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1篇1

尽管大多数国家维持钉住汇率制，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实体如巴西，智利、以色列和波兰等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用了弹性汇率制。这种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因为跨国界联系的加深已经使得钉住汇率制的国家面临可变资本流动的风险，并且弹性汇率制能在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的同时，免遭外部冲击并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即使这样，为避免过度波动，许多国家也不愿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关注点，这些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有面临汇率波动的危险，并且汇率变化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率提高――减小汇率变动可能会控制通货膨胀。他们也担心最终的结果是从固定汇率中慢慢退出，因为它要求提前准备恰当的时机和一个强大的政策构架。实际上，现实是大多数转到弹性汇率制的国家己受到危机的影响，大多数国家退出到弹性汇率制是危机所迫而不是有序退出(见图1)。

外汇交易市场

对于国家来说开发一个深度流动的外汇交易市场是必要的，此交易市场用来进行价格――汇率的发现和决定。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实体中的外汇交易市场力度不深，效率不足，部分原因是他们过分依赖外汇交易调节。汇率呆板也阻碍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因为市场参与者缺乏刺激而无法形成汇率趋势的观念。也不能正确地确定自己的位置或处理风险。而且，实行固定汇率制的中央银行在市场中必然是主动的，这样就束缚了银行间的活动。

国家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提高他们外汇交易市场的深度和效率?允许一些汇率有弹性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汇率中存在波动，即使很小，也可迅速刺激市场参与者去收集信息、形成观点、定价外汇交易、处理汇率风险(见图2)。第一步，汇率向着弹性方向发展是必要的，不管退出的步调如何，应该是足够大并可产生汇率的双向风险。双向风险使市场参与者既放长线也放短线。国家加深市场应该采取的其它措施包括：

降低中央银行操纵市场的作用包括买人价和卖出价的报价，这样会削弱其它市场参与者。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银行通过减少它与银行间的贸易并作为一个价格接受者的方法来培育市场。例如，在土耳其，中央银行在2001年早期的里拉浮动之后就逐渐从市场退出，迫使市场参与者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贸易。

增加市场信息增加资源和外汇交易以及支付趋势平衡的信息，以便于市场参与者能有效率地发展关于汇率、未来货币政策和定价外汇交易的可靠观点。

逐步淘汰抑制市场活性的规则如要求给中央银行上交外汇交易收据，要求上交外汇交易事务的税和附加费用，银行间交易的限制。其它取的措施是统一外汇交易市场，放宽流通，选择资本账户的限定。

统一和简化外汇交易法规避免特别的、频繁的变化。明确定义的、简单的容易理解的外汇交易法律和规则能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并尽量降低交易成本。

简化套利交易风险设施的开发一旦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风险管理能力便可通过加大对促进市场活性因素的控制做到这一点。当汇率制为较小弹性(或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外汇交易市场流通量已经下降时，这些国家已经成长起伴有更大汇率弹性的市场。

官方干预

国家需要合适的政策来指导外汇交易干预的目标、时间和金额。在固定汇率制中，干预的时间和金额远远超过中央银行的控制。在弹性汇率体制中，干预是任意的，而且中央银行仍要干预以纠正并协调无序市场，积累储备和提供外汇交易。但是各国经验对于为什么干预需要选择性并且要尽量少干预给出了提示。

汇率失调是难以发现和度量的即使评价平衡汇率的方法多样。

短期汇率的易变性不一定总要干预汇率易变可能是由于经济基本因素的变化或传达了新的信息，并且汇率易变也反应了价格发现的市场过程。此外，尽管普遍认为汇率易变有真正的经济成本，但是实验研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影响汇率或减少变化方面官方干预并非总有效

这正如我们在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看到的那样。事实上，干预经常会增加汇率的易变性。

当干预相对少一些时调整结果会更有效因为这样就使意外的成分最大化，并且在官方承诺的汇率弹性方面建立起市场威信。

透明干预政策也有帮助，包括菲律宾和土耳其在内的许多国家确认他们已承诺市场决定汇率，并且强调干预不是针对汇率。而且，公开承诺干预的客观性能够使市场监督并且也有义务监督中央银行的外汇交易运作。透明性好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和瑞典公布的干预政策，他们明确声明干预的原因。

基准的变化和货币政策

当国家从固定汇率制中退出时，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名义基准汇率，并且要重新设计货币政策结构来适应它。这两项任务要求建立起真正的容量和可信度。为了有序退出，做好过渡的计划至关重要。发展另外一个名义基准汇率的困难――此名义基准汇率是用来钉住通货膨胀预期的――已经造成许多国家逐渐放弃汇率的基准的作用(并因此成为固定性基准)。几个国家已经应用一个逐渐拓宽的缓冲区间作为中间体制来过渡到另一个名义基准汇率，这可能会经历很长时期(例如在智利、匈牙利、以色列和波兰)。

通过官方操作，从钉住汇率制中有序地退出的国家普遍采用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能长期维持在一个水平线的另一个名义基准汇率。过渡时间的长短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完成必需的制度需要的时间和宏观经济条件。但是不管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否具备，它的许多要素对形成可信赖的货币政策框架也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货币政策体制应该给予价格稳定性特别的优先权(相比较其它的竞争目标)，应为中央银行提供独立操作，为货币政策的运行建立透明性和责任性，应证明有足够的能力预测通货膨胀，执行政策和维持政策的稳定性相一致。而且，当货币政策基准定在预测通货膨胀这一中期目标方面或将基准定在按正规程序形成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应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比如定期举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举行新闻会，而不是临时决定或仅进行一些沟通。

管理汇率风险

国家需要在所有的经济部门蕴藏有汇率风险。培育市场参与者管理这些风险的能力和监督官方调节和控制这些风险的能力都需要时间，并且应该在汇率还是钉住制时就进行培养。

在所有经济部门对如何管理汇率风险进行全面地分析，是一个国家实施从钉住汇率制中有序退出的关键步骤。评价汇率风险同时也包括详细的资产负债表分析――不仅关注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货币组成，而且也关注外汇资产和债务的成熟度、流通性和信贷质量。

汇率风险也存在于钉住汇率制中，但是在弹性汇率制中调节和管理风险将更加紧迫，因为弹性汇率制的汇率每

天都浮动。金融机构管理汇率风险包括建立监控风险来源的信息系统，设计估量风险的基于账户的公式和非常有前景的分析技术、开发内部风险政策和规程。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时机选择

谈到关键的政策问题，国家必须衡量在过渡到较大的汇率弹性之前或之后，他们是否应该放宽他们的资本账户的控制。在采用弹性汇率之前，过去十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历突出了与开放资本账户有关的风险。在突然逆转资本流到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许多国家被迫退出钉住汇率制(墨西哥是在1994年底，泰国是在1997年7月，巴西在1999年早期)。其它国家，面对严重的流人和钉住汇率的上浮不得不允许汇率弹性化以避免经济过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智利和波兰)。因此，即使在良好的经济条件下，在引入弹性汇率之前开放资本账户会引起国内流通条件动摇、造成宏观经济失衡和助长投机袭击。

然而，即使在资本账户开放之前汇率发生弹性化，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方向和组成也已具有宏观经济的含义。例如，因为中国对资本流入比流出开放，一些研究者推测如果允许资本流出人民币上浮的压力将不再继续。因此，汇率向弹性化过渡应该通过逐渐删除资本过渡中存在的不对称性来支持，这样可简化任何潜在汇率失调的有序纠正。

快还是慢退出

国家也必须决定他们能接受汇率向弹性化过渡的快慢程度。渐进主义要求沿着自由浮动点方向走。例如，从单币种固定的钉住汇率制过渡到多币种固定或爬行钉住汇率制，并且，进一步过渡到带宽逐渐增长的汇率带。相比而言，快的方法如果可能的话几乎不包括中间步骤。

机构和市场的发展程度是决定合适步调的关键因素。缺乏机构和市场的支持，渐进退出策略可能更合适，因为它减小了汇率过度变动的风险，也减小了对市场信誉、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负债表的潜在副作用。同时，渐进退出策略也允许通过加强汇率弹性和外汇交易活动的相互关系而深化外汇交易市场。

假如运作浮动汇率制的机构支持是适当的，则快速退出策略呈现重要的优势。如果从宏观经济的实力出发并伴有谨慎的良好的经济政策，那么快速方法对于汇率弹性化可以承诺比渐进方法更可信。它可以使得对外汇交易干预的辨别力增强：对预先确定的汇率道路和带宽缺乏承诺限制了中央银行的干预，但却使中央银行保留它的外汇交易储备。

