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1篇1

[论文摘要]：建立我国休闲产业统计学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但由于对休闲产业的理解不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休闲产业所应包括的行业范围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在提出界定休闲产业三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划分法，将休闲产业划分为休闲第一产业、休闲第二产业和休闲第三产业。

1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自凡勃伦(Veblen，1899)以来，休闲一直被当作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加以研究。在中国，把休闲产业作为一门学问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于光远先生最早提倡要对休闲进行研究。现在，随着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对休闲产业进行统计已经开始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目前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已经在着手建立各自的休闲产业统计框架，它们的统计年鉴中已有专门的休闲消费统计分类，英国更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即开始每年出版《休闲统计年鉴》。我国也有学者已提出了要建立我国休闲产业统计学的设想。但是，要建立休闲产业统计学，并使所建立的休闲产业统计体系在统计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就必须对休闲产业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明确的界定，否则有关休闲消费、供给、产值、就业、投资、贸易等所有统计指标的建立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科学界定休闲产业的内涵和外延，已成为目前休闲产业研究领域所遇到的一个最基本的、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休闲产业的不同理解

休闲产业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大的兴趣，迄今为止学术界发表了对休闲产业许多不同的理解，如布朗和威尔(Brown&Veal，1988)认为，休闲产业主要是指那些为满足人们在闲暇时间里的消费而向他们提供物品、服务和设施的组织和个人的集合。杰弗瑞·戈比(2000)曾把休闲业定义为与旅游、疗养、娱乐及游园等休闲行为有关的职业和团体组织。

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对休闲产业的定义及范围的界定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于光远先生(2004)曾认为，休闲产业是指为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而组织起来的产业，它是休闲得以实现的条件。这一定义虽然具有较高的概括性，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这里的“休闲需要”是指直接的休闲需要还是包括了间接的休闲需要?定义的模糊使得休闲产业的外延变得很不明确。实际上，于光远先生也并没有给出休闲产业一个明确的外延。

马惠娣是国内较早研究休闲产业的学者，她认为，休闲产业是指与人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物质的与精神的)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特别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形成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支柱产业。休闲产业一般涉及到国家公园、博物馆、体育(运动项目、设施、设备、维修等)、影视、交通、旅行社、导游、纪念品、餐饮业、社区服务以及由此连带的产业群。她还认为：“休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边界十分模糊，相互之间都有交叉与渗透，界定不同，称谓不同。如在我国，过去统称第三产业，经合组织称服务业，在美国休闲产业被划定一个范围。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统一的界定，只是大致相似。”_她这一关于休闲产业的概念目前为国内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很明显，她指的其实只是休闲服务业，而对第一和第二产业中的那些休闲产业部门则没有提及。而且，她将休闲产业等同于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还有一部分学者也认为休闲产业只存在于服务业中，他们甚至将教育产业、消费品零售业等一些不属于休闲产业的服务业也纳入了休闲产业的范畴。如李再永(1999)认为，所谓休闲产业是指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休闲时间的增加而兴起的产业，它主要为人们的精神享受提供服务，以满足人们的“美、感、游、创”等心理需求为主，主要包括旅游业、美容业、文化娱乐业、居民服务业、体育产业、教育产业等。宋成立(2001)则认为休闲产业是那些为人们的休闲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各种行业和产业的统称，它包括传统的消费品零售业、生活服务业、社区服务业、娱乐及旅游业、文化、体育、继续教育等产业。这类定义将一些因消费者的休闲消费而引发对非休闲服务的需求也纳入了休闲产业的范畴，明显存在外延过大的问题。

3休闲产业界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在目前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有关休闲产业的概念中，存在的一个共同缺陷就是：没有对休闲产业的范围作出一个较为严格的、合理的界定。因此，休闲产业到底应该包括哪些行业或部门?这～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出现对休闲产业的范围无法达成共识的原因有四：

一是人们对休闲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什么是休闲?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休闲的理解至今仍是莫衷一是。因为不同的人对休闲有不同的理解，而休闲产业概念又是建立在休闲概念基础上的，如果哪些活动属于休闲都不能明确，又如何对休闲产业进行明确界定?

二是按照传统的产业划分方式和统计方法，我们很难准确划定休闲产业的界限。正如美国学者所认为的，很难对休闲产业的范围有一个全面的统计，因为几乎所有的产业，包括国防，都有一些与休闲相关的工作。加拿大休闲学会在其的休闲白皮书中也指出，休闲活动渗透在包括军队在内的几乎所有部门之中，很难确定其产业边界。

三是大多数学者还没有将休闲产业与休闲服务业区分开来，而将休闲产业等同于休闲服务业。因此在对休闲产业的范围进行界定时，只列出了那些提供休闲服务的行业或部门，其中主要是旅游业、体育业、文化娱乐业等，而没有将那些为人们的休闲消费提供有形产品如休闲食品、休闲用品和休闲器械的行业或部门包括其中，但又觉得这样处理不科学，因此在进行具体界定时模棱两可，陷入混乱。

四是对休闲服务业本身的范围也把握不准。有些学者虽然将休闲产业等同于休闲服务业，将休闲产业限定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界定，但对于服务业中到底哪些行业或部门应该归入休闲产业，他们仍是不能很好地把握。典型的如休闲用品零售服务，是零售服务还是休闲服务?这些棘手的问题，都有可能使我们陷入模糊。

4界定休闲产业的原则

4．1从“休闲”的经济学概念出发的原则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学术界之所以在休闲产业的范围界定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主要是缘于对“休闲”这一概念理解的多样化。目前学术界对休闲的定义可谓是五花八门，既有来自哲学和社会学的定义，又有来自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定义，而且即使是来自同一学科领域的学者，他们所定义的休闲也大多是互不相同的。而我们知道，同一概念，如果内涵不同，那么外延也将不同。

那么，在界定休闲产业的范围时应该从哪一类“休闲”的定义出发?笔者认为，休闲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首先应该遵循经济学的定义方法，从“休闲”的经济学概念出发来对休闲产业进行定义。而在经济学那里，“休闲”被定义为“消费者在闲暇时间里的活动”，它首先是一种消费活动，隐藏在这一活动背后的是消费者对休闲物品和休闲服务的消费需求。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休闲产业首先应该被定义为国民经济中所有“生产休闲物品和休闲服务的部门”。

4．2消费者直接使用的原则

既然休闲产业是指所有生产休闲物品和休闲服务的行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哪些产品属于休闲物品或休闲服务?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定义的难题，那就是：如果以消费者的直接休闲需要定义休闲物品和休闲服务，则那些为大型游乐场所提供游乐设备的行业将被排除在休闲产业的范围之外，因为这些游乐设施并不是消费者的直接休闲需要，它们只是游乐服务企业生产休闲游乐服务的中间投入，游乐服务企业生产的休闲游乐服务才是消费者的直接休闲需要。但根据常识，这些生产游乐设施的企业显然应该归入休闲产业。因此，如果以消费者的直接休闲需要定义休闲物品和休闲服务，则休闲产业的范围将过窄。相反，如果以消费者的间接休闲需要定义休闲物品和休闲服务，则因消费者的休闲引致需求而引发的所有产业活动也都将被纳入到休闲产业的范围，如那些为游乐设备生产企业提供中间产品的行业如钢铁行业、塑料行业、电力行业等，都将属于休闲产业，这样无疑会导致休闲产业的范围宽泛无边。

因此，我们既不能以消费者的直接休闲需要也不能以消费者的间接休闲需要定义休闲物品和休闲服务，而应该遵从“消费者直接使用”的原则，即如果某产品是供“消费者在休闲时由消费者直接使用和消费”的，是“用于休闲的”，则这样的产品就是休闲物品或休闲服务，生产这类产品的行业就属于休闲产业。比如游乐场向游人提供的游乐服务是游客的直接休闲需要，而游乐场的游乐设施是游客的间接休闲需要，这些游乐设施虽然只是游乐场生产游乐服务的中间投入，但由于许多服务尤其是休闲类服务的生产具有生产的特殊性，即要求消费者利用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设施进行自我服务，因此这类游乐设施仍是供游客“直接使用”的，故生产这类游乐设施的企业仍应被归入休闲产业，而其他那些为生产休闲物品(用品)和休闲服务的企业提供中间产品的企业，由于它们所提供的中间产品不是供消费者在休闲时“直接使用”的，因此不能被纳入到休闲产业的范围。所以，对休闲产业的界定应遵循“消费者直接使用”的原则，而不是“直接需要”的原则。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1篇2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广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经营者通过广告宣传，原本意在介绍、推销某种商品或服务项目，诱使消费者产生需求欲望，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然而随着广告大战的愈演愈烈，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广告者为牟取非法利益而在广告中掺杂虚假成分、对商品或服务作出虚假的或引人误解的表示和宣传，致使消费者产生过高期望值从而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况层出不穷。这些虚假广告一方面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对于合法经营者形成不正当竞争;另一方面也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因此，亟需对虚假广告进行规制。但是，虽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直在查处违法广告，并对违法行为人苛以严厉的行政处罚，虚假广告却依然有增无减。不可否认的是，虚假广告中的行政责任有着先天的缺陷。追究违法行为人的行政责任，需要有关国家机关加强监管，然而，由于人力有限，监管者面临以少对多的局面，致使相当多的虚假广告违法行为得不到处理，违法成本过低也助长了违法者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从而滋生更多的违法行为。笔者认为，解决虚假广告问题，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以民事责任为主导、以行政责任为补充的完整的法律责任体系。

民事责任包括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广告的特点是广而告之，即以一对多，这与合同责任的相对性有着天然的冲突。因此，虚假广告的责任主要体现为侵权责任。侵权责任具有惩罚与救济双重功能，包括剥夺不法者的利得和补偿受害者的利益损失2个方面的内容。侵权责任既对虚假广告行为进行惩罚，又对受欺骗和误导的消费者进行补偿救济，这符合公平正义观念。侵权诉讼的救济机制对消费者是一种有效激励，能够激励消费者为保护自身权益积极对虚假广告行为进行追诉。相对于数量有限的执法人员而言，人数众多的消费者如果对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进行追诉，将大大提高对这一违法行为的惩罚概率。从这个意义上说，侵权责任的规制有利于对整个虚假广告产业链实行打击。

与虚假广告铺天盖地的现实情况相比，有关虚假广告侵权责任的理论研究似乎已经滞后。虚假广告不同于一般侵害行为，一般不直接对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而是通过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再因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瑕疵对消费者造成损害。在虚假广告对瑕疵产品或服务进行虚假宣传的情况下，往往是虚假广告的欺骗、误导作用与瑕疵产品或服务本身的缺陷共同对消费者产生损害。虚假广告侵权案件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审理这类案件存在一定的难度。同时，对于虚假广告的界定、承担责任的主体、归责原则以及消费者造成损害后的赔偿范围等问题，在理论界也众说纷纭，争议很大，有必要予以研究。

二、虚假广告的界定

我国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未对虚假广告给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界定，在《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也只提到广告应当真实，至于什么是真实、如何判断广告的真实却并未提及。

虚假广告一词主要存在于学术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虚假广告是不实广告，是指工商企业以刊登或散发虚伪不实广告使消费大众信以为真，而从事价格、品质不相称的经济交易;还有人认为，虚假广告是指经营者通过内容与实际不相符的广告宣传推销商品的行为。借由上述归纳可以看出虚假广告的本质在于广告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具有欺骗性或误导性，广告宣传的内容与商品的客观情况不符，有意夸大或予以模糊，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笔者认为，虚假广告应界定为：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和广告代言人为牟取非法利益而在广告中采用欺诈性的手段，对商品或服务的主要内容作不真实的或引人误解的表示，导致或足以导致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广告。考虑一则广告是否为虚假广告，首先要从客观方面认定广告本身是否虚假不实，即商品宣传的内容是否与商品的生产者、成分、质量、性能、功效等相符;其次要考虑广告对受众即消费者是否产生了误导性影响，即是否诱导消费者产生与内心真实意图相违背的消费行为。例如，在某果肉型饮料的广告宣传上，用动画方式描绘出几种水果图案，并附上本品添加有大量果肉的宣传语，但是经鉴定，该饮料中仅含有微量果肉，其余成分全部由水和食用香料组成，广告宣传的内容与产品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消费者也因该欺骗性广告购买了并未添加大量果肉的饮料，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认定该广告为虚假广告。

虚假广告的虚假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虚假的消息，通常称骗局广告，指宣传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本身不存在;(二)虚假的品质和功能，指广告宣传的有关商品或服务并未达到广告中所宣传的质量技术标准或不具备广告所宣传的功能效用;(三)虚假的价格，又称欺骗性价格广告，即消费者最终支付的货币与广告宣传价格不符;(四)虚假证明，指广告采用带欺骗性的证据或假借他人言论宣传商品的质量、功能等，诱骗他人上当。

