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篇1

关键词：GDP；生活水平；幸福指数

1.前言

GDP一直以来都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并应用至今。办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公平、资源、环境、福利等许多矛盾和问题也不断的被显现出来，但是近些年以来，使得人们的幸福感指数并没有相应提高，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人对所谓“GDP崇拜”的反思。不仅政府官员在谈到经济发展和政绩表现时会有意识地避开GDP，怕受到环保人士的“问责”，而且理论界也有不少人担心谈论GDP会导致“增长第一”的误解，好像是谁谈GDP增长就会有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嫌疑。总结起来，人们对GDP的指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认为GDP指标只是片面的反应了经济的发展，GDP增长并没有完全反应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单纯的追求GDP的增长速度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于是是我们看到，绿色GDP、国民幸福指数等新概念频频见诸报刊，各种有关完善GDP核算体系的文章也纷纷发表。

2.GDP与幸福指数概述

2.1GDP的涵义与计算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的全部最终劳务和产品的价值。GDP是用来衡量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生产总量。它是联合国于1953年工布的SNA（systemofnationalaccount，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产生的，是SNA体系中的核心指标，主要可以用来全面的反应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总规模并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称其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GDP描绘出的是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

2.2GDP的校正与创新――幸福指数

国际上目前最具权威幸福指数的计算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WVS）所工布的幸福指数。这一幸福指数是通过对被访者调查结果进行处理后而得到的。所涉及的问题只有一个：你认为你是不幸福，不是很幸福，十分的幸福，还是非常的幸福？通过对被访问者结果的统计处理，世界价值研究机构（WVS）得出了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表l为2012年联合国的《全球的幸福指数报告》中部分国家幸福指数的排名。

3.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特点及指标分析

3.1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特点

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近义词，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替代。生活质量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如个人可支配收入，、居住环境、预期寿命，主观生活质量也是生活的满意程度，如人们对居住环境满意的程度，婚姻的满意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满意程度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者在研究生活质量时，更加侧重于关注主观的生活质量，这是由发达国家实际的情况决定的，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在客观方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主要感受已经转向了主观的方面。而我国人民生活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来具有自已的一些特点。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达到了世界中等偏下的水平，而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经济实力的增强，即生活质量的客观方面，还没有主要去考虑生活质量的感受，虽然经济是生活质量的基础，但是人民生活质量同时也受到了健康、教育、环境、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影响，但在衡量生活水平时人均GDP仍然作为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参考值。这也变相说明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经济转轨时期注重GDP增长速度的原因。另外，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失业率、消费需求等变量在评价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时也成为非常重要的参考值[1]。

3.2GDP指标分析

上图是近十年我国GDP和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图1、图2反映了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2003-2011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0.7%，其中有超过五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直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NP）也较快速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世界第二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经济体。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NP）达到了35083元，扣除价格等因素后相比2002年增长了1.4倍，年均增长已经达到了10.1%。按照平均汇率折算，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NP）由2002年的1136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1美元。

3.3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恩格尔系数和幸福指数

3.3.1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恩格尔系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6.7%和56.5%分别下降至2011年的41.1%和35.7%。表3可以看出浙江、北京、自治区的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是最接近的地区，即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2]。

通过对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幸福指数和恩格尔系数可以得出恩格尔系数较高的地区并不一定幸福指数就很高，我们可以通过一线城市的数据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恩格尔系数排名分别为第二和第八，但在《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最具幸福的十大城市中并没有上海和北京，反而是恩格尔系数全国排名靠后的自治区的幸福指数在这四年中均稳居第一位。以此看来如果政府一味的只考虑经济效益，提高百姓生活质量，增强综合国力，使GDP的快速增长，也不一定能够增加百姓的幸福感，需要提高百姓的幸福的认同感、和自我意识。

3.4总结

通过对人均GDP、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这些能够反映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贫富差距的指标的分析，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一是居民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还很高，总体生活水平或生活质量较低；二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在逐渐拉大，虽然扩大幅度不大，但是接近0.5的高水平不容乐观，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全面建设成为“十二五”期间经济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人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提高的重要前提；三是GDP的增长并不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意味着人民的幸福指数的增长，GDP增长的目的应该是缩小与幸福指数的距离，缩小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参考文献：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1篇2

【关键词】黎族传统体育健身行为生命质量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1-0200-01

生命质量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状态，以及个人或群体主观所感受到躯体、心理、社会等各方面良好的适应与满意程度。生命质量的内涵不仅包括维持躯体、心理的健康完好，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而且还强调生活有保障，内容丰富多彩，使自身的价值和社会责任得到完整展示。在当前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体育锻炼与生命质量的关系，尤其将社会医学中的生命质量理论引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领域，有助于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深入了解和评价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健康效应，改善少数民族聚居区居民身体健康，促进其生命质量的提升。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黎族聚居地居民的生命质量。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阅读有关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著作和书籍，通过维普、中国知网及高校、市图书馆搜索相关文献。

1.2.2问卷调查法

问卷选取黎族聚居地部分居民发放问卷，共发放120份，回收112份，有效率93.3%，问卷经专家信、效度检验，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可信性。

1.2.3访谈法

本研究组成员对黎族聚居地居民进行多次入户访谈。

1.2.4数理统计法

根据研究需要，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

2.结果分析

健康是人生命质量的具体体现，也是衡量幸福、和谐社会的标准之一。黎族传统体育在黎族发展繁衍的历史上长久以来承担着守护其民族健康的责任，也是增强其民族凝聚力，联系黎民族情感的纽带，是黎族群众健康生命质量的守护神。调查研究表明，生活在黎族聚居地区的黎、汉群众因生活贫困，身体健康水平低下，疾病高发，而经济收入又低，医疗费用贵，看不起病的现象普遍存在，极大地限制了黎族聚居地区居民生命质量的提高。

黎族传统体育内容丰富，蕴涵有厚重的黎族文化，有着极为鲜明的黎民族特色。黎族传统体育在其民族的繁衍与历史演进中，以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和存在方式，对黎族同胞的身心健康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而它是人类体育文化中有独特适应范围和社会效用的文化宝库。所以，黎族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一样，是增强民族健康质，丰富民族娱乐生活，振奋民族精神和造福子孙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2-1传统体育健身行为与一般健身行为的生命质量各维度得分（x±s）

注：本表数据来源于本研究问卷调查，P<0.05表示差异显著;p<0.01表示差异非常显著

表2-1显示，参加传统体育健身的居民生命质量得分从整体来看，均要高于参加一般体育健身的居民，而且传统体育健身行为居民生命质量8个维度得分要也高于一般健身居民，除生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外（差异不显著P>0.05），其它维度的差异都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p<0.05或p<0.01），即在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维度差异显著，在生理职能、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和精神健康差异非常显著。

3.结论

黎族的传统体育健身行为与其它体育健身形式一样，都具有促进身体和心理、以及社会适应等健康的效果，促进生命质量提升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国全.海南黎族传统文化与民俗[J].装饰，1993（3）.

[2]王翠娥.试谈海南黎族传统体育[J].南方文物，2005（1）.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1篇3

关键词：消费结构农民收入消费能力

一、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及现状

(一)消费结构不尽合理

近年来，河南省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8％。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已属于富裕阶段。这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但从消费结构上看仍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农村家庭仍然以生活消费为主，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比重小(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河南省近年来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具有刚性，一直处于60％以上，居高不下。而且生活消费还处于基本需求阶段，生活费用中食品支出仍占较高比例，以2006年为例(见表2)。

河南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中排名前3位分别为食品、居住和交通通讯，同期城镇居民生活消费中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食品、衣着和文化教育。城乡居民生活消费中食品比重居首位，说明对尚不算非常富裕的河南城乡居民而言，收入如果增加，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提高食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农村居民对居住的消费排在第2位，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提高生活质量特别是居住条件的意愿大大增强。从绝对数量上看，与城镇居民相比，河南农村居民的衣着、文化教育、交通通讯、医疗和家庭设备用品支出仅是同期城镇居民的17.4％、23.4％、29.0％、27.0％和24.4％，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还处于基本需求阶段，还谈不上对生活品位、高档家庭设备的追求。

(二)农村人均消费增长缓慢，城乡差距较大

从图1中的人均消费走势可以看出，河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缓慢，增速低于城镇居民，直到2006年才首次增幅高于城镇居民。而且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距大，2007年河南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676.4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4.2％，基本处于3个农民抵1个市民的状态。若考虑到城镇居民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政府补贴的消费项目，如住房、交通、医疗等，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城乡差距还会更大一些。

从消费总量上来看，2007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597.54亿元，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为2539.28亿元，占总量的55.2％；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为2058.29亿元，占总量的44.8％，也就是说，占65.7％的农民仅实现全省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4.8％。

(三)农民消费不够均衡

由于河南各个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农民的收入差距较大，使得农民消费差距也较大。以2006年为例，高收入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992.2元，是低收入户的2.2倍。我们把全省农民按人均纯收入水平分组，如果按照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为特困，1000―4000元为中等收入，4000元以上为高收入的划分标准，全省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消费需求层次和消费群体。第一，高收入消费群体，人口占总量的26.6％。这部分消费者主要分布在郑州、焦作和许昌等地。该组农民生活消费的商品化程度和质量较高，具有较强的购买能力和购买力潜力。第二，中等收入消费群体，人口占总量的70.2％。主要分布在漯河、新乡、安阳和洛阳等地，这部分农民基本生活消费已有保障。在日常消费品、生产资料以及家电产品等的需求上，已开始对质量、品牌和档次表现出明显的关注，但要实现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尚需一定时期。第三，低收入消费群体，人口占总量的32％。主要分布在周口、驻马店、南阳和商丘等地，处在这一阶段的农民消费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