不管是哪一种退出策略，推进的每一步都可能造成汇率过渡的双向风险。例如，当使用汇率调节带时，带应足够宽以确保汇率围绕中心点双向过渡。调整汇率水平也是关键的，这样可确保带宽支持的弹性化不要太快，以免被可能的失调耗竭。如果在持续上调的压力下移到窄带则会造成汇率冲击带的上限，这样将迫使金融官方或者保护带、或者进一步加宽带。频繁调整带宽，反过来会损害市场信誉并导致测定带范围的投机压力。这些问题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的进一步增大将变得更加紧迫。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篇2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突破三万亿美元，充裕的国际支付能力为人民币升值带来条件；与此同时，中国是高储蓄国家，75万亿的人民币存量已经超过GDP的1.8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比重，这意味着人民币也具备贬值的条件。因此，中国已具备相应条件，尽快建立更有弹性、双向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持续单向升值的不利之处

现行的汇率政策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特征：除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际经济的那几年（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形成了持续地小幅单向升值的特征。随着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现行的汇率政策的特征面临着新的挑战，举其荦荦者为：

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承受越来越大的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连续多年都是国际收支双顺差，这必然产生外币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越强，进入国内博弈人民币升值的游资越多，国际收支顺差增加幅度越大，外汇储备增加得越多，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就越会进一步增强。这也给予国际社会错觉：如果给中国施加压力，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会持续，从而导致中国承受越来越大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现行的汇率政策助长国际收支双顺差，国际收支顺差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中国贸易顺差增加，就意味着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有逆差，逆差国就会利用WTO的规则，限制中国产品进口，保护本国产业。入世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案件最多，居WTO成员方第一位。

货币政策受制于国际资金，货币政策效应弱化，资金流出增加。随着双顺差增大和国外避险资金进入，外汇流入增多，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要以人民币购买外汇。受制于越来越多的外汇流入，中央银行调整基础货币数量的主动性下降，货币政策的效应被弱化。

外汇储备规模持续扩大，持有美欧政府债务风险增加。国际避险资金涌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持续扩大，持有美欧政府债务的规模随之扩张，债务风险也在增加。当前负债累累的美国政府“债多不愁、虱多不痒”，而持有大量美国债务的中国却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美债会下跌，未抛售的美债损失更多；如果不抛售美国国债，正中美国政府下怀，美国政府可以多印美元来还债，以货币还债务，持有美国债务仍然会贬值。

企业缺乏汇率风险意识和化解汇率风险的能力。在现行的汇率政策下，由于人民币仅是小幅度、单边地升值，企业通过适当的内部调整就可以应对汇率变化，不必通过运用金融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等工具防范和化解汇率风险，因而，企业缺乏汇率风险意识和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

人民币能升能降的优越性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政策，人民币既能升又能降，既能够改变企业对汇率偏好、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又能促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还能真正地以市场机制决定汇率、缓解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有诸多优越性：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政府保持外汇的易变性，企业对利率的敏感性提高，促进利率市场化。在我国的人民币从现行的汇率政策转为提幅增频的双向浮动汇率制度后，企业会面临浮动汇率风险，主要有交易风险、会计风险、经济风险和国际金融风险。这些风险都对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产生影响，因而，企业对利率的敏感性增强，有利于利率市场化。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要求金融机构创新业务，进而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工具、拓宽了企业投资渠道，提高了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利率的敏感性。汇率浮动在增加经济风险和企业风险的同时，也给经济和企业带来了新的获利机会，企业可以利用资本市场的金融衍生工具规避汇率风险、将汇率风险转化为利润。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利于直接融资企业优化资产结构，提升盈利能力。企业可以根据资本市场的变动，根据资本市场证券和债券及存贷款收益的变化，调整企业拥有的本国和外国证券、本国和外国债券、本国和外国贷款的比例，保持最优的资产结构。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增强了企业国际竞争意识，增加企业对利率的敏感性。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贸易利益，迫使那些挥霍资源和组织效率低下的出口企业加强管理、变革组织结构、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人民币汇率浮动，企业顺应汇率制度的变化，需要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汇率风险、化汇率风险为企业的利润，从而增加了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需求。企业对金融衍生产品需求的增加，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适应企业需要的金融衍生产品，必然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利于在人民币汇率的国际较量中处于主动地位。提幅增频的双向浮动汇率政策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有升有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决定人民币汇率的作用，避免了人民币单向升值。这样，可以避免国际社会指责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又可以防止人民币升值对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提高汇率双向浮动弹性的举措

其一，人民币汇率不仅要从单向升值转变为双向浮动，而且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需要提幅增频，即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要提高，汇率变化的频率要增加。

应对美欧债务危机，中国的货币政策要加强国际性和针对性。中国有句俗话：“打蛇打七寸”，那么，在美欧政府债务危机后，美欧政府担心什么呢？中国持有美国巨额国债就“拥有平衡美国影响力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中国会借此机会使人民币贬值。

美欧债务危机后，靠外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必须靠自主独立的、将西方经济理论中国化的货币政策：实行提幅增频双向浮动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外汇管理方面实行“限入奖出”政策。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提幅增频，增强外汇政策的自主性，能够减少外汇储备，进而减少持有美欧政府债券的数量，减少美国政府信用等级下调带来的外汇储备损失。与此同时，外汇储备减少，外汇占款规模收缩，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还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

其二，培育新颖的外汇市场，将外汇储备疏导到外汇市场，推进藏汇于民。人民币双向浮动，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易变性和活跃性，给发展新颖的外汇市场创造了基础和需求。而培育新颖的外汇市场，拓宽了企业和个人投资渠道，可以逐渐实现藏汇于民。在新颖的外汇市场上，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规避汇率风险，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国内企业和自然人进行外汇交易，真正实现藏汇于民，有利于减少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货膨胀压力。

其三，外汇管理政策从“奖入限出”改为“限入奖出”。一方面，要加强资本项目审批，将资本项目审批由地方政府上收到国家商务部，取消各地政府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减少外汇从资本项目下流入。另一方面，要对外汇流入收费，要收境外个人外汇流入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费、对境内企业（包括内资和外资企业）向国外借入的贷款收取贷款入境费三项收费，并且费率应高于人民币升值率加上国内国外利率差之和。目前，可以由海关和银行代收，在条件成熟时，尽快将这些收费改为税收。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篇3

[关键词]人口；计划生育；政策

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拉开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序幕。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推行，《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目前大体状况是鼓励晚婚晚育，城市和发达的农村地区实行一胎制，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农村地区实行一胎半制，父母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和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要求的可以生育第二胎。

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问题

1.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计划生育在带来在缓解我国人口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继续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人口的增长具有周期长，不可逆的特性，会导致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按照联合国的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会逐年下降。从1982年以来，少儿人口(0~14岁)绝对数持续下降，由34156万人减少至2005年的26543万人，减少了7623万人，下降幅度为22．3％，意味着从1997-2022年期间，15~30岁人口减少了7613万。刘家强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会在2030年左右消失，也就是说如果不改变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将会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等问题。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如果60岁(含60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含65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数的7％，即可以把它界定为老龄化社会。从这个定义看，我国从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并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地加剧。据中国计生委的数据看，2000年我国老龄化人口(65岁以上)8821万，占总人口的7％，2005年突破l亿，达到10055万，占总人口的7．7％，2008年老龄化人口达10956万，占总人口的8．3％。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将会是我国出现未富先老的现象。到本世纪40年代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3．2亿人，占总人口的22％。

2.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的抚养比变大，社会负担加重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人人口越来越多，这么多的老年人没有劳动能力只有靠现在的劳动力创造的财富来维持开销，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将会加重我国的养老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使我国积累与消费的矛盾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的老年人的抚养比从1982年的7．983739837％上升到2008年的11．33223004％，而与此同时中国0~14岁的人口由1982年的34146万下降到2008年的25166万，少年儿童的抚养比也从54．6％下降到26．O％。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但少年儿童不断减少，使我国的人口结构日趋不合理，不但会加大社会的养老负担，还会造成劳动力不足的局面，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影响到20年以后的我国的人口结构。

三、政策建议

1.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以上我们所指出的人口问题有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老龄化问题和性别比失调问题，可以说都是由一胎化政策所造成的!因此，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首要的是要放松一胎化政策!实际上，现在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一种歧视性政策，即对农村要求较宽，对城市要求较严!这一政策客观上助长了人口逆淘汰!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村和城市执行同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一对夫妇均可以生育两胎!这样一方面体现了公平性原则，另一方面也能够减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的不良趋势!

2.严禁胎儿鉴别避免婴儿比例失调

我国虽有禁止胎儿鉴别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管理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因此切实管理好胎儿鉴别技术的使用、打击并严惩那些违法行为发生，是遏制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关键!