三、虚假广告责任主体的认定

在虚假广告导致消费者损害赔偿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刑法》等法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虚假广告进行规制。《广告法》第3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2013年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针对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广告作了特别规定，即上述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由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以及广告代言人与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5条第2款规定：广告经营者、者设计、制作、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第3款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消费者因虚假广告推荐的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遭受损害，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相关规定请求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药品，使消费者遭受损害，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相关规定请求其与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从上述法律规定看，虚假广告侵权中首先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广告主。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事实上，广告主一般就是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服务的提供者，是虚假广告信息的源头，其承担责任理所应当，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无争议。这也符合侵权行为法则中自己行为、自己责任的一般原则，存在争议的是另外两种责任主体：一种为广告经营者与广告者;一种为广告代言人，尤以广告代言人的责任承担存在的争议最大。

(一)广告经营者与者的侵权责任。广告经营者是指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包括广告设计者、广告制作者和广告人。《广告法》第26条规定：从事广告经营的，应当具有必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制作设备，并依法办理公司或者广告经营登记，方可从事广告活动。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的广告业务，应当由其专门从事广告业务的机构办理，并依法办理兼营广告的登记。广告者，是指为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广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广告者主要有2类：一是新闻媒介单位，包括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介广告的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网络运营商等，这是广告的主要媒介;二是具有广告媒介的企业、其他法人或经济组织，利用自有或自制音像制品、图书、橱窗、灯箱、场地(馆)、展览馆(中心)、影剧院、机场、车站、码头等。在我国，广告者必须是经依法核准登记、从事广告业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个人不允许从事广告业务。

广告经营者是广告艺术形式的完成者，广告者是广告信息的传播者，他们应对虚假广告侵权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问题在于，实际的广告活动中，往往是由广告主控制着商品或服务的全部信息，并决定广告的内容，如果赋予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过高的注意义务，则会增加广告的成本，不利于广告业的发展。因此，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对虚假广告侵权的归责原则不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在从事广告经营与活动中一般是收取费用的，依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即其应当对于广告主需要的商品或者服务进行审查，但这种审查应当理解为形式上的审查。广告经营者、广告者违反了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则应当承担责任。同时，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对于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是否存在过错，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二)广告代言人的侵权责任。广告代言人是在商业广告中利用自己的证言、外形及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介，直接或间接地向消费者推销商品或服务的人，也包括扮演广告角色、宣传商品或服务的人。广告代言人既包括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也包括个人。所谓社会团体，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第1款的规定，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如代表特定人群诉求的消费者协会、专业性质的学会等。这些社会团体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因此可能通过推荐商品而促进被推荐商品的销售。除了各种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也包括未依法注册为社会团体的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又可以分为知名公众人物和普通人。知名公众人物，通俗称为名人，一般指享有较高知名度、具有相当影响力、受到社会公众关注的人物，包括文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各行各业的知名专家、社会名流乃至科学家、政治家等人物。判断知名公众人物的标准主要从社会公众的知晓程度上来看，比如在该人所从事的领域获得普遍认识，在职业涉及的地域范围得到公众的广泛认知等。作为个人的广告代言人主要是知名公众人物，但普通人以一般消费者的身份在广告中代言也并不少见。

一般广告主选择代言人时，都会倾向选择文艺体育界或者企业界名人，包括影星、歌星、球星、笑星、名模等，因此，将代言明星与广告代言人混用，这在一般意义上是完全可以的。但笔者认为在探讨此类主体的法律责任问题时，不宜称为明星代言法律责任。首先，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对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适用效力，无论是明星还是其他一般公民，只要其在代言中发生违法行为都应依法追究责任，不能说只有明星需要承担，而其他人代言就不需要。其次，《食品安全法》也肯定了这一认识，其第55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里的个人绝不仅限于明星，而是泛指代言人个人，故称明星代言法律责任也不符合立法本意。另外，明星泛指在某些领域得到公众认同的相对成功的人士，并非一个确定和严谨的法律术语，在法律上也无法确认其内涵与外延。因此在探讨法律责任时，应当使用广告代言人这样一个相对规范的概念。

日常生活中，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个人经常在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由于这些组织或个人一般都具有较高信誉和威望，因此有利于广告信息的快速传播。如果这类广告的内容失真，将会有更大的欺骗和误导作用。同时，这些组织或个人推荐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一般都有丰厚的报酬，也因此应当对广告的真实性尽到较多的注意义务。我国《广告法》第38条第3款仅规定了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等机构荐证者的侵权责任，没有规定个人代言虚假广告的侵权责任，我国《食品安全法》第55条弥补了《广告法》的立法空白，规定了个人代言虚假广告需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食品广告，范围太窄。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针对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广告作了特别规定，即广告代言人要与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尚无一般性的商品和服务推荐者责任规定，《侵权责任法》也未将该制度纳入考虑，因此有学者提出，不能仅仅局限于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而应当举一反三。虚假广告已经成为我国广告活动中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在《广告法》中规定个人荐证者的侵权责任，显得尤为必要。适用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推荐的连带责任，才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笔者认为，在目前《广告法》对于个人代言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认定个人广告代言人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即广告主与代言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故意，具体来说有两种情况。其一，广告主与代言人相互串通。在这种情况下，广告主与代言人实则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二者的主观状态均属于直接故意。其二，广告主与代言人虽然没有相互串通，但代言人明知广告主生产了质量存在缺陷的产品或者提供有缺陷的服务而仍然为该产品或者服务进行代言。在这种情况下，广告主的主观状态属直接故意，代言人的主观状态属间接故意。毫无疑问，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认定他们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认定广告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

四、归责原则的选择

广告代言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承担何种责任，采取哪种归责原则，存在很大的争议。

第1种意见认为，应当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相对于广告代言人侵权而言，广告主可以说是虚假广告的始作俑者，其主观恶性很大。相比广告主而言，广告代言人一般不掌握完全信息，对商品了解也有限，判断广告真伪的能力较弱，让他们去熟知所有行业的真实合法与否显然不现实，他们有时也是虚假广告侵权的受骗者和受害者。所以，对于广告侵权仍然适用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这有利于平衡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有学者认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从事代言的名人来说不符合法律正义，而且会限制行为选择的自由，因此，采取过错责任原则似乎更为适宜。只有在广告代言人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言时，才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广告代言人已经认真履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广告审查职责，仍然无法避免虚假广告的产生，就不应当承担责任。在广告代言中，广告代言行为并未直接造成损害，因此，具有过错的代言行为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基于公平、正义的民法基本理念，应当确定产品代言连带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代言人有过错的，才需要与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构成共同侵权，才承担连带责任。在广告代言侵权责任中，尽管产品侵权责任应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对于产品代言人的责任确定，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产品代言人没有过错的，不承担连带责任。

第2种意见认为，应当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所谓无过错责任，是指当损害发生以后，不问加害人有无过失，只要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加害人均应承担责任的一种法定归责原则，其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对消费者而言，繁琐的举证过程是一种负担，这种负担表现为时间和金钱的耗损，最终转化为诉讼的成本。因此应当采纳无过错的归责原则。广告代言人特别是名人收取高额代言费，对公众的消费选择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其向消费者推荐的行为是独立于产品生产者的，这种行为具有担保的性质，造成广告代言人与消费者之间形成某种信赖关系。明知或者应知实际上是一种主观状态，消费者难以证明，适用过错原则，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和维权成本，这也是实践中广告代言人能够逃避其责任的主要原因。采用无过错责任，使得广告代言人必须严格把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虚假广告的，维护广告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3种意见认为，应当采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过错推定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当受害人举证证明加害人的过错有困难时，为有效地保护受害人利益，从加害行为本身推定加害人有过错的过错认定方式。笼统地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为消费者很难证明广告代言人具有主观过错。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既解决了消费者举证难的问题，同时又赋予了广告代言人举证反驳的权利，很好地平衡了消费者和广告代言人的利益关系。而且，过错推定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能够促使广告代言人在从事相关广告业务时更为谨慎小心，更加认真地履行广告审查义务，有利于更好地预防和遏制虚假广告。因此，广告代言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时，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笔者认为，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即只要广告荐证者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内容失真，并且造成了损害，就应该对消费者承担侵权责任，但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从侵权责任法的一般原理看，应当奉行无过错即无责任的原则，否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动辄得咎，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以过错责任为原则，以无过错责任为例外，无过错责任主要是基于工业生产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的危险而产生的，故又称危险责任。法律规定高度危险作业、环境污染、产品缺陷以及法律特别规定的其他情况，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显然，虚假广告侵权责任难以归于危险责任之列，不应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过错推定是介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责任，其是否为独立的归责原则，学界的认识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的一种形态，有学者认为过错推定是独立的归责原则。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过错推定实为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情形，是为了弥补过错原则对于受害者举证责任上的苛求而不能获得赔偿的不足。确实，过错责任原则有时并不能对受害的消费者提供实质意义上的救济，在诉讼中，广告代言人很容易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相关的注意义务，很容易免责，使得消费者的诉讼请求落空。法律上面临的窘境是，过错原则过于宽松，而无过错原则又过于严苛：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以过错责任为原则，严格责任为例外。我国侵权法上的严格责任采德国立法模式，限于法定的严格责任类型。从法律适用角度，尚无法律明文规定商品和服务推荐者责任适用严格责任。而且商品和服务推荐者的行为本身无法单独造成损害，其推荐行为只会使得产品致害和服务加害履行的可能性增大和范围扩大，既不具有特殊的危险性，其致害行为也不独立。这种推荐行为与产品侵权或者服务加害行为结合起来，才可能共同造成消费者的损害，是属于具有一定从属性的损害扩大行为，因此不宜苛加其无过错归责原则。

从繁荣商品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量，对广告代言人责任的承担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更为适当。从举证责任分配中的利益衡量来看，就商品和服务推荐者来说，明知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或者公众号召力，进行社会推荐行为，理应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而且代言人一般是有偿接受商品或者服务提供者的推荐要求，更应该提高其注意义务。可对商品和服务推荐者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由商品和服务推荐者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对被推荐商品和服务的审查义务。

至于审查义务是实质性的审查还是形式性的审查，应该以较为严格的形式审查为限。推荐者应该对被推荐者的资质、推荐项目的各种材料进行认真审核，以确定其真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推荐者必须具有专业知识，或者必须借助第三方对被推荐者的商品和服务质量进行鉴定。

五、虚假广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广告代言人只要设计、制作、、代言虚假广告，就构成了违法行为。

(二)损害结果

消费者因为购买了广告中宣传的商品或者接受了服务，人身或者其他财产因此受到了损害，才会涉及虚假广告的责任承担问题。就商品而言，应当是产品存在《产品质量法》所说的缺陷。《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其核心是产品存在着不合理的危险。产品缺陷除了给消费者人身造成损害之外，还会带来其他财产损失。另外，消费者接受服务后，或者带来人身损害，或者造成其他财产损失。只有符合这样的后果要件才可以让代言人承担法律责任。

与产品缺陷相对应的产品质量问题是产品瑕疵。笔者认为，如果产品仅仅存在瑕疵的话，不涉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问题。《产品质量法》中的瑕疵是指产品不具备良好的性能，不符合产品的明示标准，或者不符合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但产品本身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方面的不合理危险。

(三)因果关系

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广告代言人责任的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由于损害不是由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广告代言人直接造成的，其设计、制作、、代言虚假广告的行为并非就是引起消费者购买的唯一、直接原因，因此，消费者只需要证明其购买产品和服务与设计、制作、、代言虚假广告的行为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即可。这种一定的因果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推定性。即消费者只需要证明其看过、听过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广告代言人设计、制作、、代言的广告，或者该虚假广告在消费者所在区域播出过，即可以推定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虚假广告中因果关系的考量主要是看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在侵权责任法中，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在于其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上的相当性。该相当性可以理解为侵权行为时社会一般人通常认为该侵权行为具有足以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以广告代言人演出的广告为例，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出演虚假广告的人都应对虚假广告所产生的损害负责，关键在于代言人在虚假广告中的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是否具有相当性的作用。因为基于广告而产生的买卖行为是个双向行为，既有广告主、广告者、广告经营者、广告出演者的行为因素;也有消费者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在其中。如果某人在某一虚假广告中的出演仅仅在于要引起人们的注意，激起消费群体的关注，此时消费者出于对某人的喜好与模仿而购买某项产品或接受某项服务的，据此认定代言人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就显得过于牵强，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认定广告代言人负有侵权责任;反之，如果某人在某一虚假广告中的出演不仅仅是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注意，而且意在通过形体、动作、语言明确号召广大消费者作出某种选择，或者宣称某种选择更具合理性，例如很多广告中所包含的相信我，没错的等语言，那就是在引起广大消费者注意的基础上又意在引起他们的有效信赖，从而诱导其作出某种购买行为。此时应认定，某人的代言对损害后果的产生具有一定帮助作用，二者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即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四)主观上存在过错

