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篇1

（一）

张静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论文，通过对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社会现代化与党史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课题的创新性研究，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架趋于形成。其理论上的创新主要是：

一是系统地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主张。他“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注：《静如文存》（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3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构想。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那么，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他说，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因此就必须要求“利用社会史研究成果时，要同党史的问题联系起来”；“自然也就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他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为此“建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研究深化”（注：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想法，不仅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注意，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而且为其系统阐述中介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是论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80年代末期，张静如提出一个论断：“衡量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考察其现代化意识之强弱，考察其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贡献之大小。”并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的进行了考察和评价，认为“是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现代化意识倡导者，是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革命家”（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人物，这在当时的中共党史界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在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基础上，张静如认为“从社会现代化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作用原理的具体化”。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其二，提出主动现代化的道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回顾和重新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核心作用。”（注：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上述考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党活动的积极尝试，从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研究中共党史的新视角。

三是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张静如就呼吁党史研究要注意生产力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注：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时，他一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以此为指导研究一个历史阶段时，就必须把这个阶段的社会结构具体化。”（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现代化意识时，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切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的现代化，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正是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其理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故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串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注：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

（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静如对自己多年来探索党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和提炼，构建了中介理论体系，代表作是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成为中共党史学界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阐发中共党史学的理论著作。这本书在建构中介理论方面的突出之处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渊源上的经典性特征。在中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长期以来以唯物史观的派生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由于忘记唯物史观的原义，往往在研究中出现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端，因此，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寻求唯物史观的原义对中共党史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张静如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说：“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只包括：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进着社会的发展。”（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他看来，探讨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这一问题，主要应该从上述三方面来考察。

二是结构上的系统性特征。中介理论在结构上是把生产力理论列为首位，具体阐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及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观点有：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应把它纳入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此点也应纳入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三，要重视中国近现代社会进化过程的研究，并把进化过程看作社会变革的基础，并了解社会变革是怎样促进社会进化的，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第四，在党史研究中首先应注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前提；对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和系统化的社会意识的考察，在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多角度进行研究。第五，总体上，评价个人和群众的标准和方法，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依据；在党史研究中，衡量个人和群众要以现代化意识之强弱和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为标准。（注：参见《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的内容及《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文章的解说。）

三是理论上的创新性特征。由于将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选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而理论的创新就成为所建构的中介理论的显著特征。譬如，书中强调要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进行党史研究。而要捕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足迹，“还必须做分阶段的考察。因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达到的程度不同”。（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2页。）为说明这一点，张静如通过对1927-1937年生产力状况的考察，得出结论是：“这一阶段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革命的经济基础。”（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4页。）就是说，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总体考察的同时，还要作具体的分析，以避免抽象的一般说明和概念化、形式化的弊端。这里，理论上的创新非常突出。

四是论证上与中共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说：“从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既有繁荣发展的一面，又有不够深入的一面。不足之处，简言之：曰浅、窄、粗。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6页。）在创建中介理论过程中，他尤其注意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着重要解决的是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因此，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就特别显著。

五是体系建构上的时代性特征。张静如提出的中介理论体系在建构中体现了时展的特征。作者不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阐释和解析，吸取其精华，而且积极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吸收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生产力以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

（三）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静如通过学术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对中介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主要为：

一是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的关系加大研究力度。1996年张静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将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与建立中介理论问题进一步联系起来，认为“深化党史研究，研究者首先应该在研究中更加明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以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就必须建立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达到更新的境界。”（注：张静如：《深化党史研究》，《光明日报》1996年6月25日。）

二是对中介理论所应具有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说明。张静如认为，“这种中介理论要成体系，需要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而不是仅反映某个原理，也不是仅反映中共党史研究的某一个方面的应用。”（注：《静如文存》（下卷）第898页。关于中介理论的特点，还可参见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解释。）这里，张静如对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提出了四个基本特点，即“成体系”、“可操作性”、“时代性”、“与实际紧密结合”。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力图确认中介理论在所面对的两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中应有的位置，反映其在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之间建构的理论（中介理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必须反映理论的本质属性及其应该具有的特点，特别强调中介理论在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简述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篇2

