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统计特点范文篇1

关键词：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同一性；关联性：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05-06

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系统阐述建国以来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性。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时间上已经超过第一个时期，改革开放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已经成型，在这样一个历史起点上反思两个历史时期的关联性，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历史认识。

一、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

理解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需要首先确立观察两个时期历史关系的方法论。我们总的观点是，观察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需要运用大历史视野。一是纵向大视野，“历史转型的整体历程往往展现了其漫长的历史连续性”，要从历史连续性中把握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二是横向大视角，即摆脱单纯从党的历史出发的偏狭视野。跳出党史的视野，将党的历史放到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史的宏观视野中观察。从上述两个角度观察，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同一性和关联性。

首先，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两个阶段党的历史主题都是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复兴中华民族，是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时期的一贯追求。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实现现代化，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对等领导人提出的现代化设计加以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用10年时间，即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即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即到21世纪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1世纪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实践上看，党在两个历史时期都致力于推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工程，取得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一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实现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1953-197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维护了国家和安全，挫败了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升了国际地位，特别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力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四是发展了具有高度普惠性的教育与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发展中国家中的最高水平，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更是给中国带来广泛深刻的巨大变革，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生机活力得到空前释放，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目标。

其次，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两个阶段贯穿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植根于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探索和形成了诸多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早在1956年4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就明确提出中国要“以苏为鉴”，走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1958年6月17日，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所作的批示中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和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多中国特色：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有特点，如对资本家的改造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手段。二是计划经济体制有特点，中国的计划经济即使在最高点，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而苏联高达5500种。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1958年开展了地方分权改革，赋予地方一定的机动权限和灵活性。三是工农关系不同，正如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低。”四是政治生活局面不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

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共同探索形成的，第一个时期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正是对这个基础的坚持和改革，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主线。

第三，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探索现代化中国模式是两个阶段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探索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这也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目标。20世纪以来，被动卷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先后面临三次历史旋涡：一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即欧洲模式作为榜样，另一方面。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又不允许这些国家接近和采用欧洲模式。前者构成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而后者构成拒斥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排斥力，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构成一个历史的旋涡。二是以社会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第一个定型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苏联模式所引申的等级分工体系也制约向往苏联模式的国家真正实行这一模式。前者构成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后者则构成排斥力，这也构成一个历史运动的旋涡。三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即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另一方面，这一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的规则体系和分工链条又限制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这一体系，这也构成一个旋涡运动。这三个历史旋涡首尾相连、接踵而至。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20世纪注定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世纪，而是一个在各种旋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一些国家尽管摆脱了第一个旋涡，获得独立，但是或者付出民族分裂的代价，或者伴随着依附性的增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则始终没有摆脱第二个旋涡，最后以放弃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体系的裂变而告终。一些国家尽管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要么改变了社会制度，要么陷入了社会分裂，要么陷入了国家瓦解。总之，付出了失去自我的沉重代价。

中国则先后冲出这三次历史旋涡，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具体来说，1919-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摆脱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殖民体系，实现了民族独立，摆脱了第一个旋涡，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49-1978年，中国选择“走自己的路”，构建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发展模式，摆脱了苏联主导的分工体系，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初步的物质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脱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开创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综上所述，从宏观历史视角观察。两个阶段探索的主题、主线和目标是一致的，两个历史时期是同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

二、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关联性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两个历史时期是内在关联的，具体来讲，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不仅为改革开放时期准备了制度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成功的条件。

