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例(12篇)
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1篇1
论文题目:中韩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选题原因:
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失地采取应对之策。
研究意义:
自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额逐年增长,然而我国对韩贸易存在巨大的逆差,这令人不得不担忧。从完善我国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研究中韩贸易,分析产生逆差的原因并提出应对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为我国对于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借鉴
研究现状:
对于中韩贸易的相关问题,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譬如:曾珠(2008)阐述了中韩双边贸易的现状、问题和趋势,然后对中韩贸易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最后为各国今后的努力指明了方向。潘权富(2010)从商品结构角度分析,双方商品需求结构不平衡及韩国对我国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是造成逆差的主要原因。并对为减少这种逆差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张文虎(2011)在中韩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对策思考中就中韩贸易摩擦的表现进行了阐述,并提出解决对策,包括提高韩企在华采购率、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和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等方面。王雅婷(2011)对中韩贸易逆差的现状、原因进行概括分析,并提出了缩减中韩贸易逆差的对策。刘宇(2012)在加强改善中韩贸易逆差中对中韩贸易逆差的现状和原因进行阐述,并提出解决贸易逆差的一些方法。
从总体来看,专家学者对中韩贸易的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模式。
研究目的:
通过调查研究探讨中韩贸易的发展过程,从而提出改善方案,希望可以为两国间的贸易发展带来帮助
研究内容:
本论文就中韩两国贸易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对中韩两国贸易发展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并且分别回顾了中韩贸易发展史,从中提出了改善方案,希望可以为两国间的贸易发展带来帮助
研究框架:
引言
正文
1回顾中韩贸易发展
1.1发展背景
1.2发展形式及成果
2、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2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解析如何促进中韩贸易的发展
3.1加快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
3.2大力发展中韩两国间的技术贸易
3.3推动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3.4加快政策扶持力度,防止中韩贸易滑坡
4两国之间的共同努力,展望中韩贸易未来
研究方法:
1.翻阅报纸,书籍资料
2.上网查找相关资料背景
3.通过资料整理得出结论及提出建议
4.加强研究和探讨,促使建议得以采纳
参考文献:
[1]李志群.中韩贸易与投资实务指南[M].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11.
[2]马小辉.北方经贸[J].2009-13.
[3]孙宇挺.中国经济周刊[J].2009-01.
[4]禹哲熙.韩中中韩经济贸易辞典[M].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5]张庭延.中韩关系的现在和未来[N].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11-05.
[6]2008年韩中加工贸易动向及启示[R].韩国贸易协会,2009-4-27.
[7]中韩贸易摩擦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J].知识经济2011.13
[8]刘宇.加强合作改善中韩贸易逆差[J].特区经济,2012-07
[9]胡昭玲:《中、日、韩三国产业的互补性与竞争性》,载于《东北亚论坛》,2007年1月。
开题报告参考范文:
“文学教育研究”课题开题报告会综述
2007年11月24日,在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黄州,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东坡赤壁之下,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全国“文学教育研究”专题组首轮第一届年会及课题开题报告会隆重开幕。会议由国家一级作家、首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得主、《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晓苏教授主持,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明史主讲、湖北省文联副主席熊召政先生,著名语文教育家、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陈金明教授,著名文学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先霈教授,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樊星教授,黄冈市政协副主席、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徐又良教授等出席了会议。会上,熊召政先生作了题为《文学的教育作用》的报告,樊星教授作了题为《地域文化与文学教育》的报告。听取了他们的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的700余名与会代表均感受益匪浅,对如何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文学教育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
安信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房地产政策正从刺激性走向中性化。未来6个月内,如果出口持续好转、房地产投资持续恢复,预计房地产政策将从过度刺激逐步、择机微调,回归至中性。基于对当前经济恢复所处阶段、房地产的重要性等原因,报告预期二套房贷所涉及的利率和首付优惠政策将保持一定的持续性,但执行的严格程度会逐渐提高。
国金证券研究报告分析认为,首次购房七折利率的政策,年底取消的可能性不大;对二套房利率的优惠政策是否取消,该提法本身就不合适,因为银监会的态度非常明确,即仅管住40%的首付要求,具体利率由各地方自行制定;二手房营业税减免政策应该不会续期,按原计划执行至2009年12月31日;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一般截止到2009年底。主要是购房契税的减免,预计到期延期的可能性也不大。
对房地产板块,中银国际认为,对购房优惠政策可能取消的担忧也将推升近期的成交量,维持对房地产板块的增持评级。
交银国际表示,大部分开发商已经锁定了今年的盈利增长。因此有能力接受第四季度增长放缓的情况。而且暂时未见到能对现时复苏势头构成威胁的不利因素。
国金证券认为,短期内市场的购房情绪不会突然逆转,成交仍将保持活跃,政策在短期内也不会突然出现转向。重点推荐万科、招商地产、保利地产、金地集团、大连友谊、北京城建、冠城大通、安徽水利、昆百大和南通科技。
投资策略
中信建投关注业绩政策双重影响
经历了10月份的反弹之后,目前市场整体估值情况处于合理区间,各行业估值状况继续出现分化,下游消费类行业继续上升。各行业未来的业绩情况将逐步成为影响投资者投资选择的因素。岁末,宏观政策即将调整并定下明年的基调,政策因素对各行业的影响不容忽视。近阶段应该关注在业绩和政策方面双重受益的行业。11月份看好的行业有银行、保险、信息服务、医药生物、纺织服装、家用电器、农林牧渔、煤炭开采、化工和电子元器件。
银河证券把握强周期及消费主线
在业绩推动下,投资者投资策略可以较为积极,保持较高的仓位水平。重点关注两条投资主线:一是以房地产为主要驱动力的强周期行业;二是以汽车为代表的业绩驱动型的消费型行业。看好房地产、金融、工程机械、煤炭、有色金属、汽车等行业。重点关注十大金股;威孚高科、宇通客车、浙江龙盛、中国人寿、招商银行、徐工机械、金融街、西部矿业、潞安环能、冀东水泥。
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篇3
一、党建引领,抓实“放”
坚持“一把手”亲自抓。体制机制改革涉及部门利益深度调整,也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如果没有“一把手”亲自抓就难以有效推动。街道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主要领导既挂帅又出征,定期研究、协调推进,为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开展工作,成立了由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四送一服”双千工程领导小组,党政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工作。市场监管所、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财政所、统计站各有一名专人负责相关工作,形成了浓厚的改革创新氛围。
改革向社区下沉,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充分夯实街道辖区企业党组织作用,提高思想站位,以党建引领“放管服”改革下沉社区工作,形成街道党工委负总责,各社区支部书记总负责的工作格局,对下沉的企业服务事项,定流程、定分工、定岗位,完善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理顺隶属关系、工作职责、工作范围,加强事前预情、事中提速、事后问效,实现服务办事质量和效率“双提速”。确保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政令畅通,下放服务事项承接落在实处。
宣传作引导,营造红色氛围。充分利用街道、社区电子屏、QQ、微信工作交流群等宣传阵地,广泛宣传“放管服”理念,结合“四送一服”工作组走访调研企业工作之机,大力宣传“办事零距离”、“一次办好”等便捷式优商环境政策。多种方式向企业宣传“最多跑一次”等服务制度,图文并茂讲解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服务流程,围绕“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优”的目标,实行让群众“最多跑一次”办事流程,着力改进措施,为群众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全面提升企业对“放管服”工作的知晓率和获得感,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为企业创造优化条件向纵深开展。