主观过错表现为以下3种形式。1.直接故意。即明知广告或代言的产品有缺陷或者服务有瑕疵，必然或者极有可能造成损害，仍然进行广告或代言。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极少发生，而且可能承担刑事责任。2.间接故意。即明知或代言的产品有缺陷或者服务有瑕疵，有可能造成损害，仍然予以或者代言，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这样的主观心理状态尽管与前一种故意有所不同，但仍然是对明知的损害后果予以放任，属于间接故意。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形可能比前一种稍为多见，但仍然不会太普遍。3.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广告或代言推荐的产品有缺陷或者服务有瑕疵，有可能会造成损害，基于疏忽或者懈怠而仍然予以推荐。这是对于损害发生的过失心理状态。对于推荐的缺陷产品造成损害具有过失的推荐行为，也具有过错，符合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由于广告经营、广告与广告代言的责任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因此实际上是由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广告代言人自行证明其尽到了较高的注意义务。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一、炫耀性消费与符号性消费中的身份政治

安德鲁海伍德(AndrewHeywood)曾从四个方面对政治概念的界定进行了总结，即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治、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政治。在海伍德看来，作为权力的政治是一种最为宽泛的界定，它不再把政治限定于特定的场域(政府、国家或公共领域)，而是认为在所有的社会活动和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政治在发挥作用。这样一种宽泛的界定，把政治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和社会生活中进行考察，不仅让我们认识到政治无所不在，更能够让我们直接体会到个人的微观政治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政治。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权力是一种网络关系。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转换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支配关系。身份标示的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身份是一种影响力和权力关系坐标，身份的界定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因此，身份既是一种社会资本，也是一种政治资本，并且可以根据具体情境的需要而相互转换。正因为如此，政治社会学把社会身份作为核心研究内容。按照法国社会理论家克劳德勒福尔(ClaudeLefort)的说法，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它们不过是那些有着细微差别的国家理论及与国家理论相关的各种社会身份理论。获取与标示身份的方式很多，其中，消费行为即是获取和标示身份的重要形式之一。

只要花费是满足基本需要的，就不是消费主义。当为了满足更高需求时，就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范畴中的奢侈性、浪费性消费，一是为了物质享受，二是为了炫耀。这两种追求既可以独立地存在于消费活动中，也可能统一于消费活动中。之所以有炫耀性消费，因为这是财力实力的明证。财力实力是值得尊敬的或尊荣的，因为分析到最后，它展现了成功和优越的力量。消费社会学之父凡勃伦(ThorsteinB.Veblen)进一步指出:财富或权力必须提出证据，因为唯有取得证据才享有尊荣。财富的证据不仅仅让别人对自己的权势产生深刻的印象，以及让自己对权势的意识保持活力和警觉，并且在营造和维系本身的自我满足方面的功能也不遑多让。为显示地位和优越性的消费必然是奢侈性的，而为了维护消费地位及其优越感，消费又必然是竞争性和攀比性的。炫耀性消费，成为影响他人的工具之一，是权力塑造和练习的过程消费已经政治化了，或者说，这种消费行为的动因是政治性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欧美消费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电视的高度发展，其后是互联网的迅猛扩张。这些科技的新发展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可以也愿意越过周围的人群，注目远处绚丽梦幻的生活景象。电视、电影、广告、时尚杂志的发展相互促进，它们既是消费品，也是消费的推动者，它们不仅培养了消费主义，而且还和消费主义一道发展。电视、电影、广告、时尚杂志等，呈现的是有钱人的生活，它们对于人们消费模式的描述常常是极度夸张和极端扭曲的，宏大、豪华、奢侈、时尚等成为成功的符号，成为人生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视、电影、广告、时尚杂志等成为消费主义的创造者，所有这些又被互联网所放大。由此，欧美消费进入了新的消费文化时期，朱丽叶朔尔(JulietSchor)把它称为新消费主义。和消费主义一样，新消费主义在物质层面追求奢侈、豪华、贵重;和消费主义不同的是，新消费主义为了展示审美情趣和消费技能，对时尚和品位有着迫切的追求。究其原因，新消费主义已经超越物质和生理享受层面，在社会和政治层面规划和设计消费策略。

新消费主义更加注重通过消费来定位身份，身份政治的需求和动机更加迫切而明显。从社会状况看，在较早的年代，社会地位是由一个人的出身、历史和阶级决定的，消费在决定社会地位中只不过起到一种次要的作用。城市化的发展、熟人关系的剧减、现代政治文化的教育，所有这些使得传统的标示身份的方式已不被认可，占有财富本身在陌生人关系中也难以有效地标示出身份，只有其直观的动态的使用和消费才是方便快捷的标示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有效方式。实际上，当一个人的出身、历史和阶级在社会里不再那么重要的时候，身份就更是一种流动资本，消费也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在流动的社会中，消费作为身份象征性、符号性的意义更进一步凸现出来。

这种定位于身份政治的新消费主义的消费更具有侵略性，已不再是防御性的。在新消费主义氛围下，消费作为文化资本决定了消费者的品味和喜好。品味成了一种阶级地位的象征、一种阶级的标志。权力地位是相对而言的，由此，定位于身份政治的新消费主义与消费主义一样，也是竞争性、攀比性的消费，持续地处在消费物品有和无、消费品味高和低的不断竞争与追逐中。在朱丽叶朔尔看来，与过去攀比性消费不同，新消费主义的攀比性消费在可攀比的范围上扩大了:电视提供了众多样本，街坊邻居已不再是参照样本;以前的攀比主要在邻里之间，现在工作单位已成为消费攀比之风的沃土。这种攀比性消费常常是和经济地位远远比自己高的人进行比较，以争取实现更高级的富豪式的生活。

在凡勃伦看来，炫耀性消费是财力实力的明证。这一论述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消费主义的经典总结。新消费主义则不仅意在展示财富的多寡，也要表明消费技能的高下，并力图表现审美情趣的优劣。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在现代社会，消费品位是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是社会区隔的文化资本。这一论断可以当作是对新消费主义的扼要概括。消费主义主要展示硬实力，新消费主义则同时要展示软实力。如果说凡勃伦阐述了消费主义关于硬实力的身份政治机理的话，布迪厄则在新消费主义层面上论及了关于软实力的身份政治机理。消费符号具有区分社会层次、巩固社会差异的作用，现代人被符号的社会区分所控制而竭力劳动。新消费主义的竞争性攀比性，使得后来者不断进行补偿性消费，以便弥补消费竞争不足或在消费竞争中取胜，努力保持品味差距和社会距离。这就需要保持高收入水平，加大文化与象征符号的资本投入，花大量的时间鉴别服务与产品，于是，新消费主义者成为被蹂躏的有闲阶级。一些学者直接在政治层面上对品味加以解释。

如丹尼尔米勒(DanielMiller)写道:品位主要被看作阶级偏见的原因，阶级偏见被定义为少数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对于粗俗的玩笑、廉价的商品、工人复制品或没有风格的商品的感受，以及被轻视的工人阶级对于狂妄的、冷酷的、堕落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感受。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Skidelsky)也认为，社会不平等是引发消费品味和刺激凡勃伦式竞争的动因。米勒和许多学者都认识到消费差异和消费竞争是政治经济的结果，但米勒与大多数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还把政治经济看作是消费的后果。消费品味及其竞争，源自于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又反过来导致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差异和不平等。

相较于大众奢侈消费的身份政治，奢侈性的公款消费则更直接地体现出消费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关系。奢侈性的公款消费，首先是权力自身的消费，是不适当地利用权力的过程。其次，它也是权力展示的过程，高档的消费场所、昂贵的消费物品、繁杂的消费程序，无不是权力展示过程的一部分。为了展示权力，它还模仿最具权力象征性的消费，如建办公大楼模仿天安门和白宫，就是权力最为癫狂的想象。公款消费的消费物品和消费场所，已经具有权力符号的意义丰裕的物质消费表征着权力和官位。再次，它还是权力再生产的过程，通过消费来建立或巩固各种关系，并把这些关系转化为职场的权力资源。正如保罗霍普(PaulHopper)所言，炫耀性消费，是一种地位竞争，这种消费文化展示了社会不平等，可能引起社会不安。奢侈性的公款消费，更是撕裂了社会和政治关系。可以说，公款奢侈性消费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关系，也影响着政治关系;既是权力的结果，也是权力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政治学层面展开消费行为政治动因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明显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大众日常消费行为中的政治意蕴

消费行为的政治动因，不仅表现在奢侈消费中对身份政治的追求，也表现在日常消费中政治感知对消费决策的影响。业已形成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和政治意识会渗透到购物过程中，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是否要购买某些产品和服务。例如，购买绿色产品需要多花费用，为了家人的健康，人们常常愿意这样做;而为了尽到减少碳排放的公共责任，人们是否愿意多花费用，则是很不确定的。因此，是否购买绿色产品，是否采用减少碳排放的消费方式，这不仅是表达爱意的问题，也是关于公民公共责任的政治问题。有许多人乐意假装是生活的旁观者，而不是负有责任的参与者，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毫无愧疚地进行消费了。人们的公共责任意识没有被激发出来，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政治公平是主要原因。在丹尼尔米勒看来，从市场机制入手来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纯属胡扯，因为市场机制会加剧这种招致大量消费和欲望的不平等因素;而且这也不是贪婪的问题，而是因为单纯的不公平。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之前是不会抑制消费的。米勒还认为，社会不公的加剧会导致人们之间信任的缺失，而人们之间信任的缺失又会导致他们不愿参与公共活动。由此看来，绿色消费问题最终是个政治问题。

自由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在物质丰裕社会，或者说消费社会，消费者自然把消费活动和消费选择作为自由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作为自由的象征。汽车的畅销不仅仅在于产品自身的功能以及产品的社会地位的符号意义，也在于汽车所赋予的自由的感觉和联想。个体自由是连接共同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中心环节，长期以来，这种中心性的位置的确立原本来自市场领域和权力领域，近来已经转入了消费领域。从社会结构看，消费自由以高效的市场存在为基础，而反过来它又是确保市场存在的条件。个体消费自由是以物质丰富为基础的，受到市场机制的鼓励，并由此受到政府的保护。从个人的欲求上看，消费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选择和自我表达的过程。比起劳动，消费才是创造自己专属生活的主要方式。对他们来说，劳动并不是价值的根本来源，消费才拥有更为合适的基础，因为消费不像劳动那样使他们感到被动和压抑。消费具有令人愉悦的属性，消费的感受是独自不可转让的，消费创造了专属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消费自由最为符合人性的自然追求，在消费社会，个体自由首先作为消费者的自由。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消费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个人自由是以消费自由的形式出现的。

正是基于对消费行为的研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对自由做出了后现代的新解释:自由只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时方能存在。自由不是一种所有权或个人对自身的占有，而是一种与个体间的某种差异相关的属性。这种差异是由他人意志决定行为与由自身意志决定其行为之间的差异。也正是由于消费自由，使得消费社会具有了明显的差异性。鲍曼从消费者日常生活入手，以微观叙事的方式展现了消费者的情感、欲望及消费行为的政治涵义和政治影响，解构了以宏大叙事、崇尚理性、国家中心、一元化为特征的现代政治，展现了消费社会由于消费行为而带来的丰富的差异性。当然，鲍曼也告诫，消费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政治无所不在，只要消费自由不损害国家利益，政治就以隐匿的方式存在。自由不仅表现在主动选择的积极自由，也包括免于控制的消极自由。消极意义上的消费自由，主要表现为购物的热情与流连忘返，因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市场是消费者逃避官僚政治压抑的唯一场所。也如马丁帕维斯(MartinPurvis)所言，消费是集体逃离生产竞争的工具。大型购物中心也正是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个方面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方面，众多的商品供开放式自由挑选;另一方面，刻意营造轻松愉快的气氛，甚至预留交往和聊天的空间，使购物中心切实地成为释放压力的场所。对有些消费者而言，大型购物中心主要作为休闲放松的场所，购买一点商品只是对商家的一种补偿。于是，商业和政治就这样通过消费结合在一起。

在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Sennett)看来，对自我消费激情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时尚驱动说，即认为广告和大众传媒业学会了如何塑造欲望，以促使人们对他们拥有的东西感到不满;其二是有预谋的废弃说，认为厂家可以不把商品制造得经久耐用，以促使公众购买新的东西。这两种解释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都假定消费者扮演的是被动的角色，消费者只是广告的玩偶或者废品的囚徒。而事实上，消费者能够以更为主动的方式参与到自我消费的激情中去。消费者在体验产品功能的同时，往往赋予了商品以某种特定的想像，如酒和性感、珠宝和高贵、香水和魅力等等联结到了一起，从而挖掘出产品的新功能;消费者也会在高度同质化的商品中寻找细微的差异，并从中获得乐趣;最能调动起消费激情的，则是邀请消费者参与完善半成品产品，因为使用那些业已完善的耐用的产品很可能已没有了激情。消费者的想像和参与，既与知识兴趣有关，也与公民意识有关，即便是以国家理论为研究中心的政治学也不能否认其政治隐喻，而政治社会学理所当然地把这些视为自己的研究内容。

