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范文

一、网络盗版侵权频发的原因分析

(一)网络发展加速信息传播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网络接入费用和数据存储费用的降低，网上大规模传播作品成为可能，人们可在瞬间将信息传递到全世界，也可以快速、低成本地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相比以往购买纸质书籍和光盘等视频资料)，这促使人们倾向并热衷于在互联网空间实现资源的传播和共享。以百度文库为例，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从文库中下载各种文档。但同时，下载文档需持有数额不等的下载券，这种下载券的获得方式则是向百度文库上传自己拥有的文档，由此，用户的上传行为就构成百度文库文档资料的来源。

(二)网络产业与传统出版业的利益之争

网络盗版现象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数字化时代网络产业与传统出版业的行业利益之争。侵权人通过盗版行为获得的收益相当可观，如快播公司在2011年销售额为1.3亿元，2012年达到3亿元;仅在腾讯公司投诉快播公司一案中，快播公司的获利就高达8700多万元，与快播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快播网站从中收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事实上，这种网站的建站成本极低，只需半个小时花费上百元人民币就可以建立一个专门从事盗版活动的快播网站。如此高额的回报使得众多网站纷纷效仿快播的经营模式，网络盗版现象呈现爆炸式发展，在快播倒下之后，西瓜影音、吉吉影音等迅速填补了快播留下的市场，在线观看和下载盗版视频依然很方便。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彻底关闭盗版网站非但不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著作权人也是一种损失，我们应该做的是尽快建立著作权人与网站、用户三方共赢与和谐相处的合理的、成熟的商业机制。

(三)公众版权意识淡薄

就普通网络使用者来说，大多数网络用户只关注网络带来的免费与便捷，并不知其所获取的文献或视频是未经授权的盗版资源。就单个网络用户来讲，对网络文献或者视频的使用通常是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等目的，一般不被认定为侵权;但盗版网站因整个用户群体的点击与访问所获得的流量或广告收入则构成对权利人著作权益的侵害和掠夺。

就作者群体来讲，网络盗版问题早己存在，但以往很多作者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首先，作者个人维权面临寻找证据、公证、起诉等法律问题，需要时间、精力以及专业知识，这对作者维权造成一定困难。其次，过去作者觉得自己的作品在网上传播可以提高知名度。随着网络阅读的快速发展与网络盗版的日益加剧，作者通过传统出版业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他们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已不能容忍网络盗版现象的一再发生。

二、网络盗版侵权的法律规制检视

(一)传统著作权保护机制的失灵

传统著作权的保护方法立足于物理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开发和散播传播工具的成本昂贵，作品的复制工作也需要大量投资并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大规模复制行为往往只有专业的图书出版商、唱片制作者、电影公司等机构才能胜任，从而这些专业机构只要充当好守门人角色，即阻止消费者购买侵权产品就可以预防侵权。而数字网络技术的出现，使得作品得以虚拟形式存储于虚拟空间，作品的物理独占性被打破，再加上复制成本极低、传播速度极快，在一瞬间就能够完成大批量的转载，而不论转载行为是基于慷慨的共享还是为了非法牟利。最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复制行为可能是符合合理使用的，但这一行为实际上对作者的财产权益造成了巨大冲击。鉴于此，我们亟需探寻合理的互联网版权体制的建立。

(二)盗版侵权认定的具体规则问题

1.《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关于两项原则的规定:一是避风港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公布的《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被学者们视为暗含避风港原则，但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多的当属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关于避风港原则的规定。《条例》第20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等具体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自动接入服务、自动传输服务、自动存储、提供信息网络空间、提供搜索与链接服务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相比2000年解释，该条例的规定更为细致，也更具操作性。尽管如此，自避风港原则确定之日起，针对该原则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如何协调避风港原则与著作权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如通知需要达到什么程度，删除需要多长时间，如何使这些法律规定更具有操作性，适用避风港原则的标准能否更加明确等。二是红旗原则。红旗原则主要侧重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条例》第23条规定，明知或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学者们对《条例》中红旗原则的垢病在于，其规定过于空洞，而且主要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要件(明知或应知)的规定，缺乏对行为人行为的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容易发生争议，不利于统一适用，也不利于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