[关键词]建构主义学习观教学

[作者简介]朱茂玲（1978-），女，广西博白人，玉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心理分析。（广西玉林537000）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5-0120-02

教育的根本维系于教学的质量，而有效的教学需要根据学习的一般原理予以组织和安排，因为教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学生的学习。所以，在教育研究中，对于学习领域的探讨如今已成一股热潮，在诸家学习理论中，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建构主义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建构主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由多种理论形成的一种思潮。各家理论的来源也并不一致，法国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和苏联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认知理论是建构主义的两种主要理论源泉。虽然诸建构理论之间分歧纷繁，然能统称之为建构主义，即在于其共享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欧内斯特用“一与多”的传统概念标志建构主义理论的这一特征。建构主义的经典文献《教育中的建构主义》则以“一种新认识论”称之。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这种新认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知识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换言之，学习如何可能的问题居于建构主义的焦点。

一、建构主义的核心假设

在学习论的视野中，建构主义的核心假设可以表述为：学习是个体在自身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这也就是冯・格拉塞斯菲尔德所谓的建构主义第一原则：“知识并非被动地接受，而是由认识主体主动构筑的。”①站在一种朴素的经验主义立场，建构主义的这一假设近乎常识，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学习是你（学生）自己的事情”之类的言语常被用于激励学生。在一般的意义上，学习显然不是一种依靠外部模铸即能实现的活动，而教师总是某种意义上现实的“建构主义者”。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死记硬背式的学习通常不会得到肯定，即便需要纯粹记忆以应付考试，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学生对于前后知识联系的注意，以及不断做题以掌握知识点的努力。

传统的经验主义构成了建构主义的出发点，在这个核心假设或第一原则中隐含着凝聚各种相互区别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共享基础，即斯皮维称作“木工或建筑的隐喻”。②“建构”（或“重构”）隐喻即是建构主义对于学习的一般或根本看法。学习是一种建构的活动，这个看似简单的表述实际隐藏着很多含糊而重大的问题。事实上，核心假设中的每个概念都需要而且具有追问或质疑的空间，而正是这些看似明白的概念引起了研究与实践中的误解、混乱和失败。

二、建构主义的学习观

1.学习是个体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在“建构”隐喻的视野中，学习者首先是一个主体，作为学习活动的发出者，主体或学习者拥有毋庸置疑的主动性，这也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首要含义。洛克曾于17世纪提出白板论，以论证教与学之可能以及教育之危险。其论证之目的固然不在于着重说明学习过程本身，但在其后来的继承者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手上，学习被简化为“刺激―反应”的外铄机制。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白板论歪曲了学习的起点，个体总是以原有的经验和认知结构来建构新的信息，而非简单的被动接受。新信息在个体有选择的加工和处理或编码之后始获得意义，因为外部信息本身乃是无意义的。也因此，不仅学习无法为他人所代替，而且同一个事物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讲，亦标志着不同的意义。

建构主义的奠基者皮亚杰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作了原创性的研究，在他看来，认知发展的实质是个体内部的认知结构或图式的形成、转化和发展的过程。皮亚杰用同化和顺应的概念表征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两种机制，这样，认知发展就是在个体头脑中发生的智力运作过程。根据皮亚杰的研究，学习乃是一种双向的建构过程。一方面个体凭借原有的经验图式不断接受、吸收和转化外来的刺激，使之成为自己固有图式之有机成分，以此促使原有图式愈益丰富，即同化；另一方面，个体在遇到与其原有图式发生冲突、分歧的刺激时，原有图式被迫发生改造和重组，从而改变图式本身，改变的程度随冲突的水平而变化，从局部到整体之间形成一个连续体，此即顺应。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建构中，建构主义者往往更强调顺应，即不断变动的图式，而不仅仅是在原有水平上不断丰富的命题网络。因为建构主义知识观固有的实用主义性格讲求应对灵活多变的问题情境之适应力，个体所遇到的诸问题情境并不能简单地归属于相似的一类范畴。