3.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向提高人口素质

在我国人口发展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的后期在同时不放松人口数量控制的基础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应该向提高人口素质方面转移，实现人口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最终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尤其是在农村要普及义务教育特别是普及女孩的义务教育，这将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也有利于减少人口生育率。

4.计划生育要法制化、规范化

我国虽然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政策本身也已经法制化，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存在着执行不力和不平衡问题。这使得计划生育工作因地而异、因人而异，没有规范标准，造成了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也增加了人们的抵触情绪，从而为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很大阻碍。因此，只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法制化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政策的执行过程也需要进行法制化、规范化，让计划生育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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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J]．西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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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侯亚非．国策到国法――中国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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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胜今，等．论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对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贡献[J]．人口学

刊，2003.

[4]姚宗桥．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性质和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篇4

关键词：国际收支不平衡；产业分工；内需不足；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43-01

1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篇5

关键词：计划生育；“全面二孩政策”；生育观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3-81-03

2015年10月29日闭幕的党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将会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回望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转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刚性要求，后来在农村实施“一孩半”的政策，即第一孩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五年后允许二孩，再到后来，城乡陆续实行“单双独二孩”生育政策，总体上是在逐渐放松了家庭的生育数量。那么如何评价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弊端以及“只开放单双独二孩”政策成效不明显的成因，并且对于当前启动实施的“放开二孩”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长期以来“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弊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规定一对育龄夫妇只可以生育一个子女，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数量明显减少了，降低了我国人口增长率，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数量迅猛增长的态势。但计划生育政策是把双刃剑，在缓解人口压力的同时，由此也拉开了中国家庭全面进入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家庭结构形态，伴随而来的是“一胎化”所造成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资源匮乏和失独家庭的出现等等，这些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

长期的“一胎化”促使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和家庭生育功能的弱化，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有关标准，一个社会如果60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7%，那么这样的社会就被称作“老龄化社会”。根据2012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总人口的14.3%，65岁以上的人口从2011年8.1%上升到现在的10.1%，紧接着2013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2亿，如果在“一胎化”政策不变的情况下，2050年和208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会高达28.6%和37.2%，从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严重性伴随劳动人口的负增长，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劳动力的供求逐渐匮乏，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地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的养老问题不可忽视，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是无法承受的，而社会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进行养老，这样就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是指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按照正常的生育愿望，联合国明确规定男女性别比例应该维持在102～107之间，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应该是维持在105左右的常数，其他值域都会被视作异常，而在“一胎化”政策实施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的性别比持续上升，并居高不下，政策本身导致女孩数量结构性减少，从地域范围来说也是不断扩大的，2000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中显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值高达119.3，如此高的比值已经偏离了107的正常值，如果继续保持“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不变将助长男女性别比大幅度偏高的危险趋势。这是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生育政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还因为重男轻女根深蒂固的思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男女比例失调，容易引发同性恋、、犯等社会现象。

（三）失独家庭的增多

失独家庭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简单地说是指那些年龄在50岁以上的，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1983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要求育龄夫妇只可以生一个小孩，但由于各种意外或自然灾害导致他们唯一的孩子过早地离开人世。人口学家易富贤在《大国空巢》中推测：目前我国约有两亿以上的独生子女，有一千万独生子将在25岁前离世，如此一来，在十几年内就会有一千万失独家庭的存在。在一般情况下，我国只生一胎的50岁以上的夫妇在失去独生子女后很难再生第二胎，随着父母年龄的增加，独生子女死亡的概率也不断增大，同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将会带来很严重的社会隐患，“天灾人祸”是无法预知的，比如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死亡的独生子女比例则要高很多，不难想象失独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脆弱性比正常家庭要低很多，如果继续保持这种“一胎化”政策，将会衍生更多“高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

二、开放“单独二孩”政策行不通

三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增长，使全国少生了4亿多人口，但长期的“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在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宣布“单独二孩”政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该政策对于缓解长期“一胎化”所产生的社会家庭问题是有利的。此后，各地陆续实施该政策，截至2015年，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双独夫妇有145万，占符合单双独政策条件夫妇总数的比例为13.2%，从政策效果来看，单独二孩申请在全国各省市遇冷，申请数远低于此前官方预期。为何如此“优惠”的政策却不能吸引有条件的夫妇生育二孩？

（一）养育二孩成本高

在众多调查中，大多数夫妇给出了以下回答“生得出养不起”，随着我国逐步步入小康社会，居民生活水平相比较以前有较大提高，但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使人们进入了一个高生育成本时代，主要还是家庭经济和个人精力方面的养育压力，孩子的保姆价格、教育、就业、房价等累加起来的成本就让很多家庭入不敷出。在低生育年代，孩子的质量甚过孩子的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精养模式已经让父母沦为了“孩奴”，即使是“穷养”，抚养一个孩子到成年，至少也要三十万，“富养”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如此算来，生育“二孩”似乎成为了富人的“特权”，很多家境一般的父母也只能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

（二）“4-2-1家庭”模式已成定势

“4-2-1家庭”模式是指，一对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后，家庭结构是由4个父母长辈、1个小孩和他们2人组成。两个年轻人要负担起4个老人的养老重任和至少一个孩子的家庭压力。这种模式将日益成为我国的基本家庭结构，由于长期计划生育理念的宣传和“一胎化”政策的推行，独生子女模式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家庭模式，一家一个孩子也成为了常态，父母也没有了强烈的再生育的念想，长辈也没有了带孩子的积极性，独生子女更不希望有个弟弟或妹妹抢占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小皇帝”“小公主”地位。因此，在社会变迁的大环境背景下，家庭的生育意愿弱化已成为规律性趋势，这样的家庭模式使得不想生的人群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单独二孩”的持续低迷。

（三）助长了性别比例失衡

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单双独夫妇数量很少，所以还是维持之前农村的“一孩半”政策，即大多数农村第一孩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间隔4到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孩的弹性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农村家庭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传统思想严重，还是倾向于生男孩，往往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子的家庭会比第一个是男孩子的家庭更有意愿生二孩，这就相当于“一个男孩等价于两个女孩”的心理暗示，助长了重男轻女的思想，而且增加了产前性别鉴别的案例和流产女婴的数量，而且一孩半的政策不允许第一孩是男孩而不会流产女婴的夫妇生二孩，只允许第一孩是女孩而可能流产女婴的夫妇生二孩，也导致了结构性的女孩数减少与男孩数增加。这些都助长出生性别比超常偏高，上述的论断早已被许多学者通过全国普查调查数据反映的实证分析充分证实。

虽然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是中国家庭由于长期受到低生育文化和高生育成本的影响，从多重因素看，很难走出“独生子女时代”，所以政策难免会遭受遇冷的尴尬。实际上“单独二孩”被认为是过渡性政策，因为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全面放开二孩风险比较大，我们可以基于稳定的人口政策之下，逐步稳妥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不能笼统地全面放开，也不能一刀切。仍要适当控制放开二孩的节奏，建议用五年左右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

三、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紧迫性

10月29号，呼声已久的“全面二孩”政策在中共十五中全会上宣布落定，从“十三五”期间，也就是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相比较之前的“单独二孩”政策，该举措将不仅仅局限于独生子女的夫妇了，而是面向所有的人，该决定不仅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改革，更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顺应人们民心的具体体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能够很大程度缓解一些社会问题。

（一）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

在过去计划生育的三十多年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了，也就是意味着中国正在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我国妇女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单独二孩”政策实施遇冷的局面下，很多符合条件的家庭都是选择不生二孩，如此低的生育率使得未来的劳动力存在很大的缺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国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使我国将来的劳动力资源慢慢走上正轨，避免因为控制人口生育造成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而影响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必经途径，虽然放松生育政策并不能立刻带来立竿见影的预期效果，但是从长期看对于提高生育水平、增加人口数量、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等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增加一定数量的青年人口来削减老年人口的比重，是遏制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的有效途径。

（二）有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

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这种现象是多重因素导致的，最主要的因素莫过于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为选择生育性别成为现实。我国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虽然在“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下，近几年有所下降，但出生人口结构仍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而仅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从长期来说还是不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尤其在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老人偏好男孩的意愿比较强烈，传统生育观念加上B超技术的发展导致男女比例的进一步失调。全面放开二孩已十分必要，因为在正常的生育状态下，多生能够使性别比达到平衡的手段，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未必在短时期恢复正常，但是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促进男女比例协调发展。

（三）有利于降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

计划生育政策是把双刃剑，在控制人口的同时，长期的实施必定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我国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家庭的生育功能、养老功能随之弱化，伴随着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逐步降低，因此独生子女家庭面临诸多风险，其中最大的莫过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独生子女意外死亡而产生的失独家庭。根据全国性统计，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如此庞大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而失独家庭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困境，更严重的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失独者的自我拯救是个痛苦的过程，几乎没有父母能真正走出心理困境，社会上提倡的“拯救失独”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口号而已，要想从源头上控制和降低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风险就应该全面放开二孩，全面放开二孩将会改变传统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升家庭经济社会功能，完善家庭发展能力，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效防止过多的“失独”家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