总体来说《条例》关于两项原则的规定对于争议双方来说，都没有实质性的法律效力。因为很难确定这两条原则的范围，导致在很多情况下，著作权人认为应该适用红旗原则，而法院或者行政机关则认为适用避风港原则。

2.2012年司法解释的进展。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6日通过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解释》)，该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在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原则、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构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教唆侵权和帮助侵权、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信息存储空间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判定标准，以及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等问题进行了规定。第一，明确规定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指导思想: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体现了司法实务对于网络版权保护机制的构思，有利于催生一种双方互利互赢的商业模式。第二，细化了侵权主体的认定情节: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提供点对点技术服务的不承担法律责任，保持了技术中立的态度;对于提供搜索、链接和空间等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判断其行为是否侵权主要考虑其对侵权行为的注意义务和控制能力;对于虽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主观上存在教唆、帮助、分工合作等行为的应当认定其构成侵权。第三，细化了红旗原则，使之适用更具有操作性。第9条规定了法院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应当考虑的因素，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第13条对红旗原则进行了列举式的细化规定，即规定若干情况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知道。第四，明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不负有主动进行审查的义务;如果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网络用户侵权行为的，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过错;增加了特定条件下注意义务的内容，如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等方式推荐相关作品的，可以直接认定服务商具有主观过错;再如服务商基于侵权行为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应当认定其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并具体规定了何谓直接获利。

与《条例》相比，《解释》对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审理中的具体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统一了标准、细化了规则，对于推动相关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三、网络盗版侵权的治理策略

(一)坚持知识传播与权利保护的平衡原则

著作权法的精髓是平衡著作权人和公众的利益，无论技术如何发展、著作权法如何调整，其总是试图在作品传播应用与版权保护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正如一位出版商所说:作者的敌人不是盗版，而是不为人知。治理网络盗版侵权的目的显然不在于阻断作品的网络传播，而是通过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模式的完善从而实现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互利共生，使各方主体都能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二)利用好网络这一市场之路

用户对网络资源传播与共享的需求在刺激网络盗版猖撅的同时也意味着:数字网络技术己经悄无声息地在权利所有人和终端使用者之间开通了市场之路。而在以往，权利所有者们却漠视这一千载难逢的市场机会，将数以亿计的使用者视为盗版者，从而将其推向了著作权保护的对立面。应当催生一种科学、合理的机制，在满足用户巨大市场需求的同时，又能予以著作权人合理的回报。这样，当用户可以通过方便并且价格合理的途径得到合法服务时，也许就会摒弃那些搜索困难，甚至可能导致病毒感染的非法文件分享途径。如由苹果公司于2003年推出的线上音乐商店成为数字零售商业模式的先驱，这种在线音乐授权服务不仅有助于使用户从非法分享转向合法服务，而且也增加了音乐创作者的收入。百度公司在遭到一系列谴责之后，相继在百度文库推出了数字版权开放平台，在百度音乐推出了资源合作开放平台，通过与版权方合作的方式，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法律治理和市场选择的期待结果应当是，主流视频网站通过良性竞争与协作，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生态圈。对版权的尊重是维系这个生态圈良性循环的核心，通过网站与政府、主管机构和版权方加强合作，增强技术手段，打击盗版盗链，共同推进网络正版化进程。

(三)当前任务

自2005年以来，国家版权局及相关部门连续9年、先后10次在国内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剑网行动，该项行动集中查办了若干大案要案，有力地打击了网络侵权盗版行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剑网行动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打击严重侵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并通过规范网络转载行为，推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建立合作机制，引导权利人采取多种渠道进行维权等方式，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在快播公司被处以2.6亿元罚单之后，仍有不少网站效仿快播公司的经营模寿以技术创新之名、行侵权盗版之实。网络盗版侵权之所以屡禁不止，其核心原因还在于高额收益的诱惑。为此，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加大惩罚与赔偿力度，提高侵权赔付的数额，以损失补偿为主，适当惩罚作为补充。通过高额的赔偿或处罚，一方面使违法运营商再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对后来者也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使得趋之若鹜者心有余悸，不敢再以身试法。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范文

