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例(12篇)

daniel 0 2024-02-22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

1、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

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其老龄化过程也不完全同步,就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其老龄化程度和趋势表现也不相同,同一地区各个民族老龄化程度和趋势也不尽相同。所以,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情况十分复杂。

具体来讲,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属年轻型。我国一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低,人口年龄结构还处于年轻型。青海玉树自治州1982年老年人口比重为6.10%,1990年为5.81%。而根据1990年——2050年青海人口老龄化预测,2000年全省老年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4.62%,2005年为5.64%,2010年为6.38%,2050年为14.46%。(1)。从2000年四川民族地区年龄构成看,人口年龄结构大多处于年轻型。例如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例分别是5.12%、5.36%、5.48%。(2)有的民族地区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镇的水平,这可能与乡村少数民族年轻人口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程度的青年移居到城市等有关。

第二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我国少部分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惯性等影响,还处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四川德格县更庆镇城区人口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属于年轻型人口,而农村的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则达到了成年型人口,所以,从全镇总体看,应该属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3)

第三种类型,有的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很早进入了老龄化阶段,1995年广西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6.61%,1996年为7.06%,1997年为7.62%,1998年为7.52%,1999年为7.95%,2000年为7.12%。由此可见,广西是在1996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4)新疆石河子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也基本进入老年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石河子地区200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达11.70%,2003年已升至15.43%。因此,石河子地区已步入老年人口社会,而且呈现逐年递进上升的趋势。(5)

贵州黔东南州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具有代表性。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23万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突出的表现为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逐年增加,到2010年将达到53.09万,其老年人口系数也将达到12.7%。(6)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具有较大差异性。从发展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进入或即将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其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而人口年龄结构未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也必然发展到老龄化阶段,而且这个过程发展很快。所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影响分析

1、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投资、消费、储蓄、税收、财政支出带来相关影响。

第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赡养功能的发挥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必然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不足。同时,民族地区老龄化加快,使本来不太富裕的家庭增加更沉重的负担,也必然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

代际关系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口比重增大,又必然使民族地区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增加,从而对在职人员收入产生影响,也必然加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民族地区农村老人子女负担,从而导致两代人利益分配的矛盾。

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就可能增大民族地区反贫困难度。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会对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传统伦理和社会心理产生冲击。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尊老的传统美德,也就形成了家庭“养儿防老”、“养儿送终”的道德理念,也深深扎根于民族地区各民族人们心里。然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使老人和子女心理受到冲击,也会使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整个社会心理受到冲击。

2、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也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某些积极影响,比如它可以促使民族地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快,对出生率也会产生影响,对可能对推动教育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可以促使民族地区老年市场形成和老年产业发展。

由上可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从多方面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但从长期趋势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三、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和对策措施

1、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民族地区突出的“未富先老”问题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为不利,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路径只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

2、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措施

第一,转变观念,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制定科学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保持民族地区人口稳定适度增长。

民族地区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人口老龄化发展很不平衡。加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一旦进入老龄化,“未富先老”必然严重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对民族地区稳定与和谐产生极大危害。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未雨绸缪,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

第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缓解“未富先老”带来的巨大压力。

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民族地区经济不发展,就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对经济本来就落后的民族地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重要和急迫。

第三,确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养老模式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

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养老为主的功能,贯彻“以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城镇,国家和企业要承担养老责任,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在民族地区农村,推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要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等项目以及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

第四,建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农村和城市的老年服务体系,加强机构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

必须加大民族地区城市和老有所养,农村社区环境、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和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加强其硬件、软件建设,使民族地区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可以变人口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可以带来经济社会效益,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此外,弘扬少数民族传统的孝文化,构筑符合民族地区老年人生存的社会伦理环境也是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有其自身特点,而且发展迅速,已给或将给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面临诸多问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同时,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针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从而为民族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时正中.青海高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J],西北人口,1994(4);

[2]、四川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四川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3]、蒋彬.四川藏区城镇化与文化变迁——以德格县更庆镇为个案[M],巴蜀书社,2005;

[4]、陈喜强.人口老龄化如何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去影响广西的经济?[J],百家言,2002(11);

[5]、杨晓熙、刘平等.石河子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J],石河子大学学报,2004(12)。

[6]、贵州省黔东南州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黔东南人口的现状与未来》第82页,巴蜀书社2004.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1篇2

关键词:老龄社会;危机;政府作用

近年来,老龄社会危机日益凸显,老龄社会已成为中国发展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基本国情。现如今,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处于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老龄危机的出现无疑是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在解决和应对此危机上是责无旁贷的,政府作用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关系到老龄危机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一、当前中国老龄社会危机的特点

(一)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压力并存。联合国新标准的定义中指出,一个地区只要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重的7%,就可以视这个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2014年的人口普查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超过10%。由此可看出,中国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这样的老龄危机若不得到有效控制也将愈演愈烈。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压力并存这样的危机而产生的双重压力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独有的特征,它也不可避免的成为我国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国情。因为这两种压力在同一时间同时存在,所以想要通过提高生育率来应对危机可改善的空间相对较小。

(二)老龄化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未富先老”严重。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同时也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综合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由此而产生,即我国目前人均寿命的增加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据预测,2025年之前,高龄老年人口将保持年均增长100万人。①未变富先变老的趋势愈演愈烈,也成为了我国老龄危机与发达国家老龄危机的一大区别。

二、中国老龄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失衡的人口战略及政策。从理论上说,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正确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压力成为缓解人口规模压力的代价。②从1980年开始,我国的生育率就成迅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来说是符合时展的需求的,也是缓解我国庞大的人口压力的一个好方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年龄结构开始从底部老龄化。生育率水平逐年降低,我国老龄化的危机也开始在世界面前凸显,政府开始重视这个危机。从本质上说,中国老龄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政策长期影响下形成的,人口战略的失衡已不符合当代人口年龄结构的发展,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危机,就要从人口战略和政策上着手,彻底改变老年人越来越多而年轻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二)我国政府养老服务职能存在缺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化养老方面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不相干的事情,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作为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配套措施,不可避免的替代传统养老方式的发展及其实践的过程。③我国当前处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代际关系迅速变化,政府所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而改变。每个人都希望老年生活能够得以保障,可是在我国政府养老服务职能上还是存在一定缺陷。例如,责任界定不清,我们现在的社会养老制度改革,引入了政府、用人单位和职工三方来承担,这样的模式并无问题也是符合时展趋势的,但是在责任划分的比重方面,仍未受到重视,界定不清三方谁的责任应占主要地位,这就削弱了各方参与养老保障的积极性。还有,政府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覆盖面太小,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在养老保障方面的政策以及落实程度都是有极大保障也广泛受到群众监督,但是在一些偏远山区或农村地区,养老保障的辐射力就无法得到覆盖。

三、政府在老龄社会危机中的作用

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老龄社会是不可逆的,也是未来人类发展长时段的社会常态。④

(一)矫正人口战略,实行适度老龄化。人口发展战略――在稳定现行的生育率政策的同时,重视人口老龄化高峰前各个阶段的人口问题。⑤在制定人口战略上,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都需要被重点考虑,生育率也是要稳定在一定数值内。我国现如今实行开放二胎的政策,这在解决我国生育率低的一个有效的方法,这对于老龄危机也是相当重要的。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变的前提下,日趋灵活的人口政策有助于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而“适度老龄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有学者认为中国老龄化危机的根本是少子化。分析这个概念,其实不无合理之处。80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一批青年夫妇想要二胎的愿望,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巨大改变,特别是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丁克家庭”(DINKS)也越来越多,他们崇尚自由,不愿养育小孩,这使得中国的年轻人口越来越少,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未来的年轻人口会更加少。所以,实行适度老龄化是政府需要考虑的一个选择。

(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引入市场机制。在我国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时,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多年来,政府切实关注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设置了相关的政策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尽力使他们能安度晚年,但是,仅仅依靠政府个体的力量是不够的,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在人力物力上仍有所欠缺。养老不仅是要在物质上能有所保证,更重要的是,在服务上也要同步跟进。而养老服务要如何进行,政府需在这方面加大功夫,政府投入和市场机制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政府在养老服务上的投入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兴建养老院等机构来保障老人老有所靠,还有如配备相关的人员为社会提供养老服务等等。但是,政府从本质上讲只是起到引导的作用,其覆盖面和参与度仍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形成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共同管理的模式。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性决定了市场有更广阔的空间来发展养老服务,竞争性也使得养老服务的模式更多样化,更能进一步紧靠老年人的需求。所以,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上,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引入市场机制是一种良好的发展模式。

(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保证老龄人口生活。中国的老龄化是在我们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按照规律和现在情况的发展它会经历加速升上和高速增长的情况,但是现如今老龄人口无论是在医疗保障还是在其他方面的保障上还是有所欠缺的,比如卫生资源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医疗环境和医疗费用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个大难题。老年人各种生理机能减退,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增加,且易患慢性疾病。⑥对于老年人来说,在社会保障的范畴内,医疗保障对于他们这个特殊的年龄段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如今,在医疗保障方面,老年人看病仍需要自己支付大部分现金,这对于一些退休工资微薄或者没有固定退休金的人来说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政府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就要逐步建立一个针对老年人需求的保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在建立和完善体系方面需投入比以往更多的资金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合理的分配,在这个体系中,积极鼓励民间组织加入,建立起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养老的模式,不断增强政府投入的责任。比如在医疗保障上,改革社会医疗保险支付制度、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完善老年人救助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也在增强政府责任方面发挥极大作用。

(四)建立适应老龄社会发展的长远文化战略。通过加强老年文化建设来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使他们能够在物质生活有所保障的基础上生活得更加愉快和充满意义。所以,首先在倡导建立老年文化的氛围上,政府要加大力度,形成全社会一致的共识,创造浓厚的氛围,建设和发展老年文化;其次,在老年文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老年人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尚需进一步提高;再者,覆盖面要更加广泛,城市的老年文化建设固然是比较齐全的,但是不应忽略农村地区的老年文化建设,不难发现,在我国很多偏远山区,老年文化建设仍然十分匮乏,诸如此类的情况政府应给予更多重视,这样才能全方位的保障各个地区老蔫文化的建设。

政府作用发挥的有效与否关系到老龄社会危机能否得到缓解,政府树立应对老龄危机的新理念和新思维决定了政府将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危机。理想老龄社会是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⑦政府在应对老龄危机的同时,更要积极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这些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正确的应对老龄危机。(作者单位:广西大学)

注解:

