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管理范文篇1

【关键词】东航流动资产外汇风险管理

自2005年中国政府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受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和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未来人民币汇率可能与现行汇率产生较大差异。

截至2011年，东航业务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入中外币金额不断增加，面临着外汇风险。本文着重分析东航流动资产项目，选取流动资产中变现能力最强的货币资金和应收账款项目为例来分析汇率变动对其影响。下面所选取的数据来源于东航2011年报，数据单位统一为千元。

一、货币资金项目分析

如果2011年年度会计报表编制的时候，由于2011年12月31日人民币汇率与前一报表日不同，因而会产生会计报表折算差异。即由于汇率的变动，现行汇率（2011年）与初始汇率（2010年）的变动，使得以外币计价的货币资金折算为本币之后与初始的报表产生折算差异，即会发生折算风险。表1中显示东航2011年折算风险暴露约为3亿，即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使得货币资金在报表日的本币价值减少了大约3亿。

二、应收账款项目分析

我们同样使用分析货币资金中外币金额的方法来分析应收账款中东航的折算风险暴露状况。表3中显示东航2011年的折算风险暴露约为0.17亿，即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使得货币资金在报表日的本币价值减少了大约0.17元。另外可以看出，应收账款中外币所占比重合计为21.97%，其中日元、美元、欧元分占6.38%、5.54%、10.06%。

从表4可以看出，外币中美元占两科目合计总额的比重最大达到7.47%。

三、流动资产外汇风险管理

汇率的波动会对资产项目中的很多科目造成影响，其中流动资产可以说首当其冲。下面将结合上文的分析，对流动资产中货币资金和应收账款外汇风险管理进行说明。

（一）货币资金外汇风险管理

由于货币资金的变动与其他资产负债项目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一般上市公司对货币资金的外汇风险管理都是在控制和管理好其他项目的外汇风险之后作为最后考虑的项目。例如，应收账款的收账、存货等各种资产购置的货币性支出，短期负债和借款利息的偿还等都会影响货币现金项目的数额大小。

对货币资金的外汇风险管理主要涉及会计风险的管理范畴。但是由于会计风险的套期保值会与交易风险的保值目标冲突。因为交易风险暴露会对实际现金流量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认为交易风险暴露要比折算风险暴露重要得多。也就是说，以产生交易风险暴露作为代价来减少或消除折算风险暴露是不合算的。因为折算过程不会对申报货币现金流量产生直接影响，只有当暴露在外汇风险中的资产被出售或清算时，才会对净资产产生真正的影响。另外，考虑到东航公司外币货币资金所占比重较少，故综合而言不建议对该项目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二）应收账款外汇风险管理

由上面的分析知，东航外币应收账款所占总应收账款的比重为21.97%。有必要进行套期保值。

常用的规避应收账款外汇风险的金融交易方法可以分：远期、期货、期权、BSI法、LSI法。一般来说，外汇期货和期权风险较大，是投资机构使用的工具。从财务报表可知，东航采用的是较为保守的通过出售外币远期合同进行套期保值。这种方法使得东航固定了外汇成本，无需缴纳保证金和支付期权费，对东航追求稳定性的公司来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保值方法。而考虑到借款手续的复杂性和时间可能过于长久。而通过折扣要求对方提前支付，可能还需具体折扣额进行交涉，因此BSI法、LSI法对东航来说还要看具体情况进行采纳。

四、结论

从两科目总体来说，美元是其最大的外币资产，因此美元汇率的波动必然给公司带来大的汇兑损益。因此美元应该列为其流动资产中重点套期保值的币种。分开来看，货币资金外币中，除美元外，其他币种占比较小，而在应收账款中，日元、美元、欧元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与货币资金比应收账款面临的外汇风险较大，因此综合来说东航对其他外币汇率风险也应加以重视。

参考文献

[1]吴昌仁.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研究与应用[J].当代经济，2011（0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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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6日，中国主要发电设备生产商――东方电气中期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9.1亿元，同比增长8.93%，实现净利润10亿元，同比增长50.16%。

这家在汶川大地震中遭受巨大损失并被总书记称之“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企业，用“东气精神”成功实现了再造。在这三年的艰苦奋斗中，龚丹作为东方电气股份公司的总会计师兼董秘感慨颇深，也更加理解了资金管理的真谛。

通过对下属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东方电气提前还清了在整体上市过程中应该在五年内支付给大股东的60亿元资金；借助资本市场，为东方电气的产业结构扫平了资金障碍。凭借在宏观经济政策剧烈波动之下仍能保持平稳有序的财资管理，在2010年初中信银行举办的“中国第一届企业现金管理十佳评选”中被评为“现金管理十佳风云人物”。