既然认知的过程乃是个体内部认知结构的变化，而建构主义又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那么，建构的含义就是学习者主动对外部的信息和刺激予以吸收、加工和赋予意义的过程。依建构主义知识观的立场，尽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知识乃是基于个体自身已有经验与认知所主动建构而成的产物，而非独立于个体之外的客观存在物。据此，学习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主动建构的过程。

2.学习活动具有情境性。在学习即主动的意义建构过程中，个体固有的经验与知识结构构成了学习的起点与推动力，同时交流与协作则构成了学习的另一个基本条件。在个体所处的情境中，社会性的因素对于个体知识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果茨基区别了两种心理机能，即低级心理机能和高级心理机能。低级心理机能是自然具有的，而高级心理机能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得以形成。由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转化的关键在于符号和活动的作用，即通过对各种工具的运用以及符号的中介，人才能够获得高级心理机能。就幼小个体而言，游戏活动所包含的协作与语言交流塑造着个体的经验结构，这不仅给予个体以新的经验与知识，而且制约着个体以后面临新情境时的关系结构与解决路径。所以，在个体的学习过程中，交流与协作成为个体完成主动建构的重要条件。

既然学习是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基于原有经验与知识结构并借助交流与协作而完成意义建构的过程，则学习的实质即是个体原有经验图式或认知结构的改变。学习乃是主动性的、情境性的与社会性的，这些特点不仅契合于建构主义关于知识的看法，亦直接关系到建构主义关于教学的见解。

三、建构主义学习观视角下的教学反思

1.学生的知识经验是教学的起点。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教学不再是知识在师生之间的单向传递过程，因为学习的最终完成依赖于个体自身的主动建构。个体原有之经验与知识结构作为学习或建构的最初基础，构成了学习的起点，甚至规定了具体个体的特殊学习路径。故此，教师教学之起始乃是对于个体已有经验图式之理解与把握，无此则教学亦失去了立身的根本。由此可知，教学并非知识传递的过程，而在于个体自身对于外来信息或刺激之处理与转换。这一主动建构的过程在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中即有深刻的揭示。所谓“最近发展区”，指的是个体在已有的知识水平基础上所可能达到的新的高度，在此新的高度与已有水平之间的距离即被称作“最近发展区”。教师即根据此最近发展区规定教学之任务，选取引导与激发的方法，一方面避免学生在原有水平上徘徊不进，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学习任务太过超前于学生的能力而使学生望而却步。

2.通过情境实施教学。知识发生于特定的情境之中，借助他人之力如协作、交流、利用必要的工具等，并经由个体主动进行意义建构而获得。所以，理想的教学环境亦须包含三种要素，即情境、协作与交流。首先，教师应创设一种接近现实的学习情境，因为现实情境乃是复杂而多变的，设若学习情境迥异于抑或简单重现现实情境，则个体在其中所得之知识亦难以应对真正的现实问题。所以，教学内容以真实性任务为宜，目的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其次，建构主义者提倡合作学习，建立学习共同体，其理由不仅仅在于社会交往之于学习的重要作用，亦且有此下一层的考虑，即不同个体对于同一事物或信息的理解都存在不同之处，不同个体亦只是把握了同一事物的若干方面，则个体之间的协作与交流有助于个体对于事物的多样而深刻的理解。最后，合作学习以交流为媒介。合作学习的实质在于合作各方之间针对某个问题或某个目标通力协作，彼此帮助、纠正以及进步。合作学习的达成需要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通过真诚而开放的交流才能实现。

3.凸显教学的整体性。现实问题多牵扯不同的概念与命题，无所谓学科之间的界限。故而，建构主义者亦提倡冲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推崇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同时，又因为现实问题发生于具体而特定的情境之中，而解决问题之工具则隐含于此情境中，所以，建构主义者主张仅仅提供解决问题的原型，即科学家的研究、探索过程，以此为基础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之工具与方法，同时亦为个体之探索留下充裕的建构空间，以应付多变的具体情境。此外，建构主义者亦倡议一种整体性的教学模式。围绕某一具体问题，提出包含多层子问题的整体性任务体系，并建立起以关键概念为核心的概念网络。进入此概念网络的切点并无一定，既可从最抽象之原理入手，亦可从最具体之感受切入。