首先，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计划经济体制蕴含着“可改革性”，这是第二个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转型成功的内在条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与原国家比，中国体制转型没有带来经济衰退和社会制度变化；与越南等后发改革国家比，中国保持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国际转轨经济学界提出过多种观点，如中国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顶层和路径设计科学、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有利于采取增量式改革道路、改革采取“渐进式”和“双轨制”路径等。所有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切入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原国家经济体制为什么不能通过改革过渡到新体制，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通过改革逐渐过渡到新体制，即具有“可改革性”？我们的观点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是“照搬”的，而是内生的，因此包含着“可改革性”。其一，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济体制实践，与根据地时代的经济体制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相似性，包括国民经济、地区经济与企业经济的“大而全”、“小而全”，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与分配方式，通过政治运动和精神鼓励调动人力资源的方式。其二，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体制实践。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内在矛盾和内在运动趋势决定了此后的经济体制运动必然朝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因素占支配地位的方向发展。其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深厚的现实渊源，即后发落后大国工业化战略的必然选择。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源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独立自的微观经营机制。”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性决定了这一体制特定的逻辑结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是政府，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计划者，是整个体制的主体。既然政府成为计划主体，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以排斥非政府机制为前提，在中国，计划工作与计划体制的推进过程，就是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退出的过程。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括三大逻辑构件。即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条条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微观经济模式。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的逻辑整体。为了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要求，必须人为降低资源、要素成本，因此，必须建立指令性计划体系，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了将计划集中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必须建立条条为主、高度集中的专业性垂直管理体制。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又必须剥夺企业的自身经济利益和自，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村的化，形成与宏观经济管理相适应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内生性和逻辑结构决定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因为，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而是和政治体制、国家体制、社会体制“胶着”在一起的。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这一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整个体制的主体，一旦中央政府决定改革，就可以按照设计不断推进，通过渐进式改革不断解体这一严密的系统结构。与此相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和归属则是各个部门，而不是统一的中央政府，由于既定部门利益的阻扰，加上协调困难，改革只能以“推倒重来”的“大爆炸”方式进行。

其次，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松散的，决定了第二个时期拥有通过增量式改革方式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取得成功的空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什么可以采取增量式改革方式，采取渐进式改革道路？其深层原因也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一是前国家计划体制在行政管理方面采取“条条”即部门管理体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呈现出“条块”并存特征，这种特征有利于控制改革所产生的风险影响的范围，因而成为改革得以启动的关键。因为，在既定政治格局下推行改革，具有不确定性，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一般都要在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先行试点，取得成效，积累经验，再行推广。“条块”并存特征有利于将改革风险都控制在特定区域或行业，经验和收益则可以推广到全国，农村联产承包、国有企业承包制等改革都是这样推进的。二是多元并存的财政体制蕴藏着地方加快发展和改革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财政体制始终没有固定下来，虽经历了多次变革，但主要局限于中央政府主导下不同级次政府放权与收权的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全能财政体制，到1951-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财政体制：1958年。实行大幅度放权，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财政体制；1959-1960年，实行适当收权的“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1961-1967年，实行扩大地方固定收入的“总额分成、一年一变”体制；1968-1970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少部分地区仍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财政体制；1971-1973年，再次下放财权特别是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财政体制；1974-1975年，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财政体制：1976-1979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财政体制，部分地区试行“收支挂钩、增收分成”财政体制。可见，改革开放前的财政体制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在收支间建立联系，因而有利于激发地方政府加快改革、发展地方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这构成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开放试点的财政体制基础。

第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含着“反计划”因素和“准市场”因素，这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层基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通过改革走向它的对立面，即市场经济体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包含着“反计划”因素和“准市场”因素。在具体运作层面，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理性的计划经济，而是松散的计划经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追求理性和精密计算。在理论上，苏联开发了比较系统的计划方法，包括投入产出方法、数理计划方法等。在计划实践上，苏联的经济计划非常严谨，一旦制定和通过法定途径确定，就难以改变，乃至于僵硬。但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则呈现出明显的“人治”特征，以至于有时候呈现出无政府的、无计划的特征，因此，在实践上往往否定计划性。例如“”目标的确定，是对此前“二五”计划目标的，“”时期年度经济指标的确定实际上是根据党的少数领导人的个人意志确定的，而不是计划的产物。“”时期否定一切规章制度，打破一切计划工作框架，实际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期间，1967年、1968年两年甚至没有制定年度计划，这种松散的计划为向市场经济转变留下了空间。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上，如前所述，中国的计划经济是“条块”并存的。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强调部门管理，即“条条”管理，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具有更为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在地方层次追求构建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系，因此。更多地强调“块块”管理。从1958年开始，中国开始逐渐向地方分权。1971年全国开始实行以“包干”为基本原则的财政体制和物资分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自主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初期地方采取灵活经济政策包括引进外资和引入市场机制奠定了体制基础。在计划经济的环节上。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农村集体经济尽管被纳入了计划经济，但是，毕竟只是“准国有经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也保留了生产队的部分经营自，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改革最容易发生的环节。在经济构成上，由于上述“中国特色”的存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准市场”因素，即计划调节以外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市场活动及介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亚市场行为和活动。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小自由”，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农产品和城市产品收购的非计划部分。社队企业等；在城市，表现为城镇个体经济，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小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层面，还存在由于秩序混乱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物资串换、地下经济等。中国在建立计划经济达到鼎盛时期时，其公有制成分也没有达到100%。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地下经济”。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等持续的政治运动，地下经济以隐蔽的形式存在。这些民间草根的经济活动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一旦形势许可。条件具备，就会快速发展。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计划经济外经济活动不断增加的过程，即市场活动经济活动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那些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角度看的“地下经济”、“黑市”的存在及活跃，实际上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蕴含的市场经济的种子。

