，对于所有的σik，有0≤σik≤1，σik=1。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政府是宏观指导者及管理者，大学毕业生是生产者；从博弈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参与者。政府为提高社会总体收益，会出台相关政策对大学生创业给予扶助，大学生也会视政府优惠政策而采取不同的策略。为简化分析，将政府所有创业扶助政策视为一种，本文不考虑大学生就业行为。

1.混合策略模型构建

在现实情况下，人们的创业动机往往受到自身因素及周围环境的影响，如亲朋引导、政府的优惠刺激政策等，因此大学生选择创业可归属于概率性事件；与之对应的是，政府对大学生创业也可以采用一定概率给予支持或不支持。鉴于此，可基于混合策略模型对当前问题进行建模分析。

表1博弈收益值

创业非创业

扶助5，3-1，4

不扶助1，10，0

表1是对政府创业扶助政策与大学生创业活动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模拟所产生的收益值对表示。表的上方表示大学生的策略行为，策略集Sstu={创业，非创业}；表的左边表示政府的策略行为，策略集Sgov={扶助，不扶助}。表格中的数字表示博弈双方的收益，如大学生选择创业策略，政府选择扶助策略，收益对（5，3）表示政府收益为5，大学生收益为3。

假定政府的混合策略概率分布σgov={θ，1-θ}，θ表示政府扶助的概率，1-θ表示不扶助；

假定大学生的混合策略概率分布σstu={γ，1-γ}，γ表示大学生选择创业的概率。

由表1及定义1，当政府以概率θ扶助大学生创业时，大学生以概率γ选择创业，政府收益为5，大学生也有可能以1-γ的概率不创业，政府的收益为-1。因此，当政府选择扶助时，其收益取期望值为5γ-1（1-γ）。以此类推，当政府以1-θ的概率不扶助大学生创业时，其期望收益值为γ+0（1-γ），故政府总的期望收益函数表示如下：

Pgov（σgov，σstu）=θ（5γ-1（1-γ））+（1-θ）（γ+0（1-γ））

=θ（5γ-1）+γ

依政府总期望收益函数的分析过程类推，大学生的期望收益函数表示如下：

Pstu（σgov，σstu）=γ（3θ+1（1-θ））+（1-γ）（4θ+0（1-θ））

=γ（1-2θ）+4θ

2.收益函数分析

下面从收益函数来分析双方策略选择所产生的影响。首先对政府收益函数（1）式求偏导，得到政府最优化的一阶条件：

求得γ=0.2，将γ=0.2代入（1）式，

Pgov（σgov，σstu）=θ（5γ-1）+γ=θ（5*0.2-1）+0.2=0.2

从政府层面来说，当大学生以0.2的机率选择创业，从（3）式可以得出，政府选择扶助与不扶助，收益是固定的。当大学生选择创业的概率低于0.2时，从（1）式可以得出，政府的收益函数值随着扶助概率θ的增长而减少，反之，政府的收益函数值会随着扶助概率θ的增长而增长。

下面从大学生的层面分析，先对大学生的收益函数（2）式求偏导，得到大学生的最优化一阶条件：

得出θ=0.5，将θ=0.5代入（2）式，

Pstu（σgov，σstu）=γ（1-2θ）+4θ=γ（1-2*0.5）+4*0.5=2

与政府收益分析类似，当政府的扶助机率为0.5时，从（4）式可以得出，大学生选择创业与非创业的收益是相同的。如果政府的扶助机率高于0.5时，从（2）式可以得出，大学生的收益函数值随着γ增长而减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模型中的大学生创业机率可以视为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及创业意识，政府的扶助机率可以视为政府在各个层面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支持力度。从上述政府与大学生的博弈过程分析可以得出，政府扶助机率θ=0.5与大学生创业机率γ=0.2是两个临界值。当γ≤0.2时，即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或创业能力低于20%时，政府增加创业扶助投入所获得的收益反而会减少。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说，政府应该让资金投入优于当前选择的其它扶助方向，因此政府的创业政策中应包含有大学生创业意识与创业能力的考查，同时政府需要思考如何提高他们的创业激情与能力；而当政府的扶助概率θ≥0.5，大学生选择非创业或假创业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这可视为扶助政策失控带来的社会高福利，这种现象在西方高福利国家经常出现。过高的福利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大家都不去创业转而设法套取政府的扶助投资，因此政府的扶助政策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创业才会成为大学生的最佳选择。

