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案例范文篇1

关键词:资产管理公司企业转机破产重整风险控制

企业转机与破产重整的内涵

(一)企业转机

企业转机是企业陷入衰退危机,尚未达到破产原因之前,对其实施危机干预,使其恢复生机和活力。同为企业的再生程序,企业转机不同于破产重整,破产重整是在司法干预下的重整程序。转机中的企业并未达到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而是在企业进入衰退早期,由企业主动进行的一种自我挽救程序。

转机管理的成功有赖于正确制定转机方案并有效实施。成功的企业转机需要转机管理专家,而非单纯的行业专家。转机负责人需扮演领导者和管理者多重角色,需要具有丰富危机处理经验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危机企业转机管理人市场才能完成危机企业转机管理。

(二)破产重整

破产重整又名“司法康复”或“更生”,是指对已具破产原因但有再生希望的债务人实施的旨在挽救其生存的程序,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在司法机关的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对其进行整顿,以使其摆脱困境,重获经营能力。

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转机及破产重整的内容

(一)提供融资服务

重整融资是重整能否成功的关键,重整融资需要寻求风险偏好型投资者,融资契约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比较复杂,涉及包括公司原债权人、股东、管理层、雇员等在内的多方当事人。重整融资的重要问题是定价,重整公司的风险高于正常经营的公司,而其收益又不确定,重整融资会要求高于市场价格的回报,给予融资人更多的权利保障,并要重整公司负担更多义务。资产管理公司提供重整融资具有优势,一方面,资产管理公司具有不良资产处置的经验与技巧,容易对重整企业估值及风险作出判断,另一方面,资产管理可以通过多种融资手段进行融资。

(二)请求权交易

1.重整模式的新发展与请求权交易。重整是在司法框架下重新组合困境公司的资本结构,使公司摆脱债务负担以恢复营运。重整的基本目标是挽救困境企业,挽救的方式包括法人人格存续和核心业务存续。后者是在恢复公司营运价值的前提下的灵活的重整模式,包括重整拍卖、重整并购、重整资产出售等。重整资产出售是债务人企业利用重整程序作为一个平台出售公司资产,这是一种司法程序下的吸收合并。重整出售已经成为美国公司重整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模式,据统计2002年美国依据破产法第11章实施破产保护的大公司中,过半数采取了资产出售的方式,美国破产法第11章1123条明确规定重整方案中可以规定出售债务人的全部或任何资产。

重整出售的重要特点是对重整中的公司的债权或股权等权益进行交易,这种交易被称为请求权交易,不同请求权人根据重整方案对这些资产拥有不同层级不同数量的请求权,美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重整制度,与其请求权交易活跃有着密切关系。美国法一般不会在破产条件下由于请求权的性质而限制其转让,其判例法形成一个基本原则:请求权或利益的收购者拥有和原始请求权人或股东同样的权利和限制。

破产企业实质上就是一个财产集合,权利人对其拥有相应的请求权。破产法最基本的目标是保护这些请求权。重整制度的核心在于恢复那些有继续存在价值的企业营运,请求权交易并不阻碍破产重整的上述价值,而且可以使不愿意参与重整的权利人解脱出来,又为新的投资者提供机会。

2.请求权交易方式与程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擅长投资困境公司,在长期的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积累了经验和风险识别及管理能力,通过在破产重整框架下的投资活动实现增值。

第一,确定收购方案。在确定收购方案前,应了解目标公司的债权人结构和状况,与债权人私下接触,了解债权人的风险偏好,掌握影响重整计划通过的关键表决组债权人的信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应能运用自己对困境企业的专业能力准确判断目标公司的风险和价值,并能成功说服目标债权人。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债权收购方案。债权收购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收购价格以及付款方式。

第二,收购谈判。不同请求权人具体需求不同,有些请求权人对流动性的需求大于对未来收益的需求,也愿意收到现金退出重整程序,也可以与其协商债权收购,或者进行债转股,交换重整公司新的股权,请求权清偿的清偿次序越低,收购价格也越低,实施债转股的可能性越高。

第三,控制重整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收购请求权控制重整中的公司,进入并控制债权人委员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达到上述目的,重整方案表决通过是重整中的重要环节,一般情况下,重整方案会把各利益主体分为若干组别对方案进行表决,请求权交易会使每个类别组的人数都可能减少,从而易于通过重整方案。投资人提出并通过自己的重整方案,或者阻挠通过对自己不利的重整方案,都可通过收购请求权获得投票权的方式实现。按照一般的重整法律规定,每一个类别组请求权人中只要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参加投票的请求权人数,且其持有请求权数额超过参加投票的请求权数额的三分之二的请求权人同意重整方案,就视为该类别组同意重整方案。收购关键组别,金额可以达到控制的目的。

(三)提供专业服务

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处置和管理实践中,以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和企业重组为工具,强化投资银行业务能力,逐步在金融体系中形成并确立了特色业务优势。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营运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资源。企业转机管理、重整与不良资产经营管理业务在市场环境、法律背景、定价机制、业务能力等方面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资产管理公司在企业转机及破产重整中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经营管理服务。对于企业转机而言,需要对企业所处的危机进行准确诊断,整个过程可能涉及稳定危机、获取利益相关方的支持、战略调整、组织变革、优化关键流程及财务重组,转机管理人要得到利益相关方的信任和支持,完成转机管理,需要具有较高的危机处理能力及经营管理能力。

