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经济政策范文篇1

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以来，就业问题始终处于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注：R.E.Pahl,"Introduction:WorkinContext",inR.E.Pahled.,OnWork:Historical,Comparative

andTheoreticalApproaches,Oxford:BasilBlackwell,1988,pp.1-13.）就业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灵敏的指标和晴雨表。就业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的质量，影响社会秩序。商贸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改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反之，商贸萧条和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裁员，产生庞大的失业大军。不言而喻，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都必然严重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就业问题的性质由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注：I.T.Sanders,TheCommunity:AnIntroductiontoaSocialSystem,NewYork:TheRonald

PressCompany,1966.）这种关系充分说明，就业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区就业既是个历史概念，又是个新的话题。概括而言，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概念可以从三种角度理解：一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活动，这是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注：C.Kerr,LaborMarketsWageDetermination:TheBalkanizationofLaborMarketsand

OtherEssay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按照这种定义，凡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就业均可称之为社区就业。这种定义主要适用于19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二是那些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劳动市场的就业，这是劳动经济学中盛行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经济学取向的社区就业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区”实质上等同于边缘或次要劳动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地方取向和低工资就业。这种定义主要盛行于19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反贫困之战；三是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支持服务。（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NewYork:

Sharpe,1971.）劣势群体是指那些在劳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社会处境的群体，例如失业者、前罪犯、青年人和老年就业者、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妇女、移民和少数民族等。这是目前欧美国家最流行的社区就业定义，真实反映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以后的社会状况与就业形势。

本文主要采纳第三种社会政策取向突出的社区就业定义，集中探讨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就业和福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后两种社区就业方式与政策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热门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似乎是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政策议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因为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涉及诸如社会团结与社会分隔、社会整合与社会排挤、社会公平与社会不平等、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等最重要和最优先的政治议题。（注：G.Room,"SocialExclusion,SolidarityandtheChallengeofGlobalization",Bath:Bath

SocialPolicyPapers,No.27,1998.）简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角度，无论从社会经济生活，还是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问题都很值得进行研究。

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社区就业起源于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议题。严格说来，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前，并不存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全时间的工资就业形式，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在地理空间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自然也无所谓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工业革命和都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就业场所与家庭生活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无薪劳动者变为工资就业者。与此同时，就业场所既是典型的功能性社区，又普遍位于城市地域社区范围之内，社区和就业由此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社区就业应运而生。但是，长期以来，现代社会的就业问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其核心是劳动市场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正常参与劳动市场竞争的普通就业者群体。那些因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地区、国家、身份、身体健康和文化因素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及其就业问题则被边缘化，极少有人从社区就业角度探讨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状况。（注：P.Brown&R.Scase,"SocialChangeandEconomicDisadvantageinBritain",inP.Brown&R.Scase,PoorWork:DisadvantageandtheDivisionofLabour,MiltonKeynes:Open

UniversityPress,1994,pp.1-22.）这意味着传统就业主要关注普通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针对自由市场失败和劳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欧美各国政府逐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便缓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就业问题遂由单纯的市场问题转变为市场、社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问题。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征。18世纪工业化革命开始，特别是由19世纪末期到1950年代，这是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演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市场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没有发生结构性分化，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之间的区分尚不清楚。普通社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区分主要是道德标准，经济和市场标准处于次要地位。例如在18、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从道德角度，依据有无劳动能力将社会救济对象分为两大类：一是“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老年人、长期病患者、盲人和精神病人。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即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劳动市场来满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因此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社会救济；第二类是“不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乞讨者、窃贼和前罪犯。他们身强力壮，具有劳动能力。英国政府将他们强行安置到专门设立的就业习艺所和私营企业中就业，主要目的是通过工作救助和以工代赈方式解决他们的救济问题。（注：A.Digby,BritishWelfarePolicy:WorkhousetoWorkfare,London:Faber&Faber,1989.）市场就业和社区就业之间的区分无足轻重。直到19世纪末期布斯的伦敦调查和郎特里的贫困报告出版以后，劣势群体的就业、贫困与生活状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言之，1950年代以前，由于劳动市场体系尚不成熟，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组织功能专门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就业与市场就业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市场就业基本上等同于社区就业。普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的区分标准是道德性的，劣势群体主要是以贫困群体形式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尚未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相对单纯的市场关系，社会福利关系无足轻重。