二、强化示范,抓实“管”
强化制度建设。在大力简政放权的同时,高度重视事中事后监管,将为民服务事项梳理出制度告知单,制度上墙,窗口工作人员主动亮出党员身份,加强职业道德、职业纪律、优质服务的引领带动,将每位窗口工作人员培养成“全科办事员”,实现“一岗多能”、“一窗通办”,提高办事效率。杜绝态度生、冷、硬及吃拿卡要等行为的发生,做到工作提质、办事提速、服务提效。每月不定期督查公开服务、投诉举报热线情况,确保对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强化执纪监督。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对落实到位、积极作为的典型通报表扬,对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扎实做到简政放权做“减法”,加强监管做“加法”,优化服务做“乘法”,实现便民服务办事质量和效率“双提速”。
三、简化流程,抓升“服”
街道建成便民服务中心1个,设立社区便民服务站7个,街道社区两级实现统一装修、统一标识、统一服务。按照“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要求,将民政、社保、残联、国土、财政、计生、城建等服务项目全部纳入便民服务中心,整合资源优化设置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进驻,并配置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全面实行一个中心对外、一体化办公、一站式办结和一条龙服务,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快捷办事。做到服务零距离、办事零差错、行为零投诉,进一步压缩事项办理时限、减少办理流程,实现企业“事先准备、一趟办结”的便民服务目标。
窗口受理,集成服务。整合服务资源、实现集中化办公,街道各社区均已建立政务服务中心,按照规定开设多个窗囗工作位,按照“一窗受理、一站服务”原则简化审批程序,提升审批效能,让群众、企业只跑一处、只跑一次,切实缩减事项办理时间及流程。
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篇4
国家发改委体改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商业银行面临四大主要风险,必须进行系统性的体制改革,在所有改革中,必须重视对金融监管部门的改革,避免其“官僚化”。
该所研究员崔峻岗说,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四大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上海证券报》
中欧纺织品贸易协议实现双赢中国纺织谨慎备战
6月11日,经过长达10个小时的谈判,中国和欧盟最终就中欧纺织品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欧盟承诺对源自中国的棉布、T恤衫、套头衫、裤子、女式衬衫、床单、女连衣裙、胸衣、桌布、亚麻纱等10类纺织品终止调查。同时,在2005年6月11日到2007年底期间内,对上述10类纺织品合理确定基数,并按照每年8%到12.5%的增长率确定中方对欧出口数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认为,该备忘录的最大成果就是中欧双方将中国加入WTO时签署的242段条款更加具体化,使得今后双方都有了一个可以接受并可以预期的出口增幅。据透露,有关对欧纺织品出口额度的分配细则正在制订之中,出口数量分配机制可能出台。
――中新社
周小川:央行将保持稳健货币政策推进金融改革
周小川在日前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上表示,2003年是中国经济运行的拐点,中共中央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了一系列适时适度、有保有压的政策措施,牢牢把握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货币政策调控。这期间公开市场操作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先发行央行票据加大对冲外汇占款;继而严控房地产贷款;还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期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取得明显成效。
关于金融机构改革,周小川指出,目前三家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正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也推广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今后,人民银行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增强金融宏观调控的效果,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央电视台
应对缺电问题中国紧急布署电力安全和应急对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国宝指出,当前中国电力生产形势总体情况良好,但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为此,国家要求,首先各地要重点加强城市机场、地铁、医院和其他重要设施的备用应急和保安电源的建设,加大对电网建设的投入力度。此外,要坚决杜绝电力企业超负荷、超极限带病运行,对老化的电力设施及时进行更新和改造。与此同时,各地要借鉴美国和俄罗斯在电网事故状态下,有效启动社会紧急响应和处理机制的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完善社会应急体系,认真组织应急演习,力戒流于形式,把能源安全尤其是电力安全工作做好,为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供应。
――中新网
发改委将大力治理乱收费清理行政审批等7方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决定要加大力度治理乱收费,内容包括继续清理行政审批收费等七个方面,着重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篇5
美国和中国进入了一个双方经济关系全新和复杂的时代。二战以来,美国首次发现,不是朋友也非盟友的中国是其一个主要的商贸伙伴。
经济的复杂性随处可见。一方面,由于成为美国的出口平台,中国自身已成为有着巨大潜力的有益市场。中国将可能继续拥有美国商业和投资者在此进行交易的极大经济机遇。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难题。失业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中国遵守WTO的报告和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问题,这些都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困难。
美国还担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及其政治体系的性质。然而,近年来在中美关系之间产生的信誉和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减轻了一些上述的焦虑,并在政治问题和安全问题上强化了双方的稳固关系。
日益复杂的中美关系同样在美国大选年有了新的演变,则是进一步复杂化了。工作机会的得失问题、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的外包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及贸易竞争问题,都将是今年总统竞选所关注的重点。而中美经济关系成为竞选讨论的目标也极为可能。
在中美经济关系、贸易关系和金融关系往新的和更复杂的时代过渡的时期,双方都需要更明确的政策导向来进一步巩固相互的经济利益,加强长时期更稳定的全方位关系。如果双方都未能意识到顺利、稳固地改善经济关系带来的潜在收益,一个发展中美关系新时代的良机可能就此丧失。
考虑到上述因素,更为广阔的政策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明了美中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将这些关系放在更广泛的议题中来考虑,避免将经济和贸易争端政治化;
――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对全球和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并对此做出回应;
――清楚地表达双方国内关注的问题的本质内容;
――保持和深化高层交往,提升交往的层次,重点解决关键议题;
――强调中国必须遵守WTO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规范和约定,避免只局限于双边争端;
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篇6
近年来,以苹果公司在线网络商店为代表的新型双边市场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
基于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对苹果公司的案例进行分析,给出了双边市场模式成功的原因,并论证了我国适合采取新型双边市场模式来发展现代服务业拥有比较优势。
【关键词】
双边市场网络外部性平台现代服务业。
一、引论。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一种成功的经营模式和市场形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双边市场(two-sidedmarket)。一个双边市场的简单定义,就是作为平台(platform)的企业,同时服务两组不同的消费者。比如,ebay、易趣网、淘宝网这类的电子交易中介平台,同时服务商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珍爱网、百合网这类婚姻介绍网站,同时服务男性和女性顾客;智联招聘、前程无忧这类的工作招聘网站,同时服务企业和求职者。
这种新兴的电子平台,成功的开发出新的双边市场,从而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实上,双边市场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是很早就出现的,那就是媒体产业,比如报纸和电视就同时服务观众和广告商。到底新兴的双边市场成功的原因何在?它与传统双边市场有什么区别?这种新兴的双边市场,对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又有什么启示呢?
