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范文

关键词：“三元论”哲学观；学科分类框架；应用技术大学

作者简介：刘晓保（1966-），男，上海电机学院高等技术教育研究所（发展规划处）所长（处长），教育学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技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1-0005-07

应用技术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学术界对其“要不要开展学科建设问题”曾引起多方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要淡化学科建设，有的学者则认为要强化学科建设。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开展学科建设，关键在于建设什么学科。学科是体现一所大学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应用技术大学是一种不同的分类方式，体现应用技术大学办学水平的主要标志还在于学科建设的水平。但就我国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来看，相关学科门类与应用技术大学办学定位存在不适应、不匹配的现状。加之当今“学科发展总趋势已开始全面突破传统格式，逐渐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并在两个方向上发展趋势十分明显，横向：由单学科向多学科联合、交叉、渗透，构成学科群体；纵向：单学科在交叉同时，又在增强学科自我发展实力。”[1]因此，在当今形势下，随着科学哲学、工程哲学和技术哲学观的逐步调整，科学知识的不断更新与完善，新学科的不断出现，学科分类标准的更新与完善也是形势发展所然。

一、当代哲学观的变革――一种“三元论”的哲学观

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的理论体系。因此，哲学观的变革始终与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关。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人类从产生以来就生活在自然之中。原始之初，人类对自然的一切一无所知，对风雨雷电、地震海啸感觉如此恐惧，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软弱、无助，面对此景此情，人类只能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既然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人是上帝制造的，人只能依照上帝的意志和启示来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因此信仰上帝是获得自然知识的前提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人类认为主宰这个世界的只有唯一的一个个体，那就是上帝或神，而神学成为当时唯一的精神家园。伴随着对“神”的认识，更主要是对自己所处的宇宙的零碎的了解，人类对天象、天文积累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系，构造一个初步的自然图景，在此过程中发现，在这个自然界中，既有存在物的存在，也有不是存在物的存在。由于当时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把思辨的自然哲学（被称为“第一哲学”）和理论的自然知识（被称为“第二哲学”的物理学）混为一体，都称为“自然哲学”。17世纪，牛顿发现了自然界物体运动的三大规律，解决了开普勒没有解决的天体如何由不动到动，以及伽利略没有解决的物体如何落向地球的问题，他的发现被认为是科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开始，人类关于自然的研究已经走向科学之途，关于自然的知识已经是一种“科学”的知识。自然哲学转化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出现使西方学者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力量，不再把认识自然的愿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知道了人有能力认识自然，而不是上帝帮助我们认识自然。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在多个领域涌现出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在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深刻解释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辨证性质，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取代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在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同时，人类也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去适应自然界，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改变自然使人类主动地适应自然。人类在改变自然的过程中采用的各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知识被我们冠之以“技术”。从技术的起源来看，只要有人的历史，就有技术的发展史。但“技术”产生之初，其是简陋的、粗鄙的、试错的，还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手段和工具。但随着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不断积累，技术也慢慢地由工具和手段形成为“经验技术”形式的知识。而真正促使技术发展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还在于科学知识进入到技术领域，并随着科学的发展联系越来越密切。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这种密切关系，加之人类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以便创造更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工自然（第二自然），因此人们更喜欢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体，认为科技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唯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形成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一元论”哲学观。然而，也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科学”和“技术”不可“合二为一”[2]，两者相互独立，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它们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互不能代替，这种观点，形成了“二元论”的哲学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越来越系统，改造世界的工具、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先进，为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为人类服务，建造一个更适合人类生活的第二自然，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越来越趋向于大型化和综合化（如三峡水利工程、登月工程），也使得改造世界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面对大型而又复杂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仅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工具与手段难以实现改造这个世界的目的，还必须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整体的规划和系统的统筹，并通过集成的方式才能达成目标，因而也逐步出现了“工程”概念，并逐步认识到“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现代工程不但塑造了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改变现代社会的物质面貌。”[3]从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三者的起源来看，先有技术活动和科学活动，然后才有工程活动，但由于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都属于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工程起源之初，一直伴随在技术活动之中，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始终把工程活动和技术活动联系在一起，以“工程技术”、“工程技术活动”统而盖之。然而，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工程本|的把握，逐渐认识到“我们不但不应和不能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而且我们也不应和不能把技术和工程混为一谈。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我认为：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三个不同对象和三类不同的活动，深刻认识和辨析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各有其特殊的本性和本质，这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们应该在承认三者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互动关系和转化过程才对。”[4]这就是当今“三元论”哲学观的起源。