19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市场之中，穷人、劣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与此同时，对反贫困、救济社会劣势群体和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按照传统理论，劳动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体系。但是，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职业声望与地位较高，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与此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为低工资就业，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声望和地位也较低，以体力和服务性就业岗位为主；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和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获得欧美学者经验性研究的广泛支持。劳动市场确实好像是分散、分隔和多元的，穷人和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等和边缘性劳动市场之中。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收入保障、医疗照顾、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等等。（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NewYork:AcademicPress,1977.）概括而言，欧美国家反贫困战略的服务项目具有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社区是组织和实施反贫困项目的社会场域，反贫困服务基本是以社区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形式提供的，大大强化了社区在就业和福利之间的中介性地位；二是工作与福利关系是反贫困的主题，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业支持服务和收入保障是反贫困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是强调在社区层面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社区对就业议题的积极回应。（注：G.Craig,M.Mayo&N.Sharmaneds.,JobsandCommunityAction,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9.）简言之，在1960-70年代的反贫困之战中，欧美国家的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社区就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在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以来，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框架下，社区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和大都市衰败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社区，回到社区和社区发展运动似乎将社区重新置于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在经济生活中，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失业率大幅攀升，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日趋严峻的失业问题，成为欧美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注：J.A.Chandler&P.Lawless,LocalAuthoritiesandtheCreationofEmployment,England:

Gower,198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前主要在北欧福利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是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和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注：L.Calmfors,"ActiveLabourMarketPolicyandUnemploymentxiǎn＠①FrameworkfortheAnalysisofCrucialDesignFeatures",OECDEconomicStudies,

No.22,Spring1994.）这种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英美上台执政，其打碎福利国家和削减福利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应，普遍推行“由福利到工作”的福利制度改革，再次将社区就业推到欧美国家核心政策议题的位置上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社区就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市场与社区、工作与福利、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紧密；二是社区就业普遍成为欧美国家地方政府议事日程的优先领域，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注：OECD,CreatingJobsattheLocalLevel,Paris:OECD1985.）三是社区就业成为欧美国家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S.Wismer&D.PelI,Community-basedEconomicDevelopmentinCanada,Ontario:FivePress,1981.）四是社区就业、社会排挤和社会整合议题成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区与就业、就业与福利的交会点。简言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改革使人们重新聚集古老的社区就业议题。（注：OECD,CommunityBusinessVenturesandJobCreation,Paris:OECD,1984.）而且，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与实践也取得了宝贵经验。

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

社区就业既是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的基本途径，还反映了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处境下，欧美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出于不同动机，“不约而同”将关注点聚集于社区就业。其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泉，旨在通过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解决经济性的失业与消费问题。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福利对象的福利依赖，增强福利对象的个人责任感，通过工作激励和社区就业使福利依赖者转变为“积极公民”，同时复兴衰败的城市邻里和地方社区，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尽量在社区层面满足穷人和劣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显而易见，社区就业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且意味着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说明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注：OECD,Family,MarketandCommunity:EquityandEfficiencyinSocialPolicy,Paris:OECD,

1997.）简言之，社区就业理论、政策与服务的发展是欧美国家的福利文化转趋保守、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的产物。

社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社会政策目标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经济的经济政策目标处于次要和辅地位。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分隔和潜在冲突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何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提高社会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优先政策议题。（注：W.Beck,L.VanderMaesen&A.Walkereds.,TheSocialQualityofEurope,London:

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形形和数量庞大的劣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需要满足尤为引人注目。欧美国家劣势社群的类型和构成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社会中低下阶层、边缘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美国的劣势社群主要是内城贫民区中的阶级下阶层(underclass)、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女性、亚裔、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同性恋者和、短期和长期失业者、福利依赖者、单亲父母、未婚母亲、前罪犯和吸毒者。（注：W.J.Wilson,TheTrulyDisadvantaged:TheInnerCity,theUnderclass,andPublicPolicy,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3,143.）劣势群体、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有时是相互重叠的。依据美国劳动部的定义，劣势群体是指那些没有适当就业的穷人和那些(1)中途退学者，(2)小于22岁的人，(3)45岁或以上的人，(4)残疾人，(5)就业遇到特别困难的人。（注：P.RPinto&J.O.Buchmeier,ProblemsandlssuesintheEmploymentofMinority,