总之，正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准市场”因素，决定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也决定了这种体制的改革必然朝着否定自身的方向，即市场经济方向发展。

第四，改革开放前形成的“”格局为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初始条件。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中国的开放快速推进，30多年间，中国已经从半封闭经济体系发展成为开放型经济体系。对外开放的引领和促进，开放与改革的互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快速推进的重要动力。中国对外开放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前期形成的“”格局。“”格局，即在中国范围内存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区域，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形式。“”格局构成开放的初始条件：一是“”紧密比邻，存在显著的制度差异、体制差异，一旦排除意识形态影响，破除政策限制，就会形成巨大的体制机制和管理经验学习效应，构成开放的巨大动力。二是“”之间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为相互之间资本、技术、产业、人才流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这种效应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显著释放。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作为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成为改革的外部参照，成为开放的直接对象和平台，改革开放初期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就是以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存在为前提的。

“”格局是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1949年，当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胜利，准备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时，中央及时做出了“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的战略决策。事实证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战略决策执行的结果，初步达到了中共中央的预期。曾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对这个战略决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系统阐述了中央制定这个决策的战略考虑。他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的指示，总结10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在不改变香港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也延伸至澳门，同时，通过正确处理，形成大陆与台湾“一个中国”的共识与格局，这样，改革开放前形成了“”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蕴含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意图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充分实现。

第五，第一个时期为第二个时期准备的诸多发展“红利”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红利”本意是指对投资人的利润回报，引申为某方面或某发展要素对发展的支撑与贡献。支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市场、制度、文化、生态等，当这些要素供给充分且价格低廉时，就构成发展红利。用这个视角观察，第一个时期为第二个时期准备了多种发展“红利”，或者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发展“红利”。一是制度红利。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形成巨大的稳定红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升社会动员参与能力，形成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工程，提供了巨大的基础设施红利。二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改革开放前的人口政策固然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为改革开放时期准备了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红利。过去30多年，中国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57.99%上升至2000年的70.1%，再至2010年的74.5%。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61.5%的水平。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率呈逐步下降态势，由1978年的72.44%下降至2000年的42.6%以下。2010年则进一步降至34.2%。这种人口结构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提高了储蓄率，提升了人力资本，有力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三是土地红利。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农田改造等措施，耕地数量逐渐增加。改革开放时期，土地红利开始释放。一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土地的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急速提高。另一方面，土地支撑城镇化、城市化的进程。2001-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只增长了30%，土地有力地支撑了城市化快速扩张。更重要的是，土地红利的释放增加了大量的土地财政。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9万亿元，同比增长70%，占财政收入比重达32.53%。土地收益变成财政收入后，又反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有效促进了城市发展，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推动了国企改革和发展。

三、结论

综上所述，从大历史视野和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变迁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共同的历史主题、主线和目标，具有历史内涵的同一性，因此，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断裂：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根本性转折，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转轨是平滑的；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具有显著的路径决定与路径依赖性，没有第一个时期，就没有第二个时期。因此，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