4.实现教师角色的转变。无疑，在建构主义教学观中，引人注目的乃是教师角色的转变。并且，教师唯有认识、承认并且在教育教学中主动践行此角色转变，才可能实现学生的建构式学习。教师之角色从传统的知识呈现者、传递者脱离出来，而成为理解者、倾听者和引导者。学习者成为教学过程的中心，教师则做其学习过程中的高级伙伴，引导与帮助其克服建构过程中的诸种困难。由是，教学之目的在于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养成独立自主发现、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的获得和丰富是学生学会学习的结果，而非教师灌输给他们的。

[注释]

①（英）保罗・欧内斯特.一与多[A]//莱斯利・P.斯特弗，杰里・盖尔.教育中的建构主义.高文，徐斌艳，程可拉，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52.

②（美）南西・纳尔逊・斯皮维.书面话语：一种建构主义观[A]//莱斯利・P.斯特弗，杰里・盖尔.教育中的建构主义.高文，徐斌艳，程可拉，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41.

[参考文献]

[1]（美）戴尔・H.申克.学习理论：教育的视角[M].韦小满，译.3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2]高文，徐斌艳，吴刚.建构主义教育研究[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3]（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刘儒德.建构主义学习要义观评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1）.

[5]吕林海，高文.走出建构主义思想之惑[J].电化教育研究，2007（10）.

[6]张桂春.建构主义教学思想的再构[J].教育科学，2004（12）.

[7]刘儒德.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J].人民教育，2005（17）.

[8]张建伟，陈琦.从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

[9]陈琦.认知结构主义与教育[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1）.

简述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篇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论述，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其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构成的有机整体：即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年来，地方志年鉴文化的编纂和开发利用充分展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为指导，与剖析其内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志鉴文化充分展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培育和践行。

最近，党的十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阐述了24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这个理论为指导，促进方志年鉴文化的编纂与应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这是中国现代方志学的一个新创意的重要学术观点及学科建设中方志政治学理念的拓展与丰富。

[关键词]十理论；方志年鉴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同志在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理论，努力贯彻践行理论，进一步作好地方志工作。

古往朝代编修志，今来国家重用志。中华民族特质的历史传统地方志文化，千百年来一直编修不止，史料应用价值较高，方志之花盛开灿烂。年鉴文化自上世纪初，由欧洲引进中国的“舶来品”，百年来各类年鉴之花开遍华夏。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很重视发展地方志文化，各级党和政府及修志人员积极组织编修与应用方志，同时积极发展年鉴，使社会主义新方志和年鉴文化在国家及各地的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特别是2005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制定贯彻《细则》，规定编纂与开发利用地方志和地方综合年鉴为地方志工作、地方志资源。使全国各地地方志年鉴事业进入法制化轨道而蓬勃发展、可持续发展。根本的价值在于，地方志年鉴文化的信息资料属性，主要体现资料的现实性、全面性、连续性、权威性、多维性、规范性等诸方面，进行征集整理、筛选运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论述，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其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构成的有机整体：即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年来，地方志年鉴文化的编纂和开发利用充分展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为指导，与剖析其内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志鉴文化充分展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培育和践行。

最近，党的十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阐述了24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这个理论为指导，促进方志年鉴文化的编纂与应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这个重要学术观点，是对方志年鉴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中，中国现代方志学的方志政治理论即政治学理念的拓展与丰富。

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创新发展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创新论述。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党的十进一步创新论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又进一步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浓缩提升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字字珠玑，掷地有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不断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辉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是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进行的。其一，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高度概括，是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其二，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和应有之义，也是人民对于社会发展的共同诉求；其三，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国公民应当树立的基本价值和应当遵循的根本道德准则。这个新思想新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和旺盛生命力，展示了我们党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其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与24字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第一，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决定了它的性质和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大理论成果，即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辟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并丰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使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地增长，为谱写人民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新篇章而努力奋斗；第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进一步动员整个民族各方面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与凝聚力量。第四，社会主义荣辱观。用“八荣八耻”即八种美德与八种耻辱，来引领社会风尚与人们言行，以体现传统美德与时代需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精神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与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共同构建唯物辩证法统一的有机整体，构成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志鉴文化展析核心价值体系