①叶紫.2013年老龄人口将达2.02亿,未富先老日益凸显.[EB/OL]http:///20130228/n367422552.shtml

②党俊武.中国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思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75页

③姜向群.养老转变论:建立以个人为责任主体的政府帮助的社会化养老方式[J].人口研究.2007.7第59页

④党俊武.应对老龄社会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的重要战略议程[J].老龄科学研究.2015.1第5页

⑤姚冬琴.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将面临银发贫困状态[N].中国经济周刊2015,2

⑥胡琳琳、胡鞍钢.中国如何构建老年健康保障体系[J].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2008第27页

⑦党俊武.应对老龄社会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的重要战略议程[J].老龄科学研究.2015.1第10页

参考文献:

[1]党俊武.应对老龄社会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的重要战略议程[J].老龄科学研究.2015,1

[2]党俊武.中国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思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

[3]胡琳琳、胡鞍钢.中国如何构建老年健康保障体系[J].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2008年

[4]穆光宗、胡哲豪.适度老龄化:应对危机的第一战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5]李萌.养老服务体系中政府责任的国际借鉴[J].老龄科学研究.2013.10

[6]王洵.刘毅强.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选择[J].青海师专学报.1997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中国人口信息中心开发的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软件预测青海人口老龄化进程,分析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障带来的挑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已经超出了作为人口数字的具体意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青海省在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数为167.65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4.7万人,老年人口比例是2.8%。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214.56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下降到2.1%。第三次全国普查时总人口增长了145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2.7%,第四次全国普查中总人口增长了56万人,老年人口比例是3.07%,到“五普”时,总人口增长到了518.16万人,老年人口比例增长到4.56%a2005年青海省1%人口抽样调查中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04%。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24.11%,计算出相应的抚养比为43.29%,老年抚养比是8.77%,老少比为25.1%。由此可以看出,青海省在2005年少年儿童的比重低于30%,老少比高于15%,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接近7%,可以判定青海省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正处于由成年型人口快速向老年型人口转变的阶段。由于青海省是一个西部贫困省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预测人口老龄化进程,分析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障带来的挑战,是积极应对青海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间题的决定》的具体措施。

一、青海省人口老龄化末来趋势预测

(一)预测方法和条件设定

基于青海省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统计资料,运用中国人口信息中心开发的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软件,可对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本项研究的目标时间段为2005年一2030年;实际预测分三套方案进行(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预测未考虑迁移人口因素影响。

在人口预测过程中,预测参数(生育率参数、死亡率参数等)的选取直接决定着预测结果的质量。对于预测期内初始年份总和生育率的选取,具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是青海省统计局的有关专家认为,初始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为1.93左右;二是青海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有关专家认为,初始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为1.98左右。综合考虑以上两种意见,笔者在实际预测时选择了三套方案:高方案:青海省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预测期内的初始年份为1.98,并在整个预测期内保持不变;中方案:青海省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预测期内按从期初的i.93持续下降至2030年的i.b;低方案:青海省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预测期内按从期初的1.93持续下降至2022年的1.8,此后一直保持不变。在死亡率参数的选取方面,根据世界人口转变所取得的经验,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一定水平后将出现减速递增趋势。联合国的经验数据表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67.5-70岁时,男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每10年将增加1.5岁,女性人口这一数字为3.6岁;达到70-72.5岁时,相应的数字为男性人口每10年增加0.9岁,女性人口每10年增加2.8岁;达到72.5-75岁时,相应的数字为男性人口每10年增加0.4岁,女性人口每10年增加2岁;达到75岁以上时,相应的数字为男性人口每10年增加0.2岁,女性人口每10年增加1岁。按此结合基年数据可计算得到预测期内青海省预期寿命的变化模式并对死亡参数做出选定。

(二)预测主要结果

1.人口年龄结构将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化,且这一转化过程将于2009年左右完成

如表1所示,按照表2所示国际上关于人口年龄构成类型的划分标准,三种预测方案均表明,2006年度,青海省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尚属成年型,2009年则将步人老龄社会(按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预测,老年人口系数均在7%以上,儿童少年人口系数均在30%以下,老化指数均在30%以上)。2030年,按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预测,老年人口系数分别将达14.01%,14.27%,14.33%左右。按照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还可以看出,2006年度人口年龄金字塔尚处于由增长型向静止型的过渡时期,其后则将逐步实现向缩减型的转化。

2.步入老龄社会后,总体而言青海省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仍将持续深入,2030年之前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呈不断上升态势

图1,2分别对2030年之前按三种方案预测得到的青海省老年人口比重及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动趋势作了直观说明。表3亦列出了青海省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及总抚养比等指标在预测期内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预测期内,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及少儿抚养比指标总体上的变化趋势将不断下降(如图3.4所示),而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及老年人口抚养比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呈现出与之相反的上升趋势,且其上升幅度总体而言要大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进而带动了总抚养比在预测期内趋于上升。由此可得,人口老龄化将使得劳动适龄人口的抚养负担日益加重。

3.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30年之前将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

无论按何种方案预测,至2030年止,青海省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在60%以上,说明预测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还是较为丰富的,亦说明在此期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仍将不容忽视。图5对2030年之前按三种方案预测得到的青海省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动趋势作了直观说明。

二、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障带来的挑战

(一)人口老龄化趋势导致养老负担加重

预测结果表明,青海省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30年之前的这段预测期内将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同时发生的,且其上升幅度总体而言要大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进而带动了总抚养比在预测期内趋于上升。由此可知,人口老龄化将使得劳动适龄人口的抚养负担日益加重。此外,针对每万名就业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数进行分析的结果,亦证明青海省正在发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不仅仅是一个老年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缴纳和负担养老保险费的就业人口与作为养老金领取者的老年人口之间的比例不断下降的过程。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06》所提供的青海省1990-2005年的从业人口时间序列数据,以时间变量为自变量,用spss15.0进行曲线拟合的结果表明从业人口(此处用变量p表示)与时间变量(此处用变量t表示)之间存在着较为理想的对数函数关系,其具体形式为:p=8019.2ln(t)-60671.3,r2=0.994,f=2231.163,将其进行趋势外推至2030年,可以预测出青海省这一期间的历年从业人口数。结合前文所预测得到的老年人口数(以中方案为例),便可以得到每万名就业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数(如表4所示)。从表4中不难看出,青海省每万名就业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数将呈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因而将对养老保险基金帐户的平衡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模式

当一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或者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时(或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初期),一般采用现收现付模式来筹集养老保险基金,费率较低且稳定是其重要原因,但这种代际转移负担的基金筹集模式亦有其自身的缺陷,如将退休一代人的养老金负担压在了下一代人身上,如其负担过重则势必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根据国际经验,支撑一个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三个条件:(1)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以支撑现有的退休人口;(2)一个有效率的税收体系,以便于潜在的养老保险费用的足额收缴;(3)一个高效且健全的基金管理体系,以确保养老基金能够不断地保值增值。目前,后两项条件就现实国情而言显然尚难以实现,而就第一项条件而言,虽然目前青海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然较高,但养老负担已经开始大幅度上升,并且就预测期内的情况言之,人口结构的不断老化已成为一个确定无疑的趋势。实际上,如果没有来自财政的补贴和对个人账户资金的占用,养老统筹基金收支之间的不平衡将成为一种常态,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现收现付制度也将因此难以为继。目前,随着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人,离退休人员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快速增加,实行现收现付模式将给企业、职工,甚至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由于青海省自然条件差,经济总量小,地方财政困难,养老金筹集面临困难,主要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补助,还未能实现良性循环,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两个确保”资金需求。如果保持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渐趋老化和在职职工的缴费率的持续上升,如不改变现收现付模式,青海省的养老金支出与工资总额的比例极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过国际公认的20%---25%的警戒线,届时将极可能产生养老金支付困难等消极现象,也会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稳定。

(三)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家庭养老功能

人口老龄化会弱化家庭养老功能的表现包括:一是使得家庭规模缩小。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近年来青海省的户均人口规模呈现下降态势。2000年户均人数为3.96人,2005年则降至3.66人;二是使得家庭结构模式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换。由于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的增加使得家庭内的代际数相应增加,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家庭的抚养和赡养结构大多呈“4-2-1”型,家庭中可供照料老人的成员减少,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减弱,甚至会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现象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亦将随之增加,除经济供养问题随之加重外,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亦将随之不断增加。就青海省情而言,截至2005年底,全省农牧区贫困人数高达120.5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633万人,低收人贫困人口57.2万人;贫困比重大,全省总人口为543.2万人,农牧区人口为329.9万人,农牧区贫困人口的比重高达36.5%;且直接为老人生活服务的各类社会福利机构基本上还处于初级状态,发展比较缓慢;大部分收养单位、福利院设施不健全,管理欠规范,环境不够理想,专业服务人员短缺,老人们的生活医疗需要根本无法满足,这无疑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时又为青海省增添了难度,将导致农牧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四)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医疗保障模式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1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老年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8-0018-01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我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年均100万的增长速度,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日益凸显,养老问题日趋严峻。从2001年到210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2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第二阶段,从2022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全国老龄办,2006)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

养老保险问题是进入老年型社会不可回避的焦点。主要表现为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总抚养比的不断增大。劳动人口除了供养老年人口外,还要抚养未成年孩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依然落后,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人口抚养比例的快速提高,使国家和社会经济负担加重,对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相应的影响。因此,关注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1.老年人口总量大、增长速度快。

2.老年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处于低水平。我国60~64岁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四年多一点,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二年多一点。

3.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低,农村尤为明显。农村养老保险不到位,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农民增收来源有限,使得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

4.老年人生理、心理负担重。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弱化,劳动能力的逐渐丧失,各种疾病随之而来,容易使老年人陷入心理困境。悲观的心理反过来又对生理产生不利影响。有数据显示,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

三、我国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老年社会工作角度出发,社会不仅要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他们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而且更要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提供条件。我国老龄工作目标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实现这一目标,应采取以下措施:

完善政策法规,提升服务理念。从制度层面,在老年社会工作中引入“增权”理念,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尊严和意义。同时,各类新闻媒体要努力塑造老年人的健康形象,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健全市场机制,激励企业参与。当前,我国老年社会工作在人力资源、资金和相关制度方面资源稀缺有待完善。所以,建立相应的市场机制,政府出台各种鼓励政策,以调动企业参与老年社会工作的积极性。

培养专才,提供专项优质服务。培养和建设专业化的老年社会工作队伍,要积极扶持各类非政府专业化服务组织,并与现有养老机构结合起来,做到优势互补。同时,在高等院校开设老年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为老年社会工作培养专门人才,不断提高老年社会工作的管理服务水平。

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老有所养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家庭养老又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主要养老模式。于情于理,未来全部依靠家庭养老显然不足以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从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实际出发,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养老模式,为建设和谐老龄化社会添砖加瓦。

综上所述,建设和谐老龄化社会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目前我国老年社会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培养具备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社工人才;为老年社会工作的介入创建更好的平台;提高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度,加强部门负责人、老年人及其家属对社会工作服务的了解和认可;整合社会资源,加大社会参与度。人人都会变老,人人都需要敬老爱老,爱戴老人就是爱戴我们自己。我们要以保持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努力把老龄化社会建设好,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良瑾.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M].上海: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

[2]刘静林.老年社会工作[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3]凌小平.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困境与选择[J].理论界,

2008.

