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范文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曾提到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两大制度畸形，即刚性兑付和过渡依赖担保。

结合吴行长的观点，笔者进一步将这种畸形扩充到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刚性兑付。理财产品和财富管理中，大多数产品都是投资性金融产品，存在风险是必然的。投资性金融产品需要遵循“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原则，但是我国的财富管理完全违背了这个原则。出现违约风险后，作为中介平台的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刚性兑付。

第二是过度依赖担保。我国的市场交易缺乏诚信，金融市场缺乏信用体系，导致市场交易和金融活动过度依赖担保。

第三，我国的大多数的理财产品都是一种类存款产品，都是属于间接的融资体系。但是从国际经验和法律性质来看，理财产品都属于直接金融体系。

第四，我们的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缺乏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导致我国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第五，国外认为财富管理是富人的游戏，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充分体现，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管理基本上属于富人的专利，如此，会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而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可以根本上改变我国财富管理制度和体制困局，老百姓、丝们、大学生等都可以公平享受金融服务、都可以公平参与财富管理，所以笔者指出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催生了财富管理大变局，大资管时代已经来临。

金融市场模式如何转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必须要转变金融发展的模式和体制。笔者研究日本韩国等国际上金融后发国家发展金融市场的经验，从间接金融市场体系转向直接金融市场体系是必然趋势，而市场型间接金融是实现这个转型的必经道路。市场型间接金融一般分为A型和B型。A型是从投资者角度的集合理财，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各类公募私募基金、P2P、众筹等都属于这种类型。B型则是从筹资者角度的“资金筹措”：比较典型的是各种贷款债权的流动化与证券化、银团贷款、项目融资等。市场型间接金融的核心要旨是实现金融中介机构资金融通功能的市场化，突破现有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融资的单一性和高风险，实现直接金融和传统型间接金融的互补与完美结合。市场型间接金融的发展比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可以更有效地分散、降低市场风险。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可以根本上改变财富管理的制度基因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制度畸形，所以说我国已经进入财富管理大变局时代。具体来说：

第一，股权众筹的小额投资、分散投资、投资组合、高风险高收益等制度特性，可以打破理财产品刚性兑付的神话，投资者“买者自负”的基本原则可以逐渐深入人心，贯彻始终。

第二，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逐渐建立个人征信体系和类似FICO体系，开发信用产品，可以设计出个性化的私人定制的金融产品，打破过度依赖担保，打破标准化、无差异的传统金融产品设计模式。

第三，实现丝金融和众筹金融，余额宝等各类“宝宝”、众筹都是丝金融的体现。通过移动支付和移动金融实现快速、便捷、高效、低成本的财富管理，加快全民理财时代的到来。众筹金融、移动金融、互联网金融能够打破富人对财富管理的垄断，能够使普通的老百姓、丝、大学生公平享受金融服务。所以必须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富管理道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

第四，打破刚性兑付和担保机制后，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买者自负和倾斜保护相结合。

第五，全民理财时代、大财富时代是大金融大统和的时代，互联网金融加大了产品混业，金融超市，特别是养老金融，这是中国未来最大的金融市场，这里的“大”是通过移动支付和移动金融，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利用者的数量急剧扩大，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财富管理和金融服务市场。

总之，借助互联网金融，可以变革我国财富管理模式和金融市场体制。

互联网金融有三个体系：第一是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重构。笔者提出中国银联涉嫌垄断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导致了互联网公司等民营机构的金融业缓慢，金融服务得不到普及。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新型清算组织等的发展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重构。第二是间接融资模式的重构：P2P、第三方理财是对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的重构。第三是直接融资模式的重构：股权众筹等模式是对以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直接金融体系的重构。互联网金融还衍生出新型金融业态，比如金融信息垂直搜索、金融百货店、金融天猫等，都是平台金融。

根绝笔者调研和研究，笔者给互联网金融初步做出一个定义，“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众筹金融，具体是指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基础上，实现支付清算、资金融通、风险防范和利用等功能；其具有快速便捷、高效低成本的优势和场外、混同、涉众等特征；并打破金融垄断，实现消费者福利。”该定义逐渐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