注释：

①：《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②禹贞恩主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56页。

③《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37页。

④⑤⑥《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380页。

⑦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235页。

⑧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728页。

⑨赵凌云：《延安精神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企业家》1991年第1期。

⑩赵凌云：《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⑩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页。

社会经济统计特点范文

[关键词]财富管理系统；结构；职能

在理论上，一般都将财政、金融、财务、会计、审计的对象归结为“资金”或“基金”。资金也好，基金也好，均属“财富”的范畴，均是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在实际工作中，财政、金融和财务都既离不开会计核算，也离不开审计监督，其“家族”特征十分明显；无论在单位内部，还是在单位与单位之间，财务、会计、审计岗位人员的变换频繁发生，其职务的亲密关系显而易见。在财务、会计与审计学界，曾有过财务与会计、会计与审计关系的探讨，但仅限于探讨它们是相互独立，还是相互包容的问题，且至今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拟在“财富管理系统”的框架下研究财政、金融、会计、审计的相互关系。重点研究财务、会计及审计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剖析社会财富管理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方式，探明财政、金融、财务、会计、审计在财富管理系统中的地位与功能，科学地揭示它们的本质及发展规律，以便更自觉、更充分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一、物质财富与社会财富

财富是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概念，在日常用语中但凡珍贵的东西均可称为财富，这里所谈的财富只是指经济学意义的财富。

经济学意义的财富，是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创造的物品或劳务的统称。它必然具有两重属性：既是人类创造的使用价值，又是特定生产关系的物化形式。撇开特定的生产关系所赋予财富的社会规定性，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的财富一般的概念，即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创造的物品或劳务。就财富一般而言，其规定性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它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二是它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一种物虽然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不能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就不是人类的财富，如残品、废品；一种物能够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但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也不是人类的财富，如空气、阳光。

有人将未经人类劳动而自然存在但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空气、阳光、处女地、野生林等称作“财富”。笔者认为，这仅仅是从人对自然界的生存关系上，将这些物称为财富，但不能将其理解为经济学意义的财富，否则，动物也就有了“财富”，如食物链上的其他动物或植物；植物也就有了“财富”，如空气、阳光、雨露；甚至万物都有了“财富”，因为世上的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显然，作为经济学范畴的财富不是从人类生存意义上讲的，而是就人与人化自然的关系而言的。经济财富是人类所特有的财富。

人类创造的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即经济学意义的财富一般，是对存在于各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财富的一般性、共性的高度抽象。当我们深入到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进一步考察财富时，就可以得到有关财富的另外两大范畴，即财富特殊与财富个别。财富特殊，即为若干个社会发展阶段所共有的财富社会形式和社会规定性。财富个别，即财富在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独有的财富社会形式与社会规定性。如果说，财富一般，反映的只是人化自然与人类合目的行为的关系的话，那么，财富特殊或财富个别，反映的就不只是人化自然与人类合目的行为的关系，同时还反映人化自然的特殊或个别的社会存在形式和特殊或个别的社会规定性。我们对财富特殊或财富个别的考察，就不仅限于对人化自然与人类合目的行为关系的考察，同时还要对财富的特殊或个别的社会存在形式和特殊或个别的社会规定性进行考察。

在商品经济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交换，故此，实物产品便取得了商品这一社会形式，价值生产成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生产成为价值生产的手段与载体，实物财富也相应转化为抽象的价值财富。

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的产生，使价值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并与一切商品相对立，成为支配一切财富的权力。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纷纷产生。这些有价证券同样是其持有者支配社会财富权力的象征。随着金融衍生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财富的社会形式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与实物财富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财富量的不确定性也就越来越大。

处女地、野生林、矿山等自然资源因为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故本不属于经济财富的范畴。然而，这些资源的稀缺性却会使人们以各种形式对其构成实际的占有，从而可作为其他商品的交换物，被赋予一定的交换价值，成为经济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扩张与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增强，经济价值范畴被泛化了，导致作为人类占有对象的本无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也获得了经济价值的存在形态，成为经济财富的一类。

