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论文摘要：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马克思在扬弃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观点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全部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和枢纽，是坚持和发展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环。

一、劳动二重性学说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从1蒲式耳谷物=1盎司白银公式中找到了商品价值是由等量劳动计量的规律，指出商品价值量同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他说:“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2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1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的谷物1蒲式耳售价10先令，和以前1蒲式耳售价5先令，同样低廉。但他又说“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尽管“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即“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之中’表现出来”。结果，配第认为，“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劳动，乃是衡量价值的共同尺度”，这样，配第在价值探讨中就走人了迷途。其根本原因是配第混同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他把生产金银的劳动看做是直接生产交换价值的，把其他劳动看做是生产使用价值的。

亚当·斯密为了回答“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值的，究竟是什么?”他从劳动分工出发，认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或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得须给予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意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他在说明劳动价值论时又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价值规定。“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在“进步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真实价格”不再单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构成，而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的那一部分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无论什么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就树立了又一种价值规定尺度，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得出“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虽然斯密曾试图依靠劳动的两面性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描述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反映了具体劳动的不同体现;接近于用抽象劳动的观点去考察经济过程内部联系，但没有成功，其症结在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马克思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

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必要劳动，“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感够用的最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这里所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所需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其下进行生产的最不利条件。’，困印他是“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领袖”。但李嘉图价值理论也存在缺陷和矛盾。“第一个困难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这主要是因为，李嘉图从没有研究过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忽略了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批评李嘉图只是从“价值”概念出发……只是注意价值量的规定，没有对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的商品本身进行考察。

劳动二重性理论在于，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对于同一劳动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这样，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以商品不同性质的属性而存在，具有各自不同的源泉，从而根本结束了连古典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也经常发生的混淆现象。

二、劳动二重性学说奠定了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引进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是这种劳动的凝固”。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是批判的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是“我的书最好的地方”和“崭新的因素”。因为抽象劳动的共同性和无差别性决定了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以及各种劳动产品可以比较和交换，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商品价值质的规定性;抽象劳动的抽象性决定了商品价值自身不能表现，马克思说“和商品本身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们作为价值是不可捉摸的。抽象劳动是一种“同幽灵一般”的东西，必须在交换中才能表现;抽象劳动的历史性表明了价值是个别劳动者借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劳动具有个别性，又具有社会性，各个商品生产者相互取得对方的产品时，必须计算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的价值量不能由生产它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至于复杂劳动，马克思认为，它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是抽象的简单劳动，从而第一次天才地论证了只有人类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且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形成价值。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商品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但古典学家只有一个笼统的“劳动一般”的概念，从来没有明白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有什么不同，而是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实体。因此，他们始终不能说明，为什么生产各种不同使用价值的异质的劳动能够成为形成价值的同质的劳动问题;只能纠缠在交换价值的数量上做文章，而不考察它的质量问题，犯下不能从劳动的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分析的片面性错误，最终成为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剖析了这个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他指出:“经济学家毫不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和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简单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碰到不能结实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掉的劳动决定，而价值量的大小则与这种劳动成正比，价值仅包括直接生产该商品时耗费掉的劳动，不包括生产生产资料时所需要的劳动。但他不知道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如何进行，最后又回到“斯密的教条”。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之所以能够同时进行，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转移并保存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则创造新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劳动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只要运用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就必须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反过来，劳动力只要进行生产性消耗，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

可见，马克思是根据劳动的功能或质的不同对劳动进行深层分类，概括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等新的劳动类别形式的，他将隐藏在劳动中的内在矛盾即劳动二重性认定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据此构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经济思想大厦。正是由劳动二重性概念，马克思得以揭示劳动生产率的二重结构和决定劳动生产水平的诸要素的二重性。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同时又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枢纽

《资本论》的逻辑力量皆源于劳动二重性理论，这部经济学宏篇巨著屡遭批判而不毁，就在于还没有人对马克思独创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提出令人信服的质疑。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只要是真正科学的，必须包含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整套范畴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二是内在于这些范畴中的联系，主要是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三是支配这些联系或其中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就具有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就能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把由分析得到的各种范畴、它们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系统地叙述出来，从而使原先占有的错综复杂的材料在思维中完整而有条理地重现。《资本论》就是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科学地揭露出来的，因而是由科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一一整套范畴、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支配这些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构成的。要了解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就要按照《资本论》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探讨。从范畴考察，依据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可以分别看到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有关联的一系列范畴: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不变资本—生产无限扩大;抽象劳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一一价值增殖过程—可变资本—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劳动—商品—货币—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工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人口过剩—经济危机。这一整套范畴都是从劳动二重性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得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整套的科学范畴，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