DisadvantagedandFemaleGroups:AnAnnotatedBibliography,Minneapolis:IndustrialRelationsCenterUniversityof

Minnesota,1973.）英国支持性就业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那些因个人特质影响他们就业能力和面临就业困难的人处于“就业劣势”的状况，就业劣势的基本类型包括肢残者、长期病患者，精神病人、盲人、酗酒者、罪犯、单亲家庭、劣势年青人、老年工作者、少数民族、无家单身者和长期失业者。（注：B.Bridge,"EmploymentServicesfortheDisadvantaged:AReporttothePersonalSocial

ServicesCouncilonCurrentNeedsandProvisionIncludingaStudyofSupported

Employment",London:PersonalSocialServicesCouncil,1977.）劣势群体通常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市场，或是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普遍处于边缘性劳动市场和低工资就业状态。因此，如何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多适合劣势群体的就业岗位，以便缓解贫困，增强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实现各阶层和睦相处，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与社会质量，便成为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的优先领域和核心政策目标。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模式多种多样，反贫困战略、社区经济发展、社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是四种主要模式。反贫困战略模式主要盛行于6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缓解贫困，就业途径主要是福利项目，就业者主要是穷人，工资收入主要是辅的，就业性质以福利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社区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流行于70年代，政策目标是通过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区综合发展，就业途径主要是社区兴办的社区型商业与服务企业，就业者主要是普通社区成员和劣势群体，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D.Fasenfested.,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PolicyFormationintheUSand

UK,London:MacmillanPress,1993.）社区企业模式出现于8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社会整合，就业途径主要是拥有社会目的的私营企业，就业者主要是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就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业性质以社会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J.Lotz,"CommunityEntrepreneurs"CommunityDevelopmentJournal,24(1),1989,pp.62-66.）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兴旺发达于9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失业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业途径主要是市场化运作的工商企业，就业者主体是普通社会劳动者，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R.P.Gilothed.,Jobsand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iesandPractice,Thousand

Oaks:Sage,1998.）不言而喻，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模式都是高度概括的“理想类型”，实际生活中各种模式常常融合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虽然社区就业模式形式多样，但是各种不同就业模式却反映出某些共同特征：一是就业活动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具有浓厚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的社会问题；二是社区就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是地方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三是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的社会目标清楚明确，无论是缓解贫困、社区综合发展，还是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设计都起源于社会关怀，旨在谋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绝大多数人福利的最大化，而且社区就业政策的社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人的发展处于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社区企业是欧美国家劣势群体社区就业的主要场所，社区商业、社区服务业和社区工业企业是三种主要类型。8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逐渐取代社区企业概念，而成为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企业理念与政策模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日趋流行。“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s)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那些按照企业方式组织与运作，主要社会目的是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社会经济生活，并且从事商品与服务供应的私营企业。按照OECD专家的界定，社会企业泛指所有依据企业战略组织，但其主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并且还具有一种为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社会经济组织。（注：EOCD,SocialEnterprises,Paris:OECD,1999.）总体来说，欧洲国家的社会企业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例如比利时的社会目的企业，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芬兰的社会公司(socialfirm)，法国的工作整合社会企业、协会或合作社，德国70年代称为另类企业(alternativeenterprise)，80年代晚期称为地方社区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包括志愿组织、社区企业和社区商业、信托行和中介劳动市场，加拿大是社会经济企业，而美国则是协会、公司、信托行和社区经济发展公司等。这意味着社会企业并不是社区企业的简单替代者，而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外延与鲜明的社会目的。概括而言，社会企业截然不同于传统社区企业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社会企业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边界，开辟经济资源分配与管理的新模式，企业兼备经济与社会双重特征，形成所谓“第三体系”；二是社会企业主要目的是回应失业和社会排挤问题，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等社会目标处于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因此，在一些欧美国家社会企业又被称为社会目的企业(social-purposeenterprise)；三是尽管社会企业以社会目标为主，但是仍然按照企业战略组织、管理与运作，并且提供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四是社会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主要在地方社区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目标是通过就业为劣势群体增权(empowerment)，将他们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因此，某些社会企业又被称为通过工作培训企业(training-through-workenterprises)和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orkintegrationsocialenterprise)。欧美国家对社会企业普遍采取鼓励、支持和保护政策，其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立法保护，又有政策优惠，既为雇主聘用低技术工人提供薪俸税豁免，又为社会企业提供工资津贴，既为经营者和劣势群体提供专门培训，又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简言之，社会企业是穷人和劣势群体实现社区就业的主要组织载体。社会企业主要特征是非牟利和社会整合的社会目标，以及主要通过社区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主流社会的社会功能。