综上所述，作为经济学意义的财富，若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考察，表现为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所创造的各种使用价值，我们称其为物质财富。若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考察，表现为与特定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种种社会规定性与社会形式，我们称其为社会财富。物质财富是经济财富的内容，社会财富是经济财富的形式，物质财富是社会财富的载体，社会财富是支配物质财富的权力。

二、财富管理系统

如前所述，财富是一个两重性的存在，既是使用价值，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又具有特定的社会规定性或社会形式，是特定生产关系的载体，商品经济的财富则是物质财富与价值财富的统一。下面，我们便分别从物质财富与价值财富的角度对商品经济社会的财富管理问题作一探讨。

既然“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语)，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不重视物质财富的管理。由于经济体制和管理理念不同，各国物质财富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也会有所不同。然而，无论各国采取何种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其实质都是对物质财富的管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要采取直接管理的方式，即由国家统一制定并下达生产计划，直接监督、调整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主要采取间接管理的方式，即通过各种经济杠杆、财经政策调控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在政府主要采取间接方式管理物质财富的场合，尽管也会用利率、汇率、税率等价值工具，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对价值财富实施管理，而在于对物质财富实施管理。在政府看来，利率、汇率、税率等不过是调整物质财富生产和物质财富宏观配置的工具。

有的同志认为，相比物质财富，国家更重视价值财富的管理，其根据是国家十分重视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变化。这是一种误解。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众所周

知，是按基期的不变价格计算的，因而其反映的是某国或某地区报告期相比基期的物质财富量的变动，而不是某国或某地区报告期相比基期的价值财富量的变动。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实质上是一个物量指标，而不是一个价值量指标。国家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关注实质上是对物质财富的关注，国家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管理实质上是对物质财富的管理。

与政府有所不同，活跃于商品经济各个领域中的经济实体，则主要是从价值方面实施对财富管理的。这是因为，价值作为商品经济财富的社会形式，已经成为人们支配物质财富的权力与尺度。各个经济实体追求的不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他们为获取价值而生产，为获取高于成本投入的价值而生产，在他们看来，生产使用价值不过是生产价值的手段。当然，他们也会给使用价值生产与管理以足够的重视，但这只是出于追逐价值的目的，与出于对使用价值的追求所给予的重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尽管国家与各个微观经济实体对财富的关注点存在差异，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财富作如下分类：(1)由国家通过税收方式占有与支配用于社会公共消费的财富部分；(2)由政府部门或微观经济组织占有和支配用于社会再生产的财富部分；(3)由家庭占有和支配用于生活消费或投资的财富部分；(4)由金融机构占有和支配用于社会资金融通的财富部分。

对应于财富的四大类别，财富管理系统可划分为四大子系统：(1)对国家通过税收方式占有与支配的用于社会公共消费的财富的管理，就是所谓的财政；(2)对政府部门及微观经济组织占有或控制用于社会再生产的财富的管理，就是所谓的财务；(3)对家庭占有或控制用于生活消费或投资的财富的管理，就是所谓的家政；(4)对银行、保险机构等占有或控制用于社会资金融通的财富的管理，就是所谓的金融。

一般而论，财富管理系统的职能，就是指组成财富管理系统的机构或人的活动、行为所具有的基本功能。人们基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管理职能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财务学界一般从财务业务内容的角度将财务管理的职能界定为筹资职能、投资职能、用资职能和收益分配职能；财政学界的同志则通常将财政管理职能界定为筹集财政资金职能与分配财政资金职能。在笔者看来，这种依据业务内容的不同界定财务管理职能与财政管理职能的做法似乎失之肤浅。

既然财富管理系统的职能即组成财富管理系统的机构或人的活动、行为所具有的功能，而机构或人的活动或行为隶属于实践的范畴，那么对财富管理系统职能的分析无疑应须从组成财富管理系统的机构或人的管理实践的角度去分析。管理实践，一般被认为是确定组织目标、实施组织活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与此相应，管理职能也应由规划决策职能、调控执行职能及评价反馈职能等三大职能组成。管理实践与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如上图所示。