逼出来的资金管理

1994年东方电气在香港上市，成为内地第一批在香港上市的公司。2007年东方电气A股实施“股改＋定向增发＋换股要约”的整体上市方案，通过东方电机、东方锅炉、东方汽轮三大主营业务整体上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电设备集团。这次整体上市也成为国内首例换股要约收购。

这个被称之为“小鱼吃大鱼”的经典整体上市案例却给龚丹带来了一定的难题。上市过程中，东方电气采用延期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要向集团公司定向增发3.67亿股、分五年向大股东支付现金60亿元。除去先期支付的10亿元，还需支付50亿元。

龚丹表示，虽然和集团公司确定了当时银行最低贷款利率为6.08%。但是即便如此，每年的利息也高达3亿元，五年的利息加起来就是15亿元！“上市后，公司货币资金仅有14.4亿元，还掉集团10亿元后仅剩4.4亿元。”龚丹坦诚当时的确处于捉襟见肘的状况。

就在龚丹为这笔资金大伤脑筋时，5.12汶川大地震再次重创东方电气。这次地震中东方电气子公司――东方汽轮机厂遭受巨大损失，直接资产损失达到16.6亿元。龚丹回忆时说，“2008年当年即决定重建工厂，预算花费资金50亿元。加之之前的50亿元的有期贷款，资金压力可想而知。”

但是对于东方电气来说，困难还远远未结束。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至国内，当时有23亿美元外汇项目的东方电气又面临一次打击。“能否挺过金融危机，每个人心里都是一个问号。”龚丹表示，虽然当时银行愿意给公司发放贷款，但是成本很高，回想起两年前的情况，龚丹有些自嘲的说，“我们当时就是一个负翁，到处都欠钱。”

节省15亿元！

迫在眉睫之时，东方电气集团董事长王计、总经理斯泽夫组织财务人员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公司的钱从哪里来？怎么加强现金管理，盘活存量资金，让资金得到更多优化？对于总会计师龚丹来说这是自己首当其冲的问题。

龚丹表示，当时自己围绕如何进行调整、解除资金断裂的风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第一，东方电气有哪些长处，又有哪些短处；第二，作为财务管理人员的目标是什么，应当树立怎样的财务理念？这种理念的核心是什么？第三，应该如何处理当前资金短缺问题？”

经过一番思索后龚丹认为，作为上市公司，东方电气要对社会和股东负责，因此要实现公司价值管理最大化，并以成本最低化，资产结构最优化，融资成本最小化来开始实施。

那又当如何实现价值最大化？对此龚丹认为，财务管理是管理的核心，而现金管理则是财务管理的中心。于是龚丹开始着手梳理公司财务。首先借助于集团财务公司平台，来实现股份公司资金的集中管理。

东方电气旗下拥有11个二级公司和分公司事业部，分布在全国各个地方，甚至是全球。除此之外，集团还有众多的三级子公司。由于这些子公司分布在不同地方，并且都是合理合法的法人单位，资金都没有归集，资金管理还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龚丹提出，要提高资金集中管理，提高内部资金整合，加强系统效应。

为此，龚丹与银行紧密合作推进公司资金整合。2008年东方电气与中、农、工、建、交五大商业银行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借助其平台进行资金集中管理。规定下属公司在指定时间内，在当日下午4点前对公司154个子账户全部清零，不允许子公司账户留有一分钱，并将这些资金全部划归到母公司账户。从而在母公司内部建立起一个现金池，发挥内部资源整合的作用。

龚丹事后感慨，每一个子公司都是几千人的大型公司，当时的资金集中管理难度非常大。不过令龚丹欣慰的是经过此番整合，把子公司以及三级子公司的149亿元现金集中管理，使得母公司资金充沛起来，提前偿还了剩余的原本五年还清的50亿元贷款，为广大股东节省了15亿元的利息成本。

借力资本市场

龚丹强调，资金集中管理仅仅是资金管理的第一步，接下来要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解决存量资产和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并在现有资金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合理的投放。

从2004年起，东方电气开始涉足风电领域，并随后推出相关产品；2007年在完成整体上市的同时，东方电气提出了火电、水电、核电、风电、燃气发电“五电并举”全方位发展模式；2008年虽然地震和金融危机让高速发展的东方电气放缓了节奏，但是也让其有时间考量另一个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新能源。东方电气当时预估新能源项目需要39.6亿元。

如何筹措资金？龚丹看好了整体上市后的资本市场平台。2008年11月，在近期上市公司公开增发频频遇冷的背景下，东方电气于2008年11月进行的6500万股A股的公开增发却受到了以基金为主力的机构投资者的大力追捧，获得3倍超额认购，吸引了39家机构投资者参与了此次增发。此次增发融资金额达13亿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司中长期的资金压力。

龚丹介绍，汶川大地震后，证监会特此开辟“绿色通道”，对灾区企业实行优先审批、优先路演、优先发行、优先挂牌交易以支持灾后重建。东方电气也是受益于“绿色通道”得以快速融资的。