二、河南农民消费能力提升难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收入水平低，消费扩张支撑不足

从2000―2007年河南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由1985.82元上升到3851.6元，年均增幅为9.9％，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为13.4％。而且城乡差距不缩反而扩大，2000年城乡人均收入是2.4：1，到2007年扩大到2.98：1。各市农民人均收入差距也比较大，2006年全省农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为6525.9元，是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的4.7倍。各市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郑州5559元，最低的是周口2641元，郑州是周口的2.1倍。可以看出，河南农民收入增幅缓慢，且城乡间，地区间差距拉大，制约了农村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其次，农民收入来源单一，主要为农业收入。从2006年的农民人均总收入来看，农业收入(指家庭经营中的第一产业收入)为2764.1元，占总收入的61.98％。非农产业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中的第二、三产业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1695.3元，占总收入的38.02％。可见农业收入仍为河南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只有拓宽农民收入渠道，优化产业结构，鼓励农民走出去，大力发展非农经济，才能提高农民消费能力。

(二)农民负担重，收入预期不稳定

从表1中可以看出，自2005年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的税费支出急剧下降，负担减轻。但近几年受石油等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运输等成本费用增加的共同影响，以化肥为主的农资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农资价格上涨直接增加了农产品生产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给予农民的补贴，减少了农民的收入。

而且在农村很多地方，惠农政策没有很好地落实，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现象依然存在。不断增加的农民负担加剧了农民预期收入的不稳定，从而降低了农民消费倾向。

(三)消费环境差，制约农民消费需求的有效增长

河南全省农村的基础设施仍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严重制约了农村消费的增长。比如，目前农村道路虽然实现了“村村通”，但标准低。虽然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电网、通讯、水利等设施的改造力度，但由于成本原因，一些乡镇仍存在未执行和城市电价等同、有线电视信号仍未全面覆盖、农村居民用水不安全等问题，从而使一些商品在农村处于买得起用不起或买得起不能用的窘境。第二，农村市场网络仍未建立，商业网点少，售后服务差，农民购买商品不方便。第三，市场管理落后。由于农村市场分散，监管力度弱，农村市场普遍充斥着假货和劣质品，坑农害农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影响农民消费心理预期

由于河南农村乡镇多，分布广，农村人口多，目前来看社保体系难以覆盖全部农村，而且社保体系本身也不

健全，这就制约了农民的即期消费。农民即使有点钱，也要留着防老、防病不敢消费。现在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和子女高等教育，生了大病就只能硬撑，虽然医疗有新农合作保障，大病能报销一部分，但前期住院费和没有报销的部分仍是个大窟窿，导致部分地区仍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这些都制约了农民现实消费能力的提升，使许多潜在需求不能转化为即期消费。

除此之外，农民消费习惯保守落后，消费不科学，金融意识不强，厂家销售方式单一，产品结构不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农民素质不高等因素也制约了农民的消费。

三、提升河南农民消费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确保农民持续增收，提高农民购买力

提高农民消费能力的关键还在于农民收入的提高。首先，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建立特色农业产业链，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河南地处中原，土地肥沃，地质条件多样，已形成诸如焦作的地黄、山药、牛膝、“四大怀药”，新郑的大枣，信阳的茶叶、板栗，鹤壁的缠丝鸭蛋、冬凌草等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特色农产品。下一步关键是如何打造具有优势的特色农业产业链，围绕特色农产品形成种、养―加―售于一体的产业化链条，提高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幅增加农民收入。

其次，继续推进土地股份合作。农村土地实行股份合作是近年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个新事物，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也有利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股份合作目前仍处于实践阶段，形式多种，没有万能模式，各地应视实际情况和特点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

再次，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充分发挥河南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推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就业，拓宽农民的收入渠道。

(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消费瓶颈问题

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通过完善农村居民生活设施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一是政府应把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农业和乡镇企业的生产条件，而且可以通过使用农民工增加农民收入，可将农民更多的潜在购买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其次，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对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和管理。要依法定价、合理收费，解决农民消费难的瓶颈问题。

(三)健全农村保障体系：改善农民消费预期

农民负担重，有后顾之忧，自然会减少即期消费，增加储蓄。要降低农民的储蓄倾向，鼓励消费，就必须完善农村保障体系。当前还是要积极探索适合河南农村居民的保障方式和实现途径，从基本的生活保障开始，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以此来稳定农民的消费预期，提高现实消费。

(四)构建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保证商品进入市场渠道畅通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篇4

关键词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建构现实基础

生活质量是对一个社会中人们总体生活水平的综合描述。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社会发展应以提高人的福利为最终目标。因此，生活质量也是一个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了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生活质量的研究，并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但是生活质量是一个动态的指标，它的研究必须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生活方式也日新月异，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把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的生活质量的经验研究作为一项经常性的课题，随时了解人们生活质量状况，以跟上时代的发展。目前，我国又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生活质量研究更成为研究我国人民生活质量变化历程、认识目前社会状况及指导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由于我国生活质量研究起步较晚，因此目前的研究还大多集中在城市层面上，广大农村地区还是这一领域的空白。为此，2004年5~6月，笔者选取湖北省洪湖市的三个村开展了农村生活质量的调查，以期对农民生活质量问题作一初步认识。调查开始前，笔者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以期建构科学、合理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在作进一步介绍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国内外关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建构的主要内容。

1国内外关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建构的方法及依据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活质量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在对生活质量的测量与评估上也存在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从影响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方面来理解，因此在测量与评估时也都主要运用衣、食、住、行等反映人们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第二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大都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因而他们主要用反映人们生活态度和满意度的主观指标来测量与评估生活质量。第三种是将上面两种理解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认为生活质量是反映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和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两部分组成，因而在对生活质量进行测量和评估时，有选择性地从上述的两个指标体系中选用部分指标。

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和测量的三种方法，与人的需求层次相适应，同时也是社会现实基础的反映。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依次反映人的生理、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一方面，五个方面的需求是同时存在的，另一方面，当某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求就会成为主导需求，代表了当前的需求层次。生理、物质方面的需求与生活质量的客观方面相联系，是较低层次的需求；精神方面的需求与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相联系，是较高层次的需求。生活质量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需求都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下，人们的需求满足程度不一，这两个方面有所偏重而已。当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发展水平不高时，人们的需求程度较低，倾向于将收入增长中的大部分用于增加消费、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以此来提高整体生活质量。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够发达，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因此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上。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发展程度较高，人们的需求层次也较高，人们主要关注的不再是物质方面的需求，而转向精神方面的需求。美国已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从人与自然的矛盾（即生产力或经济发展水平的范畴）转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人与人主体间性的范畴），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主要是在人际交往中所获得的他人的认可、自尊感、亲密感、成就感等精神方面的需求的满足程度，而这些需求只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满足。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人的需求有不同层次，但不同层次的需求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对生活质量的测量，要同时从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来进行（即上述第三种方法），较低层次的需求和较高层次的需求同时兼顾，只是二者应保持不同的权重。

2农村现实基础及其在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的反映

如上所述，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够发达，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物质的需求与满足程度方面。这是与人们的需求层次相适应的，也是社会基础的正确反映，体现了理论应该正确反应现实的要求。认识要以现实为基础，理论应该正确地反映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为了深入了解农民生活质量，就必须对农民群体先作大体了解，以确立认识论的合理途径，选择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至少应在表面效度上适应农民的生活。为此，2004年3月，笔者专门到调查地进行了试调查，针对调查对象的特点建构指标体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受物质条件限制较大，这种现实基础决定了本次调查应建立何种类型的指标体系。据洪湖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523.31元，农民整体生活水平处于温饱阶段，以满足日常衣、食、住、行为主，高档的奢侈消费品并不多见。由于调查群体的整体需求层次不高，因此以选用物质方面的客观指标为主，而以精神方面的主观指标为辅。客观方面指标选用了个人及家庭收入、消费水平、交通情况、居住及住房设施等方面的指标。同时还调查了家庭人口结构，特别是突出了家中老人与在校就读成员的数量，以确定家庭经济负担程度。这几个方面以客观的数字描述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主观方面的指标选用了对上述几个方面的主观评价、邻里关系、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休闲娱乐、职业、社会服务和生活环境等方面，测量农民的主观生活感受。主观生活感受是客观因素影响生活质量的中间变量，同时它本身也是生活质量构成的重要方面，但起基础作用的是客观因素。因此，本项研究力图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描述农民生活质量，以物质生活质量为主。这一指标体系的建构也隐含了本项研究的理论假设，即由于农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物质生活水平对农民生活质量有较大的影响。