资产管理公司在破产重整中同样可以提供经营管理服务。债权人和股东在重整中会争夺破产控制权,债权人控制论从剩余所有权及企业价值最大化观点出发,认为重整企业中债权人才是真正的剩余所有权人,主张债权人拥有剩余控制权,并控制重整过程中公司的经营活动。重整制度改变了以往的契约式公司治理规则,代之以债权人参与及司法监督下的治理方式。管理层既向股东负信托义务,也向债权人负信托义务。股东控制论认为,重整中的公司其剩余所有权人是模糊的。股东和债权人都可能是剩余所有权人,其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剩余所有权理论不适用重整中的公司治理。重整制度是把不同的请求权人约束在同一个目标之下,实现重整中的公司价值最大化,立法出于对效率和公平的考虑,重整公司治理目标常常是公司价值最大化,为了降低成本和解决信息匮乏问题,确定了债务人企业主导的重整方式。但这种模式存在问题,因为管理层有拖延重整程序的激励,管理层不能从清算中受益,却能从重整程序中得到控制权收益。现行重整法律一般给管理层提供了过多的控制重整权力,造成滥用重整程序。

解决DIP重整模式的方案是破产管理人模式,即由管理人主导重整程序。这需要破产管理人具有专业的经营管理能力,或者在经理人市场聘请专业管理人员。根据我国破产法规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破产清算事务所以及个人可以担任管理人,实际上这些机构和个人难以胜任上述工作,而具有丰富“问题企业拯救”经验的资产管理公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提供投资服务。破产重整是一个综合性的程序,涉及财务、管理、法律、金融等内容,债务人企业要进行融资,发行债券及实施债转股等活动,除了作为投资者之外,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发挥在资产管理及重组等方面的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

3.担任管理人。在企业转机和破产重整中,管理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企业转机管理并非一个司法程序,转机管理可以由危机企业自行实施,也可以由危机企业专业处理机构来实施,但一般由后者来完成。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与危机企业谈判确定的转机方案来担任管理人。而在破产重整中,破产法规定了破产管理人制度,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可以由债权人会议确定或由法院指定。我国破产法采取由法院在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的方式,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成为破产管理人。

资产管理公司参与风险控制

(一)重整融资风险控制

重整融资的风险主要在于重整结果的不确定性,对融资的风险控制主要通过对融资的监督和提高收益率以及立法和司法保护。对融资的监督可以通过在融资协议中设定相应条款的方式。

1.规定限制性条件。如规定在限定的日期出售公司资产或者重整方案得到法院批准;要求公司必须达到一定的现金流标准,规定资金使用范围和用途,只有债务人特定的营运费用和经营活动才能使用重整融资。通过循环贷款的模式控制债务人的经营活动。借款间隔一段时间到期一次。每一次到期时融资人对债务人进行评估,如果认为债务人符合贷款条件,贷款会继续循环一次。

2.参与重整公司治理。可建议债务人管理层聘请首席重组官作为专业人士指导债务人重整。首席重组官协助管理层制定重整方案。资产管理公司有权提出首席重组官候选名单,或参与对首席重组官选任和解聘,甚至要求撤换债务人管理层。

大部分国家的破产立法并未明确规定融资人参与重整中的公司治理的法定权力。美国破产法第364条仅规定重整融资人可以享受到清偿优先权,并没有规定融资人可以行使撤换管理层或者参与经营决策等公司治理权。我国《企业破产法》对融资人的权利未具体规定,《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管理人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可以聘任债务人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营业事务。《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九条规定,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可见《企业破产法》也没有赋予融资人参与重整中的公司治理的法定权力。但实践中重整融资人通过融资协议参与公司治理却在不断扩展,重整融资人利用重整融资协议控制重整中的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是重整模式向市场化发展的结果,是对债务人及其管理层过度操纵重整程序的纠正。为控制风险,融资人应注意将融资协议作为重整方案的一部分通过法院批准而取得强制效力,重整融资条款就具有了强制力。融资人还可充分利用立法对重整融资的特别保护。

3.完善法律制度和规则。降低重整融资风险吸引投资者,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则。美国破产法给破产融资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364条,该条(a)款规定,如果债务人企业在正常的业务经营过程中取得无担保信贷和承担无担保债务,则该融资可作为管理费用,享受第一优先受偿权;(b)款规定,对非属于正常业务范围,在法院批准的前提下,债权人同样可享受上述优先权;(c)款规定,如果债务人企业不能得到无担保贷款,法院可以批准融资人获得“超级优先”管理费用请求权,或者批准融资人获得针对没有担保负担的财产的担保权益,如果财产有担保负担,则获得从属性担保权益,即该担保权益的地位从属于既有的担保权;(d)款规定,如果债务人企业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贷款,法院可以授权重整融资人获得担保利益,这种担保利益优于或等同于现有的担保利益,但必须给予原来的担保债权人以充分的保护。

发行证券是重整融资的重要方式。由于重整企业是困境企业,不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需要特别进行规定,美国破产法规定了重整中公司发行证券的豁免制度。美国破产法第1145(a)(1)条规定,为交换对债务人的请求权或债务人破产申请前的股票而发行证券,债务人可根据重整方案发行证券而不必根据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申请注册陈述。“与债务人联合制定重整方案的联营公司”或者“根据重整方案继承债务人的公司”发行证券也适用上述豁免程序。第1145(a)(3)条为投资人在公开证券市场交易请求权提供了立法支持。该款规定:根据本条(a)款(1)项指定的方式向本条(1)款规定的市场主体以外的市场主体要约出售或出售任何证券,该市场主体都不构成1933年证券法2(11)条意义上的承销商。此外,重整中的公司的一些非证券性质请求权也可以通过非证券市场进行交易。因此,我国破产法也应做出相应安排。

