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诈骗如何处理解决范文

伍佳佳，2012年2月考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荆楚网，分配到总编室工作，2015年调入新成立的频道编辑部，任部门副主任至今，兼任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第三支部组织委员。截至目前，“拆二代办养老院”等新闻作品在全国获得较大影响。先后获得湖北新闻奖一等奖（集体），湖北网络宣传好作品奖，湖北日报传媒年度好新闻二等奖、月度好新闻奖，荆楚网好稿奖二等奖等多项；2014年获得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最佳新锐奖、2015年获得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明星人物奖、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先进个人”称号。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在多平台交互使用中，形成了一种不可逆的累积过程。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关联危机发生，而电信诈骗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类。打击电信诈骗，一直被认为是公安机关的使命，然而，在愈打愈烈的情况下，有必要跳出传统的逻辑分析框架，重新厘清电信诈骗与信息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转变单一主体破解难题的狭隘空间，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治理模式，从而形成“安全为人民，安全靠人民”的良性社会生态。

[关键词]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信息安全全民参与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骗案件59万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2016年1月至7月，全国共立电信诈骗案件35.5万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损失114.2亿元。电信网诈骗已成为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如何根除电信诈骗这一社会“顽疾”，成为当前一道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一、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进、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在这个庞杂的系统内，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需要及时予以疏导、缝合。在传统的观念里，社会治理政府主导是主流。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断涌现，单靠线性管理模式很难快速给出有效应对方案。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治理模式。

1.电信诈骗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模式的多元。

电信诈骗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盗用个人信息，骗取钱财。其借助的是电信、互联网等技术，在实名制还未全面普及的情况下，其手段还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它有别于普通的诈骗，普通诈骗的受害方与施害方是可视或者可识别的。电信诈骗既关涉电信企业，又与银行有一定的黏度，受害人一旦报案，又牵涉到公安机关。假若受害人身份特殊，譬如学生，又牵涉了教育部门。因此，电信诈骗是一种关乎全民的社会化结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其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2.多主体合作是治理电信诈骗的最佳选择。

多主体合作共治是当代公共治理理论中较为核心的机制建构与制度设计。具体就电信诈骗而言，其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单一行动或者决策失效。电信诈骗与当前互联网技术紧密相连，需要专门的互联网技术手段、侦查办法、防骗宣传、舆论监督等共同作用。而关联主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快速补位，使得失序的社会关系逐渐回归本位。

多主体合作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与重塑，需要构建利益趋同的参与机制，需要共享治理成果。电信诈骗作为全社会识别度较高的问题，亟需整合社会资源，多主体互动，以实现社会秩序良好。

二、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体系构建

合作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治理主体由政府“本位”向多元转化。电信诈骗作为社会治理中的特定问题，除国家和政府外，还应吸纳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群体等力量共同参与。这种新型的社会联动关系，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将其统一。构建这样的内容体系，至少需要符合三大要素。

1.全民参与：培育多元化的治理主体。

《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54%的网民认为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严重，84%的网民曾亲身感受到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根据这份民意调查，不难看出，民众对于信息安全的关注度空前，个人信息保护刻不容缓。而201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也旨在呼吁全民参与网络安全建设。

除了民众参与，政府相关部门也应积极参与。早在2015年6月，国务院建立由公安部牵头，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23个部门和单位参与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多部门参与的形式，高效，且能形成惊人威慑力。

此外，媒体也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将电信诈骗作为一项长期的报道工程来建设。遇到重大电信诈骗案件，要做好议程设置，通过多媒体手段，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再者，与电信诈骗相关的企业，因业务原因，天然掌握用户信息，更应积极参与到保护个人信息的行列中来。

2.成果共享：治理电信诈骗的终极目标。

任何治理体系的构建，落脚点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还在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成果要全民共享，切忌人为制造壁垒。否则，会损害到因共同的目标形成的利益联盟。利益共享的更高层级是服务增效。具体就治理电信诈骗而言，无论是政府部门，电信企业，银行等，在协助解决问题的同时，要提高服务水准，提升技术安全级别。以民生为向度的服务供给，是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譬如银监会与公安部研究制定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已查明的冻结资金及时返还受害群众，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返还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就是典型的成果共享。

三、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实践推进

电信诈骗是社会“顽疾”，治理起来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社会化治理体系的构建，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去推进。除了理论上行之有效的体系构建之外，还需要从技术、管理、立法和舆论监督等多个具体层面着手。

