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范文

1.1以英文原著为主，使用原版英文著作授课。如SusanBas-snett.的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出版时间：1993。（苏珊波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Blackwell出版社）但是存在的问题一是英文原著著作价格昂贵，让一般学生难以承受；其次是由于出版和传播的关系，英文原版著作进入中国要经过一段时间，造成版本太旧。再次，据说国外比较文学授课是没有著作的，由于原著作者往往在某一方面领域研究的过于深透，多是专著性质，上课都是老师自己整理讲义。这就造成部分内容过于详细，有些地方涉及不到。不符合我国学生通习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现状。

1.2选用中国人编写的英文著作，再选用原版英文著作和国内中文著作作为辅助。由于编写者、教师和学生的国学和英文能力水平差异，很难保证取得高效的教学质量。

1.3以中文著作为主，选取英美比较文学名师的论著进行讲解。两者起到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如上海师范大学孙景尧的AStudyofImportantWorksinEnglishComparativeLiterature《比较文学名著研读（双语版）》，在实践教学中效果良好。

2、以上述几种教材模式为借鉴，张萍、张晓红编写的这部《比较文学》双语著作具有以下特点

2.1目的明确，针对性较强。是按照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国学及英文实际水平编写的一部相应双语著作。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是中文系汉语言专业本科生必须开设的一门重要选修课。这本著作的面世可以使学生对比较文学方面的相关知识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为以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2.2体系较新颖。《比较文学》充分发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书中所选论文，多出自西方名家大师的英文比较文学名篇，它本身所具的不同文学文化和思维论析的比较性，使之无疑成为最佳选本。编写体例大致以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和学习实效为序，分为七章：首先是比较文学基本概念及其历史板块；指出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其次是研究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板块一章，指出比较文学学科史及其性质，比较文学的学科“简史”的诞生及其标志。经历了史前阶段、早期阶段、学科形成阶段、正式诞生阶段。其与民族文学、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总体文学概念的具体关系等；再次是第三章：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种类和任务。

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是研究对象的认定；二是研究范围。研究种类从早期法国学派的分类、后期美国学派的分类、国内外常见的分类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总结。具体而言比较文学的各研究种类，它们皆有着各自不同的使命。影响研究之下的三种研究类型其任务与目的也各不相同。如，渊源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探求影响联系的起点，解决谁发出影响的问题。流传学，其研究的任务则是探求影响联系的终点，解决谁接受影响的问题。媒介学的任务，是研究把一国文学文化介绍、传播到另一国，使它们之间产生文学交流及影响接受联系的途径、方法和手段，解决充当媒介作用的“第三者”问题。而平行研究的任务，是对那些并无交往影响和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在主题、文类、文艺理论、文学题材、人物形象、创作方法、风格特点、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等方面进行同异关系和规律特点的比较研究。具体到平行研究之下的各分支，也各有其不同的研究任务。著作从第四章至第七章介绍的比较文学的学科流派。第四章：实证性影响研究，对诞生于法国的比较文学最早的学科流派进行研究探讨。

比较文学范文篇2

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这一章中,阐述了翻译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明确指出了译介学与一般翻译研究的区别,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探讨了翻译文学的归属以及翻译文学史的撰写问题,并介绍了翻译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进展。谢天振教授在自己的专著《译介学》中,对译介学做了更全面的概述:译介学最初是从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谈到翻译,不得不谈到创造性叛逆”,在方平为谢教授的《译介学》所作的序言中有过这样的文字:‘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所引进的一个命题,作者用专章讨论,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谈到文学翻译,立即会想到‘翻译者,反叛也’这一句来自海外、广为流传的名言。翻译工作者都能体会到这句话的讽嘲口气而心有不甘。对于以认真严肃自勉、把‘信’和‘忠实’看作文学翻译第一要义的译者,最怕的就是译文出错,而‘错误’和‘叛逆’在我们心目中,不分彼此,同样可怕又可耻。现在作者提出:‘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并引用了法国专家的论述:‘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忠实”一直是传统翻译界的标准。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就提到了忠实的译者”,中国则在唐朝由佛经翻译大师玄奘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到了清末,严复先生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也就是忠实原文,语句通顺,文字优美,信”也就是忠实”,是翻译的核心。