购物消费，不仅会涉及道德操守和价值观问题，也会涉及政治利益的考量，涉及政治情感和政治情绪的表达。在购物消费过程中，一旦这是谁生产的?这是哪里生产的?我的购物消费对谁有利?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影响消费选择时，那么这已不是在包装审美、产品功能及性价比上进行权衡，而是在政治上进行考量。消费的区域主义、消费爱国主义(或者消费民族主义)就是这类政治考量的突出表现。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节日消费(如春节、清明节消费等)，追捧西方文化的节日消费(如圣诞节、情人节消费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并存、竞争，都充满了政治意蕴。

英语boycott一词，一般译为联合抵制。在英语世界中，最近生造出一个新词buycott，与boycott相对，对此国内尚无相应的翻译。根据维基词典，buycott的定义为:1.Noun.Theoppositeofaboycott:deliberatelypurchasingacompanysoracountrysproductsinsupportoftheirpolicies，ortocounteraboycott.2.Verb.Tosupport(acompany，country，etc.)bybuyingitsproducts.〔39〕buycott是通过购买行为表达对国家或企业的支持，或是对抵制的反抵制。根据buycott一词的涵义，可以译为支持性购买考虑到和boycott一词相对，也可以译为联合购买、联合支持。当然，在具体使用中可以根据语境对buycott的翻译做些调整。这一语言现象表明，欧美国家消费者常常把消费作为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形式，而大量的消费运动则更是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独是英语世界的国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许多消费行为也内涵了政治诉求。

三、消费行为政治动因的研究与消费问题的治理

福兰克莫尔特(FrankJ.Molter)认为，自凡勃伦的名著《有闲阶级》(1899)出版以来，社会学关于消费研究的重大成绩就是把消费看作是各种权力关系的一部分;但比起消费自身的权力动力学来说，相当多的研究更关心外在于消费的权威对消费的影响，而不是深入到消费的具体细节中分析消费的权力模式。福柯(MichelFoucault)关于权力具体性的话语模式则提供了另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即权力的关系并不是与其他类型的关系(如经济发展、知识经济、性关系等)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于后者之中。消费领域的权力关系不仅仅是其他网络的投影，而是与其他领域紧密相连的，它是由知识和策略的共同作用，社会联盟和社会运动、抵抗和经验形式等相互交织而形成的。从消费行为的政治动因进行分析，消费政治首先是微观的，但进而可能成为群体性的，甚至是规模性的政治运动，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政治。我们已经熟知国家政治对微观消费政治的影响，而对消费行为的政治动因的研究，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对宏观政治的影响，并感受到这些弥漫力量聚集后产生的重要的社会建构作用。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篇4

关键词：毛泽东消费伦理思想基本内容当代意义

毛泽东消费伦理思想是其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亦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消费伦理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消费伦理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现实中国的具体国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消费伦理思想。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消费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毛泽东消费伦理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而深刻，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毛泽东消费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消费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尺度．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人们的消费既受生产的制约，也受道德观念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一直很关心群众消费生活，并把人民消费需要不断得到满足提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度。在毛泽东看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消费的同时，必须反对铺张浪费，强调勤俭节约，重在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

(一)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原始资奉积累严重不足。为了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把增产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一项治国方略来实施毛泽东的勤俭建国思想贯彻于社会领域的每一个环节。在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把“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三大条件之一。1951年10月毛泽东号召为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l2月，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指出“为了完成国家一、世化，为了建设重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使这个运动战为真正的全体人民运动。”在1955年《勤俭办礼》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指出：“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问。

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我们用l角钱，不能只做8分钱的事，而要做1角2分钱的事。”“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讲到“节约”问题，其中，关于“厉行节约”的精辟论述已成为至理名言：“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现实地描述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目前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即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对生态危机原因的考察“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做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同时并未囿于这一对基本矛盾，分析视角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生态性扩展到消费的非生态性，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及其自身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一)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经济根源。资本主义社会中严重生态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工业文明时代“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因此，只要能获取利润，资本所有者就会不顾一切的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以资本积累为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适应资本与利润的生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整个工业体系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滥用人类与自然资源的现象，追求金钱的目标支配着理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企业是以利润为目标指向的，其首要的关注目标不是“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相平衡、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将自然环境作为影响其生产的内生性因素来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因此，“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对利润的狂热追逐必将导致资本的自我扩张和积累，而由于资本对自然界存在价值的低估，以自然和人的自由的破坏来换取利润的增长就成为必然，其后果就是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反映生态的危机，同时生态危机的产生又会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二)物质代谢链条的断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生产领域的具体表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自然与社会都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自然与社会间的物质循环应严格遵守物质代谢(新陈代谢)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对人的剥削，而且揭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将人及社会经济活动与外部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并且这一物质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代谢。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研究最为系统的是福斯特，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概念的具体方式”，而自然异化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特征进行全面批判的核心概念。因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不可逆转性具有重要意义。

蒂姆·海沃德(1994)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学新陈代谢概念“在自然方面由控制各种卷入其中的物理过程的自然法则调节，而在社会方面由控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等的制度化规则来调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制度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制度体系下的所有制度安排都服务于利润的获得。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物质代谢的断裂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成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可以说，马克思对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分析不仅体现在其对由于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过度“剥削”而造成的人类与土壤之间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而且马克思还将其扩展到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上，并且将其视为全球层面上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一个证据。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马克思运用断裂的概念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着物质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后果就是生态危机的产生。

(三)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象。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我们称之为‘异化消费’的现象，即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命题。那么，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是怎样由生产决定和强化现有生产方式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现呢?

对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产生，莱斯将其归结为“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指引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其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限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结果是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进一步强化了异化的生产制度，并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而过度生产满足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目的是“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并最终实现对利润的获取。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和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之间互动的一个循环周期结束，紧接着下一周期又会在新的得到强化的生产方式中开始。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消费的“人类生活过程”的含义隐蔽了起来，“消费”的概念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处于异化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也正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使发达工业文明“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这都表明现代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以至于消费现象演变为“资本制市场经济社会赖以维持和扩大其再生产的有机构成”，消费已不是单纯为了人们的生存，而是服务并强化资本追求无止境的利润欲望。在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存在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于人类基本需要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生产的根本目的，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变得无关紧要，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也就是说，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必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导致生态危机，消除生态危机的手段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其不再异化。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认识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表象、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又做出怎样的解释呢?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是否能实现很好的融合呢?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奥康纳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主要代表)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奥康纳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生态危机的客观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迅速地(或更快地)耗尽了它们的不可再生资源，它们对空气、水源和土地等所造成的污染即便不比其对手资本主义多，至少也同后者一样。”谈及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生态危机的原因，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内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与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奥康纳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西方引人技术、生产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环境破坏的原因同资本主义国家是类似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就此而论，自然退化的原因和后果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同时，“即便不是全部那也是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过一段粗放型经济发展史，并没有走以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和高技术生产为基础的集约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共产党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落后、或半地区取得政权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个粗放型的发展时期——资本扩大的投资项目、重工业、巨型能源工程、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等等，这些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早期曾经历过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这是二者的相似性。其次，奥康纳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发生原因的不同根源。奥康纳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明显差别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而政治体系上的差别在生态退化过程中及环境斗争与重建过程中都会起到重要作用，这一切就构成了二者之间生态危机原因差异性的根源。最后，奥康纳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消除生态危机的条件。奥康纳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央计划的两面性——一方面消除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另一方面中央计划“鼓励进行大规模的生态上不合理的采矿、建筑和工程活动，并将能源的生产和输送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指出，“不论有无广泛的市场机制，中央计划经济一般都可强制企业内化可能出现的各种消极外在物和社会成本。然而，只有党中央计划制定者、企业及政治家和人民都希望它成为现实时，这种倾向才会成为现实”。

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与模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给出了回答。高兹(1994)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而且应与生态理性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生态方式的合理性存在于生态理性的合理性之中。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地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这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为实现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有效融合，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应是通过生产性正义对分配性正义的替代和废止，用生态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真正融合。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虽然生态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爆发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但从本源上来看，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社会主义生态关系内蕴涵着克服生态危机的因素，生态危机的出现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它带给我们的警示是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其克服生态危机的内生因素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生产关系的构建没有完全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保持一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使其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示

虽然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们必须采取的战略，而全面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实践看，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生态马克思主义似乎失去了解释力。但要清楚的认识到，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出现生态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存在未真正相互适应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恰恰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运行并未真正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路径进行。因此，现阶段我们不能否定生态马克思主义，应借鉴这一理论中的科学观点指导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第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干预自然的活动是有限的，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共同发展，人类的发展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马尔库赛认为异化自然“已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并且“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因此，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就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构建良好的生态文明观，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实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理性地处理节约与消费、节约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考虑节约与消费之间关系时，马克思认为，节约“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人才能的发展”。同时，马克思在考察节约与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在实现共产主义、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条件下，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即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节约思想的最终目的。在现阶段的我国，存在着对劳动时间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强调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劳动时间的节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人的异化。

第四，正确对待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强调要将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强调社会的计划性。克沃尔认为，当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生态化生产迅速转变成生态生产，在此过程中首先要恢复生产领域中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协调好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根据全社会的整体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最后，在生态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工资和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发挥计划的作用，市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是作为一种有限的理性工具出现的，其调节作用是通过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过程来实现的，其核心作用是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在某种程度上应继续发挥计划的指导性作用，合理的运用计划可纠正生产中的非生态行为，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篇6

1消费的概念

作为社会再生产重要环节之一的消费，广义上是指维持人类生存和促进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消耗产品的过程，它与生产、分配、交换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循环的、有机的整体。狭义上的消费是指依靠自然资源生产出来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用来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过程。消费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它不仅包括消费个体的概念，而且也蕴含着十分复杂的社会性含义。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领域，消费的个体性的概念就是泛指消费主体在其消费观念的指引下，自觉地、积极地消耗物质或精神产品的行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消费理论，他指出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的需要……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这只是肤浅的表象”[1]。可以说，马克思认为消费既不是一种具有主观意识的个人行为，也不是一种独立于他人而存在的偶然。此外，作为消费的重要内在表现形式，消费心理对消费行为的出现也会产生十分重要影响。消费心理是指消费主体对自身消费行为发生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它具体表现为，消费者以货币或信用的支出为外在形式来满足其获得某种产品或劳务时的心理状态。这种常态消费过程的心理机制就是从产生消费欲望到获取消费信息再到最后做出消费决定的过程。在当代社会，人们通常并不遵循常态的消费过程，消费反而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全部内容。越来越多的人被消费异化”为受奴役的对象，人们被消费所支配，各种虚假的、强迫的、攀比性的消费成为人们所追求的对象，人的价值不能得到正确的体现，形成了一种病态式的消费。

2传统消费模式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财富聚集到个人手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年末，中国可投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财富人群达30万人，人均可投资财富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新兴富裕群体的出现，使奢侈品消费近年来在我国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并且从长远来看依旧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之一。这是因为，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所依赖的各项制度正日趋走向成熟，加之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步宽松化和国外的影响，这使得我国奢侈品消费连年大幅度增长，现已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第三大国。然而，现阶段，我国刚刚迈入中下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行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刚刚超过3000美元，贫富差距问题在我国依然十分严重。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达到0.46，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奢侈品消费在我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病态式的消费模式。它滋长了社会享乐主义思潮的膨胀，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享乐主义将实现人生幸福和快乐的方式狭隘地理解为挥霍金钱，将人生的目的视为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病态消费将导致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高消费、低积累的发展模式也将引发资金投入持续减少，使技术进步变得更加缓慢，生产资料的投入会变得不合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将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社会文明的倒退。不仅如此，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病态消费模式，无法解决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不仅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而且也严重地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