众所周知，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特质的历史传统文化，自秦汉时期以来2000多年，历朝历代一直编修不止、代代相传。我国历史悠久、史籍丰富，地方志就是其中的文化宝库，历代保存下来的旧志仅宋元以来就有9000余种、10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统一修志，编纂的省、市、县三级志书就达到6000多部，总字数达到50多亿字。

西方年鉴传入中国被注入中国元素成为中国年鉴，素有“集万卷为一册，缩一年为一瞬”之美誉。目前我国以行政区域性综合年鉴为主体的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以及各类专业年鉴，并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使得今天中国的历史文化主要包括国史、方志、年鉴、谱牒这四种。据华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年鉴概览》记载，全国出版的各种年鉴已有2487种，每年定期出版的年鉴超过千种。

山明水秀，天高地阔。地方志和年鉴书籍的文化产品，是全面记述本行政区域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情学术工具书和重要的信息载体，具有“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美誉，是有特色的国情书地情书，是有特色的官责官书官学。从历史上看，历代地方志文化不但可以“总方略、致富强、广教化、美风俗”，而且可以“考前言、征往行、鉴得失、决从违、裨益治化”。地方志和年鉴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社会功能，它一直受到各朝代统治者管理者与人民群众的青睐与喜爱，这是地方志文化一直延续不断的根本保证，全国首轮修志取得丰硕方志及大量年鉴的巨大成就，促进先进文化繁荣，促进经济社会建设。

地方志和年鉴属于历史文化范畴，地方志年鉴学属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一级学科历史学的范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方志学年鉴学科皆具备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社会功能。中国特色的地方志年鉴文化坚持体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应持续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关于“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的精神，为建设美丽中国多做贡献。

现代地方志年鉴文化的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它可以按照党的十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建设：即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经济建设；发展民主政治，推进政治建设；发展先进文化，推进文化建设；全面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建设；保护自然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见，中国特色地方志年鉴文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日益扩大的积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地方志年鉴文化展现与剖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四方面基本内容与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方志文化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国统一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年鉴，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地方编修方志和年鉴，始终巩固以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地方志年鉴事业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没有出现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其它思想意识。

第二，全国各地各类志书及年鉴，全面记述本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以及失误教训。充分体现各地区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实践、指导工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与精神文化需求。

第三，全国各地各类志书及年鉴，全面记述本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恩格斯曾说过：“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与鼓舞人民群众斗志。

第四，全国各地各类志书及年鉴，全面记述本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以“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引领社会风尚与人民言行，促进人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积极培养造就“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促进提高人们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与文明程度。例如，北京志鉴充分展现“爱国、创新、厚德、包容”的“北京精神”。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大型地方志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方志学》50多万字，由方志出版社2005年两次印刷出版。此著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方志三理论”，指方志政治理论即方志政治学、方志基础理论即方志基础学、方志应用理论即方志应用学，构建中国现代方志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此著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研究项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陈奎元同志亲自作序。该著主编：曹子西、朱明德，执行主编：陆奇。该著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研究中心编缉。该著形成中国地方志文化新学说、新学术流派、新方志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坚持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在近几年的修志用志与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相结合中，中国现代方志学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而丰富拓展，为贯彻中央精神持续做贡献。

简述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篇4

【关键字】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方法秩序稳健主义事实反驳

会计基本理论的结构问题贯穿于会计发展史的各个阶段。理论方面，对于会计基本理论整体结构的宏观认识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会计学学科的发展方向，深化对学科相关知识的理解。实践方面，会计规则的质量不高是国内外众多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存在会计信息的规则性失真（吴联生，2002），而会计基本理论中的诸多内容都直接影响着会计准则的制定方向。从会计理论中稳定的核心观念出发，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的会计基本理论结构，使理论在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与外部进行信息交换，将有助于解决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的问题。本文拟以自然科学完成理论构建所使用的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观念为基础，结合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的自身特点，提出用公理化方法重构会计基本理论结构的理论框架与具体思路；在此基础上，以稳健主义在构建公理化的会计基本理论中的特殊作用为例，具体说明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过程的实现途径。

