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党的领导集体；党史研究；方法；论述；指导意义

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共党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早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十分重视自身历史的研究，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共党史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为我们研究党史，提供了科学依据。学习党的领导集体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论述，对我们研究党史，进一步发挥中国共产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结合对党的领导集体对党史研究方法的科学论述的学习浅谈一下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一研究党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

党史研究以什么为指导，我们党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正如曾指出的：“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1]邓小平对此也有过重要的讲话。他说：“研究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2]可以看出，党的领导层都推崇历史的全面的研究方法，即古今中外法。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历史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等方面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创立的经典，是实践了的科学的历史观，这无疑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指导性方法，也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党史工作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呢，我觉得，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待历史研究历史，科学地认识当时的实际，在求是中总结出党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党的活动的科学规律。出席1942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对如何研究党史的方法作了具体的详尽的论述。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3]在如何研究党史方面，他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来作我们研究的对象”[4]“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一个阶段；抗日时期是一个阶段”。[5]对当时党的历史分期，是十分清晰的，是对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的科学认识和总结，是对当时党的历史实际的正确反映。研究方法理所当然也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要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并置之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与综合。

二研究党史，必须坚持科学的全面的研究方法

党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学要求有科学的史学方法，党史学也需要科学的治学方法，其中应该坚持的一个治学方法就是科学的全面的方法。

党史研究的科学的全面的方法，我觉得应该体现在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历史遗留问题，统筹历史和当前实际等方面。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要科学地去看待，全面地去评价，不能只看到消极的一面或者积极的一面，应该科学地结合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分为二地去研究和评判，不能掺杂个人或一部分人的个人情感。正如邓小平所说：“重要的是分析历史复杂的背景，公正地科学地对待历史；评价人物和历史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6]对的评价就是一个创造性的体现。近些年来，党史界认为同志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和他的不朽贡献是无法比拟的，我们党承认他的个人责任，更看重的是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他对共和国的不朽功勋和在“”时期所犯的个人错误是应该区分对待的。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不应执拗于一些细节，应该从大局出发，注重的是总结经验教训。对一些历史问题纠缠不休，反而会阻碍党史工作的功能的发挥。邓小平指出：“解决过去的问题要粗一点，不要太细”，[7]新时期我们党的工作是团结一切力量，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史工作应该以小平同志的论述为基调，不拘泥于小节，注重在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社会功能上为党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的研究。

三研究党史，必须坚持创新的研究方法

张静如教授曾指出：“科学要发展，必须不断创新。作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8]创新意识是人们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引起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动机，并在创造中表现出的愿望设想的表现形式，是人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内在动力，是创造性思维的前提。党史学作为一个学科，也需要创新意识，需要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突破思想的禁锢，去发掘更新更有现实意义的成果。提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9]。当然，党史研究的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是为了改变当今党史研究的现状，为党执政提供更积极正确的最前沿最科学的政策咨询和借鉴。党史研究的现状是，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是随着党史研究学向多领域多角度的发展，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去开拓，去创新。同志在出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说过：“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不断发展的理论努力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10]

党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许多地方需要创新。在研究的范式上，曾经有“革命史范式”“阶级斗争范式”“党内斗争范式”，现在有“现代化范式”“生产力范式”，这些都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以我粗浅的看法，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只有真正做到了服务人民，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被人民认同，“人民，是看实践”，[11]那么，是不是可以以“人民范式”“民意范式”来研究党史呢？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从人民群众对我党的接触认识了解，再到对党领导的振兴中华伟大事业的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情合心合力荣辱与共的过程来研究，也许会赋予党史研究工作新的内涵和意义。在研究的具体手段上，我想，党史工作必须找到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现代科学手段的结合点，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先进理念和工具，来为党史工作服务。曾提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哲学社会科学尤其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的运用。”[12]对党史学科也是如此，把基本的研究规律和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跟时代步伐，在研究思路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研究手段上创新对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的运用，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进步和发展为党史研究提供的便利条件，才能在创新中推进党史工作的新的进步。