我国社会急剧转型期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是病态消费方式的产生的根本原因。首先，从国内情况来看，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迅速地产生了一个新富群体。然而，财富的增加没有给我国带来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念，反而出现了病态式的消费行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重农轻商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相当一部分新富人群的原始积累过程是依靠转轨时期的体制漏洞获得的，这使这一阶层的富豪备受人们的原罪”指责，其财富的正当性很难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导致我国新富群体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他们迫切需要人们承认其成功的事实。所以，就需要以过度奢侈品消费为代表的病态式消费行为来炫耀其成功，标榜自已，即在消费方式上以显摆”式消费为主。正如杜宁所言：只有人口增长能与高消费相匹敌成为生态恶化的原因，但至少世界上的很多政府和人民已经把人口增长看做是一个问题；与之相反，消费却几乎一直被普遍看做是好事——确实，消费增长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2]其次，从我国所面临的国外环境来看，西方消费主义的盛行也是我国出现病态式消费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西方消费主义思潮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流行的一种消费观念和现象。消费主义过分追求商品的品牌和时尚，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应有的使用价值，这导致人们不断陷入购买即淘汰”的快速消费循环中。通过深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消费主义的实质是符号意义的生产，它将商品的符号意义和象征价值看做消费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全部内容，而对其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则在很大程度上予以淡化甚至忽略不计。这样，商品就完全蜕变成符号意义，人们的消费行为必然变成异化的符号消费，这将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人格分裂和道德败坏。随着我国与世界交往的日益深入，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开始在我国滋生起来，由此引发出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变得屡见不鲜，这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思想，败坏社会风气，甚至威胁到社会主义的文化安全。

综上所述，虽然现代人的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但是人们没有珍惜自然所给予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相反，人们却在肆意地浪费着自然资源，造成社会上的物欲横流。病态式的消费方式以满足人类的无限需求为价值取向，将简单的数量消费作为消费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大量的、有限的自然资源就是在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理念引领下被浪费和破坏，这种资源耗竭型、精神颓废型的消费方式受越来越多人的指责和诟病。拉夫尔明确指出：消费问题是环境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于环境的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3]沃德说：对消费品喜新厌旧成风，无限制地使用能量，那么，我们的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无穷灾难。”[4]可以说，人们的生活中已经逐渐将节约”的理念置于脑后。然而，近年来频繁爆发的金融以及生态危机再次提醒人们节约”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在意识到选择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因此，全体国民需要重新树立生态消费观念，摒弃过度奢华和过于复杂的消费观念，建立在不影响生活质量和减少生活内容前提下的简单生活方式，提倡新节俭主义”。#p#分页标题#e#

3生态消费模式的选择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的消费形式主要是物质资料的消费，物质形态化是其最大特点，人民生活水平相应地也以物质消费水平的高低来进行评价。这样，绝大多数人就会将消费狭义地理解为物质消费过程，而将消费的另一重要方面精神消费排除在外，造成人们过分地追求物质消费，忽视对精神生活的满足与需要。这种病态式的消费模式，不仅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会人变得愈加贪婪，生态危机也正是由于病态式消费与传统生产方式的结合而变得愈加频繁的爆发。因此，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尽快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而科学、合理的生态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可以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生态消费模式是指绿色的”、生态化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消费模式，是指符合物质生产发展需要的，适应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又不对环境产生危害的一种消费行为。它指出，人类的消费也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人类的消费要服从生态系统对其的约束，达到二者的协调统一。与传统消费模式相比，生态消费模式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生态消费模式具有适度性的特点。生态消费模式是以有限的环境资源为约束条件来从事的最优消费活动，目的是建立一种与环境相协调的、低资源消耗的、高质量的消费体系。其次，生态消费模式具有可持续性的特点。不同代际人的消费需求都可以通过生态消费模式得以满足。它认为，当代人所享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同样适用于后代人。所以，当代人在消费时就要充分考虑后代人的需要，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尽可能地为后代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再次，生态消费模式具有无害性的特点。生态消费将维护生态平衡、保持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新的生态伦理价值观来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克制自身的欲望，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效率。最后，生态消费模式还是一种精神消费模式。人的精神需要是生态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的学习相比物质需要来讲更具有价值性意义，越来越多高素质的公民就充分体现了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和水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消费模式的核心是消费的生态性。这就是说，消费对象、消费生产、消费过程、消费结果都是生态型的。生态性贯穿于生态消费全过程的始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态消费模式的建立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践行科学的新节俭主义”理论与实践，为生态社会的建立打下良好的基础。具体来讲，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消费观念是指消费主体对于消费客体稳定的、系统的认识和理解，并由此形成的可以引导消费行为的思想规范。作为人生观和世界观重要组成部分的消费观念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实践证明，物质消费的幸福感”只是外在的、肤浅的感觉，而精神消费的幸福感”才是真正的内在的、深刻的幸福感。所以，我们要摒弃过分追求物质消费的病态式的消费观念，树立以内乐”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消费观念。其次，我们要努力克制消费欲望。作为对消费欲望的一种积极约束，节制”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消费的作用。消费欲望的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因此，消费者要实现必要的消费欲望，但要抑制自身不必要的消费欲望。比如，奢侈品的过度消费。这就要求我们从内心深处时刻克制自身的消费冲动，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自身的需要以及生态的视角重新审视自身可能的消费行为。最后，我们要积极调整自身的消费行为。消费行为的目的不仅是要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而且也要实现利他的效果，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只有这样，消费者的行为才能既符合生态环保的要求又实现其自身消费的合理性。综上所述，生态消费模式所提倡的生态式的新节俭主义是合理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体，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改进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更加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式的过程。生态消费模式的建立将有益于人类不断解放身心，消除压抑情绪，以积极的、理性的、务实的态度面对人生，充分享受环保、归真、简约、精致的生活，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篇7

[关键词]高档奢侈消费；人类经济生活；思考

[作者简介]陈晓文，暨南大学珠海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教师，广东珠海519070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0―0166―03

一

2006年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从4月1日起，对我国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这次消费税的调整直接把目标对准了高档奢侈品。从这次消费税调整的情况来看，在我国高档奢侈消费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各大世界名牌纷纷进驻中国，显而易见，他们已经敏锐地觉察出了中国消费市场对奢侈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根据环球奢侈品网(CCLUX―URY)在2005年调查数据显示：在奢侈品市场中中国占全球销售额的12％、日本占17％、欧洲各国41％、美国16％。以上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对奢侈品的消费已经占领了世界奢侈品市场相当大的份额，但这不是我们的骄傲，而是我们的耻辱。

首先，我们要看到，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对奢侈品的消费同样占很大的份额，但是从奢侈品份额与一国的经济实力之比来看，我国的奢侈品消费是不适当的。

其次，由于投资与储蓄是对等的，过度的消费必将影响投资规模的扩大。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国内企业无论从规模还是科技含量来看，都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他们在原始积累阶段除了利用暴力、对外扩张和掠夺等野蛮手段，清教徒的勤劳和节俭的精神也是重要原因。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消费观念上的差别往往在于前者更青睐于投资消费，也就是资本积累。我国目前能够进行高档奢侈品消费的大多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如果他们能够把盈利更多地用在扩大企业规模和技术更新上，将更有助于他们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再次，从国内消费结构来看，一方面极少数富裕阶层的奢侈品消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另一方面广大贫穷的阶层消费不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别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目前在我国，反映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高于国际公认标准的警戒线0．4，甚至有估计超过0．5。因此，对于奢侈品的过度消费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行为，它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激发不同收入层之间的社会矛盾。

最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来看，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性的和谐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要求。社会全面进步的标准就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如果说在人类发展的特定时期，由于生产力和文化的落后，社会不得不在对抗中进步，那么在今天高科技和高生产力的前提下，在人类的进步观念深入人心的前提下，如何逐步消除分配不公、贫富差别的问题摆在人类的面前。正义不仅仅是政治和人生的自由、平等，而且应该体现在经济上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是机会的平等，而且应该是结果的平等。对平等的要求不只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步的思想家如罗尔斯等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人性的和谐发展，不仅体现在人的非凡的能力上，也体现在人的高贵的人性上，即高度的人类责任感，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富裕阶层的人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对社会的关注，而不是自顾自地忘情消费，否则只会失去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同情和仁爱之心。在大多数人生活还不富裕，甚至很多人还很贫困的历史阶段，少数新贵炫耀性的消费是人类文化中最腐朽的东西。经济活动不仅仅是赚钱和物质消费活动，更重要的是造福于人类的活动。

二

消费问题是自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人类经济实践中的难题，也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困惑。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认为，由于商品经济买和卖在时空中的脱节，如果商品生产者不能够卖出自己的商品，那么摔坏的将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这种潜在的经济危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而变成现实，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两大部类的不协调，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扩大生产和压低工人的工资，而工人的低收入造成低消费，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振荡。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竭力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即使是庸俗经济学家，对消费的重要性也不忽视。早在19世纪20年代，马尔萨斯就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看法，但是他把它归结为封建地主和僧侣阶级储蓄过多。然而与之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却断然否定这一点，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具有自我调节机制，供给本身就会创造出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萨伊奠定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调，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一种确定性的均衡的过程。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过程是充满矛盾的非均衡的过程，自由竞争必然走向垄断，使得在狭小的生产规模下的均衡不复存在，1929年，资本主义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所谓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决定的。其中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消费少，储蓄多，形成收入和消费的缺口。因此他建议政府干预经济，通过财政预算形成新的需求。凯恩斯的理论被美国政府所重视和实践，也曾经发挥过作用，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危机。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令人头痛的“滞胀”现象，曾经不同时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同时出现。新的历史事实使得西方经济学家进行新的探索，于是与早期的实证经济学不同的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的规范性的经济学，如新剑桥学派、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应运而生。他们逐步意识到，供给与消费的矛盾只是浮在表面上的现象，其更深刻的原因是分配和收入的不平等。他们虽然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也在较深层次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践和理论是同步的，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私利基础上的，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以货币为衡量的最大的物质利益为目的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最抽象的以市场的价格机制调控供求关系的前提出发，演绎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发展。但是他们忽视或掩盖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复杂的多样性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因素，正是这些所谓的外生变量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资本主义用来解决社会经济的矛盾，就是千方百计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在社会贫富严重不均的历史背景下经济的增长只能是刺激有购买能力的人的消费，而不是为全人类造福。因此无论经济如何增长，只能使社会矛盾越来越深

刻和加剧。进入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贫富两极分化已经蔓延到全世界。尽管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自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其他复杂多样的社会原因，收入不公和贫富不均现象越来越严重。消费、投资和进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的三架马车，综观中国的消费市场，在拉动国民经济的三架马车中，消费目前所起的作用还是无法和投资以及进出口相提并论。与高等奢侈消费同时存在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和工人的消费严重不足。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近1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7％～8％的增长率，2003年高达9％以上。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拉动的。统计资料显示，近1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8・50％，低于市场经济国家20个百分点左右。特别是近5年来，在外资大量涌入和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大规模增长、外贸出口增长强劲的情况下，最终消费虽然也在增长，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居民消费自2000年以来均未随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并且两者增速之差逐年扩大，从而导致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的61．00％下降到2003年的55．40％，即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4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524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80％，增长率达到了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8．60％，两者仍相差15．8个百分点，这说明投资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仍大于消费。其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首次成功地将消费与收入水平相联系，明确地将消费作为收入绝对水平的函数，并用边际消费倾向(MPC)和平均消费倾向(APC)等概念来阐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一般被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其要点是：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绝对收入假说的方程式是：

C=CO+c×YD(1)

式中c表示消费，Co是自主消费，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D是即期可支配收入

(1)式两边同时除以YD，得到

C／YD=Co／YD+C(2)

左边C／YD即为平均消费倾向

由于自主消费C0是常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平均消费倾向APC随着即期可支配收入YD的增加而下降。这表明一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储蓄所占比重越高；更进一步表明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包括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如果不改变目前我国存在的分配和收入不均的现象，就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为消费只是被动的因素，是受分配和收入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如何刺激有购买能力的人群的消费欲望，成为企业经营的手段，由此造成人类文化中的畸形消费现象。这个矛盾必须靠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文化上的积极引导来解决。

三

毫无疑问，税收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但是5％～入10％的消费税调整对目前我国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状况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要改变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促使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从源头上做文章。

首先，如何走出人类经济文化的困境。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目的性的设置，对人性自私的首肯，对人的理性的假设，从抽象的供求关系的最简单的因素对市场经济的运行的演绎所得出的均衡的经济模型都值得置疑。这些理念和方法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西方分析思维的局限性。从当代系统科学的复杂性理论来看，经济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是面向自然开放的非均衡的动态的系统，经济系统在与自然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中，受到自然资源有限性的限制，如果无限制地、快速地增长会导致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危及人类。从经济系统内部来看，它是一个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相互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因而是不确定的、非均衡的，这些因素包括人与人的经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制度，文化传统和习惯，等等。这些因素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抽象掉了，这是分析思维方法论的严重错误。从世界经济的实际运行来看，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个体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鸿沟，国际社会缺乏整合机制，国家内部也缺乏强有力的调控机制，所以如果社会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人类社会系统有可能从有序走向无序。从系统科学看问题，人类应该用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文化进行改良。要看到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人的自私本性上的对以货币为衡量标准的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的极大的不合理性，这是以理性掩盖下的人贪得无厌的非理性，而代之以全人类共同和谐发展的合理的目的性，这是人类的正义的要求。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篇8