(二)请求权交易风险控制

企业破产重整需要一个良好的请求权交易环境与机制。比如,在三鹿破产案中,河北国信资产运营公司以20%价格收购普通债权人债权成为国内首例破产债权收购,这是一例不成功的非完全市场行为的收购,收购过程凸现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则的缺位。

立法应为请求权交易创造宽松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明确的规定。请求权交易更多属于市场行为,因此,破产法不应禁止该交易行为,并且不应过多限制受让人的权利,而是为交易创造条件。比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是受公司法限制的,以维护其人合性,但在重整状态下,这种限制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破产重整是公司一系列契约的再安排。破产法立法应关注继受者的权利问题,请求权或利益的收购者拥有和原始请求权人或股东同样的权利和限制。

由于请求权交易会产生控制权的转换,受让者可能会滥用权力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请求权受让人也可能有敌意的目的,如竞争对手出于阻碍重整而进行交易。因此,法律在鼓励交易的同时,必须进行必要的限制。交易程序公开、公正是基本的原则,需要规定信息披露制度;规定受让人的信托义务;禁止操纵和欺诈活动。法院可以对交易进行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审查和批准,推行交易备案制度,在交易达到一定比例时,借鉴上市公司收购的强制要约制度,以保护中小债权人及股东利益。

参考文献:

1.李曙光,王佐发.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政法论坛,2007(1)

2.斯图尔特•斯莱特,大卫•洛维特.涅槃:危机中的企业转机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DouglasG.Baird,AWorldWithoutBankruptcy,inCorporateBankruptcy:EconomicandLegalPerspectives,editedbyJagdeepS.BhandariandLawrenceA.Weis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

债务危机案例范文

爱尔兰债务危机内在机制分析

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解决债务困境，通过低税率吸引海外直接投资，使爱尔兰成为全球资本投资欧洲的重点，进而带动房地产等产业的迅猛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灭并成为债务危机的导火索。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爱尔兰五大银行都濒临破产的边缘。爱尔兰政府称，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救助本国五大银行最高可能耗资500亿欧元，2010年财政赤字会骤升至GDP的32%，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00%，这一消息导致爱尔兰国债利率大幅飙升，由此掀开了债务危机的序幕。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业危机――债务危机成了爱尔兰债务危机的内在连锁源头。

目前，主流投资者都在纷纷避开欧元区高负债国的政府债券，他们甚至认为这些国家的国债风险大于CDS（信用违约掉期）或高收益公司债。欧洲债务危机迫使欧美央行延长超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时间，以缓解财政紧缩对经济的冲击，但这将使未来通胀的风险日益累积，并使复苏之路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

另外，欧元的问题不只是欧元区政府的债务问题，欧洲必须解决欧元结构僵化和银行背负巨额债务的问题。有分析认为，欧洲银行包括英国银行正面临庞大债务，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化解亏损，这会导致全欧洲银行危机的风险。而欧洲缺乏系统性管理债务危机风险的机制，因此其需要集中力量研究全面的解决方法，处理欧元的金融和经济问题，并全方位化解债务危机扩散的风险。

资产泡沫与银行业流动性危机

在考察资产泡沫破灭与银行业流动性危机问题上，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中，绝大多数受影响严重的国家，都是首先经历了一个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然后才是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比例急剧上升和银行体系崩溃的过程。无论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在新兴国家，有很多的事例说明这两种经济现象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实体经济发展对银行的依靠程度，取决于银行在一国金融体系的作用大小。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将会通过减少银行持有的房地产的价值来直接减少银行的资本，同时也减少以房地产做抵押的贷款的价值并可能导致贷款的拖欠，这又进一步减少银行的资本，加大了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另外，房地产价格的下降使得房地产贷款的期望风险增加了。所有这些因素将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供给量。同时，面对银行资本减少的情况，监管当局可能要提高资本充足要求，对向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实行更严格的限制性条款，对该行业的自有资金比例也会提高。这些措施将进一步减少向房地产行业的信贷供给并进一步打压房地产的价格，使得银行的资产价值进一步下降，流动性压力也越来越大，最终可能爆发危机。

在过去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银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资产估价偏高的房地产和证券抵押形式提供的贷款偏离了真实价值，形成巨大的“泡沫”。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导致资产价格下降，银行业的信贷资产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以自我实现的机制会传导到资产市场，使价格水平进一步恶化。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与银行的信贷资产之间具有相互放大的效应。在经济增长较快的环境中，多数借款人都具有暂时性的盈利能力和清偿能力，银行的信贷资产潜在的危机被“虚增”的价值掩盖起来，如果这种虚增的价值突然下降，风险就很容易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在银行业危机发生之前都经历了信贷资产的过快增长，而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信贷抵押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以上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和银行流动性相互作用关系的概念性框架可以用来分析和解释在美国、芬兰、日本、瑞典、泰国等国家曾经历过的房地产市场繁荣、萧条伴随的银行业流动性危机。

通过对经历过资产泡沫破灭的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资产基本面价格上涨的原因包括制度建设、经济增长加速和货币升值。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原因包括金融自由化、政府隐性担保等导致信息不对称和委托问题，金融部门和企业过度涉入高风险领域，如日本、挪威、墨西哥、泰国等；投机资本流入，主要是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后短期资本流入，如挪威、墨西哥、泰国等；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如日本。

