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方法范例(3篇)
伦理学研究方法范文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表现为研究性评述与典籍译介并重的阶段。有些研究,如万俊人先生的现代西方伦理学说史的研究已经表现出在方法论上对一种“道德哲学”问题意识或以“道德哲学史”论述当代伦理学说史的自觉探索的勇气与实力,是国内学者以一种独立的学术态度评介现代西方伦理学说史的开始。而对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以田海平《西方伦理精神》和杨君武《第三条道路:西方伦理学之演进》为代表的专著,表现出一种由哲学的伦理学即道德哲学之视野重写西方伦理思想史的新进展。第三阶段:道德哲学史论题集萃和西方道德哲学研究专论群星闪烁的阶段。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五六年来,国内学者的西方伦理学研究表现出“诸神之争”的时代特色。尽管有研究取向、方法和偏好上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多数学者强调西方伦理学研究的哲学气质和哲学品味,亦即一个隐隐而动的趋势开始显现,他们大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非常强调从道德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西方伦理学说。如廖申白先生对古希腊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研究,特别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伦理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借鉴了当代英语学术界自上世纪由伊丽莎白•安斯库姆(G.E.M.Anscombe)发端的复兴德性伦理学运动的研究方法,即在一种“古今互视”中处理古代伦理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万俊人先生的《现代性的伦理话语》,《寻求普世伦理》等专著,以及他的众多关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文和政治道德哲学的论文,实际上已经在现代西方伦理学说的研究中突出强调哲学方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一些评介性的研究,如龚群教授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研究,何怀宏教授对契约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底线伦理之探索,邓安庆对当代德国道德哲学的某些人物和学派的评介,冯俊的《当代法国伦理思想》,龚群的《现代伦理学》,杨明、张晓东等人合著的《现代西方伦理思潮》,向玉乔的《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李义天的《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等等,已经表现出一种群星闪烁的研究态势。国外“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服从于不同传统和不同思想取向或价值取向的学者对其学理依据的历史建构、传统评估和学术自我之理解。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对其道德哲学史和当代道德哲学学说的整理与梳理工作,更多地是出于其思想学说之自我理解和自我诠释之需要。因而,大体上有两种类型的“道德哲学史”:其一,是“哲学史家”(包括专门史和通史)从事的“道德哲学史”。如J.B.Schneewind[1]的道德哲学史研究代表了这一倾向,他指证:在英语学术圈,哲学史或道德哲学史通常不被看作是解决哲学问题或者道德哲学问题的一种主要工具。因此,W.D.Ross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翻译和研究与他自己对道德哲学的理解无关。其二,是“哲学家”(其中有不少杰出的道德哲学家)从事的“道德哲学史”。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麦金太尔和罗尔斯。麦金太尔的《伦理学简史》,《追寻德性》,《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论述了古希腊道德哲学和近现代道德哲学,展现了一条回归德性伦理传统的道德哲学探索,他认为:道德哲学史必须被理解为人们进行道德哲学论辩并由此思及我们所属之社群以寻求社会生活境遇之改善的必不可少的路径。同样,在规范伦理方面,罗尔斯的《正义论》和《道德哲学史演讲录》,承继规范伦理的传统,批评考察了自英国功利主义和康德先验伦理学以来的规范伦理理路。大致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问题意识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其伦理学说史或者道德哲学史的研究做得最有特色,但同时也招致更大之争议的,通常是大哲学家所撰写的道德哲学史。如麦金太尔的《伦理学简史》,包尔生的《伦理学体系》,纳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阿多诺(TheodorW.Ador-no)的《道德哲学问题》(Problemsofmoralphilosophy)等。当然也有一些哲学史家对重要哲学家的道德哲学思想的研究,如PaulGuyer,AllenW.Wood等[2-3]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这些研究皆有异常明显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有一些重要的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如拉斐尔的《道德哲学》,弗格森的《道德哲学原理》,虽然是关于道德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但他们的问题之发生皆由道德哲学史而来。
国外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一些问题式和专题式的研究,通常表现为由如下若干问题或专题所进行的有着明确问题意识的道德哲学史研究:(1)德性问题(Virtues):由一批当代德性伦理学家从复兴德性伦理学的问题意识出发,对西方道德哲学史进行重述;内容涉及伦理与运气、道德与幸福、德性与实践智慧、习性与教养、善与繁荣等方面的问题史的梳理与研究。(2)信仰问题(Faith):主要由基督教伦理学家从基督教道德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从事的道德哲学史研究。(3)启蒙问题(MoralityofEnlightenment):由当代政治哲学讨论所产生的由重新理解启蒙道德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进行的现代道德哲学史研究。(4)道德意识问题(Moralconsciousness):由现象学运动在道德哲学方法上的探索,所开启的从道德意识的角度进行的道德哲学史探讨。如马克思•舍勒的《价值的颠覆》、《爱的秩序》、《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等著作中所涉及的相关道德哲学史内容。