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解体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货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个人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祛除奴役人类的“异己力量”，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自身也不断得到发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个人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个人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阶段，继之则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最终，人类将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这样，由“依赖的个人”到“偶然的个人”再到“解放的个人”就成为个人在历史发晨进程中依次呈现的三种基本形态。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考察个人发展的理论工具

“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于人的发展问题，历代哲人都曾进行过广泛的探讨。然而，囿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思想家们大都沉陷于抽象的逻辑演绎，缺乏现实具体的和历史的考察。因而都未能正确揭示个人发展的本质内涵。马克思本人早年对个人发展的思考也未能完全脱离这一窠臼。直到19世纪中叶，唯物主义历史观正式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找到了探究人类发展的万能钥匙，从而科学地阐释了个人发展的本质内涵。

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与理论再现。一方面。它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指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关系，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但归根结底，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都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由此，唯物史观就提供了考察个人发展形态的两个尺度：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离开了现实的个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纯粹的虚幻。现实的个人必定是社会的人，必定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因此，“社会的关系实际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时下不少论者就从这一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发展理论。然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固然可以成为衡量个人发展的一个标尺。但从根本上来说，个人的发展要取决个人置身于其中的物质经济关系，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无从谈起，“没有蒸气机和珍妮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进而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只有从人们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标尺，才能够确切理解和把握个人发展的历史过程。据此，本文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个人发展三形态是与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三个不同阶段相适应的。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阶段是自然经济社会个人发展的主要形态，“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商品经济社会个人发展的主要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是产品经济社会个人发展的主要形态。

二、自然经济社会人的发展形态：依赖的个人

自然经济是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形态都占据统治地位。其基本特征有二：一是自给自足性；二是封闭性。在自然经济社会中，绝大部分劳动产品都是为了满足自然经济单位内部的直接生活需要而生产，人们的经济活动处于分散、孤立、保守的状态。

无论是氏族部落共同体、奴隶主庄园或封建主庄园，还是农民家庭，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式的经济单位。由于人的生产能力只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因此，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人的发展形态主要表现为，个人完全缺乏独立性，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在原始社会，个人的这种依赖性主要表现为对血缘关系的依赖。对于原始人类而言，自然界是一个“完全异己的、有着无限威力的、不可制服的力量”，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生存，而不是发展。为了能够维持自身的生存，人们不得不以血缘关系为自然纽带结合成为人群共同体——氏族公社，联合起来用集体的行动去对付强大的自然，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获取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在这种状态中，生产是共同体内钓共同生产，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分工(即由于男女在生理上和体力上的差别而产生地简单的自然分工)，分配是共同体内部的平均分配。虽然既没有共同体对个人的统治和强制，也没有个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但是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离开了群体的个体根本无法存在。因此，这时的个人根本不是独立的个体，个人只不过是共同体的附属物，作为群体的一个原子而存在，根本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私有制开始出现，阶级和国家先后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公社完全瓦解，个体家庭成为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人类步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虽然较原始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个人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保证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每个共同体的生活。因此，“人的依赖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不过，这时个人的依赖性主要表现为对于权力统治的依赖。马克思曾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剖析，他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关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他们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显然，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不管是自然形成的原始群体还是后来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个人都被牢牢地束缚于特定血缘的人群或者狭窄的空间，不可能有自己的所谓的独立性。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流动性很小，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奴隶总是奴隶，因此，他们总是属于某个等级，只能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恰如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消融在与他者的关系中。

三、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发展形态：偶然的个人

“偶然的个人”是个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它是商品经济社会个人发展的常态。早在自然经济社会，商儡经济就已经存在，只是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附庸地位。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扩大。自然经济结构不断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人类开始迈入商品经济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基本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置身于其中。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它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更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实现价值增值。这种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斩断了束缚人们的形形的封建羁绊。“依赖的个人”终于不再受阶层或共同体的束缚，发展成为具备了独立性的“偶然的个人”。然而，“偶然的个人”的这种独立性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它刚刚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又陷入了对“物”(货币)的依赖。因此，“偶然的个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而只是处于异化状态中的个人。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通过货币建立起来的联系，人们只有通过交换获得货币，才能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样，货币就从商品流通的媒介畸变为一种无形的物的力量，支配着人的一切活动。由此，“物”(货币)就抽空了一切现实个人的生活内容，人的一切个性、特性都被彻底否定和消灭。这种对“物的依赖”，异化了人的生存意义，人们的生存手段嬗变为生存的目的。不仅工人被人为地培植片面的技巧。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工具，就连资产者也深受外在的物的力量压迫，成为工具理性的奴隶。“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无法彻底实现对个人对“偶然的个人”的超越。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胎胞中分离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属于商品经济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发展仍然无法摆脱对物的依赖。否认这一点，试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纯属自欺欺人，只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尽管商品经济社会中“偶然的个人”是畸形发展的个人，“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然而，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社会是个人发展不可跨越的必经阶段。这种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仅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为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打破了以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狭隘性和血缘地域局限性，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说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从而为个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因此，“偶然的个人”的出现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必然性。