一、公理化方法的核心思想及其在会计研究领域应用的可能贡献

公理化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自然科学独立学科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之中，是一种关于整理科学理论知识结构的方法论。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在他的《几何原本》中，从已有的相对分散的几何学定理中选择少量原始概念和不需证明的几何命题作为定义、公理、公设，使之成为全部几何学的出发点和逻辑依据，然后运用逻辑推理演绎得到其余所有几何命题；欧几里得由此创立的演绎体系称为实质公理系统，而他用来对几何学知识体系进行重构的方法就是公理化方法（张家龙，1983）。希尔伯特（David·Hilbert）后来进一步提出了形式公理系统，与实质公理系统相比，涉及的概念是未加定义而由公理加以刻画的初始概念，对初始概念进行不同的解释，一个形式公理系统可以有不同的论域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为公理化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公理化方法的应用之一是利用形式逻辑建立学科理论知识的关系。关于形式逻辑在会计基本理论发展中的作用，利奥·A·施密特教授曾做过有益的探索。他提出，演绎逻辑是“通过显示讨论中的某一现象是一种公认判断的特定例证或应用，从而形成结论的过程。公认判断在专业上称为大前提，特征事实的表述则称为小前提。”而且，他还尝试着列举了三个会计方法中的大前提以及如何运用三段论式的演绎方法表述存货计价的方法。他在研究中将演绎的方法引入会计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他仅仅看到在会计师的日常工作中的确存在着一些观念性的公认的前提，而他们所做出的判断又往往是基于某种前提的暗示，但是对于这种暗示的实质并没有加以揭示。而且，他没有具体解释这些前提在会计基本理论结构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理论本身发展所可能遵循的途径。他的观点还停留在对会计活动的直观感受上，而尚未将其与公理学以及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相结合，上升为一种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因此也没能指出会计学演绎方法的本质。

简述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篇5

[关键词]政治；政治学；范畴体系

[作者简介]肖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办公室，广东广州510006；吴大兵，重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重庆400020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025―03

一、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总体要求

一门学科范畴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以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想当然地去组织、拼合它的体系结构，必须从学科本质的特征出发，依托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遵循相应的组织原则，揭示学科构建的科学规律。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依据所把握的总体要求又在哪里呢?

1．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我们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分析事物、洞悉事物的本质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要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我们不妨看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吸收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观点。(1)任何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表述这门科学的全部内容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过程的。人认识一个对象时总是从抽象到具体，科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最便于人对这个对象的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从平面到立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2)一个科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这个体系最抽象的东西。如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人类现代经济生活最抽象的东西，商品便成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点。(3)推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内在动力是对立统一规律，每一个原理应符合矛盾运动的形式。

2．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政治研究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问，古今中外人们始终如一地对政治学研究投入巨大的热情，政治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科学。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工作，对政治、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并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向。因而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根基。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政治学范畴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开放的，不断发展丰富的，政治学也毫不例外，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而前进。它一方面会从政治学已有的内容中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也会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来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因而，我们对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固定的框架和模式。

4．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关键。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从内容上看，一门学科的对象，决定学科的内容。一门学科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结构；二是对象的运动及其规律。从内容的逻辑安排看，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客观到主观，这几乎成为任何学科构成体系的顺序，这种顺序符合认识的规律，符合认识的历史，也便于读者对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解。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着眼点又在哪里呢?于此，笔者从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人手分析和论述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问题。

二、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

正确认识政治和政治学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政治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自从国家(城邦)产生以来，人们就在苦苦地思索、不懈地探索，但仍达不成共识。因为政治学者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几乎都有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表述。概言之，对政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政治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一种规范性的道德；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政治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政治是一种管理活动。