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的政策实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反贫困之战”和“福利制度改革”处境下的社区就业项目与服务，改变了福利国家时代有关就业与福利的社会共识，更加强调公民社会权利基础与前提的工作义务。这意味着社区就业打破了以往将就业与福利、国家与市场、社区与就业完全分开的习惯思维，试图确立这些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社区就业指明了欧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使工作与福利关系重新成为社会经济政策议程和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理论层面上，社区就业丰富和发展了就业与福利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本质、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模式、贫困和劣势成因、福利依赖与工作动机等复杂现象的认识，不仅为反思福利国家的成败得失与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动力源泉和刺激，而且引发了对福利理论与政策领域一系列基础议题的激烈争论。在政策实践中，社区就业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摆脱贫困、避免社会排挤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从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促进和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造就了大批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边界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机构，有助于社会经济（又称第三部门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了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体系的多元化程度。社区就业在相当程度上履行和发挥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功能，降低了社会排挤的程度和范围，有利于将穷人和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与正常社会生活之中。

然而，社区就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政策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争论，面临诸多两难选择。首先是有关社区就业的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假设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贫困和社会劣势成因、福利依赖性质与程度、公民社会权利（福利权利）与工作义务等议题展开的。右倾的政客和学者认为，贫困与劣势成因主要是个人因素，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是有效的，劳动市场能够提供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就业岗位，穷人和劣势群体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工作动机，缺乏责任感，依赖国家福利生活。而左翼和中间道路的政客与学者则持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见解；（注：V.George&P.Wilding,IdeologyandSocial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

1985.）其次，关于劳动市场结构与社区层次劳动市场功能及角色的争论。60年代以来，人们对社区层次劳动市场的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是统一的，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社区劳动市场基本等同于边缘和次要劳动市场；（注：R.Whipp,"LabourMarketsandCommunities:AnHistoricalView",TheSociological

Review,Vol.33(4),1985,pp.768-791.）第三，社区企业和社区经济发展能否创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就业机会？欧美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社区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通常是有限的。（注：R.Hopkins,"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AQuestionofScale",Community

DevelopmentJournal,Vol.30(1),1995,pp.45-64.）劳动市场为劣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的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存在大量就业机会，但是福利依赖者无工作动机的传统说法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第四，低工资就业与贫困的关系问题。工资就业的关键是足够的收入和收入保障的标准问题，即就业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用以购买生活所需和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劳动市场的现实状况是，劣势群体通常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的负面社会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欧洲学者的经验研究显示，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也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是贫困的基本成因。（注：S.Bazen,M.Gregory&W.Salverdaeds.,LowwageEmploymentinEurope,Cheltenham:EdwardElgar,1998.）有鉴于此，近些年来，有关生活工资(lifewage)、基本收入(basicincome)和公民收入(citizenincome)的主张重新流行起来；第五，有关工作福利的争论。70年代以来，为增强福利服务接受者的工作动机，减少国家开支，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推行工作福利服务。工作福利(workfare)是指福利服务对象以工作为前提或条件而获得福利服务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工作福利在许多方面是与社区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并涉及许多核心的理论争论。例如工作福利是违背公民的社会权利，还是增强公民权利中的义务观念，以便使权利与义务之间达致平衡？工作福利目标是规管穷人，还是为穷人和劣势群体增权？工作福利功能有助于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还是使穷人和劣势群体标签化和更加低劣化？总之，社区就业政策与服务涉及众多关键性理论与政策议题，而且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结语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的方式，从社区就业概念及其重要意义、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的关系、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的层面，从就业与福利、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的角度，简要介绍和讨论了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通过这番讨论，希望为目前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再就业工程”、“社区就业政策”和社区建设运动提供历史借鉴与国际比较视野。虽然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与中国社会迥然不同，但是社区就业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核心议题，具有普遍的理论内涵与政策意义。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可以为我国的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首先，我们要树立社会政策的观点，改变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待就业问题的传统思维，更多地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待就业问题。因为在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社会，就业问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还是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其次，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工作岗位是最好的社会福利。第三，地方政府和社区在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的努力中，可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第四，社区就业是缓解贫困与消除社会排挤的主要途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办法。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需要政治制度、经济市场、社会环境、文化模式和个人努力的有机整合。第五，中国企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应弘扬社会责任意识，非牟利目标和经济效益是可以有机结合的。