从相关范畴的矛盾考察，可以看到各对矛盾之间的关联:劳动二重性矛盾—商品二因素矛盾—商品与货币矛盾—劳动与资本矛盾—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矛盾一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些重要的矛盾都是由劳动二重性矛盾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洞察这些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从支配这些矛盾运动的几个重要规律考察: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它支配着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支配着商品二因素的矛盾运动;作为价值规律的变形—商品流通规律支配着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运动;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支配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矛盾运动，支配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周期性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与商品的价值密切关联的，而价值则是抽象劳动创造的。如果不区分劳动二重性，不把抽象劳动从劳动中划分出来，就不可能认识上列这些规律，也就不可能理解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从资本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考察，资本流通过程包含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其中所分析的范畴、矛盾与规律，无一不与劳动二重性有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产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率、平均利润率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所有这些特殊形式、转化形式等，必然与它们所由产生的各种范畴和规律一样，都与劳动二重性密切相关。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才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说明了商品二因素的关系，阐明了价值的本质、价值实体、价值量以及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等问题，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正是由于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才找到了破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现象的密码，由此为建立剩余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为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经济理论准备了理论前提。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四、劳动二重性学说是劳动价值论重获新生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和论证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程中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发展的研究，列宁肯定地讲:“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但马克思在概括劳动二重性范畴并对其含义进行论述时，却只是把劳动二重性双方看作是劳动的两个不同特性或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所进行的认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发现的重要理论价值和意义，甚至又不可避免地使他将其发现与古典学者们的发现相混同了，并使之成为后人深化认识劳动二重性范畴时难以逾越的框框、瓶颈或盲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中的这些不完善性对于后人据以进行的社会实践导致诸多挫折、对于之后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惟有如此，劳动价值学说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更具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指导性。劳动二重性范畴不仅应当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且更应当是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的“枢纽”和突破口。

具体劳动是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如学者和农夫的劳动。但马克思认为，不借助知识力的运用，就不能区分两个都在付出体力的劳动者谁在从事复杂劳动。马克思的失误在于他对简单劳动的“过度抽象”。因此，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范畴，取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范畴。因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只是程度上或量上差别，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定则意味着质的差别，是两种性质的劳动。根据上述逻辑推理，具体劳动既非古典学派的个别劳动范畴，即以整体的形态存在、可相对独立地生产或创造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或财富的个别劳动现象，也非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的耗费”，只能是劳动内在矛盾中的一个方面，是劳动的前提性条件或可能性的劳动。它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劳动二重性中的具体劳动所具有的意义只适应于这种情形—当它只是作为劳动二重性中与抽象劳动方面相对应的一方存在时。具体劳动诸要素的含义及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与时俱进的。

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学；论纲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来，文化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纵观之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经济问题的研究状况，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各种联系，而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还不多见。一方面，传统上的大多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角度，把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精神活动，乃至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来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国内外现有的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文化产业内部运行，还是研究其具体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一个必要的从经济学角度全方位、整体的研究框架支撑，更没有建立系统的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在吸收周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经济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文化生产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定义、内涵和外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影响的权威性的科学概念。如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用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与认识的大文化视角去界定文化经济的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用一种大文化视角去审视社会经济现象(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各种现象)的学问，是探讨经济现象与经济发展的文化意义，揭示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层动因，推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学问。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则比较倾向于以经济学的角度定义文化经济之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

本文认为，所谓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从经济范畴的角度和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的经济性和蕴涵的经济逻辑，以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客观规律。虽然传统上，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被运用于物质生产领域，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似乎经济学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来，经济学当作一种方法论，运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历史等多种社会现象，已经把经济学的分析领域拓展到了多个领域。可以说，文化经济学也正是这些拓展逻辑的合理延展，它是经济科学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渗透，是经济理论与文化理论相融合的结晶。因此，文化经济学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义：

一是文化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出发，运用有针对性、适应性的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说明文化之本体，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作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经济学，它并不研究文化经济各分部门的特殊经济规律，而是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是透过这些规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经济规律．．

三是虽然文化经济学着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揭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活动的经济学品格但由于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原则，因此，对文化经济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化的本质特性。

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这一广泛地被使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关于文化的定义较有影响的就有200多种，其中较为著铝的是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我国《辞海》曾为文化下过较为权威的定义：“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或者说，是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的总和”根据以上定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被视作文化现象，文化表现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涵。