四、产品经济社会人的发展形态：解放的个人

产品经济社会是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马克思认为，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经济活动就不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阃，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就进入了产品经济社会。在产品经济社会中，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支配人类社会的一切客观的异己力量，完全处于人们的自已的控制之下。现实的个人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首先，个人从“类”中获得解放。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独立存在的个体，总是作为“类”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类的发腰不仅包含着个人的发展，而且要通过个人的发展体现出来。然而，从总体上来看，日式分工虽然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人类整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却一直以牺牲多数个人的发展为代价。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个人的发展处于缺失状态，类(群体)的发展吞噬了个人的发展。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对物的依赖使得个人的发展只具备表面的独立性。“类”的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张力在产品经济社会得到了彻底解决。产品经济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这里，个人的价值完全实现，类的发展与个人发展达到了和谐统一。

其次，个人实现了对劳动的解放。在产品经济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这样，劳动就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目的，转变为个人自由自觉的活动。由此，个人就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他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而不会总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的批判者。．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之所以仍属于“偶然的个人”，就在于其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不能实现个人对于劳动的解放。

最后，个人实现了“自由个性”的解放。对于未来的产品经济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由于私有制和日式社会分工被消灭，在这个联合体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每个人都具有完全的独立性，按照内在本性的要求来支配自身的发展，而不是被动地屈从于某种外在的强制；另一方面，相互独立的个人之间完全平等，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都能促进全社会一切人的全面发展。由于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个性，这样，人就真正成为自己的自由主宰者。必须指出的是，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解放，并不是指所有的人的所有素质都能无一遗漏的得到发展，也不是指人们都平衡地发展到同一水平，而是指个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即个人所希望发展的那些个性、素质和潜能都能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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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代表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为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人们开始反思以往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并提出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内在要求和时代要求，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础去思考低碳经济，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及内涵

在目前严峻的生态环境下，低碳经济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环。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使用常规能源带来了废气污染、水污染、酸雨以及全球变暖等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的日趋多样化和全球化，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思考。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方式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人们期望通过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生活方式，实现自身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了《能源白皮书》，题为“我们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它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关注点，其特征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能效、高效率、高效益。低碳的本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的结构问题，更多的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低碳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指导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低碳经济又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具体化和延伸，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为基础，对于人类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本观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人的自然，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马克思指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属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对自然界有着不可分离的依赖性。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然界中并和自然界一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而不是去破坏自然界，否则就会毁坏人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指出，自然具有优先性、客观性，自然界是人和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因此人在改造利用自然时，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人根源于自然界，离不开自然界，然而，人又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支配自然界，利用自然界，改造自然界，以使自然界更能满足和符合人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观念和人的肉体，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一定自然的制约。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去积极地顺应自然，人类在改造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必须要尊重自然规律，马克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我们统治自然界，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人类只有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自然才会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发展，否则，将会受到自然界对于人类的报复，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就是自然对于人类的惩罚。

再次，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自然因素发挥着基础作用。人对自然环境的关系又是实践的，是以人类的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劳动本身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以劳动为中介的社会生活中来考察，认为劳动过程既体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也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的理想社会是最终完成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和解的社会。因此，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关系的纽带，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相互统一的，只有人与自然界协调发展，人类社会才能更好的发展。

三、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首先，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确证了自然界永续存在的价值，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自然界，破环自然环境，自然界必将会报复我们，因此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关于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解必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和解的真理性。科学发展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价值主题，真实再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而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必然选择。因此，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时，必须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

其次，要提高生态环境管理意识，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为低碳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保障。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人类对自然界的任何破坏活动，都会带来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当前，日益复杂化和全球化的环境问题也为越多越多的人所关注和认识，因此，我们要以当前的环境问题为现实切入点，大力宣传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提高全社会的低碳意识，提高公众的生态环境管理意识，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社会保障和制度环境。

再次，加强合作，加快低碳技术创新，提高生态科学技术创新水平，调整能源结构，推动节能减排。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等都要受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因此，科学技术是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应通过技术创新，加快向低耗能产业调整的步伐，促进节能高效产业的发展。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也要求我们以低碳化为契机，加强国际间、地区间等关于低碳技术创新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不断推动低碳技术的创新发展。