笔者首先提出，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核心和主流是众筹。众筹分四大类，一是债权众筹，第二大类是股权众筹，第三大类是回报众筹，第四大类是捐赠众筹。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范文篇2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78―2009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8%，尤其是2002年后年均增长率达到10.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却从改革开放初的0.28猛增至2013年的0.473，且自2000年起，中国的基尼系数就一直高于贫富差距警戒线0.4。因此，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原因的探讨在中国从来没有平息过。

金融部门――这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对于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却是近年才出现的。金融作为连接储蓄和投资的纽带，对于居民财富的使用、收入的分配都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关于金融发展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界大致给出了三种观点：一是金融的发展缩小了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盖勒和泽拉（Galor和Zeira）在1993年的分析;二是金融的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满足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对这一关系最为著名的阐述是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和Jovanovic）在1990年建立的动态模型;三是金融发展扩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这种观点主要是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给出，但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上述三种观点在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路径时主要沿袭从西方经典理论出发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路径，其中间接效应大都是基于金融发展加速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分配来分析的，但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出发，会发现上述分析忽略了金融膨胀的后果以及连接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的关键一环――政府的作用。

二、对金融发展本质的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作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学离不开经济学的土壤。然而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界在论证金融发展、自由化时具有一定的伪善性，并不能真正分析其本质。为此，在分析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正确认识金融发展的本质是极其重要的。

金融发展在狭义上主要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包括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的变化。在广义上包括金融深化、金融市场化、经济金融化等一系列与金融有关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发展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公开市场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包括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及货币金融的自由化、虚拟化，可以说金融发展正在逐渐地远离实体经济。伴随着金融发展的是大量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膨胀，它们会促进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范围内货币资本的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

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有规律地创造贮藏货币（停滞货币）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信用体系及金融的发展使得停滞货币流动起来。当这些货币流入产业经济领域时，无疑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如果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推动起来的闲置资本被再次投入金融领域并继续虚拟化而不是投入实体经济增加社会投资时，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会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出现泡沫。当这种泡沫足够大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也将随之到来。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由于商业信用及银行信用发展而来的金融领域可以使闲置资金流动起来，所以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特别是金融资本急剧的虚拟化导致的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会催化泡沫的产生，而西方经济学界、政界似乎没有注意到，或者刻意助长这种泡沫的产生，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路径――西方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差异

（一）直接效应影响路径

1.西方理论界认为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直接效应主要是指金融发展，尤其是非正式金融机构中小额信贷的发展可以帮助穷人融资，从而缩小了贫富差距。他们认为，金融领域的门槛效应使得富人能进入，穷人无法进入该领域，导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而金融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会使得金融系统能够承受小额信贷的高成本，从而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了收入差距，使得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因此，西方理论界认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直接效应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首先，金融资本的积累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资本积累会导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收入的两极分化，事实上，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两极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积累方式不断地进行调整，主要表现为职能资本逐渐向银行资本和各种生息资本转移，造成货币/金融资本的不断累积。金融资本的积累使得普通劳动者处于贫困的一极，无形中造成了进入金融领域的壁垒即门槛效应。因此，金融资本是在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作为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同资本积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一样，也使得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拉大。其次，股份资本的发展造成收入差距拉大。股份资本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形式把分散在社会中的资本积累起来，且随着股份资本的发展，竞争被垄断所代替。一方面，垄断必然会形成垄断价格，资本家通过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股份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使得其在金融市场上的买卖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在股票的暴涨暴跌中，普通居民由于不具备相关知识及信息，很容易造成投机失败，而投机失败者的财产，以及社会资本会转移到投机成功者即大资本家手中。结果，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阶级，而工人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则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二）间接效应影响路径

1.西方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是促进经济增长，然后间接缩小收入差距。西方金融理论中，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间接效应是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会减缓贫困，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因此间接效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自从熊彼特分析了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来，多位经济学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希克斯曾经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的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即全要素增长率是长期中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忽视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事实。因为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非流通的长期资本，如果没有金融发展，金融市场不完善，是很难做到积累大量非流通资本并使之运转的。因此，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性条件之一。