“三元论”的哲学观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之中，近两三年来也逐步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科学时，一直认为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却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属于标准的科学，一些使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社会科学的学者们认为，社会科学无法满足科学应有的标准，而把它称之为‘准科学’或‘软科学’。”[5]而人文科学则更不是科学，只能叫做“学问”。这种观点，主要以英美为代表，这是狭义的科学观。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把科学定性为一切体系化的知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观，主要以德国为代表。其实，认识的差异源于定性的标准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我们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的范畴，本文所指的科学如没有特别的限定都是指广义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社会实践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方式，也是人存在的方式：人们对象性存在基于他的对象性活动，人从事什么样的对象性活动，他就形成什么样的人的本质；而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对象性活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存在是自然化和社会化的双重规定的统一[6]。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人如何在自然领域获得自由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讨论的很多，而对人如何在社会领域中获得自由、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讨论和关注的比较少。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全球问题”的哲学透视、“和谐世界”的时代呼唤、“和谐世界”的主旋律以及“人类中心”的理性觉醒[7]，探索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人与社会之间的适应、依赖和改造关系，成为迫切的需要。因此，在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把握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工程这个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现实载体，利用社会技术手段，构建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并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工程哲学和社会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其中，社会科学解决的是社会领域的认识问题，它追求的是“真”，是对社会现象做出“真理性”的解释，而社会技术解决的是社会领域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所谓的“社会技术”正如钱学森所言：“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事物的理论、经验、技能和方法的总和。”[8]社会技术主要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社会工程是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上把握社会结构的特征，并通过建构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去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工程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以系统的观点对社会总体状况进行把握，并通过具体的措施和手段促进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社会工程是社会技术的动态系统，是诸种自然技术、社会技术的联合应用，是理论技术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体。”“社会技术是构成社会工程的核心结构模式。”[9]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又统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社会工程哲学、社会技术哲学以及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的出现是“三元论”哲学观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二、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边界与渗透（跨界）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把科学与技术、工程与技术等同起来，但实际上这三者既存在着各自的边界，同时也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跨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一般是在创造能够维持自己正常及便利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下，通过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来建造一个更适应自己居住的自然社会和打造一个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在这整个过程包含着三个不同的过程层面：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和建造的过程。所谓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主要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改造世界，并使我们更好地生活，这个过程就是技术活动过程；而人类的认识过程主要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并为我所用，因此，这个过程是一种科学活动过程；所谓建造的过程，主要是人类利用已有的认识，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来改变这个世界，并创造人工自然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和工程就具有自己的边界。

首先，从内涵上看，根据科学是一种认识活动可以把科学看成是对未知世界的客观规律的探索，在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中所得到的认识形成科学知识体系，其基本形式和单元是科学概念和科学定律，科学活动的最典型形式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活动，进行科学活动的主要社会角色是科学家；根据技术是一种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可以把技术看成是可行的方法、技巧或工具和手段的发明，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构成了技术知识体系，技术知识的基本形式是单元技术发明和技术诀窍，技术活动最典型的形式是技术发明和技术开发，进行这种活动的主要是技术专家、发明家，在这里笔者所指的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的技术，它还包括社会的技术；而根据工程是一种建造的活动可以把工程看成是实际改造自然和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个活动工程中所获得和形成的知R构成了工程知识体系，工程知识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工程的约束条件、确定工程目标、设计工程方案、做出明智决定、预见工程后果等，工程活动的基本内容是运筹、操作、制度运行和管理，进行工程活动的基本社会角色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里所指的工程既包括自然物的工程，也包括“社会物”的工程。从科学、工程与技术的内涵来看，核心的边界在于：“科学活动可以解释为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技术活动可以解释为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解释为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10]

其次，从科学、技术、工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来看，科学知识追求符合客体的真理性、描述性知识为目标，因此在本质上必须坚持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客观性与普遍性，是关于自然和社会本源的知识，即基础知识，它具有真理性、合理性、进步性和共享性的特点；技术知识是技术发明和创造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为实现人类的某种目的，导向实践的、“应当怎样做”的程序性、规范性的知识，它具明言性和难言性相结合、约定的普遍性、价值性、社会性和地区性等特点；工程知识不是工程活动的目的，而是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它的创造由目的决定，是中介性的知识，它具有独特性与地域性、综合性、具体性、可靠性、复杂性与协调性、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难言性与不可复制性、优化性与评价的多元性等特点[11]。基础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分别形成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

再次，从科学、技术、工程各自作为一个系统来看，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的整个内容分别形成科学系统、技术系统和工程系统，并在活动过程中通过组织分别形成基础科学建制、技术科学建制和工程科学建制，其边界点如表1所示。

科学、技术、工程的边界是一种空间性的隐喻，其实质是将各自的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这种空间性的隐喻凸显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各自的范畴和类型之间的差异。但边界所确立的空间并非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因为在边界作业①的过程中，人们也在重新审视边界的清晰度，清晰度的高低是能否实现知识和系统跨界的先决条件，因此，边界既是分界线，也是渗透膜。边界之所以是渗透（跨界）的，是因为知识和系统都不是孤立的单元。一般来说，“不渗透的边界与结合紧密、凝聚力强的团体连在一起，人们认为这些团体具有清晰的边界、限定的范围和通过认知性限制与社会共识来控制的‘单纯问题’。”[12]就“单纯问题”来看，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具有清晰的边界，但这些“单纯问题”如果放在整个自然与社会的大系统中，其边界有时又不是很清晰，甚至是模糊的，这就使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渗透（跨界）成为可能。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来看，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科学是认识世界，而工程与技术是改造世界，因此，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渗透（跨界）也就成为必然。

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渗透（跨界）：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跨界主要通过“大科学工程”这个平台来实现。所谓“‘大科学工程’又称‘大科学装置’（large-scalescientificfacility），是指通过较大规模的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的，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大科学工程的科学技术目标是：面向国际科学技术前沿，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贡献。”[13]大科学工程是运用工程思维，通过工程项目的方式来建造的，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大规模观察、实验、数据收集分析的操作平台，是实现科学新发现、创造核心技术、发展前沿技术的重要性基础设施。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大科学工程本身就是许多高技术的综合集成。通过高技术的集成，一方面推广高技术，另一方面也在技术的集成中实现技术的再创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种高技术集成手段，有利于在基础研究领域催生和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原理，因此，大科学工程“具有科研力量集中、科研任务集中、投资集中、科研成果丰硕、学科多样、学科交叉、发展新型学科和交叉科学以及突破重大新技术能力强”[14]的特点。