社区经济政策范文

1．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1．1稳定性

在中囯的宏观调控和其他政策的支持下，中囯的GDP增长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10％左右，并且长期保持稳定的趋势。但是，随着囯内经济市场投资行为与消费者行为的不平衡加剧，中囯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大幅波动。目前，一些行业受到高价值货款的影响，表现出生产能力小而盲目扩张的矛盾局面，可能导致未来经济市场产品发展问题。与此同时，虽然中囯的绿色生产模式已经做了很长时囘，但许多企业仍然采用高消耗、高污染、高负荷的传统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甚至是不可修复的破坏性影响，不利于中囯经济的可持续了健康发展。因此，囯家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加以调控。

1．2公平性

经济发展既要兼顾发展水平也要兼顾社会公平，公平性是中囯经济健康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中囯正致力于通过政策支持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例如对低收入预期居民提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扶持等多项社会保障服务。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中小企业缺乏内部控制，内部员工和工人无法充分享受到中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整个囯家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1.3不平衡性

政府投资是中囯实施的诸多财政政策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政府干预市场过度或投资过度可能导致社会投资和私人投资能力将被削弱，市场竞争环境相对紧张，将导致恶性竞争和高市场准入门槛，不利于中囯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公民收入的不平衡等也会影响到囯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影响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2．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的关系

2．1相互促进

财政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保障措施和基本发展方向指引。同时，经济发展一旦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内在动力后，财政政策自然会为了更好的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而进一步完善。而且，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多领域和多层面的，对财政政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促使财政政策制定的更加科学合理，促使财政政策更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2．2相互依存

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稳定、健康、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这是中囯走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因此，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二者相互依存，经济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也离不开经济发展，脱离了经济发展谈财政政策就是空谈，脱离了财政政策谈经济发展就是纸上谈兵。财政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经济发展是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使命。

3．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3．1制定基本的财政政策阶段

在起草财政政策的初始阶段，通过对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具体、完整的评估，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之囘的关系，财政政策将以微妙的方式影响囯家经济的未来发展。同时，财政政策可以在整体经济发展中取得良好的开端，并尽一切可能避免囯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无｝＇去控制的局面。

3．2财政政策的实施阶段

囯家颁布的所有财政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实施阶段，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字形式的法律法规逐渐成为具体的经济，财政政策逐渐成为市场调控的手段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引者。经济市场的内部调节和政府的第二个作用是实现囯内市场经济的稳定、快速和良好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和较快发展水平。

3．3改善财政政策阶段

由于制定和实施的所有财政政策，都会有不可避免的漏洞和弊端，财政政策实和完善。目前，中囯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势头稳中向好。因此，有关部门在修改完善财政政策的过程中阻碍经济监管是不明智的，不建议采取“稀缺”措施，应制定更加优化的，具有前瞻性的财政政策，使得市场经济得以更快更好的发展。

4．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

4．1财政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落后的中囯西北地区，实施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区域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财政政策，在其正确指引下，积累新的发展力量，不断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快速发展。在北上广深等地区实施的财政政策比西北地区的财政政策更加系统性更加灵活性，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模范带动作用。目前，北上广深作为囯际大都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一些发达地区。财政政策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使得我囯的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区域均衡发展。