（2）生活方式与城市有很大不同，相当多的农民还保持着较原始的生活方式。在劳作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交往上，以与亲戚、邻居交流为主；在娱乐上，寄托于电视、麻将和闲聊……这种状况，决定了各个指标的具体内容（如封闭式问卷中提问的方式和答案选项）。因为指标的建构一方面要描述农民生活的方式，另一方面要解释这种生活方式对生活感受（同时也是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为此，在劳作上区分农闲与农忙季节的劳动时间，并测量劳动强度对劳动者的主观感受的影响；在交往上，测量农民交际范围（左右几家的邻居、对同村但不同组的村民的熟悉程度）、对象（邻居、亲朋好友等），测量农民获得他人认可、自尊心的满足程度；在娱乐上，描述农民的娱乐方式（打麻将、看电视、闲谈等）……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的特殊性，需要设计与之相适应的指标来进行描述，对这些指标的具体描述直接来源于对农民生活的观察。

（3）由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农村的一大特色。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上，要着重描述这种状况，并分析它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包括两个相反的方面：①积极的方面：农民外出务工，为家庭带来了收入，提高了物质生活质量;②消极的方面：农民外出务工，使家庭分散，夫妻分居、父母与子女分离，在此情况下情感是否会变得淡漠;互动方式（打电话、写信、带口信等）,互动频率的不同，是否会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从而对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更有甚者，许多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全体外出，家中只剩下老人，有的老人还需照顾未成年儿童，这些老人和儿童的生活质量会起什么变化。建立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指标体系，具体来说包含：第一，外出务工者对家庭物质生活方面的影响，如收入、住房情况、家庭设施、日常消费等物质生活方面；第二，设立多项指标，测量外出务工者与在家留守人员之间的互动方式、频率、关系的变化等。这些方面的变化最后通过主观评价指标与生活质量指标联系起来。

（4）农民物质生活质量不仅与其家庭经济状况直接相关，而且受农村公共设施的直接影响。最近几年以来，本项研究的调查地点经济发展较快，新建了多项农村公共设施，如1997年修建了十几公里的水泥路，改善了农民的出行条件，也带动了当地交通业的发展，客车、麻木（客运小三轮摩托车）大量涌现；新修了农田基本设施，改善了农民的劳动条件；新建了水塔，有线电视入户，电话线也牵到村中。这些新的公共设施直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这些新的变化，在调查中不能忽视。为了反映这些变化，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中，一方面测量农民对这些设施的评价水平；另一方面在时间上作纵向对比，以过去为参照标准，测量公共设施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5）由于社会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生活质量不但要描述目前的生活状况，同时还要具有前瞻性，有预测未来变化趋势的能力，因此，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中增加若干预测项是必需的。根据调查地点的状况，本项研究在指标体系中增加了三项预测项，分别是家庭订阅报刊的情况、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对环境污染的认识程度。前两项关注个人的发展，后一项关注环境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不同时点测量这几个问题，将会得到不同的回答，从而有助于了解其与生活质量的内在联系，也有助于判定社会的进步程度。

总之，指标体系的建构首先追求的是表面效度，即指标与调查对象相适应的程度。表面效度的判定要从社会现实基础出发，同时要直接来源于调查对象的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的现实状况来衡量农民的生活质量，并以日常生活中的变量来求证理论假设。

参考文献

1易松国．生活质量研究进展综述［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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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篇5

一、调研背景与目的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在中国1．5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1亿人，占60％多［1］。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呈现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较高，工作耐受力较低。随着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以及富士康员工连续跳”事件的发生，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为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和精神生活质量水平，我们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和生存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精神健康的系列调研，以期发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质量的因素，提出改善他们精神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的对策建议，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二、调研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调研报告的数据来源于我们三次系列调查。一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和发展状况的调研。调研时间为2010年9月25日到10月末。这次调查我们在不同行业的企业，按目标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35份，回收率95．7％，其中有效问卷318份，有效率94．9％。二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调研。本次调查从2011年7月起至8月结束，采用立意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行业，我们主要在泉州市区和晋江市一些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选择10多家企业发放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440份，回收率65．8％，有效问卷378份，有效率为88．3％。三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调研。这次调查主要在2011年9月至10月进行。本次调查内容较多，样本规模也较大。问卷题目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信息、精神文化生活条件、精神文化生活内容、精神文化生活总体满意度四方面设计，共43题。考虑样本的代表性，本次抽样方法为多阶段整群抽样，先按地区抽样，再按企业抽样，共抽取了30多家企业。调查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1762份，回收率88．1％，通过对问卷的严格筛选，有效问卷1550份，有效率87．9％。

三、调研结果与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健康状况不佳

（1）采用心理学中常用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不佳。SCL－90量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精神健康测试量表之一，此前已经有用于华人研究，可信度很好［2］。量表用于评估13岁以上人群的精神健康状况，其中包含九个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一共有90项指标，共分为以上9个因子构成9个维度，加上一个其他因子维度，总计10个维度。1）躯体化：主要反映身体不适感，包括心血管、胃肠道、呼吸和其他系统的不适，和头痛、背痛、肌肉酸痛，以及焦虑等躯体不适表现。2）强迫症状：主要指那些明知没有必要，但又无法摆脱的无意义的思想、冲动和行为，还有一些比较一般的认知障碍的行为征象也在这一维度中反映。3）人际关系敏感：主要是指某些人际的不自在与自卑感，特别是与其他人相比较时更加突出。在人际交往中的自卑感，心神不安，明显的不自在，以及人际交流中的不良自我暗示，消极的期待等是这方面症状的典型原因。4）抑郁：苦闷的情感与心境为代表性症状，还以生活兴趣的减退，动力缺乏，活力丧失等为特征。还表现出失望、悲观以及与抑郁相联系的认知和躯体方面的感受，另外，还包括有关死亡的思想和自杀观念。5）焦虑：一般指那些烦躁，坐立不安，神经过敏，紧张以及由此产生的躯体征象，如震颤等。6）敌对：主要从三方面来反映敌对的表现：思想、感情及行为。其项目包括厌烦的感觉，摔物，争论直到不可控制的脾气暴发等各方面。7）恐怖：恐惧对象包括出门旅行，空旷场地，人群或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此外，还有社交恐怖。8）偏执：主要指投射性思维，敌对，猜疑，妄想，被动体验和夸大等。9）精神病性：反映各式各样的急性症状和行为，即限定不严的精神病性过程的症状表现。10）其他：附加的指标组成第10个维度（一般不分析）。包括的指标有：胃口不好、难以入睡、思考死亡的事、感到自己有负罪感。受访者被询问是否有相应的症状，并采用了从没有”到严重”五分位量表。即答案采取5级评分，严重程度从1”（没有症状）到5”（极严重）分为5级，得分越高代表症状越严重。表1显示，泉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得分比厦门农民工样本或全国正常成年人样本的分值要高，就是说，泉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比厦门农民工或全国正常成年人差。首先，我们将泉州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与厦门农民工样本（不分年龄）比较，可以发现，只有焦虑”因子，泉州比厦门好点，其余8项因子，泉州都比厦门差。其次，我们将泉州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与全国正常成年人样本比较，发现只有人际敏感”因子，泉州比全国稍好，其他8个项目，泉州都比全国差。再次，当我们将厦门农民工样本与全国正常成年人样本比较，可看出，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明显比正常成年人差。因为，厦门只有在人际敏感”项目得分稍好于全国样本，其他项目得分都严重落后于全国样本。

（2）采用简明精神健康量表测量，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健康水平比城市青年样本低。考虑到SCL－90量表题目较多，受访对象在填答过程中，发生的错误也可能较多，比如拒答、漏答、乱答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为此，我们采用新的量表测量。新量表只选取能够直观反映精神健康状况的核心变量，共有9个选项，包括失眠、觉得身心疲惫、烦躁易怒、容易哭泣或想哭、前途茫然、感到很孤独、觉得自己没用、觉得生活很艰难、觉得活着没意思。对测试精神状况的9个题的答案为很严重、经常有、有时有、说不清、没有，分别赋予1分、2分、3分、4分、5分，9个题合计很严重、经常有、有时有、说不清、没有为9分、18分、27分、36分、45分，分数越高，精神状况越好。表2显示，泉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健康水平比城市青年样本低。统计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状况与城市青年存在显著差异（P＜0．001），城市青年精神状况好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值越大，精神状况越好），前者平均值比后者高3．12分。2．影响因素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呢？对此，我们作了如下分析：（1）经济条件较差，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进行合理的文化消费。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仍处较低水平（见图1）。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工资基本情况调查中，有31％的调查对象月工资收入在801～1600元的范围，有44．6％的调查对象月工资收入为1601～2500元的范围，月工资超过2501元调查对象的占总体的16．1％。#p#分页标题#e#

（2）休闲时间较少，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首先，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企业存在加班现象，并且存在加班费比正常工资水平偏低”的问题。《劳动法》第36条、第41条都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长、以及延长工作时间的条件等，然而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所在企业的放假情况调查中，调查数据显示，仅有33．3％的调查对象所在企业有按照规定的假期制度放假，剩余的有近7成的调查对象所在企业存在加班情况，其中有31．4％的调查对象偶尔会加班，有26％的调查对象经常加班，有8．7％的调查对象从来没有放过假（见图2）。对于加班费情况的调查，有51．1％的调查对象觉得加班费与正常工资水平相当，有33．8％的调查对象觉得加班费比正常工资水平偏低”，有15．1％的调查对象觉得自己的加班费相比于正常工资水平偏高”。其次，更深入的调查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较长，休闲时间严重偏少。从平均每天工作时间看，只有19．3％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是在《劳动法》规定内，45．7％工作时间为8－10小时，更有7．4％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从一个月休息天数看，休息时间在两天及以下的占49．1％，其中10％为休息时间在1天以下，基本相当于一个月都要工作。