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

据统计，为应对金融危机，欧洲央行采取频繁向市场注资的流动性政策，欧洲各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政府债务负担突破了风险警戒线，为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应该说，庞大的公共债务仍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巨额偿债支出、市场信心的缺少以及对汇率的负面影响等。同时，巨额财政赤字会引起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这从英镑和欧元近期的走势就得以验证。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国债负担率和赤字率来分析和评价政府债务风险。而从国债负担率指标来看，欧洲主要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对部分银行国有化后，原来银行的负债合并到公共部门负债中进而导致债务负担率激增并超过风险警戒线。冰岛、阿联酋、希腊等国家相继爆发信用危机，充分说明在被迫采取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极易导致负债比例过高、经济结构失衡，并最终诱发债务危机。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很多国家在此轮危机中都面临着类似问题。

启示

上述分析充分表明，合理的政府债务规模和风险管理策略，对于政府积极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至关重要。我国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刺激方案（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2008年11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启动4万亿元财政刺激方案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2009年信贷投放的增长异常迅猛，在高速信贷投放的主体中，由于各地方政府纷纷融资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导致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引起各方关注。而快速增长的货币信贷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出现，货币政策不得不在中美利差、通货膨胀目标、流动性过剩、汇率稳定之间做出平衡，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趋紧。2010年以来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出现变化，包括货币政策开始从紧，对房地产信贷进行控制以及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整顿。因此，“十二五”期间，以下方面值得深入研究与关注：

一是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充分吸取国外债务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多层次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链条乃至债务危机的触发条件进行深入探讨。确定政府债务风险临界值应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根据如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率和效益指标、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水平、市场体系发育程度、金融深化的程度、国债市场发育状况、财政收支情况、政府管理效率、国债结构与成本―效益状况、财政与货币政策目标综合考虑。

二是应借鉴发达国家“市政债券”、“产业投资基金”等地方政府的融资经验，建立规范化和市场化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在经济实力、财政状况、金融生态环境、偿债能力、政策扶持力度和发展潜力、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因素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包括信用利差以及流动性利差。因此应建立地方债务信用评级框架，为实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的动态监测和全过程监管提供有益思路。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信用风险分析和监控。

三是应充分借鉴国外债务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多层次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在发展地方政府债券的起步阶段，一定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券风险管理机制，从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定价、交易、偿还和监管各环节进行严格规定：包括发债规模的确定、信用评级体系及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投资项目管理与评估、市场流动性的建立，以降低投资风险、促进监管的协调以及法律框架的完善。

四是在对外投资方面，应积极关注各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数据指标，重点关注债务规模、财政预算、贸易差额与经济增长等因素，着力强化风险监控和预警机制，认真研究外汇债券投资的多元化方案，从美元逐步拓宽到其他主要国家货币，重视包括信用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预警与监控。

债务危机案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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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债务危机主要成因

早在2008年10月华尔街金融风暴初期，北欧小国冰岛的债务问题就浮出水面，而后中东欧债务危机爆发。鉴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小，国际救助比较及时，其债务问题未酿成较大全球性金融动荡。2009年12月，希腊的债务问题凸显，今年3月进一步发酵，开始向“欧猪五国”（五国第一个英文字的缩写，即“PIIGS”，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爱尔兰、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蔓延。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则投井下石，连连下调希腊等债务国的信用评级。至此，国际社会开始担心，“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可能蔓延全欧，由此侵蚀脆弱复苏中的世界经济。

一、金融危机是主要导火索

实际上，欧洲债务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与深化。一般情况下，在一国经济繁荣时期，私人借贷即债务相对较高，而在危机时期或危机之后，由于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减少，以及抗衰退增加支出，政府财政状况会恶化，债务会增加。本次金融危机的源头在美国次贷危机，其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涉及全球金融市场，导致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结果点燃希腊等欧洲国家已经暗藏多年的债务风险。一方面，金融危机使2009年欧元区GDP下降4.1%，降幅超过美国的－2.6%，为过去60年最严重。经济衰退使各国政府税收减少，财政收支状况恶化；另一方面，为应对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刺激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又使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由此加大财政收支缺口。

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欧盟部分国家已经突破《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和政府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标准。如2007年，希腊的财政赤字达到3.9%，政府债务高达104%，均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上线。金融危机加剧欧洲各国的财政与债务状况。据统计，2009年，欧元区的平均财政赤字占GDP的6.3%，公共债务占GDP的78.7%，尤其是PIIGS国家（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财政赤字分别占GDP的13.6%、12.5%、11.2%、8%和5.3%，政府债务占GDP的113%、66%、54%、77%和119%。其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上升，遭致评级机构对其信用评级的下调，进而引发信心危机，使融资成本上升，融资难度加大，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爆发。

二、体制性缺陷是深层原因

欧元区“天生”的体制性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是导致债务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基于各国政治意愿，欧元区成立之初只统一货币政策，未统一财政政策，财政大权依然被视为各国经济范围内的事。这种二元结构自一开始就遭到质疑，但直到债务危机爆发，其危害性才真正显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事前预防来看，这种二元结构无法对欧元区成员国财政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和及时纠正，造成成员国财政纪律松懈。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各国在面对危机冲击时，过多依赖财政政策，并且有扩大财政赤字的内在倾向。事实上，欧盟对此缺陷设有防火墙，即《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成员国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否则将被惩罚。然而到2005年初，欧盟同意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可“暂时”超过3%，这为而后突破防火墙埋下了伏笔。

二是从事后应对看，二元结构充分暴露出欧元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为便于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单一货币区成员国即便不能统一财政，也应在财政上保持步调一致。针对欧元区财政“短板”的天生缺陷，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应该成为成员国必须遵守的财政纪律。但事实证明，公约执行力相当有限。由于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缺乏协调机制，债务危机爆发后，各国在救助过程中争吵不休，又各自为政，致使危机持续扩散。可以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二元性”相当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一条腿”被绑在一起，而财政政策“另一条腿”则自行其是，最后造成“一条腿走路”的困境，结果导致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进而出现债务累积和信用危机。