科学与技术渗透（跨界）：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渗透（跨界）主要出现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是科学渗透（跨界）至技术领域，在当时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一系列重大技术的进步几乎都是在科学上取得突破之后才转化而来的。而到了现代，则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渗透（跨界），“在未来，两者将相互依存，更多地发生融合，以至于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科学高度技术化，技术高度科学化；特别是，未来的技术就是高度科学化的技术，而未来的科学也将是技术化的科学。”[15]

科学与工程渗透（跨界）：科学与工程之间的渗透（跨界）主要借助于技术这个中介。因为科学的发现并不能直接为工程造物提供直接的帮助，而是借助技术来实现。然而，这种现象在现代有所变化。在现代工程中，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直接进入了工程活动领域，成为工程领域有别于技术知识的独立构成要素。因为在工程的技术实现中，常常会碰到一些瓶颈性的问题，有些瓶颈只需要技术创新即可以突破，有些瓶颈必须要靠科学理论创新才能突破。一般地说，越是具有创新性的工程，越需要更多地求助于科学理论知识。

工程与技术渗透（跨界）：由于工程与技术同属于改造世界的范畴，尽管技术不仅包括工程技术，它还包括生产技术，但工程与技术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两者之间的渗透（跨界）更是频繁。工程系统能达成什么样的水平，首先取决于技术系统的水平，其次也取决于能否经济、有效地组织和集成相关的技术。

三、基于“三元论”哲学的学科分类框架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观点，经过概念、抽象获得了对这个世界本源的、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所形成的知识和观点有哲学家认为是“纯粹的知识”，但笔者更愿意命名为“基础知识”，对基础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形成了基础科学知识体系（纯粹科学知识体系）。基础科学知识是基础科学（纯粹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基础科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主要边界。然而，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充分利用基础科学知识所揭示的自然和社规律，为改造世界服务。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成为应用知识，其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形成了应用科学知识体系，应用科学知识体系是构成应用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构成了应用科学的边界。在哲学观中，也存在着应用科学不是科学的观点，如，阿根廷裔的加拿大哲学家邦格（MarioBunge）就认为：“‘技术’是指关于实践技巧的学问而不是科学学科，而‘应用科学’则是指科学思想的应用，而不是科学方法的运用。如，尽管细胞学是一们纯粹的科学，但癌症研究却是一项应用研究。”[16]但对这种观点，现在有许多哲学家并不认同。这是因为，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进程中，所谓纯粹的科学也很难以见到，即使是纯粹的科学也在考虑应用的问题。而在应用领域中，不仅仅是基础科学的简单应用，相反，现代有许多的科学发现正是在应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因此，应用科学也是科学。

当然，在改造世界这个应用的领域是比较模糊的，关键还要看是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还是在建造领域中的应用。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所形成的知识构成技术知识，技术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构成了技术科学知识体系，它是构成技术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是在建造领域的应用，其所形成的知识经过系统化、体系化就构成了工程科学知识体系，它是构成工程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可见，科学的知识体系是科学分类的主要标准，而科学的分类是学科分类的主要标准，因此，从学科的内涵来看，知识类型的差异也是决定学科分类的主要标准。

学科又是相对独立的科学知识体系，因此，学科的分类与科学的分类相关，更与知识的分类相关，不同的知识体系是区分学科类型的主要标准。由于人们对知识体系理解的差异，学科的分类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完全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但我们认为，由于知识体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更新，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的知识体系不断实现分化、重组，甚至形成新的科学知识体系，产生新的学科，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及在相关领域的广泛运用，我们认为学科类型也会在此基础上l生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原来的工程技术科学领域，随着现代工程项目的大型化、综合化、复杂化，以及现代技术活动的专门化、精细化，工程技术科学分化为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工程学科和技术学科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有关知识分类、科学分类和学科分类之间的关系如下图1所示。

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大的系统来看，科学、技术与工程在存在自身边界的同时，三者之间也存在着渗透（跨界）的现象，这种渗透（跨界）是学科互涉的主要原因。所谓学科互涉，美国学者约翰・海厄姆形象地将其描述为“住在房间里的人在房门紧闭的情况下，从敞开的窗户里探出身去，与周围的邻居愉快地交谈。”[17]但有学者认为这种描述方式过于简单，她认为：“实际上，更多的情形正在出现，一些人愉快地交谈，另一些人在和邻居辩论，还有一些已经跳出窗外。很多房门依据紧闭，但也有一些已被撞开，有的甚至建造了全新的房子。学科互涉活动不能用单一的意象来描述，通常援用的隐喻是电子、网络和体系，学科互涉活动类似于岛屿的分崩与重组，其典型的结构是项目、中心、计划，而不是系科、学院和独立的机构，也存在独立的学科互涉机构，但极为稀少。”[18]在这里，互涉学科强调的是多学科之间的联系，即这些学科都会在某个项目中涉及，但又保持自身学科的独立性，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可能更多的是新兴学科，但又是处于初级阶段。在多学科体系中，学科的互涉可能会产生新的学科，也可能不会。