（3）精神生活食粮供给不足，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活动较少。首先，多数调查对象所在的企业虽然提供了各种文化活动设施，但举办的文化活动较少。在文化设施的供给上，其中运动场提供最多，其次是阅览室（图5）。较之文化设施的供给，企业提供的文化活动明显不足（图6），20．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企业从来没有提供文化活动，30．1％认为很少提供，只有10．8％认为经常提供。从企业类型看，外资企业为员工提供文化活动频率高于其他企业，偶尔和经常”选项比例最高，从来没有和很少”选项比例最低。为什么企业没有举办文化活动呢？调查数据表明，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领导不重视，其次是没有相关部门组织，再者是员工参与情况不好。因此，如果要从企业提供文化活动角度丰富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最重要的是提高企业对这方面的重视度，只有企业重视，才能有相关部门的组织，也才能提供优质的文化活动。其次，调查对象所在的社区提供的精神文化活动严重不足。调查表明，37．9％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所在社区很少提供文化活动，33．7％认为从来没有提供文化活动，只有4．8％认为经常提供文化活动；34．2％和32．9％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所在企业从来没有或很少提供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活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和居住的社区对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城市的融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依赖于社区设施和活动的供给，显然就调查结果而言，所在社区这方面的职责还任重道远。

（4）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较少参与有益的文化活动，也可能影响其精神生活质量。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文化活动情况不佳，回答完全没有”和很少”参加文化活动的人分别占27．3％和40．8％，偶尔参加文化活动的人占21．5％，经常参加文化活动的人仅占3％（表4）。造成他们文化参与程度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周围文化活动供给不足；二是休闲时间较少（参见表5）。这也印证了上文的分析结果。因而，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文化活动和给他们更多的休闲时间是促进他们文化参与的重要途径。

四、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三次调研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水平相比正常成年人、整个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同龄青年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因素包括：第一，经济条件较差，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进行合理的文化消费；第二，休闲时间较少，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第三，企业和社区提供的精神生活食粮不足，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活动较少；第四，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有益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强。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质量，本文提出实施人文关怀工程”的对策建议。新生代农民工人文关怀工程是一项以政府倡导、企业负责、社会参与为主体，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各种文化服务，旨在提升他们精神生活质量，促进他们身心全面发展的公共事业。具体而言，实施人文关怀工程的战略性工作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各级政府应将新生代农民工人文关怀工程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出台专门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权益的政策法规。一是制定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资正常增长的社会政策。二是为农民工的文化活动设施、文化活动项目提供一定的公共财政支持。各级政府应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聚居的社区、工业园区兴建一些公共文化设施；文化部门应组织一些公益文艺慰问演出，实行文化低保”，保证新生代农民工每年也有自己的节日（建议设立新市民节”作为农民工群体自己的节日）。三是加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规的执行监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检查，杜绝严重加班、拖欠工资等侵害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发生。

第二，各用人单位，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必须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质量问题，积极举办富有成效的活动促进他们的精神健康。一是转变态度，树立为农民工提供文化福利也是一种投资”的意识。二是积极举办成效好、形式新、成本低、人性化的精神文化活动。三是与一些单位共建，让农民工与外部人群多交流，以释放工作压力。四是成立企业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做好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与预防保健工作，促进精神健康。

第三，各种群团组织要积极发挥自身的工作优势，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提供组织保证。一是各级工会要抓好各用人单位的工会建设。可采取地方工会下派人员入驻企业指导工作的方式。二是各级共青团组织要抓好企业的团建工作，要主动与企业积极沟通协调，实现团组织在企业中的组织覆盖，同时构建相应考核指标，对各级团组织进行绩效考核，促进工作有效开展。

第四，各种新闻媒体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一是开辟新生代农民工广播电台频道或报纸专栏，建立农民工自己的精神家园；介绍一些心理保健知识、权益保护法规、好人好事等，供他们学习交流，促进他们健康成长。二是举办创先争优评选活动。同时，曝光那些克扣员工工资、随意严重延长工作时间、侵害员工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企业。也可每年评选一些优秀农民工，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树立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正面形象，增进市民对他们的理解，达到和谐相处。三是主流媒体应开辟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热线，邀请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帮助农民工答疑解困，增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走合法的维权渠道，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p#分页标题#e#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生活质量；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6―0084―03

通常认为，生活质量是指社会提供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上来看，生活质量的状况与发展理念的演进息息相关。发展理念在由传统发展理念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演变过程中，生活质量经历了不同的境遇：由被忽视而日益受到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必然引领我国成为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的国家。

一、发展理念引领生活质量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传统发展理念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演变过程。传统发展理念的实质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在传统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发展仅仅被归结为增长，国民生产总值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传统发展理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三种危机共同作用于人类自身，给人类的生活和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从自然危机来看，一方面，人们为了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超越了资源环境在一定时期内可供利用的极限，过早地造成资源短缺或枯竭，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为了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不注重对环境的保护，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直接影响了人类自身生活环境。

从社会危机来看，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但没有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福祉，反而使失业、疾病、文盲、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出现，导致道德失范、价值信仰偏差、贫富差距拉大，更为严重的甚至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从人自身的危机来看，在传统发展理念的支配下，经济运行过程中只见物而不见人，把人当成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人的发展的全面性被消融于物性的纯粹释放之中，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被任意地吞噬。

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提出了新的社会发展目标，即社会发展应是“以人为核心的发展”。其前总干事姆博指出：满足基本需要无疑在发展目标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和其他目标一样不能占有核心地位，而只是一些补充因素。“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是多元的，即社会发展不局限于经济增长这惟一的内容，而是经济、文化、教育和技术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发展。这些因素的汇合才能保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以人为核心或称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着眼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消灭贫困。这种基本需求的满足和贫困的消灭，不只是要满足人在物质方面如食品、住房、衣着、保健等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满足人在非物质方面如民众享有民利、参政议政等需求。这也表明，只有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再分配方式逐渐得到优化及人们的民利逐渐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才能不断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针对传统发展理念中只求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弊端，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作了一个后来被西方学者普遍引用的定义，即“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满足我们现时之需要的一种发展”。这一定义既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又强调当代人与后代人发展的关系，说明了当代的发展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从1992年以来，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提出，将发展人力资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和原则，实现“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则进一步指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传统发展理念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忽视人在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忽视环境保护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导致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所以，在传统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根本谈不上生活质量，或者说，生活质量被完全忽视。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追求“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最终使人们认识到，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从传统发展理念到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同的发展理念引领着不同的生活质量前景，而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则又催生新的发展理念。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要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就必须不断地创新发展理念。

二、中国发展理念的变革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发展理念的转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传播，中国也经历了从传统发展理念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传统发展理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传统发展理念也认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就在于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不可否认，传统发展理念对于中国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实现经济上的起飞产生了历史性的作用。但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效率低。表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过高，经济效益与发展的速度比例失调；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的破坏。二是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但是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地区、行业、阶层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发展理念上还处于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变革之中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在从总体小康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发展理念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发展观。

1996年6月召开的里约地球首脑会议，10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承诺，通过了《21世纪议程》。其重要意义首先体现在它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之间，而不仅仅像过去那样只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之间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提出的行动方案和

活动主要包括6个主题，即：生活质量的提高、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全球公共财富的保护、人类住区的管理、废物管理和可持续的增长。而中国早在1994年就制定并实施了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纲领性文件，即《中国21世纪议程》，成为世界上率先开展这一活动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将《中国21世纪议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内容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计划中。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到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八个重要方面之一。

中国发展理念的变革历程告诉我们：必须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到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协调的高度，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这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新要求。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必然带来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发展质量、发展效益的提高，最终促进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三、科学发展观与生活质量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多种价值要求，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的实现，以及人的自身价值的提高，强调人民群众都能实现多种价值需求，都能提高自身价值，这是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而这种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对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要求。生活质量并非只局限于消费层面，它涉及就业的充分程度、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人民的文化教育卫生状况、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状况、城市化水平状况，以及法律范围内的公平及其保障等多个层面。这些方面成为衡量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对生活质量提高的昭示，不仅意味着人对物质需求的满足，而且也意味着人对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方面的满足；不仅表现为人对多种需求的满足，而且也表现为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不仅要求某些人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人民群众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因此，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篇7

关键词：老年人，淮安市，体质，监测

1前言

联合国规定,一个国家和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7%或60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即为老年型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正在迅速形成。据统计资料，1982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为7663.8万,占总人口8.2%,到1990年60岁以上人口已接近1亿,截止1995年底,60岁以上人口达到1.2亿,占总人口的9.8%,到2000年,已达到1.32亿,占总人口的10.5%,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老年型国家的行列。据专家预测,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2022年将达到10.9%,2050年将上升到20.43%。

中国正在进入老年社会。中国的老龄化过程规模大、速度快,而且老年的平均预期带病期较平均预期健康期要长,在高龄老人中多伴随着各种慢性疾病,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欠佳。因此，关注老年人的体质、健康状况,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也是急待解决的一个社会难题。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积极配合全民健身计划的推进,以及全国老年人体质监测工作的开展,全面了解淮安市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2005年淮安市体育局在全市范围内对老年人的体质进行了监测。通过抽样监测,一方面获取了淮安市老年人男、女不同年龄段体质指标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另一方面,为了解和掌握淮安市老年人群体质的现状特征、存在的问题以及男、女体质变化规律，为国民体质监测系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严格按照江苏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编制的《2005年江苏省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手册》的要求，分别从淮安市清河区、清浦区、楚州区和金湖县四个监测站，整群随机抽取了60-69岁老年人312名，他们按照性别和城乡共分成四个群组，进行分析比较研究。

