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例(3篇)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关键词:区域合作;辽宁沿海经济带;科技人才;对策研究
辽宁沿海经济带处于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亚经济圈的枢纽地带,也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区域,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对于国内和国际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区域价值。《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的全面实施,对我省意义重大,将进一步增强辽宁的总体经济实力,加快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进一步促进辽宁沿海地区与环渤海地区相互融合,加快我省与全国沿海地区共同发展,进而融入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局;进一步提升辽宁的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老工业基地发展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增强我省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然而,要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必须建立适应沿海地区发展的“人才通道”。数量充足、质量配套的各类人才智力支撑,将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辽宁沿海经济带科技人才开发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中高端技术人才比较缺乏。
目前,沿海经济带急需的中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先进装备制造业、港航物流业、电子信息与软件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城市建设与管理业等五大产业十几类专业,而规划、法律、外经外贸等领域可用人才则不多。
2、高技能人才比较缺乏。
通过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技能人才调查: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工仅占10%,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80%,大部分没有受过技能培训。这也是制约沿海区域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3、优秀的党政管理人才也比较缺乏。
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实干精神。据反映,当前有的沿海区域干部仍存在凭热情谈发展抓工作的现象。个别区域的干部甚至仍在抓自己不熟悉也熟悉不了的工作。
二、辽宁沿海经济带科技人才短缺的原因分析
1、供求矛盾比较突出。
随着我省沿海经济带开发的深入和政策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大项目在滨海新区、沿海产业基地开工兴建,各类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所在地区不仅不能满足其对人才的数量需求,更满足不了其对人才的质量要求。市场化、国际化的经营管理人才,高新专业技术人才,技能化的操作人才更是奇缺,供求矛盾比较突出。
2、人才环境尚需改善。
我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时间不长,这些地区过去大都是边海荒滩,住的大都是农村渔民,其工作生活条件、交通医疗条件、教育文化条件等暂时都比较差,一时难以对国内外的人才形成很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3、体制机制仍不适应。
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是在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基础上的发展,尤其是沿海开发新区,需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领导管理体制和人才工作机制。而我省现行的人才管理体制、工作机制、思想观念等,还不能适应沿海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创新人才工作的思维方式、管理体制、政策机制,势在必行。
三、辽宁沿海经济带科技人才开发对策研究
(一)大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构建沿海经济带区域人才高地
1、实施高端人才引进工程。引导和鼓励沿海经济带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重点项目为依托,大力吸引和集聚高端人才,促进人才引进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创新型、团队型转变。以辽宁省“十百千高端人才引进工程”为载体,积极引进在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具有世界领先水平、能带领国际水准研发团队的领军人才和技术水平先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开发能力强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和高层次研发人才。
2、启动紧缺型高技能人才引进计划。鼓励沿海经济带企业面向国内外多渠道、多形式引进急需高技能人才。《辽宁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八城市2008年度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指出辽宁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八城市14个重点产业需求的79类专业人才。目前,八城市需求量较大的主要是5大产业16类专业人才,即先进装备制造业中的机械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船舶制造、铸造和电气等类专业人才;港航物流业中的船舶驾驶、物流和港口机械等类专业人才;电子信息与软件服务业中的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等类专业人才;现代服务业中的财会、市场营销、管理和外语等类专业人才;城市建设与管理业中的建筑和水暖通等类专业人才。各地区、各单位要充分发挥《目录》在人才资源开发中的导向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等方面的工作,鼓励和支持各类人才向沿海经济带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流动,突出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各类人才和用人单位实现有效对接,积极为辽宁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提供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
(二)大力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打造高素质党政干部队伍和优秀企业家队伍
以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为重点,开展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依托中央党校和国家干部培训基地及省内各级党校、干校、高校干部培训基地,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训;实施高层次优秀企业家培养工程,在沿海经济带重点骨干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按照职业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标准培训。通过理论培训、专业学习、外出考察和实践锻炼等方式进行重点培养,提高他们领导科学和管理等方面能力。