根据知识分类、科学分类与学科分类之间的关系，笔者试图勾勒出基于“三元论”哲学观指导下的学科分类标准框架，具体见表2所示：

这种分类的方式主要依据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的关系来划分学科大类，而基础学科、工程学科和技术学科大类之间由于其知识之间的渗透（跨界），其互涉学科比较多，这也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并形成新兴学科。从这种学科分类的方式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院校，其学科生存的主体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主要以基础学科的建设为主体，但也存在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而工程型大学和技术型大学主要以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的建设为主体，当然也存在理论（基础）学科，但这种（理论）基础学科主要根据工程和技术实际的需要来进行研究。也可以说，当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发展到高级阶段，其与基础学科之间的边界几乎已经消亡。

综上所述，对应用技术大学来说，学科建设的主体可能以技术类学科为对象比较适合应用技术大学的办学定位。

注释：

①所谓“边界作业”（boundarywork），包括其观点、研究内容、界定与保护知识实践的体制结构，人们直接并通过惯例来建立、保持、打破、重构知识单元之间的界限。

参考文献：

[1]马桂林，顾良飞.论学科建设中的几个关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4）.

[2]邹承鲁，王志珍.“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N].科技日报，2003-08-05.

[3]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工程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

[4][10]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4，5.

[5]陈洪澜.知识分类与知识资源认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3.

[6][7]田鹏颖.社会工程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23-30.

[8]朱今.作为社会技术的综合集成方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4）.

[9]王宏波.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82-183.

[11]邓波，贺凯.试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与工程知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0）.

[12][17][18][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4，20，20.

[13][14]尚智丛.大科学工程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选择[G]//殷瑞钰.工程与哲学（第一卷）.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191，192.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范文篇2

自从“正统的”科学哲学提出的科学的客观性以来，对科学的客观性怀疑，不仅不断地来自科学哲学内部，以至发展到先是历史主义学派对客观性的弱化，再到后现代思潮者那里时，科学的客观性已无任何立锥之地。除此以外，还有来自哲学以外的解构形式和途径，而这些当中要首推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客观性的解构最为有力、彻底。

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直接的理论来源，以知识社会学理论为间接的知识来源，在经过社会学和哲学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所留下的问题(主要是两类知识的划分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和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于社会学研究)的探讨以及反思科学社会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而出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是由于发生在欧洲的这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注重的是科学的“实质性理论”(即科学知识过程)的研究，故一般人常称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由于那些研究学者们的工作大多从库恩思想中获得过重要启迪，故也有人把这些工作笼统叫作“后库恩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20世纪70年代末获得迅速发展。这一思想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这种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起着导向作用，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进一步提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哈贝马斯的批评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知识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于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情感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一击，此外哈贝马斯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是有目的的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中心就在于说明科学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在于说明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科学认识的成果无不包含着社会的内容，最终得到其提出的科学知识是非描述性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主旨。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英国的爱丁堡学派。

二、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爱丁堡学派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批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成立的“科学元勘小组”，小组成员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决心以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群体称为爱丁堡学派。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瑞·巴恩斯(BarryBarnes)、大卫·布鲁尔(DavidBloor)、史蒂文·夏平(StevenShapin)以及安德鲁·皮克林(AndrerwPiekering)等，爱丁堡学派受后库恩科学社会学影响较深，该学派所关心的是:解释信念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历史文化条件下，为什么得以产生或维持。曼海姆早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就提出过这样的思想:某些人相信某些信念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但这种思想随即出现了到底是“什么人相信?”和“何种信念有其社会根源?”的问题，因为传统科学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把信念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另一种包括宗教、道德、智慧等，前者被认为是质朴的，不为任何社会利益上的考虑所左右;而后者则是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驱动的，因而是社会的。正如当代杰出的知识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认为的:“因为人们关于自然的事实是他发现的，而文化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两种情形中，知识的社会决定是不同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积累的解释进行了批判，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原理被怀疑，并且成功被替代，库恩认为这些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和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既然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一样，并非以纯积累的方式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考察自然科学的产生及其维持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原因呢?爱丁堡学派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实在或理性有一致的相应关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它领域所采取的相比，绝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在认识上优于其它任何信念和知识体系，因此，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就不能再囿于以往那种忽视和否认社会因素作用的解释模式。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其开创性的着作《知识及社会意向》中提出了“强纲领”(StrongProgramme)(相对主义建构论方法的别称)，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的研究……没有什么特别的界线存在于科学知识之中，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及其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强纲领”的“强”具体体现在它要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信念体系，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以使社会学方法能应用于描述一切知识体系，包括数学和逻辑学这样远离经验的科学，开创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坚决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具体来说“强纲领”可以定义为以下四个信条，即(1)因果性。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会存在其它的、将与社会原因共同导致信念的原因类型。(2)公正性。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即都毫无例外地要求经验调查并对它们产生的原因给予公正的说明。(3)对称性。这是就其风格而言的，就是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这是就原则而言的，其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和有关对称性要求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人们寻求一般性说明的要求的反应，如果不是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就会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反驳其自身的理论。对于以上四条，要特别注意因果性中提到的其它原因，这些原因是指诸如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理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的等因素。爱丁堡学派认为由于在“实在”和我们对“实在”的陈述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因而因果性也即意味着我们不可求助于那种在科学和自然现象之间预先设定联系而排除其它可能原因的做法。公平性告诉我们对于进行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没有必要陷人“真理和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类毫无意义的问题之中，这样的问题对信息存在的解释而言是多余的，毫无必要的。对称性要求对于两种不同的情况尽可能地运用同一种类型的说明，布鲁尔打比方说:生理学的目标是说明健康的有机体和病态的有机体，机械学的目标是人们理解正在运转的机器和出了毛病的机器、依然矗立的桥梁和已经倒塌的桥梁。反身性很明确，即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其自身的原因，它自己首先要能够合理地被解释。“强纲领”在知识论的研究方面认为:“知识”是“任何被集体地接受的信念系统”。知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包括其它时代的文化中相当于科学知识作用的神话、魔法、宗教等各种信念系统，科学知识与其它信念系统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也应该与其它知识系统一样接受社会学方法的研究。