三、结构性矛盾是重要诱因

首先，近几年，随着欧盟成员日益扩大，由15国增加到27国，欧元区由12国扩大到16国，成员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参差不齐。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与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之间出现经常项目严重失衡。德国、荷兰等具有很强的出口竞争优势，长期拥有经常项目顺差，2009年顺差余额达到GDP的5%。而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因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出口竞争力较弱，出现巨额经常项目逆差。结果，欧元区自身出现内外发展失衡问题，由此加大货币政策的调整难度。

其次，虽然希腊等南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西欧低，自加入欧元区以来，迫于政党与工会的压力，这些国家在福利制度方面极力向富国看齐，在税收与财政不允许情况下，过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和退休养老金等福利待遇。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不仅给政府造成巨大财政压力，而且使单位劳动成本上升，使希腊等南欧国家在与亚洲等新兴市场的低成本竞争中更处于劣势。

最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欧元的持续升值，使南欧国家以往具有的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丧失殆尽。加之欧元区实施统一货币政策，各国在面临内外失衡时无法通过货币政策，以提高出口竞争优势，只能采取财政刺激政策，以维持国内经济增长。在经济扩张期，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政府税收就会增加，财政支出可通过增加税收来弥合。但当金融危机爆发时，经济衰退、税收减少，希腊等国的财政赤字骤然恶化，成为债务危机的主要引爆器。

四、游资炒作起推波助澜作用

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为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要求，即政府预算赤字不超过GDP的3%、未清偿债务总额不超过GDP的60%，希腊政府通过与美国投行高盛集团合作，与其签订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协议，将财政赤字降为1.5%。最近披露，当时希腊的真实财政赤字是GDP的5.2%，远远高于3%。尤其是，以各种手段让债务维持在规定水平之下的国家不只希腊一家，还有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德国也造假。

当时对财政赤字情况的隐瞒，为今天危机爆发埋下祸根。债务危机爆发后，高盛等投行又大肆做空欧元，导致全球市场一片恐慌，美欧股市连连下挫，欧元大幅贬值，经济出现“二次探底”风险。在对冲基金等游资推波助澜下，希腊等债务危机国家的融资成本飙升，使其无法用借新债来还到期的债务，由此助长危机爆发并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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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债务危机演进过程

一、希腊成为欧洲债务危机的引爆点

2009年12月，希腊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曝光。随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其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今年上半年，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一直致力于为希腊债务危机寻求解决办法，但分歧不断。因为，欧元区成员国担心，无条件救助希腊可能助长欧元区内部“挥霍无度”，并引发本国纳税人不满。同时，欧元区内部协调机制运作不畅，致使救助希腊的计划迟迟不能出台，导致危机持续恶化，并向欧元区其他国家蔓延。

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接连爆出财政问题，德国与法国等欧元区主要国家也受拖累。美国评级机构则落井下石，连连下调PIIGS国家的信用评级。2010年4月26日，标准普尔将希腊信用评级从BBB+降至BB+，沦为“垃圾级”；将葡萄牙信用评级连降两级至A-。国际市场对欧元信心大降，欧元兑美元一路下跌，主要股指连续下挫，整个欧洲被债务危机阴霾笼罩。直至5月2日，欧盟与IMF才联手推出3年内向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然而，此时市场已被恐慌情绪控制，投资者对希腊可能陷入“国家破产”的担忧无法平息，救助计划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金融市场依然加剧震荡。

对冲基金则借机蓄意冲击欧元，致使欧元陷入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市场开始担心欧元前途。为制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欧元区16国首脑于5月8日召开特别峰会，正式批准救助希腊的1100亿欧元方案，同时要求创建针对欧元区任何陷入困境国家的紧急基金，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一场史无前例的“欧元保卫战”由此打响。

二、欧洲债务存在系统性扩散风险

虽然欧盟采取空前救援措施，但市场依然担忧希腊债务危机向全欧扩散，原因是希腊债务危机只是欧洲债务的冰山一角。

第一，欧元区国家无一财政盈余且债台高筑。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09年欧元区整体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均超《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上限，而且经济下跌4.1%，失业率上升至9.4%。经合组织（OECD）预测，2010年欧元区财政赤字将增至6.6%，政府债务升到84%，失业率达10.1%，GDP增长则低于1%。关键是，不仅小国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严重超标，而且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四国GDP占欧元区的76.8%）等大国的两项指标均超警戒线，尤其是西班牙与意大利已被列入债务危机的黑名单PIIGS国家内。2009年，意大利财政赤字为5.3%，但政府债务高达118.6%，2011年将增到135%，债务风险明显上升。西班牙债务危机已被引爆，成为继希腊后第二个危机国家。2009年，西班牙财政赤字高达11.2%，为欧元区第二高赤字国，失业率达到18%，居欧元区最高。左翼少数派政府为预防危机发生，大力推进劳工改革并收紧银根，由此得罪传统盟友工会，被其他党派孤立，政府陷入下台危机，又遭评级机构惠誉降级，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政局相当不稳。