二、双边市场相关理论研究。
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最早系统的研究双边市场的是Caillaud和Jullien(2001,2003),Rochet和Tirole(2003,2006)以及Armstrong(2006)。Rochet和Tirole(2003)首先给出了粗略的定义:双边(更一般的说是多边)市场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平台能使最终用户相互作用,并通过合理地向每一边收费试图把双方(或多方)维持在平台上的市场。双边市场中的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
在这样一个双边市场中,两组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交叉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externalities)。网络外部性是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在双边市场中,这就表现为一种交叉网络外部性,也就是每个参与者从平台获得的效用或收益,与另一组参与者的总数量有关。一组参与者的总数量越多,另一组参与者得到的效用或收益越高,这就被定义为是正的网络外部性;反之,就被认为是负外部性的情形。
在传统双边市场中,往往表现为一边参与者对另一边参与者的网络外部性为正,反之,网络外部性为负。比如在媒体市场中,该媒体的观众越多,广告商投放广告的收益就越大;反之,广告商投放的广告越多,对使用该媒体服务的观众而言,造成的干扰就越多,获得的效用也就越低。
近年来,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把精力投入到对双边市场的研究中来,这也使得双边市场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国外的研究中,Caillaud和Jullien(2001,2003),Rochet和Tirole(2003,2006)以及Armstrong(2006)主要分析了在双边市场中的定价策略。研究结果都表明在双边市场中,定价策略不同于一般的单边市场。企业在定价上拥有更灵活的空间,完全可以通过对一边参与者的收费来补贴另一边,例如现实中有些报纸就选择完全免费发放给读者。还有些研究侧重于对市场失灵的分析,提出了媒体市场的这种交互网络外部性会导致媒体产品的同质性,产品不够多样性,从而减少社会福利(比如Gabszewicz等(2004),Gal-Or和Dukes(2003))。
在我国,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关注双边市场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双边市场理论以及定价策略的介绍和分析,以及对双边市场竞争的政府规制建议。主要实证分析也还是集中在媒体或银行卡市场这样的传统双边市场上。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双边市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比较缺乏。
事实上,近年来出现的许多新型双边市场的特征,并不同于传统双边市场,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双边市场所服务的两组参与者之间的网络外部性不再是一正一负,而都为正的。例如,加入淘宝网的卖家数量越多,买家就越可能找到更便宜且更适合自己的商品;使用淘宝网的买家越多,卖家就可能卖出更多商品,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区别,主要来自于参与者对于信息的获取过程是不一样的。
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分析重点就是信息,因为现实中常常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为了做出最优决策,市场中的微观个体(企业和消费者等)需要为信息支付额外的成本。这个成本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交易成本,而这种成本有时可能很高以至于潜在的交易不会发生。我们再以传统媒体市场为例,阅读报纸的读者越多,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企业就可能卖出更多的商品,所以读者对企业的网络外部性为正。但当报纸中的广告越来越多时,必将占据刊登其他新闻内容的版面,读者阅读报纸所获得的效用会减少。值得注意的是,读者(潜在的消费者)在报纸上接受到的关于交易的信息,已经被报纸这个平台所限定,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的可能性很小。虽然不排除有部分读者因为广告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商品,但这个效应比因广告而造成的效用损失要小,所以在报纸这个平台上企业对读者的网络外部性为负。报纸能提供的关于另一组参与者的交易信息实在有限,交易成本没有被显著减少。而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兴双边市场中,因为有效而便捷的搜索手段,使得使用平台服务的任何一组参与者,都可以以非常小的成本迅速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另一组参与者的交易信息。原来因为潜在交易成本过大而没有发生的交易,在新兴的服务平台能够以比较低的交易成本发生,这对两组参与者,平台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这也是近年来新兴双边市场模式大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理论上,这种交叉网络外部性都为正的双边市场,会使得交易成本下降,而这种下降的趋势,会随着参与者规模的增大而更加迅速,从而呈现一种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也就是说,参与者进入这样的双边市场的好处,会随着另一组参与者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呈现出几何增长的趋势。但实际中,这样的市场模式又会有什么问题,以及对我国有何启示呢,我们下面将通过双边市场的实际案例予以说明。
三、双边市场实例分析。
近年来,全世界最成功的、最引人津津乐道的双边市场的案例,莫过于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移动终端操作系统iOS和服务平台iTunesStore了。苹果的迅速崛起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新型的双边市场关系,以iTunesStore中专门提供只针对苹果产品和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商店AppStore为例,根据调研机构AdMob的报告,2010年AppStore年收入近24亿美元。每位iPhone用户从苹果AppStore在线商店平均每月下载10.2个应用程序,iPodTouch用户平均每人每月下载的则更多,达到18.4个。苹果从AppStore中每月平均收益近2亿美元。而考虑到消费金额,平均每位iPhone用户每月在AppStore上会花费9.49美元,2640万iPhone用户每月会给AppStore带来1.25亿美元的收入;iPodTouch用户平均每人每月会在AppStore上会花费9.79美元,1860万iPod用户每月会给AppStore带来7300万美元的收入。截止2010年8月份,AppStore美国商店应用数量251007个,它们来自50304个者(个人开发者或开发商)。进入2011年以来,由于iPhone4和iPad的推出和热卖,以上这些数字还在飞快的增长中。
在截至6月25日的2011财年第三季度,苹果的营收增长至285.7亿美元,净利润为73.1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为7.79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在2011财年第三季度,苹果售出2034万部i-Phone,同比增长142%;售出925万台iPad,同比增长183%。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网络商店模式的成功又进一步带动了平台服务终端的销售。
普遍认为,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功的原因,不仅仅是其出色的工业设计和制造理念,更加得益于这种优秀的商业模式,苹果公司将其旗下的几乎所有产品都和iTunesStore这个十分强大的应用平台相捆绑。iTunesStore模式的意义在于为多媒体商品和软件的供给者搭建了一个方便而又高效的销售平台。对于产品的内容和质量,因为用户们对其正的网络外部性和规模效应,使得供给者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适应了用户们对商品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这是一个对用户们的正网络外部性;同时,因为苹果在线商品的产品都是音乐、书籍、应用程序这样的虚拟产品,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当商品的供给者越多时,竞争越激烈,价格可以越来越低以至于趋近于零,但低价会吸引更多用户来购买和使用他们的产品,两组参与者再次呈现出对对方的正的网络外部性。总而言之,用户们享受到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供给者们虽然面临激烈的价格竞争,但由于其商品的特殊性,只要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就有利可图;作为平台的苹果公司在赚取平台服务费用的同时,还能售出更多的平台服务终端。对三方而言,这种模式都是非常成功的,从而使得iTunesStore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良性、相辅相成的发展轨道。在其他IT领域,网络化,平台化运营也已日益成为当下IT的主流商业模式。
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平台竞争,因为正的外部性和规模效应,很多企业都想参与进来分一杯羹,然而这就可能造成重复投资,资源会被浪费。就以和苹果公司竞争的其它几个移动终端服务平台为例,除了谷歌公司的安卓(Android)系统外,诺基亚公司的塞班(Symbian)系统和微软公司的WindowsPhone系统在市场上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而标榜所有应用程序免费的安卓系统虽然市场占有率高,但相关商品的利润率却比苹果公司的低很多。这是因为在交叉网络外部性都为正的双边市场中,两边的参与者越多,就会使得整个系统的效率越高,规模报酬递增,这类似于经济学中定义的自然垄断。在这样的市场中,如果存在多个平台瓜分两组参与者,反而使得整个经济的规模效应没有得到体现,资源没有达到有效配置。任由一家企业做大,成为市场中的垄断者,又会抬高商品价格,造成消费者福利的损失,所以适当的政府规制是必要的。
而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在我国也存在一定的困境。因为现在的相当多的新型网络平台,所提供的都是很多虚拟产品,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规定以及监管地相对不足,企业采取双边市场模式,如何保证商品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和利润,值得思考。
双边市场为市场中的参与者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使得更多的交易得以发生,但如果有部分参与者提供的是虚假信息,则会造成与之交易的参与者的损失,使得整个平台的效率和社会总福利下降。这种情况下,要求作为平台企业对于平台上所有参与者的信息进行检查和辨别成本又太高,所以相关政府机关和部门的监管也很重要。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新型双边市场的潜力,也了解到在市场任由双边市场发展会出现的问题。结合到中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实际,笔者认为在中国发展这种新型双边市场模式是合适的。
四、新型双边市场对发展有中国特色服务业的启示。
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十二五”规划,都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要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现代服务业体系中,金融业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对于相关经济金融法律的保护,依赖度很高,考虑到我国相关经济金融法律制度的现状,想要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发展现代金融业,难度很大;而类似的原因也适用于法律咨询、会计师咨询、创意产业等其它相关行业。而发展新型双边市场,更加准确地为市场中各个微观个体提供相关交易信息,降低成本,在我国则更具潜力,主要理由如下:
(1)我国双边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很多跟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交易信息获取不易,信息成本过高,这方面发展潜力巨大。比如,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很重要的水、电、煤气等服务往往信息不充分,查询和缴纳方式原始,交易成本过高。
(2)我国人口基数使得潜在规模效应巨大。如上所述,这样的新型双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会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增加而越来越大,甚至会呈现几何增长的速度。如果能建立全国范围的双边市场和服务平台,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经济利润的增长,也会相当可观。
(3)我国强大的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能够有效地调控和监管双边市场可能出现的问题。前文提到了双边市场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可能的重复投资或者是垄断者,知识产权保护和虚假信息问题,都需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制和监管。
(4)现代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我们发展新型双边市场有了完备的技术基础。
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发展新型的双边市场潜力巨大,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帮助,这种双边市场模式能有效减少信息成本,增加交易数量,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政策建议。