(三)加强人才和劳动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对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1、构建政策贯通、资源共享的人才和劳动力资源市场。以中国大连高新技术人才市场、中国国际人才市场大连分市场两个部级人才市场为龙头,整合区域人才市场资源,并尽快与沈阳经济区(辽宁中部城市群)人才市场衔接,形成统一开放、互联互通的全省人才市场。通过实行就业、失业“一证通”等方式,抓紧建立全省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原则,积极推进政府部门所属人才和劳动力服务机构的体制改革,加快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逐步建立资源共享、服务贯通、政策衔接的统一人力资源市场。
2、建立健全促进人才资源有效开发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竞争机制在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辽宁沿海经济带联动的人才结构动态变化监测及预警机制,完善区域内跨地域人才宏观调控体系,科学引导和配置人才资源。健全人才市场管理办法,完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民营人才中介机构的发展。允许在沿海经济带任何一地注册并经年检的人才中介机构,跨地域开展合法的中介业务活动。促进沿海经济带人力资源市场与科技、资本、信息等资源市场相互衔接,实现要素资源市场的横向互动与共同发展。(沈阳工程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内容摘要:东部沿海制造业产业面临结构优化的压力,向中西部转移成为必然趋势,其转移的模式主要有成本导向型、市场开拓型、多元化经营型、竞争跟进型、供应链衔接型、政策导向型等;预见并正确处理产业转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提出以市场为导向,东部沿海地区要转变产业发展的考核指标体系,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要科学规划,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产业转移制造业产业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利用率先开放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抓住发达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发展了大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制造业,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而且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东部地区资本相对饱和,本地市场已难以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加之土地、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产业升级压力增大、企业商务成本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成为必然。从产业分工的视角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越过初级工业化(轻纺工业化)阶段,开始迈入高级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阶段,需要完成从规模扩张向结构提升的转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一些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日趋明显。
东部沿海制造业产业转移的特点
(一)以向有一定配套能力的地区转移为主
在我国沿海地区,传统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规模较大、配套齐全的产业集群,而产业集聚效应使得在产业链上的有限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快速方便,对企业生产环节的配套支持、成本的降低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中西部那些能为沿海地区转出产业提供良好协作配套能力的地区,成为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如山东如意集团收购原重庆海康纺织集团,并计划投入超过40亿元人民币的巨资在重庆万州区建设100万锭紧密纺生产基地,广东顺德的五家纺织服装企业签约进驻安徽阜阳“中国中部纺织工业城”,都是基于当地有一定的纺织产业配套能力。
(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主
据统计,目前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的产业多集中在纺织、服装、电子元器件、玩具、陶瓷、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与经济高速发展,劳动力、土地、能源与原材料等要素成本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多数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边际收益下降,产业生存发展的压力逐渐增大。如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在广东就算开出2000元/月的工资也很难招到工人,但在安徽阜阳,劳动力比较充裕而且付出人均800元/月的工资即可;在土地费用方面,在阜阳的“中国中部纺织工业城”内每亩土地只要2万元左右,在沿海地区的温州每亩土地却高达150~200万元。因此,降低要素成本成为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主要动力。
(三)是受制于资源与环境约束的被动转移
经过近30多年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进程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由于发展初期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使资源消耗过度,地表水体、空气等普遍受到严重污染,上海、苏州、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已面临突出的水质型缺水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沿海地区不得不考虑将一些受制于资源与环境约束的产业转移出去,而一些中西部落后地区对自身环境容量认识不清,对污染后果认识不足,部分地区甚至有意识地以“环保洼地”作为招商引资的卖点,使这些产业得以顺利转移。据媒体报道,截至2007年10月底,无锡市已关停582家化工企业、31家“五小”和“三高”企业。其中,228家违法违规企业被依法强制关闭,其余的也都是工艺落后、污染大、安全保障差的企业。但这些被关停企业却意外成为外地招商引资的“香饽饽”。来自东北、四川、江西等地的招商团队,日夜驻扎在太湖边,招揽被关停企业。一些乡镇和工业园区甚至给出“零地价”的承诺。
东部沿海制造业产业转移面临的问题
(一)中西部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差制约了产业转移的推进
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很多产业部门还未得到有效发展,产业配套能力严重不足,从而限制了沿海产业的转移。衡量一个地区产业配套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产业集群度。据《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2007―2008)》,从数量上看,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培育期。若以当前在我国产业集群中占重要比重的制造业为衡量依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数量比例约为79:12:9,可见,东部地区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从规模上看,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群规模也远大于西部地区,这些集群企业的产品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一般在20%~30%,高者占50%以上。而西部欠发达地区已形成的产业集群大部分还处在初级阶段,规模偏小。由于缺乏配套能力,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产业转移不成功而发生逆转的尴尬局面。