1.技术引领：大数据、实名认证等实时反馈。

电信诈骗寄生于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那么，回归到技术本身，能否通过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阻断已经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很多监管难题都是依托技术进步才找到了解决之道。治理电信诈骗，离不开以信息化治理为基础的技术支撑。

譬如，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研发了“诈骗电话预警系统”，当用户接听或拨打疑似涉骗号码时，用户的手机屏幕就会同步显示该号码已被标记为诈骗电话，提醒用户谨慎接听。这种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从侧面打击电信诈骗，见效快、成本低、效率高。

再者，电信、银行等，要加快推进实名认证。进一步完善身份信息和证件核验技术手段。同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深化实名认证，让多重验证聚力，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实名制只是准入，之后还需要企业引入并匿名技术、数据泄露保护模型技术，此外，还需要不断升级业务系统，防止黑客攻击。

2.法律保障：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无缝衔接。

我国目前还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有必要针对电信诈骗，构建立法、执法、司法三位一体的法律框架体系。建议根据我国国情，尽早推出《个人信息保护条例》，明确个人信息的保护类别，保护措施等。设置专门行政机关来保护个人信息，赋予其行政处罚权。同时，将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纳入各级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并制定配套的民事赔偿制度等。立法、执法、司法无缝衔接，才能确保与电信诈骗相关的违法行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3.舆论监督：媒体作为与公众参与合力推动。

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还需要引入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之一，理应时刻以民生为本。电信诈骗作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媒体作为社会的“眼睛”，要敢于对于个别政府部门不作为，电信企业、银行等不作为，予以曝光，督促其积极作为，共同给力，解决民生顽疾。

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就电信诈骗中的热点，做好议程设置。此外，可以设计专门的防骗APP，开辟专门的通道，收集线索。还可以开辟举报平台，政风行风热线，鼓励公众参与。在传播方式上，可以采取分类传播，定向传播，譬如，可以与高校合作，社区合作，制定针对特定人群的防骗报道、防骗常识等。还可以及时引导舆论，避免因个别案例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恐慌。

治理电信诈骗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社会问题通过社会化治理模式，必然会得到有效解决。只是在这个寻求解决过程中，需要多方主体参与，达成共识。

注释：

[1]谢宗晓、林润辉、王兴起：《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多重中介方法》，《管理科学》2013年3期

[2]林元庆：《电子商务环境下客户信息安全问题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6年4期

[3]王菲菲：《公民意识和网络舆论监督――兼论网络舆论监督影响力》，《新闻前哨》2010年1期

[4]章海宁：《关于网络通讯中信息安全的保障研究》，《电脑知识与技术》2016年13期

[5]葛磊：《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2年2期

[6]谢连觯骸兜缧耪┢的防控体系研究》，《法制与社会》2011年14期

【网友热议】

高霞：徐玉玉事件侧面凸显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还存在漏洞。该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在于其准大学生的特殊身份，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贫困家庭，其生命的陨落，引起广泛的同情。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所有与之相关的部门能够从这一事件中看到切实的社会管理、公民教育、福利供给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综合措施，不断加以完善。

李欢：电信诈骗、骚扰、推销是信息时代的切肤之痛，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只是有的人警惕性强，置之不理，而有的人因为疏忽，上当受骗。徐玉玉事件，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信息安全，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社交平台痛陈遭遇，要求彻查电信诈骗，肃清通讯环境，这对于信息安全相关措施、政策法规的出台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杨虹磊：电话诈骗案发生后，一些专家总是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诚然，个人防范固然重要，但如果本可以从源头上就堵住电信诈骗，问题就能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因此，单纯的呼吁人们提高警惕来应付日益多变的各类诈骗，这无疑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也会进一步稀释社会信任度。所以，面对屡禁不绝，越来越猖獗的电话诈骗案，需要制定法律，来进行更细致的指导和规约。

李克伟：如果说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高人们警惕心和识骗防骗能力，形成长效机制，可让电话骚扰、电信诈骗无机可乘，那杜绝提供平台载体，斩断依附于电信平台的各种灰色“利益链条”，避免电话骚扰诈骗恣意横行，更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唯有建章立制，依法确立电信企业兜底责任，对电话骚扰诈骗造成的消费者损害，进行违约赔偿或者连带责任先行赔付，甚至依法进行刑事追责，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促动效应，倒逼电信企业提升自律、服务和质量意识，堵住电信运营管理“漏洞”，进而有效防范电信骚扰诈骗愈演愈烈，有效保障人们的正常通讯权利，维护好健康安全有序的通信消费环境。

