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特点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即政府调控主体主要通过政策手段把经济参数附加到市场上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上，进而调节、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但分工而互补，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促使经济运行趋于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的理想状态。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也显著增加。本文试基于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思考，提出几点基本认识，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财政、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差异性和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又由于各自在经济体系中所侧重的不同领域和具备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异性特征。

首先，调节的范围不同。财政收支及其政策体现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其调节范围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货币政策主要处理商业性金融系统功能边界内的事务，其调节范围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当然，可以由经济领域间接传导到其他领域)。

其次，调节的侧重点不同。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对总量与结构发生调节作用，但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带有更为强烈的结构特征，因为财政收入按不同项目与不同规定来组织，可以直接调节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及个人的收入水平，财政支出按资金性质与用途来安排，可以直接调节产业结构、部门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财政政策对总量的调节，则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数作用影响社会总资金运动的全局。反之，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而言带有更为鲜明的总量特征，因为国民经济中的一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要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中央银行作为唯一能够直接管理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部门，正是运用货币政策对之加以调控；同时，商业性金融信贷自身的市场化经营原则要求银根松紧的变化大体一视同仁地覆盖其全部资金运动，贷款差别利率等旨在区别对待不同产业、行业、企业、项目等以调节结构的手段，只能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实行和发挥作用，并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日趋有限。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目标，可归纳为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反周期波动、收入公平分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等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固然都服务于这一系列目标，但由于上述侧重点的不同，各自对于不同目标的作用，便有所区别。比如，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稳定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则排在首位。

第三，调节的手段不同。财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税收、预算支出、公债、财政补贴、贴息等，货币政策所凭借的手段，则主要有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及贷款安排等。

第四，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空间不同。例如，人们可以把货币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经济之车上面的绳子，认为当经济向上步入通货膨胀时，它可以拉住其别走太远，但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而无力向上爬坡时，它却无法推动。这种比喻形象地描绘了不同经济运行状况下，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差异。一般而言，货币政策长于应对通货膨胀阶段的问题，而财政政策在应对内需不足、解决通货紧缩阶段的问题时更具优势。我国1998—2002年间政策实践中的调控效应，与凯恩斯理论中关于萧条阶段财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第五，两大政策所调控的资金所遵循的经济运行机理不同。货币政策调控下的商业性金融资金是按照追求微观直接效益(利润)目标的市场原则展开竞争的，只愿意“锦上添花”，即按照商业化原则投向尽可能高收益、低风险的领域和状态良好的企业，这对于商业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与此不同，财政政策下的资金运作在承认市场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并且应该超越微观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长远、综合、宏观、社会的效益，财政政策可以和必须在关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政策的时差与调节的时滞不同。政策时差，是指决策机关从认识到需要改变政策，到实际上实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与修订必须经过立法机关审议、批准这样一整套程序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时差较长；而货币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备较强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人数不多的高级决策层所制定，其时差较短。调节时滞，是指政策从其调节动作的发生到调节效果的显现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运用某些强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时滞较短；而货币政策则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间接手段作用于调节对象，其时滞长于财政政策。

正是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点和侧重点，因此，在宏观调控中，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取长补短。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

现阶段进一步加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紧迫性，源于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及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状况。

我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进出口规模，还是跨境资本流动规模都出现了迅猛增强，国民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国内外经济运行的关联度和互动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既要考虑外部冲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又要考虑本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及其反馈作用情况。同时，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弹性不断提高，汇率浮动为经济主体带来更多交易灵活性、便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调控成本。因此，宏观调控任务的复杂性显著增加，要求两大政策在更广泛的领域达成共识，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对更为复杂的政策事项作出及时、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时，我国财政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变革和创新都正向纵深推进，其最终目标都是通过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在本质上有利于促进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但是，改革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阶段性的脱节、紊乱和矛盾，影响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为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这些问题，加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国内经济形势而言，2003年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隐忧，2007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这种新的组合模式也对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形势和国际竞争环境下，我国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都很严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的调控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的互补和联动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赶超性质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等，不允许我们坐等由漫长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和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来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结构优化的责任，在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努力提高决策水平，积极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调节结构方面的工作。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总量方面，目前我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经济过热和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使其在总需求调控方面的影响尽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四、关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结合部，加强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财政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例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主权基金。