四研究党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进入了新世纪，新阶段，党面临着新任务新情况，肩负着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更富裕的小康生活，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要实践党史研究工作的资政育人的功能，发挥其为现实服务的能力，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即是要把握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把党史研究工作的正确的积极的成果与当前我党工作中心，国家工作大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研究成果的即时效应。正如同志在2001年的党史学术会议上所说：“在党史工作中，要注重搞好三个结合：一是要把党史研究与国家工作大局结合起来，为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问题提供借鉴；二是要把党史研究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牢固树立跟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三是要把党史研究与探索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规律结合起来，从中汲取有益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的经验教训。”[13]新的历史阶段，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党领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党史工作需要做好“三个结合”。只有切实把握好科学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党史工作能力，认真总结党的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史鉴今，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指引。

参考文献：

[1]《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399页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卷119页

[3]《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399页

[4]《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399页

[5]《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400页

[6]《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卷121页

[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卷172页

[8]张静如《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三期

[9]《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408页

[10]《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卷492493页

[11]《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三卷381页

科学史研究范文篇2

维也纳学派研究院年鉴的连续出版。自1993年以来，维也纳学派研究院每年出版一本研究维也纳学派学术思想的年鉴，至今出版的16卷分别是：《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Vol.1，1993）、《规范、价值与社会》（Vol.2，1994）、《基本争论》（Vol.3，1995）、《百科全书与乌托邦》（Vol.4，1996）、《博弈论、经验和合理性》（Vol.5，1998）、《塔尔斯基与维也纳学派》（Vol.6，1999）、《关于量子力学的认识论和实验视角》（Vol.7，2000）、《冯•诺意曼与量子力学基础》（Vol.8，2001）、《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Vol.9，2002）、《维也纳学派与逻辑经验主义》（Vol.10,2003）、《不同学科中的归纳与演绎》（Vol.11，2004）、《剑桥与维也纳》（Vol.12，2006）、《纽拉特的语境中的经济学》（Vol.13，2007）、《维也纳学派在北欧》（Vol.14，2010）、《韦斯曼：因果性与逻辑实证主义》（Vol.15，2011）、《卡尔纳普与逻辑经验主义的遗产》（Vol.16，2012）。

维也纳学派研究院的宗旨是，致力于促进关于维也纳学派传统中的科学与哲学进步，也关注社会语境中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跨学科研究，重点讨论哲学、逻辑、经验研究和语言分析等问题。年鉴由会议论文汇编而成。在16卷年鉴中，与科学哲学史研究最相关的是第1卷和第9卷。第1卷《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主要是围绕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学术思想与观点展开的研究；第9卷《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长达440页，收集的论文主要是从历史的视角聚焦了从古到今的面向科学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哲学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及其相关论题的深入探讨。

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ScienceStud-ies，下文简称SS）的整合与转向。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为核心的SS研究者在集中出版了大量阐述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文章与论著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也与科学哲学家一样，开始反思他们研究的历史发展，并希望通过历史反思，放弃强纲领，寻找新的出路或转向，其中值得注意的两种转向是：

其一，主张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简称HPS）研究转向跨学科的SS研究。他们倡导这种转向的理由有四：（1）在他们看来，传统科学哲学家提倡把科学哲学研究坚定地建立在对科学史和当代科学实践的理解之基础上，但却对这种联盟的本性没有统一的认识，从而使哲学分析卷入真”科学的做法事实上已经变革了哲学实践，导致了对下列问题的质疑：科学的统一性是否可能？科学是否体现了哲学家所预期的能够进行重构”的合理内核？（2）当科学哲学家退回到各门学科的实践中时，滋生了对使科学的哲学研究的自然化战略；（3）当科学哲学家以更一般的术语对哲学分析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企图最终取代关于科学的唯一性、统一性和合理性等哲学信念时，尽管共享了需要在语境中理解科学的观点，但却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派别；（4）当哲学家反对社会学家的挑战形式，而社会学家坚持他们的反哲学态度时，有一种趋势是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科学哲学家从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吸取合理因素，产生了使科学的哲学研究自然化的兴趣，社会学家则放弃了极端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基础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揭示科学事业的多维度的复杂性，需要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学家共同探索形成SS研究（sciencestudiesre-search）的跨学科纲领，用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术语理解科学，并在这种多学科的交界处，重铸需要分析的问题与范畴，从而完成从HPS向跨学科的SS研究的转向。

