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对个人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科技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4-0028-0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文化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进行的。因之，其既不能照搬别国科技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又必须遵循科技文化建设的内在发展规律。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科技文化建设的现代化，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此，党在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对科技文化建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与之同时，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现代化的征程中，伴随着探索中挫折与跨越的交替，也积累了一些弥足珍贵的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作为科技在其发展历程中所积淀而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1]44，科技文化反映的是人优化科技活动的意向，其具体包括科技的价值观、制度、行为和成果四个层面。关注科技文化、建设科技文化是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科技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理论体系，并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遵循和精神标识，从中不断汲取思想力量、获取方法指南，并自觉运用于科技文化建设。这“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早在1940年2月5日，在参加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3]6，号召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可以说，在科技文化建设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直是我们党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以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为例，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的。1940年9月1日，李富春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学典礼上就强调，要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迎接新中的诞生培养科学技术人才[4]372。据当年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员后来回忆，当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就已体会到，“一个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首先要学习的是做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专门人材，只限于学习有关的自然科学课程是把握不住方向的，而且也很难把实际工作做好”[5]453。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词中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6]92。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对自然科学学习的认识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将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结合在了一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重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科技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7]346。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由此推动我国科技和文化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敏锐地观察到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在分析我国现实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1995年5月26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8]51。翌年5月27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8]73。可见，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与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技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发展。

进入21世纪，如何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成为党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顺应世界科技的发展变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代表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9]187，把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2012年11月8日，代表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10]7。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推动了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2014年6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特别强调，“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1]126，因此，要矢志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可以说，这一论述不仅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视角，而且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内涵，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纵观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要确保科技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必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科技文化建设，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不仅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及其奋斗目标所决定的，还因为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因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科技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好科技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二、与时俱进地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的巨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主导思想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的演变，不断推动着科技文化建设向前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将科技文化建设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是党对根据地科技工作者提出的中心任务。194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在其发表的社论中就指出，“提倡自然科学正是发展抗日的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这个目的所必须的、所应有的步骤”，认为“也只有在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总目标之下来提倡自然科学，才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12]。以延安大学为例，其制订的办学方针之一即是“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4]385。在革命根据地特定历史条件下，党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这些最初尝试，不仅直接推动了革命战争的进程，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文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为政治服务的科技文化观基本延续了下来，它集中表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成为党领导科技文化发展的时代最强音。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关于科学工作的各条规定，就是今后我国科学工作的总方针，即“要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13]16。据实而论，这一政策导向对巩固新生的政权和推动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一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从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出发虽然是必要的，但以革命的思维和方式处理复杂的科技文化问题终非科技文化发展的正道。此后，随着“政治挂帅”的持续发酵，科技文化建设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政治化的泥潭，以致科技文化日趋成了极左政治的奴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党科技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而且把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时，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技文化的作用，强调“我们应当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13]806，积极倡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之路。这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迎来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春天。

及至20世纪90年代，在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基础上，代表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其不仅体现了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且实现了科技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从而把我国科技文化建设推向了时展的新高度。1996年2月9日，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落实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实现‘两个转变’造就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管理人员”[8]68，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科技文化环境。

随着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向前推进，在深化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又代表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科W发展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我国面向未来的重大发展战略。2006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9]194，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自主创新的伟大事业之中。可以说，这一论述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科技文化建设理论的概括和重申，又是基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提出的新认识。

有道是：挑战无休止，应对也无止境。党的十以来，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2013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尊重科技人才创新自，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14]，对我国科技文化生态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给予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关注。这一科技文化观的阐发，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对科技文化自身特质的自觉，而且也展示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自信，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从上述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来看，伴随着其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的转变，我们党不仅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了科技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着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正因如此，党对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不仅提升了其对科技文化建设的认识高度，而且自觉将科技文化建设与自身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成功实现了党的领导与科技文化建设的统一。

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科技文化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事业是由人民群众来完成的，因之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投身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其建设者的作用，从而凝聚起强大的科技文化建设力量。

科技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这是历史早已揭示的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科技文化建设中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延揽和优待科技人才。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最近边区中央局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中规定了提倡科学知识与文化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这无疑对今后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将有更大的推进，将会招致更多的科学艺术人才来到边区，将更提高边区的以至全中国的科学艺术水准”[15]。事实也是如此。是时，上述党促进科技文化建设政策的实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边区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使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成为边区人民的共识，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革命和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0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成为群众性的事业，应该把科学理论与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专家的智慧与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把科学研究工作与群众的生产工作结合起来”[16]。在党看来，这是科学界应该努力的正确方向。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8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从现在开始，全党和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须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来，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7]。是时，通过群众性科学技术运动的开展，广大人民群众在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后，参与科学技术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的群众性热潮。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推动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197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既要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的作用，也要大力开展广大职工参加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要鼓励和尊重职工群众提出的大大小小的合理化建议，对于有价值的建议要给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一切轻视甚至扼杀合理化建议的行为，应当受到批评以至必要的处分”[18]。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引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使得全社会尊重科学、热爱科学蔚然成风，营造出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科研环境。

