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密码战范例(3篇)
记忆密码战范文
关键词:;《我的回忆》;西安事变考证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莫斯科来电前中央决策的制定
据的回忆,1936年12月12日近午,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住的窑洞里,看到了张学良于12日致毛、周的文寅电。其内容大致是:张学良“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等来西安共商大计……”[1]330这段回忆大体符合历史事实,但张学良致毛、周文寅电中并未提及派飞机到延安接一事,仅问及:“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621乘张学良部飞机由延安至西安的史实是确定的,但并非由张学良提出,而是在事变当日毛、周回电张学良时提出:“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2]621而更重要的是,并未有其他史料能够证明在12日就看到了文寅电,党的领导人正式讨论文寅电和西安事变解决方案的会议是在13日召开的。通过时间上的提前,《我的回忆》将本人放置在了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第一线。
紧接着描述了党的领导人在12日看到文寅电当时的反应,与公认史料不同的是,的记录中党的领导人多主张杀蒋。甚至连“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一记述不见其他史料,其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此外,《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段时间不明的记述,大意是和要求毛给张杨的电文中措辞强烈地要求杀蒋,而毛则表示“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我的回忆》中还写道要求致电张杨要求杀蒋的理由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1]332在这里,莫斯科的意见被描述成中共决策事实上的指南。
在年谱、年谱中,均没有提及事变初期毛、周、朱、张等人杀蒋、审蒋的态度,这些史料主要侧重党的领导人对张、杨发动事变的肯定上。而在的记述中,、、均主张杀蒋,而本人则模棱两可:“虽很激动,但仍冷静”地等待共产国际的态度,总之“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1]332关于毛、朱是否主张杀蒋,还缺少直接证据。但根据公开史料来看,是明确反对审蒋杀蒋的,在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会上‘审蒋’、‘除蒋’,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3]395就自己是杀蒋还是放蒋的立场描述不清,但事变四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讨论的错误时,提到“那次我们接到捉了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2]667相同的史料还见参加了13日政治局会议的郭洪涛:“甚至提出,不但要公开审蒋,而且要打倒南京政府,无人理睬他。”[4]115可见在《我的回忆》中努力撇清自己杀蒋立场的,在事件发生后是主张杀蒋的。
根据的记述,12日商讨的结果,决定五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为马首是瞻;二、派、秦邦宪、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三、电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等到后再议;五、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等即赶往西安去了。”[1]330
需要指出的是,的回忆在此又存在时间上的严重错误。根据的描述,在接到文寅电后,中共中央在的窑洞给共产国际的拟定电文前,就已经动身前往西安,而实际上是在17日才乘飞机抵达西安的。此外,根据回忆中商讨决定的“各点”,可见将12日在窑洞内党的领导人关于西安事变对策的初步讨论,与13日在住处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混为一谈。两相叠加,《我的回忆》制造了12日当天飞赴西安,同时一边等待莫斯科的态度一边形成杀蒋的初步共识的情形。
关于12日中共致莫斯科的电报内容,张在回忆中提到“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解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1]332这里张的回忆显然与事实不符,除报告西安事变情形外,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共拟组织三人委员会、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抗日联军,并争取南京温和派与蒋军,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等。[5]98张的回忆将西安事变的起因归结到了张、杨、中共的抗日反蒋协议,并强调中共主张与蒋决裂,而非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紧接着张回忆,由毛12日起草的致张学良的电文“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并强调“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负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1]331回忆中回复张学良的电文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真实发出的电文是:
(一)是否已将扣留?……(四)必须压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军队,紧急时诛之为上;(五)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5]96
在这里毛提出了“紧急时诛之为上”,这一节被《年谱》所忽略,似符合张所说暗示张学良杀蒋,但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负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等节却并不符合事实。张的误记有两种可能,一是张所记的是草拟稿,与正式发稿不同,张有意回避正式稿内容,借以抹黑等人;其二则是张直接说谎。