其二，主张从跨学科的SS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是对皮克林（AndrewPickering）出版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2）一书的回应，也是对劳斯（JosephRouse）观点的一种响应，同时，还是基于历史性反思对SS不同进路的整合，其目标是摆脱过分依赖于社会学的知识观的束缚，把科学当作一种论域与文化现象来研究。虽然他们在什么是语境论”、话语”、文化”和实践”这些关键概念的理解上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认为，抛弃科学知识的统一性的信念，放弃基础主义，最终把认识的、政治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等维度混合起来整合到科学文化当中，研究科学家工作的技术细节，是SS研究的未来方向。

2001年，劳斯把上面的两种转向统一起来，统称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其目标定位是，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将科学的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等多学科领域结合起来的研究，认为科学实践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有意义的模式，强调在科学文化”中定位文化研究，并指出，科学的文化研究既不是对科学的结果作出说明和理解，也不回答科学是什么的传统问题，而是对科学实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与反思。SS研究者的这些工作虽然不是对科学哲学史的直接研究，但是，他们在探索SS的未来研究方向时离不开对科学哲学史的考察，因此，他们关于SS的转向研究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促进了科学哲学史的研究。

早期研究文献的不断再版。在科学哲学史的研究方面，最早的相关文献是由考克尔曼（J.J.Kockelmans）主编的《科学哲学：历史背景》。[1]这是一本带有导读性的文献汇编，首次出版于1968年，1999年再版。本文集收录了从1786年（即自康德以来）到1927年之间的24位哲学家（如康德、赫歇尔、惠威尔等）与科学家（如赫兹、玻尔兹曼、亥姆霍兹等）的原始文献，并分为四个时期构成了文集的四个部分：（1）开始时期：1786-1850；（2）19世纪末：1870-1899；（3）20世纪的头十年：（4）走向当代科学哲学：1910-1927。其次是洛西（JohnLosee）撰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2]，1972年出版的第一版主要概述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演绎方法一直到1940年之前的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1979年的第二版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关于卡尔纳普、亨普尔和内格尔的逻辑重建的内容，以及对这些观点的批判和库恩、拉卡托斯与劳丹阐述的各种替代进路；1992年的第三版增加了关于科学进步、因果说明、贝叶斯确证理论、科学实在论和关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替代进路；2011年的第四版增加了理论评价、经验实践、说明的理论、规范的自然主义、科学实在论之争以及描述的科学哲学，这一版长达300多页，共有19章。#p#分页标题#e#

关于科学哲学经典文献的汇编工作。在此方面，较有影响的文集有五本，一本是由库德（MaitinCurd）和卡沃（J.A.Cover）主编的《科学哲学：核心论题》（1998）。这本文集长达一千三百多页，主要收集了从逻辑经验主义开始到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的经典文献，这本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指定的科学哲学教材。第二本是由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主编的《科学哲学指南》（2000）。这本文集提供了81个条目，涵盖了科学哲学整个领域内的著名人物、关键术语和重要论题三大类型。大多数条目是由世界一流的科学哲学家撰写的。每个条目从追溯相关主题的发展脉络开始，综述了其核心观点、最新进展等。在人物介绍中，没有把古希腊哲学家包括进来，在近代哲学家中，有笛卡儿、贝克莱、莱布尼兹、洛克、马赫、休谟、穆勒、惠威尔、皮尔士、马赫，在科学家中，有伽里略、牛顿、达尔文、玻尔、爱因斯坦。第三本是由巴巴瑟夫（YuriBalashov）和罗森伯格（AlexRosenberg）主编的《科学哲学：当代读物》（2002）。这本文集除了收录20世纪以来的传统科学哲学的文献之外，还收录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文献。第四本是由朗格（MarcLange）主编的《科学哲学选集》（2006）。这本文集收录了自1945年以来的科学哲学经典文献。第五本是由麦格罗（TimothyMcGrew）等人主编的《科学哲学：历史选集》（2009）收录了从伊壁鸠鲁、芝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到当代科学哲学家的经典文献。