然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文化经济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利学，就因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对文化资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市场、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畴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作为文化经济学的对象性研究范围，主要是指和文化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有关的文化活动现象，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文化娱乐、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与组织机构、如艺术表演团体、出版社、影剧院场、影视制作公司、书店、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

文化经济学建立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观，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是关于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消费物质生活资料，也需要消费精神生活资料。文化生产属于精神生产，是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文化生产以文化产品来满足社会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道德、法、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所说的“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实质上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生产或精神生产。因此，文化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不同于哲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产，更不同于物质生产，但文化艺术生产同样也要“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总之，文化经济学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的利学。其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

同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涉及面相当广的兼有文化和经济双重特性的领域，它有着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中表现出种种特殊的矛盾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经济学是文化生产活动与经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而衍生出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经济学分支和文化学分支区别开来的经济分支学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经济学与经济文化学和知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与联系。文化经济学分析的应是各个文化领域的经济问题，而经济文化学分析的应是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如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东亚经济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范围也不尽一致，知识经济学是单纯研究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

三、文化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由于文化经济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产活动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因此，文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研究内容应是一般经济学的拓展。如经济学中的资源、商品(产品)、价值、价格、供给、需求、消费、市场、成本、效益、资本、投资以及分工、贸易，竞争力等。文化经济学则有文化资源、文化商品(产品)、文化价值、文化供给、文化需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生产率、文化资本、文化投资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贸易，文化竞争力等；另如经济学中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文化经济学中的市场是以文化商品为经营对象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活动，都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从以上罗列对比可以看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概念、范畴和内容应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并以这些基本范畴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畴，一起构成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并且，通过对这一系列范畴的分析，阐明整个文化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

正如概念、范畴和内容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一样，文化经济学的也应需要吸取经济学科学体系的精华，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要注意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则是文化生产中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如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中研究的“商品”(产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物质产品本身没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但文化产品一般都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应机械地模仿经济学，应根据自身特点以一定的逻辑顺序构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体系。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讲，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应着重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资源的分析为开端从微观、中观、宏观乃至全球层面层层展开其他内容。微观上阐明文化资源配置与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产品的价值与价格、文化投资与消费、文化市场等现象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中观上研究文化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与发展等问题；宏观上研究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及宏观调控等问题；全球层面上阐述文化经济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力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总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微观基础篇中观产业篇宏观发展篇国际竞争篇

1.文化与文化资源2、文化产品及价值决定3、文化产品的供求机理4、文化投资与消费5、文化市场6、文化产业的结构7、文化产业的组织8、文化产业的管理9、文化产业的发展10、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11、文化经济与收入分配12、文化经济与劳动就业13、文化经济与宏观调控14、国际文化分工15、国际文化贸易16、国际文化竞争力17、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经济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矛盾

不断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根据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文化经济它不仅引出了诸如民族文化资本化等“经济”问题；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背景等对一定国民经济体系的作用、影响和意义等“社会”问题；而且基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质，甚至扩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问题。因此，在推进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的尖锐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物质商品属性与非物质精神属性的矛盾、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经济效益与文化社会效益的矛盾等等。这众多矛盾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矛盾之间。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物质商品经济性与非物质精神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所谓文化发展的经济性，当然是指它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和产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特征。作为经济性要求，文化产业自然要进入市场，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和经济效益上同市场经济接轨。它所面临的文化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文化产品的经营与销售、文化市场的开拓与培育、文化经济价值的估算与评定都必须遵循当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诸环节都要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受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强制影响，等价交换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并影响文化生产的方向、效率及经营者的行为选择。

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篇3

1.商品，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有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以后才出现的，而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2.社会生产力经过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进而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力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也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中日益显露出来了。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尖锐化，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垄断的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和现代世界的三大矛盾，这一系列矛盾又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些矛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而代之。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3.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产生、发展、状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目前，在我国已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同时，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仍然不高，而且发展又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呈现多层性，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逐步建立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分别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各自的范围和领域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们评价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不能以“一大二公”为标准，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4.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发达阶段的商品经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5.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使社会中出现日趋复杂的行业和部门，各部门、各行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联结成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脱节，都会影响其他部门，因此，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上要求把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资源，按一定比例配置给各个部门，也就是要求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正确安排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地发展。

6.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中间环节，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经济建设的更快发展。我国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它是由我国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按劳分配是主体，坚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执行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它使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必然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劳动者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改进和革新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他分配方式也是与人们的物质利益息息相关，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生产决定消费，同时，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它可以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正确引导消费，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