的修改是为了应我国加入WTO后对著作权的保护，适应新形势下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的探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权能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文章简要回顾了著作权法的，认为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信息传播权的产生也源于规范多媒体技术与机网络技术结合而带来的网络传播行为的需要。文章考察了世界上对网络传播行为的进行规范的主要立法体例，并针对我国著作权法中确立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过于简单含糊的情况，着重对该权利的特点、主体、从学理上进行探讨。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体例主体内容特点引言

的发展给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技术始终是促进版权制度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为作品复制和传播带来的进步性，就如同四大发明的印刷术相比手工抄写一样的深刻和明显。是数字网络技术的进步性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而得以产生。

回顾著作权法发展历史，自英国1710年的安娜法案始，著作权法历经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数字技术是通讯技术、微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总称，迄今为止，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一阶段。著作权领域最先讨论的是，个人计算机上的目标程序是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以及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数据库、反向工程、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八十年代中期，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得到发展，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二阶段，多媒体产品和数据库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开始成为著作权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时多媒体技术尚未与网络技术结合。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通讯网络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硬件设施，而且取决于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等组成的通信内容，即数字化的文字作品和作品、电影作品、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可以通讯内容的网络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数字技术在网络上的，使得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把作品讯捷、方便、廉价、容量惊人而且质量几乎完美地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在交互性传输中，信息传输的范围、程度及信息的使用方式是由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共同决定。这给网络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每当有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版权制度总是要或迟或早地作出反应。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如何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致使因特网成为盗匪横行的“盗版天堂”，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由此而产生。

早在1994年12月28日，美国发生USvsLaMacchia——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ADOBE和儿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下载，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版权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十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及《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否定了国际几种通过试图通过原有权利的扩张解决对网络传播进行规范的尝试。1996年12月2日至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经下简称“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国际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CopyrightTreaty，缩写为《WCT》，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PerformanceandphonogramsTreaty，缩写为《WPPT》，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属于传播权的内容之一。传播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专有权，是首先由欧盟提出的。这项提议最终被接受，并写入两个条约中。不过，就作品所享有的传播权与表演及唱片所享有的传播权，在两个条约中是不相同的。作品传播权体现在《版权条约》第8条中。表演传播权体现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第15条中；唱片传播权体现在后一条第14条与第15条中。以下具体分析。

（一）《版权条约》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版权条约》第8条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作者创设了一项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重要权利，即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条规定为，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赋予作者的各项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授权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版权条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立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该条先是让人眼花缭乱地列举了《伯尔尼公约》的5个条文，涉及6项内容，它们都是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作者各项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中有关权利人的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由于针对不同种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使得《伯尔尼公约》中的传播权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版权公约》第8条弥补了《伯尔尼公约》不同权利之间的缝隙。该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伯尔尼公约现在的各种传播权的前提下，将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扩展到所有作品种类，成为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包括在“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所作的传播，从而澄清了交互性的按需传输行为在该范围之内。

这条规定将《伯尔尼公约》中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扩展到网络环境中，在《版权条约》中，这一项新权利名称虽然被定为“公众传播权”，但这项权利不仅仅指网络传播的权利，也包括其他传统的公众传播的权利。该条规定的“公众传播权”将作者的权利，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权利，集中体现在“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虽然因技术中立性原则，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的包括“网络”等概念，但这一表述正是对网络

，

传输交互性的典型的概括，这一表述而产生的新权利，即作者互联网上传播作品的权利，也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规定与上述《版权条约》同日通过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这两个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以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5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者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版权条约》继续沿用了《伯尔尼公约》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并，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到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使用的是“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和“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版权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不仅仅指网络指网络传播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其他传统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这在该条约的第8条中规定得很清楚，这条一方面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明确的含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即他们都包含在大的传播权之中，但新的权利与传统权利并不交叉，也不得影响传统权利的实施，根据保国实施或者即将实施这两个条约的情况来看，各国依据各自的立法体系，将新权利做了不同的处理。