如图1所示，通过发挥管理系统的规划决策职能，使组织的目标得到确定；通过发挥管理系统的调控执行职能，使组织的活动得到实施；通过发挥管理系统的评价反馈职能，及时发现与组织目标的差距，进而不断地逼近乃至最终实现目标。笔者认为，这种按照管理实践的内涵来界定管理系统职能的做法，显然更具深度与逻辑的魅力。财富管理系统，作为管理系统的一类，同样可将其职能界定为规划决策职能、调控执行职能与评价反馈职能。只不过相比其他管理系统，财富管理系统的规划决策、调控执行与评价反馈的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三、财富管理系统的信息系统

财富管理系统同时也是一个财富管理信息系统。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管理行为视为一个采集、加工、传递、处理和使用信息的过程。信息对管理系统而言，好比生物体的精神系统，没有信息系统，管理系统就会陷入瘫痪状态。

如前所述，财富具有两重性，一是物质性，体现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二是社会性，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财富便获得了物资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双重存在，财富管理系统也就被分为物质财富管理和社会财富管理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物质财富的管理，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对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其宏观配置的管理，其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是国民经济统计系统；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对企事业单位的物资资源及其产出物的管理，其信息系统主要是企事业单位的统计核算或业务核算系统。

作为财政管理、财务管理、家政管理与金融管理总和的社会财富管理系统的信息系统，在笔者看来，则是会计核算系统。与财政管理系统相对应，有预算会计核算系统；与财务管理系统相对应，有企业会计核算管理系统；与家政管理系统相对应，有家庭财产会计核算系统；与金融管理系统相对应，有金融会计核算系统。

会计核算系统作为社会财富管理的信息系统，正是基于财富主体对其拥有或控制的财富进行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财富主要以实物形态存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人们不可能象商品经济社会那样，运用货币这一等价物对财富进行连续、全面、系统地核算，但出于保护财物安全和处理经济关系比如处理债权债务的需要，也须进行必要的记录。这些简单的信息处理工作显然不是出自管理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需要，而主要是出自财富所有者保护其财产的安全和处理某些经济关系的需要，这无疑是会计核算系统产生的萌芽。

会计核算系统发展至今已日臻成熟。不难发现，现代会计所呈现的各种特征都是与其核算对象即社会财富的属性相关联的。换言之，会计核算对象即社会财富的性质决定了会计核算的种种特征，决定了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业务核算的种种差异。就会计主体而言，迄今为止，社会财富均由特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个体所拥有或控制，拥有或控制社会财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个体即社会财富主体也就自然成为会计主体。社会财富主体发生变化，会计主体也必然发生变化。就会计对象而言，既然社会财富是会计的核算对象，那么，社会财富的内容、形成发生变化，会计的核算对象也必然发生变化。比如，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会计也就由对实物形态的社会财富的核算转化为对价值形态的社会财富的核算。再比如，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先是出现了抽象的货币财富，进而又演化出种种金融衍生工具与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财富，与之相应，会计对象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就会计方法而言，仅以复式记账法的产生为例。复式记账法的产生显然是由会计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如前所述，社会财富是生产关系的物化形式，特定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一旦社会财富的管理主体既需要全面、连续地反映社会财富的形态变化，又需要全面、连续地反映社会财富的产权等经济关系的变化时，复式记账法及与复式记账法相关的其他会计方法也就必然出现。

作为社会财富管理信息系统的会计核算系统，其基本职能是采集、整理、加工和输出特定社会财富主体所占用或控制的社会财富运动状况的信息。把会计定义为信息系统，并不意味着否定会计所具有的管理属性。会计信息本身就是实施社会财富管理的工具与手段。社会财富管理系统的规划决策职能、调控执行职

能、评价反馈职能的行使，均有赖于会计核算系统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而会计核算系统就是通过向社会财富管理者提供会计信息来间接地行使其管理职能的。

关于现代企业会计，一般将其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部分，并认为财务会计主要是为企业外部信息需用者提供信息，管理会计则主要是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提供信息。笔者认为，有关“财务会计主要是为企业外部信息需用者提供信息”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