【关键词】列斐伏尔城市空间消费理论

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空间的生产》。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提出了城市空间的消费理论。从城市空间消费的角度，列斐伏尔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难题，那就是被马克思断言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为何能从马克思主义充满竞争的工业形式一路走到今天的后福特主义时代？

一、城市空间的消费性

列斐伏尔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经济的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上来探讨城市空间的生产、交换和消费。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曾涉及生产消费（涉及生产手段的再生产）、个人消费（涉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奢侈消费（超出需要的个人消费）。但列斐伏尔认为，在经济的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上，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生产和交换，而是消费，尤其是城市空间消费。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消费理论是从空间具有多维性开始的。为此，他建构了三维空间理论，即：物理的空间，包括自然和宇宙。建筑师和规划师的空间立足于空间的物质形态，属于物理空间。精神的空间。哲学家和数学家的空间来自于思辨或者说头脑的抽象，属于精神空间，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社会的空间。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空间中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属于社会空间。

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特别强调城市空间的社会性，因为它与城市空间生产和消费紧密相连。他指出，只要是与社会现实相关联，空间就不再是中性的和纯粹的。它既不是一个哲学性假设的起点，也不是像社会产品的处所那样的终点。他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建筑师和规划师把空间视为可以随意改变的无生命的实体剔除了空间的社会属性，但空间从来就不是一张可以向上任意涂抹的白纸，空间的营造包含了它所处的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权力的痕迹。空间不仅作为生产要素而存在，同时也作为社会生产的后果、作为社会产品而存在。

空间作为商品，它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对所有的空间进行抽象，并将自然空间及其特性，如气候、地形当作社会生产力运行的材料，地表、地下、空气，甚至阳光都变成可用来交换、消费和控制的商品。而空间的使用价值在于，由于不同的空间承载着不同的景观、场景、物质，以及代表着特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遗迹，它又是独特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也是促成被消费的原因。

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产品就像工厂里的机器、设备、劳动力和原料一样，它们是生产资料，同时也是消费对象，当作生产资料来被消费，以获得产出。他敏锐地觉察到，城市空间本身的消费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从整体上看，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没有结束的历史进程，而其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在于重视空间的生产和消费。

二、城市空间消费的特点和作用

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借助处处存在但问题重重的空间化过程来生产城市空间并消费城市空间。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消费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是马克思生前没有遇到过的。

列斐伏尔把城市空间的形成过程解析为一个包括“分配”、“生产”等环节在内的生产过程和生产“链条”，认为各要素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城市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建筑环境，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载体。

第一，城市空间消费的集体性。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消费的形式和性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那就是：除了劳动者用工资直接购买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这种传统的消费形式之外，不经过市场交换而由国家统一提供公共物品的集体消费形式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商品供给存在着潜在危机。这种潜在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性决定的。因为消费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生产关注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资本追求的是利润和交换价值，而劳动力要求的是需要和使用价值，这二者之间很难一致。这就导致了那些对劳动力再生产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巨大消费空白空间。而在集体消费中，所有的资本主义关系实现再生产，通过城市空间消费的实现。劳动力再生产是在日常基础（通过现存工人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代际基础（通过新一代工人取代已有工人的生产）上来完成的。它包括了简单再生产（消费的劳动力再创造）以及扩大再生产（发展新的劳动能力）。这些再生产的实现手段是消费方式――住房和医疗，社会服务和学校，休闲设施及文化娱乐等。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集体消费中，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城市唯一重要的功能不是生产的中心，而是城市消费最有效和最方便的空间组织形式。

第二，空间消费的阶级性。资本不仅把空间作为追求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而且主导着城市空间的生产全过程，因为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即城市空间才更能符合资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的需要。例如，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土地往往成为商品之一，在价格机制上越有竞争力的，便越能争取到有利的区域立足。中心商业区便是这种机制运作下的产物。因为中心地区被商业功能占据，居住空间的使用被驱逐到边缘地区。城市中的劳动者、低收入阶层因其阶级地位的限制，在空间的占有与控制中处于劣势，他们从事着空间生产，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但自己却成了城市空间的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的生产，究其实质是阶级关系的生产。

第三，空间消费的休闲性。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原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系统枢纽的加工制造业已被建筑和休闲工业取代。资本主义不仅将已有的空间容纳进来，而且它还会扩展进新的部分。休闲开始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工业。在这种方式下，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已经将生产剩余价值（这些行业雇佣大量低工资的劳动力，而且其特征是资本有机构成低）和实现利润（因为空间商品化已经创造了巨大的新市场）两者融为一体。

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空间消费的作用如下。

第一，城市空间消费的宏观调控作用。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进行调控，而且对城市消费进行调控。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劳动力的需要与资本利润最大化需要却存在着矛盾。尽管资本主义体制要求要有充分的劳动力再生产作为其持续生产和积累的先决条件，但单个资本主义生产者却发现，投资于那些对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的生产越来越无利可图。集体消费品生产与私人消费品生产的一个最大不同是它会对空间结构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其使用价值保留较长时间，例如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必然会导致人口以及相应的工作机会和服务向郊区的转移，从而改变城市空间结构。集体消费品的生产不仅成为城市空间发展和变化的重要因素，而且能起到宏观调控作用。

第二，保证了劳动力和资本关系的再生产。列斐伏尔认为，国家提供集体消费品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既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也为私人资本节省了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从而使资本积累得以顺利进行。在当达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结构性矛盾就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力必需消费品的供给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空间的消费相结合。城市空间消费虽不足以改变生产关系，但调节了生产关系。因此，城市空间的消费保证了劳动力和资本关系的再生产，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稳定。

第三，空间消费的欲望补偿作用。列斐伏尔在一次城市规划学会议上指出，资本主义的城市规划学强调个体性的住宅和个人的首创性，而越是强调个体，就越是无法阻止个人的欲望进入空间消费的逻辑之中。在《城市文明的深层欲望与新欲望》一文中，他提出，消费的欲望建立在对失望的补偿上，人们对日常生活越是失望，就越是想通过创造新的欲望来补偿，这是消费主义的必然逻辑。他举例说：19世纪末以来，法国城市郊区遍地都是独栋小楼，今天的调查显示，仍然有82%的法国人更愿意住独栋小楼而不是群体的集居楼里。伴随着这种对独立住宅的青睐，人们产生了冷漠和失望，于是便用更大的欲望来补偿这种失望。由于这种消费主义的入侵，城市的物理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由欲望支配的消费主义的社会空间。

三、全球化审视下的城市空间消费

当代全球化的矛盾性空间是马克思本人没有遭遇过的，但对列斐伏尔来说，则不仅是经验的对象，而且是反思的对象。列斐伏尔指出，全球化的时代性与空间性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成为统一的历史语境。资本主义正通过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关系与全球空间经济，形成了世界性的空间体系。列斐伏尔从全球化的高度重新审视了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消费的特点。

第一，在全球化下，城市空间的消费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生存的一种方式。列斐伏尔认为，在全球化下，空间的消费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维持自身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依靠全球化的银行和商业网络、机场和高速公路，依靠能源、原材料和信息流动，空间被利用来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空间可以在旅游和休闲中被消费；环境和生活的组成、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根据空间的生产以及空间在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进行；城市、区域、国家、大陆的空间分布就像工厂里的机器设备一样是为了增加生产，使生产关系能够得以再生产。在全球化的今天，空间的消费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维持自身的一种方式，它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创造出了更多的空间。

第二，在全球化下，空间消费成为资本循环的关键环节。列斐伏尔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过剩的资本就需要转化为另一种流通方式，即资本转向了对建成环境的投资，从而为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创造出一个更为整体的物质环境。为此，列斐伏尔阐发了资本循环与城市发展关系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他还对资本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进行了重要区分。第一循环指资本在生产领域（如制造业）的流通，涉及商品生产的投资。马克思对资本循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循环”上。列斐伏尔认为，第二循环指资本对土地、道路和建筑物的投入，涉及剩余价值从各种财产所有权投入中的产出，即从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回报。第二循环的投资提供了在第一循环中过度积累危机的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案，建筑环境的生产与资本流通和资本主义反复危机有着内在联系。在全球化下，无论在哪里，全球性剩余资本部分的形成和实现在工业部门出现下降，那么在房地产倒卖、建筑地产开发中所实现的比重就会上升。

第三，在全球化下，城市空间的消费矛盾性凸显。列斐伏尔指出，在空间生产中，资本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矛盾并没有消失，城市空间产品在消费过程中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消失，但它们都被包含到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矛盾中，尤其城市空间生产被垄断资本的霸权绑定之后，这种矛盾就更加尖锐。因为，这一矛盾不仅仅存在于产业领域和城市范围，也贯穿于社会空间，处理不好，就会引发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美国的“两房”（联邦国民抵押协会，简称房利美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简称房地美的简称。）虽然属于私有化企业，但其从事的业务却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在这种框架下，平衡私有利益与公共利益十分困难，而且极易产生道德风险。房利美CEODanMudd在2008年曾指出，“事实证明，要平衡财务、资本、市场、住房，股东、债权人、房主、私有与公共利益是十分困难的”。房地美CEOSyron也说“平衡公司利益与公共利益几乎使其工作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利润私有化和风险社会化的条件下，“两房”为了追求高利润，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经营日益向高杠杆、高风险方向发展，并在危机前赚取了大量利润。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致国会的证词中指出，“虽然从理论上而言，“两房”的活动应能够降低业主的借贷成本，而实际上却有大量的补贴没有直接给房主，得益的反而是“两房”股东、经理、抵押贷款发起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四、城市空间消费理论的启示

党的十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在我国城市的经济发展以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更美好为落脚点。然而，在现实中的城市空间消费中，我们仍看到许多不尽人满意的地方，如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种种空间拜物教现象；在城市规划中，土地的开发被资本的霸权所支配；在城市的国际化进程中，对西方资本的盲目引进；在城市空间的消费中，等级化的色彩越来越浓，等等。为了科学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在不断推进我国的城市空间生产和消费理论研究的同时，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城市空间生产和消费理论。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消费理论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第一，警惕空间拜物教。列斐伏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空间的消费受资本的抽象逻辑所统治，即为利润和剥削劳动力而生产。由此，人在城市中的地位是附属的，是资本的附属品，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而已。资本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常常以住房、汽车等物质形态表现出来，并在不断的循环和周转中，给其所有者带来利润和收入。于是，人们便形成一种错觉，似乎住房、汽车这些物品本身就是资本，天然地具有价值增殖的魔力。这种把资本视作“物”并披上神秘化外衣的错觉，在空间生产的总体运动过程中一再被强化，于是产生了空间拜物教。

第二，警惕资本的逻辑在城市空间的生产中泛滥。在《空间生产》中，列斐伏尔用许多独特的述评来描述空间的矛盾过程：一方面城市空间“爆炸”，形成城市的乡村化，即指城市居民及其居住区的边缘化，城市居民离开市中心移向市区边缘；另一方面决策权力的集中化，并将其控制延伸到所有的社会空间。在这种方式下，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已经将生产剩余价值（这些行业雇佣大量低工资的劳动力，而且其特征是资本有机构成低）和实现利润（因为空间商品化已经创造了巨大的新市场）两者融为一体。因此，在我国在城市建设中，要落实以人为本，城市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就必须处处要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出发点，城市地产的开发不能被资本绑定。因为，如果任由开发商对空间进行开发和支配，不仅就会导致城市空间的虚假繁荣和空间社会公平的丧失，而且会引发城市的经济危机。

第三，警惕全球化下的空间剥削。如今，我国城市经济已经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第三产业的推动下，许多城市都把成为国际化城市作为目标。随着我国城市发展和与世界联系的增多，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进入国际城市的行列，许多城市进入某些单一性质的国际性城市行列。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是资本、贸易、产品等的全球流通过程，而且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交换逻辑、消费逻辑和分配逻辑在全球支配的过程。对地方经济来说，资本全球化是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把地方经济纳入到全球的整体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当中，优化了全球经济，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地方经济处于从属和支配地位，使一些地方经济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衰败下去。因为，过去许多限制产业空间位置的不利因素，现在已经由于科学技术而克服，赋予了资本更为积极的流动性，国际剥削更加多样且隐蔽。因此，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中要警惕全球化下的空间不平等，避免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买单”。

第四，警惕空间消费的等级性。空间消费的等级性体现为：（1）具有等级结构的社会总是要给包括空间在内的任何一种消费物强加上一种威望与等级分配的社会区分功能，让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成为一种空间时尚或空间流动；让空间披上一层神秘色彩，于是它与普通消费品之间划上了一道鸿沟，使得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塑造了特殊的意向，即我消费故我有身份。在我国的一些城市，空间消费的等级性日益凸显，空间消费标志着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空间本身构成了价值的等级秩序的制度保证。如在我国目前各行业流行的VIP区就是空间消费的等级性体现。VIP，是英文“贵宾”的缩写。目前，大到医院看病，小到商场购物，商家都会向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消费者发放一张VIP卡（或称钻石卡、金卡、银卡等），消费者凭这张卡可享受一系列贵宾服务。这些在医院、银行、火车站、飞机场等公共场所“圈地”的VIP业务区，为了VIP成员体会到置身于这种空间中就象征着高贵的地位，企业就损害普通消费者的权益，侵占公共权益的领地。（2）空间消费中隐藏的差异化社会区分功能引发了空间消费化。比如当某一个住宅小区成为一个城市中上层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其豪华、时髦受到中下层社会成员的推崇和模仿，当置身于一个酒店仿佛就可以表征消费者高贵、尊贵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时，那么，这种空间消费就会得到追捧。