第二，小国债务危机引发市场大幅震荡。6月初，欧洲上演了一幕节外生枝的惊恐场面。不被人关注的小国匈牙利，更迭后的新政府夸张性自曝“家丑”，声称“发现上届政府伪造部分经济数据，其财政状况远比先前预计糟糕”，在金融市场掀起巨大风波。欧美股市再次大幅下挫，欧元兑美元汇率跌破1.20关口，创四年来新低，欧洲信用违约掉期（CDS）报价大幅上扬，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一个小国债务问题引发市场如此惊恐，缘由主要是遭华尔街金融风暴袭击后的世界经济异常脆弱，市场犹如惊弓之鸟，承受风险能力明显减弱，对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做出过度反应。需要关注的是，波罗的海小国的债务与财政状况很严重，任何内外星火都可能引发其债务危机，一旦发生难免再次上演匈牙利式“小鬼闹宫”的惊恐场面。

第三，英国是欧洲另一枚隐形债务炸弹。英国的财政赤字问题非常严重。OECD统计，2009年英国财政赤字达11.3%，2010年将升到11.5%，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远超过3%的警戒线。同时，英国的政府债务已超60%的警戒线，2010－2011年将分别增到78.2%和91%，而且其银行尚有10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未处理。新任首相卡梅伦上台不久即宣布，英国的财政赤字问题比预期严重，将影响经济、社会乃至居民生活，并将持续多年，因而削减财政赤字将是新政府的第一要务。7月13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英国国债达4万亿英镑，比该机构之前的说法高4倍，比独立分析人士评估的高2倍；平均每位英国人背负6.5万英镑债务，每个家庭需工作5年才能付清。

第四，欧洲内部债务/债权链错综复杂。这是欧洲的特殊情况，其国家间债务与债权链相当紧密，单一国家的债务违约会迅速扩散成系统性风险。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希腊的债权人以欧洲为多，其中法国、瑞士、德国、葡萄牙分别持有750亿、640亿、430亿和100亿欧元；西班牙的债权人是德国、法国、英国，分别持有2360亿、2220亿和1140亿欧元；而西班牙则持有葡萄牙860亿欧元的债权。一旦欧洲债务链上任何环节出问题，均可引发大范围系统性违约风险。加之，债务危机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即使财政状况相对稳健的德国、法国也会被卷入其中。因此，一国债务违约势将掀起欧元区“地震”，投资者会对整个地区丧失信心。

三、欧洲债务昭示西方债务问题岌岌可危

据统计，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全球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虽然欧洲爆发债务危机，但美国、日本等债务状况比欧洲更糟，财政赤字更高。故此，欧洲债务只是发达国家债务链上的一环，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整个西方的债务危机。

一是西方债务呈结构性与长期化趋势。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占GDP比重将超100%，财政赤字将达6.7%（2010年为7.8%）。如果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此困境将延续至2025年。世界银行报告认为，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债务与财政赤字达到不可持续的地步。2010年，七国集团（G7）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113%，为1950年以来最高，而且形势更加严峻。因为前者为战争所致，后者是金融危机后遗症。关键是，所有发达国家均面临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与保健开支增加，且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面临增收与减支两难困境。IMF预测，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时期应在2011－2018年，2023年债务占GDP比重只能降到80%，如果能削减政府开支达到GDP的8.8%，2030年前才能使债务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即降至60%警戒线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本、德国、英国）将深受债务之困至2084年。可见，未来20余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前车之鉴是，拉美债务危机使其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至今阴影仍挥之不去。前地区债务危机最终导致政经剧变，国家分崩离析。当然，历史不会原本复制，西方国家会使用种种手段，将自身债务风险转嫁给债权人。故此，其解决债务危机的路径将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更大风险。

二是日本债务居发达国家之首。目前，日本国债高达600万亿日元，约占GDP的189%，居发达国家首位。二战结束时，日本国债规模为GDP两倍，国家几近破产，今天的债务规模在重蹈当年覆辙。IMF估计，2010年日本国债占GDP比重将达227.3%。新任首相菅直人已多次表达对财政赤字的不安。OECD预测，2011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将由2009年的7.2%攀升至8.3%。学界对债务前景相当悲观，经济评论家浅井隆预言，2014年日本将“破产”；法政大学教授小峰隆夫称，目前虽然日本财政状况十分恶劣，但恐慌主要来自欧洲债务，因为“既然狼出现在希腊，民众担心这匹狼可能也会出现在日本”。据他估计，日本债务将在2022年前后超过家庭金融资产，从而引发政府是否能够偿还公债的疑虑。若政府维持财政扩张政策，日本财政可能在10－15年内崩溃，但若市场信心动摇，引爆点将更早到来。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债务主要由本国公民持有，即使爆发债务危机，对其他地区影响也较小。

三是美国债台高筑是全球最大威胁。高失业率、庞大赤字、沉重债务，是后危机时代美国面临的三大棘手问题。2009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1.45万亿美元，占GDP的11%，2010财年赤字将攀至1.56万亿美元，占GDP的10.7%，未来10年赤字累计将达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2010年美国国债将达13.6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超过4万美元；2015年美国国债将攀升到19.6万亿美元，占GDP的102%。评级机构穆迪公司预测，2010年底美国国债将达92.6%，2011年达97.4%，2013年更高达101%。穆迪据此认为，如果债务比率和利息成本继续上升，政府又不采取任何稳定措施，可能将导致评级被下调。问题是，美国国债中相当部分由外国人持有，一旦爆发债务危机，全球债权人的财富将类似次贷危机那样被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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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影响与治理措施