(一)国债领域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国债具有一定的余额和足够数量的中短期债券。但目前我国国债发行中短期国债发行存量不足，这为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带来了一定制约，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也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比较而言，通过国债回购回收流动性的操作手法应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据的发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可用于冲销流动性的空间逐步缩小，从长期来看，通过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的冲销政策“独木难支”，有必要加强国债品种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500亿元左右的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国债这一结合部上，也还有可能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左的现象，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原则上说，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在经济萧条时，可以通过增加国债发行、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实现经济的扩张，而在经济过热时，则需要减少国债的发行，减少政府支出紧缩经济。但是，我国现阶段在趋于过热的情况下，央行要回收流动性却需要更多的国债作为载体，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当然，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的特点不同，其松紧配合的方式多种多样，同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候较少，因此，我国现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紧，来形成最佳配合来缓解国债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协调，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发行短期国债的办法。

(二)财政存款领域

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我国财政存款的数额由于季节性因素出现明显波动特点，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在中央银行的政府存款出现了逐年攀升态势，同时，财政存款规模变化的明显特征是前11个月存款余额基本上是增加趋势，而在每年的12月份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现阶段我国财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阶段性特点有关。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财政收支规范性、增强财政收支透明度实施全程监督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方针继续深化过程中，不断减少在途资金和单位滞存资金，使国库库底资金和财政存款规模走高。在“国库现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阶段内，这一矛盾会较为突出。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预算制度以及国债发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财政存款的较大波动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也会使国库存款数量平均规模降低。但是，财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这意味着财政存款规模随着季节性因素而变化的特点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存在，因此，有必要积极探索相应的缓冲机制，合理明确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在国库资金收支管理中的有关职责，发展财政、央行的动态协调机制，逐步提高国库现金管理业务水平，在加强与税收部门、非税收入部门、主要政府支出部门、整个银行系统的合作与预测信息交流的基础上，提高国库现金流的预测水平，使得国库在满足财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拿出超库底资金部分进行安全投资，并提前消化财政存款余额大幅波动对货币供应量带来的压力。

(三)外汇储备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2007年，15500亿元特别国债的用途是购买部分外汇，并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投资运作。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汇存量储备资产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对目前我国推行的“藏汇于国”或者说是藏汇于央行的结售汇制的一种突破，可配合外汇体制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明显降低了超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干扰程度和运行压力，有利于在总体上降低宏观调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降低外汇储备的方式是受制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这种协调配合的操作空间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这一种方式持续地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仍将持续，因此，目前需要继续对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的缓冲机制进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汇结售汇体制，探讨藏汇于国家结合藏汇于企业、藏汇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研究解决债权性外汇储备与债务性外汇储备分类管理等问题的对策措施，以减轻外汇储备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和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及其宏观调控的水平。

五、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逻辑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领域求同存异，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认为，在优化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应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内在逻辑是制度建设导向的，而非只是解决技术性磋商层面的问题。

财政政策特点范文

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1）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经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2）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1）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2）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3）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战场：“营改增”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有关结构性减税的推进路线和具体安排在201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备受关注。

推进结构性减税，可以有多种选择。例如，现行税制体系中的18种税似乎都可以作为减税的对象，统统砍上一刀。但是，将现行税制体系格局与“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相对接就会发现，减间接税而非直接税，减收入所占份额较大的主要间接税，应该是推进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因此，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结构性减税时提出，“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1]

积极财政政策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载体并以增值税为主要减税对象，其基本操作路径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加快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营改增”试点的地区范围越大、涉及的产业领域越多，结构性减税的规模效应也就越大。第二，在“扩围”的同时，相应调低增值税标准税率。将原来基于制造业运行特点而设计的增值税税制覆盖至服务业，一方面应考虑服务业的运行特点并作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应统筹考虑制造业和服务业税制问题，确定一致的制度安排。

五、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1）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2）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3）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4）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六、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财政政策特点范文篇3

关键词：欧元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一、随欧盟发展而发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机制

随欧盟的发展，欧盟财政与货币协调机制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历程。

1、《布鲁塞尔条约》和西欧联盟，这一时期为1948年到1957年。二战后为了压制德国和恢复欧洲诸国的国力，以法国牵头成立了西欧联盟和欧洲煤钢共同体。这一时期出现了煤钢两种战略资源的共同市场和军事联盟，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机制尚不存在。

2、《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一时期为1957年到1992年。1957年时西欧六国在罗马签署条约成立了欧洲三大共同体：煤钢、原子能与经济共同体。直到1973年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尚运行完好，因此欧盟并没有建立统一货币，一些货币上的协调制度只是为了让共同市场运行更好。1986年欧盟通过了《单一欧洲法令》促进了全面的政治合作。这一时期出现了共同体内取消贸易壁垒、对外共同关税、共同农业基金等协调机制。

3、《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这一时期为1992年至今。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欧洲三大共同体合作成为欧共体，欧共体内部实现商品、人员、劳务、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1999年欧元开始运行，欧元区各国的货币政策协调达到最高水平（完全统一），财政政策协调机制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原则之下建立起来。