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1992年，党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8]35。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把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从而进一步调动了知识分子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进入21世纪，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2010年6月7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积极营造诚信、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鼓励自主探索，保护知识产权，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20]752。2014年6月9日，代表党中央又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按照科技人才成长的规律改进科技人才的培养机制，“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11]128。这些尊重科研活动规律的论述，无疑为新时期建立起真正能激发创新的科技人才发展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最广泛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投身科技事业，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才的创造活力，提升了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党不仅仅认识到了科技文化建设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充分调动民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科技文化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其要实现整体推进、协同发展，必须在全社会着力构建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通过全民参与的社会动员，建立起科技与文化密切结合的运行机制。

四、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科技文化作橐钥蒲Ъ际跷依据而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与科技的产生发展相伴而生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呈正向关联的发展态势。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一方面促进了科技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以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为例，其便把科技文化建设作为促进边区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仅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观在边区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而且科学技术普及在边区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有当事者后来回忆说，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融为一体、‘亲如一家’，以至于当我们提到边区的科学技术时，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提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同样也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科学技术”[21]118。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结合的如此紧密，是边区对敌斗争的需要与当时的科学研究产生互动的结果，其不仅仅是边区科技事业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边区科技和文化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所在。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1962年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确的技术政策和措施，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和要求，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符合我国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特点，合乎科学技术的规律，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22]，即科技文化建设要健康发展，必须将其与科技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注重科技文化建设所处的特定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这是党在对历史与现实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较为深入和广泛的认识，其正确反映了科技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结束后，拨乱反正首先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并由此推动了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快速、协调发展。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23]37。这是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展开的新起点，其为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作了思想准备。是时，在邓小平的主持领导下，我国的科技文化建设得到了空前发展，从而迎来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春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和汇流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99年6月15日，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8]（133-134）。这一关于科技及其文化发展关系的论述，充分认识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科技战略思想。

面对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党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必须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9]194。2011年5月27日，代表党中央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祝词中指出，“科技创新同文化创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带头大力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优良传统，坚持用创新文化激发创新精神、推动创新实践、激励创新事业”[24]。这些论述表明，党中央不仅把创新作为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把创新有机融入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之中，突出了创新的主动性和由此带来的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是党领导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党领导下的科技及其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技文化的发展是以科技的发展为前提的，加强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是我们党领导科技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因此，实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的有机结合，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性选择，其对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国家来说可谓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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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对个人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科技创新；植树造林；管理水平

一、科技创新的含义

科技创新是科学和技术创新的简称，其定义来源于其实对于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和知识范畴的概括。在本篇文章中，对于知识创新的概念是指，一方面是包含了对于科学原理的发现与探索，另一方面又包含对于当前所现存的科学技术的革新与换代。在学科实践当中，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概念尝尝吧被混淆，虽然二者的范围重合程度颇高，但是从操作层面来讲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科技创新的源泉不仅仅包含企业的科技创新，企业依靠自身实力对于科技和专利进行革新自然是科技创新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此之外，科技创新的含义还包括其余的部分，比如高校等科研机构对于技术的革新和发展，高校与企业联合互动所进行的对于技术的革新。

从目前的国际发展形势来看，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关键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便意味着更多的关键技术和更多的产业潜力，便可以在全球的产业链条上占据重要和主动的地位。能够激发自己国家的经济产业，运用自身的知识产权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总而言之，科技创新是社会活力水平的衡量指数，对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是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

二、科技创新的方法与途径

（一）提升标准法，该方法的要义在于将自身的技术标准提升至行业顶端，以行业当前的最高标准作为前进和创新的方向，通过了解，分析，模仿，实践等一系列的方式，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实力，以图超越对手，实现商业发展的途径。

（二）技术路线法，这种方法的实质在于规划好自身的技术路线，按照产品的需要，逐步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技术路线法较多的使用在汽车航天等大型产业，作为一种工具，这种方法可以大幅度高效率的提升企业的科技水平，实现技术水平的突破。

（三）产品及周期优化法，对于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一般有七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产品战略的建立，开发流程的制定，开发结构的建立，阶段性的审核的建立，各项开发工具的完备，各项事业的管理方式。这其中方面都完成了之后，一个高效的研究和开发体系就被建立起来了。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最大化的缩短研发的时间和高效的利用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研发资金和资源。