(5)伦理精神问题(EthicalMind):由对黑格尔道德哲学的当代诠释所展开的基本道德自由和伦理承认的紧张关系而开启的相关道德哲学史研究,例如霍耐特的道德哲学研究。(6)道德基础问题(Moralreason):从一种道德理性视角对道义论和功利论之争的道德哲学史进行的研究。(7)社会正义问题(SocialJustice):以正义为核心范畴进行的道德哲学史讨论,如麦金太尔的论著。以启蒙问题所激发的道德哲学史的研究为例,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启蒙哲学》,1932)从科学、宗教、历史、社会和美学等诸多方面分析了启蒙时代的精神,开启了对启蒙思想的哲学的整体研究的先河。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1932)则以历史学家的眼光,从思维方式和世界模式等角度细致描绘了启蒙时代“舆论的气候”,分析了启蒙式的道德化史学,揭示了启蒙时代人间天堂的信条。自此以后,西方学术从哲学史、思想史、历史学的方面对启蒙道德哲学做了多维度,既有个案的,也有整体的研究,这些研究与麦金太尔对启蒙道德哲学所持的消解和否定的立场不同,它们大多是以肯定性的启蒙现代性价值为主导和主题论调,代表了西方主流价值观对启蒙道德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自我理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欧文三卷本的《伦理学的发展: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的第二卷《从苏阿列兹到卢梭》,该卷从晚期经院哲学讲起,围绕着自然法的观念的演进与转化,全景展现了横贯几个世纪的西方近代启蒙道德哲学的起源、进展和深化。其二,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对道德哲学史的研究,最大的长处是其方法论意识之自觉。如德性伦理学家纳斯鲍姆、麦金太尔、桑德尔、沃尔策、威廉斯等人,在其专门的道德哲学史著作或者代表性的道德哲学论著中都主张一种历史主义或社群主义的研究方法;而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史讲义和诺齐克的《反省的生活》等论著,柏林《自由论》《浪漫主义的根源》等著作,则是从一种自由主义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看待西方道德哲学史。这方面尤以契约主义、功利主义、道义论、实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元伦理学)、精神分析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当代哲学方法影响重大,这些当代思想谱系对道德哲学史论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中出现的道德哲学论域,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的自身分析与自我理解产生的影响尤其明显。其三,研究主题国外学者由于是从清算其思想文化之根源的意义上撰写道德哲学史,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上往往带有明显的主观故意,从而走向抽象和片面,即通常他们总是突出与自己偏好相近的学派与哲学家的道德探究,这构成了其研究主题的个性特征。如牛津道德哲学家通常喜好研究的主题是边泌和密尔的功利主义,也乐于反复诠释休谟、洛克等英国哲学家的道德哲学思想或者从元伦理学的立场出发撰写道德哲学史,其所突出的主题是“理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等研究主题。另外一些道德哲学家往往侧重政治分析或者经济分析,他们撰写的道德哲学史便重视政治史、经济史、环境史、文化史之关联。如我们看一下米歇尔•福柯的著作,虽然他不从事道德哲学史之专论,但其中包含着我们看待西方文明道德自我意识之历史的异常重要的探究形式,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三国内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非常厚实的学术支援和学理资源。有很多专门研究甚至比西方学者还要精深。从中国学者处理西方道德哲学必然遭遇到的“历史文化语境”问题看,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可归结为三条道路:其一,强调伦理话语的中西对话与沟通,走的是比较与互镜的道路。如万俊人先生对现代西方诸流派的道德哲学理论的评析、批判与学说史梳理,廖申白先生从“中西对看”的视野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姚新中先生从“儒耶互镜”的视野对基督教道德哲学的研究,等等,都属于这一比较互镜的研究路径。其二,强调“中体西用”和“生态把握”,走的是用中国智慧去消化西方道德哲学资源的道路。如樊浩对黑格尔道德哲学的诠释,其贯注的道德哲学或道德哲学史的问题意识是要通过用黑格尔道德哲学资源进行一种中国现代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学术谋划和学术史建构,为中国社会的伦理精神之价值生态寻找出路。杨国荣先生虽然没有专门的关于西方道德哲学史方面的研究,但他用中国智慧去消化西方道德哲学资源的意图亦比较明显。其三,强调“西体中用”,走的是用西方道德哲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道德难题。以这样一种史识来研究与西方道德哲学史相关的问题,就使得研究者带有明显的学术理论之引介(或引入)的“故意”。如甘绍平先生立足于德语学术界的道德哲学资源,倡导对当代人权伦理学的道德哲学史的借鉴与引介,姚大志先生立足于当代英美学术界的道德哲学资源,强调对政治哲学中正义问题的借鉴与研究。实际上,“西体中用”并非是一个合适的概括,它只是表现出一种倾向,并无标识性的观点与理论。我们把它列为一种路径,是因为此类研究在西学或西方思想史的研究范例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国内学者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相关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属于中国学者所特有的问题意识,即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确立何种关于“道德哲学史”的“史识”或问题意识,并以此种问题意识去诠解西方道德哲学史。但是,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两个大的缺憾:其一,尚无对“西方道德哲学通史”进行系统专门研究的成果。国内有不少西方伦理思想史方面的教材,也积累了一些颇为重要的与希腊德性伦理学、基督教道德哲学、西方现代道德哲学和后启蒙时代的道德哲学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从现有国内研究状况上看,专注于个别人物和个别问题的研究比较多,整体性的、断代史、问题史或概念史的研究还比较少;侧重于伦理学学科意识和知识体系的“伦理思想史”或“伦理学说史”一类的研究并不稀缺,但缺少以一种哲学方式进行的“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的贯通式的研究。由于专门研究或专题性的研究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为进一步从事整体性的研究和“通史”式的研究准备了条件。