五、结语

列斐伏尔从空间的社会性出发，探究了城市空间消费的特点，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消费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把空间的社会性揭示出来，才能弄清资本主义的空间消费的原因，揭示资本主义存活和发展的逻辑。不仅如此，他还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对城市空间消费的逻辑进行了揭示，指出城市空间消费消费的逻辑完全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展开了。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消费理论，对研究我国的城市经济，尤其是城市空间的消费，在理论上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M].BlackwellPublishing，1991.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篇9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针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所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观点，通过研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文化和消费文化，探索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途径，确定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上，在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问题上等等。但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释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至于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既有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观误解和拓展的一面。本文重点就来谈谈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成因分析。解决生态危机的首要前提就在于准确地揭示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在这一问题上，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已经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指导。但是，在另一方面，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也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特殊情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成因。应当说明的是，尽管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理解的误读，但总的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化解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迪。概括来讲，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包含着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生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爆发。双重矛盾的观点是由詹姆斯•奥康纳提出的。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只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造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然而，资本主义还存在着另一类矛盾，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乃是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奥康纳具体分析指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也不外三种，这主要包括劳动者的个人条件、生产的社会公共条件以及外部的物质条件。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对劳动力注意较多，而对外部的物质条件则有所忽视，这是马克思理论的不足之处。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奥康纳提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扩大的理论。他认为，倘若扩大生产条件，那么生态环境问题就能进入人们的生产视野。他强调，生产条件不仅是指人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而且还应包括生产关系。后者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对外部自然环境的商品设定。它已经造成了对自然环境、土地以及人力资源的严重剥夺。另一方面，生产条件也不能仅仅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加以探讨，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已经带有政治的属性，它往往经过法治的程序逐步形成。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显而易见地能够看到由于资本利益之间的冲突，资产阶级政府根本无法做到对生产条件的调控和管理。这就导致了双重的实践恶果，它不仅表现为资本利益对生产条件的破坏，而且表现为资本主义政府对生产条件的非理性的失控。毋庸讳言，奥康纳这里揭示的资本主义对生产条件破坏的思想是正确的。奥康纳还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必然导致的资源过度利用和环境破坏的恶劣后果。奥康纳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的矛盾切入可知，资本主义实际是追求资本的利润无限扩张的生产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方面，资产阶级必定通过改良生产技术以便不断降低劳动者再生产的成本。在这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工人阶级再生产的成本完全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利润增值目的的。而另一方面，无论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对原材料的高效利用所导致的平均利润率的上升，这些都无法改变对资源开发的无限扩大的历史趋势。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爆发。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本性也做出了具体的分析，认为资本对利润的无限扩张的追求必然导致反生态本性的生成。奥康纳对此做出了分析。他认为，资本的逻辑并不包含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维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无限扩张必然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生产条件的破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个别资本不会考虑由于资本的长期利益而内生的对社会生产条件的维护。另一方面是包括环保运动在内的各种绿色环保主义运动必定会增加生产成本。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发生根源的分析，福斯特与奥康纳略有不同。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生态危机，根源之一在于资产者对资本增值的无限追求与有限的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福斯特进一步分析认为，就其本性而言，资本主义生成了扩张主义的理念。这就导致了资产阶级必然会将对利润的追逐和积累作为最高的目标。而资本的无限扩张又必然会无视环境和生产的社会条件的长期性的维护。由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资本无限扩张的趋势根本无法实现，因此这就内生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爆发的必然性。福斯特总结认为：人类按‘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狭隘机械利益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同时也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制约发生冲突。”①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了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生态马克思主义做了具体的分析，这种分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运用科技批判和文化批判代替制度批判的思潮有着极大的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仅仅依靠分析科技的作用便能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它更强调对资本主义运用科技方式的批判。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剖析了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的缺陷。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是当代西方绿色思潮中存在的对科学技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前者完全肯定技术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强调只有回到前技术的时代才能解决目前的生态危机。而后者则认为技术完全能够化解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生态危机。对这两种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反思，认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十分片面的。#p#分页标题#e#生态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对科学技术运用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研究。他们认为在前工业社会，人们对待科技的思维方式是整体主义和有机论。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孕育的却是与之相悖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崇尚牟利，崇尚对效率、物欲以及利润的追逐，同时强调只有运用科技才能达到这些目标。显而易见，在资本主义中，机械论的科技思维方式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伴随着这一思维方式的运用，资本主义越往前推进，技术对环境危机的加深的负面作用就越为突出。福斯特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②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论述了生态系统和资本主义科技之间的矛盾。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贪婪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技术运用对生态原则和环保原则的否定。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完全取决于成本和销售额的差值，而绝不是环境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快速地追逐着销售消费品，它的目的虽然是利润但是导致了消费主义的普遍化，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都是破坏性的，反生态意义的，这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对人们的生活，都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力量。而当资本主义进行调整时，它又会进入漫长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期。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经济功能决定了资本主义对技术的运用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此做出了具体而详尽的分析。他们认为，在技术上，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虽然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但是却产生了加速对自然资源盘剥的恶果。而在技术消费方面，人们虽然能够从环保需要出发适当地节制对非耐用品的消费，但是对于汽车、电冰箱等耐用品的需求却无法避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第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具有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功能。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对技术的选择往往是以能够强化对人和自然的双重控制为出发点。一方面，伴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提高，资本主义紧缩了生产的管理体系，从而实质上加大了对于人们的控制力度。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甚嚣尘上，人们的异化消费和过度消费又必然会加剧对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掠夺。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异化”一词原出自德国古典哲学，意指主体和客体相互分离，导致了客体外在力量对主体的对立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劳动为异化劳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那里得到了继承与发挥。而同样地，生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汲取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基础之上构造出了异化消费的理论，从而对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与异化消费的关系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和消费的极端异化，它已经和有限的自然资源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转化为生态危机。从资本主义旧有的统治合法性的角度切入，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避免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普遍采取了经济调控的方法。显而易见，这一举措是和资本主义一贯倡导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互矛盾的。不仅如此，这一举措实际上也导致了私人生活领域的政治化。而为了掩盖这一矛盾，资产阶级许诺会向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然而，兑现这一诺言却需要无限制地扩大商品生产规模，激励高消费的方式，而这又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发生了对立。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动机的角度切入，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借助消费主义价值观而在无形中强化生态危机。高兹分析了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人们消费价值观的变化。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是够了就行”，他们仅仅在于满足自己和家庭成员的需要。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消费价值观乃是核算成本的经济理性，乃是获取利润，计算与核算”成了唯一的效率原则。这种原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再消费所谓的使用价值，人们需要的只是符号，是虚假的消费符号。但是，这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必定会导致对商品的无止境的追求，因而必将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论述了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具体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消费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并对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第一，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异化消费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莱斯和阿格尔都认为，资产阶级一向标榜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在于能够提供丰裕的物质财富。加之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误导，人们已经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力，因此异化消费的实践实际上支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但是，人们毫不在意的异化消费实际上鼓励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攫取，这必然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失衡。第二，异化的疯狂的消费所生成的高生产和高消费模式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第三，异化消费及其与之相应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并不能解决自然生态的难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资本主义怎样宣扬其科技的功用，但是这都无法解决由于科技的非理性运用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四、生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控制自然理念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控制自然理念和生态危机关系的揭示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详细地阐释了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有所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否认了控制自然观念会造成生态危机，相反地，却认为控制自然成为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p#分页标题#e#莱斯对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经济核算以及将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的错误观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后者不过是把现象当作了本质。他追溯了控制自然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在古代世界，古代的原始宗教不仅意识到了机械技术能够发挥控制自然的积极作用，而且揭示了机械技术也会导致野蛮的消极后果。进入中世纪以后，由于基督教既确立上帝的创世权，又确立了人类管理统治世界的派生权，因而使得控制自然获得了更为合法的理论根源。此后，至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理性精神的兴起，宗教被逐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认知领域，因此人类在自然面前逐步稳固了原先的对地球万物的统治权。这样，以培根为代表的启蒙运动的思想领军人物把科学与宗教做出了区分，消除了人们心中原有的对宗教的恐惧，人与自然的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得到了最终的解决。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论述了资本主义控制自然观念和控制人之间的关系。莱斯认为，必须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倘若人们只是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的观念，那么，他们就会忽略控制人与控制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更不能明白科学技术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对西方社会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关系，莱斯做出了说明。他认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获得了主宰的地位。但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给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带来直接的利益。相反地，人的主体地位正在逐渐地丧失，而人的价值也随风飘散。因此，实际上，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对人和自然有着双重控制的效力，它已经退化为资产者的统治工具。在这里，莱斯肯定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说，我们早就应该放弃人类理应为了自身的利益去绝对地征服自然的观念。”①但是，一旦人们把对自然的控制视为当然之事，一旦人们不能意识到控制自然本身就是控制人，控制自然就已经转化为强大的意识形态，它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再次，以莱斯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还论述了控制自然观念和生态危机的直接关系。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控制自然意识形态对生态危机的爆发负有直接的历史责任。他认为，从意识形态上强调技术对于自然的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被推向了极端。由于资本主义是以利润为自身追求目标的，所以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形成了。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反过来又造成了对生产力和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看到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相反地，科学技术却成了对人的统治工具，成为了破坏生产力的消极因素。莱斯认为，表面看来，控制自然似乎在为整个社会牟利，但是实际上却是以此为借口为某个利益集团牟利。莱斯对控制自然意识形态的后果作了更加具体的说明。他认为，控制自然观念显然既具有积极面，又具有消极面。其积极面在于击破了人类对于自身技术的绝望态度，强化了人们对于改变生存状态的自信。其消极面在于掩盖了科技发展和社会冲突以及政治统治之间的矛盾。显然，控制自然观念最为恶劣的生态后果，是它将自然作为人的无限欲望得以满足的对象来占有。因此莱斯认为：希望靠人类的技术来掌控自然从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做法是根本不会成功的。……新的时代会向我们展示一个全球环境危机的世纪。这场危机就是灾难性的环境退化，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了。”②五、生态马克思主义论述了经济理性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在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上，后现代主义认为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性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完善。与之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揭示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竭力反对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性的观点，强调现代性并不能承担生态危机的全部后果。高兹从现代性的角度对生态危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代性并不是本身出了问题，问题在于问题已经跃出了现代性的范围。人们需要重新考虑现代化的前提，因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就在于理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根本上乃是准宗教的内容出现了分裂。人们应当重新考虑现代化的前提，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漫无边际和没有界限的，现代化应当是选择性的。高兹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利润动机，并由此延伸至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他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理性的内容得到了完全的呈现。那么，什么是经济理性的内涵呢？那就是以计算与核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对生产的经济效益唯一追求形态。经济理性并不关心产品能否给消费者带来幸福的问题，并不关心消费者的幸福或痛苦。他只关心唯一的利润能否实现。不仅如此，经济理性对经济活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就是效率至上，越多越好，越快越好。高兹进一步认为，并不是人类诞生以来就有经济理性的原则。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不是经济理性原则，而是自我满足的原则。人们只要自认为够用，即能自发地限制自身的物质欲求。因此，可以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乃是自我够了就行”。但是，毋庸置疑，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原则完全被经济理性原则所取代。在这一原则的牵引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完全成了商品生产，市场交换的原则支配着生产的全过程，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交换，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更大的交换价值。高兹认为，和过去评价人的幸福标准不同，人们此时的评价标准就是财富，而不是过去的等级和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经济理性原则的支配下，人们之间评价的唯一标准就是金钱的多少，而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通过效率的高低加以裁决。①对于怎样消除经济理性所造成的危害问题，高兹表达了对马克思观点的赞同。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仅剩下金钱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仅剩下工具关系。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就应当使人们从更多与更好的连接转化为更少与更好的连接关系。高兹指出，当人们从金钱的衡量标准转化为道德伦理标准的时候，市场的价值观就会被废弃。而保护生态环境，其根本的价值观也必须从这个方面去解决。人们必须改变他们的消费观，他们应当限制不必要的消费，逐步扩大自主生活的空间，这将对生态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p#分页标题#e#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篇10