2.2研究方法

2.2.1体质测定法

体质测定过程，是培训合格的测试人员在统一规定的器材上进行的。本研究的体质测定指标分别为：身高、体重、胸围、腰围、臀围、上臂皮皱厚度、肩胛皮皱厚度、腹部皮皱厚度、肺活量、安静脉搏、收缩压、舒张压、坐位体前屈、握力、闭眼单足立、选择反应时。

2.2.2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的监测数据全部是由2005年淮安市国民体质监测课题组提供的。本文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常规的数理统计和比较分析。

2.2.3文献资料法

查阅国内有关资料，为课题研究提供了详实的理论依据。

3结果与分析

3.1淮安市老年人身体形态现状及特点

监测结果如表一所示：淮安市老年人男子的平均身高为167.43cm,女子的平均身高为156.20cm。城镇老年人男子和女子的平均身高都比农村老年人男子和女子的平均身高要高。

淮安市老年人男子的平均体重为70.03kg,女子的平均体重为60.43kg。城镇老年人男子和女子的平均体重都比农村老年人男子和女子的平均体重要大。

表一淮安市老年人形态指标一览表

均值指标农村城镇合计男女男女男女身高（cm）166.28156.19168.57156.20167.43156.20体重(kg)67.1358.8972.9361.9770.0360.43胸围(cm)91.3290.3590.8292.2291.0791.29腰围(cm)85.9484.9882.9985.1484.4785.06臀围(cm)92.3491.5791.1495.5491.7493.56上臂皮皱厚度(mm)13.4421.6518.3327.7715.8924.71肩胛皮皱厚度(mm)15.1120.7719.7830.6317.4525.70腹部皮皱厚度(mm)17.7026.2826.3437.9322.0232.113.2淮安市老年人身体机能现状及特点

监测结果如表二所示：淮安市老年人男子的平均肺活量为2567.28ml,女子的平均体重肺活量为1825.98ml。城镇老年人男子的肺活量的均值比农村的老年人男子肺活量的均值要高，城镇老年人女子的肺活量的均值比农村的老年人女子肺活量的均值则要低。男性肺活量均值明显比女性大，达到741.30ml。

淮安市老年人男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为76.66次/min，女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为78.09次/min。城镇老年人男子和女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都比农村老年人男子和女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要低。男女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女性的安静脉搏略高于男性。

表二淮安市老年人机能指标一览表

均值指标农村城镇合计男女男女男女肺活量(ml)2477.771910.192656.791741.772567.281825.98安静脉搏(次/min)78.7280.6274.5975.5576.6678.09收缩压(mmHg)135.56130.42134.03135.62134.80133.02舒张压(mmHg)86.3883.1364.4283.5675.4083.353.2淮安市老年人身体机能现状及特点

监测结果如表二所示：淮安市老年人男子的平均肺活量为2567.28ml,女子的平均体重肺活量为1825.98ml。城镇老年人男子的肺活量的均值比农村的老年人男子肺活量的均值要高，城镇老年人女子的肺活量的均值比农村的老年人女子肺活量的均值则要低。男性肺活量均值明显比女性大，达到741.30ml。

淮安市老年人男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为76.66次/min，女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为78.09次/min。城镇老年人男子和女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都比农村老年人男子和女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要低。男女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女性的安静脉搏略高于男性。

表二淮安市老年人机能指标一览表

均值指标农村城镇合计男女男女男女肺活量(ml)2477.771910.192656.791741.772567.281825.98安静脉搏(次/min)78.7280.6274.5975.5576.6678.09收缩压(mmHg)135.56130.42134.03135.62134.80133.02舒张压(mmHg)86.3883.1364.4283.5675.4083.353.2淮安市老年人身体机能现状及特点

监测结果如表二所示：淮安市老年人男子的平均肺活量为2567.28ml,女子的平均体重肺活量为1825.98ml。城镇老年人男子的肺活量的均值比农村的老年人男子肺活量的均值要高，城镇老年人女子的肺活量的均值比农村的老年人女子肺活量的均值则要低。男性肺活量均值明显比女性大，达到741.30ml。

淮安市老年人男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为76.66次/min，女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为78.09次/min。城镇老年人男子和女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都比农村老年人男子和女子的安静脉搏的均值要低。男女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女性的安静脉搏略高于男性。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篇8

内容提要:围绕我国行政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论证考量了行政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的必要性，分析考量了立法质量评价标准应予关注的元素，认为界定我国行政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应从立法汇集和表达民意的水平、立法程序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程度、立法的整体协调性、立法的可实施性的维度加以把握。

高质量的立法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明晰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既是改进和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一个重要基础，又对充分发挥立法的功能和效果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鉴于行政立法在依法治国中处于必备条件和重要环节的位置，本文对其质量状况的标准进行了深入探讨评价。

一、考量行政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之必要性

行政立法[1]不仅是我国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现行立法中占有最高的比重（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有80%以上涉及行政关系的调整，行政法规近乎100%），由此也决定了探究行政立法的质量标准注定不能脱离立法的整体。在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立法作为特殊的政治和法治产品，其质量状况关乎人民民主政治生活的生命存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到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败，本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无疑应当受到特别的关注。

首先，立法质量的高低，注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依法治国在我国的切实实现和进一步推行。WWW.133229.cOM科学的、高质量的立法不仅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前提和依法治国实行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是完整、准确表达人民愿望和利益以及正确执法、守法、进行法律监督以及提供法律服务的核心要件。

其次，立法质量的高低，直接涉及到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统一在我国能否得到全面维护和落实。我国立法质量的状况，既关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能否得到更有效地实施，也是评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再次，立法质量的高低，必然会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千方百计提高立法的质量，才有利于更充分地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保障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健康有序地持久发展。

依法治国客观上要求提高立法质量，但立法的质量又不同于一般精神或物质产品的质量。立法的质量如果不高，不仅法的权威性必然受到直接的负面影响，依法治理国家的全部努力也将发生相当程度的扭曲。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工作的成绩斐然，迄今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而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近年来已经和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并将之作为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但认真、深入审视我国现行有效的诸多立法，不难发现其中的确存在重“量”轻“质”、重快轻好、质量不高的问题。立法是治国理政的基本依据、行为准则和重要方式，立法质量不高的负面效应也必定深广久远，这决定了对立法的质量问题绝不能累积到一定程度再搞“质量万里行”，而必须立即从现在着手加以积极改进和提高。

提高立法质量，不仅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和尝试，还应当从理论上展开科学分析和深入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研究立法质量的提高问题，尤其是积极研讨行政立法的质量问题，不仅有助于促进立法的健全和完善，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正确守法和有效地监督法律实施、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创造有利条件；而且对加强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进和完善我国的立法制度、强化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依法治国及依法行政的扎实推进都十分重要。而立法质量的提高，在客观上必然需要有相应的评价标准作为衡量尺度。这样，才能既确切知晓立法质量的状况，准确判断立法质量的高下，又能为提高立法质量确定清晰的目标和明确的准则。没有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不仅对立法的质量状况无从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甚至提高立法质量本身也会成为空谈。

二、考量立法质量评价标准应予关注之元素

立法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基本规则和评价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标准，其形成和实施要通过诸多环节和工作，立法质量也必然涉及许多方面：既包括国家立法机关的组成和运作，又与立法的产生、内容和实施效果密切相连。从总体上说，立法质量关乎立法观念、立法制度、立法技术、立法内容、立法形式等等方面。提高立法质量，就是要解决立法观念、制度、技术、内容、形式等一系列方面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就总体而言，考量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如下元素应予充分关注。

一是国家的根本性质。古往今来，尽管所有国家都有各自的立法，但由于不同统治阶级在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历史地位、所能发挥的历史作用不同，因而其立法质量及其评价标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也必然会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制约。在奴隶社会，占人口最大比重的奴隶不仅处于被统治地位，而且根本不具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只是任凭奴隶主支配、转让和处置的客体，其利益和愿望在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中根本没有任何空间。在封建国家，尽管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广大农民的地位和身份与奴隶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但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大多采用集权专制的方式实行统治，不仅皇权高于一切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不可僭越的地位和等级森严的身份差别，其立法的重心和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也只能服从和服务于封建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依法治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实，立法质量有了明显提高，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也更为严密和精细，但由于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没有动摇，其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中还是要把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置于优越的位置。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应当并且能够通过合法渠道和方式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管理，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也才可能在更多融入反映多数社会成员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成分，在立法实践中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是历史和文化传统。法治这一已被诸多国家实践证明有助于保持和促进社会持续稳定进步的重要文明成果，尽管有自身的一般生长规律，但作为其基础的立法在不同国家总是变幻万千、异彩纷呈。即便在法治发育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立法也不仅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分野，同一法系的不同国家的立法仍各有千秋。造成这种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各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存在的明显差异。既然如此，在界定评价立法质量的标准时，显然有必要考虑各个国家特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因素。换言之，既然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从未也根本没有产生过能为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立法，任何高质量的立法当然也都只能和必须立足于各国的历史，并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有机结合。与此同理，即便已被某国实践证明为质量“良好”或“上乘”的法律，也不能全盘照搬照抄到其他国家，而必须在充分顾及本国特有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的前提下进行“移植”和本土化改造，否则只会产生东施效颦甚至南辕北辙的结果。要提高立法质量，就必须充分顾及本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任何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对现实都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立法作为促进和保持国家、社会进步的规范，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吸收和传承其中的优秀成分，降解和扬弃其中的糟粕。对于我国的现实立法来说，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蕴含着许多于今有益的养分，在灿烂的传统文化里不乏表征中华民族特性的优秀基因。这些孕育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土壤，应当成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现实立法的重要资源。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必须尊重和保持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重视发掘和运用我们自己优秀的法律文化资源。只有这样，我国的立法才有扎实的根基，才会达到有益、有效的高质量。