其二,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反省与检讨,三大路径的研究各有所长也各有局限。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表现出“中西互镜”、“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三种基本倾向。值得肯定的是,这些研究方法上的探索表现出融通中西、古今的学术气质,殊为难能可贵。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三种路径的探索,都是以抓住西方道德哲学史和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某个片断进行阐发或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因而具有某种片面性。当然,具有哲学气质或者以哲学家的方式从事的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总是会在一种哲学式的“取舍”中绽现立场或态度,不可避免此类片面性。而从我们所关注的“西方道德哲学通史”之课题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而论,则必须在反省或检讨现有研究进路之基础上,力图以“古今中西”之相通、“哲学与道德哲学”之相通、“哲学家的道德哲学与其历史文化语境”之相通三个方面来提振从事“西方道德哲学之通史”的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在道德哲学史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上的明晰与自觉是出于他们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如何评估其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之需要,目的是为着进入他们自己的普遍主义伦理战略张目。西方学者的某些厚重的道德哲学史研究有非常鲜明的学术自我。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但不可以照抄照搬地拿来就用。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承认,西方学者的道德哲学史论述由于其本身就是西方道德哲学之创建的参与形式,因而往往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和理论冲击力。
国外学者的研究只能是供中国伦理学家了解西方道德哲学之发展的一个背景支援,它对我们中国学者梳理西方道德哲学史和当代道德哲学的发展及其与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之关联的意义当然不容低估,但是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对我们而言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其一,他们的研究仍然或多或少带着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如C.E.M.Joad,LutherBinkley,G.J.Warnock,等学者的道德哲学史相关著作,在研究立场和话语布展上坚守着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缺少异文化语境的互镜与对勘。其二,其研究有着太多的主观偏好的成分,容易演变成某种价值观的宣示。如:亨利•西季威克(HenrySidqwick)的《伦理学史纲》和麦金太尔(Maclntyre,Alasdair)的《伦理学简史》,实际上是把道德哲学史写成了他们自己的道德哲学。其三,在研究方法和文献选择上,或多或少存在着时代的、文化的或个人的局限。四以上综述和分析表明,国内尚缺乏一部对西方伦理学和伦理精神的道德哲学源流及其演进、发展进行古今贯通的“通史”式的研究;而西方学者虽然有不少关于西方道德哲学方面的断代史、问题史、学说史和理解史方面的论著,但既不系统,也带着太多的主观偏好,且从属于他们自己对道德哲学的历史理解或自我理解。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一种可能的学术前景是:(一)以“通史”形式,对当今道德论争中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学术史还原,为中国形态的道德哲学研究提供参照。“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是:该研究的稀缺性;它是在道德世界观呈多元分裂和急速转型的时代,以“道德哲学通史”的形式对当代道德哲学论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如道德自由-伦理认同,个人权利-公共生活,行为动机-行为后果,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德性论-规范论,幸福论-正义论,契约伦理-价值伦理,道德自我-道德他者,伦理实体主义-道德个人主义,等等,进行一种道德哲学史还原和历史语境还原的通史研究,以期将那些被当代文化领域中由“古今中西之争”以及当代道德领域中由道德哲学的“诸神之争”所分割的学术“珍宝”贯穿起来,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哲学的形态构建提供学术史参照和学理之支援。(二)以“现代性道德”和“道德的现代性”为总问题,推进道德哲学通史研究的“现实关照”。如何以启蒙现代性或启蒙道德哲学作为关节点和关键要素,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研究取向和框架结构。此即是说,透过启蒙现代性之前的传统道德哲学形态向以启蒙道德为标志的现代性道德哲学之转变,我们要厘清西方伦理现代性的形态学位置以及西方思想对道德现代性的不同的建构路径和诠释路径,进而思考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诸神之争”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启蒙形态的继续,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一种后启蒙形态的反拨。如此,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现代性道德”和“道德的现代性”为总问题的研究框架。该框架的总体立意和主轴理念,是强调伦理筹划的文化内涵和文明形态上的不同,由此区分中国语境和西方语境对“现代性道德”和“道德现代性”在理解上的分殊,进而以此为切入点,强调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对西方道德哲学史进行诠释的问题意识。这一指导思想和研究纲领将会开启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效应,从而推进中国学者从事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所必须具备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照。(三)以“对话”和“互镜”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推进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的“视界融合”。“对话”与“互镜”,是从事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中国学者致力的一个总体趋势。它通过倡导一种“古今对看、中西互镜、哲学与道德哲学贯通、哲学家的道德哲学与其历史文化语境相通”的方法论原则,使得“以问题为取向”或“以断代史为主导”的西方道德哲学史或西方伦理学史在一种跨时代“对勘”和跨文化“互镜”中,打破“诸神之争”的壁垒,以一种伦理形态学的视角,做“通”西方道德哲学史,从而推进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