景纯：徐玉玉事件虽然是发生在山东省，但是湖北的媒体也应该紧跟热点，结合本地实际，采访本地受骗者案例，再找专家给予指导，或者通过深度报道做调查和对策，或者通过微信、微博、专版等形式介绍防骗知识。纸媒可以宣传一些网络安全典型，做防骗知识小贴士等；网媒可以通过访谈、漫画、动画、H5等形式提醒大众提高安全意识。如果可行的话，也可以开发防骗APP。

网络诈骗如何处理解决范文篇2

随着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网络欺诈也愈演愈烈。据《2016年国内银行卡盗刷大数据报告》不完全统计，网络诈骗“黑色产业”市场规模高达1100亿元，已成为中国第三大“黑色产业”。

“网络欺诈已经形成产业链，其产业链的特征如何？存在哪些监管‘空子’？如何提高欺诈的犯罪成本？如何教育消费者？这些问题均是网络反欺诈上层设计的关键。”4月13日，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巡视员、副局长秦海在由《财经国家周刊》和t望智库共同举办的“网络反欺诈亟待上层设计”闭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疑问。

同时与会的，还有来自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等相关部委、协会人士，以及易宝支付、同盾科技等从事网络反欺诈业务的前沿企业，就如何完善反欺诈的上层设计和企业联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网络欺诈五大新趋势

“随着网络和移动通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网络欺诈也日益复杂多样。”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谢众表示。

趋势之一，是欺诈精准化。欺诈团伙对于人们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以各种名目实施诈骗。趋势之二，是欺诈团伙追踪分析政策规章等监管动态，及时更新欺诈方式。趋势之三，是为了提高诈骗效率，诈骗对象从个人向单位转移。趋势之四，是欺诈团伙的开户机构目标逐渐从大型银行转向中小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

“大型银行技术和资金实力强，模型建设和体制机制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而其他机构对反欺诈工作的重视程度常不够，人力、物力、技术、数据等储备不足，为犯罪分子有选择地攻击相对薄弱的系统和环节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王素珍说。

趋势之五，是欺诈分子资金转移过程快，层级环节复杂。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长钟忠感同身受：“一是诈骗行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际，公安部甚至打到了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境外国家；二是网络诈骗犯罪总体是碎片化而非体系化的，上下环节可能相互割裂，很难靠一次专项的、集中的、短期的行动把网络诈骗完全打掉。”

同盾科技联合创始人祝伟表示：“场景多样化、分工精细化、团伙集中化、全网流窜成为了欺诈行为的新特征。”

官民合力打出“组合拳”

当前，相关部门和民间各方都在探索着网络反欺诈的有效措施。

首要一点是提高技防能力。

“当前所面临的欺诈问题伴随互联网、新技术而来，因此也需要引进新技术来解决。”易宝支付总裁余晨表示。深耕B端市场多年的易宝支付，为此引进了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建构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模型来进行风险预警，将欺诈交易的识别率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同样，同盾科技也探索出了一套闭环：事前卧底欺诈团伙暗网、提前发现欺诈风险，事中识别指标异常，并在不同平台实时追踪拉黑，事后用语义分析、知识图谱等方式做可视化调查。

其次，留存证据便于事后维权。国家信息中心信息与网络安全部副主任叶红建议，众多机构和个人应提高意识，在交易的全过程中寻求帮助，留存证据。

第三，要利用协会等组织机构的力量，为反欺诈行动建立共享机制。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助理吕罗文介绍，协会成立了申诉（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并上线运行了互联网金融举报信息平台，建立举报信息协同处理机制，定期统计和分析举报信息，搭建并持续完善互联网金融行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也建成运行了支付行业风险信息共享系统，对符合风险类型特征的商户和个人实行黑名单管理，提升反欺诈能力。”王素珍说道。

第四，政府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构筑起反欺诈的顶层设计。

钟忠介绍，公安部发起了多次打击信息犯罪的专项行动。中国信通院安全所信息安全研究部副主任杨剑锋则表示，“电信业务存在诸多风险点，工信部正着手进行跨行业信息评估，推进针对新业务、新渠道的风险防范措施。”