关键词：信贷消费消费者破产破产制度

近年来，随着消费信贷与日俱增，一些“月光族”、“卡奴”、“车奴”、“房奴”等群体的不断涌现，致使消费者无力清偿到期借贷债务的不确定因素也越来越多，建构消费者破产制度的迫切性也日益明显。而实际上，消费者破产制度的建立并非仅仅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给债务人一个重生的机会。通过债权债务矛盾的有效化解可以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然而，2007年6月1日，我国新《破产法》的出台仍然将消费者排除在破产法的调整视野之外。但学界已对此进行了种种有益的探讨，消费者破产制度建构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建立消费者破产制度的必要性

（一）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

主体平等是私法的基本精神，各种主体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均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市场活动，公平竞争。破产法对市场的各个主体起着一种平等的保障和调节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应当与企业法人和商自然人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享有法律赋予的破产能力，否则将有违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1、目前我国信贷消费的现状及其潜力，对我国建立消费者破产制度提出了迫切要求。自1998年以来，我国消费信贷规模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仅截止到2008年底，消费信贷余额增长了50倍以上，年平均增速达到80%。另外，消费信贷产品向多元化发展，结构体系日趋完善，已经从1997年的单纯住房消费信贷扩充到现在的10多个品种，主要包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汽车贷款等。然而，个人消费贷款业务隐藏的巨大风险也已逐步暴露出来。消费者贷款后不还款，以及假借款、故意骗贷的情况不断发生，严重制约了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据统计，我国商业银行每年因客户失信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达几千亿元。因此，只有完善消费信贷方面的法律法规，才能减轻甚至避免风险，进而促进我国信贷消费的健康发展。

2、在我国建立消费者破产制度有利于扩大内需，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促进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我国现阶段消费相对疲软，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很多人在购买大件商品或向银行贷款时会考虑，如果在还款期间收入发生变化甚至失业，那么极有可能陷入困境。赋予消费者以破产能力会通过他们在消费过程中获得的效益，通过其消费需求，对于拉动内需是很大的动力。

3、为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建立消费者破产制度。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是建立消费者破产制度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其另一不可忽视的目标在于维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债权人的追讨都会让债务人笼罩在负债的阴影下，无力从繁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难以获得新生。这对债务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任由这种现象不断增加，又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从长远来看，必将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正常发展。

（三）我国法制与国际接轨的要求

目前许多国家都赋予了消费者破产能力，但我国至今没有相关规定，从而导致我国商主体在进行国际商事交往中与其他国家的商主体没有处在相同的竞争条件下，天生的劣势地位会阻碍商事活动的进行。加入WTO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为国际经济，在与对外交流中，如果我国所给予的相关法律保障不能很好地与外国法律相互贯通，则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交易障碍和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因此只有法律完善、经济繁荣才能维护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维护自身利益及世界经济的稳定。

二、我国建立消费者破产制度的可行性

随着我国信用经济的快速发展，信贷消费模式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面临债务危机的情形。当一部分人因无力还债而陷入债务危机，而数名债权人又同时要求清偿债务时，负债者便会产生经济上破产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国建立消费者破产的现实基础已经具备。另外，我国目前已经推行了存款实名制，并启用了个人联合征信系统。2000年7月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业性的个人征信中介机构—上海资信有限公司，随后其他城市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初步形成了联合征信的基本框架，将为我国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积累宝贵的经验。

总之，现实生活确实出现了或者会尽快出现许多消费者破产制度实施的可能性和成熟条件。但在考虑《破产法》是否对对自然人适用时，不能夸大《破产法》的功能，破产法的功能在于清理债权债务关系，平等地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只要信贷消费者有责任财产可以用以偿债，就存在破产的可能性，而其实现的条件，则需要配套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

三、消费者破产制度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篇11

品牌延伸的成功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是消费者对原品牌认知（知识）、态度、情感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影响。有关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品牌与营销理论研究重要内容与前沿性课题。本文着重论述了品牌延伸的不同观点及其营销意义，以给国内同行们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1、品牌延伸的理论模型概述

现代营销理论认为，品牌延伸模型构建要从对决定品牌延伸成功核心要素研究入手。目前的理论研究认为品牌的强势度与产品相关性是决定品牌延伸成功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品牌强势度受到品牌感知度、定位度和知名度三个因素影响，而产品相关性受到具体产品相关度和受众相关度两个因素影响。

1.1品牌的强势度

（1）品牌感知度

品牌感知度是指消费者对品牌的“感知质量”(perceivedquality)。它是消费者对品牌所传达的信息与同类产品相比的优势综合体验，决定着品牌的效应价值比。而消费者品牌感知特别是体验到原品牌质量越高，他们对延伸产品的接受程度也越高，反之则越低。因此品牌感知度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产品广告、公关活动、服务等方式实现，同时消费者参与和体验也是提升感知度的重要方面。

（2）品牌定位度

品牌定位度是指品牌的独特档次与个性特色，它是依据是企业自身优势和消费者评价对其品牌风格、市场和发展战略进行的选择与确定。定位度具有个性化、独特化、专门化的特点。品牌定位度受到品牌适应度与品牌（核心）竞争力这两个因素影响。

品牌适应度是指品牌所适用的目标市场范围，它反映了品牌的宽度属区，在延伸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品牌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具有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技术和运用独特营销方式的能力，它决定着品牌具有超常性、独特性、领先性和整合性特点。

（3）品牌知名度

品牌知名度是指品牌在消费者中的知晓与熟悉程度。由于品牌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对品牌已有的经验知识程度，所以从消费者心理学角度来看，它对消费者的初期购买决策有着重大影响。品牌知名度包括品牌识别和品牌记忆。品牌识别是指人们在认识了一个品牌之后，一看到或一听到它，就能区别出它与别的品牌的不同，它主要表现为标识、标语、名字、包装、吉祥物、颜色等视觉特征。品牌记忆是指提到某个品牌时，人们对于它们的记忆程度如何。如果消费者是事先制定了计划来进行购买的，其记忆程度就会起着很大的作用。

1.2产品相关性

有关研究认为，所谓产品相关性是指延伸产品与原品牌之间的“相似性或关联性”(similarity)即消费者头脑中原品牌知识与新产品认同的相关联程度。而原产品与延伸产品相关联性越高，消费者对延伸产品评价（认知与情感）越高，反之则越低。

（1）具体产品的相关度

具体产品的相关度是指原品牌与延伸产品在工艺、功能、材料、形式等方面的相互关联程度。产品相关度越高，消费者越容易接受，其品牌延伸也越容易成功，反之亦然。

（2）受众的相关度

受众的相关度是指原品牌与延伸产品受到消费者性别、年龄、文化、职业以及地域等特点的影响。显然在品牌延伸中，将原品牌延伸到原有忠诚消费群及其所消费的产品中去，品牌延伸容易成功。

2、品牌延伸心理机制的分析

根据品牌延伸的理论模型与构成要素，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品牌延伸机制，目前主要采用的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据此深度把握品牌延伸机制及其营销意义。

该方法假设某一品牌A最初的主产品为X，随着品牌的使用，品牌A逐渐具有了某种意义（meaning）和联想（association）。这些意义与联想可记为（a1，a2，…，an）。现若将产品Y作为品牌A的延伸方案，产品Y是一个合适的延伸对象吗？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消费者认识这一问题要做两个方面的评估：一是产品Y与主产品X之间的相似性评价。如果产品Y当被认为与主产品X之间确实存在相似性时，则要进行第二步评价即延伸产品Y与品牌A的意义和联想的融合性评价。融合性评价包括以下内容：

（1）品牌A延伸到产品Y上后，哪些意义和联想可以转移到产品Y上去。

（2）Y产品的哪些意义和联想不能与主产品X存在即与Y不能建立联系。

（3）品牌A的某些意义和联想，转移到产品Y上去后可能成为负面联想。

认知心理学认为，消费者通过对品牌认知与分析后会得出产品Y与品牌A之间是否具有融合性的结论。换言之，如果消费者通过上述评价，品牌A（意义与联想）就可以延伸到产品Y上去。这就是所谓“品牌延伸的静态分析”。其心理实质可以用品牌认知与情感理论进行解释。

进一步研究认为上述的分析方法是将品牌（消费者概念）与产品的关系视为单向性的，这对解释品牌延伸能改变品牌意义与丰富内涵就显得不够。目前认知心理学对此的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改进。该方法认为，品牌A可以影响延伸产品Y，反过来，延伸产品Y也会影响与作用于品牌A，认知这一问题就得需要从品牌延伸认知心理学的动态角度加以分析。品牌延伸的认知心理学动态分析，其实质就是主体心理意义建构的相互作用观。从这一角度来看，品牌延伸产品能改变品牌的意义与联想，丰富品牌的内涵。同时在某些情境下还能改变原品牌意义或原品牌的主产品。这就是说，品牌延伸的作用可能是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与当代品牌理论中循环促进，相互适合的观点是一致的。

品牌延伸的认知心理学方法表明，品牌意义和联想、主产品和延伸产品之间是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所以在使用品牌延伸策略时经营者要有动态分析观点的思想。

3、品牌延伸模型与营销战略意义

目前也有营销理论不同意品牌延伸，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品牌应该是专门化，不应该将品牌延伸到一个新产品上去。一个知名品牌的确立，它依赖于消费者对于产品（品牌）的认知和在长期使用中逐渐建立的对该品牌的信赖感，这种认知和信赖是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通过亲身体验而获得的，最后品牌便依附消费者对产品的体验的无意识归纳得以存在。如果你将这样一个品牌用于一个不相关或完全不相关的产品之中，消费者原有对这个品牌的认知图式势必要对新产品产生反向拉力。这种拉力进而会混淆了新产品的特性，结果以新产品的失败而告终。

Ries&Trout的定位理论对此作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该理论认为，每一个品牌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心理定位，即针对明确的消费群体，满足特定的消费需求。因为消费者的大脑中，往往也只能记得起该品牌最独特性的一面，也就是消费者谈到品牌的第一反应。有研究表明：企业70％以上的利润正是来自于消费者心中的第一反应所产生的。

还有研究认为，成功品牌延伸主要是品牌形象的扩展，即新品牌能得到原品牌的无偿增值。可以说，品牌延伸只是价值转移，新品牌的价值只是从原品牌身上剥离的一块，因此，新品牌占有率是从原品牌的市场挖过来的，通俗地说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不会有增值产生。可见运用品牌延伸机制制定品牌策略时，消费者对原品牌的信赖、信心、第一反应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基于上述品牌延伸机制与品牌策略的关系，在品牌延伸决策时要考虑到两大力量。一是品牌延伸力(extensionpower)即是指受原品牌资产(包括知名、品质、联想和消费者忠诚度等等)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某些品牌与特定产品类别的联接过于紧密，那么延伸力就弱。要使品牌延伸力提升，品牌结构要素要从产品、成本、专有技术等因素向利益、价值理念和自我体验等因素方向发展。否则，品牌延伸力将受到影响。二是品牌杠杆力(leverpower)。而品牌杠杆力与品牌延伸力作用是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给予某一品牌很大的延伸力，则其杠杆力一定很低，反之，一个具有强有力意义联结的品牌，一般很难有延伸空间。这一点在品牌策略决策中应予以考虑。

研究还认为，品牌延伸与怎样塑造品牌意义联想也是一个复杂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具体地说，从品牌延伸的产品关联性机制，告诉经营者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当原品牌（消费者原品牌知识）与延伸产品之间相适合（fit）时，品牌延伸就容易取得成功。而原品牌与延伸产品的适合性受到两个条件影响：一是产品—特征—相似性（product–feature–similarity），二是品牌（非产品）—概念—一致性(brand–concept–consistency)。前者是指原品牌产品特征或性能与延伸产品之间的相似性。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发展，更强调品牌概念意义和联想与延伸产品之间的包容性。如果延伸产品被认为包容于原品牌意义和联想之中，则一致性（适合）就高，产品延伸就能成功，否则难以成功。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篇12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教训

中图分类号：F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8/09-0079-04

作者简介：李冬俐(1967-)，男，陕西绥德人，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

本文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是指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制度安排基础的国家，以区别于当代通过体制改革建立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平等，因此，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追求建立平等的社会关系。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按劳分配原则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的权利，按需分配才是理想社会平等的分配原则，所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分配制度本质上不是按劳分配制度，而是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人分配制度。实践证明，由于新的分配制度超越了现实的生产力状况，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平等的社会关系，实际的局面是人们普遍的贫穷。本文总结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分配制度的教训。

一、列宁和斯大林建立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列宁等社会主义实践者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依靠新政权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按劳分配制度。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1］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按劳分配原则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的权利，所以社会主义实践者一方面不得不建立按劳分配制度，另一方面又同样否定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平等价值。列宁说：“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了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2］195“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成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不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2］196因此，既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按需分配才是理想社会平等的分配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实践者就不会安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阶段了。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实践者总是试图跨越社会主义阶段，早日建成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2］201这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2］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