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1篇1

意识形态作为信仰与信念，当政治认同的其他因素如经济绩效等失去时，可能仍然延续，甚至重新发展。比如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君主政治权力生生灭灭，不断更替，即使最长治久安的汉、唐、宋、明、清等王朝也只存续了几百年，作为它们共同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却在二千多年里延续，内容只有稍许的调整。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可能在所维护的政治权力产生之前已经存在。例如，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也即“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学说，就产生于资产阶级政治势力执政之前。阐述三权分立学说的《论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体现该学说内涵的美国与法国的权利法案分别创立于1776年与1791年。正如萨拜因所分析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这一名著第十一卷把英国的自由归结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以及三权的彼此制约与均衡，并把这一学说作为自由立宪的信条。孟德斯鸠在这一方面的影响之深是不容置疑的，并且可以从美国的权利法案(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和法国宪法(1792年)中得到普遍反映。”⑥意识形态是民众认同本国执政政治权力的心理渊源，对政治体制产生很大影响，促使一国执政政治权力创立某种政治制度。比如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的创立和实施，既受地理环境、气候、经济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也受以下两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特征的影响。第一，自然政治观和整体主义政治观。希腊政治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普遍持有自然政治观，他们认为城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城邦是一个有机共同体，个人是有机组成部分，个人的价值依存于城邦，离开城邦，人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第二，公民的政治视角。古希腊政治思想家都是以公民的视角认识政治现象，站在公民的立场上阐述政治见解。民主制度需要公民对政治的广泛参与，激发公民对政治问题的辩论。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思想学说活跃，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影响很大。一国政权要长久地维护民众的政治认同，应当设立专门机构，了解分析各种新的思想流派，发现具有社会合理性的新理念，应当积极地将其内容融入意识形态之中，未雨绸缪地保持未来的政治认同。一国执政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体系与该国政治的实际运行有时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中世纪西欧政治的特点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就是把政治权力统一在上帝的名义之下，代表上帝的教会掌握核心的政治权力。西欧各国君主政治权力，把上帝之名即神意，作为政治权力重要的意识形态来源，以获取人们的认同。这和中国古代政治相似，古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中，宗教色彩浓厚，人们认为皇帝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因此皇帝登基时要祭天祭地，皇帝被称为“天子”，即作为上天之子代表神治理百姓，将皇权加以“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内容，以赢得人们对王权的认同。教权的作用和影响力广泛，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基督教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一切学科都被合并到神学中，以神学的形式出现，成为神学的附属科目。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⑦神权政治体系对中世纪乃至以后的整个西方政治文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中世纪教会对欧洲文明影响的一般结果，基佐认为：“我已经将它总结为这种双重结果。这个影响对社会和精神世界是巨大而有益的，但对政治来说，它不是一种有益的，而是一种不幸的影响”⑧，这句话中，基佐所说的“政治”是指世俗的政治，他感叹当时的王权处于教权之下，王权要取得认同必须有教权的支持，获得教权的认可。基督教信仰也产生了人民控制政府的愿望和需要。基督教在赋予君力神圣性质的同时，也不断揭露其世俗性的缺陷。这种政教关系与近代的立宪主义有着明显的历史联系，也就是说，人注定是有缺陷的，只要是人组成的政府，就应该对其实行监督和控制，这正是近代民主思想的基本前提和依据。⑨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表明了意识形态在政治权力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甚至是超然的地位。神权政治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发端，是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起源。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在整个政治权力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作为政治权力坚实的构建基础，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基本的政治认同来源。意识形态的理念性特点也决定了它需要有“乌托邦”式的色彩，有时表现为实质与表象的不一致。任何事物的本质和表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执政机构的意识形态和人们的要求不一致时，政治权力为了维护政治认同，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满足人们的要求，在社会管理中，则实施的是另外一种理念。意识形态可能是关于政治生活的神话，也可能是现实的估价。⑩比如历史上一些独裁者或专制皇帝为了获得民众拥戴，往往也披上民主的外衣；而有的看似专权的统治者可能是真心实意的共和派，只是行为模式的不妥被民众误解。正如孟德斯鸠对奥古斯都与苏拉所作的评价：“急躁的苏拉用暴烈的办法把罗马人引向自由；奥古斯都这个狡猾的暴君却用温和的办法把他们引向奴役。在苏拉的统治之下，共和国恢复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大家却都呼叫着暴政；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暴政加强了，但是人们谈论的却只是自由。”輯訛輥奥古斯都深知人们热爱共和的传统，于是在专制制度上披了民主共和的外衣。现当代君主政权受到民主行政浪潮的挑战，君主政权为了维持实际的统治权力，采取了积极的对策。如亨廷顿所分析：“传统的亲政君主为维持其实际的统治权而放弃他的正统君主头衔。”輰訛輥这样的实例是：1955年西哈努克退位，将柬埔寨王位转让给其父。他组织起一个政党，并在国会选举中获胜，重新回到政府担任总理。1960年其父去世，王后登基，君主立宪制正式延续下去。宪法修改了，规定需有一个经由国会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旋即当选担任该职。因此，西哈努克以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相似的方式，使传统的君主统治融合了人民民主的形式。