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意义很大，它是中国调整人口政策的必然趋势，而“一胎化”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它不再适应中国的国情，必须对人口政策做适当的调整，“单独二孩”是承接独生子女政策向全面放开二孩的过渡性政策，在“全面二孩”放开以后，衔接新旧政策的方案要及时跟进，一个政策的调整都会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要将挑战转化成机遇，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政策宣传和积极稳妥地实施全面二孩，更好更全面地走可持续人口发展道路，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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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篇6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博弈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2008）09－0037－04

目前，中国是美国第四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自2002年来，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国对国际主要货币价格不断下跌，美国将其经常项目赤字归罪于第一大贸易逆差国中国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在之后的两年里，中美之间的人民币汇率之争更是愈演愈烈。2003年5月，在七国集团财政部长级会议上，美国财长斯诺正式提出要求人民币升值。而随着美国双赤字问题的进一步加深，国内经济与就业问题不容乐观，美国政府更是加紧催促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步伐。

面对国际主要发达国家的一贯压力，中国于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使人民币汇率升值了2．1％。尽管如此，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美国总统、美联储主席以及美财政部长等美国政府官员多次要求中国政府重新估计人民币币值，放弃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希望人民币升值。对此中国政府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完全排斥“升值论”，到“小幅升值无损整体经济＂，再到“长期缓慢地升值＂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2008年4月10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跌破7．0关口，报6．9920，创人民币汇改以来新高。截至2008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美国仍然是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一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534．5亿美元，同比仅增长5．4％；从美国进口202．2亿美元，同比增长26．6％。两国之间的利益联系也日趋紧密，2006年9月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时，中美双方宣布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目前己经进行了三次，并将于2008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方一直在为各自的利益寻求更多的发展方向，其中汇率及中美贸易问题则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

双方的行动表明：中美之间的汇率博弈已经开始，理想中有效的纳什均衡应该是中美贸易结构优化、双方经济增长强劲、人民币逐步趋向有管理的浮动。本文将建立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中美采取的策略，并由此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一、博弈模型构建

（一）假设

1．中国和美国为博弈的双方。虽然国际关于人民币升值讨论颇多，中国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美国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利益实体，但我们的分析以国家为单位，且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影响。

2．中美间的汇率问题是完全且完美信息下的动态重复博弈过程，双方的策略按一定的序列进行，并且会重复多次，彼此了解对方的收益损失情况，信息完全透明。

3．本模型中只研究其中一次的策略选择，中方首先做出决策，美方根据中方决策之后选择策略。中国的两种策略为升值和不升值，美国的两种策略为对中国贸易实施制裁和不制裁。

4．本文的讨论重点在于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之间的关系，因此将两国的收益简化为中美贸易顺差的缓解程度，而不考虑人民币升值对经济中其他方面的影响。

（二）决策树

决策树中，在中国选择人民币升值和不升值时，美国都有两种策略，即对中国贸易进行制裁和不制裁。中国的收益为A，四种情况下的收益分别为Al，A2，A3，A4?鸦美国的收益用B表是，四种情况下的收益分别为Bl，B2，B3，B4。

（三）博弈分析

1．我们从决策树的末端，即美方的策略选择开始分析。

第一，按照美国的统计，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1600亿美元，截至2007年底这个数字己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给人民币升值施压的主要原因。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人民币升值给美国带来的收益会大于人民币不升值时美国的收益，即Bl，B2的数值必然会大于B3，B4的值。接着，如果中国做出人民币升值的选择，美国一定会选择不制裁中国贸易。因为此博弈为重复循环博弈，如果在人民币升值以后美国仍然选择制裁，那在下一轮的博弈中中国必然不会再因为美国的制裁威胁而选择升值。因为他知道即使升值，美国也很有可能会对中国施加贸易壁垒，那么美国在下一轮的博弈中只能获得收益较少的B3或者B4。更重要的是，在今后的博弈中，美国都不可能凭借威胁中国实施制裁而要求人民币升值，失去了博弈的筹码。所以，人民币升值的时候，美国一定会选择不制裁，双方的收益为（Al，Bl）。

第二，如果中国选择人民币保持汇率不变，美国则会选择制裁中国贸易的策略。分析同前面一样，在本轮决策中，如果人民币币值不变，一方面，美国通过人民币升值缓解贸易逆差的企图得不到满足，他只能通过其它手段减少对中国的进口，即采取制裁措施，比如征收关税等等?鸦另一方面，美国如果此时不实施制裁的话，在以后的决策中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就不会轻易相信，这样美国今后的损失会更大。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美国在中国选择人民币不升值的时候会对中国采取制裁手段，双方的收益为（A3，B3）。

于是，该博弈的决策树可以简化为下图。

2．现在再研究中国的决策，也就是比较Al和A2的数量关系。首先，我们对比一下中国在加入WTO以来，到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再到现在的对外以及对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表1反映了05年前后，即人民币升值前后的贸易额的变化情况。很明显，在05、06、07和08年初这一段时间的贸易总量增长率保持在23％左右，而在汇改之前，特别是03和04年里贸易增长量接近40％，增长速度是非常高的。表2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状况。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是为了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因此，我们主要来分析出口额的变动情况。很明显，在2005年做出了人民币汇率调整以后，各年的出口额增长率都在下降。自2007年以来，特别是2008年年初的这几个月中，人民币升值的速度逐渐加快，到2008年一季度末期己经比汇改前的水平升值了将近15．1％（（7．02－8．27）／8．27），而这段时间的出口量增长速度比上一年度减小了接近10个百分点。虽然中美之间的顺差仍在扩大，但是升值带来的出口增长减缓己经初见成效。br>

另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马歇尔－勒纳条件认为，在进出口商品供给弹性大的条件下，若进口需求弹性与出口需求弹性之和绝对值大于1，那么本币升值就会减少贸易顺差。根据范金（2004）计算，中国的中长期出口需求弹性为0．857932，进口需求弹性为1．077378，二者之和为1．93531，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从而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减少巨额的贸易顺差。

人民币升值的目的主要在于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而通过上面两个表的比较，以及马歇尔－勒纳条件的理论可以看出，升值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由此可得，中国在作出决策时，应当选择人民币升值。这样，我们就得出了该次博弈的均衡解，也就是（升值，不制裁），双方的收益为（Al，Bl）。

二、博弈模型引致的一些思考

以上的博弈模型只是简单的分析了中国和美国可能采取的简单策略，而且对这一重复博弈只做了一次决策的分析，而实际情况更加复杂，两国已经有多次交手，并且每种单一策略下还会有不同的实施方案。结合一些更加实际的问题，我们再来具体讨论一下人民币升值会给我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的好处

首先，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中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会相应得有所提高。而且，中国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更加值钱，出国旅游会增加，国内消费者的自信心也会相应提升，有利于促进消费升级，生活水平将提高。

其次，中国外债压力的减轻和购买力的增强。其中，外汇负债类行业将明显受益，主要包括航空、贸易等行业。这些行业由于有较多的外汇负债（特别是美元负债），因此人民币升值将给这些行业带来汇兑损益，特别是像航空类公司，往往都有巨额的美元负债，他们会明显感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福利。另外，原材料或部件进口型行业也会有所收获，由于这类行业每年均需要进口相关的原材料及部件，因此人民币升值将降低这些行业的部分成本，如中国造纸行业中的纸浆成本占70％，而纸浆中的38％是进口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将使得造纸行业的成本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从而明显提升造纸行业的盈利水平。

第三，美元加速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而中国作为大宗商品净进口国，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容易传导至国内。人民币升值可以使得进口成本相对降低，抑制输入型通胀。据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测算，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每升值10％，其他条件不变，中国CPl涨幅短期内将下降0．8个百分点，长期将下降3．2个百分点。人民币快速升值，能够缓解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而且，人民币升值从理论以及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己经超过1400万亿美元，巨大的外汇占款从根本上造成了国内现阶段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我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都来自于贸易项下的巨额顺差，这样看来，人民币的升值为减轻通胀压力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四，人民币升值回应了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可以暂时避免外国，特别是美国的贸易制裁报复。自2003年以来，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林德•格林厄姆一再提出法案，要求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舒默和格雷厄姆明白对中国的威胁不过是一个“不可信威胁＂，美国另两位参议员提出的格莱斯利－鲍克斯法案似乎更务实，更具可操作性，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新法案将“汇率操纵国”的提法改成了“汇率失真＂，他们建议国会赋予美国政府更多的权力，允许政府对认定存在汇率“根本性失真＂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除此之外，虽然美中双方在几次战略经济对话中就金融服务业和航空业等等达成了多方面协议，但美国官员仍然表示，这种采购额与美国每年从中国的进口规模相比太小了，美国进出口银行主席詹姆斯•莱姆布莱特表示“我希望我们的销售能更加稳定。＂除了这些口头上的威胁之外，美国己经运用了关税、反倾销、知识产权、能源等方面的制裁手段来打压中国出口企业。毫无疑问，中国出口企业还缺乏应对这些制裁的能力，人民币升值是给予美国的一些回应，能够避免了更严重制裁的发生。