的回忆渲染党的领导人杀蒋的立场,并将最终解决事变的决策权交给了莫斯科,而这一提议恰好又是提出的,个中含义很是明显,即将推到了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第一线。而将12日的党的领导人初步讨论与13日的正式讨论合并为12日的讨论,并将赴西安的时间提前到了12日,从而12日到17日六天内的事件被压缩到了一天,时间上的错乱配合着决策权的转移,与学界公认的以为核心的党的领导人综合各方态度并从民族立场出发作出西安事变解决方针的记述明显不符。
二、莫斯科来电后中央决策的制定
根据的记述,12日的决策是在浓厚的杀蒋氛围中进行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等待莫斯科的态度。在此背景下,又强调莫斯科对于西安事变的看法与中共完全不同,《我的回忆》在这一问题上的表述值得推敲。
回忆莫斯科的回电于13日晚收到,内容包括:一,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二,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三,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1]333
为了与前文记述的1936年12月12日赴西安一致,在回忆录中将共产国际16号的回电记成了13日晚间。根据史料,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直到16日才得到共产国际的回电,但由于电码不清,又要求重新发送,20号才得到完整清晰的共产国际回电,可见中苏党际的电报往返及处理周期是4天左右,绝不可能在13日晚间获得。对比已公布的电文内容: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只能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就要重视现实,中国共产党应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5]161
原莫斯科的电文中并未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制造的。但张所回忆的电文与正式公布电文所传达出的对事件的定性定调基本相同,核心有两点,一是指责张杨的行动,二是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张回忆的莫斯科电文中有关西安事变中日本的因素,则与14日苏联《真理报》社论的口径有所相同。故这一部分的误记应当是记忆偏差,将共产国际回电与《真理报》社论的观点混为一谈。
相比于的回忆,中共党史对于莫斯科回电的表述将重点放在了第二条上,即莫斯科的意见认为应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比已经公开的有关13日政治局会议的史料,可见莫斯科的意见与中共在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态度是有一定距离的,中共虽然拥护张杨的行动,但是否杀蒋有待于观察各方态度(中央、地方实力派、日本、英美、张杨,当然也包括苏联)再做定夺。然而莫斯科的回电则是基于避免苏日战争的基调上,否定张杨的行动,同时明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态度在14日的《真理报》上已经明朗化。
如果按照前文所记述的,中共是12日党的领导人基本拟定杀蒋,并派出赴西安,那么13日的回电对中共领导层的影响可见一斑。实际上,13日党的领导人并未收到共产国际的回电,也在保安。13日正式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综合前面的回忆与其他公开史料可见中共内部审蒋、杀蒋的声音尚占主流,但在14号《真理报》社论使苏联方面主张和平解决的态度明朗化,其他地方实力派一致挺蒋,张学良方面不倾向杀蒋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在没有受到苏联方面正式指示的情况下,在19号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故而20号的共产国际回电并不会使党的领导人产生较大震动。将12号到19号将近八天的决策时间缩短到了不到两天,这一点显然不是记忆偏差,而是故意为之,其目的是在营造中共接到莫斯科回电前后态度的一百八十度转变,借以抹黑以毛、朱、张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在对以毛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收共产国际回电后打击甚大的铺垫下,记述了其“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并最终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334也就是说,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策的最终制定这一功劳揽到了张自己身上,至少揽到了自己与密商上。但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有没有可能与密商呢?根据自己的回忆,在事变前“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1]329其中“往事”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张在长征中另立“第二中央”等一系列的活动。同样,在10月30日毛给林育英的电文中,也强调对张“不能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2]605可见当时毛张关系虽不至于“硬化”,但绝“软”不到能够“密谈”的信任程度。
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界主流的叙述是,党的领导人在12日接到西安事变消息,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上就基本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随后17日到西安的斡旋各方,最终达到了中央既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而对于中共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记述,由于时间上的严重错误,形成了中共在事变初期一致要求审蒋杀蒋,只是在苏联的要求下才决定和平解决,并突出了在转变工作方针上与毛“密谈”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头功给了共产国际,二功给了自己,强调了中共在事变解决方针上的突变。前后态度的大转变,显然是不够成熟的标志,而一以贯之的只有,他一直在等苏联的指示,并唯苏联指示是听,好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亲苏派。