最后,根据本文之前的理论和案例分析,结合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现状,给出如下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1)对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或者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比如水、电、煤气等市政服务以及医疗、教育、社保等,政府可以自己建立服务平台,整合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和国有企业、医院、学校的信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完善的信息服务,同时也使国有企业等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信息和需求。
(2)对于其他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行业,应该鼓励有潜质的企业投资设立新的服务平台,发展新的双边市场。同时注意不要重复投资和浪费。
(3)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双边市场,要注意监管,以免出现行业垄断。加强司法建设和监督,保障双边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4)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和推广互联网的建设,不断增大受众人数,包括广大农村人口,使得双边市场规模效应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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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1篇7
副标题:双千联系服务企业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一、工作进展情况:
XX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2月,注册资金XX万美元,为外商独资企业。公司坐落于XX,主要经营XX.通过赴公司现场进行走访调研,与企业有关人员进行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对政府助推发展的需求、意见和建议,聚焦企业办事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着力破解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针对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融资渠道单一;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税负较重;工厂工人老龄化严重,劳动用工短缺等问题,一是协调政策性银行提高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拓宽企业融资途径。二是与税务部门咨询有关税费政策,重新界定企业应当缴纳税费,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三是与西部技术学校对接,适当放宽招工条件,强化以人为本,营造招得进、留得住的企业用工环境。
二、工作亮点和主要做法:
1.找准问题。带着问题与题目,与企业有关人员进行座谈交流,探讨当前企业经营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企业在国家财税、融资、用工方面存在的短板,研究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
2.研透政策。认真研究XX,将与联系企业有关的税费政策、财政政策、融资政策、土地政策、创新政策、人才政策和对外合作政策整理列出清单,确保企业能够享受到相关政策。
3.精准服务。将企业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制定专门的问题台账,结合目前国家、省级、市级出台的各项政策,逐一进行梳理,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确保精准服务。
三、提报问题情况
1.融资难、融资成本高、融资渠道单一;
2.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税负较重;
3.工厂工人老龄化严重,劳动用工短缺。
四、下步工作打算
1.勤走访。与联系企业保持常态化沟通,深入企业进行调研,加强沟通服务,掌握企业情况、倾听企业呼声。建好企业问题台帐,进一步深化落实“为企业排忧解难服务活动”。
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篇8
近期,随着美豆提前步入收获季,油脂油料市场的视线游移在北半球阶段性供应趋增与全球旧作大豆大幅减产的矛盾之间。加之,欧美经济底部徘徊,国内“十”维稳基调的影响,豆类期价迎来为期两周的高位整固行情。美豆11月、连豆1301合约均从历史峰值跌落,伴随部分多头落袋为安,空头势力短线渔利。本轮调整是强弩之末还是凤凰涅槃,市场期待崭新消息给出指引:
USDA报告无异动,美豆首失“头把交椅”
9月12日晚间的USDA供需报告出台之前,大部分析机构预期12/13年度美豆单产、产量和库存水平将遭下调,低于上年度以及8月报告预估值。另一方面,囿于美豆产区干旱炒作已然透支,短期降雨令作物优良率由减转增,亦有分析认为美豆单产形势较此前改善。在USDA报告中,12/13年度美豆单产水平如期下调至35.3蒲式耳/英亩,位于近9年低位,且远低于20年均值(39.27蒲/英亩)。产量随之回落,但库存仍维持上月水平不变,这意味着美豆需求削减足以抵消其减产带来的利多影响。USDA报告整体延续了美豆供需面脆弱的紧平衡预期,并无太多新意。
北半球供应短缺,市场对南美新季大豆寄予厚望。CBOT豆类期价屡创新高催生农户的种植热情,眼下,阿根廷农民已着手播种作业,巴西农民也正计划着创纪录的播种面积。依据USDA预估,巴西、阿根廷12/13年度大豆面积将分别扩大12.57%、10%。天公作美,今年厄尔尼诺带来丰沛降水也将有益播种。有气象机构称,后期降雨将从帕拉纳州登陆,随后抵达马托格罗索州。在降雨重返产区之前,播种虽将推迟,但预期不会影响总体产量。12/13年度,巴西将首度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
QE3重磅出击,宽松环境温补信心
最近几个月,美国经济活动继续温和扩张,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加之美国政府面临“财政悬崖”,市场信心迟迟不振,千呼万唤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台。上周公布的8月份非农报告显示,新增就业人口增加9.6万人,远远低于此前预期的12.5万人;与此同时,失业率却好于预期。劳动力基数大幅萎缩,“劳动力参与率”跌至199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位。劳动力市场形势恶化,令原本疲弱的市场情绪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不得不考虑启动新一轮QE提振经济。
9月13日凌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9月政策会议上声明,将从15日开始推出无限量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每月采购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并将0-0.25%的超低利率期限延长到2015年中。QE3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如约而至,隔夜期股市场应声而起。中长期看,其无疑将为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改善金融环境助力。另一方面,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相对第一轮的效果已然大打折扣,受边际效应递减影响,QE3对风险资产的正向刺激幅度或小于此前两轮。另外,坊间亦浮现QE3加重通胀压力的担忧。
进口削减PK抛储向好,需求或持稳
接下来,市场焦点将逐步由大豆供应面转向中国等方面的需求。通常,我国大豆进口在下半年存在两个季节性拐点:其一,7、8月大豆进口量触及年内首个高峰,转而下行;其二,10月份适逢“十一”、“中秋”传统节假日,进口量触底反弹。当前,大豆进口量正处于高位回落阶段。监测数据显示,9月进口豆到港量预计在420万吨,环比下滑12.5%;10月预计到港量在350万吨左右,均远低于`12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498.8万吨)。
换个角度,后期进口量下滑利于国家临储大豆的消化。今年4月10日开始,国储几乎每周举办临储大豆竞价拍卖会,截至7月底2008年的国储及黑龙江省储移库大豆已完全投放市场。随后,国储启动了两周一次的2009年临储大豆抛售,其间,因CBOT豆类价格高企、进口大豆到港成本飙升,中端市场对于国储豆的承接热情空前高涨,最近五次抛售均全数成交,最高成交均价到达4552元/吨,高于东北大豆收购均价(4409元/吨),反应国内需求稳固。
综上,未来1个月,考虑到周边宽松的流动性,豆类自身供应紧俏,以及“双节”需求高峰在即,我们对于豆类品种维持谨慎的乐观预期。而豆类品种之中,前期表现相对疲弱的豆油或有望拉开“补涨”行情。趋势性投资者可逢眼下回调低位逐步建立多头头寸,中线持有,并做好政策面风险防范。
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
商务部研究院4月22日《2012年消费市场发展报告》,对全年消费市场走势和扩大消费政策走向给出基本判断,认为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超越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而今年扩大消费政策的总基调将是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
报告认为,2012年,消费将在近10年首次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消费增长将保持在较快区间。尽管今年消费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有所减弱,但物价回落、预期中的利率下调会对消费增长产生利好,总消费增长将延续2011年消费同比增速回落趋势,达15%左右。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关系看,在2011年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仅比投资低2.6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三驾马车”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将延续上年发展势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超越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初步形成。
报告认为,尽管近年来我国扩大消费的政策向农村倾斜,而且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镇,但是2012年城镇的消费增长速度仍将高于农村。主要原因在于,2011年,城镇与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下降到3.13倍,但是消费差距却变化不大;城市化将导致城镇消费者人数多于农村,截至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占比达到51.27%。
报告认为,2012年,我国总消费增速将在上年增速回落的基础上进一步减速,要实现“稳增长、稳物价”的双重目标,必须保持消费的增长态势不变。但是考虑到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影响,预计今年扩大消费政策基调将是保持原有扩大消费政策的连续性。既要保持消费支持对象的连续性,对即将到期的扩大消费政策,要及时制定相应的接续和替代政策,避免对消费增长动力釜底抽薪;又要保持便利消费政策的连续性,为城乡居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今年在保持扩大消费政策连续性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政策创新空间。可能的政策创新空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扩大消费政策不会像以往那样广谱性地支持某类产品,可能会对支持对象加以约束。可能对政策支持对象加入绿色、节能环保等约束指标,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形成;也可能对支持对象加入自主品牌的约束指标,引导形成喜爱自主品牌、以消费自主品牌为荣的消费文化。二是扩大消费政策可能扩展支持的行业范围。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将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以及家政、养老、大众餐饮等服务消费纳入到扩大消费政策的支持范围。
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篇10
《企业财务通则》是为了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保护企业及其相关方的合法权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而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所指定的。《企业会计准则》则是为了规范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报告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等信息,供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决策,完善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而颁发。转企以后的军工科研事业单位将依据两则来约束自己的财务行为,规范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1.会计确认基础的不同。由于转企以后所依据的制度不同,使得军工科研事业单位在转企前后在会计确认的基础有所不同。《军工科研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明确指出,军工科研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权责发生制,但部分经济业务或事项的核算应当按照本制度的规定采用收付实现制。在实务中,军工科研事业单位对于“财政补助收入”采用收付实现制来核算,这是为了满足财政资金的监管需求的,军工科研单位根据政府补助收入的类别,将受到的政府补助计入“政府补助收入——基本支出补助”、“政府补助收入——项目支出补助”和“政府补助收入——其他补助”。而转企后,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企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中强调,政府补助收入核算主要采用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进行会计核算。企业收到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如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不同。即使修订后与《企业会计准则》趋同的《军工科研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也未能充分体现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其不允许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估资产价值、虚增利润的现象,影响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事业单位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进行客观评价。转企后,由于《企业会计准则》引入了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具体表现为: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当资产发生减值时,提取资产减值准备。这就要求转企后的军工单位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客观反映资产的真实状况。