三是基本国情和现实状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意志的形成都不能超越主体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主体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的限制。立法质量总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现实状况具有十分密切、息息相关的直接联系，立法只有符合基本国情和现实状况才具备实践意义和可能取得预期效果，不合国情、脱离现实的立法不仅劣质且毫无价值，罔顾国情和现实、盲目照搬外国高质量的立法试图解决本国同类问题必然于事无补。我国最基本的国情与现实，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立法必须牢牢地立足而不能脱离或超越这一基本国情和现实。从根本上说，立法是否符合国情和现实应当用是否符合人民的意志来衡量。马克思曾指出：法律应当“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2]并认为“要能达到这一点，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3]由此看来，立法体现人民意志不应是一个笼统、空洞的口号，而必须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愿、共同需求的凝聚与升华。这也决定了立法者对基本国情和现实状况的关注和把握，对人民意志的知晓、尊重和忠实必定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立法的质量。需要明确，尽管人民的意志总要通过有权的国家机关才能转化为法律，但不能就此将当权者视为人民意志的天然代表，更不能以为国家官员的意志自由大于且优于人民的意志自由，似乎只要按某些官员的意愿制定法律就当然地表达了民意。实事求是地说，即便在我国拥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所组成，国务院也由其产生并对其负责，但在立法中仍难免出现体现人民意志、反映客观规律不够准确、全面的问题。由于人民意志与客观规律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只要是人民中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必定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违背人民的意志也必然背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毫无疑问，真正的善法一定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反映客观规律的，否则就只能被称为劣法甚至恶法。

三、界定我国立法及行政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之维度

对于我国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整个立法而言，力求准确、全面地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包括多元利益主体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根本利益和普遍愿望，科学、合理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切实可行且能达到预期效果，应当成为评价我国立法及行政立法质量的基本标准。

就宏观角度而言，对当代中国立法及行政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应从如下维度把握：

第一，立法汇集和表达民意的水平。立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追求和体现民主是现代立法的价值取向，因此立法能否充分保障民众参与并表达自己的意见，能否真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整体意志，就应当成为评价立法质量高低的首要的、价值性评判标准。换言之，“人民当家作主”、“以人为本”以及“执政为民”等政治话语在立法上的表现和落实，应当成为当代中国立法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根本依据。社会主义中国立法的使命，在于充分地汇集、体现和表达民意，由人民按照立法程序并以立法的方式做出决策和决定，再通过法律的执行和适用等途径，保障人民意志的实现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在代议制民主的条件下，立法是否表达了民意，并不完全应当由立法者来评判，而主要应当由民众来判断和认可，由广大人民群众在法律制定出台以后对该法律是欢迎、接受、认同还是反对、排斥、抵制等态度做出检测。凡是受到人民反对、排斥或者抵制的立法，无论其立法词句如何华丽、立法技巧如何娴熟、立法逻辑如何严密、立法宣传如何动听，都不能认为是有质量的或高质量的立法，而应被视为“劣质”或“负值”的立法。

第二，立法程序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程度。立法的利益分配和平衡功能及其民主性价值是靠立法程序来保障和实现的，立法程序与立法实体价值之间，反映着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体现了立法程序对立法价值目标的规制和引导。法律的立、改、废制度，立法的提案制度、审议制度、表决制度，立法公开制度、立法听证制度、专家论证制度、公众参与立法制度，以及立法备案审查制度、立法解释制度等，都是立法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程序性制度，不仅要创设、要完备，而且应当符合科学化、民主化的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立法程序是否科学、是否有利于表达和汇集民意，主要应当通过立法程序的设计和制度安排来解决，使科学与民主在整个立法程序中相互融合、相互贯通、彼此统一，在立法程序的各个环节和具体制度中得到落实。在这方面，我们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做法需要检讨和完善。例如，立法听证是为了听取立法涉及的各方利害关系人对立法草案的意见、从而协调相关利益关系而设计的制度，但在某些地方的立法听证的程序安排和实践中，由于立法信息不对称、立法资源不平衡、立法听证的民主参与不充分等原因，立法听证往往变成了立法民主的“走过场”。又如，在立法表决制度中，由于没有关于对法案逐条甚至逐款付诸表决的强制性规定，而通常是对整部法案进行表决，因此投票者如果对法案中的个别或少数条款有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就会面临投票行为的两难选择：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而无论哪种选择，都将可能违背立法者的真实意志。

第三，立法的整体协调性。立法的整体协调性主要强调法律体系、法治体系的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一是单个法律内部的协调、同位阶法律之间的协调、不同位阶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整个法律体系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二是立法本身的协调发展，主要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适时制定、修改、补充、解释、编纂和废止，通过这些活动使法律体系保持动态地协调发展。所谓“适时”，既指立法时机、立法条件成熟与否，又指因情势变化（包括上位法立、改、废等情况）而引起法律的制定、修改、补充、解释、编纂和废止。例如，为了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就需要及时清理、修改以往颁行的与其规定相抵触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同时，根据社会发展产生的新情况、积累的新经验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成熟的、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应当适时补充到法律、行政法规之中。三是立法与行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治宣传教育的协调，即整个法治体系的整体建构和协调发展。在政治学意义上，立法过程就是政治决策的过程，立法成果就是政治决策的结果。这种决策质量的高低好坏，既影响着法治体系的整体设计和建构，又引导、制约着它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因此，当我们热衷于研究和规划法治政府、司法体制改革、法律监督制度完善等法治建设各个方面的改革时，必须具有宏观的整体法治思维意识，更多地（或者适当地）关注通过提高立法质量来统筹规划和安排中国法治体系的整体改革和协调发展，以避免目前存在的法治的某些局部改革越彻底、越成功，越背离法治统一协调发展的整体价值目标的弊端。

第四，立法的可实施性（可操作性）。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中，法律创制是人民意志的汇集和表达，法律实施（包括法律执行、适用、应用等）则是人民意志的执行和实现，是将立法由纸上的法变为生活中的法、由文字变为现实的关键。实践是检验真理、同时也是检验立法质量优劣的根本标准。在良法善治的前提下，如果一部法律虽已颁布却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就是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无法可依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法制建设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公、违法不究的问题。这种评价虽基本符合中国法治发展的某方面实际，却忽视了有法难依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笔者认为，造成现实中我国某些法律得不到实施或者得不到切实有效实施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立法本身的缺欠。在现行有效的大量立法中，确实既存在“不良”、瑕疵、漏洞、空白甚至彼此不一、相互冲突等质量问题，又有上位法的规定较为抽象、含混、模糊且配套立法出台迟缓甚至长期空缺的现象，由此难免法律实施中的乱为、不为、慢为、难为或者不能。换言之，立法本身的可操作性低是造成其实施效果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有法不依、有法难依在相当程度源于立法本身的问题，而不应不加深入分析地简单归咎于执法不力或司法不公。至于判断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各种立法是否具备可操作性的标准，笔者赞同的见解是：1、对违规违法行为，能否做到有效追究？2、对被违规违法行为所损害的对象，能否提供有效的保护？能够做到这两条，就不会被“束之高阁”；做不到这两条，不管法律条文如何冠冕堂皇，实质上都可能只是一种“摆设”或“忽悠”。[4]二是体制方面的弊端。迄今为止我国虽然制定了为数可观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但实施效果不彰在更大程度源于管理体制存在的诸多深层问题。就行政立法的实施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迟迟不到位导致行政权的行使缺位、越位和错位，职能交叉、“九龙治水”和权限不清难免行政部门间推诿和扯皮，权责失衡、脱节及行政职责不落实使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虚幻。这类问题显然都不是靠立法所能解决的，因为立法本身作为“软件”对于体制这种“硬件”的偏差、缺损根本无能为力。在存在这些问题的状况下，纵有再多的立法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由此看来，要真正强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实施，把目光只聚焦立法肯定远远不够，而必须着眼于体制，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精力、更强的措施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以此为基本前提和中心内容扎实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概言之，只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才能理顺政府自身及其与社会、与市场、与民众的关系，行政立法本身的指向才可能清晰、明确；只有从行政管理体制上兴利除弊，行政立法的引导、规范、制约、保障作用才会有坚实的基础，立法实施的深层障碍才能得到化解，提高行政立法质量才有更多的实际价值。

注释:

[1]本文指行政法律、行政法规及其制定过程，后者的制定在我国有国家立法机关的专门授权且适用于全国.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社区居民;生命质量;生命价值;生活压力;调查报告