“强纲领”在真理观的研究方面认为:所谓一个理论的真理性的确定，常常是在它被选择并运用于实践之后，在因果说明中逐渐反映出来的，即社会为获得真理的心理体验提供或强加了很多因素，因而社会因素也就成为真理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根本不存在真理符合论，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形式是多样的，要想给真理下定义，最好是从真理的功用性着手，并且还把真理看作是一种文化符号，即关于“真”的信念是相对于特定社会和特定文化共同体而言的，不存在超历史、超文化的真理标准，从而对科学的客观性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态度。

三、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

“利益”是爱丁堡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但是把“利益”引人对知识的社会学说明并不是爱丁堡学派的首创，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采用了阶级利益分析方法开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断言: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观念，是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并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在客观世界提供的自然环境中演进的，这个环境不断地被人类的行动所改造，在改造的同时，人类创造出他们的生存方式，从创造活动中产生了社会关系，同时也创造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反映了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并受到在当时特殊生产方式下盛行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它们既被用来操纵自然现象，又被用来支持或改造现存的社会关系。事实上，马克思并未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同等看待，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关注焦点和发展速度或许为社会条件所决定，但科学的概念工具和实质结论却并非如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模式开始被用于对科学和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曼海姆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两部奠基性着作《认识论的结构分析》和《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曼海姆着重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认为知识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扎根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并且肯定了利益是影响知识的一个因素。由于曼海姆是在对知识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上谈利益对知识的影响，所以是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受利益因素影响之外的。默顿命题的第二条强调了经济和军事的功利性在科学组织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带有一些阶级利益的因素，但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仅仅停留在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做外部的说明，虽然有一些利益影响的因素，但其利益对科学的影响同样不触及科学知识的实际内容，只是对科学知识的关注焦点、课题方向以及特定领域的知识何以得到迅速增长的外部体制的说明。

爱丁堡学派使用“利益”的概念是为了解决强纲领中提到的“归因问题”，按照强纲领的思路，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普遍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用A代表某种社会因素，用B代表某个科学概念或理论，则AB成立。爱丁堡学派认为巴恩斯所说的社会因素就是利益，即“思想或信念是否以及如何能被认为是社会阶级或其他集团的特殊利益的结果”，可以使用“利益”作为一种解释资源，对科学知识的扩展和应用及其与行动者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因果说明。这些利益可以是社会体制上的或经济体制上的，也可以是宗教上的或专业事务上的，有两个案例可以用来说明利益理论:(1)巴恩斯列举了20世纪生物学界在进化论观点和遗传观点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论战，论战的双方分别是以卡尔·皮尔士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家和以威廉·巴特森为代表的“孟德尔主义者”。前者认为:生物繁衍是一种通过变异的连续选择而进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可以预知和控制的;后者则认为:生物的繁衍是一连串的突变过程，这个过程根本不可预知和控制。两种观点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截然相反。那么其根源何在呢?巴恩斯认为根源在于双方的利益冲突，他认为，皮尔士的进化论观点与新兴的优生学密不可分，优生学主张通过逐步改变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相对出生率来改善种族，其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并且直接代表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是主张社会进步的。而巴特森之所以强调生物繁衍的不连续性和不可预知性，是因为他的立场保守，其阶级利益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秩序，害怕社会的进步，宣称社会突变的时刻还没有到来。(2)皮克林则利用职业利益来解释一些学术之争。他认为:对每一个科学家来说，都会存在一些更有利于其工作的资料、理论或模型，由于每一个科学家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投人了大量的时间，因而他们倾向于承认那些与自己的认识利益相吻合的新成果。如在分析莱夸克时，皮克林同样使用“利益”分析工具，认为当时新发现的粒子在解释上存在“色”和“味”之争，而“味”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对新粒子做“味”的解释更符合主流传统的利益，也更能体现权威物理学家在其中的影响等。

事实上，利益模式所要说明的重心不在于知识的真伪问题，不关心在被接受的理论中哪一种更能反映事实，哪些方面更合理，而只关心知识是否为科学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所承认和接受，以及探讨这种理论被这个阶级承认和主动选择接受的原因所在，由此得出:不同的利益决定不同的科学理论。也就是说，利益是分析知识状况的必要因素而不是充分的因素，利益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知识主张，但某种知识主张背后一定存在某些利益缘由。后来才逐步上升为利益是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因素的。利益模式的出发点倒是可以接受的，而由此上升的夸大利益的决定作用则过于偏激，让人难以接受，其实利益也像其它社会因素一样，至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对科学知识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范文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方法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逐渐替代了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成为科学研究新的关注热点。在这些关注中，除了针对ssk的基本纲领及其明确的相对主义主张展开激烈争论以外，有关ssk所采取的自然主义方法论策略也成为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对于后一个论题，学者基本采取认同态度，认为ssk创立了一套从全新视角对科学进行探究的方法。本篇论文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试图立足于ssk的研究目标及其纲领，考察ssk选择自然主义研究路径的原因，并对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作出解释和说明。