[4]穆光宗等.中国老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J].人口与发展,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影响对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5]。老龄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我国三大人口问题(人口总量控制、人口就业与再就业、人口老龄化)之一。它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把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重大影响,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对构建和谐社会,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改革开放3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达1.49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

2.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快。根据2004年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西欧老龄化过程中,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才刚刚达到800美元,2004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43亿,而我国的人均收入也不超过1000美元,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据统计资料显示,英国65岁以上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80年的时间,瑞典65岁以上老龄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40年时间,日本用了50年时间,而我国仅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当快[2]。

3.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农村老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地区差距明显。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制约经济增长,导致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

(1)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减少,即劳动力短缺。(2)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即劳动力老化。

2.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高龄老人的增多,供养、医疗保障、护理、照料、精神关怀等方面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恺悌说:“我们现在是在职的人员100人养活16个老人,到2050年的时候,100个人就要承担49个老人的养老负担问题。

3.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目前子女供养老年人仍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有57.1%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提供经济上的来源;有25.1%的老年人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有15.6%的老年人依靠退休金;依靠社会保险和救济等其他途径的只有2.2%[4]。即使是依靠后三种经济来源而生活的这部分老年人,由于体力下降,物价上涨,退休金和社会保险、救济普遍较低,甚至有的调资都难以兑现,造成原本微薄的收入更加入不敷出,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困难是重重的,多数也需要子女的经济资助。

4.用于社会再生产的资金减少。据预测,2022年我国养老金支出总额将达到25145亿元,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发展都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城市,老年人口数量较多,养老水平较高,对社保服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农村老年人口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2/3,但是却面临着养老服务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无法保证[4]。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1.发展经济,增强实力。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不断增加积累,为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7]。

2.从社会化居家养老入手,建立社区与家庭合作的养老机构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因此,以社区服务为载体,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切入点,把社区服务引入家庭,促进社区服务和居家养老的密切结合,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确保老年人在自己的社区和家庭安度晚年。

3.建立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养老保障是国家依法对老年人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

我国最新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将致力完善城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一方面在城市将加强基金的征缴,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建立可靠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增强统筹调剂能力;并且将在城市生活的贫困老年人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切实保障其基本生活[1]。

四、总结

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国情由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步向社会养老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保证老年人安度晚年,不仅仅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经济水平、政治背景,还应考虑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1998,(1).

[2]岳颂东.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策[J],社会保障制度2001,(5).

[3]全国老龄办.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EB/OL].theory.省略/.2006-02-23.专题研究121

[4]乔晓春.《老龄化的中国》[J].北京: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2006

[5]刘民茂,张纯元.《人口结构学》[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33-36

[6]陶立群.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J].科学决策,2006,

04:25-27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篇6

过去几十年,中国独一无二地完成了从鼓励生育到严格一胎化的转变。近年来,随着时展和各种经济社会因素的变化,各方对人口问题的关注更加强烈,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巨大人口挑战正开始逐渐浮现出来,对计划生育政策合理性的质疑也日渐增多。近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言论在中国社会迅速引发了强烈质疑和广泛讨论。

此外,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更是多样。本研究的目的是立足于权威部门的第一手资料数据,通过符合逻辑的数据推论,对我国未来短中长期(2022—2060年)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进行预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与分析。

二、我国当前人口特征与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分析

(一)当前我国主要人口特征

中国0—14岁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33.6%下降到2010年的16.6%,下降幅度超过50%,是严重少子化社会,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符合严格的老龄社会标准。老龄化是普遍现象,但我国老龄化速度太快,应为世界之最,而0—14岁人口比例的下降就更加惊人,这极大助推了老龄化进程。

2010年时,由于0—14岁与60岁以上人口相加的比例不到30%,还低于1980年时0—14岁的人口比例,故社会抚养率低,劳动人口比例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我国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深层原因,即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供给和低社会抚养水平。快速老龄化所带来的讨论目前只是一个开始,除了广受关注的延迟退休年龄争议外,还可以预测未来劳动力短缺现象也会持续发展,很多学者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加速到来也是确定的事实。

(二)我国未来老龄人口结构分析

1、人口总量方面

至2022年底,我国人口总量为13.81亿,比2010年底的13.34亿,10年间共增加4700万人,增长率仅3.5%。我国人口总量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已接近停滞。可以基本确定我国人口峰值出现于2022年前后,并且很可能无法达到14亿。

2030年,我国人口总量为13.8亿,比2022年略有下降。我国人口总量进入绝对下降周期,趋势性进程形成,甚至在数十年间不可逆转,与上世纪50年代后开始的持续60年的人口增长趋势呈反方向运动。至2040年,我国人口总量不到13.1亿,比2030年的13.8亿,10年间共减少7千万。我国人口总量进入快速下降周期,即将进入12亿区间。

2050年,我国人口总量为11.9亿,比2040年的13.1亿,10年间共减少1.2亿,人口总量回到12亿以内。显示我国人口总量在趋势作用下加速下降。而至2060年,我国人口总量约为10.7亿,与2050年相比,10年间共减少1.2亿,人口总量仍然在快速下降。并且由于下降趋势迅猛,预计在2060年以后的数年间,人口总量将降低到10亿以内。

2、老龄人口比例方面

到202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3%,2.5亿,与2010年相比增长约5%,老龄化情况继续发展,全国人口中,几乎每5人就有一位60岁以上老人。

2030年,60岁及以上人口约占26%,3.6亿,比2022年增长约7.7%,老龄化情况继续加速发展,全国人口中每4人就有一位60岁以上老人。到这个时候,社会抚养压力与目前相比有显著增加,社会保障与福利的压力将十分巨大,显示未来10多年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将面临必然变革。

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30.2%,3.9亿,全国人口中,几乎每3人就有一位60岁以上老人,此种图景令人非常忧虑。0—14岁及60岁以上人口相加为5.6亿,占总人口的43%。总的1:1的抚养关系与2030年差别不大。

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约占34.2%,4.1亿,比2040年的30.2%增长约4%,老龄化情况继续发展。至206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33.2%,3.54亿,与2050年相比基本保持平稳,人口老龄化情况趋于稳定,人口结构开始出现良性修复的缓慢趋势。

从2040年开始出现的每3人中一名老人的情况将持续30年以上,这30年将是真正非常困难的30年,这种困难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也是每一个家庭和个人必须面对的。可以想象退休年龄必然延迟,退休工资降低,医疗保障水平提升困难,难以找到陪护人员,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力不从心。

三、应对老龄化困境的政策讨论

经过仔细严格测算,我国目前每6个国民中约有一位60岁以上老人,非常巧合的是,今后每十年下降一个位数,2022年为1/5,2030年1/4,2040年1/3,然后保持稳定。这样的老龄化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最终的数字也是可怕的。每3个国民中就有一位老人,距离2040年并不遥远,只有20多年时间。到那时,整个社会节奏都会慢下来,国内总需求会有显著下降,医疗福利开支显著上升,并且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服务于养老事业,也会使得劳动力供给越发显得不足。留给中国社会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我们需要在此之前使得经济成长更高效,整体上更加富裕,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否则我们将会陷入经济的长期停滞,并且无力改善社会福利事业。

应当承认,老龄化社会是全球性普遍问题,甚至是文明发达标志。参考他国经验,对于最行之有效的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选择应该坚持如下原则:

(一)退休年龄可选择政策

对很多发达国家来说,提前退休往往掌握在个人手中,个人可以有一定选择空间,政策的制订比较人性化,这些方面应该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学习之处。如日本国民在60—64岁之间领取养老金,养老金的金额要减少;美国人如果65岁以上退休,可以领取标准的养老金,如果推迟到70岁退休,领取的养老金会更高。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篇7

【摘要】本文采用体质人类学和人口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河南郑州地区荥阳薛村遗址和新郑多处遗址的汉、唐、宋人骨标本的平均死亡年龄和死亡率等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显示,郑州汉、唐、宋组居民的死亡高峰期均主要集中在中年期,其中宋代居民在老年期也有较高的死亡率;三个时期里男、女两性的平均死亡年龄呈现上升趋势。与中原地区史前至汉代以后的古代居民进行比较,汉、唐、宋居民在未成年期的死亡率明显降低,在中年期和老年期的死亡率显著上升;而在两性居民中,相较于男性,女性在青壮年期(生育阶段)的高死亡率,说明了汉、唐、宋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医疗保健水平虽然比先秦时期有所改善,但仍然是比较低下的。

秦汉至辽宋夏金时期是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1],汉代以来的正史资料和出土文献虽然已经有了具体到郡一级的人口统计数量,但对于特定地区内的居民人口数量、结构等鲜有记载。利用体质人类学和人口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古代居民进行性别、年龄鉴定,有助于探讨当时盛行的葬俗、婚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了解古代社会居民的社会及劳动分工,并判断死者的身份和死亡年龄,探寻古代居民的生活条件[2]。本文以荥阳薛村遗址和新郑多处遗址出土的人骨为例,分别探讨汉、唐、宋时期郑州地区古代居民两性死亡率的大致状况,对其两性死亡年龄及其分布特点等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本文所选取的人骨标本材料包括薛村遗址出土的汉代163例、唐代52例和宋金时期19例[3],另有新郑天成隔热、羚锐、丽都花园、中华北路、宏基、华联、防疫站、圣昊、华瑞和众康等遗址和墓葬群发掘出土的汉代14例、唐代3例和宋代49例人骨[4]。对人骨标本的鉴定方法,主要依据吴汝康等[5]和邵象清[6]在其有关论著中提出的各项标准。