其次，经济增长能够改善分配状况，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西方理论界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差距会伴随着经济机制的自动调节而逐渐趋于缩小，因此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服从一种倒U形曲线的关系。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是扩大收入差距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在政府干预市场下才会缩小收入差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有规律地创造贮藏货币（停滞货币）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信用体系及金融的发展使得停滞货币流动起来，其投入实体经济后客观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的发展趋势，从产业资本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经常不能回流到产业资本经济，即实体经济中，而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于产业资本之外，造成金融领域的泡沫化，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泡沫化。因此，金融发展推动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泡沫经济，从而西方经济学界所分析的间接效应路径的第一阶段在质量上（经济发展质量）会大打折扣。

西方经济学界所认为的间接效应第二阶段，即经济增长会内生地缩小收入差距更是捕风捉影，经济增长后收入差距只会内生地扩大。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使得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收入和之前自身收入水平相比都会上升，但是其上升的速度不同，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穷人，因此二者的收入差距与之前相比也并没有减少。另外，随着金融泡沫的产生，整个经济体也将处于泡沫之中，泡沫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破灭，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的过度放任、自由化、放松监管甚至没有监管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工人阶级和小型企业陷入破产的境地，而大型企业凭借其强大的信息资源，迅速撤离金融领域，减少亏损，从而不同企业间收入差距扩大，这又会影响投资于不同企业的居民收入，从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收入差距却缩小了，这不是高收入者自发地向低收入者进行的救助，而是政府干预市场，强制施行救助措施的功劳。危机爆发后，各产业濒临瘫痪，失业率增大，通货膨胀上升，严重降低了政府的信誉，使政府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于民众舆论的压力、社会动荡的潜在压力以及面临下台的压力，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使社会趋向于稳定。

因此，在这种分析框架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也是存在的，不过这种存在性的逻辑推导完全不同于上述西方理论中的逻辑推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倒U形曲线的形成机制是，在金融出现危机、收入差距扩大之后，政府迫于社会压力而进行的外在的行政性干预使得收入差距缩小，这种情况下的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并非由经济内生。

3.两种理论间结论的差异。上述分析表明西方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促进经济发展，后间接内生地缩小收入差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在放任条件下无约束发展会爆发金融危机，扩大收入差距，之后在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条件下才会外生地缩小收入差距。虽然最终结果都是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其性质是不一样的。从西方理论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缩小伴随着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从而贫富双方都可以获得金融发展而带来的好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政府干预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前提下，收入差距才会缩小。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几乎只是在爆发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才会干预市场。在危机爆发前，金融发展不但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使其进一步扩大，富人在享受了金融发展带来的福利增长的同时却剥夺了穷人应得的福利。

因此，相似的结果却有着极其不同的意义，西方理论很自然地隐藏了富人对穷人的这种福利剥夺，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揭示出了这种隐含着的剥削关系。

四、结束语――政策性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不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西方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最终会内生性地缩小收入差距，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只会内生性地扩大收入差距，而只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干预市场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才会缩小。

因此，尽管现实中的确存在收入差距先上升后逐渐缩小的情形，但是我们认为，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的这种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并非单靠经济内部机制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是一种基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规律。在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下，两者关系的分析模式如图1所示：

[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图1：传统西方分析模式

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分析框架下，两者关系的分析模式如图2所示：

[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出现金融泡沫化][缩小收入差距][政府干预经济][?][?][?][?][?]

图2：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

这种分析模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政策性的结论，即过度的金融市场化与自由化会给整个经济带来灾难，政府应该考虑对金融领域进行监管与调节，防止金融过度泡沫化，从而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当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化就与金融的泡沫化有关，需要政府进行管控。另外，这种分析模式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我们不能一味崇信西方所宣扬的自由化、市场化，而是要坚信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伊藤・诚（日），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希）著，孙刚，戴淑艳译.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2001.