一、ssk的研究目标及纲领

作为ssk的创始人，在所著《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布鲁尔开宗明义地提出了ssk面临的问题和目标：“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说明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构成了ssk研究的主旨和线索，也是将ssk同其他哲学或社会学流派加以区分的标志。

ssk将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学探讨作为研究目标是他们对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批判与反思的结果。在ssk之前，有关科学知识的内容一直被置于社会学研究领域之外。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普遍认为科学知识的内容是关于自然对象的知识，其客观性、合理性、有效性，抑或真理性，通过哲学的规范性说明可以获得解释，不需要社会学的介入。社会学如果对科学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也仅限于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进或者阻碍科学的进程，而对科学知识的内容不会有任何影响。这样，无论在早期的默顿社会学中，还是舍勒、迪尔凯姆等人的知识社会学中，科学知识的内容都未被涉及。

显然，ssk闯入科学知识内容的“”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这种挑战性不仅针对传统哲学和社会学，而且针对自身。为此，ssk必须回答自身所设立的问题，同时还需要设计一套对科学知识内容能够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方案，也就是选择合适的方法论策略实现目标。

ssk选择的路径是首先从科学哲学内部寻找突破口，他们找到了库恩。在他们看来，库恩的“范式”和“学科基质”提供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可能性。作为科学家研究的基本范例，“范式”规定了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现象场域”。而“现象场域”的构成既包含了仪器、方法，也包含了科学家的信念、价值观，是群体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范式转换”属于心理现象的“格式塔转换”，相互之间“不可通约”。这就说明“科学不是一组在不同的特殊文化情景中维持正确描述和有效推断的普遍标准，科学中的权威和控制不会简单地保证‘理性’与经验之间的互动不受妨碍。科学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组成部分，权威和控制对保持这种特殊形式之适当感是必要的。因此……科学应该完全像任何其它知识或文化形式那样，受到社会学的考察。”对科学能够进行社会学说明作出合理性辩护之后，ssk需要回答如何实现对科学内容进行社会学说明的问题。为此，ssk确立了基本的研究纲领，通过对研究纲领的展示完成预定的目标。

熟悉ssk的人都知道爱丁堡学派最早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使其成为统领该领域的基本纲领。强纲领有四条：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与反身性。其中，因果性是基础。按照强纲领的提出者布鲁尔的解释，因果性是表达因果关系的，涉及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布鲁尔的意图是明显的，那就是为科学知识的产生寻找一种因果性说明。在他看来，支撑这一说明的理由在于知识“可信性”的形成和维系是一种类似于自然对象的自然现象。如果科学家可以对自然现象进行因果解释，那么社会学家也能够按照自然科学方法对知识的形成进行因果说明。当然，布鲁尔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他所强调的因果性说明模式是在所谓“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下加以展示，可以归结为：自然主义一经济主义一因果性。在因果性原则的基础上，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从不同侧面进一步说明了强纲领的基本主张。这两条原则共同要求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知识。因为所有的信念，无论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所面对的社会情景是一样的，对它们的解释就应当是无偏见性的。既然所有信念是平等的，对它们的解释也应当是对称的，同一种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这就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解说不需要区分社会因素和所谓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而是要看“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还是源于先验的或超自然的力量。ssk选择的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

作为ssk初创时期的基本纲领，强纲领将关注的目光置于如何为自身确立学术地盘，它的提出意在突破长期以来处于知识和科学研究领域的人为壁垒，解构横亘在理性知识与非理性知识、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之间的分析界限，确立一种对科学进行知识社会学说明的新模式。由于同时承担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任务，ssk在辩护策略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其相对主义立场昭然若揭，招致了许多指责和批驳。但是强纲领的“启蒙”议程为ssk带来的“建构主义”经验研究纲领却值得人们深思。“建构”一词是人们在日常用语和学术用语中经常使用的词汇。ssk在一种隐喻意义上使用“建构”，意指自然事物的结构本身能够加以改变并重新安排。在他们看来，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发展、传递和维持的。既然如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就能够对科学家做什么研究、怎样做研究、他们在争论中怎样选择理论模式，以及观察、定律、理论和其他知识主张在科学共同体中被接受的程度如何受到社会变量的影响作出说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ssk的基本研究内容和旨趣。

20世纪80年代以后，ssk确立的“建构主义”经验研究纲领得到了全面贯彻和发展，体现为他们不再纠缠于对知识之本性的认识论、合理性与相对性的争论，而是致力于对科学知识“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并借此将研究重点转向“如何准确地将科学文化处理为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如何在实践中完成对科学的知识社会学说明。面对新要求，一些学派纷纷出台新的研究纲领，比如“社会建构论的经验纲领”、“爱丁堡学派的宏观说明纲领”、“巴斯学派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夏平的批判编史学纲领”，还有“实验室研究”、“文本与话语分析”等。这些研究立足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以科学案例为研究场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科学知识展开更为精细和深入的社会学探讨。通过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考察，ssk将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对科学的实在性和真理性重新进行阐释，认为科学的这些特征不是与实在符合的结果，而是“科学家贴在其常规地接受的实践和认识上的权宜性标签”；科学事实也不是对外在世界的表征，而是在一定社会情景弈、劝服的结果；全部科学知识，甚至最精密的物理学和数学知识都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在众多的ssk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坚持“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是研究者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ssk坚持这一原则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学的说明引入科学知识中，以非评价性的、描述性的方式阐释科学，从而选择自然主义的研究路径。