一、郑州地区汉、唐、宋两性死亡

年龄分布统计

1.汉代居民人骨材料主要来自郑州荥阳薛村遗址的163例和新郑地区的的14例,共177例人骨标本。其中,性别明确者155例,鉴定率为87.57%;年龄段明确者148例,鉴定率83.62%。汉代组的性别比为1.31。

郑州汉代组居民死亡年龄的分布状况详见表一和图一、二。从图表可知,郑州汉代组居民的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中年期,壮年期和青年期次之,其中青年期12.99%,也比老年期的7.34%高出较多比重。汉代组男、女两性死亡率分布阶段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女性在青年期和壮年期的死亡率要稍高于男性,中年期明显低于男性,老年期则两性基本相当。

2.唐代居民人骨材料主要来自郑州荥阳薛村遗址2005年和2006年发掘的52例人骨材料,此外还包括新郑宏基遗址的2例人骨和新郑华瑞路遗址的1例人骨,共55例人骨标本。其中,性别明确者47例,鉴定率为85.45%;年龄段明确者44例,鉴定率为80%;性别比为0.95。

从表二和图三、四可知,郑州唐代组居民的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中年期和壮年期,在青年期和老年期也占一定的比重,但差别不大。男、女两性死亡率的分布阶段却存在较大差异,女性的死亡高峰集中在壮年期,而男性的死亡高峰则在中年期;在老年期的死亡率上两性相同。

3.宋代居民人骨材料主要来自新郑华联、圣昊、防疫站、中华北路、武大幼儿园、羚锐和众康等7处遗址所出土的49例人骨标本,以及郑州荥阳薛村遗址的19例人骨标本,共计68例。其中,性别明确者为60例,鉴定率为88.24%;年龄段明确者63例,鉴定率为92.65%;性别比为1.22。

从表三和图五、六可知,郑州宋代组居民的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中年期,其次是老年期和壮年期,青年期和未成年均仅占5.8%。男、女两性的死亡率分布阶段大致相同,女性在中年期和老年期的死亡率均略高于男性,而在壮年期的死亡率则低于男性。

二、郑州汉、唐、宋组居民平均死亡年龄

本文所指的平均死亡年龄,是墓地所有已知年龄个体的估计年龄总数与个体总数的比值。根据性别、年龄鉴定结果计算,将郑州汉代组至宋代组古代居民整个年龄段的平均死亡年龄和男、女两性的平均死亡年龄分别列入表四。其中,不能被详细划分死亡年龄阶段的成年个体,未参与居民全组平均死亡年龄的统计,而未知性别的未成年和成年个体,也未参与男、女两性平均死亡年龄的统计。

由表四和图七可知,郑州汉、唐、宋组居民的平均死亡年龄,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性别之间,都显示出很大的差异特征。各时代男性的平均死亡年龄均超出了各自的全组平均死亡年龄,这可能是因为全组平均死亡年龄受到未成年个体数量的影响。但是,各个时代女性的平均死亡年龄却有较大的波动,唐代女性平均死亡年龄低于汉代组的女性,也低于唐代全组的死亡年龄;宋代女性平均死亡年龄则高于宋代男性居民,同时也远远高于汉代和唐代女性的平均死亡年龄。自汉代至宋代,无论是全组平均死亡年龄,还是男性平均死亡年龄,均呈现了上升的趋势。

三、与中原地区各古代组居民的比较

(一)死亡年龄分布特点的比较分析

为了分析郑州汉代组、唐代组和宋代组居民的死亡年龄分布特点,揭示当时人口的死亡状况,本文选择了中原地区史前至汉代以后的各古代组居民与之进行比较,包括雕龙碑(新石器时代)组[7]、游邀(夏代)组[8]、刘家庄北地(商代)组[9]、后李官(周代)组[10]、临淄(周―汉代)组[11]、大同北魏组[12]、紫薇(唐代)组[13]等7个对比组,各组居民的死亡年龄分布详见表五及图八。

通过图表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的雕龙碑组、夏代的游邀组、商代的刘家庄北地组、周代的后李官组、周―汉代的临淄组、郑州汉代组、大同北魏组、唐代紫薇组,至郑州的唐、宋组,未成年的死亡率基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呈下降的趋势。其中,以雕龙碑组、游邀组、刘家庄北地组和后李官组居民最为突出,其未成年死亡率从新石器时代的高达44.4%、夏代的30.26%,降至商代的15.83%和周代的16.3%,但与周―汉代的临淄组的5.9%和郑州汉代组的3.95%、大同北魏组的4.26%、唐代紫薇组的3.9%相比较,仍然显示出了较高的比例。根据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在史前时代,婴儿的死亡数一般占总人口的40%左右[14]。处于河南与湖北两省交界的雕龙碑新石器时代遗址共发掘了墓葬197座,其中瓮棺葬64座,所葬均为3岁以下幼儿。可见,新石器时代未成年人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平均期望寿命是根据各个年龄段人群死亡率计算出的生命期望值,常被作为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疾病死亡模式和人口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15]。一般来说,死亡率越低,平均寿命越长。值得注意的是,平均期望寿命同前文提到的平均死亡年龄不是一回事,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全体人口,后者只涉及死亡人口。通常所说的平均期望寿命是指某一时段的新生儿,此外,各个年龄段也都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平均期望寿命。其中,传染性、营养性和寄生虫疾病对少年儿童尤其是婴幼儿的威胁很大,往往导致其过早夭折,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难以延长[16]。因此,史前至先秦时期未成年阶段的高死亡率也证明了当时社会的平均期望寿命是相当低的。

由图表可见,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古代居民除了在未成年阶段有很高的死亡率外,在青年期和壮年期的死亡率也相对于汉代以后各时期的居民高出一定的比重,而在老年期的死亡率上,先秦时期古代居民明显地低于汉以后居民。可能是因为自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社会经济和卫生状况相对于具有中央集权安定统治的汉代及其以后的时期要落后,并且居民的生活条件普遍很差,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的能力极弱,加上各种天灾人祸,使得先秦时期居民在未成年和青壮年时期的死亡率很高。也因此,刘家庄北地组的商代居民和后李官组的周代居民相对于汉代及其以后时期,在老年期上均有着极低的死亡率。由前文可知,郑州汉、唐、宋组居民的全组平均死亡年龄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周―汉代的后李官组居民、大同北魏组居民及唐代的紫薇组居民相比较,中原地区汉代以后居民在中年期和老年期的死亡率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增高的趋势,推测至汉代以后,中原居民较先秦时期的生存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医疗保健条件有所提高,使得中原地区古代居民的死亡高峰与先秦时期相比大大延后。汉代以后未成年阶段的低死亡率和中、老年阶段的高死亡率也说明,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和营养条件的改善,传染性疾病和营养性疾病的发病率可能有所降低,所以,婴幼儿和少年儿童的死亡率下降,全部人口的平均死亡率也趋于下降,平均期望寿命变长;与此同时,当传染性等疾病日渐减少,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大大延长以后,主要与老年人有关的一些疾病,即所谓“老年病”,如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等,逐渐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构成也相应地发生明显变化[17]。

(二)男、女两性死亡年龄分布特点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郑州汉、唐、宋组居民死亡年龄的特点,下面分性别比较各组居民的死亡率(见表六、七和图九、一)。

通过对比可知,中原地区的男性居民虽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年龄段上死亡率存在一些波动,但从总体看,自新石器时代至汉唐宋时期,男性居民在中年期和老年期的死亡率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致呈现上升的趋势,相反的,在青年期和壮年期则呈下降的趋势。与男性居民相比较,中原地区女性居民的死亡率具有大致相同的变化规律,所不同的是,女性居民自新石器时代至汉唐宋时期,一直存在着青壮年期的高死亡率,只是其下降的趋势相对轻微些。这表明在青壮年期确实存在着女性较男性严重的或特殊的致死原因。在进行人群死亡模式研究时,母婴和营养缺乏性疾病通常被划分为三大类疾病之一,而母婴和营养缺乏性疾病与生活环境、卫生条件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18]。所以,女性在青壮年期的高死亡率,除了说明女性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一直处于较低的地位外,生育条件差也是导致女性在育产期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

四、小结

本文通过对郑州汉、唐、宋组居民的性别、死亡年龄分布以及与中原地区其他古代组居民两性死亡率的比较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郑州汉代组居民的死亡高峰期主要集中在中年期,壮年期和青年期次之;唐代组居民的死亡高峰期集中在中年期和壮年期,青年期和老年期也占一定的比重;宋代组居民的死亡高峰期则主要集中在中年期,其次是老年期和壮年期。男、女两性居民死亡年龄段基本表现出相同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唐代组女性的死亡年龄段主要集中在壮年期,而男性则集中在中年期。

2.将郑州地区汉、唐、宋各个时代全组和男、女两性平均死亡年龄进行对比分析,全组平均死亡年龄和男性平均死亡年龄均呈现了上升的趋势;虽然各个时代女性平均死亡年龄有较大的波动,但从总体发展看,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

3.将郑州地区汉、唐、宋组居民与中原地区史前至汉代以后的各古代组进行比较,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古代居民除了在未成年阶段有很高的死亡率外,青年期和壮年期的死亡率也相对于汉代以后时期的居民高出一定的比重,而在老年期的死亡率上,先秦时期的古代居民明显地低于汉以后居民。中原地区汉代以后居民在中年期和老年期的死亡率,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增高的趋势。自汉代以后,正是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和营养条件的改善,使未成年人多死亡的传染性疾病和营养性疾病的发病率降低,所以社会平均期望寿命变长;同时,汉、唐、宋时期,当平均期望寿命延长之后,主要与老年人有关的所谓“老年病”,如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等可能逐渐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构成也相应地发生明显变化。

中原地区的男性居民虽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年龄段上死亡率存在一些波动,但从总体来看,男性居民在中年期和老年期的死亡率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致呈现上升的趋势,青年期和壮年期则呈下降的趋势。女性与男性相比较虽然具有大致相同的变化规律,但在青壮年期的高死亡率则表明,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直处于较低的地位,由生育条件差而导致的育产期高死亡率也是其重要的原因。相较于男性,女性在青壮年期(生育阶段)的高死亡率,也恰恰说明了汉、唐、宋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医疗保健水平虽然比先秦时期有所改善,但仍然是比较低下的。

――――――――

[1]程妮娜:《中国地方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汤卓炜:《环境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2005年度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3期。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新郑市郑韩故城内近年发现的几座唐墓》,《中原文物》2006年1期。