作者:田海平单位: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
伦理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经济伦理学热点问题中国
我国经济论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不仅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研究基地,而且研究的问题十分广泛。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文力量的支撑,而这个人文力量的核心要素就是经济伦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实践证明了经济伦理学的重要性,目前,社会已经认可了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尤其在“以德治国”方略被确定以后,我国的经济伦理学拥有了更大的市场和更好的发展前景。然而,许多专家学者们仍在为一些涉及到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争论不休,因此,认真整理和分析一些经济伦理学中存在争议的热点问题有助于经济伦理学的发展。
一、经济伦理学的含义
站在不同的学科的立场上,对于经济伦理学的概念自然有不同的认识,然而即便是同一学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
从研究对象上看:第一,经济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认为经济伦理学是一种道德价值体系,而这个价值体系是基于经济运行存在的,即使道德调节有时能够超越市场或者能够独立与政府而存在,但经济体制、经济规律、产权制度对伦理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张维迎教授说从产权制度上可以找到许多道德问题的答案。
第二,管理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即管理伦理学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研究的是经济管理领域中的行为规范和经济管理活动。管理学的学者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在工商领域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商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开设了课程。学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对商业行为进行管理。管理学侧重于关注经济伦理学中的企业伦理问题,而且大部分管理学教科书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管理伦理”另辟了专章进行分析。
第三,伦理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伦理学界对经济伦理学的关注最早、也最多,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的主要有:一、经济伦理学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经济伦理学侧重于研究经济行为、经济决策、经济政策的伦理合理性,以及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伦理规范。而狭义的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企业伦理学,即侧重于研究企业的管理。二、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伦理学与经济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重叠点和结合点,由此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和原则。这是研究员陆晓禾在分析经济伦理学的特征和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结论。三、人们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需要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而经济伦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人们在协调利益时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的问题。由这点看来,经济伦理学这门学科的本质在于使人们明白一些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经济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经济伦理学是一种应用伦理学,主要研究一些运用在经济制度中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这是国外学者拉斯科茨的观点。许多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认定了经济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陆小禾研究员也发表观点说明经济伦理学应是一种应用伦理学,它作为一般伦理学而存在。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实践伦理学,但是它又不完全属于应用伦理学。夏伟东教授认为伦理学应分为实践伦理学和理论伦理学。实践伦理学主要是应用伦理学,其本质上研究的是道德特殊,而理论伦理学更倾向于道德哲学层面,研究的是道德一般。按照伦理学自身的学科分层,经济伦理学应归属于实践伦理学,它是道德哲学在经济实践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反应的是经济领域中具体的道德问题。然而经济伦理学无疑带有一种经济哲学的色彩,所以把它笼统的归属于实践伦理学范畴这是不贴切的,它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伦理学既具有实践性也具有理论性,因此,它能够将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使人们经济活动的目标和行为达成一致,揭示人类经济活动中伦理情感的基本规律。
三、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要看它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我国的经济伦理学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性质定位,其研究方法也大有不同。