4．2财政政策影响世界经济发展

近年来，中囯的经济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丝绸之路”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囯家的经济领域都得到了深入合作和长远发展。中囯财政政策的稳步发展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保证，为了维护中囯和其他囯家的经济利益，随着中囯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囯经济”将成为一个不可低估的强大新生力量。财政政策不仅会影响中囯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会影响到世界的经济发展。

5结语

总之，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深远的，多方面的，包括影响中囯囯内经济的发展和影响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考虑到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中囯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可通过制定并完善技术创新投资、企业补贴、减税等相关财政政策，提升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调整市场供给和消费需求，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中囯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注释：

［1］耿凯我囯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问题［J］现代经济

社区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济法理论；经济法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137－03

由于自然禀赋、历史基础、区位优势和政策导向等各种差异的存在，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发展较快的区域与发展较慢的区域同时并存的非均衡格局。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区域非均衡的特征更为明显，如果不能加以有效控制，势必会影响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党的十六大及时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也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目前，大部分学者多是从经济学和政策的角度对此问题加以研究，而政策能否成功实施则需要法律的保障。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还得依靠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本文拟从经济法学的角度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

一、探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基础之必然性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升华的必然

建国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30年实施“平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即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至今。采用“非均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同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受经济学各种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指导的，如平衡发展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梯度转移理论、增长极理论等。

在经济学领域，有关区域经济的理论为数众多，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确实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然而其作用毕竟有限。由于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多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主张，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具体国情，其理论在针对性和适用性等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因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在我国有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的必然性。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法律化之必然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趋利性使经济要素总是流向收益高的地区，往往导致市场“失灵”，造成地区差距的扩大与区域间的不公。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制定适当的区域政策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并使之制度化为法律，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保障。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往往运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手段扶持落后地区发展。这些政策必然要涉及到中央与地区、地区与地区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稳定性、权威性的法律作为依据，就会使得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发达地区总觉得付出太多而不发达或者欠发达地区总觉得得到太少，容易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另一方面，地区政策如果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政策表述上，诸如“优先安排项目”、“实行投资倾斜”、“加大支持力度”等等，那么就给具体实行时留下了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只有以严密的法律条文将中央协调地方利益的方式和方法予以明确的界定，才能避免上述弊端，使地区政策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理论基础

经济法是市场经济之产物，是国家直接作用于经济生活的结果，它作为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生活、协调国民经济总体良性运行的基本法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属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理论基础之一

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属性，是指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属性超越了民商法的个人本位，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出发，通过国家的促导和纠正等行为调节社会经济，实现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的均衡，其中自然包含了区域之间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的均衡。

虽然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属性在多数情况下未必于具体的经济法律关系和经济执法中直接适用，而是作为经济立法、经济管理、经济执法和司法所遵循的一项理念或宏观标准。但是，这种理念或宏观标准在国家对经济关系的积极调控、组织协调中的作用则是不可缺少的。尤其在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且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只有通过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属性的运用，方可创造并维护一个令自由市场机制和地区间平等发展得以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

(二)经济法的系统综合调整机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理论基础之二

经济法从总体上和全过程中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系统的调整。经济法既是国家全面调控经济、对经济实行综合治理的法律部门、同时也是体现现代法系统工程的法律部门。综合调整和系统调整是经济法固有的调整机制，是法律现代化的一种表现。

经济法的系统综合调整机制，是指在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中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看成一个系统，国家从宏观上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实现系统内部的协调。也就是说经济法通过财政法、税法、产业政策法、自然资源法等法律从宏观上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这些根本方面进行综合调控，使整个社会经济均衡、协调、高效地发展以达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系统综合调整机制还要求国家对地区间不平等的收入和财产实行直接干预，实现实质正义，重视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三)经济法的维护社会公平原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理论基础之三

经济法的维护社会公平原则是指在经济立法和执法中，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核心，以扶弱促强方式，合理和适当地在社会范围内平衡个体和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以实现经济利益的实质性公平。