[5]吴汝康,吴新智,张振标:《人体测量方法》,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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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君:《湖北枣阳市雕龙碑新石器时代人骨分析报告》,《考古》1998年2期。

[8]朱泓:《忻州遗址夏代居民的人类学特征》,载《忻州

(下转28页)(上接19页)

游邀考古・附录二》,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8―214页。

[9]原海兵:《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0―36页。

[10]张雅军:《山东临淄后李官周代墓葬人骨研究》,载《探索渡来系弥生人大陆区域的源流》,(日)アリフク印刷株式会社,2000年。

[11]韩康信,松下孝幸:《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考古》1997年4期。

[12]张振标,宁立新:《大同北魏时期墓葬人骨的种族特征》,《文物季刊》1995年3期。

[13]陈靓:《西安紫薇田园都市唐墓人骨种系初探》,《考古与文物》2008年5期。

[14]转引自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年龄构成研究》,《考古》2007年4期。

[15]饶克勤,陈育德:《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变化对平均期望寿命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1992年3期。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篇8

[关键词]老龄化;消费函数;人口年龄结构;老龄人口抚养比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7-0098-03

1引言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各地区相继由成年型迈入老年型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地区差异在逐渐扩大。张晓青(2009)测算得出1990年全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异系数为0.17,而在2000年及2007年已经分别扩大到了0.20和0.22。据甘肃省统计资料,甘肃省在1982年的人口结构属于典型的年轻型结构,到1987年,人口结构就进入了成年型,2000年就进入了老年型结构。甘肃省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实力不足,社会保障相对滞后,社会承受力还很弱的条件下出现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2009年的甘肃省人均生产总值为14451.4元,而全国人均生产总值为25575.5元,低于全国水平,但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34%,人口老龄化物质基础相当薄弱。所以,甘肃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水平极不适应。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明显,省内各市州之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显著,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嘉峪关市,65岁及以上人口达9.25%,而最低的张掖市也有4.05%。

老龄化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相比众多分析关于老龄化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影响变动的研究,考虑地域差异性的研究也非常有意义。本文试图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入手,通过计量分析方法来研究甘肃省人口老龄化问题。

2文献综述

凯恩斯(1936)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1949)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1954)提出来生命周期假说,货币学派代表人弗里德曼(1957)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霍尔(1978)提出了理想预期生命周期假说。这些学说奠定了经济学中有关消费函数理论的基础,使得消费领域成为了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关注研究的热点领域。

在国内,学者们自1990年起就开始研究揭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影响。李子奈(1992)、厉以宁(1992)、臧旭恒(1994)等国内学者用最小二乘回归、序列相关分析、自回归移动平均误差处理和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等方法来研究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李建民(2001)认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并由此推动了老年人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稳定性、消费倾向、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具有与其他年龄人口不同的特点,并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王金营(2006)通过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在消费函数中增加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因素,可以分析预测未来的总体消费规律。

3构建模型

3.1模型建立及相关指标解释

本文在绝对收入假说的基础上构造消费函数模型。若已给定消费水平,那么消费函数可表示为:

AC=ct×P(1)

其中,ct表示人均消费额,P表示人口总数,AC表示消费总额。但在现实生活中,平均每人享受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数量ct并不是个常量,它受到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一般而言,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较低于中年人。老年人更倾向于医疗保健产品服务的消费。随着年龄构成的变化,人们对一定种类或服务的需求会发生变化。在一定的收入及价格水平下,人口年龄组成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总需求及总消费水平的变动。因此,在研究消费及消费结构变动时,人口年龄结构可以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同时,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设作为理论基础前提下,本文以描述消费性指标作为因变量,描述收入以及人口老龄化结构指标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相关指标解释如下:

(1)使用人均消费(Cons)作为因变量。在前人的相关研究中,通常会使用总消费额或消费所占GDP比重作为因变量。本文考虑到甘肃省地域狭长、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较大,故选取人均消费额作为变量以期消除收入差距带来的模型偏误。

(2)使用人均GDP(agdp)作为收入的描述变量。这里没有选取GDP总量,是考虑到GDP总量取决于人口总量与人均GDP,而人均GDP更能较好的反映个体的绝对收入水平。

(3)使用老龄人口抚养比(R=老龄人口数/劳动力人口数)作为人口老龄化结构描述变量,采用这一比值可以更加客观的体现社会上所需负担老龄人口消费的比例。

(4)从经济理论上讲,影响人均消费的因素很多,为简单并且使模型又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本文只将选取以上3个主要指标作为研究对象,而摒弃人口总量、城乡收入结构等显著性不高的指标。

基于以上分析,构造人均消费函数为:

Const=β0+β1×agdpt+β2Rt+εt(2)

3.2数据来源与选取

(1)年龄结构数据。联合国进行人口统计时,常以65岁为老年的起点。R表示甘肃省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即65岁及以上人口数除以15~65岁人口数量,以此作为反映人口老龄化的指标(见表1)。

(2)人均消费(Cons)和人均GDP(agdp)均采用1978年的不变价格来计算,这样就剔除了物价因素对人均消费和人均收入的影响,能比较准确地衡量人们实际的消费和收入水平(见表2)。

4计量分析

“在宏观经济中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包括总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在内的许多变量都遵循随机游走……突发性的振荡是……永久性的”(平狄克,1999)。因此,对于本文变量的设定,如果在模型中直接做回归很可能出现“虚假回归”结果,导致模型分析的无效,所以对于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是必要的。本文通过Eview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4.1序列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

本文使用扩充的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法,基本回归形式如下:

从表3中可以看出,变量cons、agdp和R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三个变量经过一阶差分以后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即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即I(1)。

4.2模型的协整分析

由以上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其协整性进行检验,其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人均GDP和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显著性较高,其t检验值分别为17.94和9.75。从协整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人均GDP的增长对人均消费的贡献显著为正,其系数与其他研究所测算的消费倾向数值接近;同时,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贡献显著为负,但需要关注的是这一结论只是表明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在短期波动中互相扰动的关系是复杂的。为进一步揭示人均消费、人均GDP和老龄人口抚养比之间的短期扰动关系,VAR的脉冲响应分析是必要的。

4.3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具体地说,它刻画的是在扰动项加上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产生的影响。由于Cholesky分解带来的方程顺序改变会剧烈的影响到脉冲响应,参考协整检验带来的灵敏性信息,本文选取的变量顺序是人均消费、人均GDP、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如下图所示。

老龄化人口抚养比与人均消费间扰动响应关系图

可见,当第一期和第二期老龄抚养比产生连续两期正的冲击后,人均消费呈上升趋势并逐渐成为正的响应,但是这些正的响应的边际趋势是减少的,并于第三期达到响应的最大正值。从第三期后,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持续呈现负的响应趋势,并逐步趋于收敛。

4.4计量结果的对比分析

(1)从短期来看,甘肃省人均消费水平至少在5年内将会持续增长。根据申社芳(2010)研究认为,甘肃省人口老龄化速度慢于全国近5年,预计2016年,甘肃省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0.12%,成为典型的老年型社会。因此笔者认为,甘肃省在未来的这5年中,老龄人口比重会持续增长。通过老龄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冲击可以看出,甘肃省至少在这5年中人均消费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增加。究其消费水平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收入水平在不断上升。随着“十二五”规划明确居民收入增幅将会超过GDP,那么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会持续上涨,人均消费水平也会随之增加。二是,短期内甘肃省仍处在人口红利的末期,劳动力资源依然充分,可以通过充分打开“人口机会视窗”来增加物质生产,刺激人们消费。三是,人口老龄化能够带来老年人口这么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老年人消费需求的扩大会极大地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多,会使得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源转向老年人需求的产业,比如服务业、医药业、保健业等,因此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加大对第三产业资金和人员的投入,积极开发老年市场,大力发展银色产业。

(2)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甘肃省消费水平的变动不同于全国的情况。笔者对甘肃省的研究结论是,老龄化对人均消费的影响先是边际趋势递减的正影响效应,三期之后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持续呈现负的响应趋势,并逐步趋于收敛。而王森(2010)对全国的研究得出,我国老龄化因素对人均消费的影响不是固定不变的正效应或者负效应,而是正负效应的交错影响。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尽管短期的老龄化会给甘肃省的消费水平带来增长,但是长期来看,甘肃省的物质基础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名靠后,属于欠发达地区。而人口老龄化必然会使得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因为高龄劳动力的体力、智力衰退,会削弱开拓创新精神,进而也使得劳动力生产率下降。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会随之减少,从而影响消费水平。而对于全国来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地区差异在逐渐扩大,既有高老龄化水平且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低老龄化程度的地区。所以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的影响将会相互作用,呈现出正负交错的状况。二是,本文选用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作为老龄化的指标,王森(2010)选用的则是老少比。测算指标的不同也会带来以上结果的差异。

(3)鉴于甘肃省存在“未富先老”及各市州老龄化水平有差异化的特点,结合在未来发展中人均消费水平会先出现增长后降低的趋势,为了减小消费能力的降低对甘肃省的生产能力的影响,我们应在未来发展中充分打开甘肃省的“人口机会视窗”,尽可能的采取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以延长老龄化对人均消费的正效应时期。

5结论

本文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得出人均消费、人均GDP与老龄人口抚养比例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三个变量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VAR模型的结果可看出,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先是边际趋势递减的正影响效应,之后出现负影响效应并趋于收敛。研究表明,伴随着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即老龄人口抚养比例的提高,老龄化程度加深,使得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逐渐减小,最终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希望本文能为我们正确认识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找到积极的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1):29-36.

[2]王森.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1978―2007年的数据[J].西北人口,2010(1):22-27.