（二）人民币升值的弊端

首先，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出口减少虽然有好的一面，但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打击也是相当大的。因为尽管“中国制造＂己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产品，但中国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主要依靠中国产品价格的低廉，在竞争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有人认为，人民币如果升值，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许提高了，但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逐步丧失。目前人民币升值了10％以上，就等于出口价格提升了10％，而中国国内制造企业好一些的利润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财政贴息，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这显然难以应对10％的升值压力。

其次，人民币升值增大就业压力，恶化当前就业形势。一方面，出口行业由于受到价格的冲击，必然要降低企业内部的成本，从而会选择裁员?鸦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对吸引国内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人民币升值使国内劳动力成本增加，于是外商可能会放弃使用国内劳动力。两方面造成了国内就业形势比较严峻。

第三，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可能增加，使我国面临着金融危机的威胁。国际游资进入中国市场后，主要投资股市和房地产，使一些“泡沫＂进一步膨胀或造就新的“泡沫＂，两极分化继续扩大，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这样会对国内经济运行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再有，如果那些仍在场外观望的游资纷纷进场，汇率的升值峰值将水涨船高，央行处置不当的话，人民币汇率将会偏离我们的预期而升值过度。

第四，由于西方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期望较高，人民币现阶段的升值会造成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会使得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变得不明显。央行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抑制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而在普遍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之下，投资、投机的行为并不会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对比人民币升值的利弊，我们更多是要考虑人民币升值是否有利于实现内部和外部的均衡。虽然中国面对着外界巨大的升值压力，但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是保有自主决定权的，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的汇率政策。

三、政策建议

（一）建立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要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适时地调整，不能调整得过快，幅度过大，避免价格变动过猛对国内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中国现在的贸易依存度的水平比较高，这样由人民币升值引发的出口量减少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所以我们应该从其他方面改进，以应对价格优势减弱对我们的影响，比如改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促进高效率、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发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三）完善出口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增强出口保护能力

要根本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提高应对外来威胁的能力。比如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保证产品质量、进一步促进国内价格市场化等等，满足国外进口的各种需要，而不受他人威胁的左右。另外还要加快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步伐，开辟更多的贸易伙伴，不能把进口渠道仅仅局限于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

（四）加大外汇跨境活动的监测力度，合理控制外汇储备结构

央行要对本国货币输出以及外国货币进入加大监管力度，防范资本外逃和趁机预谋投机的热钱涌入，合理控制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稳定国内金融市场。另外，还应当适当开发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手段，提高应对国际市场价格的能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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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篇7

关键词:新重商主义;贸易保护;囚徒困境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261-02

1新重商主义的表现

1.1保护的对象扩大

政策保护的对象不仅是幼稚工业,而且更多的是保护国内高度发达的或已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典型的国家如美国。

1.2保护的目的改变

保护的目的不再是培养自由竞争的能力,而是巩固和加强对内外市场的垄断。

1.3保护从防御转入进攻

以前的贸易保护政策是防御性的限制进口,而新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则转向在垄断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对国外市场采取进攻性的扩张。

1.4保护的措施多样化

新重商主义特别注重运用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干预对外贸易,更强调财政和货币两大部门的作用。

2新重商主义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

2.1限制进口表现

大多数重商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施严格的进口限制以保护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免受外来竞争的困扰,并向本国产品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有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关税壁垒是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非关税壁垒包括采取反倾销调查、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限定进口商品入关的口岸、提高进口商品的标准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这些措施也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调整国际收支、纠正贸易逆差、保护本国国民就业的一个重要工具。比如前不久的中美轮胎大战中,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对中国出口美国轮胎的惩罚性关税方案。

2.2鼓励出口表现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扩大出口对一国经济崛起与振兴、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重商主义主张通过减免税和提供补贴等财政措施鼓励扩大出口,如免征工业产品税、商品流通税、间接税、特别消费税、附加价值税、出口型产业的企业法人税等,对出口收入实行大幅度减税。

此外,不少国家还设立进出口银行等专门金融机构,向出口企业提供优惠出口信贷,对采用延期付款方式的出口。许多国家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中长期的出口信贷,其利率低于普通商业银行利率的一半以上。

2.3反倾销手段利用更为广泛

新重商主义的实施手段多种多样,反倾销措施利用率尤为高。从1995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WTO成员国共发起3427项反倾销调查。

据WTO秘书处公布的2008年下半年全球反倾销案件统计资料,期间共有15个WTO会员国展开120件反倾销调查,较2007年同期的103件增加17%,2008全年度共新增208件调查案,分别较2007年的163件和2006年的202件为多(见图1所示)。

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频频使用反倾销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WTO的统计显示从成立到现在,反倾销调查案中有半数以上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起的,主要发起国集中在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少数国家。

3新重商主义的“囚徒困境”

任何的贸易活动都至少涉及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和贸易利益,就具体的某一项贸易活动来讲,一国所得往往是一国所失,所以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政策实际上也是各国政策博弈的结果。在新重商主义大行其道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下面以一个两国家的政策博弈模型来模拟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形。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现有的贸易政策格局是双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双方都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一种是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减少政府干预,向贸易自由化的方向转变;一种是实施奖出限入的贸易保护政策。该博弈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国家作出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选择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如何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作出最适当的反应。

首先,支付函数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这里以国民福利的大小作为衡量支付函数大小的基本依据。同时,假定两国的决策者在此博弈环境中掌握了完全的博弈信息。在贸易政策博弈中,支付矩阵的结构特征取决于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类型。根据国际贸易理论,自由贸易会增加贸易量,从而增加一个国家的国民福利,如果两个国家同时开放国内市场,则两国都将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但是如果仅其中一个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该国将因单方面开放国内市场而利益受损,而另一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则因市场扩大而受益。当然,如果两个国家都封闭国内市场,它们都享受不到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据此可以得出,贸易政策的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

图2两国模型中的贸易政策选择得益矩阵

从博弈矩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A国和B国都存在上策,即“保护”策略,双方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自然都会选择保护的策略。尽管决策结果给各国带来的收益是图2中右下方的数值(-5,-5),但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其损失是最小的。若两国政府都选择“自由化”的策略,那么它们的收益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自由化,自由化的组合给双方带来的得益显然要比双方都选择自由化的策略要多得多。既然如此,各国为什么不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要选择保护贸易呢?因为如果一国单方面采取自由化贸易政策,那么在没有任何契约约束前提下,另一国会通过操纵贸易条件以牺牲伙伴国福利为代价改善本国福利。由于此博弈的前提是两国要同时决策,不存在时间先后问题,任何国家都不会冒着使本国福利受损的风险而实行自由化贸易。于是,双方都实行保护贸易构成博弈的纳什均衡解,而收益更高的策略组合(自由化,自由化)并不是纳什均衡解。在上述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此博弈即使多次进行,最终的结果都只能是(保护,保护)而不是(自由化,自由化)。

比之于贸易自由化政策,纳什均衡保护贸易福利水而更低,这就是囚徒困境在贸易政策中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为什么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贸易保护。这个模型表明,在每一个国家都能充分自由地选择本国贸易政策的情况下,对一个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国家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选择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措施。而双方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毫无疑问不仅会给本国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损失,并可能导致保护逐步升级直至引发贸易战。上述模型是一个高度简化的两国贸易模型。现实中贸易国数目远远多于两个,但每个国家在本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时其出发点与我们上述模型中的假设并无太大差异。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举措,这个国家也许能够获得一定好处。问题在于,既然贸易保护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对一国经济有好处,就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阻碍了其他国家向该国的出口,也使其他国家的产业处于不利地位,更有持续的贸易逆差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货币供给。因而一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会引发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政策。如果全世界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那么最终只能沦为“囚徒困境”。个体理性反而导致集体非理性,当众多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选择贸易保护政策时,世界总体福利水平便会受损。

4走出零和博弈――新重商主义

“囚徒困境”的破解

新重商主义的措施对国际贸易向前推进的阻碍作用无疑是明显而确定的,但“囚徒困境”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失去可能。笔者对国际社会消除新重商主义环境下产生的“囚徒困境”提出以下几点浅见:

4.1缔结多边贸易协定,规定严格惩罚措施

贸易谈判缔结的协定屡屡遭毁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国家单单就贸易过程中的某些方面作出协调,并未规定违约的后果;或者即使制订了违约应承担的责任,但由于相关国家考虑到违约成本远远小于违约带来的收益,因而仍然有偏离协定的动机。只有当国家之间就违背贸易协定规定严厉的惩罚性措施时,利益主体才会在权衡违约成本和违约收益之后作出遵守协议的决策。譬如几个国家就纺织品贸易达成互不设定配额的协定,并规定如果一国单方面违反协定,将会无条件接受其他国家的贸易报复。这样就消除了双方背离贸易协定的动机,因为违约成本是巨大的。