3.会计计量属性方面的不同。现行制度明确事业单位的资产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进行计量。而《企业会计准则》则引入了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等多种计量属性。在重置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在可变现净值计量下,资产按照其正常对外销售所能收到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扣减该资产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量。在现值计量下,资产按照预计从其持续使用和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未来净现金流入量的折现金额计量。负债按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未来净现金流出量的折现金额计量。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4.会计核算与会计政策方面的不同。①成本核算。为了满足军工科研事业单位各相关主管部门的管理需求,《军工科研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军工科研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科研、技术服务等采用完全成本法核算,需要把管理费在期末按照一定的方法科研成本、技术成本、其它业务成本、产品销售成本、其它经营成本之间进行分配。属于科研、技术服务和其它业务服务项目应分担的,在各项目中按一定比例分摊,形成各科研成本、技术成本和其它业务成本。由于相关主管部门对管理费用的分摊比例有不同的要求,使得各单位对于管理费用的分摊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转企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确认一般业务的成本时采用制造成本法,将与产品密切相关的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转入营业成本,企业发生的管理费用据实列支,直接减少利润,不需要分摊进入成本。这种变换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②资产减值准备。如前文所述,由于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不同,《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而《军工科研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未规定资产可以计提减值准备,当资产发生减值时,不对资产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军工科研事业单位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会造成资产价值被高估,从而导致利润虚增。
③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现行制度下,军工科研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按照平均年限法分类计提折旧,计提折旧方法单一。转企后,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可选用的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转企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单位固定资产的状况,有利于促进单位固定资产的管理。现行制度明确规定军工科研事业单位应当采用年限平均法对无形资产进行摊销。《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则指出“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转企后,无形资产的摊销更加符合会计确认与计量原则,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单位的无形资产状况。
④对外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根据投资的不同性质,将企业的投资行为分为权益性投资和金融性投资。金融性投资又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四类,其会计计量和核算方
法各不相同。对于权益性投资,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投资方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现行军工科研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各项对外投资均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转企后,单位需要将原对外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重新分类,并确定初始成本。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1.更新理念,提高财务会计对单位经营决策的支撑作用。军工科研事业单位转企过程中以及转企后,首先要更新观念,转变思路,要树立企业财务管理理念,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其次,要确立企业财务管理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从服务科研生产的辅助部门提升到参与经营管理、支撑战略决策的重要管理部门。再其次,要进一步发挥财务会计监督作用,加强日常经济活动分析,发现企业内控环节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管理建议,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支持。
2.加强财会队伍建设,提高财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专业胜任能力。转企后,由于会计核算的内容和范围有了较大的变化,对于军工科研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专业胜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务人员除了做好资金、效益等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分析工作,还要通过严格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开展资产减值评估等工作,规范会计核算,准确编制财务决算报告,提供更加具有决策支撑作用的信息和报告。而作为规范企业财务行为和会计核算的《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对于军工科研事业单位财务人员来说属于全新的领域。因此,要做好两则和其它相关法规知识的培训工作,使财务会计人员尽快掌握相关知识,做好知识储备。同时,财务人员也要与时俱进,自觉提高自身的专业胜任能力。
3.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工作。由于转企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军工科研事业单位要做好新旧制度的衔接工作。第一,要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建立满足企业经营管理需求的全级次会计科目体系,并依据国家的有关法规做好新旧制度会计科目对照表。第二,要依据新旧会计科目对照表,对相关科目进行分析,确定专制基准日新科目的余额。要对长期股权投资等核算内容和计量属性变化大的科目进行重点分析,准确划分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第三,要编制衔接会计报表。第四,要确立转制后的企业会计政策,明确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无形资产摊销方法等会计政策。
4.建立健全单位内部控制体系。作为企业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内部控制在控制和防范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转企后,军工科研事业单位要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的要求,建立健全适合单位自身的内部控制体系。
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篇11
关键词:国际发展援助;减贫;社会性别平等;善治
中图分类号:F114.4;F811.6
国际发展援助(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ssistance,IDA)作为对外援助(ForeignAid)的一种,成为二战后国际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或者作为援助者(donor),或者作为受援者(recipient),几乎所有的国家和重要的国际组织均涉及国际发展援助之中。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拉开了现代大规模的外援活动的序幕,国际发展援助逐渐成为发展干预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理论与模型、援助战略都在不断演变。援助目标从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了有效缓解贫困、提高社会福利及改善政治与自然环境;援助理论从“大推进”、“起飞”理论转向“善治”理论;援助模型从“哈罗德-多马”、“两缺口”模型转向“结构调整”;援助战略从促进国家发展转向实施直接瞄准穷人的小型综合发展项目;援助主体从以官方发展援助为主转向私人资本、国际非政府机构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多方参与。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援助的作用,特别是对“华盛顿共识”指导下“附条件发展援助”的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围绕“援助有效性”的思考,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视角:发展援助与经济增长和减贫,发展援助与社会性别平等,以及发展援助与善治。
一、发展援助与经济增长和减贫
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是援助国提供援助的人道主义理由,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也是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援助国通常采取投资和减免债务的方法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资金和技术的援助有助于解决受援国内的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促进受援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人们认为通过这种援助模式能够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从而减少贫困人口。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却证实,援助与经济增长、减贫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发展援助在帮助或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结论上是模棱两可的[1]。
Mosley认为,援助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没有显著的内在联系,原因之一是援助的可替代性和援助在公共部门的非生产性支出[2]。然而,在微观层面上,所有的援助机构都报告说它们大部分的援助项目和计划是成功的,这种反差就是宏观与微观的悖论。在后来的研究中,Mosley又提出,在国家内部重新分配援助能够影响减贫效果,而再分配的标准往往与腐败、不平等和公共开支的组成联系在一起,直接影响到援助的有效性。Boone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Mosley的结论,援助是无效的,因为援助往往用于财政消费而不是投资,但是Boone承认援助对于改善人类发展基本指标如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普及小学教育有重要影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Burnside和Dollar使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分析了援助、经济与人均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援助能够对具有良好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在缺乏良好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援助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援助有效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援国内“软环境”的改善。因此Burnside和Dollar主张援助分配的选择性,他们建议援助应该系统地分配给具有“良好”政策条件的发展中国家。Easterly等人用更新和扩充后的数据重新评估了Burnside和Dollar的判断,但是找不到显著的证据证明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其良好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Easterly等人认为应当进一步围绕着对外援助研究宏观和微观的经济问题,如援助是否能够推动受援国的政策和机构改革,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是否有一些援助工作机制要好过另一些援助机制,以及援助方和受援方的援助政治经济政策是什么[3]。