一、危机冲击力大但影响可控，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小

（一）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欧洲债务危机的最大冲击波首先体现在金融领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再次动荡不已。全球股市连连下挫，美股曾日跌千点，数次跌破万点大关；国际汇市加剧波动，欧元持续走贬，兑美元一度跌破1.20。估计，在债务危机困扰下，又有美评级机构推波助澜，欧元对美元总体呈震荡走低态势，未来很可能跌回起点，即1欧元兑1美元。在欧债危机背后，总能隐约看到美国的影子，其中不乏两种货币（美元与欧元）与两种模式（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欧洲的莱茵模式）之博弈。迄今，市场对欧洲债务问题及其蔓延的担心仍未平息。另外，欧洲债务危机将使欧美银行再次遭受损失。据统计，英国、德国、美国银行分别持有的西班牙债务是希腊债务的7倍、5倍和3倍。美国银行共持有“PIIGS”国家1900亿美元债务。如金融机构为避险再次收紧贷款，可能导致全球信贷再次紧缩。

债务危机严重影响欧洲银行业。6月21日，惠誉将法国巴黎银行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A-。同日，标普调高西班牙银行业的坏账损失预期，2009－2011年累计信贷损失将达993亿欧元，比之前预期多出177亿欧元。这进一步加剧市场对欧洲银行业的担忧。7月19日，穆迪将爱尔兰的评级从Aa1降至Aa2，主要原因包括该国债务上升、银行救助计划以及增长前景疲弱。7月28日，惠誉公布调查结果称，债务危机使欧洲银行发债融资几乎陷入停顿，过去3个月欧洲银行业一直处于资金缺血状态，投资者对欧洲银行业债务展期能力的担忧日增。

（二）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欧洲债务危机的最大影响是，给脆弱复苏中的世界经济平添诸多不确定性，再次打压投资与消费信心。在巨额救援机制背后，从危机中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到大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均开始紧缩财政。然而，欧洲是本次世界经济复苏中最薄弱地区，不少国家经济尚未复苏，一些国家经济虽开始复苏，但主要靠政策支撑。该地区退出政策本应晚于其他地区，但迫于债务危机各国不得不提前收紧银根，加之欧元主导利率已处于历史低位，货币政策几无下调空间，其他复苏动力亦无处可寻。市场普遍担心，财政紧缩将使欧洲陷入“双底衰退”。世界银行认为，受债务危机和财政紧缩影响，今年欧元区经济只能增长0.7%，2011－2012年将分别增长1.3%和1.8%，为全球复苏最乏力的地区。OECD预测，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的国家主要集中于欧洲债务国，包括希腊、西班牙、冰岛和爱尔兰，分别为-3.7%、-0.2%、-2.2%和-0.7%。欧盟委员会将欧洲债务列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威胁，认为各国削减财政赤字势必拖累经济复苏。

另外，欧洲债务危机通过信心、金融、贸易、资本等渠道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IMF总裁卡恩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是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挑战”。香港《亚洲周刊》文章认为，欧洲债务危机表明全球金融海啸并未过去，而是进入一个表面稳定、实际更脆弱的新阶段，更大挑战随时会出现。眼下的直接影响是，各国宏观经济决策难度明显加大，可能推迟退出政策实施，使未来通胀风险上升。然而综合分析，欧洲债务危机不致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原因有五：一是欧洲债务仍是欧洲问题，对其他地区影响可控；二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靠新兴市场牵引，其复苏势头依然强劲；三是美国、日本经济复苏明显好于欧洲，且与新兴市场互动性增强；四是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内国际合作能力增强；五是经济周期性复苏态势依旧。结论是，欧洲债务危机使全球发展风险上升，但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较小。

（三）导致欧盟内部矛盾加深。欧元区成立时，部分成员国并未满足经济趋同标准，而是在政治推动下“匆忙上马”，债务危机使各国分化愈加严重，“统一货币、不同财政”的经济模式运行难度加大。为应对债务危机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很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出现更严重的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风险。由于工资和福利水平的相对刚性，加入欧元区时就资质不佳的国家可能会出现新的社会和政治局势变化。如果希腊政府迫于民众压力，最终无法执行过于严格的紧缩计划而要求对债务进行重新安排，甚至被迫退出欧元区，欧元体系将受重大冲击，并产生全球性负面影响。此外，危机使南北欧矛盾加深，且社会与政治风险上升，欧元地位受损，欧盟扩大步伐将减缓。近期，欧洲舆论甚至重提上世纪90年代“小欧元区”（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5个经济较为趋同的国家）的话题，显示未来内部协调难度加大，结构改革迫在眉睫。

（四）新兴市场债权风险上升。与历次债务危机不同，当前全球债务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受损方则为新兴市场，尤以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东亚为重。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因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西方货币为硬通货，只要其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即可稀释债务。债权人面临两大风险：一是不能“印钞”的欧元区国家的债务违约风险，因救助机制建立暂时消失，但未来依然存在；二是可以“印钞”的美国、英国潜在的“纸币”风险，即通过大量发行货币制造通货膨胀使债务缩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各国外汇储备投资不是在好资产与坏资产之间选择，更多是在坏资产与更坏的资产之间选择。这为中国外汇储备的保值与增值提出严峻挑战。