4.2加深相互投资,使利益相互牵连

国与国之间相互投资,使双方置于相互利益约束之下。这样,即使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对利益相关的另一国设限时,也会因本国利益极可能受损而重新考虑贸易举措。

4.3扩大内需,出口转内销

挖掘国内消费市场,加大本国对自产商品价值的消化能力,将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部分地内化为国内产品的竞争,这样就能很好地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同时也使本国企业受益。这对近年来在国际市场频遭反倾销调查的中国来说尤为适用。

4.4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实施强有力的威慑

在遭遇新重商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的损害时,一些国家通常会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旷日持久,且“玩弄”世贸规则的技巧往往对实际结果影响巨大,因而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威慑不足,采取更能立竿见影的其他措施更为可取”。这样,当实施贸易保护的国家尝到自酿的苦果时,就不会再轻易地触碰红线了。

4.5建立健全预警系统和及时灵活的反应决策机制

建立良好的预警系统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基础工作。一是对本国出口产品在主要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趋势和出口增长前景进行系统、连续性的研究,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随时监控、了解本国出口产品的动态趋势,从而可以提前对可能遇到保障措施的产品做好应对准备。二是要研究把握本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内产业发展动态、利益集团的组织结构与作用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机制。

除了国家层面应当提高防范意识外,行业系统和企业本身也都应建立预警机制和应急反应系统。特别是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使其准确地掌握行业的生产、销售等情况;分析国外各种信息和国内各项政策变动对行业的影响,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合理而正确的政策建议;引导企业关注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生产与销售,使企业凭借质量、技术进步创造品牌赢得市场的占有率。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篇8

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已经成为了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形势严峻。尤其是2012年9月欧盟对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板产品反倾销立案，6月4日欧盟出台对华光伏产品双反初裁之后，将使我国的光伏产业遭受巨大打击。我们有必要了解贸易保护主义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加速发展的原因以及特征，以便合理应对，化解或降低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危害。

【关键词】

欧债危机；贸易保护；反倾销；影响；对策

1欧债危机下我国光伏产业遭遇“双反”调查的原因及影响

欧洲债务危机即欧洲的债务危机。其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等欧盟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主要引线或导火索可以说是希腊。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无法通过公共财政盈余来支撑过度的举债消费。全球金融危机推动私人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国际宏观经济的冲击，恶化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呈现出趋于枯竭的恶性循环，债务负担成为不能承受之重。

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新鲜事物，国际贸易的产生是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在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充满着各国利益的冲突、摩擦和磨合，而在冲突、摩擦中必然伴随着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全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

所以贸易保护的历史与国际贸易的历史一样久远。贸易保护理论也是在不断变化中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崛起，并在纺织、制鞋、电子产品等原来发达国家垄断的行业中呈现出比较优势。贸易结构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工业制成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规模经济贸易学说”的基础上，发展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国家通过贸易保护来帮助本国企业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一定的规模，使企业成本下降，就能阻止国外企业进入该行业，从而提高国家的福利水平。

欧盟各国政府一直都在对本国的光伏产业进行补贴，但欧债危机的爆发让欧盟各国用于光伏行业的补贴大幅削减，这不仅影响到了国内光伏市场的出口，更让其本土的光伏企业生存受到直接冲击。据统计，去年以来，迄今全球光伏领域的60家顶级厂商，已有12家关闭和破产。此番对华光伏“双反”的主角Solarworld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去年全年亏损额达39.365亿美元（约合235亿元人民币），去年以来已先后关闭了美国和德国的多条光伏组件生产线。欧美光伏企业破产潮的涌现或将倒逼针对中国产品的“双反”举措成为现实，以缓解其企业的生存压力以及破产倒闭后可能引发的就业和人员生活等一系列问题。2012年7月24日，德国光伏企业SolarWorld正式向欧盟递交了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立案调查的申请。按照欧盟的反倾销调查程序时间表，在收到反倾销申诉书后，欧盟委员会将在45天内向欧盟各成员国征询意见，在27个成员国中，有14个或以上国家投赞成票，就可以立案。在2012年9月6日，欧盟接受申请，对我国光伏产品“双反”立案，并与2013年6月4日出台了对华光伏产品双反初裁。若双方于12月份未能达成解决方案，欧盟将作出终裁。这意味中国光伏企业将可能丢失欧盟的大部分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1年同样是SolarWorld这家公司，已经在美国申请了对于中国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美国已对多家中国企业作出了征收31%～250%反倾销税的初裁。但是在欧盟的这次“双反”调查与美国的“双反”调查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1）反倾销调查的范围更广。美国案件的调查范围是“原产于中国大陆的多晶硅电池片生产的电池组件”。而中国企业的规避方法是把硅片送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例如台湾等地，加工成电池片，再拉回大陆进行组装，这样就成为了原产于台湾地区的电池片组装成的电池组件，从而规避了30%多双反税率。因此SolarWorld在向欧委会提交的申诉书中，调查范围指向所有中国大陆生产的多晶硅电池和电池组件，不管其生产过程中应用的是来自哪里的电池片。

（2）影响更大。美国市场只占到了中国光伏产品20%甚至更低的出口份额，而欧洲则占到了60%-70%的份额。2011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到欧盟的总金额约为204亿美元，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对中国光伏产业造成了巨大打击。

贸易保护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事实上，欧盟对我国进行光伏“双反”调查，损人又害己，将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美国工厂已有前车之鉴。由于对中国的光伏产品进口处于停滞状态，其安装已受到直接影响。不止如此，很多与光伏太阳能产业相关的就业岗位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企业，也将面临丧失的威胁。

欧盟亦是如此。由于全球光伏业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欧盟与中国之间唇齿相依、互利合作。一旦开展“双反”调查，以SolarWorld为代表的公司固然会从中受益，中国光伏企业将丢失欧盟的大部分市场，但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很多欧盟企业同样会因此而增加成本，失去就业机会，导致利益受损。欧盟各国政府也会因此而增加补贴给本地生产的高价产品，由此带来财政压力，减缓低碳社会的发展。孰轻孰重，实在值得欧盟深入思考。

2我国应对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2.1加快调整、优化自身的经济结构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经济结构并不合理，而且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表现在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等。中国要想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要加快调整、优化自身的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促进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从光伏产业就可以看出，我国的光伏太阳能产品有90%出口到海外，留在国内市场的产品很少，光伏企业过于依赖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发生变化，光伏产业将遭受巨大打击。政府应该加大对光伏产业的补贴力度，减免税收，合理引导国内消费者对光伏产品的使用。

2.2出口结构避免单一，力争多元化

中国的光伏企业要重视技术研发、产品差异化与质量提升，继续开辟新的海外市场。除去欧美，全球仍有40%～50%的光伏市场可以去开拓，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是未来光伏业发展的热点区域。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要了解新兴区域的消费需求，根据要求改变产品工艺，不断创新，提高产品的差异化，积极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以应对区域性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危害。

2.3我国应充分利用WTO规则，为本国企业争取最大的利益

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以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增进世界各国经济交往和世界人民的福利为目标，通过削减和限制关税、非关税壁垒为手段，来创造一个世界范围内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世界贸易环境的国际性组织。

自二战以来，世界贸易组织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组织，都不可能完全公平、公正，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所以我国应该充分利用WTO规则，给本国企业争取更大的利益。

2.4寻找海外的有利盟友，积极应对欧盟的“双反”调查

由于“双反”调查是一把双刃剑，在利好本国光伏行业利益集团的同时，也会对欧盟的其他集团造成损害。所以我们应该联合有利的盟友，积极应对调查，争取减少损失。欧盟当地的上下游企业是反对“双反”调查的主要力量。目前，大量中国电池组件生产企业，是从欧盟进口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同时其销售和安装也主要是依靠欧盟当地的企业，如果中国企业遭遇反倾销，欧盟当地的上下游企业的利益，都将受到牵连。中国光伏企业应推动行业上下游的相关利益方在欧洲对欧盟委员会产生影响。

并且积极申请自已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盟案件的应诉比美国多一个环节，每个企业可以申请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申请到市场经济地位，企业将不需要通过替代国的价格决定自己是否倾销。

2.5在海外建立工厂，与当地政府建立更稳固的关系

在海外建立工厂，可以使企业的利益与当地政府的利益一致，从而减少欧盟的制裁，但是在海外建立工厂的成本将会增加，中国企业将失去人工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而且在海外市场将增加更多的不可预见风险，包括文化冲突、法律风险等。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风险；防范对策

1前言

为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实行有利政策鼓励企业发展国际贸易，同时国际贸易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使国内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热情空前高涨。通常而言，国际贸易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背景下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活动。国际贸易由于是不同国家或企业之间的贸易活动，必然会受到交易国的政策的管制与市场影响，进而企业会遇到许多出乎意料的风险，给企业经营带来危机。企业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或规避贸易风险，以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健康发展。