无限制地列举现有的相关文献并非本文的应有之意，而且，这里的文献梳理也很不充分，一定会有挂一漏万之嫌。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这种简要的梳理中看出，目前，科学哲学界对科学哲学史研究从何时算起或从哪里开始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不完全统一。

科学哲学的界定

历史是对过去事情的述说。科学哲学史也不例外。讨论科学哲学史研究从何时开始的起点问题，离不开对科学哲学的界定。界定科学哲学不同于界定任何一门经验学科。界定物理学不是一个物理学问题，界定化学不是一个化学问题，界定生物学也不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而是分别属于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的范围。相比之下，界定科学哲学却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哲学问题。对科学哲学作出不同的界定，意味着对科学哲学的不同理解，而理解不同，又进一步意味着研究科学哲学史的起点不同。

牛顿-史密斯认为，什么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也许应该求助于科学”与哲学”的定义。但是，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中，对哲学特征的描述是最有争议的，哲学正在周期性地进入钻牛角尖的时期。这时，什么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明确地呈现出来。当科学哲学家无法达成一致时，他们开始回过头来研究具体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回答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曾在科学哲学家中间成为一种时尚。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等人用是否具有认知意义来界定科学。他们把能够通过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看成是有意义的，因此，数学、逻辑、美学等论述就不是科学的论述。此外，以罗蒂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家认为，科学没有本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则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等等。接着，牛顿-史密斯指出，避免卷入这些争论的一种方式是，我们不再试图提供关于科学本质的理解，而是从公认的一系列具体学科（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医学、动物学等）来确立我们的科学观，从而把定义科学的问题转化为比较学科之间的差异，比如，思考这些学科与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异同之处，来辩明科学的意义，并且，基于这种辩明来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扩展科学”这一术语。这样一来，就有可能突出列入属于科学清单”上的学科的共同特征。然后，牛顿-史密斯通过对科学哲学家的所作所为的考察把科学哲学的大致轮廓构画为是对科学的目标、方法、手段和成果的讨论。

我国的科学哲学是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因此，比英美学术界的理解更加宽泛。例如，李醒民在为他主编的《中国科学哲学论丛》所写的序言中，把科学哲学定义为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知识体系、研究活动、社会建制）及其分支学科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哲学学科”，并大致勾勒出四个论域：科学哲学元论、科学哲学通论、科学哲学个论和科学哲学外论。他认为，科学哲学元论涉及科学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是对科学的目的、目标、对象、价值、范围、限度、划界、方法、预设、信念等问题的讨论；科学哲学通论涉及科学哲学的普遍性问题，是对科学事实、问题、概念、原理、理论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证明、科学辩护、科学说明、科学进步、科学革命、科学中的机械论与有机论、还原论与活力论、进化论与目的论、因果性与几率性、连续性与分立性、科学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现象主义、工具主义、物理主义、操作主义、历史主义、约定主义、整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的解读与协调；科学哲学个论是研究科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比如，物理学、生物学、复杂性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他把前面的三种科学哲学统称为科学哲学内论，与此相对应，科学哲学外论是研究科学活动和科学建制的本性及科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不难看出，牛顿-史密斯和李醒民对科学哲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前者把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理解，这种理解基本上代表了英美科学哲学界的观点；而后者是把科学哲学作为一种研究领域来对待的，这种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科学哲学界许多学者的看法。但是，他们在科学”概念的用法上是一致的，都指自然科学”。然而在德语中，科学”(Wissenschaft)一词的词根是知识”(Wissen)。科学是指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因此，德语里的科学”概念的含义就不只是指自然科学。例如，德国柏林理工大学哲学系的汉斯•波塞尔（HansPoser）把科学哲学理解为科学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不只是包括对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范式的反思，还包括对生命力的反思和对精神科学的反思。因为用物理学的说明模式无法说明动物的行为，法国浪漫派也对从无机物到有机物转化的物理学提出了质疑。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则向自然科学的说明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对待变异的问题。因此，人们最晚从达尔文开始，不得不需要在物理学的说明模式之外，寻找其他的说明模式。欧洲大陆从一开始对科学的理解就与英美传统对科学的理解有所不同。英美传统理解的科学是开始于伽利略的自然科学，而欧洲大陆传统所理解的科学不仅指实验科学，而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所以，科学哲学不仅包括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而且还包括了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波塞尔强调说，如果只单纯地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的话，至少有1/3的大学就该关闭了。#p#分页标题#e#