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持续性和发展性与政治认同的稳定

社会变迁之后，为在新形势下维持政治认同，执政政治权力需要对意识形态的内容或形式做适当调整，这是意识形态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是意识形态为了“生存”与环境交换协调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发展性有益于政治认同稳定。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持续性是和发展性紧密统一的，发展性必须建立在保持意识形态连贯性和持续性的基础之上，而在保持连贯性和持续性的前提下，也要有所发展，即意识形态应该根据新的国际国内状况在内部有所发展，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比如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实际发展的需要，中国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邓小平理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大多存在于政治权力获得民众广泛认同之前，政治权力是按相关意识形态原则构建的，因此政治认同的稳定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意识形态的动摇对政治认同是极大的危险，意识形态稳定与否关系着社会稳定与民心稳定。政治权力在调整意识形态体系自我发展时，应当使意识形态具有连贯性，维持意识形态总体的稳定，从而有利于政治认同的维护。“一种意识形态在构造对新领导的合法性信仰上的效用，可能取决于新信仰能否识别和解释新经验以使之具有连贯性和丰富含意”輲訛輥，意识形态在组织吸收新信仰后，是否具有有效性，取决于它在解释社会新经验新现象时，是否具有连贯性，与过去的意识形态保持延续。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关系到意识形态的稳定性，而两者又关系着政治权力的稳定、政治认同的维持。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可以把政治权力的建立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节日化，以广泛获取民众的认同，比如有些国家的国庆节、国王登基庆典、独立日、建军节、妇女节等。李炽昌在《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中论及一些共同的族群经历，族群重大历史事件节日化，“从而在时间的循环中，将这些历史事件不断重演，并在群体性的仪式中，使这些历史经验成为集体意识的核心部分，从而最终形成群体的身份认同”如无酵节是为了纪念逃出埃及进入巴勒斯坦。节日是某个群体或者民族的集体记忆，在具体的实践中，加深了每一个个体对群体身份的认同，如果是宗教节日，就加深了每一个参与节日的信徒对的坚信。輴訛輥这些节日是生命言说，是共同的生命历史经历，包含了苦难和幸运的历程。中国古代君主制政治权力延续两千多年，长期维持了较强的政治认同，其重要原因在于，自秦以来，就有大致相似的意识形态（即政治思想）一以贯之，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主的政治思想有机融合，涵盖了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当然，不同历史时期会侧重于某一家，比如秦朝侧重于法家，西汉初年侧重于黄老学说，宋以儒学为主，明清以朱子理学为主。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古典政治思想是阴法阳儒，或者是阴道阳儒。不过，总体来看是以儒学为主，各家各派的学说又互相影响，彼此互融，包容性很强。隋唐以来，佛教在中国有广泛的前所未有的影响，而且至今如此，但佛教从未获得过主流地位，因为中国的道家思想内蕴了佛教的许多精神实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虽然国内不断有各种宗教兴起，国外有各种宗教传入，但没有哪种宗教取得过主流位置。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钱穆先生或其他许多人认为是由于中国人总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看待宗教，从别的宗教学说中箍出中国传统精神的要义，笔者以为并非如此，其原因勿宁说在于，中国以儒道法为主的古典政治意识形态或曰古典政治哲学中，已经具有坚贞卓绝、勇猛精进、原初深刻和悲天悯人的宗教精神，出世与入世的思想均已内在其中。从宗教的实质定义的角度分析，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已经是中国初民社会开始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的实质性的精神宗教。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具有罕见的兼容性与发展性。中国特有的古典政治意识形态，造就了几千年持续相似的政治制度，以及士大夫政治人。受中国古典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士人兼有出世与入世的思想，出入政治之间，却又能超然于政治，有进有退。士不会为了政治权力不惜一切，丢弃道德文章，他们不断实践与思考，发展与完善原有的政治哲学，这方面突出的有董仲舒、朱熹与王阳明。为此，中国古典政治时有革新，不断完善。不过，士大夫因此有一些精神上的痛苦，在道统与政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在朝思野，在江湖思庙堂。士大夫政治上缺乏坚决性、彻底性，历次政治经济改革多以失败告终，虽然改革的经验有益于后世，但是改革者大多结局黯然甚至惨淡，进而影响了后来者的果决与彻底。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的政治人，受兼容并蓄的意识形态熏染，许多杰出之士文治武功兼具，如三国时期的曹操与诸葛亮，宋朝的岳飞，明朝的王阳明。明太祖时，有司请立武学，明太祖曰：“文武不分途”。中国古典政治文明正是由文武不分途的士人们演绎的，士大夫是古代政治意识形态具有连贯性、持续性和发展性特征的根源。由于大致相似的古典意识形态的导引，中国古代政治认同，形成了由秦朝开创，以汉唐为辉煌的几千年相似的情形。虽然王朝更迭，但是意识形态大体类似，延续着君主制政治权力体系。王朝更迭并不影响政治的相对稳定，文化艺术等也不断发展完善，民众大多安居乐业。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是停滞的，称古代中国为停滞的帝国，其判断的依据就是古代中国意识形态体系的相似性。