2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风险

2.1货币汇率风险

国际贸易属于经济交易范畴，则需使用货币购买商品和支付劳务报酬。但国际贸易基本属于大型的交易活动，交易时间会很长，且一般采取分期、分阶段给付款项。国际货币汇率的变化快且大的特点使交易双方都遭遇到一定程度的货币汇率风险。

2.2政策差异风险

国际贸易是国与国或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进行的交易活动，这加大了国家之间经济市场的交流，有利于共同发展，同时由于交易双方都会试图争取交易利益最大化，则贸易摩擦在所难免。例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反倾销政策，以保护本土企业，这就导致他国与之贸易时存在贸易壁垒与不公平贸易条款。

2.3贷款风险

国际贸易涉及的是大宗货物交易和大型劳务服务，交易全额款项可以说是巨大的，这一般超过企业的流动资金限额，加上现代银行事业的发展，很多企业选择申请贷款支付。但一些国家的政策更新速度跟不上贸易的发展速度，导致企业过高估计自身承受能力，给债权国带来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2.4合同风险

运输风险是国际贸易合同风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贸易中双方达成交易后货物需经过长途运输方可到达进口国，其运输过程的一切事物都由进口国承担责任，且国际贸易中的运输风险可给国家和企业带来极大的损失。

2.5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可预测，进行国际贸易会经常遭遇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导致出现成本差异。国际贸易活动持续时间长，在双方接洽一段时间后，很可能出现商品价格变动。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化及国家政局的动荡也能引起价格波动。无论价格是走高或走低，都会有一方承担损失。

3国际贸易中的风险防范对策

3.1强化对于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

每一个国家或其企业在决定参与到国际贸易之前，需切实做好贸易对象国或地区的市场环境、政治环境及军事环境等相关资料的搜集和分析工作。这些资料可为企业提供对方市场的供求变化情况及其他交易信息，可为企业合作谈判作为参考依据并占据有利形势。同时还可获知其他影响交易活动的社会环境因素，如自然灾害或政局动荡、战争都会对国际贸易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掌握市场最新信息有利于企业正确决策，减少和规避国际贸易中的风险，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2认真研究并细致掌握贸易国家的政策和政治、经济状况

进行国际贸易，一定会面临不同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制约，影响国际贸易顺利进行。如一些国家或地区采取得是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出口，如一些国家或地区采取得是开放性政策，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因此，企业进入到国家的国际贸易领域中，必须细致掌握其相关政策和政治、经济状况，研究其变动趋势，尽量使企业在贸易中保持主动地位，第一时间规避潜在风险。

3.3正确选择计价货币，有效防范汇率风险

现今我国实行的是外汇管制政策，这导致国内许多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无法规避货币汇率风险。企业为了能够有效防范货币汇率风险，就必须正确选择计价货币，也就是说交易时出口尽量以硬币作价，进口尽量以软币计价。有时也可通过调整商品价格规避货币汇率风险。具体实施方法是在出口时相应提高作价，在进口时相应调低作价，并以汇率区的汇率情况决定价格。注意在合同中明确标明价格调整条款，以确保双方的经济利益都得到保障。

3.4做好贸易的防范工作，提高商品质量

国际贸易中，我国企业应该随时关注和掌握国际市场情况及各国的社会动态和政治局势，预备多种预防和规避国际贸易风险的对策方案，在风险来临时，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减少企业损失。同时针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偏向政策，企业需尽量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商品质量，提升商品的档次，打造出专业的品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树立良好的信誉，对其他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反击。同时，企业内部还应该对管理制度和生产技术进行创新和改革，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努力开发新型产品。通过这些对策可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国家贸易壁垒带来的风险。

3.5在国际贸易中要选择科学的结算方式

托收方式、信用证方式和汇付方式是企业进行国际贸易常用的结算方式。为避免遭遇贸易诈骗，企业必须慎重选择交易的付款方式。另外，企业应认真收集或调查有合作意向的交易对象在国际市场的企业信誉及经营情况，避免上当受骗。除此自外，进行分期交货的贸易，进口商应使用循环信用证，在签订合约时，注意添加信用条款，有助于企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经济利益，有效防范资金风险。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中机遇与风险风险共存，我国企业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如掌握合作对象的经营情况和国际信誉、掌握外币汇率的变化趋势，选择科学的结算方式等对策应对国际贸易中的风险，也可以通过提高商品的质量等对策提高企业竞争力，使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获得生存空间，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婧.加强宏观金融调控规避国际贸易风险[J].中国证券期货，2011，17（5）：38-39

[2]刘鹤.浅谈国际贸易中的市场风险与防范[J].时代金融，2011，5（27）：13-14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一、清洁发展机制与我国能源结构

（一）清洁发展机制理论。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通过在温室气体减排边际成本相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实施CDM项目来完成一定数量的减排义务。从理论上讲，CDM是一种“双赢”机制。一方面对于发达国家而言，CDM不仅会带来更为经济有效的减排方案，也提供了更广阔的技术转让渠道与市场：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CDM的有效利用则有可能为促进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双赢”机制的有效建立与良性运作取决于三个理论前提：

1、实质公平。在国际环境合作机制中，承担环境义务的各方在承担义务时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保证实质公平。

2、成本效益。成本效益分析是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各缔约方必须考虑的因素。《公约》强调：“应付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当讲求成本效益，确保以尽可能最低的费用获得全球效益。”

3、可持续发展。《公约》明确规定采取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前提之一是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

1、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十五”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以及一些高耗能生产和生活行为的过度扩张，对能源的需求大幅度增长，能源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从2001年的13.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5年的20.6亿吨标准煤，年均增幅达10.7%；同期，我国能源消费也从2001年的14.3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005年的22.3亿吨标准煤，年均增幅达11.8%。

尽管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注重质量的阶段，不再以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导，但是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增长迅速。据《国际能源展望――未来国际能源市场分析与预测（至2025年）》表明，中国在2002～2025年的23年中，基准情景的石油年增长率为4.5%，天然气7.8%，煤炭3.6%，核电9.9%，可再生能源3.4%。但是到2025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构成中的比重还有58.2%；石油达到26.7%，也只提高了2个多百分点；天然气达到7%，提高了4个百分点；核电也只提高了1.5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还下降一个多百分点。

由此可见，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需要持续的不断努力才可以逐步改善其结构。但是在全球各国通过CDM的合作，给作为不用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输入资金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情况下，能源结构的改善进程会不断加速。

2、中国能源消费的特征。人均综合能源消费量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能源消费水平，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能源系统的特点是：①能源资源总量多而人均耗能及人均电力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②能源资源能源生产与经济布局不协调北煤南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将是长期的格局；③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结构仍以煤为主，煤炭消耗占能源总消耗的70%；④能源消耗中几乎全部依靠常规能源石油的消费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很大。

二、清洁发展机制对能源结构改善的促进作用

（一）清洁发展机制对能源政策的影响。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健全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现有的财政税收政策措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率，为此，在支持清洁能源的公共财政税收政策方面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改革：

1、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调整和完善可再生能源增值税政策；调整和完善可再生能源企业所得税政策；调整和完善可再生能源设备进口关税政策；完善国家财政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政策。

2、加快我国核电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加强财税政策扶持力度，促进我国核电发展。将支持核电发展列为专项，给予核电足够技术。

3、支持我国清洁煤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对于关键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示范项目所需进口设备和技术，给予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优惠和融资支持；对商业化的洁净煤技术项目，给予低利率贷款或财政贴息支持。

随着清洁发展机制在我国生效，国内的法律配套工作已经能够展开。基于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法规以及将来财税体系中能源财政政策的逐步健全，未来的能源消费行为将受到规制，能源的清洁性、环保性将越来越受到政府和消费者的重视，一个改善能源结构的体系已经逐步形成。

（二）CDM项目引致的技术转移对能源结构的促进作用。我国能源效率低下，能源资源稀缺，迫切需要先进的能源技术。而CDM能够使我国工业原有的劣势――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转变为可以利用的资源――排放信用，用它可以换来先进技术及能源设备。

CDM项目引进的技术对我国的能源多元化发展将会发生深刻影响。因为清洁发展机制的出现提供的技术转移机会，以及《议定书》中确定的发达国家减排义务压力，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发达国家的先进能源技术，夹带在CDM项目中进入我国。这些能源技术会提高我国的能源利用和开发技术水平，随着技术转移扩散和知识溢出的作用，单个CDM项目先进的能源技术会逐步扩散至整个能源产业，长期看，整体上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对煤炭资源的利用率会相对抑制对其粗放的需求增量，而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技术的引进，以及这些能源的清洁优势会吸引我国的能源投资方向。依托先进技术，吸引社会和政府资金流，技术因素最终会在我国能源消费的机构改善过程中起到促进作用。