有趣的是,相比于,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并不在国内的亲苏派王明,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的表述则并没有强调苏联的作用。在《王明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2月13日李国华向王明请示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王明借机向他吹嘘自己写的《八一宣言》和提出统一战线的功劳。说:“红军长征的成功,东征的出师,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西安事变,内战停止,和平的取得,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奠定,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八一宣言》”。[6]86
这一节记述与事实有一定距离,在12月13日对李国华自夸的王明提到了内战停止、和平取得、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合作奠定。虽然《八一宣言》中确实提到了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但并未提及国共合作,故这一节记述绝不可能发生在情况尚不明朗的12月13日,起码是在1937年中后期。不过抛开时间问题,可以发现不能直接参与事件决策的王明将中共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归结到了由他起草的《八一宣言》上,强调了《八一宣言》对于中共缓和与关系,进而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
三、结语
经考证,可以基本得出结论,《我的回忆》有关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制定等处的记述,与史实出入较大。首先,在事件的叙述中有较为严重的时间错误,把从12月12日至20日的活动压缩到12日至14日之间,从而在叙述上人为地打乱了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步骤。其次,有意隐瞒了自己在商讨西安事变处理对策时的态度,又将一些史迹无考的内容掺入叙述中。关于事件的记述属事后回忆,亦即在事件明朗化、并基本形成主流解释的情况下,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过程加以重新叙述,突出强调了其本人的作用,同时无形中贬低了其他党的领导人在决策中的地位。由于这种偏离实际的叙述,《我的回忆》难以作为可信的史料使用。而、王明争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话语行为,也隐约可见在西安事变之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已是社会主流民意。
参考文献:
[1].我的回忆(第三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张培森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集传记组编.年谱(1900-1976)(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4]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5]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M].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
记忆密码战范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463(2016)17―0081―01
随着新课改的逐渐深入,学校引进了新的数学教材。新教材编制非常合理,它的内容编排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原则,这样的编排形式有助于教师的教及学生的学。然而通过对教材的观察和研究,笔者发现新教材里面一部分内容学习顺序被调整,一部分内容被去除,这使得初中数学的教与学产生了下面几点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一、课程难易程度和课程体系严密性的矛盾
对于初中生来讲,他们虽然具备了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但是他们的这种能力大多数是表现在经验方面,他们内在感知的逻辑思维能力仍然非常欠缺。初中阶段是学生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学生的思维在不断转化和改变,逐渐由起初的经验思维靠拢于如今的理论推理思维。为了能够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初中数学学习,新教材对其内容的编制和编排都具有很高的要求,这样能够有效降低学习难度,培养学生的理性推理思维能力,进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新课改在改变课程难易程度的同时,也需要保证课程体系的严密性,确保课程教材内容的准确无误,并且拥有正确合理的内容分布,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但就目前的初中数学课改而言,其的确实现了课程内容的简单化,但其内容的含量和分布却不够严密,这样在无形之中造成了课程难易程度与课程体系严密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今后的课改当中,一定要重视并处理好课程难易程度与课程体系之间的关系。
二、分散难点与综合记忆的矛盾
结合教育心理学的知识和内容,可以将记忆分为很多类。根据其内容可将其分成:全面记忆、片面记忆、综合记忆。这三类记忆因不同的内容而存在差异,它们面对不同的内容各具优势。对于那些意义不大的内容,采用片面记忆就可以了;对于意义较大但比较简单的内容,采用全面记忆效果更佳;对于意义较大且较为繁杂的内容,采用综合记忆效果最为突出。初中数学虽被简单化,但其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难点,若不综合考虑,盲目采用片面记忆和全面记忆的方法,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就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按照一定规律对课程内容的难点进行分布,在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采用综合记忆的方法,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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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初中生英语词汇学习的现状