[3]申社芳.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10(2):119-122.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篇9

关键词:老龄化;长效机制

尽管进入21世纪以来,各地针对人口老龄化主题的研究不断深化,老龄事业的发展也正获得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作为一个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一些既有经验的借鉴并不能因地制宜地解决中国的养老困境。

一、吴江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一)总体概况

吴江区现共有8个镇(区),249个行政村,62个社区居委会。截至2014年底,全区户籍总人口81.44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20.81万,占全区总人口的25.55%,较2013年增长1%,远超联合国定义的10%标准。目前,吴江区的老年人口正以年均约5%的速度增长,按此速度,预计到2022年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28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30%。可见,吴江区不仅已步入老年型社会①,且老龄化趋势愈演愈烈,未来的养老问题更为严峻。

(二)特点和趋势

1、深度老龄化

按照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比例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20%则进入超老龄化。当各地65岁以上人口突破性超过7%时,吴江区截至2014年底,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比例达17.36%,已进入深度老龄化,且按照当前快速老龄化的速度,很快即将进入超老龄化的行列。

2、高龄老龄化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吴江老年人口结构还呈现出明显的高龄化趋势。一般,我们将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定义为高龄老年人,当高龄老年人口占老年总人口的比例达10%时,则进入高龄化社会。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吴江区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达到3.24万,占老年人口的15.57%,进入高龄化社会。可见,吴江区的老年人口除了规模和速度的激增外,群体内部的老龄化趋势也很明显。

3、未富老龄化

一方面,在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老龄化成本逐渐上升,加上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很好的解决历史欠账,个人账户空账,基金保增值问题,未富老龄化现状未有改观。另一方面,从养老金替代率②来看,吴江区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城乡养老保险待遇,2014年,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平为1492.52元/月,相较当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081.17元/月,养老金的替代率仅为29.37%,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最低替代率标准。可见,由于种种因素,当前吴江区的各项养老制度仍滞后于老龄化发展进程。

4、空巢老龄化

家庭小型化带来的空巢危机已是十分严峻,吴江区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更是加剧了空巢老龄化的速度。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年龄段人口流向城镇,农村留守老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城乡并轨后,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原本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转变为相对封闭独立的公寓文化,大部分老年人无法及时做好心理调适,导致老年生活质量不高。

(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其必然会对当前及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具体到人口老龄化对吴江区的影响,总体而言,挑战与机遇并行,压力与动力共存。

1、经济层面

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则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越高,而劳动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随之越低。直观而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最直接影响便是劳动力资源总量和结构的改变,导致劳动力成本和社会养老成本飙升,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间接来看,人口红利的消失也给当前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敲响了警钟,对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老龄产业的兴起提供契机。基于此,吴江区企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若置之不理,未来劳工慌可能会变成家常便饭。

2、社会层面

由于老年人口绝对规模的迅速增长,吴江区养老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逐年上升,以2014年为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4.64亿,较上年度增长23.2%,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支出12.44亿元,较上年度增长12.89%,在缴费人数下降,待遇享受人数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缺乏有效保增值途径的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值得关注。

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对社会化服务也提出了新要求。传统家庭保障模式中,由家庭承担了所有服务;单位保障模式中,则由单位代替家庭实现福利保障。现在社会保障模式下,老年人除了日常生理需求外,兴趣点已扩展至教育健身,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等领域,在此背景下,老年人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也面临着新挑战。

3、文化层面

伴随经济社会转型,传统大家庭日渐小型化,传统孝道文化渐渐流于形式,社会呈现尊老不够,爱幼有余的怪状,老人无用论的观点导致歧视、冷漠老年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冲击着传统家庭伦理道德。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群体内部也在分化。在针对老年群体的访谈中可见,尽管大部分人的诉求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还是会有部分老人的关注点是发挥余热、老有所为,享受生活、老有所乐,提出这些诉求的基本是养老待遇水平偏高,退休前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退休人员,这种追求自我实现等更高需求的现象也是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综上,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家庭伦理道德遭受冲击,老年教育文化事业迎来朝阳。

二、构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长效机制

人口老龄化是吴江区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应对的客观趋势,因此,在制定地方中长期发展规划时,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必须立足吴江区人口老龄化发展特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公平共享的原则,结合吴江区区情,从舆情重塑、法制保障、制度框架、队伍建设等视角出发,构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长效机制。

(一)尊老敬老,营造和谐老龄化的社会氛围

充分利用传统家庭养老这一中国特色的伦理道德基础势在必行。在对待现实生活中的歧视和漠视老年群体的个案采取因势利导,推广和倡导模范典型,同时抨击指责不孝行为,借助传统孝文化实现每一个个体在代际内角色的平稳过渡,为整个老年群体营造一个和谐安康的养老社会氛围。

当然,要重拾传统孝文化的积极意义还需要相应制度的约束和管理。因此,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需要完善,除了填补漏洞,将相关条款具体化外,还需要明确执法主体,设立常规管理机构,同时,因地制宜,将保障老年人权益列入地区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中,建立为老服务专项资金。只有将道德约束结合法律规范,以道德约束为基础,法律约束为手段,才能营造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切实为老年人群体撑起保护伞,助其安度晚年。

(二)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

1、丰富居家养老服务内容

在传统家庭养老基础上,居家养老服务需丰富化,应当依托信息平台,设立老年服务24小时热线,采取“有偿”加“无偿”的方式,为社区内每一位老人提供家政服务、医疗服务、家电维修等上门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户便能享受多样化,便捷化的日常居家服务;加大对农村居家养老模式的探讨和投入,尤其是农村空巢家庭的老人群体,需加大财政投入和服务队伍的建设,变有偿服务为无偿或低偿,为老服务重心放在解决该群体的养老金低、看病难、生活照料需求上;此外,未来还应以提升老年人精神文化质量为中心,开展精神慰籍,心理疏导等服务。

2、增强社区养老服务能力

首先需要增强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在财政为老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将宽泛的社会养老通过社区平台具体化,如老年人日间照料、法律维权、医疗卫生服务、中介服务等,整合社区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方便老年人;其次,强大服务功能的背后必须拥有专业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支撑,继续加强社区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大对在岗人员的职业化培训,通过宣传为老服务的重要性和广阔前景,提升全社会对老年服务业的参与热情;另外,政府除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外,需做好对社区养老服务的监督工作,组织专家和相关专业人士定期对社区的为老服务进行评估,及时了解资金的使用效率、为老服务的质量效果和社区人力资源的配置情况。

3、发挥机构养老支撑作用

针对目前吴江区机构养老服务总体供给不足、服务内容单一、公办机构资源闲置、民办机构发展缓慢的现状,当务之急是理顺养老机构的性质、与政府间的关系、具备的权利和义务,变政府统包统管为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营模式;其次,政府要创造有利的老龄投资环境,加大鼓励和扶持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力度,通过税收、融资、土地等优惠配套政策,推动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同时,通过解决不同层次老年人集体供养,集中居住,长期照料的需求,建立多样化的机构养老模式,避免重复投资带来的资源浪费。

(三)多管齐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1、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从制度全覆盖到人员全覆盖

当前,正值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推进,我们应当借助入户调查数据,针对不同类别的未参保对象采取相应的扩面措施。对企业应保未保人员,由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相关用人单位实施监督检查;对符合参保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通过宣传,引导和帮助其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同时,在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引导有条件的参保人员转向可获得更好权益保障的制度。

2、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

在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方面:首先,基于社区平台优化医疗资源,由定位不同的医疗机构针对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提供差异化的医疗服务,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其次,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扶持,在医疗资源配置、基础医疗设备供给、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方面给予政策和资金倾斜;做好疾病预防知识宣传,实现治疗保障到健康保障的过渡。

3、完善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体系

秉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和目标,扩大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覆盖范围,统一企业退休人员和居保退休人员的社会化服务项目和服务标准;鼓励和扶持老年服务市场的发展,开发生产出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建立起适合不同经济承受能力的,多层次的老年人服务体系;推进各省市社保网络平台的联通和共享、建立全国社保信息网络系统,既方便退休人员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有助于异地生存认证的实现,防止退休金冒领行为的发生,同时可及时修改和更新退休人员的个人信息,保障老年服务的精准性。

4、提高老年居民福利水平

根据地区经济承受能力,完善高龄老人尊老金制度,实现老年福利从传统补漏式向适度普惠式发展,并建立尊老金正常调整机制,让全体老年居民都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有尊严地安度晚年;针对失能老人、特困老人,建立补贴倾斜制度,确保特殊群体的养老保障;统筹高龄津贴、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纯福利型制度,依托信息化平台,共享数据,确保同一对象在不同制度间无障碍流动;充分发挥福利对老年养老服务事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将福利重心向农村地区倾斜,加大对农村福利事业的投入;明晰政府各部门的服务职能,避免多头交叉管理的格局。

(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延长人口红利

1、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在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增长的背景下,法定退休年龄到达时,大部分人并未丧失劳动能力,尤其是女性。基于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延长,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等多因素,从理性角度思考,延迟退休年龄一举数得。当然,延迟退休年龄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可借鉴发达国家做法,综合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和看法,制定和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和弹性退休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当前,不妨从促进制度间的公平出发,优先推行延迟企业女职工退休年龄。

2、利用老年人智力库,鼓励再就业

从老人退休前的职业和身份来看,文化程度越高,职务职称越高的,其社会参与率则相应越高,而社会参与率高的群体,其知识、经验和技能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丧失,反而伴随岁月的沉淀日积月累。因此,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和调动老年人的智力库作用。一方面,尊重老人意愿,为其回归社会创造条件和平台,鼓励社会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或创造再就业工作岗位,维护老年人的劳动权益;另一方面,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探索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途径和方式,重点放在基层公益事业、为地区发展建言献策、青少年教育、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等领域上。

3、发挥低龄老人社会价值,倡导银龄服务

针对未来银龄服务的发展,首先,依托基层社区党组织平台,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凝聚社区低龄老人组成服务队,与社区内高龄空巢老人,失能老人,孤寡老人一对一结对,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照料和精神慰籍问题;其次,广泛宣传老有所为,鼓励低龄老人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参与社会,借助信息化平台和多样化的活动形式,将不同年龄层,不同兴趣爱好的老年人纳入社会参与网络;最后,总结基层经验,探讨银龄服务新形式。如时间银行的做法,纪录老年志愿者的服务时间,未来可用于支付自己的服务需求,该形式促进了整个老年群体内部资源的良性循环,大大激励了低龄老人的服务热情,值得推广。(作者单位:苏州市吴江区人社局)

注解:

①“当一个国家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8%,或者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时,意味着这个国家进入老年型社会。”魏华林,金坚强.养老大趋势,中信出版社,2014

②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为5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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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谱德谭克俭王进龙丁润萍.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周广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影响[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篇10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GM(1,1)模型;灰色关联度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02204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使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未富先老”现象。2002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81%,从此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93%,居全国第9,这一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0.61%。2013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9.91%,居全国第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023%。老龄化社会给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给湖北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巨大挑战。

国内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王金营,梁俊香(2008)从未来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对社会保障的战略设计和体系构建面临的诸多矛盾给予了分析,认为我国应该从长期的角度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能应对未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俊等(2007)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张冬敏(2010)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了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并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侯大强(2012)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Leslie模型对湖北省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胡芬(2011)利用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预测了湖北省老龄人口。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叶宁,尹文耀(2006)研究了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各项应对措施。杨雪,侯力(2011)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姚从容,李建民(2008)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基础上,利用灰色预测理论对湖北省老龄化人口进行预测和分析,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根据老龄化人口与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及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1湖北省人口结构现状