[3]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美）著，周朔等译.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1990.

[4]纽曼（Newman.P.）（美）等著，胡坚等译.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考斯达斯・拉帕查韦斯（希）著，李安译.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5）.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中第十八条的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后面为了避免未实现融资收益被高估,《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对上述会计处理的规定又作出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即在初始确认时应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调整,根据已经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借记“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贷记“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其对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依然还存在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从租赁准则的规定我们显而易见: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中第四条的规定:“租赁开始日是指租赁协议日与租赁各方就主要租赁条款作出承诺日中的较早者”。而初始直接费用是指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租赁项目的费用,其通常发生在租赁开始日或者租赁开始日之前。而且根据准则的相关规定,出租人要在租赁期开始日对初始直接费用进行会计处理。然而,如果租赁开始日和租赁期开始日不在同一会计期间,就会存在初始直接费用无法进行及时入账的问题,但这些问日在很多教材或是文章在讨论时都很巧合的避开了。

另外,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是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因出租资产而发生的辅助费用,是为了形成租赁事项并获取未来各期租赁收益所付出的代价。而租赁准则对应收融资租赁款的会计处理规定说明,出租人除过收取最低租赁收款额以外,还可以获得相当于初始直接费用的额外资金补偿。但是,从实际情况而言,出租人是不可能从承租人那里再收取初始直接费用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等到租赁结束后,长期应收款中初始直接费用的部分收不回来,未实现融资收益也相应无法转出。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意识到此点并对会计处理的规定作出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即在初始确认时应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调整,规定内容此处就不再多赘述。这似乎让人有些不解,因为如果在初始确认时调整,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初始确认计入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不包括初始直接费用的金额。此外,即使出租人确定可以从承租人处得到额外资金的补偿,也应该将其纳入最低租赁收款额中,应收融资租赁款也只需要根据最低租赁收款额进行入账。由此而言,企业租赁准则中关于应收融资租赁款入账价值的规定既与租赁实务不符合,又与最低租赁收款额的涵义相冲突。

然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1号――租赁》规定:租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由此而言,未担保余值和最低租赁收款额是出租人未来收到的经济利益总流入,出租人为获得这些经济利益,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其差额就是出租人总共的出租利息收益。由于这些出租利息收益需要按照权责发生制进行确认,这样就暂时计入未实现融资收益,在未来的租赁期内按照实际利率进行分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对出租人而言,在融资租赁中,其付出的代价主要是租赁资产公允价值,该代价需要由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来补偿。而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也是出租人为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付出的代价,按照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也需要由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来补偿。所以在计算出租人内含利率时,准则规定需要考虑初始直接费用的影响。所以准则规定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包含在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初始计量中。其真实的含义应当是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应由未来的经济利益来补偿,而不能作为当期损益处理。

针对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的确认计量问题和会计处理,第一种建议认为初始直接费是不能直接记入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而应当在分录中直接通过未实现融资收益把分录调平。这样就能使长期应收款只包括出租人的最低租赁收款额。最低租赁收款额,是出租人在未来真正要收到的款项,也是对出租人在该交易中付出代价的真实补偿。应收融资租赁款只包括出租人的最低租赁收款额。最低租赁收款额,是出租人在未来真正要收到的款项,也是对出租人在该交易中付出代价的真实补偿。

第二种做法则提出将初始直接费用发生时计入融资租赁资产――初始直接费用,然后租赁开始日自然就在融资租赁资产的科目下,此情况下没有确认的融资收益中就不会包含初始直接费用导致的差额部分。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首先,它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初始直接费用的发生与租赁期开始日没有在同一日或者不在同一会计期间的问题,使得初始直接费用及时入账,而且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也是为获取租金收益所付出的代价,将其发生额计入融资租赁资产的成本能够与所收取的租金形成配比。另外,从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的科目性质看属于资产,而所谓资产,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除了未担保余值外,可以为出租人带来经济利益资源,即:最低租赁收款额,而把最低租赁收款额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会更加符合资产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