反欺诈工作仍多方受阻

但尽管官民联合围追堵截，反欺诈工作仍因机制、体制和技术革新等障碍，进展缓慢。

首先，信息滥用现象普遍，民众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差。

其次，相比于欺诈行为缜密、高效的集团军作战，反欺诈行动停留在碎片化、各自为战的游击阶段，打击力度显得相形见绌。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副研究员刘新海对此表示，金融领域的欺诈几乎涉及到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往往只能解决申请过程中的欺诈问题，且数据有限、更新速度慢，所以需要多部委、全方位的联防联控。

再次，市场上的打码数据、炒作信用等行为缺少法律依据，普遍存在违法成本低、执行周期长、执行费用高、事后处置难等问题，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环境亟待改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L杨东教授表示，当前我国电子支付执法所依据的规章制度，仅有人民银行早前颁布的部门规章而非法律法规。且《电子商务法》中尚未授予人民银行相关行政许可，常造成执法困难。

“不论是业务监管还是市场巡查、处置，我国均未设立专门的队伍来执法，受害者向企业客服举报后的后端处理并不通畅。而且监管层还大多停留在事后惩处量刑上，缺乏事前预防和事中监测。”杨剑锋说出了当前的主要困境。

跨部门、跨行业联防联控

“互联网新经济打破了传统业态和网络的界限，应该建立打击防范网络犯罪的动态感知平台和机制，便于发现新招数并及时通报，制止和防范网络犯罪，提升打击犯罪的能力。”钟忠表示。

对此，祝伟提出了构建反欺诈网络体系的建议，“各行各业的数据不互通、信息不对称，为信息黑产提供了可趁之机，因而构建跨行业的智能网络体系是当务之急。”

这其中，行业协会等机构是建立共享平台的天然选择，吕罗文提议，整合行业机构、软硬件厂商、学院组织等，推动个人信用信息的数据指标和技术接口标准的建立。

“应从顶层设计上建立行业或领域的反欺诈数据共享平台，设计不同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刘新海说。

网络诈骗如何处理解决范文

日前，针对打击信息诈骗，涵盖网警、企业、银行、运营商等机构的国内首个反信息诈骗联盟在深圳成立。这个由广东省公安厅、深圳市公安局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腾讯手机管家和中国互联网协会、三大电信运营商等共同发起的联盟，将着力动员全社会力量，通过标记诈骗电话和短信、数据共享、案件侦破受理及安全防范教育等深度合作，对信息诈骗黑色产业链进行有针对性的“点对点”精准打击。

与以往防范和打击信息诈骗相比，这个联盟的工作模式突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建立一个“网络+社交”的反诈骗信息网络，形成“警企民”有效联动，比如数亿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安全软件标记诈骗电话和短信，直接举报给警方，或者也可以发送可疑的号码让警方识别，避免上当受骗。

当前，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一方面让使用移动终端的人群比例迅速增长，一方面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技术手段或漏洞实施手机短信、即时聊天消息的信息诈骗，如通过中奖钓鱼类诈骗、假冒亲友房东转账、冒充通知等诈骗来牟取不法利益。仅2013年11月，腾讯手机管家就收到5000多万条用户主动举报的诈骗短信。并且，目前信息诈骗利益集团已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每年造成损失达数千亿元。这种信息诈骗案例数量每增加一例，背后就是一个受害者的一笔创业金、养老金甚至救命钱，导致一些受害者对生活产生绝望。

看来，对于日渐猖獗的信息诈骗，如何做到有效防范、准确打击和彻底清除，需要新的思路。

从现状看，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络和移动终端大量虚假有害信息，进行短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现了专业化程度提高、多分工现象明显等趋势，如利用伪基站等高科技手段进行欺诈短信发送，线上、线下联合行骗等新现象，给执法部门查处工作带来新难题。又由于信息诈骗存在作案隐蔽、取证难等特点，民众被骗往往不容易被立案，损失难以挽回，这些，单靠政府或一两家安全厂商很难彻底解决问题。

考虑到目前移动互联用户规模庞大的背景――目前国内移动电话用户超过12亿户，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8亿，尽管可能客观造成了诈骗分子“得逞”概率的提高，但如果这么多的用户都能加强安全防护意识，并且能够有便捷的途径――如通过手机安全工具或电信运营商渠道――积极主动参与举报诈骗，安全服务商或网络服务商又能将诈骗线索及数据与警方共享，这种一环套一环的方式。将帮助用户轻松辨别出诈骗号码，并极大提升侦破骗局的几率，骗子则陷入海量网民反诈骗的“”中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