二、欧元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框架阐述

1、货币政策协调机制框架

（1）机构体系：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以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为核心。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包括欧洲中央银行（总部在德国法兰克福）和欧元区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是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唯一决策者。

（2）法律体系：其法律依据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ESCB法令》。在相关法令的规定中，欧洲中央银行拥有超越国家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包括组织机构和人事、经济、制定规章与执行、制订货币政策四种。但制度上的一个缺点在于欧洲央行的主要责任性较弱，不受各国政府与欧洲议会的制约（但需要接受监督），中央银行法不能在欧洲议会修改，否决机制没有复审程序，决策层失误没有制裁规章。

（3）政策目标：欧洲央行体系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具体说来目标任务是将欧元区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衡量的年均通胀率维持在2%并在中期得以维持，以及保证M3的4.5%年增长率。央行拥有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和最低处被要求三个货币政策工具。

2、欧元区共同财政

欧盟共同财政是由欧盟掌握的财政。共同财政的雏形始于煤钢联盟时期，在1963年开始实行的欧洲共同农业基金后开始成型。欧盟比较重视共同财政，在共同财政方面有比较严格的制度保证。

（1）机构体系：核心机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财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共同财政使用案首先由欧盟委员会讨论起草，然后送交欧盟财长理事会讨论审核，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是否通过。最后由欧洲议会对预案进行审查，提出建议并返回财长理事会。

（2）法律体系：其法律依据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两份法令中规定共同财政有两个来源：一是欧盟的自收入，包括对农产品的进口差价税、糖税、欧盟共同关税。二是成员国的摊派，依各成员国的GDP比例进行摊派。

（3）政策目标：欧盟共同财政不必负担社保和社会秩序维持的责任，所以欧盟共同财政主要用于反哺农业，主要包括农业补贴、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渔业指导基金；其余的用于对外政策与活动、行政开支以及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和欧洲社会基金。

3、财政政策协调机制框架

因为欧盟共同财政预算往往不到欧盟总GDP的2%，无法有效发挥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因此欧盟的财政政策还是以各成员国的自主政策为主。

（1）机构体系：欧盟的财政政策主要由三个机构负责协调：欧盟委员会、欧盟财长理事会、欧洲议会。其中欧盟委员会负责起草法令，对各成员国进行监督与评估；欧盟财长理事会由欧盟各国财政部长组成，负责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和财政预算；欧洲议会负责整体监督和提供咨询。其中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是超国家的覆盖全欧盟的政治组织，监管和协调财政政策只是其功能之一。

（2）法律体系：欧盟财政政策约束条款主要写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约束包括三个要素：财政纪律、自和协调。具体目标任务有如下几点：

规定各成员国预算或实际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政府债务不得超过当年GDP的60%；禁止金融机构或央行对政府赤字融资；禁止欧盟机构或成员国为其他成员国的债务承担责任；所有财政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应该建立在维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

保证约束的工具主要写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具体包括如下几点：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应该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遇到非正常情况触发豁免程序后各成员国应该尽快恢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正常情况；超过赤字会受到欧盟财长理事会的劝告，必须在四个月内采取措施。如一年内未能纠正过度赤字，则需缴纳保证金，其额度由固定和浮动保证金两部分决定。固定部分为GDP的0.2%。浮动部分为当年赤字超出GDP3%马约要求部分的10%。如果两年后仍然没有消除超额赤字则将保证金无息没收并在未超标国家间分配；采用趋同的税制和税率。

4、欧盟各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补充

欧盟成员国间的经济政策协调还主要通过如下几个途径：

（1）条款约束。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了欧盟财政政策的基本规则。

（2）共同指导。每年六月欧盟财长理事会起草和欧盟理事会签署的总体经济政策指导原则发表，并在再六个月后由专门委员会发表执行报告。该指导原则用于为欧盟各国提供主要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

（3）欧元小组。这是欧元区国家间组织的非正式的财政政策协调论坛。四，其他途径。

（4）其他途径。除此三大途径之外，还包括信息交流、政策对话、多边监督、正式劝告与制裁等等协调途径。主要负责经济政策协调的机构是欧盟财长理事会、欧元小组、经济与财政委员会、欧盟永久代表委员会以及总体经济政策指导委员会等。

三、欧元区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分析

1、欧元区各成员国的经济差异分析

随着欧盟几十年的发展，欧盟各国特别是欧元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进一步相关，经济趋同性加强。但各国因历史、文化与传统政治势力等原因还是存在着很多差异：例如国土面积、资源存量、政策偏好、法律体系、市场结构与劳动力制度等。例如在欧元启动的前一年1998年，欧元区十一国中的六国宏观经济指标如下：