在资金的支持下，东方电气新能源业务迅速发展。截至2009年上半年，在东方电气的订单结构中，风电订单为156亿元，同比增长80%，所占总订单比例为12%，排在火电、核电之后，略高于水电。

持续的发展需要持续的投入，同时东方汽轮机的灾后重建也需要50亿元的资金支持，于是东方电气决定继续借助“绿色通道”。2009年11月，东方电气向控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在内的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实施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45亿股，募集资金达到50亿元。

在解决了资金问题后，龚丹又将目标瞄准了内部存量资产管理。应对应收账款，龚丹要求子公司成立专门的应收账款队伍，成立“人盯人项目”并与业绩挂钩，从而保证应收账款及时回收；面对公司存货，龚丹定下目标加快发货，及时收款。同时在成本方面，财务进行时时调节，降本增效，达到成本最优化。龚丹介绍说，“尽管这几年同行业毛利率都在下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东方电气的毛利率却增长很快，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比去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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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西方社会演进路径不同，管理范式大相径庭。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形成和运用于帝王对国家的管理，近代以来的西方管理主要形成于对企业的管理。管理的核心问题，是管理主体运用管理手段作用于管理客体的过程，是对人和人性的认识问题。

关键词：管理范式；人性；道德；价值

中图分类号：D82-061；F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1-0037-03

自从管理学产生之后，效率问题就成为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如何提高效率？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们认为，效率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问题，取决于对人和人性的认识。这是因为，管理活动是管理主体运用管理手段作用于管理客体的过程。个人作为社会的细胞，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某些目标，个人需求的多样性和才能的有限性使得社会组织应运而生。然而，正如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提出的观点，假定一个组织或一个集团的成员拥有共同利益，他们显然也会拥有不同于组织或集团中其他人的纯粹的个人利益。就是说，为了增进集团的共同利益而建立组织，但驱使组织成员行动的又多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组织的共同利益。于是，管理的核心问题便转变为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如何协调的问题，内化为对人和人性的认识问题。

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出现过“经济人”、“社会人”、“组织人”等不同假设，但在对人性的认识上，最具代表性的应推X理论和Y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中认为，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不在于寻求某个出众的非凡人物，而在于建立管理的法则和规章。尽管这些法规和规章的执行都离不开人，但是前者显然比后者更为重要。“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的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1]。泰罗的研究侧重于生产作业，以机器为中心，把人视为机器的附属物。因此，泰罗制的广泛运用往往导致企业管理者忽视人的尊严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尽管泰罗的管理方法的确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由于他对人性理解的片面性以及立足于通过增加被管理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产量，因此遭到工人的敌视。

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理论家麦格雷戈在研究企业管理时发现，企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很多是由于管理者对工人的片面认识造成的。他在1960年出版的《企业中的人性因素》中指出：人的本性是决定管理者行为的重要因素，并把人性假设划分为截然相反的两大类：X、Y理论。X理论认为，工人劳动效率不高是其“愚蠢、懒惰、不负责任等造成的”，一般人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厌恶和逃避工作。

麦格雷戈对人性的研究与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论有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马斯洛把人的需要依次分解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和归属需要、受人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一般说来，需要的等级越低，越容易得到满足，需要的等级越高，越不容易得到满足。较低等级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去追求较高一级的需要。受这一思想的影响，麦格雷戈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人性假设理论，提出人的自我实现的Y理论，认为人不是被动的，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只要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他就会努力工作以达到确定的目标。外来的控制与惩罚并不是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的唯一方法，甚至可以认为不是最好的方式。人们对工作的喜欢取决于他们对工作带来的满足或对惩罚的理解。麦格雷戈认为，X理论使得对人的管理完全依靠于外力的控制，而Y理论却主要依靠自我约束和自我指导。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究竟是把雇员当做孩子还是成人。

西方的人性假说客观上为管理科学提供了生动的例证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公共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常常会比其他人更强烈地感觉到某些价值冲突带来的困惑。美国德克萨斯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中心主任蒙哥马利・范瓦特认为有五种主要的价值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它们包括：个人价值、职业价值、组织价值、合法价值和公共利益价值。特里・库珀等学者则把道德看作是公共管理从事活动的动机因素，认为如果在政府机构中没有具有正义感的个人，政府行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而当问题的关键是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时，正义应如何运用？个人价值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决策起作用？如何处理个人价值、职业价值、公共利益等价值之间的关系，仍是今天公共管理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无独有偶。其实，类似于X、Y理论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性善论”和“性恶论”。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生而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性的本质特征被儒家概括为“仁、义、礼、智、信”。仁是一种无比宽广能包容一切的情感境界，义则是由道德决定的掌握事物内在法则与必然性的科学的理性。孟子强调内仁外义，义不是外在的力量，不是心外之物，而是从羞恶之心中培养出来的一种内在德性。在孟子看来，爱父母是仁，敬老是义，义是更具有他人导向的德，是从亲情走向社会关系，更具有社会内容，类似于现代语境中的“社会正义”，但又不是西方哲学意境本体论的“正义”，而是天下人共同向往的普遍道德或普适性美德。礼则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冯友兰先生认为，礼不仅约束个人行为，而且约束各国的行为。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中国人古代传今的“国际法”或国际准则就是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礼”。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中国是以礼仪为中心的辐射形外交秩序：对外关系上除了礼部管辖外，还有以不同管理对象而设立的不同手段和部门（清末设立管理西洋各国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2]所以,儒家倡行“仁政”、“王道”，反对“霸道”。