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是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和根本问题；政治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综观以上分析，由于人们的观察点、立足点不同，使得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完全不一致。杰弗里・庞顿说过：我们最好不要将一种概念视为某种固有的客观东西。也就是说对政治的定义，我们无须也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模式、方式等框架结构将其固定(这在实质上也是没有必要的)。然而我们通过对政治诠释性的定义，透过其现象的描述、对本质的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有着如下的共识：(1)政治是在以国家存在为前提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关系；(2)政治所探讨的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表现、运作及其内在机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的范畴中公共权力是其核心和本质。由此，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本质的内核找到了切入点。

政治学的定义显然也只能以政治定义为基准，不同的政治理解必然表现出对政治学的定义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来看，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政权是所有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也就是说，政治学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结合上述分析，即我们在剖析各家关于政治概念的诠释时，已窥见到政治学包含着以下核心的要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运作、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看，它所揭示的是在国家中对政治权力的探讨，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研究是其核心范畴，伴随着权力运作方式、机制、模式等是其必然拓展的范畴系统。由此，我们在建构政治学范畴体系时，权力必然是其体系建构的核心，而其体系的构建是依此为中心依托的展开。

三、政治学范畴体系构建的结构模式

通过对政治、政治学的分析，我们明确了政治学所研究的核心范畴是政治权力，因此从政治权力的层面我们必然要追寻权力的本体、权力的主体、

权力的客体，这三者不仅处于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第二个层次，而且由此演绎构建起整个政治学范畴的体系框架。

1．从权力的本体来看，作为政治权力的本体所探讨的自然是政治权力自身的结构、要素及其内部机制。具体来讲可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从内部机制的层面看，这是一个处于基础的层面。它应该包括如下范畴：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发展及其规律等。(1)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的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社会政治的本质内容，其他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关系的外化和具体形态表现。从本质上看它包括：利益与政治、政治权力、政治权利等。(2)政治制度是指政治行为方式在国家权力活动的表现形式。民主与专制是两种基本形式，目前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3)政治思想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对政治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形态的对政治的认识和评价。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观念形态、政治思想及其评判等。(4)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它具体包括以下范畴：政治意识、政治信念、政治行为标准、政治价值评价、政治动机、政治情感、政治习俗、政治心理等。(5)政治行为是指政治活动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基本范畴有政治斗争、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等。(6)政治发展及其规律所探讨的是以研究政治运行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为目的的，尽管目前尚无共识的定义形式，但作为政治学所研究的基本范畴已成事实。

从其表现形式上看，这是其处于从属的地位层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把政治学范畴概括为七个方面：政治学原理、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家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和政治学方法等。(1)政治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国和外国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等。(2)中国政治包括中国的政治史、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党的领导和建设、干部与人事、地方政府、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人民与政治家问题、中国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3)比较政治包括各国的政治制度的模式、政治形式，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史和现行政府体制、政党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精英人物和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变迁及其各种模式以及地区研究和国家研究等。(4)公共政治包括公共政策理论、决策科学、政策分析、决策的模型研究及其福利政策、劳工政策、教育对象、科学政策、种族政策、都市政策、外交政策、军事政策的研究等。(5)公共行政包括行政管理、市政学、行政法学、文官制度、比较行政、组织和管理分析、组织理论和行为、人事行政等。(6)国际关系包括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法、世界性和地区性战略研究、国际战略研究等。(7)政治学方法论包括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调查研究、定量分析、试验设计、个案研究以及政治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治行为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决策分析等。

2．从权力的主体来看。权力的主体所探讨的是权力运作的执行者或实施者及其对象。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近现代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韦伯、罗尔斯等等，一直到当代的政治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国家(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城邦)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并在长时期里成为一部分研究者研究领域的核心范畴。但必须明确的是，国家只是作为政治权力主体的核心范畴，而非政治本身的核心范畴，也就是说从属于权力核心范畴。可以说国家作为权力主体范畴的核心地位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伴随着国家这一主体的存在，与之并存的阶级、政府、政党、革命以及其中两个重要的范畴――民族和国际社会等就构成了政治权力主体的范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