纵观会计史，现代财务会计是在传统财务会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财务会计则是适应社会财富主体内部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传统财务会计之所以发展成为现代财务会计，主要是由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日趋扩大，单个私人资本已不能满足企业生产经营规模急剧扩张的需要，于是，银行信贷、债券、股票等间接或直接的社会筹资方式便迅速地发展起来。其发展导致了以下三大变化：一是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二是自然人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的分离；三是产权主体多元化与经济利益关系复杂化。为了保护资本的所有权不受企业经营者的侵犯，为了维护分散在社会上的众多债权人、小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政府或相关社会团体便有必要通过制定会计准则规范会计核算行为、强制企业对外提供财务信息等方式加强对该类企业的管理。然而，企业财务会计外部服务职能的强化，并不意味着企业财务会计内部管理职能的弱化，甚至消失。这是因为，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不仅存在于企业外部，也存在于企业内部，企业内部的经济利益关系同样需要利用财务会计信息予以处理与调节。至于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在强调发挥财务会计社会功能的同时，对其内部管理功能有所忽视，则是财务会计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异化现象，亟待我们去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四、财富管理系统的稳定系统

任何系统，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要受到外界条件变化的影响。在变动了的条件的影响下，系统可能会偏离原来的状态。系统若要保持相对稳定，便必须具有稳定性机制。社会财富管理系统，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系统。而该系统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各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平衡以求得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审计部门一度被取消。但国家财富管理系统中的经济腐败问题并不因审计部门的消失而自行化解。国家不得不代之以“三反”、“五反”、“四清”等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经济领域中的贪污、浪费等问题。

在商品经济社会，企业是经济运行的最基本单位。早期的企业生产规模较小，一般采取独资或合伙的形式。独资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集投资人于一身，因投资人对企业的经营与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便无设置监督机构的必要。合伙企业则不尽然。在合伙人同时又是经营者的情况下，合伙人对企业的经营与财务状况比较了解，同样无设置监督机构的必要。但在合伙人仅为出资人而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为确保收益确认的公正性，合伙企业则往往聘请具有会计知识的第三者对其收益情况进行鉴证。从事这种鉴证工作的就是所谓的民间审计，民间审计是社会审计的前身。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因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迅速扩张而产生的强烈的社会筹资的要求，催生了现代企业形式即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票的方式广泛筹集社会闲散资金。众多的小股东享有投资收益权，却不具有经营管理权。为了保护广大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便需要规范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行为并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其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合规、公正与公允，势必要求专门机构对股份有限公司公示的财务报告及会计准则的执行情况进行鉴证。这种专门的鉴证机构就是所谓的社会审计。社会审计，是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必然伴生物。

社会经济统计特点范文

实际上，经济统计学就是统计学的一个分支。当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应对经济统计学的学科性质加以充分的认识，加强经济统计学专业办学模式，这对于我国统计科学的发展以及专业统计人才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论述了经济统计学学科性质，其次对经济统计学的应用模式进行了一番思考。旨在为相关人员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充分认识经济统计学学科性质

虽然统计学已经形成与发展了数百年之久，但是，至今为止，相关专家仍然在对这一学科的性质与内容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从学术发展过程上来看，统计学一词的产生是在17世纪由德国的“国势学派”按照国家一词而发展起来的。初期阶段，统计学有着极为明显的社会学科色彩。所以说，统计学不仅属于一项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学科，同时，其还是一项可以对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的方法论的学科。如果从数理的统计学观点上看，可以明显的看出经济统计学实质上就是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在世界整个经济范围中的广泛应用。统计学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其已经跨越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并且和数学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为了更好的讨论，应先给出一个现阶段国内统计学界学者都能够接受的统计学定义“统计学是相关如何测定、收集以及分析反映实际现象总量的一个数据，以提供合理的方法论科学”。这一定义主要是在大统计学的观点上而制定的。如果从横向的角度上分析，任何一项统计学均和上述所述的内容相同，从而可以形成一个大学科。如果从纵向角度上分析，将统计学方法充分的应用到诸多的实质性科学中，彼此间有机的结合，会形成诸多的专业范围内的统计学。