经济法的维护社会公平原则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表现为不同区域必须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区域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相对民商法“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也不同对待”的公平，经济法的公平正如哈特所言：“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经济法的维护社会公平要实现的是经济利益的实质性公平。实质性公平不仅强调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还要兼顾结果公平。事实上，不同的区域由于其自身的条件不同，“即使让他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条起跑线也很难称之为公平的起跑线”。按照亚当・斯密所认为的“保护自然的不均等，消除人为的不均等”，维护社会公平

原则就是要求采用扶弱促强的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即就是通过对落后、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扶持，促进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制度基础

诚然，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众多的法律制度基础，但是，不能否认，经济法制度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在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的诸多经济法制度中，应当着重建立和完善以下制度。

(一)建立和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

区域间经济合作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建立和完善区域间经济合作制度则必不可少。

1、完善对口支援和经济协作法律制度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开展了对口支援和经济协作工作。目前，我国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法律制度的体系，主要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为主导，其他包括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以及参与这项活动的省、市、区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特别是各个政府部门出台的法律制度之间还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彼此之间缺乏协调性、具有随意性。这种状况阻碍了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法律制度效能的发挥，损害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权威。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的立法协调，逐步形成一套和谐统一的法律体系。主要应当进行以下工作：(1)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有关法律文件之间的协调；(2)加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规章之间的协调性，以克服政出多门、矛盾冲突迭出的情况；(3)加强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的协调，以保证国家有关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实现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实施。

2、建立健全资源补偿制度

我国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确立了资源补偿制度，其中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为国家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国家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㈣。《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8条：“国家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在安排使用时，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并优先考虑原产地的民族自治地方。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在东部受益省份征收资源补偿税，扩大资源补偿税的征收范围，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使其真实反映出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实际价值；其次，必须加强对资源补偿税征收工作的管理，特别是严格审批程序，强化征收环节，保证把该收的资金收上来。

(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对开发落后地区、抑制区域间差距的过分扩大，调整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横向不平衡，促进地方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我国现有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包括税收返还、补助、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虽然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着不规范、力度小和功能弱等缺陷。具体表现在：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转移支付存在着随意性和盲目性；转移支付政策目标不明确，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仅靠有限的中央增量财力，且随着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差距逐步扩大，转移支付的差距却逐渐缩小，越来越趋于平均化，这使得我国的转移支付分配总体上是不足以起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作用。

我国应从法律的角度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功能。第一，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体系。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真正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制度建立起来，必须遵循法制化原则。我国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法规，如《财政法》、《转移支付法》、《预算法》、《财政监督法》等，就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内容、形式、依据、用途和监督等以立法形式予以规范。第二，设立财政转移支付的专门机构。根据各国经验，我国应建立专门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并在《转移支付法》中加以规定，赋予它们法定的转移支付管理职责。第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中的责任制度。可在《转移支付法》中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对违反规定的地方政府，做出必要的处罚，以强化监督管理，使地方按照中央财政的要求使用转移支付资金；相应地，在地方性法规中，也可在中央的指导下制定必要的惩罚措施，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完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产业优化制度

近年来，我国通过推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使各地区产业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调整和发展，但我国目前各区域的产业结构布局仍不合理。产业结构总体上自东向西逐次降低，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是不发达或者欠发达地区高(其中西部最高)，发达地区(东部)低，第二三产业则是一个相反的格局。

要加快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和协调，需要国家对地区的倾斜政策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的优势有机结合，即对重点发展地区的优势产业或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进行倾斜。这些政策应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法》。国家应增加对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的投资，鼓励在该地区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这就要求从法律方面给予制度保障。可通过制定《国家投资法》明确实施国家投资的机构以及投资的范围。

(四)完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法律制度

1、区域资本市场协调发展制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形成了两个全国性的资本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证券交易所具有其区域性，为江浙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江浙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上市公司的数量来看，这两个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居于前列，截至2005年年底，广东省的上市公司达到152家，上海为146家，江苏、浙江两省也分别达到90家和87家。而其他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与这些地区相比相差很远，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更少。

发展落后地区的资本市场，应该建立区域性证券交易所、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完善非正规金融市场和加快发展中长期信贷市场、加强债券市场建设(发行落后地区开发债券、增加落后地区企业债券的发行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㈣。尤其要支持中西部地区公司上市，通过资本市场筹集更多的资金，这些都需要相关的法律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