最后，科学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研究工作，以更好的指导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此外，还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创新政策体系，从机制体制上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979．

[2]蔡林海．低碳经济——绿色革命与全球创新竞争大格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4]宫淑燕、夏维力．低碳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探析[J]．青海社会科学．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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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学研究路径经济法哲学基本范畴体系

经济法学研究,于中国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一度以它的来势汹汹让民法学这样的老牌学科感受到强大的挑战,也一度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热门。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发展,经济法学的自身缺陷也逐渐显露,而民法学在“挑战-应战”的刺激模式之下所爆发出的力量也让经济法学感到难以招架。经历了十余年的繁荣之后,经济法学昔日辉煌之下所掩盖的空洞化日益凸现,也渐趋于走向冷寞。当“挑战”的方向转向经济法学之后,如果不能有效的“应战”,则将成为被淘汰出局者,面对这样的现状,经济法学有必要进行自己的反思与重构。

一、反思:从三大误区透视经济法学之不足

中国经济法学的兴起,正当改革开放之初。是时,中国仍奉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又吸收建国三十年来,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刻教训,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管理经验,开始注重以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基于此双重背景,中国的经济法律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初厚经济法而薄民法,而中国的经济法学也自其诞生之时起产生了把自己定位于包罗万象、统领一切经济关系之法的思潮。[1]然而在1986年,《民法通则》作为民事基本法被颁布,把经济法作为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法律的观点失去了立法支持,其理论根基亦随之动摇。经济法学根据新的形势,又提出了新的学说,如“纵横统一说”、“密切联系说”、“管理—协作说”等,或多或少将纵向经济关系的全部与横向经济关系的一部置于经济法调整范围。[2]这些新的学说观点,立足于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是“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较之最初的纯粹基于计划经济的观点自是有所进步,但其立足点仍不稳固,这就决定了它们很快又将显出不合理性而陷入困境。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确定了政府对企业“规划、协调、监督、服务”的管理方针,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由此摆脱了与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密切联系”。而同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之下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自然由民法调整而不可能再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伴随着党与政府在理论上与政策上的这一伟大跨越,“纵横统一说”等学说又为时代所淘汰,经济法学者也随之作出自己从“大经济法”到“小经济法”的跨越,“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国家调节说”等比较成熟的学术观点开始形成并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这些学说,基本上都将经济法调整对象限定于纵向的经济关系,而且是特定的纵向经济关系。[3]20年间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从“全经济法”到“大经济法”,再到“小经济法”的演进,[4]确实有不少成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观点的多变,在表明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时俱进”的强大活力的同时,又说明经济法学因为缺乏自己稳固的理论基础而不免“随波逐流”-跟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不难发现,在每次经济法学说发生重大变化的背后,都存在着党和国家转变经济政策的背景,经济法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策法学”。这种近乎“零距离”的接触使得经济法学很难坚持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指导现实的意义。[5]

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靠得过近,不能摆脱“政策法学”的痕迹,而当经济政策转化为经济立法之后,经济法学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纯“注释法学”的窠臼。所谓注释法学,古已有之。中国东汉时期出现的律学,依照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对君主颁布的成文法进行文字上与逻辑上的解释;而西欧中世纪的“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通过对查士丁尼时期所编纂的各个罗马法文献的文字、语言、逻辑的解释和引证而澄清罗马法文献的精确意思,并通过编辑使罗马法为现实生活服务。这些都是注释法学的起源。注释法学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明晰法律规定的真正含义,弥补法律制定的漏洞,对法律实施与发展有重大意义。因此,一个法学繁荣的时代,往往也是注释法学繁荣的时代。在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进程中,大量法律的立、废、改,都需要从注释法学角度予以解读,因此,当今时代也就成为了一个注释法学繁荣的时代。而经济法律法规的立、废、改,更是这场法律革命的重中之重,经济法学的研究,也热衷于对这些法律法规的注释性解读。这种注释经济法学的兴盛,给整个经济法学界制造了繁荣的表象,但这种“繁荣”终究不能掩盖经济法学内涵的“空洞化”。[6]一个国家的法学如果只体现为注释法学,这个国家的法学就已经走上了绝路,部门法学亦如是,而现在这样一种危险正真切地呈现于经济法学的面前。以经济法学的教材为例,不同主编、不同出版社的教材,在总论部分尚能体现出一定的个性,在分论部分基本上是如下架构:概念解释-立法情况-各项制度规定,所不同的只是部门法的选择,给人感觉仅仅是法律规定的罗列而兴味索然。[7]教材只是整个经济法学的一个缩影,过分强调注释法学,必然走向“低迷”。