二、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与

ssk主张的统一

自然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贯穿于整个哲学发展历程。自然主义的核心观念是所有的自然现象都能用自然原因加以解释，包含两种形式：本体论的和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在本体论方面，自然主义反对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形式，认为没有超自然的存在和事件，一切事物与现象的原因与根据都来自于自然，主张取消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坚持哲学一元论；在方法论方面，自然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主张自然界与社会具有连续性，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具有统一性。

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态度和倾向，经过若干年的冲击和涤荡之后，自然主义仍然是当代哲学的主流。“在英语世界，自然主义现在是有显著地位的元哲学，最好的证据就是其假定的反对者们也开始效忠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它在方法论方面同自然科学的天然联系。正如沙夫曼(stevend.schafersman)所指出的：“在19世纪末，方法论自然主义已经被内化于自然科学之中了，自然主义作为科学的一个必要的部分随着科学家的理解和实践与科学一起逐渐发展起来。”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自然主义选择了一条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究哲学问题的路向，这一选择在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中得到了充分彰显。1969年，奎因在维也纳国际哲学会议上《自然化认识论》，明确阐述了其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基本主张：“我的立场是自然主义的，因为我并不把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某种先验预设或基础，而是当做科学的继续。我认为科学与哲学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只能当它在海上漂流时重建。不存在外在的优越，不存在第一哲学。”在奎因看来，认识论指涉科学，是科学认识的基础，但是传统认识论将自身独立于科学之外，关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没有为知识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基础。新的认识论必须对传统认识论加以改造，以实现为知识提供可靠基础的目标。为此，奎因建议引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作为探求认识论的基础。这样，认识论就可以被归结为对于语言学习过程的经验研究而被自然化。在自然化过程中，认识论并没有被消解，而是被替换了。正如奎因所言：“认识论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它是在一种新的背景下并以一种被澄清了的身份出现的。认识论，或者某种与之类似的东西，简单地落人了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章的地位。他研究一种自然的现象，即一种物理的人类主体。这种人类主体被赋予某种实验控制的输入，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他又提供了关于三维外部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作为输出。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加以研究的。”奎因在这段话里明确表达了他对认识论进行自然主义探讨的意向，这种意向体现为：(1)将哲学看作是一种对科学加以经验探求获得的知识，而不是某种对科学的先验预设；(2)将认识论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可以对其进行经验研究；(3)可以将认识论研究置于一定的外部情景和历史中，而且人的认识结果远远大于对它施加的描述。显然，奎因通过自然化认识论所展示给我们的同传统认识论的区别与其说是在目标方面，不如说是在达到目标的途径、方法或手段方面，这一区别促使发生学方法成为探讨认识论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同时这一区别为人们深入科学内部探求科学家如何认识知识提供了依据和思路。遁着这条思路，ssk迈出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脚步。

作为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流派，ssk在研究之初就明确表示要采取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路径。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文版序言中，布鲁尔提出社会学家与科学哲学家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哲学家们往往使用‘先验的’(apriori)方法对科学进行分析，而社会学家们则使用经验方法或者历史方法对科学进行分析。其次，哲学家们所关注的是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而社会学家们则研究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布鲁尔希望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做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加以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ssk同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初衷是一样的，那就是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看作是对科学的延续，这种延续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ssk将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看作是自然现象，它与人类其他自然现象是平等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包含可以运用于自身的科学方法，“它天生就必须从利用一种假说性的试探方式开始，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事实进入研究者的考虑范围而变化和发展”。这样，在方法论的选择上，ssk明确提出“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在他们看来，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是对科学的崇尚，而不是对科学的诋毁和否定。

那么，如何在方法论上体现与科学的一致呢?ssk同样效仿了奎因的做法，那就是将自然主义引入对科学的社会学探求中。ssk的学者们认为“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的自然主义理解，而不关注对什么东西值得被作为知识进行评价性估断~[23153。当然，ssk选择自然主义作为基本的方法论纲领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出一种同传统认识论相区别的口号，而是出于其实现目标和研究纲领的需要。

在拒绝传统哲学的规范目的中，ssk确立了一种明确的非评价性的与纯粹经验性的研究路径，试图描述与说明那些在事实上如何被相信的科学知识。为了实现目标，强纲领提出了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而对这两条原则的贯彻注定了ssk必须选择自然主义的基本诉求。如赵万里所评述的：“爱丁堡学派的经验研究引入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以贯彻强纲领的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按照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的要求，ssk必须客观公正地将所有信念置于同等的位置，对他们做出平等的解释。这就意味着无论社会学家把一种信念评价为真实或理性的，还是虚假或非理性的，他必须寻求出导致这种可信性产生的原因。而为了寻找到这些原因，社会学家唯有深入科学内部，对科学内容包括科学实验、实践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和科学争论等进行经验考察，也就是说同科学处于同一条船上，在科学运行中探究它。这样，ssk就成为一种经验的与纯粹的描述性事业。因此，他必须让“知识”、“真理”与“合理性”的传统与规范用法完全退出解释，转而选择自然主义方法论纲领。