与此相反，荀子以人的物质欲望来解释人性，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生来就“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韩非子进一步驳斥了儒家所主张达到的仁爱，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不加掩饰的利害关系，而无什么道德、友谊和爱情，只有严刑重罚才能使百姓老实听话。“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攻致赏，向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3]。可见，不同的人性观导致了不同的管理范式。

中国古代的治国思想，总体上是以德治为主的人治模式。刘泽华先生指认，先秦诸子思想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是两点：人性学说和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两者互为补充，互为表里，构成内核，其他方面是这内核的皮肉。除了庄子的人性自然说和出世思想外，其他各派研究人的目的都不是寻求人的个性解放，而是向统治者进献统治人民之策，或通过教育人去容忍这种统治。虽有温情之词，有同情怜悯和对暴政的批判，但都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儒家治理国家时，偏重于人的作用，认为君主只要选择好官吏，安抚好民众，即任贤爱民，实行仁政，就能治理好国家。它把政治主体自身的人性培养与仁义道德境界的提高放在一切政治过程的首位。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体现出的最鲜明的特征，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首先是一个“格物、致知、正义修身”的问题。“仁”、“义”是正心修身的标准，崇民本、重民生是治国之策，和谐有序乃“治国”、“齐家”之大礼，大一统（汤一介先生称之为：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则是“平天下”的最高追求所在。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政治主体力争成为明君良相（士），以教化国民。也就是说，政治主体在行为过程中把自己修养成的人性（格）向外推，变成具体的政策和政治行为而施行，这就是儒家语境中的“推己及人”。因此，政治合法性不像西方那样来自程序或过程的正当性，而是来自管理者的行为是否符合人性，是否符合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所以，“无道昏君”是应该被的。儒家“德治”是通过内在的价值构建，在实现个体自律基础上，实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互动，这种“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德治，是由个体到整体、由治心到治国的过程。

法家推崇法治，主张用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管理好国家。但中国的法治不是近现代西方偏重法律制度或实行程序的正当性建设，而是采用重刑罚的施政方式。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法是人制定的，也需要人来执行，有人治而后才能有法治。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主要是以皇权为中心，以行政权为主体，由行政权统摄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管理模式。商鞅把法比喻成行远路的牛马和渡江河的船只，认为法是治国必不可少的工具。秦朝建立了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自上而下高度统一的法治系统，奠定了中国的法治模式。但由于秦朝过分相信法治力量而否定德治功能，国家的治乱兴衰维系于一人或以皇帝为首的各级官吏，结果不能长治久安。秦汉以后，法家作为学派消失了，但重视法的作用的思想却流传下来。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老子劝告统治者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应该顺应时势和民心，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老庄哲学主张给予个体精神和生活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要干预和破坏事物发展的自然状态；在政治上主张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给予人民相对宽松的生息空间。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无为而治的结果。

中国古代的人治管理，是以德治为主又兼有法治和无为而治的系统管理。这一系统从汉代开始逐渐走向成熟，不仅政治体系具有自主性，而且建立了一套在稳定的价值理念基础上的文化管理系统。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认为，儒家作为“帝国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一切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儒家伦理既是确定精英地位资格的标准，又可用来控制官员的行为。它被用来论证政治统治、确定国家的目标、提出精英的共同价值观、调和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坚持从人道主义上赢得政治权威并通过捍卫道德学说来表现这种权威，是帝国运作的一个根本方法，它使中国传统政治寄希望于好人而不是规则和制度。[4]这种过分强调文化作用的治国之策尽管受到现代人的质疑，但对知识经济管理和现代国家仍具有借鉴意义。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中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管理模式，在今天仍是有效的方法。

不同的人性论都有其合理性。但无论是西方麦格雷戈的理论，还是中国的性善、性恶论，对人性的认识都未能达到科学的水平。马克思早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这就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人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的“假设”。人性的不同表现对管理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选择管理方法必须考虑不同时代条件下人性的不同表现，而不能简单照搬某种人性“假设”。

参考文献：

［1］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68.

［2］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0-37.

［3］沈玉成，郭咏志.韩非子选译［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