其一,规范为主、理论为辅。陈泽环研究员认为规范性的经济伦理学是经济伦理学的主体,因此在规范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描述,这是研究经济伦理学常用的传统方法。
其二,根据经济活动本身研究经济伦理。这要求我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方法论再加上西方经济方法论的积极因素。
其三,经济学大家通常采用纯理论分析与数字手段结合的方法研究经济伦理。以数字手段研究经济活动中的问题能够使得到的观点更具准确性,更有说服力。这个方法在韦森先生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中可以见到。
结语
本文对经济伦理学中一些尚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做了简要分析。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多交叉学科,许多问题的研究并不成熟,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一些重点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伦理问题更加复杂,这就意味着学者们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在争议中进步,在进步中创新,这是经济伦理学学者们共同的追求。
参考文献:
[1]钱海亚.经济伦理学研究综述[J].理论学刊,2004,04.
[2]朱金瑞.中国经济伦理学十大热点问题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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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小锡,王露璐.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及走向[J].哲学动态,2007,04.
[5]张文倩.浅析农村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中的热点问题[J].现代经济信息,2014,12.
伦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篇3
关键词:营销伦理;营销道德;营销伦理失范
一、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
(一)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思想。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源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儒家文化,儒家伦理中的义利观是其主要思想基础。“义”指道德规范,要求人和企业自觉做合乎情理的事情;“利”则指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所谓“义利观”,即如何来认识和妥善处理义与利问的关系或矛盾,应用到商业领域就是“见利思义”的商业经营理念,“取之有义”的商业行为准则,“先义后利”的经商战略和“重义轻利”价值判断。总结我国传统商业道德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诚实守信的顾客观,讲究货真价实,买卖公平,一诺千金;勤俭敬业的自律观,讲究勤奋节俭、敬业自律;以和为贵的竞争观,讲究和气生财、办事不成仁义在;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观,讲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
(二)西方道德评价的一般理论。西方伦理学家依据结果或过程的标准,将道德评价分为功利论和道义论。功利论是19世纪西方颇有影响的伦理学观点,从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开始,经过人的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的长期争论,由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文和切勒米·边沁系统地建立了其思想体系,最后由约翰·斯图阿特·穆勒进一步完善而成。其核心思想是以行为的后果是否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或效用来判断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其强调把行为的后果作为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依据。与功利论相反,道义论认为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该行为本身内在的正当性。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伊曼努尔·康德、英国哲学家威廉·D·罗斯及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等。道义论强调评价行为的道德与否是基于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引致的结果,而行为本身的道德与否取决于该行为是否遵守了义务,这些义务是由人们的直觉和经验归纳出来的。
(三)西方营销道德评价的具体理论。西方三大营销道德判定理论主要包括显要义务理论、相称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英国学者罗斯在1930年出版的《“对”与“善”》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关于“显要义务”或“显要责任”的观念。所谓显要义务,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环境中人们自认为合适的行为,主要包括六条基本的显要义务,即诚实、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作恶。加勒特于1966年提出相称理论,认为应从目的、手段和后果三方面综合判断营销行为是否道德。目的指从什么出发点来行事;手段指使目的得以实现的过程及此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后果指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包括行为人意欲达到的结果,也包括不为行为人所期望但能被行为人预料到的结果。社会公正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1971年提出,该理论从一种称作起始位置的状态出发,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公正系统,这一系统所适用的伦理准则是力图使弱者利益得到增进,或至少不会因强者的剥夺而使弱者变得越来越弱,并认为正当的行为就是重视和尊重人的各种基本权利或与自由的正义原则相一致的行为。
以上有关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分别从各自角度提出了企业营销道德的评判标准及应有的社会责任等道德观念,不仅成为早期商业伦理的主要评判准则,更为现在的企业营销伦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考基础。