二、危机治理措施出台，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

（一）急推财政紧缩政策。为解决债务危机，增强市场信心，欧洲各国开始大力紧缩财政。希腊：5月6日，议会通过财政紧缩方案，计划3年内紧缩开支300亿欧元，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由2009年的13.6%降至2014的3%以下。法国：5月20日，总统萨科齐宣布将改革财政制度，削减预算赤字，并实施养老金制度改革。法国政府还计划修改宪法，将实现公共财政平衡作为政府永久性目标列入宪法。萨科齐承诺，3年内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西班牙：5月27日，议会通过政府此前出台的150亿欧元财政紧缩方案。德国：6月7日，总理默克尔宣布，德国将在未来4年内削减财政开支逾800亿欧元，以遏制预算赤字急剧增长（今年将超过GDP的5%），并为欧盟其他成员国“树立榜样”。英国：6月22日，财政大臣奥斯本公布紧急预算案，宣布将通过削减公共开支和增税来减少财政赤字，从本年度到2014－2015财年，每年削减政府开支320亿英镑，从明年起将增值税税率从17.5%提高到20%，争取在2015－2016财年实现结构性财政平衡并出现盈余，削减财政赤字的80%将通过紧缩财政实现，20%靠增税完成。这是二战后英国最“紧缩”的预算案。意大利：7月15日，参议院通过了政府提出的249亿欧元紧缩公共开支预算法案。这项法案设定的目标是将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今年减少到5%，2011年减到3.9%，2012年减到2.7%。此外，爱尔兰、葡萄牙等国也公布财政紧缩方案。至此，欧洲正式步入“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艰苦”时代。

另外，日本政府也于6月22日公布了“十年财政战略”，计划在2015财年前使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比2010财年减少一半，2022财年前实现盈余；2022财年后，国家和地方公债余额占GDP比例将稳步下降。6月召开的G20多伦多峰会也要求，发达国家在力求稳定复苏的同时，2013年前将财政赤字减半，2016年前稳定并减少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

（二）加强内部经济治理。为防止债务危机升级，欧盟相继出台1100亿欧元希腊救助方案和7500亿欧元欧洲稳定机制，力求希腊不会出现债务违约并试图阻止危机在欧元区扩散。但救助方案被指“治标不治本”。市场信心依然不足。对此，欧盟及其成员国又迅速迈出了加强内部经济治理改革的步伐，试图通过强化财政纪律、增进经济政策协调、消除成员国间经济失衡和建立一套永久性的危机应对机制来修正欧元区固有的体制性缺陷，避免危机重演。

在6月17日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欧盟表示将加强内部经济治理，强化财政纪律和加强对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监督，以免债务危机重演。欧盟领导人同意，自2011年开始，成员国预算方案接受欧盟委员会评议，对违反财政纪律的成员国实施惩罚。欧盟领导人还要求拟定一套评判体系，以及时发现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力差距和经济失衡状况。

（三）着手经济结构改革。面对日益严峻的宏观经济风险，在削减财政赤字的同时推行结构性经济改革显得日益迫切。5月25日，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委员奥利・雷恩共同呼吁欧盟成员国将巩固财政和结构性改革并举，因为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削减赤字的目标，提高未来欧盟经济增长潜力。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5月3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警告，不应“一味厉行节约”，还要找到“通往繁荣的可持续道路”，应抓住发展中国家增长提供的机遇，避免步入“失落的十年”。

6月17日，欧盟峰会通过未来10年欧盟经济发展规划，即“欧洲2022战略”，要求通过提高欧盟经济竞争力、生产率、增长潜力、社会融合和经济趋同，使欧盟经济走出危机并变得更强大。根据这一战略，未来欧盟经济发展目标是：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提高资源效率、提倡“绿色”、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扩大就业、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包容性增长”。为此，欧盟在创造就业、增加科研投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教育普及率和消除贫困等5个核心领域确立了量化指标。新战略重在推动结构性改革，消除制约欧盟经济增长的瓶颈，充分挖掘增长潜力，使欧盟经济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

7月21日，IMF报告建议，欧元区当前应加强政策协调，制订有力的中长期调整计划，建立财政可持续性，实施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要找出银行体系的薄弱环节，并从根本上进行重组。同时IMF建议，欧元区通过实施完善的财政和结构政策，完成地区范围的金融稳定框架，来建立有效的经济和货币联盟。

（四）进行银行业压力测试。为平息市场对欧洲银行业健康状况的猜疑及提高透明度，6月17日召开的欧盟峰会宣布对欧洲银行业进行压力测试。7月23日，欧洲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公布了欧洲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结果显示，欧洲大多数银行“健康状况”良好，有能力抵御可能出现的经济“二次探底”和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在参加测试20个欧洲国家的91家银行中，绝大多数都顺利过关，只有7家不合格，其中除德国地产融资抵押银行外，另有1家来自希腊，其余5家均为西班牙地方银行。7家银行只需注资35亿欧元，即可抵御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英国、荷兰、意大利和北欧地区的银行在压力测试中表现出色。91家接受测试的银行资产规模占欧洲银行业的65%。欧洲银行业监管委员会称，整体上，这91家银行在假定的最糟糕情形下，核心资本充足率虽将从2009年的10.3%降至2011年底的9.2%，但仍高于测试所设定的6%的“安全线”，表明欧洲银行业总体依然健康。

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欧洲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称，这次压力测试公布的信息将确保外界了解欧洲银行业状况，对恢复市场信心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声明强调，这次压力测试所假定的最糟糕情形实际上不太可能发生，但绝大多数欧洲银行仍经受住考验，由此可以证明，欧洲银行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抵御住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风险和金融冲击。欧盟官方虽对压力测试结果表示满意，但分析人士认为，整个压力测试是一场平复市场担忧的“政治游戏”，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如愿打消投资者疑虑仍是未知数。

（五）加强金融改革与监管。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打击金融市场投机、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就一度高涨，但在过去一两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进展缓慢。最明显的例子包括金融衍生品市场仍无序发展，信用评级机构未能得到有效监管，二者成了欧洲债务危机的“加速器”。对此，欧元区国家领导人再次提到金融市场投机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