Sachs等人认为,为了使非洲大陆脱离贫困陷阱应当大规模增加对非洲的援助,而且应当采取赠款的形式而不是贷款的形式[4]。为了保证援助的有效性,Sachs等人还提出应当由受援国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来监督援助预算过程和开支情形,这样才能保证援助资金真正用于投资而不是被消费掉,不受约束的援助可能会增加公共开支而不是投资。Djankov等人反对Sachs提出的通过大规模增加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建议,认为援助没有对经济发展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降低了受援国的民主水平。但是另一方面,Djankov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和私人援助及海外汇款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投资是非常有效的,最后他建议通过向受援国提供贷款而不是赠款来提高受援国的责任,降低向发展中国家汇款的费用及援助者之间进行目标协调等做法能够提高援助效率。Doucouliagos和Paldam对2004年以前的97份研究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援助对投资、储蓄的影响,直接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附带条件的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发现援助对投资、储蓄的影响很小并且不显著,援助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也很小,附带条件的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也可忽略不计。Masud和Yontcheva根据所选定的人类发展指标重新评估了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他们选取的指标是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Masud和Yontcheva总结说,非政府组织的援助能够明显降低婴儿死亡率,而政府间的双边援助则不能;至于文盲问题,则无论是非政府组织援助还是双边援助的效果都不太明显。Masud和Yontcheva第一次从宏观经验层面上研究非政府组织援助的有效性,其援助行动不与受援国政府行为相冲突,并且确认了非政府组织行动的合法性。Moyo提出,过去50年富裕国家提供给非洲国家的高达上万亿美元的发展援助,非但不能帮助其减少贫困和促进增长,反而造成这些国家贫困程度继续上升,增长率稳步下降,数以百万计的人继续受苦。Moyo认为对援助的过度依赖已经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一个依赖援助、腐败、市场扭曲、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依赖援助而加深贫困与拒绝援助而发展繁荣的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
中国学者周弘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苏联对华援助和1979年后的对华多边援助、双边援助及非政府援助,不仅梳理了对华援助的机构、渠道和数量,也分析了外援为中国带来的理念、方式和机制的变迁。周弘认为,由于中国在接受发展援助时能够自主地制定发展战略,在发展合作中保持平等地位,坚持“自强”精神,调动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引导多元的援助者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帮助,因此中国在提高援助有效性方面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借鉴的[6]。
二、发展援助与社会性别平等
“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三项目标是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权利,这一目标被认为是实现其他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在2000年9月的联合国千年发展会议上,各国政府承诺,以一种交叉性的方针实现处理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广泛的战略发展目标,其中包括教育、就业、获取生产资源或其它减贫、消除饥饿和防治疾病手段。因此,探讨发展援助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有效性的角度就包括:社会性别视角是否成为发展援助项目的主流视角之一;发展援助项目是否使两性平等受益、并且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发展援助资金是否用于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等方面的内容。
Waal对发展援助与社会性别平等的研究是从构建社会性别主流化评估框架入手的。她认为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工具之一,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成果既可以定量化反映(例如女性参与项目或者从中受益的人数),也可以定性化反映(例如女性公平地受益或女性更有能力挑战性别不平衡、推动性别关系的转型)。Waal提出了一套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评估发展援助项目是否有效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同等(女性和男性平等的表述和参与);平等(女性和男性相同的途径、控制程度、机会、酬劳和获益);公正(根据女性和男性各自的需求和考量而产生的参与、途径、集会、酬劳和获益比例,性别关系中女性的充权和转变);充权(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平等和充权程度而发生的认知、行为和情感上的变化);以及转变(改变性别秩序;改变现有的资源和责任分配体系来建立平衡的性别关系)。Waal认为采用这套社会性别主流化评估标准将真正评估女性和男性从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认识、价值、规则和实践,能够真正衡量发展援助项目的有效性。Schech比较研究了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和《减贫战略文件》,指出在世界银行的这两份文件中,都没有恰当分析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和不平等与贫困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是强调妇女如何被剥夺在权利、资源和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发言权,这说明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多边援助机构,其援助的政策和实践并没有完成从妇女参与发展到社会性别与发展的转变,没能将社会性别问题系统地纳入其政策和实践。Schech批评世界银行采用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法推崇市场引导减贫,为承担大部分再生产任务的妇女的健康和福利带来了负面影响,更进一步加深了两性之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2006年,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为了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发达国家新设计的援助体系应当与发展中国家确定的重点发展援助目标相一致,其目的是将不同援助资源集中起来直接支持国家预算或专门的部门,并确保援助流量更加稳定[7]。为确保援助的有效性,对在国家层面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跟踪是通过透明的和可监测的国家执行评估框架来进行的。但是,这些评估工具中缺乏社会性别平等的元素。因此,文件建议,为支持社会性别平等,新援助体系应当包括对政府和援助方的问责制,以跟踪对他们对社会性别平等所做的贡献。VanReisen认为,随着新援助体系的引入,援助资金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预算援助流向伙伴国政府,要弄清楚有多少援助资金是用于推动伙伴国社会性别平等就变得越来越困难。VanReisen通过考察九个双边援助国,指出在分配发展援助资金方面,社会性别平等未能被充分地纳入国家规划中,并且几乎没有什么机制来对结果进行监测或者来评估这对社会性别平等目标有什么影响。因此,VanReisen在报告中提出可以采用由“社会观察”组织开发的“社会性别平等指数”作为解决办法,此指数可以用来衡量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的进展或倒退。
2007年11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在曼谷召开了性别与发展问题会议,讨论了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发展如何筹集资金及其分配的问题。会议报告称,尽管妇女的经济参与为亚太地区成为过去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经济增长并未给本地区一些主要领域的两性平等带来增长。妇女不仅承受了由于社会发展投资减少带来的负担,如卫生、教育等公共开支减少对妇女健康造成的有害影响,并且就业环境也影响了妇女获取平等公正的工资、社会保障福利、安全工作环境、医疗保健以及行动和结社自由的权利。报告认为,社会性别平等和可持续社会发展之间的根本联系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各国对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承诺的共同障碍是划拨资源不足。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增加国家社会性别预算,推动民间妇女组织、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筹集资金和提供信息以外,国际资源,如双边和多边机构,发展援助和供资组织也应当在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8]。
三、发展援助与善治
世界银行在1989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善治”(GoodGovernance)的概念,报告中将非洲面临的危机概括为“治理危机”,并且将援助无效与治理问题联系起来。随后,世界银行扩大了以善治为核心概念的发展战略的政策领域。然而,直到1998年世界银行的另一份报告《评估援助:什么在起作用,什么没起作用和为什么》(AssessingAid:WhatWorks,WhatDoesn’t,andWhy)出台,将善治作为援助条件的主要思想才形成。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解释了发展援助和治理质量之间的关系,坚定地认为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健全的经济管理”和有效的制度;报告赞同应当依据贷款国的政策表现和改革承诺来有选择性地发放援助,而不是仅仅根据其贫穷程度或发展需要;报告还呼吁世界银行为治理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和专业知识以实现成员国的发展目标[9]。至此,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了提高援助效益,确保受援国偿还贷款的能力,将“善治”作为其评估受援国现状的主要标准之一。这些国际金融机构认为,要在受援国实行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状态。影响国家治理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的类型;在发展的观点下,行政当局管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过程;以及政府制定政策及有效地实施政策的能力。
自1999年以来,世界银行一直通过制度和治理评论来评估治理质量,并且制定指标以衡量150多个成员国的治理质量。但是这些指标大多是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对贷款国的投资风险评估,不仅不能解决治理面临的真正问题,而且也没有显示出发展和治理质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在国际援助界内部,围绕支持政策改革的援助数量和条件的讨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却没有从根本上质疑附条件援助存在的缘由。Santiso对附条件援助能否改变贷款国的机构治理提出了疑问。他认为,治理的质量最终由受援国的民主制度所决定,世界银行要稳定地提高贷款国的善治并且再次进行投资,就必须要明确解决权力、政治和民主的问题。附条件的援助不能实现其预期目标并带来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政策改革已经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事实,因此援助方需要一种更加激进的做法,即以援助契约的形式在互惠的基础上放弃利用援助来控制受援国。最近有关结构贷款条件下附条件援助的研究证实成功实施有条件援助的影响力非常有限,Mosley等人对世界银行政策性贷款的研究证明,援助条件的力度和承诺的成功改革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这一结果也被世界银行自己在非洲国家的援助和改革案例研究所证实,在这些案例中援助不能买到改革,附条件的调整贷款也未能诱发政策变化。Killick在研究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调整贷款的基础上,揭穿了附条件援助能够“买”到更好的政策和促进治理机构健全的假象。在援助依赖和治理质量的实施研究中,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Knack也认为援助导致受援国腐败增长,官僚机构稀缺人才的流失,并且削弱了制度建设和问责制,援助依赖事实上明显削弱了受援国的治理质量。Hermes和Lensink指出,发展援助只有在受援国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时才能发挥作用,即必须具有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强大的政府机构。他们强调,可以通过援助“买”到良好的政策是一个神话,提供附条件的援助要求政策改革并不能导致改善经济政策[10]。Kaufmann指出,援助有效性已经成为援助产业的核心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日益认识到不仅经济政策关系到援助的有效性,善治和控制腐败也是实现援助有效性的重要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善治和反腐败是确保援助支持以国内为主导的治理改革并且对全国发展和减贫起重要作用的必不可少的因素[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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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orldBank.AssessingAid:WhatWorks,WhatDoesn’tandWhy[M].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