三、创业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分析

大学生创业政策对大学生创业活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凯尼（Kayne）的创业政策制定思路对大学生创业政策的制定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他把创业政策集中在新企业的出现及增长上，认为创业政策应包括：

税收和规制环境，政府通过减少税收及降低制度要求来减少成本，促进创业；

创业资金，创业初期的权益资本是非常重要的；

创业教育，通过创业课程教育培训，使更多的人对创业产生兴趣；

知识资本，是创新的源泉[7]。

基于凯尼的思路，可以看出影响创业活动的关键因素有税收环境、创业初期资金、创业文化培育及创业技能等。其中税收和规制环境的制定属于进入政策，影响到创业者的积极性；创业教育培育的创业文化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创业兴趣和动机；创业资金与技能决定了创业者是否有创业的能力。创业活动是动机、技能和机会相结合的结果，促进创业的政策需要围绕这几个要素来思考。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创业进入障碍政策已日趋完善[4]，说明我国的创业税收和规制环境已不是重点，主要问题是大学生创业技能的不足、创业动机的缺乏及创业资金的需求。

四、大学生创业政策的完善对策

面对当前大学生创业率极低这一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的大学生创业政策还远谈不上成功。下面我们将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博弈的思维方式，来讨论如何完善当前的创业政策。

1.重视创业文化教育的连贯性

结合前面博弈模型的分析便很容易知道，当大学生的创业热情不高或者创业能力不足时，政府进行扶助将是一种资源浪费行为，弥补这一不足只能依靠创业文化培育及创业教育来实现，因此政府制定创业政策要注重创业能力及创业文化的培育。创业教育不同于通识教育，要特别注重过程的连贯性及企业家精神的塑造。

创业能力的培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目前社会普遍将创业能力培养的不利因素都归因于高等教育，而忽视素质与能力的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殊不知，人的许多能力都是从个人最基本的特质中衍生而来的，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家庭教育和过程教育。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和顽强毅力，向其渗透诸如向社会奉献创造财富等正面信息，这也可算作创业的启蒙教育及创业文化的初始培育。

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是创业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应是我国各教育阶段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目标。为培养未来的创业者，需提倡将企业家精神培养贯穿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有针对性地进行创业能力的培养。比如小学阶段，应注重激发创业意识，培养创业精神，利用假期或课间时间勤工俭学，如给人送报纸等；中学阶段，在创业精神教育的基础上可开始企业经营方法的教育，如开设淘宝商店设计、创业发明比赛等活动；而大学阶段，则在进一步加强企业经营方法教育的同时，应大力开展创业知识、创业技能的培养。

2.加强创业扶助资金的管理

在大学生创业初期，企业很难赚到钱，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来说无实质性的刺激作用，缺乏资金是创业初期最大的难题。当大学生创业者的能力与动机达到足够的程度时，政府加大扶助，其社会收益是正增长的（政府收益也可以称为社会收益，因为政府可以将税收应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公用事业建设等），对于政府与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虽然现有的创业政策对大学生在创业中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和优惠贷款进行了规定，但大都停留在宏观倡导政策的层面，从实施过程来看，还有待细化。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加大金融扶助力度对促进大学生创业尤为关键。政府可以从小额担保贷款、设立创业基金两方面来解决这个难题。对于当前的小额贷款政策，要持续加大其扶持的力度，尽可能地简化审批手续；在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层面设立国家科技创业基金，用于资助高校（含科研院所）毕业生以其科研成果或专利发明创办科技企业，鼓励大学生依托科技自主创新创业，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

从博弈分析模型可知，创业扶助资金是一把双刃剑，过低达不到扶助的效果，过高则会成为部分人的福利。为了防止政府扶助资金被套取，无论是小额贷款还是科技创业基金，在决定资助之前都要对大学生创业项目进行评估，择优资助；同时也要加强资金审批和资金去向的监管，确保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需要通过减少为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开办公司而提供的转移支付、贷款、补贴、放松管制和税收优惠来降低我们给予不重要的创业者创办企业的激励”[8]。

参考文献

[1]胡桃，沈莉.国外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对我国高校的启示[J].中国大学教学，2013（2）：91-96.

[2]牛金成，陆静.发达国家的创业教育及其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1）：46-49.

[3]向辉，雷家.基于ISO模型的在校大学生创业意向[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1）：122-128，138.

[4]陈成文，孙淇庭.大学生创业政策：评价与展望[J].高等教育研究，2009（7）：24-31.

[5]叶映华.大学生创业政策的困境及其转型[J].教育发展研究，2011（1）：34-38.

[6]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