二、发达国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尽管《版权条约》第8条，《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和第14条分别赋予了作者、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只是作出了一个极为概括的规定，赋予权利人一种广义的包容各类传播的传播权，并没有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具体而明确的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必须由成员国的国内版权法加以解决。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用自己的权利、结合已有的多种权利，或者创设新的权利来实现对广义传播权的保护。

世界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立法体系，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对这两个条约中的新权利进行了处理，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例，它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信息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和保护方式进行了规范，也就是说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技术对。

（一）以美国为例1995年9月的《白皮书》建议大大扩张发行权的范围，使作者得以控制在交互性网络上向公众提供作品和相关权利客体这一行为。为实施《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美国于1998年10月28日通过了《数字版权法》（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允许美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的版权与相邻权条约，但《数字时代版权法》中并没有采取原来《白皮书》所建议的“发行权”方案，而是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网络传输。因为，在美国，相当于传播权的是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它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包括直接的通常意义上的表演和展示，而且包括借助任何装置和过程实现的表演和展示.美国认为，只要将其中已有的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公开表演权、公开展示权等）结合起来，就足以覆盖各类传播行为。最终，美国没有创设新的权利，而是通过法院判例，解释和澄清了权利人传播权的范围，即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必要解释一下美国的表演权，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演唱、演奏等方式表演作品的“现场表演”。一是通过录音机、录像机等设备表演音像制品的“机械表演”。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中，包括《伯尔尼公约》中，“表演权”既具有现场表演的含义，又具有机械表演的含义。

（二）以欧盟和日本为例它们的立法模式是在不改变现有版权权利配置的前提下，赋予版权人控制作品网络传播的新权利。

日本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因特网条约”不足半年，即由国会于1997年6月10日通过《著作权法修正案》，其主要修正内容是：1）增加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对公众提供其表演或录音的权利；2）将著作权人对公众传输作品的权利扩大到对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范围，3）重新定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对公众传输的相关行为。

在日本《著作权法修正案》中，第二条第七款第二项规定：“公开传输指有线或无线电讯传播而其目的系供公众直接接收之传输者（不包括同一建物内电脑程式之传输以外之有线电讯传输）。”第九款第四项规定：“互动式传输指依多数之个别公众之需求所自动完成之”公开传输“（不包括广播或有线放送者）。而”广播“指”以无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有线放送“指”以有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这四款规定明确了日本著作权法中关于”向公众传播权“的定义。

1996年9月欧盟执委会颁布了信息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重申在机存储中的短暂行为同样构成复制。1997年12月欧盟执委会针对信息社会的著作权，为制定共同体内适用的标准，履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的新规则，在其《信息社会版权指令》中创设了一种广义的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广播权以及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社会版权指令》的前言部分专门说明，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就是交互性按需传输。该法案确认了复制权，公开传播权、第3条第1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作者专有权来许可或禁止任何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将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传输给公众的行为，包括以这种方式将其作品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某个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第2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专有权许可或禁止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1）对表演者是其表演的固定：（2）对录音制品制作者是其录音制品：（3）对电影的首次固定的制作者是其电影的最初固定件和复制件：（4）对广播组织是其广播的固定，不论广播是有线电还是无线电，包括通过电缆或卫星。

三、我国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

（一）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2001年10月27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修订了《著作权法》。这次《著作权法》（以下称新著作权法）

，

的修改是为了应我国加入WTO后对著作权的保护，适应新形势下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在新著作权法中，我国是在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之外，主要针对交互性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第10条的12款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尚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然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立借鉴了这两个公约中有关的立法形式，并采用“新增式”保护，该权利的确立是我国《著作权法》进入网络时代的标志，对于当今计算机互联时代著作权（版权）的保护与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仅此几条规定，其规定内容本身也存在争议，加上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存在许多可探讨之处。