（四）产品数据管理法，作为对于当前信息化时代的顺应，产品数据管理法是制造业邓大规模产业经常使用的方法，其看中科研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的作用，通过数据来得出结论，该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其所得出的结论不仅可以有益于本次科研，更有助于未来的长效科研体系的形成。

三、植树造林的意义

植树造林是指通过规模的行为新建或者更新森林的一种人类活动，以规模的大小来区分，其可以分为植树与造林两个方面，规模较小的成为植树，规模较大的成为造林，不可忽视的是，植树造林行为对于环境要素的保护以及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起了巨大的难以替代的作用。因而在近年以来，植树造林活动深受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人们也喜欢把植树造林作为自己生活里一个方面，而其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建设意义，一方面，植树造林的行为并不仅仅单纯的只是树木数量的增加，更可以结合科学的规划，种植经济性作物，比如茶叶，药物果树，橡胶等等作物。如此，在起到保护环境之作用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兼顾环境与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植树造林的事业不仅仅包括了对于树木的新建，还包括了对于树木的更新与替换活动，在植树中对于旧树木的砍伐和新书树木的更换都可以提高林区的收入，为部分产业提供原材料。

（二）生态建设的意义，作为环境恢复和环境建设的重要部分，植树造林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对于生态建设的意义，其有助于放分固沙，防治水土流失，改善局部气候，使得干旱地区和风沙地区的环境状况进一步完善，绿色植物的增多可以有效的吸收空气中的部分颗粒物与有害气体，还会分泌各种有益菌，达到净化空气减少噪音的有益作用，不仅有助于环境，更为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起到作用。

四、科技创新对于植树造林事业的必要性体现

（一）科技创新有助于提高对于幼苗抚育的科学管理，幼苗抚育作为植树造林的基础性活动，对于植树造林事业可以说至关重要，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可以提高幼苗的成活率，通过营造良好的抚育环境，对于各项指标的管理，使得幼苗成活指数大幅提高。其次，有助于保证幼苗的质量，通过科学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幼苗的存活达到一定比例之后，便要促进其优质部分的生长，使得成活率与优质率并进。

（二）科技创新有助于验收管理，幼苗在成活之后，在刚刚植树之后仍然会有一定折损，通过科学的管理，可以使得幼苗的生长活动得到检测和关注，可以保证期成活率，以及及时的对于死去的幼苗进行替换。这样科学高效的幼苗培育和管理机制，一方面提高了树木的额繁衍周期，一方面也减少了对于折损的经济投入。兼顾了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三）科技创新有助于加强对于病虫害的防治，树木的生长于存活，难免会出现有关的病虫害，科技的发展，不仅仅可以使得病虫害防治技术得到提高，更可以使得对于疾病的治理高效有益。克服了病虫害对于植物的困扰，一方面延长了植物的存活周期，一方面也减少了新增植物的费用维持了事业的稳定性，可以说不仅从生态效益的角度也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提高了植树造林事业的发展。

（四）科技创新有助于加强对森林火灾的防治，森林火灾作为影响森林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一直严重的制约着植树造林事业的发展，而科技创新的引入，一方面加强对于火灾的预防与控制，另外建立的应急反应机制，也可以提高灾害的治理，最大化的减少损失。

参考文献

[1]林福贤.浅谈植树造林技术与管理[J].科技风，2011，6.

科技创新对个人的意义范文篇3

〔关键词〕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2―0；G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4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研究”（10AZD025）

〔作者简介〕文兴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1。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明水平的主要标志。”由于这些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等重要思想，并且引导着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故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核心是“科学技术动力观”。1991年，江泽民同志讲道：“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994年，江泽民同志写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很鲜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并且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重要动力”、“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可以概称为“科学技术动力观”。对“科学技术动力观”作出有系统的论述，是本文的主旨。

一、“科学技术动力观”是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确立的社会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自组织系统。从自组织理论的观点看，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进化过程，就是该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和有序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只要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对社会大系统的进化稍作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为实现其历史进化所必需的条件几乎无一不是靠科学技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越向前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就越快；后来的社会与先前的社会相比，其主要的差异之一，就发生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不同水平上。例如，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时千年而变化不大，其生产和消费都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准静态的平衡，就因为那时的科学技术不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不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近代生产方式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同时也把科学变成“应用于生产的科学”，使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使“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马克思讲的这么多“第一次”所指出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科学变成了“应用于生产的科学”而生产也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过程。这样，最终形成了科学技术越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科学技术本身也越发展的正向良性循环。