三、结论

为了更好地促进CDM项目发展，引进国外先进能源技术，改善能源消费结构，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1）加强我国在技术转让中吸收、消化和创新的能力建设。（2）积极应对即将出现的“减排技术产业”和“减排投资企业”。（3）完善各项制度和法律，降低CDM项目及技术转让的交易成本。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1篇11

自2月22日起，全国多地城市房地产交易环节的契税、营业税征收比例普遍降低。此次契税及营业税新规共计三条，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仅实行其中第一条，即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

春节前央行出台降低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等政策，此次财政部等三部委又出台房地产契税、营业税下调政策。

近期利好政策不断出台，这表明中央政府推进房地产去库存的意愿非常坚定。而中央政府这种强烈的政策意图，是研判我国房地产未来政策走向，以及房地产市场走势的关键依据。

近期房地产利好不少，但能惠及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却很有限，这是因为近年来一线城市住宅市场过热、房价过高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

尽管如此，一线城市的楼市还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据媒体报道，2月21日，上海某均价达8万元、套销售均价近千万元的新楼盘一天卖掉350多套，购买人群主要是改善型购房者。北京春节后二手房成交价量也是双双上涨，节后首周二手住宅网签量高达6000套，为2019年来最高，二手房成交均价环比去年也有明显上涨。

深圳的楼市则承接去年的疯狂，开年不久，全市一手住宅单日成交均价破了9万元，这一价格的出现虽然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深圳房价的惊悚也是可见一斑。

近期出台的各项房地产政策，其目的是消化非一线城市的库存。当前京沪等地借势而动的新一轮楼市热潮，显然不符合政策意图，而且一线城市的楼市异动还会成为本轮去库存的新阻力。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仍面临着巨大的库存压力，已有130个城市出台了地方性去库存新政。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房地产去库存列为今年的重要任务，会上提出一项去库存的重要措施，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为了提高农民工的买房意愿和有关措施的操作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明确提出，鼓励房地产企业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

然而，目前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已闻风而起，未来如果进一步快速上涨，不仅会增加自身的市场风险，还将封杀库存最为严重的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调的空间。

近期连续出台的房地产优惠政策，已让我国楼市进入2019年以来最宽松的状态，一线城市楼市的心理预期开始发生变化，房东惜售及跳价现象再次出现，市场房源有减少迹象。

一线城市的楼市热潮不仅带动周边地区房价普涨，在楼市价差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一些中部地区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也已稳中趋涨。

在房地产去库存政策溢出效应的作用下，一线城市楼市日趋活跃，并有带动房价整体上涨之势。房价上涨将加重购房者负担，让购买力本就不足的农民工对城市更加望而却步，使购房的有效需求进一步减少。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篇12

关键词：家庭教育消费囚徒困境破除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教育消费是学生家长用于教育物化产品和教育劳务上的各项开支。在独生子女为主的中国家庭，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给予孩子更好的教育，家庭教育消费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2011年度《中国家庭教育消费报告》指出，家庭教育月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高达44%。当前，绝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家长都希望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给孩子购买高价格的现代学习用品与工具，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如此一来，教育消费成为家庭支出的重头，给家庭财务带来沉重的负担，过多的培训给孩子带来了沉重的学习压力，影响到孩子的全方位发展并形成不良的攀比心理，让其幸福感下降，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弱化教育消费的功能，加剧资源教育的不平衡。

从理性来说，少给予学生过多的学习压力，注重学生全方位的综合健康发展，无论是对家庭负担还是学生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但为什么学生家长对于教育消费的热情始终不减呢？为什么有的家长明明知道某项培训可能并不适合孩子，效果也不一定明显，还要花费高昂的教育成本呢？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是囚徒困境的表现。

二、囚徒困境下的家庭教育消费

囚徒困境阐释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使他们无法互通信息，然后分别和二人见面，要求他们坦白罪行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坦白并指证对方，而对方抵赖，则此人将获释，抵赖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抵赖，则很难对他们进行诉讼，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二人都坦白并互相检举，则二人同样判监两年。用收益矩阵表示：

甲

坦白抵赖

乙坦白

抵赖

双方都是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自身而言选择坦白都是上策，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选择坦白，这样就出现了唯一的纳什均衡（坦白，坦白），均衡结果是（-2，-2）。显然双方如果达成共识，都选择抵赖的策略更好，好于纳什均衡时的结果，大家都只被判1年，但是双方都怕自己选择抵赖时，对方选择坦白，那么自己将受到十年的处罚，因此双方的不信任使他们都会同时选择坦白。这样，两个囚徒就陷入了困境，这也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表现。

在现实中，政治、经济、军事、企业经营、社会生活、组织管理等多领域都存在囚徒困境问题，体现出合作双赢、博弈全输的理念，由此可以看出博弈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家庭教育消费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看做是学生家长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陷入囚徒困境所造成的，可以用博弈论等相关知识进行博弈分析。

假设有两个家庭的家长A与B，面对教育消费的决策（消费，不消费）。双方都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双方对各自的相关情况，例如投入了多少教育成本，学生接受了哪些培训等都十分了解。双方进行的是一次性博弈，同时进行教育消费决策。双方家庭已经为孩子投入了足够的教育成本，也就是说现有的教育消费已经足够满足孩子的发展需要。

再假设双方家庭的效用函数是一样的，效用的高低取决于受到四个因素影响的大小：一是教育消费的金额，金额越高，效用越低；二是教育消费的功效，功效越好，效用越高；三是另一方是否进行消费，如果双方都进行消费，那么就不具有优势，不会影响效用。如果对方消费了，而自己没有消费，那学生就容易落后，家长会产生心理偏差，效用将降低。如果自己消费，而对方没有消费，那么消费方就会获得一定的学习和心理优势，效用增加；四是学生的自由时间，过多的培训会减少孩子的自由空间，不利于学生健康发展。如果在相关培训已经足够的情况下，进行教育消费会压缩学生的自由空间，降低其幸福感。再进行消费，会产生边际效用为负。基于此，可以假设，如果一方消费，而另一方不消费，消费方获得的收益为a，不消费方获得的收益为b，a>b。如果双方都进行教育消费，那么将统一获得c的收益，a>c>b。如果双方都不进行教育消费，将各自获得d的收益，a>d>c，2c

A

消费不消费

B消费

不消费

对于双方来说，无论对方采取消费还是不消费的策略，自己选择消费都是最优策略。由此产生了（消费，消费）的纳什均衡。但是从集体理性的角度来说，如果双方达成共识，都选择不消费，那么获得的整体收益就是d+d>c+c，也就是比都选择消费要好。可见，两个家庭似乎陷入了一种陷阱，这种陷阱就是囚徒困境。

三、破除家庭教育消费囚徒困境的途径

那该如何破除囚徒困境呢？针对教育消费的种种乱象，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改变家庭的偏好和效用函数，以此来改变他们的行为，避免囚徒困境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1.家长要改变不合理的消费观念。望子成龙是每个家长的心愿，为了实现这一心愿，家长想让孩子学更多的东西，花费再多的钱都是心甘情愿的，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多的、不合理的教育消费会适得其反，家长应该从自己家庭实际的财政情况和孩子的特长、爱好、学习情况等方面出发，改变不科学的消费观念，消除攀比和跟风心理，实事求是地制订一个科学合理的教育消费计划，选择适合的教育服务，把钱花在刀刃上，让孩子少走弯路。此外，家长还要关注子女的全面发展，细心呵护，不能把学习成绩当成衡量孩子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要注重能力的全方位提高，切忌强迫孩子参加不喜欢的教育培训。

2.国家要规范好教育消费市场。现在的教育消费市场鱼龙混杂，信息不对称十分严重，虚假宣传横行，很多商家和教育机构抓住家长们望子成龙心切的心理，夸大教育消费的重要性，使家长们产生如果不购买这种教育产品，孩子就会落后的错误想法。因此，国家要加大对教育消费市场的管制力度，给家长们提供真实可靠的教育消费市场环境，让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最合适的教育产品。

3.制定科学的减负政策。给中小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很久，很多地方也出台了严格的减负规定，但是却助长了校外教育消费的快速增长，结果非但没有减负，反而更重了，还增加了家长们的负担。问题的关键在于减负政策不合理，使得学生家长因为怕学生跟不上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校外教育成本。因此，教育有关部门要加强减负研究，不能仅停留在表面，要设计出既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又能让家长放心的高效率的减负政策。

4.改革当前的应试教育模式。家庭教育消费囚徒困境的根源在于中国应试教育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分数几乎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为了让孩子考上好的学校，有出息，家长们才有了不理性的教育消费行为。因此，要积极探索应试教育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不断改革当前不合理的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罗杰·麦凯恩.博弈论：策略分析入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傅家荣.对教育消费几个问题的探讨[J].宁夏党校学报，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