（二）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的探讨根据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新著作权法特别强调了表演者和录音录象制作者等邻接权人的网络信息传播权，第37条第6款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获得报酬的权利；第41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音像作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是享有该项权利的作者和表演者、录音录象制作者两个邻接权人。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中来。有学者认为应当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信息网络传播权。笔者认为，没有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并不损害其原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其他权利人的文学作品时，如被他人在网上公开传播，可以由该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人主张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作品往往社会信息性更强，不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能够使社会公众更好的利用。这正是著作权法利益衡平的体现。

（三）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的探讨现行立法缺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内容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权利享有人在法律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以计算机网络传播方式向公众传播或许可（授权）他人向公众传播信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另于广播、电视上的播放权，是对作者在互联网上权利的专门描述，应当指作者及表演者、录音录象制品制作者在互联网上自行传播作品和授权他人传播作品，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传播其作品，应当包括禁止他人：（1）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违法转载，或使他人违法转载，例如复制他人作品，刊登到自己的网站，或向其他网站投稿。（2）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进行传播。（3）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下得到的作品，上载到互联网。

（四）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的探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权能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权利行使方式的特定性。信息网络传播是指将文学、艺术作品及计算机程序、具有著作权的信息资料等数字化后通过网络（包括局域网）向公众传播，使公众可以在选择的时间、地点和范围接触上述作品信息。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使离不开计算机网络，而且传播过程中的复制、发行、浏览、存储等环节都与网络息息相关。

二是权利主体的专有性。信息网络传播是著作权人及其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是排他性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情况外，他人不经授权许可，不得擅自将著作权人及邻接权人的作品在网络上传输和传播，否则构成侵权行为。

三是权利内容的复合性。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传统的复制类权利和传播类权利的结合。传统的传播类权利包括发行权、出租权、表演权、放映权、展览权、广播权（包括有限传播权）等。作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涉及作品著作权的行为，主要包括复制、发行、展示展览、表演播放等，其中以复制行为最为突出。网络传播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对作品的多种使用方式，而且数种使用方式具有高度的复合性，因此作为著作权人专有权利之一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就有了复合性的特点。因此，应区分不同情况，选择适用原有的关于复制类或者传播类权利的规范。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范文篇3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网络链接

一、网络数字技术的产生促使立法变革

现如今，“互联网+”成为新兴飞速增长新模式，互联网作为载体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途径。新兴的数字技术不仅大大减小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距离，同时也不受时间限制，为人类活动创造了新的空间。传统的作品的创作、使用和传播方式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快速发展中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因而，低效、速度慢、传播范围窄等特点的传统传播模式逐步被新模式所替代，被人们所接受并以飞速发展。

网络作为新型的传播介质也不免带来了较多问题。因互联网传播具有高效性、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将作品数字化一遍迅速的传播，使得较多的公众更方便的获取。但作品一旦在网络中公开，在网络传播的空间下，作品的权利人却难很难对于其进行把我。未经授权的擅自下载、传输、复制其作品的行为十分普遍。

现如今的生活方式和认知因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同样，著作权制度也因此进行了变革。所以，对于新型技术的发展与研究，必须进行正确而且合适的应对，促进我国立法的完善与适应。更好的将制度与技术进行配套，从而充分的保护知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促进技术社会的良好发展。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立法及理论基础

因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二者相结合，所以运用网络进行传播信息的行为自然而生出相关权利。网络著作权作为代表性权利，其关注度与日俱增。信息网络传播权首次作为独立的权利出现在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并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定义。可以从定义理解到两层方面意思：第一，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必须经由权利人自己或者经权利人授权；第二，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或在法律许可之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2006年7月1日起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基本原则、权利属性、权利限制、权利行使、法律责任等做出了相对全面的规定，同样也是我国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保护的标志。2013年3月1日实施的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也扩大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范围和力度。但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与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对版权保护制度产生强烈的冲击及影响。通过具体判例中不难发现立法制度并不能完全适应技术的发展，其滞后性、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保护方面的不足