但是，我们从传统科学哲学家所运用的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所批判的科学”来看，基本上还是意指自然科学”。这里引入波塞尔的观点试图表明，虽然波塞尔所理解的科学”概念与牛顿-史密斯理解的科学”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对待科学哲学何时开始的问题上却拥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们都把科学哲学的开端理解为开始于近代科学。用波塞尔的话来说，在近现代科学开始时，就有了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他认为，欧洲哲学史与科学史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牛顿所代表的经验主义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理想；莱布尼茨代表的则是欧洲大陆自笛卡儿以来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直接影响了狄德罗等人。到了19世纪，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也在欧洲大陆占有重要的地位。牛顿•史密斯虽然没有给出如此明确的论述，但从他在《科学哲学指南》一书中收录的人物来看，也只是包括了伽里略、牛顿、培根、笛卡尔等人，没有把亚里士多德或更早时期的德谟克利特等古代哲学家包括在内。

而李醒民在科学哲学的论域、沿革和未来”一文中谈到科学哲学的沿革时，把科学哲学划分为前科学哲学（科学诞生之前）、经典科学哲学（近代科学诞生到19世纪物理学革命之前）、前现代科学哲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科学哲学（逻辑经验主义诞生到20世纪60年代）和后现代科学哲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五个时期，并把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提出的原子论看成是萌芽时期的科学哲学。从本文第一部分列举的有关科学哲学史的经典文献汇编类的文集来看，这种理解具有普遍性。

虽然这里只是很不全面地罗列了几位代表性人物的观点，但已经表明，大家对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的看法是有差异的。那么，我们应该把科学哲学史的研究起点追溯到哲学史的开端？还是近代科学的开端？还是其他别的时期？

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

关于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有五种理解：（1）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英美分析哲学的产物，那么，科学哲学的历史起点就不能早于分析哲学，通常从维也纳学派为核心的逻辑实证主义（后来统称为逻辑经验主义）算起，充其量也只能追溯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等，在时间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2）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是对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的系统的逻辑分析，那么，科学哲学就是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我们可能会把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哲学》视为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3）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是运用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对成熟的科学进行整体的哲学反思，那么，科学哲学就不能早于康德的哲学体系，在时间上是18世纪下半叶；（4）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是对科学的结果、原理和方法的哲学反思，那么，科学哲学的历史起点很可能被提前到伽里略、牛顿等早期科学家，以及培根、笛卡尔、休谟、莱布尼兹等人对方法论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5）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定义为对科学的任何反思，那么，科学哲学的历史起点很可能被追溯到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

那么，在五种理解中哪一种理解较为合理呢？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只凭先验的逻辑推理来确定，而应该是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

首先，科学哲学的研究至少是在科学产生之后才能进行的事情。就科学的产生而言，科学史家梅森在他的《自然科学史》一书的导言中指出，科学有两个历史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使之不断发展。其次是精神传统，它把人类的理想与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这两种传统在文明以前就存在了……在青铜时代的文明中，这两种传统大体上好象是各自分开的，一种传统由工匠保持下去，另一种传统由祭司、书吏集团保持下去，虽则后者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重要的实用技术……在往后的文明中，这两种传统是分开的，不过这两种传统本身也分化了，哲学家从祭司和书吏中分化出来，不同行业的工匠也各自分开……但总的说来，一直要到中古晚期近代初期，这两种传统的各个成分才开始靠拢和汇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传统，即科学传统。从此科学的发展比较独立了。科学的传统中由于包含有实践和理论的两个部分，它取得的成果也就具有技术和哲学两方面的意义”。显然，梅森的观点表明，作为一个独立传统出现的科学是近代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技术传统和哲学传统只是形成科学传统的两大根源，而不是科学传统本身。这样，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五种观点。