生命质量（qualityoflife，QOL又译为生存质量，生活质量）是一个有文化依赖性的多维概念，它指的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有关的生存状况的体验。[1]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生命质量是决定生命价值的内在要素，是生命价值的基础。生命质量是对人的生命的自然素质的社会性衡量与评价，即它所衡量的是生命存在的生理功能状态，它用以衡量和评价的标准是生命存在的生理状态能够过一种愉快、健康和有意义的生活。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人的生命质量提出新说：“生得好，活得长，病得晚，死得快。”其意就是告诉人们：健康地活着。居民的生命质量与生命态度、生活习惯、社会能力紧密相连，由于生活条件的提高，人民不仅仅满足于温饱的解决，更在于对生活质量、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等高层次的需求。人群意识到健康不仅仅是不得病，还要有完好的心理及社会适应状态。生命质量已作为一个健康与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而且已经或正在成为医学或社会发展的目标。随着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关注越来越广泛，对各式人群的生命质量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对于各种人群的综合研究尚不多见。为探讨社区居民各种人群的生命质量状况，我们在某小区内抽取100名不同社会角色的居民进行调查，分析其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旨在为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提供依据。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某小区100名不同角色的居民，其中高中生11人，大学生38人，工人16人，农民35人。所选取的对象均自愿接受调查。

2、调查方法和内容

（1）生命质量测定量表包括生理问题、心理问题、日常生活中做事态度、如何评价自己、生活习惯作息规律、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价值等多个指标。主要就居民最近一个月的实际情况测定其生命质量。共32道题目，每道题目都有五个不同层次的答案，由低到高依次转化为1-5分，计算最后结果，得分越高说明生命质量越好。发出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7份，回收率为97%。

（2）调查实施由我们向居民进行走访调查，并发放调查问卷，问卷有填表说明和规则，由被调查居民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进行填写，我们及时讲解补充，确保问卷填写质量。

3、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经核实后计算平均数，输入电子表格，将结果划分成多个区域进行归纳整理与分析。

二、调查结果

1、一般资料

97名居民年龄在15岁-5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中学生占11.1%，大学生占40%，工人占15.6%，农民占33.3%。

2、各人群生命质量与所选标本整体生命质量的比较

由表1可知，与各人群的生命质量状况相比，工人的生命质量明显较低。而高中生明显高于其他人群。在心理领域方面，大学生因处在备战高考与步入社会的中间阶段，生活比较轻松，没有压力，因此得分最高。在生理领域方面，中学生明显高于其他人群，而农民因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在生理方面得分最低。另一方面，中学生与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态度积极向上，在经历了困难与挫折打击后能够及时调整，积极面对，有着较好的自信心。其总体得分较高。而在职场上的工人在各方面的得分均低于其他人群，职业生命质量作为特殊的生命质量，有待深入研究。[2]此外，从表中也可看出各人群在生活作息与社会价值认识方面明显较低。

由表2可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生命状态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包括生理机能的不断降低，和由于生活压力而改变的心理变化，其中属23-35岁的人群心理领域得分较低。除此之外，我们不难看出，15-23岁与35-53岁阶段的人群在其他领域也都略高于23-3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群，这也就说明，中间年龄段的人群其生命质量较低。

三、分析讨论

1、由表1可得不同社会角色包括高中生、大学生、工人和农民的生命质量状况

具体情况如下：

（1）生理领域。对大学生来说，由于大学氛围较轻松，主要靠自主安排，课程较少也比较容易，致使大部分的大学生出现懒惰、懈怠、智力减退的现状，忽略了锻炼身体等积极有益的活动，而高中生需要健康的身体为基础来备战高考，所以学校每天都会安排固定的时间进行身体锻炼，且高中生正值年少，所以其生理状况会高于大学生，而工人反反复复枯燥的工作，尤其是对没有稳定收入的工人来说，其在吃穿住行方面也比较节俭，所以生理得分方面较学生低一些，农民大部分都是高龄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生理机能也随之下降。

（2）心理领域。大学生此时正是完成严峻的高考任务后，享受美好大学时光的时候，既无学习的压力，也没有社会中的各种挑战，而农民处于年复一年的耕种养家，习惯化了的生活方式，其所牵挂的只有经济来源和老人、子女的健康，所以二者的生活压力都是相对来说较小的，其心理方面的得分也是相对较高的。而高中生正处于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承受着来自老师和家长等多方面的学习压力，导致的心理问题比较多。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充满竞争的年代，它对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等多方面高标准的要求，导致日益加剧的职业紧张，过度紧张会使个体出现疲乏、焦虑、压抑、工作能力下降、甚至身心衰竭现象等，这种现象被称为工作倦怠。研究表明，职业紧张和工作倦怠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和个体的工作以及所在组织产生巨大的影响。工人面临经济，社会，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困扰，使其心理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从而心理方面得分最低。

（3）日常生活中的做事态度。由于高中生身边都会有家人的支持，同学朋友的陪伴，老师的关心，农民也是一直在家人的周围，所以二者一般都会有比较积极的心态，在遇到挫折和磨难后总会受到来自不同人的安慰与鼓励，所以在困难面前不会气馁，及时调整，积极面对。而大学生和工人大部分都是背井离乡，生活在陌生的环境中，在遇到困难时没有亲人的关心，只能独自解决，在复杂的社会面前总会有消极的情绪。

（4）如何评价自己。由于心态的不同，所以高中生对自己各方面的评价也是比较高的，而其他人群则相对低一些，由于工人面临的压力较大，自信心不足，所以其对自己的评价也较低，对未来也比较迷茫。

（5）人际关系。如上所述，高中生与农民都会生活在亲人的身边，有长期以来建立的稳定的人际关系，而大学生与工人大都处于陌生的环境中，在复杂的社会中很难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6）个人与社会价值。学生在经过高等教育之后大都会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而农民等则因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社会的功名地位，想要的只是平淡安静的生活，所以主要以生活舒适和家庭幸福作为自己的个人价值。

（7）个人评价。综合来说，各人群的自我感觉状况都是较好的，而工人由于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在陌生的环境中闯荡，接触各种优秀的人，从而产生了自卑与不自信，每天反反复复的枯燥工作，使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对未来感到迷茫，从而觉得自己的生命质量并不乐观。

2、由表2可得知样本中各个年龄段人群的生命质量

（1）在15-23岁年龄段的人群，大都还在校园中学习，所接触的都是自己的同学朋友，有父母的经济来源，同学朋友的陪伴，因此并没有过多的烦恼，生活轻松愉快，所以其生命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2）在23-3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大都刚刚脱离父母开始独立，他们此时既没有年长者的工作资历和收入水平，又不能像以前那样依赖父母，各方面压力比较大，家庭和工作很难平衡。[3]在遭遇困境时的无人问津更让他们增加情绪低落、寂寞、忧郁等消极情绪。另外，在这个年龄段，有很多的夫妻去外地打工，而将孩子留给自己的父母照顾，这样的打工者更是承受着经济生活的压力，与对孩子的想念与愧疚，要妥善处理工作-家庭-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确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精力和时间，[4]使他们的生命质量明显偏低。

（3）在35-53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由于年龄与身体的问题，大都不在外奔波，而选择在家耕种或者在附近小工厂谋求一份工作，他们大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既要操心孩子的上学、婚姻，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若老人患有疾病，则住院看病便是常有的事。孩子的上学、婚姻，老人的住院看病，尤其对于农村家庭来说着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家里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大小小都压在了这一阶段的人肩上，总的来说他们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所以这一年龄段的人生命质量也并不是很高。

四、小结

调查显示，生活压力或职业压力直接影响生命质量，压力越大，生命质量越低。[5]只有拥有良好的生命质量，才能更好的生活。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以下建议：首先，人们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质量状况，尤其是老年人和工作者，积极锻炼身体，良好的体质才是生活的前提。其次，不要被各种压力所击倒，要勇于面对，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第三，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不萎靡，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一笑解千愁。第四，政府制定各种优惠政策，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利益，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

【参考文献】

[1]高伟民，陈俊国.不同用工性质护士生命质量的调查[J].华南国防医学杂志，2009.23（5）73-74.87.

[2]赵亦舒，刘晓丹，赵静等.社区护士职业生命质量和工作绩效相关性研究[J].护士进修杂志，2013.28（18）1637-1640.

[3]丰呈祥，朱伟，张菲菲等.郑州市4所医院护士职业生命质量影响因素分析[J].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3.48（2）263-266.

[4]高伟民，陈俊国.三级医院不同用工性质护士生命质量的调查研究[J].西南国防医药，2009.19（10）1060-1062.