双减政策调研报告范文篇12
可见,2009年上市公司业绩与整体经济运行状况是协调的,它反映了我国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经济呈现企稳回升向好的态势,宏观经济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企业会计准则在我国上市公司有效实施已有3年,会计准则实施的经济效果已经凸显。
一、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若干系列会计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一)有效地限制了企业的短期行为
资产减值会计准则规定了减值政策,要求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均应如实反映其真实价值,防止资产价值泡沫导致利润虚增;同时规定,长期资产计提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后3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1432.64亿元、3963.48亿元和1689.67亿元,3年平均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为2361.93亿元,与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前2006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442.70亿元相比,增长了4.34倍,大幅度地挤掉了上市公司各项资产中的水分,为企业发展增强了后劲。沪深两市上市公司3年中基本上杜绝了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情况,有效地扼制了一些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操纵利润的行为。
或有事项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对于未决诉讼、债务担保、产品质量保证、亏损合同、重组义务等存在的风险,应当根据损失发生的可能性,预计相关损失并冲减当期利润,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企业超前分配利润问题。2009年,1774家上市公司中有976家公司存在或有事项,确认的预计损失为504.59亿元,3年平均确认的预计损失为180.93亿元,比2006年预计的损失69.12亿元增加了111.81亿元,增长了1.62倍。
长期股权投资会计准则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核算方法统一改为成本法,有效地避免了母公司在没有取得现金流入的情况下分配利润而导致现金流出,从而有效地防范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会计准则改为成本法核算后,3年间母公司从子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分别为694.32亿元、1155.79亿元和1332.28亿元,投资收益的平均值为1060.80亿元,比2006年减少了1053.18亿元,下降了近50%。虽然,投资收益大幅度下降可能由较多因素所致,权益法改为成本法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可以确定的是,执行会计准则后的投资收益是具有实际现金流入的,这有效地限制了企业的短期行为。
(二)从根本上改变了产品成本中人工成本的构成
会计准则实施前,企业产品成本构成中的人工成本仅限于工资和福利费,其他属于人工成本的内容没有包括其中。根据职工薪酬和股份支付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产品成本中的人工成本不仅包括工资和福利费,将凡属于对职工的支付全部计入人工成本,包括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货币利与非货币利、教育、劳动保护、住房和其他人工费用等。
我国产品成本历来由料、工、费构成,其中原材料成本所占比重最大,一般在70%左右。会计准则实施后,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科技含量较高、专业技术人员较多的企业,产品成本构成中人工成本翻了一番,居于首位,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实施股份支付计划的已有50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信息技术业、电子业和医药业等行业,2009年因股票期权公允价值计量确认的费用为8.91亿元。
上述会计政策的调整,使成本构成与发达国家的产品成本构成实现了趋同,为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防止反倾销调查奠定了产品成本的基础。
(三)促进了资源型企业足额预计弃置费用,为企业履行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义务做出了制度安排
弃置费用通常是指根据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国际公约等规定,企业承担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等义务所确定的支出,如油气资产、核电设施等的弃置和恢复环境义务。油井、核电等设施弃置支出巨大,有时甚至相当于开采或建设支出。会计准则实施前,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型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不计提弃置费用,而是在实际发生时据实列支,导致此类企业在油井、核电设施弃置之前实现巨额利润,在实际弃置时缺乏资金支持,其结果是提前消耗了本属于子孙后代的资源。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年9家上市公司计提弃置费用86.60亿元,2008年12家上市公司计提弃置费用138.56亿元,2009年18家上市公司计提弃置费用115.79亿元,3年合计计提弃置费用340.95亿元。
(四)支持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
会计准则实施前,企业的研发支出全部冲减当期利润,企业通常难以承受,这直接影响了企业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根据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开发阶段支出符合条件的应当资本化,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无形资产的不断增加,体现了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发展质量。会计准则实施3年来,上市公司自行开发支出资本化的金额分别为27.21亿元、75.32亿元和104.17亿元,呈现出了逐年增长的趋势,3年平均开发支出达到了68.90亿元,平均增长了153.22%。
(五)有效避免了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企业和资本市场的不利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但是,考虑到我国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的实际情况,坚持了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对公允价值的使用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在我国,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股票、债券、基金、投资性房地产和企业并购重组等方面。会计准则实施3年来,上市公司将持有的股票、债券、基金大部分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持有至到期投资,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所占比重很小。2009年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余额分别为41641.18亿元和40564.09亿元,占比为97%,交易性金融资产仅有2407.96亿元,占比为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直到处置时才计入当期损益,从而避免了公允价值波动对企业当期损益的不利影响。
3年间,存在投资性房地产的上市公司分别为630家、690家和772家,绝大部分采用成本模式计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极少,3年分别为18家、20家和25家。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会计准则谨慎地确定合并中的公允价值,扼制了确认巨额商誉的行为,有效地防止了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产生巨额商誉给企业持续经营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六)为我国金融创新和发展虚拟经济奠定了会计基础
会计准则着力于金融创新和发展虚拟经济,全面系统地规定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金融资产转移、套期保值、原保险合同、再保险合同、企业年金基金、租赁等各项会计政策。其中,金融资产转移会计准则为我国有序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政策支持;套期保值会计准则为企业合理规避外汇风险、利率风险、商品价格风险、股票价格风险、信用风险等提供了政策支持;保险合同会计准则为促进保险行业的结构调整提供了政策支持;企业年金基金会计准则为发展我国基金业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企业会计准则统一了财务报告的格式和披露要求
(一)统一规范了财务报告体系
会计准则实施后,所有上市公司都按照会计准则统一规定的财务报告格式和要求向报告使用者公开披露了财务报告。除此之外,上市公司基本上能够较好地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相关信息。比如,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按照固定资产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固定资产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固定资产构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累计折旧、处置情况、是否存在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和折旧年限的会计估计变更等相关信息。
(二)财务报告中的数据均以企业会计准则执行为基础,并依照《会计法》规定由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从2007年1月1日新旧会计准则实现平稳过渡后,上市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统一了各项确认计量的会计政策。这些会计政策具体落实到企业会计凭证的填制、会计账簿的登记和编制报表的整个账务处理系统的全过程。最终形成的财务报告经过了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依法要求单位负责人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财务报告正式报出之前,依法经过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鉴证。由此可见,按照以上程序形成的财务报告所反映的企业业绩和价值是真实的、可信的、全面的,从内涵上提升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同时也表明我国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不是仅限于报表层面,而是贯穿于企业交易和事项进行会计处理的各个环节。这是我国实施会计准则区别于其他一些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根本所在。
(三)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的应用和财务报告的编制大多通过软件系统得以实现
在我国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统一规定的各项会计政策和财务报告体系基本上都是通过ERP等软件系统来实现的,具体固化为各种账务处理模块和子系统,其中包括诸如生产成本的归集与分配、资产减值的核算、摊余成本的计算、实际利率的应用、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企业并购重组的完成、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等,从而将企业发生的全部交易和事项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转化为ERP等信息系统中的会计信息,最终自动生成了格式规范、内容完整、数据准确的财务报告,提高了上市公司会计准则实施的质量和效率。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通过软件系统实现的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以及财务报告的指标体系,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涵上都具有可比性的特征,从而实现了不同企业之间、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之间、同一企业不同会计期间之间会计信息的相互可比,这也是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标志。
三、会计准则经受了世界银行、欧盟等国际方面的评估验证,为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条件
(一)企业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和等效认可最初是从我国香港开始的