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为5799万人,城镇人口有3161.03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4.51%;乡村人口有2637.97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5.49%;出生率为11.08%,死亡率为6.15%,自然增长率为4.93%;从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上看,0-14岁的有866.37万人,占14.94%;15-64岁的有4357.95万人,占7515%;65岁及以上的有574.68万人,占9.91%。2013年湖北总抚养比达33.07%,少年儿童抚养比1989%,老年人口抚养比13.18%。湖北省人口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阶段性缓慢增长趋势。2001-2004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44%、2.21%、2.32%、2.40%,保持在2.21%―244%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阶段;2005-2009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05%、313%、323%、271%、3.48%,在2.71%―3.48%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2010-2013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4%、4.38%、4.88%、493%,保持在434%―4.93%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

第二,人口结构中少年儿童系数比大体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湖北省少年儿童系数为22.43%,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4.09%和14.95%,在12年的时间里系数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第三,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湖北省2001年的老年人口系数为6.73%,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0.76%和9.91%,2013年比2001年提高了3.18%。2001年湖北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51%,而到2013年已经达到13.18%,与2001年相比提高了3.6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少年儿童系数减少,承担养老的子女减少,这将会给社会养老方式和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挑战。

2基于灰色GM(1,1)人口预测模型的分析

2.1灰色GM(1,1)模型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的GM(1,1)模型适用于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的预测,抗噪声能力强,优于传统预测方法,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工程预测控制等领域。灰色GM(1,1)建模过程如下:

(1)设一组原始数据为X(0)=x(0)(1),x(0)(2),…,x(0)(n),对X(0)作一次累加,得到生成数列为X(1)=x(1)(1),x(1)(2),…,x(1)(n),其中,x(1)(k)=∑ki=1x(0)(i);k=1,2,…,n。

(2)生成X(1)的邻均值等权数列,且Z(1)=z(1)(k)/k=1,2,…n,其中,z(1)(k)=0.5x(1)(k)+0.5x(1)(k-1)(k=1,2,…,n)。

(3)根据灰色理论对X(1)建立关于t的白化形式的一阶一元微分方程GM(1,1):dx(1)dt+ax(1)=u(a,u表示待解参数),设Φ=[a,u]T,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则Φ=[,]T=(BTB)-1BTY。

令Y=x(0)(2)x(0)(3)x(0)(n),B=-z(1)(2)1-z(1)(3)1-z(1)(n)1

(4)解出Φ后,即可得到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的解:(1)(k+1)=x(0)(1)-e-k+。

(5)将上述结果累积还原,即可得到预设值:

(0)(k+1)=(1)(k+1)-(1)(k)=(1-e)x(0)(1)-e-k

2.2老龄化人口预测及趋势特征分析

根据《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整理了2001-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数、65岁以上的人口数以及老龄化系数的数据(见表1),对湖北省2014-2060年的老年人口总数及老龄化系数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

由以上预测分析,可知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速度较稳,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2014年65岁以上人口达619.66万人,老龄化系数为10.71%。到2060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全省总人口的1/4,老龄化人口将达到1601.58万人,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湖北省未来50年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比2014年增加了981.92万人,年均增加21.3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09%。从表2中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湖北省老龄化系数逐年增加,增速稳定,2011-2022年这十年的老龄化系数增速为1868%,2022-2030、2031-2040、2041-2050、2051-2060这四个十年的增速均约为18.56%。2015-2060年每年的同比增速保持在1.91%。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区域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大城市的老龄化系数反而比中小城市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3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3.1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和确定系统因素间的影响程度或因素对系统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比较数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初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第一个数得到的新矩阵。均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矩阵所有元素的平均值得到的新矩阵。区间相对值化。

(3)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系数ξ(Xi)。参考数列X0,比较数列X1、X2、X3…,比较数列相对于参考数列在曲线各点的关联度系数ξ(i)η(k)=

minmin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

称为关联系数,其中ρ为分辨系数,0

r(x0(k),xi(k))=miniminkΔoi(k)+ρmaximaxkΔoi(k)Δoi(k)+ρmaximaxkΔoi(k)

(4)求关联度。r=1n∑nk=1η(k)称为X洌0)(k)与X(0)(k)的关联度。

(5)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用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便组成了关联序。

3.2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关联度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7个变量,分别用X1,X2,…,X7表示,其中,X1为少年儿童系数(%);X2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为城镇恩格尔系数(%);X4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万元);X5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X6为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人);X7为城镇人口比重;X0是参考数列,表示65岁以上的人口比(老龄化系数)。2001-2013年湖北省上述各影响因素及X0的原始数据见表3。通过MATLAB软件编程计算X0与X1,X2,…,X7各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的大小,结果见表4。

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对7个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其关联序为X7>X3>X5>X6>X1>X2>X4。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最大,为0.94,相比于农村,城镇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较好的生活环境,老年人死亡率较低,这便促使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转变。城镇恩格尔系数与人口老龄化系数也有较强的关联度,为093,城镇恩格尔系数比农村恩格尔系数小,即城镇人口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小,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越小,地方越富有。城镇条件优越,生活交通较为便利,广大居民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用于陶冶情操的文化艺术、健身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从而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必将加剧湖北老龄化进程。卫生技术人员数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关联度,为0.92,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老年人死亡率自然会降低。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为0.91,地方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人数越多越普及,人们综合素质得以提升,懂得更多健康之道,人们更加长寿。少年儿童系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高,为0.87,少年儿童系数的大小对老龄化系数起决定性作用。从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关联度较小,分别为0.78和0.71,说明湖北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

4结论与建议

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湖北省未来47年的65岁以上人口数和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显示,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01.58万人,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届时湖北省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湖北省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关联度最大,为0.94;城镇恩格尔系数、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少年儿童系数分别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的关联度,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相对其他因素而言较小。根据灰色预测模型和灰色关联度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建立完善的以社区服务和村镇卫生院为主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有较高的关联度,说明卫生医疗保障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65岁以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医疗保障的费用将增加,极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建立覆盖广、效益高、费用低的较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化率对于人口老龄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完善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工作十分紧要,关键要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制定政策,将老龄服务业列入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项目,创新老龄产业融资方式,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兴办老龄产业,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建设一支为老服务的职业化日常看护、医疗保健、心理辅导服务队伍,鼓励和号召志愿者参与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来。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需求,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要提前布局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产业链,发掘与老年人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产业。

第四,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表明,老龄化系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相对于其他因素较小,可知湖北省老龄化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现象。应提前做好应对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的准备,除了政府发力外,还应充分发挥个人与家庭、市场、非营利机构的积极性,健全养老、医疗等制度。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依据,制定短期、中长期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第五,延迟退休,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全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逐渐加重,这必然使得老年抚养比增加,加重社会和家庭的财政负担。因此,延迟老年人的退休时间,让有能力的老年人为社会建设继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研究表明,“老有所为”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客观的要求,它可以消除劳动力的不足担忧,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延缓退休,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同时减少家庭、社会、政府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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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雪,侯力.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11,(4).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

“未富先老”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学家提出的一个命题,旨在向全社会提出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必须对人口老龄化做好一系列的相应准备。但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它是否已失去了政策上的意义?学者们对此各执一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邬沧萍在其文章中重新审视了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命题,文章认为,目前条件下“未富先老”的命题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提高忧患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有利于立足国情,厉行节约,做好老龄事业。文章说,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因而有人认为“未富先老”的提法不切实际,并认为中国老龄化不是难以承受之重,问题只是体制蛋糕的分配问题。对此,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养老保险方面隐性负债超过6万亿元,到目前为止养老金储备只有2700亿元,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主要靠现收现付来支付,老年社会保险覆盖面不大,老年人群已捉襟见肘,将来退休人员不断增加,困难就更大。中国目前社会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年人8.6张,是发达国家50―70张的1/8,至于住房、医疗则差距更大。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在其文章中提出“未富先老”与“边富边老”两大命题各有依归、认识互补,并提出“共建、共享、共生”的概念。文章说,老年人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也是社会成果的共享者,也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对尚不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很窄,不仅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仍处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连城镇许多灵活就业的人员也没有被纳入养老社会保障的范围。如果说“未富先老”命题的核心价值主张是提醒人们面临的挑战的巨大性以及未雨绸缪加快社会财富创造和养老资源积累的紧迫性,那么“边富边老”的新命题则提出了关怀老年、财富共享、和谐共生的重要主张。无论是旧命题还是新命题,都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两大问题。它们各有各的依归,各有各的价值,却完全可以统一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三大战略中。

老龄化是现阶段全面两孩政策的重要背景。尽管我国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老年人口增多的根本原因,但是在我国,低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无可争议地将老龄化进程提前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此时老龄化速度加速,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老龄化指数增加0.8个百分点,而1990年到2000年老龄化指数增加1.4个百分点,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未来我国老龄化指数增加速度更快。特别是当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陆续进入老年人口的时候,老龄人口增加速度将明显快于新生婴儿的增加速度,由此导致老龄化加速。

根据测算,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22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2.41%,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0.13个百分点;203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12%,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0.23个百分点;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5.50%,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指数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短期能缓解老龄化指数1.3个百分点,这在全球都在变老的大背景下,作用已经是非常显著了。

长期来看,全面两孩政策有助于缓解老龄化趋势。根据测算,大约在2062年前后,当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陆续离开人世,我国会迎来长达15年左右的老龄化程度缓慢下降期。这其中就包括全面两孩政策的效应。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全面两孩政策无法扭转老龄化趋势,因为从全球来看,老龄化已经是基本趋势,而我国也必然迎来老龄化。

在这种大趋势下,能有效缓解老龄化趋势的部分,也算是巨大贡献了。更何况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缓解效应是长期且深远的。有学者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不能单纯从老龄化指数这个统计指标来看,而要从家庭微观角度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巨大影响。根据预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我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将出现上升趋势。2015年我国平均家庭规模为3.1人,全面两孩后我国家庭户规模有望增加到3.3人。这意味着大部分家庭人口将更加均衡。而这才是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更重要的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家庭生育功能得到强化,家庭老年人将更多时间照顾晚辈,老年人的空余时间将被孩子照料所替代。这将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跨代沟通和心理问题的疏导,有助于老年人更加活跃地参与育儿。而且,随着新生婴儿的成长,老一辈的养老问题得到更多缓解,无论是心理还是物质,都是潜移默化的。从这一点来看,全面两孩也对老年社会形态有更积极的影响。