（一）网络链接的责任认定不明

网络连接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产生出的一种技术，本身是提供互联网用户访问远程资源的方式。在网络环境中不同的连接拥有着不同的连接效果，却不能一概而论的判断是否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关于何种情况下删除链接和恢复链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只是对什么情况下删除链接，什么情况下恢复链接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对于链接在何种情况下构成侵权没有详细的规定，也未对建立链接的服务提供者进行法律责任进行规定。网络链接提供者因为只提供链接技术服务，由于我国较常用的连接方式包括正常链（一般链接）、纵深链、埋置链和加框技术。因链接方式的差异化导致发生了较多的法律纠纷，难以把握链接中具体侵权责任问题，由侵权的构成要件也不尽相同。因此，应当依据网络链接的不同方式，判定侵权的内容与相关网站的法律责任。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定特征不准确

之所以在判定网络链接是否侵权时存在差异，不仅因为法律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侵权构成要件，更因为在制度中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与界定。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关于信息网络传播的定义源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但是仅仅是粗略的并没有针对性的规定，法律既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并不能充分的结合网络作品及其传播的本质特征，这使得相关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

特别是在《著作权法》中“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这一表述中，它并不是信息网络传播唯一的特征。学界较多的观点是将这一特征归纳成“交互式传播”，但例如网络短信等并不符合此项特征。再有，使用者在网站中进行浏览时对于网站广告也无法进行控制，使用者处于被动状态。因此“交互式传播”并不是唯一的传播方式，相比字面上理解的“通过网络传播信息的权利”更加狭窄。现如今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如若继续按照原有的定义进行权利保护，无法将较多的传播方式纳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相对应的司法实践则会出现司法不公现象，将会特别凸显出法律制度的局限性，法律制度的局限性将凸现出来。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限制缺失

之所以需要平衡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就是为了更好的区分确定网络连接的责任。然而这种平衡能够更好的实现就需要通过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有效限制。

我国相关法律通过加强对技术和权利管理进行保护，也同时赋予权利人应有的网络传播权，但是未曾对网络传播权的权利限制进行合理解释。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虽然出现在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条例》第6条至第10条，但合理使用原则仅出现在较窄的范围内，并未包含有网络环境下的适用原则，因此尚未存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法律保障。法律制度中的这种缺失，无疑会造成利益的倾斜化，使著作权人的专有权无节制地在网络上蔓延。因此，在以后的立法和修法中，结合当下网络环境中传播的特点，为了更好平衡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确定合理使用的范围以便与权力限制制度相吻合，达到更好的立法意图与司法实践效果。

四、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保护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不足导致各地法院对于制度的理解与司法实践出现差异，尽管《著作权法》中有相应的“兜底条款”，但相应适用则不免显现出局限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则已出现一段时间。但是，我国立法的进程需要紧随技术革新和国际法制发展，立法缺失的问题需要进行明晰界定。

（一）扩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使用范围，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许可

为了更好的确定合理使用范围，明确合理使用制度，同时应增加信息网络传播的法定许可。可以在著作权法修改中增加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即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摘编已经在报刊、书籍、网络等其他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作品，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作为侵权行为，此外，在权利人进入网络公共社区以及开设个人门户时，如果没有明确禁止其他网站的转载和摘编，就应该视为默示许可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非营利性传播。当然，使用者必须尊重权利人的著作人身权和其他著作财产权。

（二）根据信息网络链接方式的不同，区别信息网络设链者的法律责任

作者在签订作品使用的具体网站应当在链接技术上设置某一具体限制，以保护作者的传播权利。即网站设计链接应当限制其只局限于作品主要信息的链接。以上要求反映在立法上，就是应当既注重保护作品的著作权利，也要考虑民众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表现在互联网上，就是尽可能给信息交流以较宽松的环境。一个作品的作者有权考虑如何尽可能多地获取报酬，但也应当考虑一个社会效益问题。因此，国家立法，应适当允许网络有文摘性质的链接刊登，允许通过链接全文浏览，但不付报酬不得下载。当然这里所指的都是一般性网络链接，如果网站进行的是深层次网络链接，则应当认定为侵权。（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法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