二、“科学技术动力观”全面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科学技术与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互动，存在着科技社会化进程。所谓科技社会化，是指将科技知识及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和科学精神等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到社会之中，为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内化为自觉的社会生活规范的过程。在古代，科技力量不强，科技社会化并不突出，直到近代，科学技术才显示出其知识的力量。在当代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其生产力功能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即科技社会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强大的历史潮流。科学技术那种实事求是、客观而公正的本性，否定迷信、不承认教条的革命精神，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的创新意识，学术自由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观念，为真理和正义而义无反顾的科学品格等，对提高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是非常有益的，是值得借鉴的。

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讲道：“我们不仅要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创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风貌。”1996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的重要论断。“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这一论断，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搞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搞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素质。

三、“科学技术动力观”完整地把握了科学技术的多重职能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是科学技术在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凯歌高奏、所向无敌的英雄时代，也是人类陷入严重忧患和巨大灾难的危机时代：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当今人类生死攸关的全球性问题。科学技术空前放大了人类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力量，同时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破坏生态和毁灭自身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和地球的命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与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提出并组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转到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在《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一文中，江泽民同志写道：“如果用更多的科技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提高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那末，我们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就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画卷。”他不仅全面地把握了科学技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多重职能，而且明确地提出了“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一切，标志着“科学技术动力观”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依据“科学技术动力观”，科学技术的基本职能和价值目标就不只是开发自然、驾驭自然、索取自然，而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使社会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人类文明日臻昌盛；只有把科技搞上去，才能不断地保证人民素质的提高；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更多的人掌握了知识，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技术，才能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化。

四、“科学技术动力观”要求树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大科学观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个论断，是邓小平1977年就作出的。1995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道：“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我们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并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

科学是观念地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是通过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变革“物”，实现物质变换；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是研究人和社会，实现行为变换。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科学逐步深化且日益成熟的象征，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主要不表现为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表现为各门科学之间既分化又综合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原来的一门分为两门或多门学科；另一方面，各门学科相互渗透，出现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又重合在一起。例如社会生物学、生态经济学、人口地理学、社会心理学、生命伦理学等等，都是由一门或数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叉而成。当代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当代任何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所具有的高度的综合性质，不仅要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且要求把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这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先后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既为人们正确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此间，他作出了“四个同样重要”的重要论断：“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以及“两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论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那种认为搞现代化建设只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就可以了、社会科学知识可有可无的想法和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五、“科学技术动力观”是唯物史观的现代拓深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走向，揭示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过去，生产力一般是指物质(实物)生产力，至于科技和知识生产力，则是直到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后，才逐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明确起来的。江泽民同志从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概括、总结、提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科学技术动力观”，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科技和知识生产力不仅决定着物质(实物)生产力，并且最终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速度乃至方向。其实，一切社会创造物都不过是人类智力(或智能)水平即科学知识水平的外化物化。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人的科学化知识化水平是最终决定和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水平、速度乃至方向的。当今时代是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实践活动已成为所有实践活动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实践活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必须给予定位和确认，确认科学实践的社会第一实践的客观地位，确认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的客观支配地位及其主导作用。“科学技术动力观”实现了唯物史观的这个飞跃，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指出了一条基本的实践路线。

六、“科学技术动力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既是“科学技术动力观”历史的传承和逻辑的延伸，又是与时俱进的新发展。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

200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6月，胡锦涛同志作出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的重要论断。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他告诫人们：“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在当代西方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科技异化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这就奠定了避免科技异化的政治基础，推进着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和谐统一。

2.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纲推进科学发展

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动员令。胡锦涛同志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5〕�

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及其重要意义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闭幕后，国务院于2006年2月9日、3月20日分别印发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2年）》（简称《科技规划纲要》）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2年）》（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笔者认为：以《科技规划纲要》和《科学素质纲要》为标志，党和国家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实践着“两个基本方略”，即以加强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和以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方略”。

应该看到，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深刻地讲道：“要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把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紧密结合起来，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使科技创新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技术的武装，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这就是说，我国的科技进步不仅要“顶天”，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有所创造、有所作为，而且还要“立地”，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科技、理解科技、运用科技，充分享用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巨大恩惠。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是基于“科学技术动力观”的两个重大的科学抉择。

第一，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是应对知识化的全球竞争新挑战的科学抉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有自身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利益。为了尽快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数万亿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不能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满足自身的科技需求，不能指望别人来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急起直追，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正承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中国能否成功地回应当代科技革命的冲击，成功地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不但对中华民族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很显然，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直至最终胜利。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同当代科技革命的潮流更好地结合起来，始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也是当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方面。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在新时期新阶段实现着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