二、营销伦理本身的综述性研究
(一)国外营销伦理理论综述。国外学者对营销伦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理论研究同实证分析相结合,侧重从伦理角度分析营销战略与决策,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综合应用伦理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多门学科的方法。美国乔治顿大学的N·克瑞奇·史密斯与哈佛大学的约翰A·奎里奇于1993年合作出版的《营销伦理》一书系统分析了营销中的伦理现象,并收集了大量的案例材料。欧洲学者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于1989年由豪斯特·斯特曼和阿尔彻特·卢安编辑的由30位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写的《企业伦理学》及英国西蒙·韦布利的《公司原则和企业伦理章程》。另外,国外学者还建立了许多研究企业伦理及营销道德的研究机构,并在学校开设了营销伦理的相关课程。
(二)国内营销伦理理论综述。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现代企业营销伦理的研究。谢建明于1994年最早呼吁企业加强营销道德建设,甘碧群教授也于1994年提出应当重视对企业营销道德的研究。专门探讨营销伦理的论文约有100多篇,有影响的专著有六本:《宏观市场营销研究》(甘碧群,J994)、《企业营销道德》(甘碧群,1997)、《市场营销伦理》(王淑芹,1999)、《企业营销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寇小萱,2001)、《营销伦理》(王方华,周祖城,2005)和《道德营销论》(高朴,2005)。我国学者对于营销伦理的研究,主要从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及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三方面进行探讨。在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方面,寇小萱(1999)早期研究认为营销不道德现象主要体现在商品生产及销售中的假冒伪劣现象,竞相降价带来的恶性竞争及欺诈消费者等行为。近年来国内学者大都认为营销组合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失范现象,赵银德(2004)就提出了营销策略组合中的伦理挑战。另外,郑冉冉(2005)重点强调了市场调研方面侵犯他人隐私、弄虚作假等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刘秋民(2006)认为在产品售后服务中同样存在道德问题。在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方面,周利国、毛瑞锋(2006)经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提出营销伦理失范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重要原因是市场竞争体系和政策法规环境不健全,社会文化基础是文化环境和企业文化建设,主观原因是企业领导者个人的道德素质低下,企业内部管理不完善为营销伦理失范准备了土壤。朱丽叶(2006)进一步将以上原因分为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及企业内部环境因素。在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方面,我国学者提出以下几种方法: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新闻媒体、行业监督作用;树立社会市场营销理念;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等等。另外,阎俊、陶平(2003)从政府、行业、社会、企业四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较全面的提出了治理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具体措施。
国外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范围拓展到新兴的服务营销、绿色营销和一些特殊行业的营销领域,如保险营销、银行营销、医疗营销、药业营销等,研究方法注重实证研究,为规范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持。九十年代营销伦理向跨学科的研究方向发展,多个学科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也被引入到对营销伦理的研究,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新营销伦理问题的出现,学者又将其扩展到跨文化营销、网络营销和数据库营销等领域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营销、保险营销、跨文化营销、绿色营销、体验营销及产品包装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刘向晖在2003年分析了网络营销伦理失范的负面影响及产生根源,并提出遏制网络营销中不道德行为的对策,2005年他又提出网络营销伦理水平的两维模型并探讨了企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的不同选择及企业制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各种因素。陈璟菁(2006)对保险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建立了保险营销伦理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提出我国保险营销伦理建设的对策措施。何伟俊(2001)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营销的反伦理现象并提出跨文化背景下建构市场营销伦理体系的对策。张喜民、(2005)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市场营销的道德问题,并提出如何约束和规范跨国公司在华营销行为的设想。冯巨章(2006)主要从跨国公司营销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来分析跨国公司在我国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田剑(2006)重点分析了跨国公司营销伦理问题的成因。施祖军(2005)结合绿色营销的定义及特点,阐述了绿色营销三个主要的伦理涵义。李珂、李纲(2006)对体验营销中的伦理冲突及其诱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体验营销的伦理意义。刘安民、罗秋明(2002)提出产品包装应反映市场营销伦理道德思想的要求。韩晓莉(2006)详细论述了违背产品包装道德的危害并提出符合营销伦理道德的包装原则。
四、营销伦理研究现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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