第一,初中生学习英语面临一种学无力的窘迫局面。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局面,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词汇学习面临巨大挑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由于词汇量的不足,给学生的听、说、读、写各方面都带来很多困难,直接影响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
第二,英语词汇的学习多数停留在一种暂时记忆状态,没有达到长时记忆的效果,造成词汇量的积累不够,而且造成英语词汇学习的一种不良情绪,从而讨厌记忆英语单词,形成一种不良的英语词汇记忆心态。
第三,在英语词汇学习中,缺乏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指导,他们往往孤立地学习和记忆词汇,快速地遗忘所学词汇。
第四,由于学生英语词汇的漏洞太大,直接导致一部分同学过早的放弃英语,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有的同学即使有想学英语的想法,但由于欠账太多,而有心无力,自信心困乏,一看英语就头疼,如有“谈虎色变”的感觉。
从以上现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目前中学生在英语词汇学习中,缺乏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指导,他们往往孤立地学习和记忆词汇,快速地遗忘所学词汇,这样导致了学生失去学习的信心,降低他们词汇学习的有效性。学生的英语成绩的分化也往往也从词汇开始,而且部分学生因词汇量增加而产生厌学英语的情绪。所以,探讨学生词汇学习的策略方法是我们必须要做重要事情。特别是记忆单词的技巧和方法,突破英语词汇关,使之学得轻松,记得牢,学生就会对英语有浓厚的兴趣,随之就会产生巨大的学习动力,教师也就不会被学生的学习成绩上不去而困扰。
二、解决教学中英语词汇学习的策略
策略一:突破破解英语词汇拼写的密码――高度重视英语音标的教学,做到音形意的有机结合
根据我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来看,学生英语单词出现的主要问题在单词的拼写上,也就是没能做到音与形的结合。有些学生习惯于死记硬背,像记电话号码一样,将字母拼读出来,既不动手多写,也不思考读音与字母或字母组合的关系。有的学生离开了音标,便寸步难行。26个字母及其衍生出来音素音标学得怎样,直接影响学生以后的单词记忆。我在多年的教学中一直青睐音标教学,它给学生提供了一种英语学习的能力。注意点就是:①一定不能流于形式,要实打实的完成教学内容。②要全班通过,不能有落后面。我们的教学实践证明,教会学生认识音标,学会拼读规则,学生就有了自己学习英语的武器,也就有了兴趣,这是解决目前初中生英语词汇学无力的最关键因素。
策略二:遵循英语学习规律和初中学生特点,努力把英语词汇的暂时记忆转化成长时记忆,注重英语词汇的积累
在英语词汇教学中,我们既要注意选择识记词汇的最佳时间,又要注意对所要识记材料作必要的组织安排。我们采用“四步法”将词汇记牢。①识记是指对所要识记词汇的有目的的识记,它是“四步法”的基础,它与其它方法相区别,而只是在识记的量与时机上有所规定。根据多年探索,初中学生一般每日以8个词汇的识记为宜,还可根据学生当前各生物节律的不同而上下增减,识记时间以每晚就寝前10分钟为宜。按照先入为主的原理,学生识记应注意读准音,记准形和意,否则将后患无穷。②追忆是指与克服困难相联系着的,并且需要加以努力的有意回忆。它是实现对所存信号在放大的过程。追忆的时间以识记后的第一天为宜。起床后,学生追忆昨晚记忆的那些词汇,若追忆不起的可再做补记,以备下次追忆。追忆的频度可根据各人遗忘速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切忌不要等所识记的词汇遗忘后再做追忆。③循环是指对经过识记和追忆后的词汇进行再重现的过程,是追忆的延伸,它与追忆不同的是它可采用归纳法、听写法、领读法、阅读法、抽查法等多种手段,对已追忆过的内容进行不时的复习与巩固,循环频率可随复现次数的增加而递减。在循环中发现却又遗忘的词汇可待做重新识记,而证明却已记住了的词汇可备作淘汰。④淘汰不是把已识记的词汇从大脑中抹去,而只是把它们从记节记忆的过程中过滤出去,它是词汇的识记程度达到纯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使记忆深化的结果。
人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对“四步法”的认识也不例外,他还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后,才能日臻完善。实践证明,这种“四步法”确实能把英语词汇的暂时记忆转化成长时记忆,效果十分明显。
策略三:及时复习,精细复述加工记忆词汇,巩固记忆效果
及时复习,贵在养成习惯。发挥复述的两个功能:①将信息保持在短时记忆中,防止被其他信息排挤掉。②作为信息的传输机构把短时记忆的信息送入长时记忆。复述不能自动地将信息传送到长时记忆中。我们需要将收到的信息进行精细结构的编码,如联想编码、组织编码、心象编码等,才能更有效地记住所接收的信息。即精致性复述更有助于将信息传送到长时记忆中进行贮存,那种“读望天书”似的简单的保持性复述记忆效果很差,因而我们需要在词汇学习时对词汇进行精细复述,才能真正记准单词,巩固单词。
策略四:创设好的语境被公认为是其重要途径之一,没有一定的语境词汇也无法体现出其丰富的词汇意义
词汇一旦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就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失去了丰富的意义。而有了语境就有了词汇赖以生存的土壤,它滋润怀抱中的每一个词汇,使它们变得更加有生命力。创设语境是英语词汇记忆的高效之路。人们对事物记忆的好坏主要取决与大脑对信息处理的深度,对孤立的词的重复是一种低层处理,记忆效果差;将词与所处的语法结构结合起来,则是一种较深层的处理,记忆效果较好;而将词的意义与句子的意义结合起来则是一种最深层的处理,记忆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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