(二)物流成本高成为制约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瓶颈
有学者研究表明,沿海迁往内地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物流成本占总成本不足5%时,才能通过其他要素成本的降低加以弥补。而一旦大于这个比例,则增加的物流成本会抵消其他要素成本低的优势,从而影响企业向内地挺进。中西部省区虽然具备土地供给和土地价格、厂房和租金价格、劳动力供给及原材料、能源四方面优势,但作为加工贸易生产链上重要环节的物流服务却是制约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瓶颈和软肋。在中西部一些地区,高昂的物流成本不仅抵消甚至远高出节省的劳动力成本。如成都到上海的物流成本,竟然与上海到美国西海岸等同,一个标准集装箱从上海运到菲律宾仅需30美元,而从成都通过公路运到上海需要1000美元。
(三)沿海的省内产业转移政策不利于国内产业转移的最优化
目前,沿海许多省份担心“肥水流入外人田”,以防止形成转移地的“产业空洞化”为由,阻止本省产业外迁,其后果可能不但不利于这些企业发展,还会影响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破坏全国性产业布局优化。因为中西部也有一些发达地区,它们比起沿海的一些山区地市而言有很多优势,应是沿海一些企业外迁的首选地。首先,这些地方省市都将发展经济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思路大胆,有许多敢为天下先的做法,而且基础配套财政投入非常大。其次,这些地区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如,西安、武汉等省会城市,交通发达,不但可向周边辐射,还便于全国市场的布局。另外,这些城市高校云集,人才储备充足。因此,沿海地区与其边守边退,不如一步到位,为承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打下坚实基础,转移出相对落后的产业,换来具有未来竞争力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位置。
促进东部沿海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建议
(一)营造有利于产业转移的经济环境,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要转变政府决策层的认识。目前东部沿海地方政府都已经认识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然而如何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则认识不到位。大多数还是沿用传统的思路,即如何增加投资、扩大规模和多上项目,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数量扩张式。对于产业退出和产业转移问题研究不多和重视不够。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都把吸引外资作为经济发展重点和政绩表现来看待,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短期内不会彻底放弃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仍将其作为支柱产业。然而产业转移毕竟是一种经济发展内在现象,地方政府必须从劳动地域分工和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思路和竞争战略出发,从提高竞争力出发,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在产业发展上,沿海地方各级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扶持新兴产业,壮大主导产业,移入具有地方比较优势的产业,移出已不适应本地发展的产业,为产业升级创造有利的条件。
其次,改革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制定科学的地方领导绩效评价体系。在中国,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就业率等指标是考核地方领导干部工作成绩的重要内容,这些经济指标的优劣直接影响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和升迁速度。在制定经济发展考核指标方面,应针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制定不同指标考核体系,分为工业化前期、中期、后期不同的标准,前期侧重于经济增长数量和速度,中期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同等重要,后期侧重于经济增长的质量。东部沿海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因此,对这一地区领导考核应侧重于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为提高本地经济增长质量,地方领导自然会把已经丧失优势的产业进行转移,腾出空间以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三是制定配套的政策和法律。制定有利于促进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资源合理配置的产业结构政策和法律,以及促使产业内部组织结构合理化的产业组织政策和法律。运用法律手段,鼓励跨地区的企业兼并、重组、联合等,一方面实现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让存量资产得到优化配置,闲置资产得到有效利用;另一面有利于提升当地的产业配套能力,提高企业规模经济,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使转移的产业不仅在当地拥有立足之地,而且可以在激烈竞争中继续发展壮大。积极实施关闭、破产等法律法规,形成落后生产力的退出渠道,降低传统产业的退出成本。
(二)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采取有选择、有重点地接受沿海产业转移的策略。要按照是否符合需求结构变化;是否符合产业高级化趋势;是否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是否符合产业发展阶段,承接东部沿海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必须在弄清各地区产业发展的现实格局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选择性的、有重点地吸引沿海转移的产业。在承接高耗能、占地多、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时,既要考虑保护环境、珍惜耕地;又要使承接的产业与当地资源、产业环境相配套,实现本地化发展,促进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三)形成以市场导向为基础,政府积极引导的产业转移调节机制