2007年1月1日新旧会计准则实现平稳过渡后,我们即与香港启动了两地会计准则等效的工作,因为香港属于直接采用国际准则的地区。经过双方近一年的共同努力,2007年12月6日,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与香港会计师公会签署了内地准则与香港准则等效的联合声明,随即两地又联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建立了3方会计准则持续等效工作机制,不断巩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等效成果。从2007年年报分析看,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后在内地与香港披露的年报差异基本消除。2008年A+H股上市公司按照两地会计准则报告的净利润、净资产差异率分别仅为2.39%和0.96%,并且差异主要是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保单取得成本和保险合同准备金差异。为此,财政部于2009年12月22日印发了《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对这3个问题进行了规范,取得了良好效果。2009年年报分析表明,A+H股上市公司按照两地会计准则报告的净利润、净资产差异率完全消除。内地准则与香港准则的等效,大幅度地降低了内地企业赴香港上市的财务报告编报成本和融资成本,有效地促进了内地企业赴港上市融资和两地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
(二)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得到了欧盟的等效认可
早在2005年2月,中欧会计准则等效就列入了中欧财金对话议题。当年11月,中国财政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及双边合作联合声明》。在之后的2006年第2次中欧财金对话和2007年第3次中欧财金对话中,相关工作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此期间,中国财政部会计司与欧盟内部市场和服务总司举行了若干次深入的高层次技术讨论和协商。欧盟委员会多次独立组织赴中国实地调研,考察企业会计准则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执行情况,并研究了财政部会计司的《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执行新会计准则情况分析报告》,认为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情况良好。2008年4月22日,欧盟委员会就欧盟第3国会计准则等效问题正式报告,在2011年年底前,欧盟委员会允许中国证券发行者在进入欧洲市场时使用中国会计准则,不需要根据欧盟境内市场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调整财务报表。2008年11月14日,由欧盟成员国代表组成的欧盟证券委员会(ESC)就第3国会计准则等效问题投票决定,自2009年起至2011年年底的过渡期内,允许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时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不需要再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调整。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可以直接采用中国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贯彻落实中央“走出去”战略,我国沿海地区一些企业进入欧盟市场的实践表明,他们已经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得到欧盟等效认可中获益。
(三)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给予了充分肯定
截至目前,世界银行已对全球100多个国家进行了会计和审计评估,世界银行会计和审计评估的最终目的是为各国的会计和审计工作提出政策建议,以提高各国财务报告的质量、构建完善的财务报告体系;增强各国财务报告的透明度,维护市场秩序,增强金融部门稳定性;为发展资本市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供帮助,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世界银行会计和审计评估的基准是国际认可的标准,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国际审计准则。评估涉及该国的法律框架、会计和审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会计职业界、会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等诸多方面,评估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人员和单位众多。财政部高度重视世界银行中国会计和审计评估项目。世界银行经过为期1年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等系列评估工作,于2009年10月29日完成并在北京正式了《中国会计审计评估报告》,充分肯定了我国会计审计准则改革的成就,并称之为可供其他国家仿效的良好典范。这是第1次由权威国际组织对我国会计审计准则建设、国际趋同以及有效实施情况独立进行的全面系统评估并得出的结论。
四、企业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和国际趋同等效,促进了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加快发展
(一)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注册会计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有7600多家,注册会计师执业人员达到了15万人。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大中型企业的有效实施,要求广大注册会计师掌握和运用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进行审计鉴证和相关服务,并出具审计报告。其中,为上市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实行特别的准入和许可制度。到目前为止,特许为上市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有54家,从2007~2009年,我国拥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中,注册会计师人数从12659人增加至18851人,由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数量逐渐增加,从1471家上升至1676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94.48%。会计师事务所在执行审计业务时,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坚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对上市公司的年报进行了系统而详实的审计。2007年至2009年我国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情况表明,企业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促进了我国注册会计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二)取消了上市公司的双重审计政策
准则实施前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双重审计政策,规定金融类上市公司、一次发行量超过3亿(含3亿)股以上的公司以及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的公司,在法定审计之外应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在财政部的积极推动下,有关部门在2007年分步取消了双重审计政策。随着该项政策调整的实施,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实现了公平竞争,开始了B股业务和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审计,执业范围得到了有力拓展,审计收入实现了大幅度增长,事务所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从2007年至2009年,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收入从48.19亿元上升至80.21亿元,平均每年增长近33.23%;2007年后上市的金融类公司均聘请了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与国际趋同,取消了双重审计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加快发展。
(三)加快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强强联合和优化整合
2009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2009]56号),在《关于内地企业会计准则与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等效的联合声明》的前提下,财政部加快推进了符合认可要求的内地会计师事务所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的进程,力求实现与香港注册会计师行业双赢,促进两地资本市场更加繁荣。
此次优化整合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显著特征,众多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会计师事务所秉承着自愿整合的原则,积极采取强强联合的形式实现彻底合并。截至目前,我国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由2002年的105家减少至54家,其中年收入达到5亿元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有5家,达到3亿元至5亿元的约有7家。
企业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与趋同等效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扫清了障碍、拓宽了道路,为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的不断优化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更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跨越国界、开展执业活动提供了先决条件与制度平台。可以预见,随着企业会计准则有效实施与趋同等效的不断深入,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整体实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与发展。
五、企业会计准则的持续平稳有效实施,使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走向了纵深发展阶段
2005年以来,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实施和趋同等效等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实现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而且从2007年开始在上市公司和几乎所有大中型企业得到了持续平稳有效实施,受到了IASB、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认可和高度评价。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国际会计趋同及其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全球协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系统研究金融危机成因和应对策略后,倡议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并希望G20各成员国及其他有关国家或地区加快趋同步伐。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日本、巴西、加拿大、印度、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纷纷表态,支持趋同大势,提出路线图或者行动计划。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并正在转化为实际行动。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顺应会计国际趋同大势,推动会计准则持续国际趋同,是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
正是在企业会计准则3年持续平稳有效实施的基础上,顺应会计国际趋同大势,2010年4月2日,财政部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下称“路线图”)。当今世界,关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从大的方面来讲,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直接采用”策略,即一字不动地照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种是“趋同”策略,即在会计原则和实质内容上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一致。据统计,世界上已经有包括欧盟各成员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在内的117个国家和地区要求或允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中国而言,会计准则趋同是持续的趋同,是重要项目的调整,而不是另起炉灶。而且,我国会计准则的趋同坚持了互动的原则,即坚持“趋同”而不是“直接采用”的立场,坚持“趋同不等于等同、趋同应当互动”的原则。我们认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才能真正实现其高质量、权威性和全球公认性。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全方位深入地积极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过程,提升我国在国际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我国企业和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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