[5]唐娜，熊勇，陈燕芳等.深圳市4家医院护士职业压力、应对方式与生命质量相关性研究[J].护理学报，2011.18（12B）14-17.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篇10

关键词：甘肃省；经济社会；成人体质；影响；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2-0154-02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体质与健康已越来越成为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部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国民体质的强弱，既是关系到每个人身体健康和自身发展问题，也是关系一个民族发展和国家前途的战略问题。因而，国民体质与经济社会之间双向关系的研究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与需要。为此本文依据甘肃省成人(20～59岁)体质的变化特点与规律，在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对国民体质水平的影响之基础上，探求经济社会发展与成人体质发展的相关性问题。本研究旨在为国民体质监测和大众体质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

筛选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29项，国民体质指标12项，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相关分析剔除非相关指标，最终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11项、国民体质指标10项(参见表1)。

在体质指标选择上，依据从199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国民体质监测与统计所运用的体质指标，我们力求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成人体质发展指标，从形态、机能到身体素质等诸方面。而经济社会指标选择则参阅国家经济发展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在指标的选取上我们考虑到即符合比较全面原则，同时数据又能够比较容易得到，且得到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为此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与体质指标相关分析以此为基础，尽可能在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上寻求其二者的相关性，并力求使统计分析符合科学性并较客观反映事实。

二、研究方法

采用数理统计法和逻辑推理，运用统计补漏法对缺失数据进行了补漏处理，力求达到数据上的连续性和可操作性，所有数据经过SPSSl2.5进行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基于成年人作为经济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其体质水平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因素。为此我们力求在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和成人体质发展指标的变化中寻求其相关性，而对二者的相关分析则为我们的假说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成人身体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成年男女身体形态总体趋势是身高均值呈随年度的增加而增长趋势，且增幅较小，体重均值则呈逐年增长趋势，而增幅较大，也就说成年男女在1997～2005年时间段身高和体重呈不断增长趋势，统计结果印证了人体生长发育规律(即从O岁到中年身高发展趋势呈单驼峰形、体重发展则呈不断增长趋势)。但相关性分析显示社会指标“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数量”与男女身高呈正相关、与男女体重呈负相关，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与成年男女形态指标无关。相关分析表明成年男女身体形态的发展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无关，更进一步的说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实无法改变人体基本生长规律，同时证明了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

(二)成年人身体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成年男女肺活量除与社会指标“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拥有数”无关外，与其余经济、社会指标均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成年人耐力素质的影响是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下降趋势，这也正好印证了成年男女肺活量素质指标的发展趋势。

反映成年男女心血管系统的指标台阶指数与经济发展指标呈正相关、与社会发展指标呈正(男性)和负(女性)相关。也就是说成年男女心血管机能水平有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的趋势。而随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则男性心血管机能呈提高趋势、女性则呈降低趋势。

反映成年男女手臂力量指标握力与经济指标呈负相关，而与社会指标呈正相关(除与工会组织一项呈负相关外)。也就是说成年男女手臂力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下降趋势，而随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上升趋势。

而反映成年男性上肢力量的体质指标俯卧撑与经济指标呈正相关(其只与全社会零售总额一项指标无关，但也接近临界水平)，与社会指标无关。说明经济水平的发展对男性上肢力量的提高有影响。

而女性腰腹力量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呈正显著相关、与社会发展指标无关，也就是说相关分析结果说明成人腰腹力量随经济的发展而有提高趋势。

(三)男性体质与恩格尔系数关系分析

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日常食品支出所占消费支出的百分比，它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统计结果表明城、乡男性身高、心血管机能、上肢力量和柔韧素质与恩格尔系数呈显著相关、农村男性平衡能力与恩格尔系数呈显著相关，而体重、肺活量、握力等指标与恩格尔系数无关，也就是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对男性身体形态、机能和身体素质的影响不是全面的，而是部分的。

(四)女性体质与恩格尔系数关系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城、乡女性心血管机能、肺活量、上肢力量与恩格尔系数显著相关，而身高、体重形态指标和柔韧、握力和平衡能力身体素质与恩格尔系数无关。这一结果吻合了经济发展指标与体质相关性分析结果。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篇11

中国的“半人口城市化”现象

从人口城市化的定义看,是指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大量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原农村人口被作为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就大大提高了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然而在城乡二元格局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虽然实现了大批量、远距离、跨区域的就业流动，但其城乡双重属性却没有改变：他们要么长期停留城市，却无限期拉长迁移过程而无法实现彻底转移，要么最终选择回流农村；他们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和地域的转移（或不完全转移），但重要的是缺乏身份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他们因为无法获得城市户籍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利益而被称为“就业型流动人口”、“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从享受城市文明、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及各种不同层次需求的角度看,这一群体只是表面被城市化了，或只是表面被市民化了。

这种“半城市化”所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其一，不仅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利于缩小城市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大问题；其二，不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并最终影响到经济的内涵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其三，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的不完全转移，从而不利于扩大农地的规模经营，影响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其四，引发诸多社会性问题，每个农民工背后连着一个家庭，不完全城市化必然带来家庭的不完全城市化，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其五，带来“城市乡村化”，农村传统落后的文化习俗、散漫的生活行为方式等随着大批“半城市化”的人口带入城市，聚集一起形成一种常态，城市中“某某村”的出现，则是“城市乡村化”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

人口城市化面临重大转折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结构特征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从2002年开始城市真实失业率一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上升的态势而每年有所下降，劳动力市场严峻状态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由珠三角始发并向长三角扩张，又逐渐蔓延到中西部劳动力迁出大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了“有限剩余”。这种现象被国内学者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认为我国农村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已不复存在，意味着城市化转折点到来。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当城市化转折点到来，人口城市化速度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有限过剩或短缺时，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这种生产要素的替代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则是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第三产业开始崛起，逐渐取代工业而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同时也带来就业机会和人口的增加。然而我国的情况是，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尚未完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尚需要转移，城市化转折点的提前到来，意味着未来人口城市化将面临种种挑战：其一，目前进城农村劳动力大多就业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部门，但该部门工资待遇低廉，一般都是脏、累、苦的岗位。当低廉的工资待遇不足以弥补他们进城成本时，就可能选择在乡村务农或在家乡就近从事非农劳动，从而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速度，最终影响到城市化的推进。其二，伴随着劳动力短缺和用工成本提高，劳动用工必然诱致劳动节约倾向，倒逼企业走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提升产业发展的技术含量。这种产业升级和转型无疑是对大量需要转移但技能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排斥。我国“民工荒”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而是技术技能型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结构性供给不足，是部分进城农村劳动力被重新“推”回乡村的结果。

人口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民进城，重要的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近十几年来，用行政办法将郊区划入市区、一纸文件在一夜之间就把大批农村人口变成了城市人口，这种人为造“城”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表面上看，城市数量增多了、规模扩大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了，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但这种行政区划只是改变了区域的概念，并没有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被城市化”了的农民们并没有完成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政治权利、劳动就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的“二元结构”依然突出。

人口城市化不仅要实现农民市民化，更进一步的则是全体城市居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随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得到不断的提高。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城市化起飞、加速的30年。30年中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已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却是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数值在0～1之间。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且每年以0.1%速度递增，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高地和象征，人口城市化过程就是人的现代化过程，即适应社会文明发展需要的整个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和人的主体意识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文明进化过程。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市民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出现了异化，社会诚信危机，野蛮愚昧行径随处可见，城市文明遇到严肃拷问。

关注人口城市化质量

人口城市化质量体现在人口城市化数量发展的适度和对人口城市化不同层次发展阶段的包容。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范文篇12

民主生活会制度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是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建设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的重要途径。如何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局党委在实践中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与思考。

一、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的基本作法

市畜牧局党委始终注重坚持从实际出发，重点推行四项制度，不断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确保取得实效。

一是推行征求意见公示制，亮明纳谏诚意。在民主生活会召开前，局党委及所属党组织对征求到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进行梳理归纳，并通过公开栏、通报会等形式进行公示，向基层党员群众表明纳谏诚意。

二是推行生活会过程观察制，促进会风改善。局党委在召开民主生活会时，积极邀请上级党组织及组织、纪检等有关部门领导到会指导，去年底局党委还邀请部分非党代表及基层群众代表列席会议，现场观察；并在会议结束时，请列席人员对民主生活会情况按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个等次进行测评。采取这些过程观察措施后，往年民主生活会中出现的上级对下级“哄着”、同级之间“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和一团和气的“客气话”开头、言不由衷的“违心话”过场、不痛不痒的“希望话”结尾的现象得到纠正。

三是推行会议情况通报制，接受群众监督。为把民主生活会上查找出的问题解决好，局党委将整改措施和进度通过公开监督栏进行公示，并通过召开会议、工作简报等多种形式，把会议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研究制定的整改措施等方面内容，向下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进行通报。

四是推行整改效果考核制，确保取信于民。局党委对民主生活会确定的需要整改的事项，按照分工由班子成员牵头负责整改，实行责任到人，跟踪督办；凡措施不力、行动不快、效果不好的，追究有关方面的责任。同时，实行整改“回头看”，组织干部职工、服务对象代表进行评议，凡满意度达不到90%的重新整改。去年底民主生活会上提出的个别干部执法不文明、责任心不强等问题，经过半年整改，“回头看”评议中满意率达到了93%。

二、影响民主生活会质量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一是思想认识不端正，会前准备不充分。有的基层党组织会前没有围绕主题组织理论学习“预热”，针对性不强；有的错误地认为民主生活会是“揭短”会，以致会前不认真准备，临时通知开会；有的征求意见不够广泛，没有按照“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的要求去落实；有的开展交心谈心活动不够深入，难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批评意见；有的发言材料简短几句话，敷衍了事。

二是内容把握不准确，会议议题不集中。民主生活会的目的主要是找出问题、揭露矛盾、沟通思想、增进团结。但有的支部党员干部的自我剖析不认真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情况，民主生活会走样变味成“生活化”；有的泛泛而谈，不着边际地神侃一通，民主生活会变成了“大杂烩”；有的只谈工作不谈思想，民主生活会成为情况汇报会或工作研究会；有的只谈成绩不谈问题，“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民主生活会开成评功摆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