这种忠实”不但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也要忠实于其风格。但是译者一旦决心要忠实”于自己的译著时,就为自己划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圈。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忠实”,对原著亦步亦趋,决不能跨过这个圈子,这显然是给译者一个很大的束缚,译者的地位变得很被动。传统上的直译法和意译法可以说是忠实”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又都背离了原著。直译法只忠实了形式却没能很好地忠实内容,这种译文往往晦涩难懂;意译法很容易理解,忠实了内容,却丢掉了形式,丢掉了蕴含在形式中的文学价值。作为译者,首先他应该是个读者,读原著的过程,是一种主动的、建设性的过程。每一位译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生活背景、人生观、价值观等来理解和分析所读的原著,对原著中的各个形象都会有自己的偏爱、厌恶等心理。而这种主观性的对原著的理解和阐释反映在译作中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林纾先生是我国翻译史上影响深远的人,他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典型代表,他的翻译观是翻译只是一种将西方小说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文化、风俗等展现出来的工具”。林先生本身并不懂外语,他是在别人的口述下来进行翻译的。但是与其说他是翻译,还不如说是在创作比较贴切。他的这种翻译方法很难完全忠实于原著,但是他成功地翻译了170余种欧美小说。他的翻译不但对中国整个翻译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最早提出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的,是法国著名文论家埃斯卡皮,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中国的翻译史由来已久,从佛经的翻译,到后来中欧、中美接触频繁后的英语、法语等的翻译,无一不渗透着创造性叛逆”。翻译是最能体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的,而最好的译者应该是能随机应变地将外国文学译成本国的人民完全能理解而又不失异国特色的文学。中国的文化积淀很深厚,有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可以在外国文学中找到所对应的,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凤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凤凰”为百鸟之王,凤凰每次死后,会周身燃起大火,然后其在烈火中获得重生,并获得较之以前更强大的生命力,称之为凤凰涅槃”。如此周而复始,凤凰获得了永生,故有不死鸟”的名称。而在西方的神话里,出现了一个相对应的形象phoe-nix”,叫做火鸟,不死鸟,跟中国神话里凤凰的形象非常相似,也是可以复活、永生的。所以译者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时,可以直接拿我们自己文化中的形象对应。而很多时候,中国和外国的同一形象,其所代表的意义却相去甚远。例如:杜鹃鸟这一形象,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是常用的意象之一。中国古代有个传说:望帝因为诱惑了自己的大臣鳖泠的妻子羞愧而死,死后望帝化成了一只杜鹃,每年春天哀啼不止,直到口中眼中流下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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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缺乏切实可行的教学目的，“尽管从比较文学学科设立之初，众多学者都坚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称该学科为显学，为该学科能成为大学中文本科专业的必修课而欢欣鼓舞，但实际上一直以来比较文学在普通本科院校都面临着一个怎么教和教成什么样的难题”，“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到目前，不仅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而且也不像中国古代文学史等其他中文学科那样有着明确具体的教学目的”[2]。比较文学的教学目的虽然并不是明确具体，但是基本的倾向是培养学生文学比较意识。树立比较意识不是一种泛泛的空谈，不是步别人的后尘，而是让学生培养一种创新思维，学好理论的同时，运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当前的一些问题，比较文学的教学不应该仅拘泥于一种教学模式，而是应该结合地区实际灵活掌握自己的教学思路，民族地区的比较文学教学则恰好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加入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的内容，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实现了比较文学的特色教学。没有具体可行的教学目的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一切都整齐划一，则限制了教学思路，使得比较文学教学成为一门枯燥的理论课程。

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文学特色教学的亮点，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而且目前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人并不是很多，在目前学术偏向某些社会热点问题或前沿领域的情况下，这些拥有辉煌灿烂文化的民族更应该站出来宣传自己，这一点就更应该体现在自身的教学中。比较文学的讲授中跨民族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一般的教材中都简短的略过了，我们地处蒙汉交际的地区，蒙汉两民族的交流融合的事实给我们提供很多研究和讲授的材料。

（一）影响研究

蒙古族和汉族存在许多的影响交流的事实，从古代就有匈奴、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互相学习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胡服骑射”的故事，赵武灵王赵雍大胆地向匈奴学习，实行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赵国实力增强，成为战国后期唯一与秦国抗衡的国家。“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服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同时北方民族粗野豪放的性格对汉人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历史走进现代，生态主义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殊不知蒙古族的思想里从远古就有一种对自然的保护意识，从20世纪70、80年代到内蒙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张承志、羌戎等这些在内蒙生活了多年的知青，蒙古族的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甚至成为他们日后创作的中心题材，张承志的《黑骏马》、羌戎的《狼图腾》等作品中都展现了他们对草原深深的爱，对蒙古人们的善良、古朴品质的讴歌，对原始游牧生活的向往。从形象学角度讲，汉族作品中的蒙古族形象，以及蒙古族作品中的汉族形象，都可以纳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中。唐朝时期汉胡之间就有广泛交流，如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见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高适《营州歌》：“虏酒千钟不醉人，胡人十岁能骑马”，以及眼里“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等等都可以看出汉人对胡人的印象。《黄金家族的守望》这部蒙古族小说集中出现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有纯洁善良、任劳任怨、勇于追求幸福的蒙古族姑娘，有宽厚仁慈、热情好客、一心一意抚养汉族姑娘的老额吉，这些蒙古族作品中的形象完全可以拿来与汉族作家作品中汉族女性形象作对比，挖掘的内容将是非常多的。在比较诗学方面，蒙古族文学理论与汉民族文学理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既可以研究蒙古族的腾格里崇拜与汉族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之间的区别，也可将其纳入到比较诗学的教学案例中。

（二）平行研究

从平行研究角度在进行史诗对比研究时候，完全可以把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与其他少数民族及西方史诗的对比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尝试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需要对学生进行蒙古族文学文化的讲授，在民族地区的本科教学中如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会接触到蒙古族语言、文学、文化的学习，如果比较文学教学中加入蒙汉比较的内容，学生接受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这种教学思路会很好地促进蒙汉比较研究及蒙古族文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体系比较研究的开展，从而开拓学生的视野，对于大四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也大有裨益，还可以拓展教师的研究视域，提升教学素质。相对于全国的重点高校而言，民族地区的汉语言教学科研一直处于一种弱势的状态，如果实现这种特色教学，民族地区的比较文学教学将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亮点，而且这方面蒙汉两专业还可以合作，以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