沿海的产业转移是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产业转移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体现企业的主体地位。即使在“政府调控”下的产业转移,仍然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跨地区的协作、兼并、技术转移与生产环节的分工是产业转移的多种实现形式,只有企业真正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行动起来,把握产业转移中巨大的商机并及时行动,产业转移才能有效实现。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组织、指导、协调、服务作用。特别要做好信息和中介的服务,由于企业在掌握信息方面的不足,导致其产品市场和项目投资方面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而政府应加快实施政府上网工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产业信息指导;由政府向企业提供中介服务,则可以减少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使要素在整个产业间的流动更为迅速和有效,从而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转移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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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学华.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形势研判与对策思考[J].统计与决策,2008(9)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篇3
关键词:富士康;内迁事件;积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0006901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经济的地域特征。其实这个问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地理上分为三个阶梯,而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可以分为三个阶层。东南沿海地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对外开放比较早,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次,中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西部地区较为优越,人口相对集中,农业基础扎实,经济发展平稳,相比东南沿海有明显差距;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较差,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受到客观条件限制,开发难度较大,经济发展比较滞后。近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为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缩小地区贫富差距,提高我国综合实力,先后提出了“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
我国中西部地区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完成实质性的跨越,我觉得以新加坡为首的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模式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腾飞过程是值得借鉴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又一次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新兴的第三产业开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较大比重,与此同时,劳动密集产业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很好的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吸引了世界大批资金,建设了大量的工厂,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到现在为止经济发展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回过来看,近些年来我国一直被喻为“世界工厂”,虽然赚取了一些加工费,但其中的辛酸也是不言而喻的――贴牌生产,大部分的利润进入了跨国公司口袋;自主品牌被认为没有科技含量,没有品牌优势而又无法取得较高利润,仅仅维持成本而已。但是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的东南沿海地区依然取得卓越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富足安康,科技教育飞速发展,人力资源十分丰富。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东部地区如果继续沿着“劳动密集型”的老步调继续走下去的话,未来的发展必然会遇到瓶颈。所以,东部地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已迫在眉睫。
而恰恰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之上,“十几连跳”事件的发生以及“连跳”后续的一些故事把富士康推到了舆论的前沿,这里我想把这些故事喻为“萨拉热窝事件”,因为它具有导火索的意义。“十几连跳”固然不是什么好事,它理应得到舆论的谴责和人们的批判,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不同地区有着消极或者积极的影响,无论它的出发点是好与坏,但其中的正面意义我觉得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加薪事件。由于富士康是一个庞大的代产帝国,产业工人数以百万计,它在企业内部的加薪表面上是他自己事情,但它所具备的外部影响就是“蝴蝶效应”。富士康的加薪带动了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加薪,甚至出现了个别厂家的员工罢工行为,以至于后期发展成很多小企业工人纷纷辞职或企业招不到工人面临破产的现象。
内迁事件。富士康的内迁使河南、四川等省的劳务输出转为“内销”,恋家的中国人更愿意在自己家门口工作,既能照顾家里同时每年还省了不少长途跋涉的盘缠。这样也使得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民工荒。同时,厂址的转移必然引起的税收的转移,给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东南沿海出现的大规模的加薪潮、民工荒,其中一些小作坊、小企业必然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惨遭淘汰。那我们为何不把这个过程看成一个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让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像当年西方国家建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那样,去寻找更适合它的土壤。还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的中西部地区不但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更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转移过程中我们不用去远渡重洋苦苦寻觅,只需由一个省转向另一个省,中间没有语言的差异,没有生活习惯的隔阂,没有政策的变化,有的依然是像改革开放初期对投资的渴求,对新工厂的期盼。
大量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内迁,不但可以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还解决了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工作的问题,同时避免了一些省份因大量劳务输出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千里迢迢的舟车劳顿、铁路资源缺失的压力、留守老人儿童的看管、东南沿海大城市人口过量聚集等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中西部地区也将有机会像过去二三十年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那样再现“中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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