从年龄金字塔来看,如果观察数百年,我们可以发现,曾经处于金字塔底部的高生育率所生育的人口经过15-25年后会成为整个金字塔的腰部,而曾经处于金子塔中部的劳动力经过35年后大多会成为进入金字塔的顶部,即老年人口。如此动态演变。我们会发现,没有永恒不变的人口年龄结构,除非是直筒式的金字塔,即1/3少年人口、1/3劳动力人口和1/3的老年人口,即使这样,老年人口也占比过高,总抚养比为2/1,即一个老动年龄人口抚养两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如此压力巨大的年龄结构虽然是稳态的,但是难以持久。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金字塔都会经历年轻型和年老型人口金字塔,几乎都会经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而且过去的人口红利必然会成为未来的人口负债,这是低生育率时代的必然。而且,过去的人口负债随着老年人口相继离开人世,人口结构又会呈现新的状态。没有永恒不变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就是人口变动的自然规律。

老龄化并非意味可以毫不作为就可以度过难关。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大多在老龄化来临之前完成了财富积累和养老制度安排,因此应对老龄化相对轻松和自如,而且老龄化经过因势利导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不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却需要承担更多的弊端,尤其是应对老龄化的制度安排尚未建立之前老龄化已经到来。因此学习发达国家的应对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以互联网产业化和工业智能化以及工业一体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劳动力不在以年龄划分,而是以创新力为标志,只要有创新力,具有思想和创新理念的老年人完全可以成为工业4.0的主宰。

我国的老龄化存在三大突出性难题:一是将近七成的老年人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或者说养老保险受益微乎其微,难以支撑其正常老年人生存开支,更不用说其他享受型的老年服务;二是将近八成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水平,其中将近一半的老年人属于文盲或者半文盲,这意味着庞大老年人口难以成为老年人力资源;第三,几乎九成老年人为下一代所累,存在“投少不投老”的社会心理,甘愿成为“被啃族”,由此导致老年人的财富向下聚集特征明显,直接导致老年人不富裕,消费需求不足,难以刺激老年服务业和老年产业。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篇1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GM(1,1)模型;灰色关联度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02204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使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未富先老”现象。2002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81%,从此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93%,居全国第9,这一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0.61%。2013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9.91%,居全国第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023%。老龄化社会给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给湖北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巨大挑战。

国内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王金营,梁俊香(2008)从未来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对社会保障的战略设计和体系构建面临的诸多矛盾给予了分析,认为我国应该从长期的角度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能应对未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俊等(2007)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张冬敏(2010)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了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并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侯大强(2012)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Leslie模型对湖北省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胡芬(2011)利用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预测了湖北省老龄人口。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叶宁,尹文耀(2006)研究了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各项应对措施。杨雪,侯力(2011)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姚从容,李建民(2008)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基础上,利用灰色预测理论对湖北省老龄化人口进行预测和分析,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根据老龄化人口与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及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1湖北省人口结构现状

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为5799万人,城镇人口有3161.03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4.51%;乡村人口有2637.97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5.49%;出生率为11.08%,死亡率为6.15%,自然增长率为4.93%;从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上看,0-14岁的有866.37万人,占14.94%;15-64岁的有4357.95万人,占7515%;65岁及以上的有574.68万人,占9.91%。2013年湖北总抚养比达33.07%,少年儿童抚养比1989%,老年人口抚养比13.18%。湖北省人口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阶段性缓慢增长趋势。2001-2004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44%、2.21%、2.32%、2.40%,保持在2.21%—244%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阶段;2005-2009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05%、313%、323%、271%、3.48%,在2.71%—3.48%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2010-2013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4%、4.38%、4.88%、493%,保持在434%—4.93%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

第二,人口结构中少年儿童系数比大体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湖北省少年儿童系数为22.43%,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4.09%和14.95%,在12年的时间里系数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第三,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湖北省2001年的老年人口系数为6.73%,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0.76%和9.91%,2013年比2001年提高了3.18%。2001年湖北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51%,而到2013年已经达到13.18%,与2001年相比提高了3.6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少年儿童系数减少,承担养老的子女减少,这将会给社会养老方式和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挑战。

2基于灰色GM(1,1)人口预测模型的分析

2.1灰色GM(1,1)模型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的GM(1,1)模型适用于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的预测,抗噪声能力强,优于传统预测方法,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工程预测控制等领域。灰色GM(1,1)建模过程如下:

(1)设一组原始数据为X(0)=x(0)(1),x(0)(2),…,x(0)(n),对X(0)作一次累加,得到生成数列为X(1)=x(1)(1),x(1)(2),…,x(1)(n),其中,x(1)(k)=∑ki=1x(0)(i);k=1,2,…,n。

(2)生成X(1)的邻均值等权数列,且Z(1)=z(1)(k)/k=1,2,…n,其中,z(1)(k)=0.5x(1)(k)+0.5x(1)(k-1)(k=1,2,…,n)。

(3)根据灰色理论对X(1)建立关于t的白化形式的一阶一元微分方程GM(1,1):dx(1)dt+ax(1)=u(a,u表示待解参数),设Φ=[a,u]T,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则Φ︿=[,]T=(BTB)-1BTY。

令Y=x(0)(2)x(0)(3)x(0)(n),B=-z(1)(2)1-z(1)(3)1-z(1)(n)1

(4)解出Φ后,即可得到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的解:(1)(k+1)=x(0)(1)-e-k+。

(5)将上述结果累积还原,即可得到预设值:

(0)(k+1)=(1)(k+1)-(1)(k)=(1-e)x(0)(1)-e-k

2.2老龄化人口预测及趋势特征分析

根据《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整理了2001-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数、65岁以上的人口数以及老龄化系数的数据(见表1),对湖北省2014-2060年的老年人口总数及老龄化系数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

由以上预测分析,可知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速度较稳,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2014年65岁以上人口达619.66万人,老龄化系数为10.71%。到2060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全省总人口的1/4,老龄化人口将达到1601.58万人,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湖北省未来50年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比2014年增加了981.92万人,年均增加21.3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09%。从表2中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湖北省老龄化系数逐年增加,增速稳定,2011-2022年这十年的老龄化系数增速为1868%,2022-2030、2031-2040、2041-2050、2051-2060这四个十年的增速均约为18.56%。2015-2060年每年的同比增速保持在1.91%。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区域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大城市的老龄化系数反而比中小城市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3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3.1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和确定系统因素间的影响程度或因素对系统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比较数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初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第一个数得到的新矩阵。均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矩阵所有元素的平均值得到的新矩阵。区间相对值化。

(3)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系数ξ(Xi)。参考数列X0,比较数列X1、X2、X3…,比较数列相对于参考数列在曲线各点的关联度系数ξ(i)η(k)=

minminX︿(0)(k)-X(0)(k)+ρmaxmax|X︿(0)(k)-X(0)(k)||X︿(0)(k)-X(0)(k)|+ρmaxmax|X︿(0)(k)-X(0)(k)|

称为关联系数,其中ρ为分辨系数,0<ρ<1,第二级最小差记为Δmin,两级最大差记为Δmax。Xi曲线上的每个点与X0曲线上每个点的绝对差值记为Δoi(k)。因此关联度系数ξ(Xi)也可简化为下列公式:

r(x0(k),xi(k))=miniminkΔoi(k)+ρmaximaxkΔoi(k)Δoi(k)+ρmaximaxkΔoi(k)

(4)求关联度。r=1n∑nk=1η(k)称为X︿(0)(k)与X(0)(k)的关联度。

(5)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用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便组成了关联序。

3.2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关联度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7个变量,分别用X1,X2,…,X7表示,其中,X1为少年儿童系数(%);X2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为城镇恩格尔系数(%);X4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万元);X5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X6为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人);X7为城镇人口比重;X0是参考数列,表示65岁以上的人口比(老龄化系数)。2001-2013年湖北省上述各影响因素及X0的原始数据见表3。通过MATLAB软件编程计算X0与X1,X2,…,X7各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的大小,结果见表4。

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对7个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其关联序为X7>X3>X5>X6>X1>X2>X4。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最大,为0.94,相比于农村,城镇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较好的生活环境,老年人死亡率较低,这便促使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转变。城镇恩格尔系数与人口老龄化系数也有较强的关联度,为093,城镇恩格尔系数比农村恩格尔系数小,即城镇人口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小,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越小,地方越富有。城镇条件优越,生活交通较为便利,广大居民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用于陶冶情操的文化艺术、健身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从而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必将加剧湖北老龄化进程。卫生技术人员数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关联度,为0.92,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老年人死亡率自然会降低。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为0.91,地方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人数越多越普及,人们综合素质得以提升,懂得更多健康之道,人们更加长寿。少年儿童系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高,为0.87,少年儿童系数的大小对老龄化系数起决定性作用。从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关联度较小,分别为0.78和0.71,说明湖北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4结论与建议

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湖北省未来47年的65岁以上人口数和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显示,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01.58万人,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届时湖北省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湖北省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关联度最大,为0.94;城镇恩格尔系数、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少年儿童系数分别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的关联度,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相对其他因素而言较小。根据灰色预测模型和灰色关联度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建立完善的以社区服务和村镇卫生院为主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有较高的关联度,说明卫生医疗保障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65岁以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医疗保障的费用将增加,极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建立覆盖广、效益高、费用低的较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化率对于人口老龄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完善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工作十分紧要,关键要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制定政策,将老龄服务业列入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项目,创新老龄产业融资方式,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兴办老龄产业,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建设一支为老服务的职业化日常看护、医疗保健、心理辅导服务队伍,鼓励和号召志愿者参与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来。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需求,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要提前布局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产业链,发掘与老年人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产业。

第四,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表明,老龄化系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相对于其他因素较小,可知湖北省老龄化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现象。应提前做好应对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的准备,除了政府发力外,还应充分发挥个人与家庭、市场、非营利机构的积极性,健全养老、医疗等制度。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依据,制定短期、中长期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第五,延迟退休,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全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逐渐加重,这必然使得老年抚养比增加,加重社会和家庭的财政负担。因此,延迟老年人的退休时间,让有能力的老年人为社会建设继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研究表明,老有所为”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客观的要求,它可以消除劳动力的不足担忧,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延缓退休,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同时减少家庭、社会、政府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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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芬.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在湖北省老龄人口预测中的应用[J].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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