表中选取了当时欧元区十一国中GDP排名正数前三与倒数前三的六国。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为了加入欧元区和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各国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仍然差异明显。表外国家例如西班牙的失业率更是高达18.9%，为全欧元区成员国中最高，明显高于欧元区平均的11%水平。

在欧元正式启动后，欧元区各国的GDP增长和通胀率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别。以1999～2000年的平均GDP增长率来说，爱尔兰为欧元区最高，高达7.2%；而意大利则是―0.7%。通胀率方面，西班牙为全欧元区最高，为0.7%；而希腊则是―1.8%。

根据默斯等人针对1971～2000年间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研究，他们指出，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长的推力不同。一些国家由非对称性冲击推动增长，而令一些国家则由通货膨胀推动增长。而非对称性冲击对欧元区中的小国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

以上数据和分析说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将导致各成员国间的政策产生溢出效应。而从目前欧元区政策协调机制的框架来看，溢出效应包括如下两种：一是一元的货币政策在不同成员国之间因传导机制差异而引出的溢出效应；二是多元的财政政策会对其他成员国产生溢出效应。

2、一元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1）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来源

货币政策影响经济运行的过程是首先影响利率，然后通过利率影响总需求。但不同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尽相同，同样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引起各国贷款利率和资产购买的不同调整。而欧元整体利率的变化将严重影响欧元区中部分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对那些开放度较低的国家则影响较小。

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也会因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差别。

（2）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具体表现

根据IMF的一项研究表明，欧元区国家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比利时、德国、芬兰和奥地利为代表，欧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对经济运行开始发挥效果需要三年左右，但能起到预期效果。第二组以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代表，起效时间在一年左右，但只能起到预期一半的效果。

而在银行贷款政策方面，也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以长期贷款为主，因此投资受利率影响较小，欧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对其影响也较小。第二组以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为代表，与第一组情况相反。

欧元整体利率汇率的变化，对爱尔兰和比利时这些欧元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将起到较大的影响。而对德国、法国等影响则没有这么大。

（3）降低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践

因为一元货币政策有溢出效应，所以如何考虑公平，不让欧元区整体货币政策成为仅服务于少数几个大国的工具，并且要尽可能的破坏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就成了欧洲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的主要考虑点。欧元区共同财政作用相当有限，无法配合货币政策，因此货币政策还是能够调整欧元区整体经济运行的唯一工具。

欧洲央行实行的战略被称为“稳定导向型货币政策战略”。其具体含义是指，综合运用货币目标控制和直接通货膨胀控制，以达到最大程度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透明度、明确性，使其既具有前瞻性，又保持对过去成功的货币政策战略的连续性。在这一战略下，其货币政策最高目标就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的“维护价格稳定”。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也被有效破坏。

欧元运行以来，欧元区各国面临的外汇市场与汇率的不确定性都有效减低了。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稳定了物价，配合欧元区共同市场的其他政策，使收入机制、利率机制和相对价格机制这三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都被有效遏制，欧元区各国的经济趋同性不断加深。

3、多元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

（1）财政政策溢出效应的危害

对欧元区来说，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主要有如下几个危害：

①影响跨国界资源配置效率。这是指在欧元区的共同市场建立后，资源和劳动力流动取消壁垒，欧元区各国将重新面临两大压力：公共产品供给与税源争夺。税收将成为欧元区内影响跨国界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主要因素，为了争夺一些优良税源，可能引起一些国家的恶性税收竞争。

②会干扰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赤字融资，这就使得不少政府可能会在已有负债率的情况下采取紧缩财政政策或向央行提出实行扩张货币政策的要求，从而扭曲信息并干扰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行。

③威胁欧元区的稳定。在各国财政政策受到掣肘的情况下，如果欧洲央行出手调整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影响。这时，没有收到希望效果的一些成员国可能有退出欧元区的危机和压力，将会对欧元区的稳定性造成很大的影响。

④溢出效应影响财政政策的最终效果。在欧元区货币政策一体化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缺少了货币政策的配合，其溢出效应被放大。而这种负溢出效应最终甚至将抵消甚至超过财政政策本身的正面效应。

（2）欧盟应对财政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践

欧盟关于财政政策的约束条款主要写在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中。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约束实现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减少其货币政策来自债务救援方面的压力。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一方面有着严格的数量要求，另一方面却在文字上比较含混，使这个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可信度受到了怀疑。

《稳定与增长公约》是由德国财长魏格尔在1995年建议设立的，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补足，提出在满足其条件后应该继续严格执行其标准要求。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稳定价格稳定和对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给出预防和指导。

4、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