除去前面所述的“政策法学”与“注释法学”误区,经济法学还存在第三大误区-“经济学”误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与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经济法学概念的提出,也同样与经济学密切相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首先提出“分配法”或“经济法”概念,对其所设想的未来公有制社会的产品分配进行了规定;法国另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德萨米在1842-1843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沿用了“经济法”的概念,同样是将其设定为产品分配法;而在20世纪,“经济法”概念的首度使用,则是德国学者莱特于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历史说明,经济法学从其诞生之初就与经济、经济学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经济法作为对经济关系的‘翻译’,其‘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这就要依赖于作为探索经济规律之科学的经济学。是故,经济学对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来说处于本源地位。”[8]然而,经济学的本源地位不代表经济学可以取代经济法学,经济法学应有自己的独特“品性”,但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却恰恰存在过分依赖经济学、乃至以经济学取代经济法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论及经济法的起源,多以经济学的“市场失灵”、“外部不经济”、“公共物品”等概念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说作为理论基础;[9]谈及经济法的本质,则大多认为经济法是协调市场缺陷与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之法或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之法;[10]至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也多从经济上予以研究,例如以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原则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11]而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经济学的渗透更为普遍,如直接搬用经济学概念,以经济理论论证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变迁与合理性,运用经济理论评价经济法律制度的运行绩效。[12]与经济学的这种“亲密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法学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法学的法学“浓度”减弱,自身的独立品性丧失。

二、出路:探索经济法法哲学的构建

经济法学三大误区的陷入,归根结底都源于经济法学研究缺乏法哲学的关注。要解决这些问题,寻求经济法学获得发展的新路,就必须通过一次“转向”,借助于法哲学的力量以打通新的经济法学研究思路。经济法法哲学的构建,也就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经济法法哲学的构建,属于一个部门法法哲学问题。[13]部门法法哲学的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首先,从认识论来看,其具有逻辑连贯性,即存在能贯通其全部内容,统一其方方面面的基础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畴。这些概念与范畴的存在,直接关联人们对相关部门法学的认识,是相关部门法学是否具有系统性的关键。缺乏这一点,就难免围绕经济改革、政治实践打转,陷入“政策法学”误区。其次,从方法论来看,其具有解释“合法性”,即解释的合乎逻辑性和规律性。一般的部门法学立足于对法律解释其“然”,而部门法法哲学的方法论则要求解释其“所以然”。此点不确立,就会满足于说明经济法律规定之“然”,陷入纯粹的“注释法学”。再次,从本体论来看,其具有对象整合性,即能够整合性地解释或说明其研究对象,而不是只作局部的分析与阐释。离开了此种整合性的思维,就会在研究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沉迷于对局部的经济法律现象、法律规定的研究,仍然陷入纯粹“注释法学”的误区。最后,从价值论来看,其具有意义关切性,即必须指出其研究对于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必须提供一种反思性、辨证性的说明。这种关切,是对社会的关切,对人类的关切,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追问,是部门法学根本的价值内涵。忽略了这一点,就会热衷于从冷冰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合理或是不合理的经济现象,而忘记了还应该怀有一种“人文关怀”去提升其中的价值意义,从而“沦陷”于“经济学帝国主义”。[14]

既已明晰部门法法哲学的特征,其构建就可做到有的放矢。首先,部门法学的学理化及其向法哲学方向的发展,要求部门法法哲学对具体的部门法学具有超越性。具体对经济法而言,即不仅对于特定国家特定阶段的经济法律法规有解释力,而且对于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经济法律法规有解释力、说服力、批判力。其次,部门法学的学理化及其向法哲学方向的发展,要求部门法法哲学具有贯穿性和通览性的基本范畴。如果说对部门法的超越性是衡量部门法学学理化程度与法哲学高度的外在标准的话,那么概念和范围的贯穿性和通览性则是衡量部门法学学理化程度和法哲学高度的内在标准。具体对于经济法学,要求形成类似于刑法中“犯罪”、“刑罚”、“刑事责任”这样的核心范畴来贯穿整个领域。最后,则必须构建起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框架。这一逻辑体系和框架作为基本范畴的衍生,对部门法学内的所有概念与范畴起整合作用,从基本范畴出发控制、整合逐级边缘化的概念与范畴。这样一个逻辑体系的完成,可以说是部门法法哲学构建的“最后一跃”。面对经济法学的现状,建立作为理论框架核心的基本范畴体系可谓是“重中之重”的关键所在。“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没有范畴,就意味着没有理性思维,没有理论活动和理论表现”,[15]所以,“对于经济法学这样一个争议颇大的部门法学来说,确立自己的基本范畴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检验经济法学成熟及其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16]

三、重构:以基本范畴体系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