可以看出，ssk选择自然主义是其内在要求使然，他天然地同自然主义有一种统一与联系。而作为一种方法论纲领，自然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特征促使ssk将科学知识与其他人类现象置于同等的地位加以考察，试图深入科学内部，对科学内容给予社会学维度的解读，进而对科学重新做出解说。

三、ssk自然主义的特征

作为贯穿于各时代、各流派的哲学主张，ssk所主张的自然主义给予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同样是纲领性的，必须借助具体的方法运用才能发挥其效力。关于这一点，ssk已经注意到了，体现在他们对自然主义的诉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其基本观点与具体的方法缠结在一起，寻求探索科学的目标。

ssk对自然主义的追求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由早期ssk的研究者实施，第二个阶段则主要是后ssk的选择。

早期ssk的研究者将自然主义同其对科学的社会学分析观念结合起来，坚持一种以“利益分析”为核心框架的自然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ssk使用“利益”作为解释资源，对科学知识的扩展和应用及其与行动者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因果说明。按照他们的观点，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纯粹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存在的知识，而“人们对概念的运用，并不是像一列火车沿着预先铺好的铁轨运行那样进行的(在这里，铁轨代表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意义)。意义并不是预先形成的，它是被人们当做不断利用的用法而从社会角度构想出来的。”这意味着科学家不是发现了世界的现象，而是通过引入一个结构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这些现象，表现为科学家已经证明关于同一种现实世界的理论说明以及关于同一个现象的实验结果和经验描述，允许有各种替代性的表述，它们不是由自然界的事实完全决定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涵义不再是同对象实在的符合，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为，“事实上看到了一个飞碟、相信某人看到了飞碟和创造出了一个飞碟之间，并没有什么操作性的区别”。科学行动是目标取向的或私利性的，因而解释科学行动的社会学上有趣的原因就是由特定的行动所推进的目标和利益。也就是说，利益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自然动因，可以将利益说明与科学知识的增长联系起来，通过透视科学家如何对利益的追求解释科学知识增长。

在利用利益模式分析科学知识是如何社会性地建构时，有关科学争论的案例研究成为ssk的首选目标。在ssk看来，对科学争论的利益分析旨在表明，宏观利益能够转换成影响个人或群体行动动因的微观社会学说明。“在这种因果说明模式中，利益的角色是充当联系科学活动之认识和社会方面的中介，特定的科学事业或科学行动可以卷入各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的说明。通过利益，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政治冲突)、一般的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以及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将影响、引发、激活、塑造、维护、持续、修正，而不是简单地决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产品。”按照这种思路，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爱丁堡学派针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科学争论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在这些研究中，ssk以“陌生人”的身份介入科学探索中，利用经验研究贯彻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纲领，对特定的科学实践进行参与观察，还原科学认识的“本性”。

ssk最初的意向是采用经验性的描述实现其自然主义的诉求，但是这种自然主义的进路由于隶属于利益分析模式的要求，因而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体现于ssk在进行一番详细的案例分析之后，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倾向性的。科学的真理性标准难以突破人的干扰而真正成为评判知识的基准，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也似乎难以脱离人的影响得到澄清。这样，认知因素变成了由社会最终判决的因素。按布鲁尔的说法，就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科学家的一切活动，包含科学实验，都是以社会利益为评判标准，当科学家或所属的共同体持有不同的利益时，他们评判知识的标准不同，最终科学也就失去了评判标准㈨。

我们看到，ssk经验研究最初试图借助科学的史实获得支持其基本主张的证据，但是因为这种主张带有明显的社会价值倾向，由此所获得的证据失去了给予科学活动以客观性显现的支持，使得原本由自然和社会共同显现的科学成为只由社会决定的科学。这样，ssk在最初的分析中，就已经偏离了自然主义的基本主张，脱离了用科学的方法说明科学的目标。更为严重地是，ssk由此落入了它所批判的传统科学哲学的命运，所不同的只是以社会代替了自然作为评说科学的标准。如此，ssk所主张的自然主义纲领也将面临被否决的危险。潜伏的危机促使ssk开始反思自身的缺陷，寻求新的策略确保研究领地，由此迎来了ssk自然主义的新阶段。

对自然主义追求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由后ssk的研究者实施。后ssk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后ssk克服了早期ssk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二元分立的弊端，将自然之维与社会之维置于同一个平台上给予考虑，具体做法是进入科学家工作的实验室，对实验室如何制造科学知识进行考察。在考察中，后ssk一方面继续贯彻自然主义诉求，采用经验和描述的方法忠实记录具体的实验过程，另一方面倾向于从科学实践的角度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和实在性。

在对后ssk基本哲学态度的阐释中，皮克林指出：“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因为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因素具有致因优势。”这一论述明确规定了后ssk关注的焦点是科学家的实践活动。那么，后ssk如何关注科学实践?按照古丁的说法，就是“让力量回归实验”。依照后ssk的解释，这里的“力量”是指来自于主体、客体、自然、社会等一切能够影响科学家研究的因素。这些因素以“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到科学运行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构科学知识。这样，在后ssk的实践维度中，主观与客观、社会与自然、价值与真理、理性与非理性、体制的与知识的二元对立被消解，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不再具有某种优先性，二者拥有同等的建构知识的能力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