我们可以将统计学氛围两大类即将抽象的数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对一般收集数据及分析数据方法的理论统计学进行研究；另一种是将各个不同领域的具体数量作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统计学。前一种统计学具有通用方法论的理学性质，它的特征是只计量不计质；后一种统计学和不同领域中的所有实质性学科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是具有具体对象的方法论，所以，其体现出了两种性质，一种是复合性学科，一种是边缘学科。这里所说的应用不仅涵盖了统计方法的应用，还涵盖了各自领域中实质性科学理论的应用。以往的“数理统计学派”只认可前一种统计学，对于后一种统计学表示反对，这是极为不妥的。而传统的“社会统计学派”不认可理论统计学具有通用方法论的性质，将整个统计学划归到了社会科学中，这也是不合适的。经济统计学主要将经济数量作为对象的一种方法论科学，要想确保统计方法在经济范围内广泛的应用，前提条件就是对设置指标方面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处理，而这就要求对相关经济情况进行质的研究。

应将相关经济理论作为重要指导，对各种经济问题进行统计分析。所以，经济统计学具有的特征是将质与量紧密的联系起来，对实际事物的数量特征以及表现加以充分的研究。另外，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有着一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经济统计学除了要采用普通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应积极的研究出一套自己特有的方法，比如估算的方法、核算的方法等。因此，从整体角度上来看，笔者认为，经济统计学就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其不仅属于统计学的分支，同时，还属于经济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经济统计学和其他统计学间的不同之处就是：研究的对象不相同，并且与其相联系的实质性学科也存在着不同。经济统计学和其他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不同之处是：其并不直接对经济规律进行研究，主要任务是提供科学的方法与专门的工具，以服务于其他经济学科。特别说明一下，将经济统计学当做经济学下的二级科目，不会对这一学科自身的方法论性质造成影响。比如，将诸多的数学与统计学方法应用到经济计量学中，在方法论性质中也属于一门较强的学科。实际上，经济统计学的发展，依赖于将通用的统计方法进一步完善以及依赖于经济学给出相关研究背景以及相关研究课题。

二、对经济统计学应用模式进行一番思考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在我国各个高校中关于统计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没有加以充分的思考，过细的划分了专业，所以，统计专业最终所培养出的人才大都无法与当前社会的发展情况相适应，存在着各种弊端行为。由于学校教学有着诸多的不完善之处，多数教育者与相关专家一致提出了将专业进一步淡化的意见，并且，也充分的说明了应培养何种人才。所以，应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培养出与其相适应的人才队伍。

长期以来，统计专业所遵循的办学方向是强调各种类型的统计学自身所涵盖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统计学涉及了诸多领域的学科，同时，还属于交叉的学科性体系。所有人都无法精通统计学各个领域。所以，实际应用过程中，必须全方位的思考。一方面，统计学在社会应用过程中应通过人才的培养来进行，社会实际发展中，对于统计学的人才有着一定的需求。应时刻的保持着一种开阔的胸怀，同时还应积极开展一系列的与其相关的学习模式，各个高校应结合自身具有的特色和现代市场现状进行有效的调节与控制，了解社会对统计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量，以此对教学进一步的调整，从而满足时展过程中的要求。另一方面，从目前我国社会的发展速度上看，未来中对经济统计人才的需求将会远远高出数理统计类的需求。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统计干部队伍以及政府经济部门的生存与发展仍然缺少不了复合型的经济统计人才；第二，社会中的各个行业对于既懂经济，熟知科学合理的数量分析法，并且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水平高的人才迫切需求，而真正称得上有这种知识经济结构的人才只有经济类统计专业人员方可胜任。同时，随着先进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统计软件系统开发的进一步加快，使得以往十分复杂的统计方法和实际应用变得更加的简单化。能够实现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的是数理统计专业的人才。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社会实际发展过程中，经济类统计的应用将会高于纯粹的统计人才。现阶段，我们应有效的解决经济统计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的应用，紧跟时展步伐，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处理好，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推动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