其次，从历史的视角确定科学哲学史研究起点的另一个前提是，需要有能够用来对科学进行全方位哲学反思的某些基本概念。根据梅森的观点，人类文明史上历史最悠久的两大传统是技术传统与哲学传统。在科学诞生之前的许多世纪里，其实根本谈不上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自然哲学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哲学家也对科学不感兴趣。只有当科学发展到能够对人类文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时，科学才有可能对哲学产生影响；只有当哲学家有兴趣明确地对科学进行真正的哲学反思时，科学哲学才有可能产生。因此，对科学进行有意识的真正明确的哲学反思是哲学家的工作，而不是科学家的工作。尽管早期科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曾对科学概念与科学基础问题有所思考，甚至发生争论（比如，牛顿与莱布尼兹关于时空概念的争论，牛顿与惠更斯关于光的本性的争论等）。但这些思考与争论的目标多数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不是对作为整体的科学进行哲学反思。如果我们把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看是自然科学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那么，在此之前的哲学家尽管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方面有所贡献，甚至也强调科学实验或科学方法，但在总体上并不能算作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这样，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四种观点。

第三，科学哲学”这一名称本身已经在严格意义上隐含了两个预设：一是自然科学已经同人类的生活与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领域，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二是哲学家能够根据逻辑、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甚至社会与文化等不同观点，对科学进行全面反思，而且，他们反思科学的这些视角通常是根据自己持有的哲学观来确定的。这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因为科学早在分析哲学正式诞生之前就已经成熟，而且也已经有哲学家对科学作出过多视角的哲学反思。虽然维也纳学派的诞生与分析哲学相关，也被公认为是第一个科学哲学流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现在的问题是在第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在惠威尔与康德之间作出选择。#p#分页标题#e#

我们知道，惠威尔于19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用科学家”来替代原来的自然哲学家”的称呼，还出版了《归纳科学史》和《归纳科学的哲学》等有影响的著作，开创了科学史研究的新形式和深化了科学方法的讨论。但是，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康德是近代以来以讲授哲学为职业的第一位哲学家。在他之前的哲学家都是业余哲学家，也就是说，都没有把哲学作为自身研究的职业来对待。康德在转入专门研究哲学之前，精通当时的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比如，他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宇宙起源的星云假说”来否定神创论，并用引力与斥力概念描述宇宙的变化发展。康德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靠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著作的相继问世奠定的。康德认为，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向我们提供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为什么是可靠的和普遍的，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论证。为此，康德把他的哲学任务之一定位于回答普遍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并且还提出了为自然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提供论证的一套概念体系。在康德的哲学中，不仅充分体现了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而且，康德认为，哲学就是为科学知识提供辩护，并通过这种辩护使科学知识拥有合法性。

科学史研究范文

建所五十余年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共编辑、撰写和出版学术专著及相关文集3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7000余篇，曾获得近20余项国家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多项部委科技成果奖以及中国图书奖。研究所在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有数十年的历史，在国际科技史界享有巨大声誉。近年来，研究所积极组织力量和资源，推动在西方科学技术史、中外科学技术交流与比较以及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科学技术史（理科一级学科）和科学技术哲学（哲学二级学科）设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所内外共有近20余位博士生导师参与招生，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十名左右。在科学技术史方面，现设有科学史、技术史两个二级学科；各二级学科下还设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西方科技史、医学史、生命科学史、科技战略和科技考古等研究方向。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设有科学哲学、科学文化现象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体制化研究等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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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13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信息表

注：1、表中导师可能重复出现，但这只表示可能的招生范围，其年度招生人数仍受备注限制。

2、综合试卷涉及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哲学中的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