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篇2

关键词：理科实验图式；知识表象；仿真器；认知图式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1-0040-04

自十九世纪后期英美等国率先开设中等学校理科课程以来，实验教学就成为中等学校理科课程的一个主要特征并有其重要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却不断揭示出世界范围内理科实验教学不容乐观的现状，并发现它们受制于教育政策、教师、学生和实验教材等多方面的因素[1]。此外，理科实验认知研究的匮乏阻碍了人们对实验教学理论的认识，同时影响到实践中实验教学的有效性，并引发师生对理科实验的普遍轻视。理科实验有怎样的认知建构历程，学习者在理科实验中建构的实验图式受哪些主要因素影响？本文借助于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初步厘清理科实验图式的建构历程，为中学阶段的实验教学提供参考。

一、理科实验中学习者形成的知识表征形式

知识表征是在头脑中标志有关知识内容与结构的方式[2]1682。人类的认知系统是极其复杂与灵活的，大脑中知识表征的形式也不是单一的，多元表征的观点更贴近人类的认知实情。知识表征的传统理论是命题符号理论（propositionsymbolsystems），该理论假设认知的基本构成材料是命题，若干个命题彼此联系组成命题网络。命题是思维活动的基本意义单位，命题表征是关于抽象的、无感觉通道的、特异性的和类语言的符号的内在表征方式，是对材料的意义表征[2]831。在关于知识表征的各种观点中双编码理论强调表象在长时记忆中的重要性。表象是基于知觉在头脑内形成的感性形象[2]73，根据表象的形式可以将其分为静态表象和动态表象。一定数量的静态表象配合以空间位置上的各种分布与组合来模拟问题的结构，而基于动态表象的表征则通过包含表象运动状态和形式在内的整个表象系统来模拟问题的结构[3]。此外，认知心理学中的产生式成功地解释了脑海中各种智力作业是怎样完成的。产生式是为解决某一问题或完成某一作业按一定层次联结组成的认知规则，是关于条件和行动的一种程序表征[4]116。命题表征、表象和产生式是大脑表征知识的基本形式。

表征最终以记忆的形式存储于长时记忆。图尔文（1972年）提出，长时记忆中的信息内容分为情景记忆（episodicmemory）和语义记忆（semanticmemory）。前者是个人亲身经历过的各种事情的记忆，存储个体在特定时间内经历的情景或事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各种时空关系信息；后者是对词语及其语义永久性知识的记忆和关于世界知识的记忆[4]943。显然，主体关于事件的情景记忆中包含自身内心感受、态度体验等情感方面的记忆，这表明，探讨知识表征还需要考虑主体的认知建构历程。第二代认知科学基于认知建构的具身性与情境性对知识表征给出新的解释。知觉符号理论（perceptualsymbolsystems）是第二代认知科学中的代表理论。该理论认为，认知的构成材料是知觉符号，知觉符号是以知觉为基础的神经表征，是对知觉引起的神经冲动的一次记录[5]。知觉符号理论强调认知过程中身体的体验性、关注认知时的情境和认可认知表征的发展与变动[6]。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学习过程中主体的内心感受、态度体验等非认知因素也形成知觉符号，成为知识表征的一部分，我们以情感体验统称之。情感体验是个体对自己情感状态的意识，沙克特认为情感体验是认知因素、生理因素和刺激因素三个来源信息输入的整合，其中认知因素起决定作用[7]。情感体验的结果可形成各种性格特征如态度、价值观和意志品质等，这些结果也属于情感体验。情感体验与命题表征、表象和产生式共同表征知识。

基于以上知识表征的新旧观点，我们剖析学习者在理科实验中发生有意义学习所形成的知识表征形式。对于学习者而言，理科实验具有感知性和体验性的特征，还间接传达抽象层面的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等科学知识。面对实验中丰富的感性刺激，在选择性注意的引导下学习者形成大量知觉符号，不同感觉通道形成的知觉符号存储于大脑中的不同部位。这些知觉符号包括实验中静态可感知信息引发的静态表象和动态可感知信息引发的动态表象。前者如学习者对实验仪器、实验装置的静态表象表征，后者如学习者关于实验操作、变动的实验现象的动态表象表征。体验性的知觉符号记录学习者伴随在实验历程中的情感体验，包括其内心感受、态度体验以及有待形成的价值观和意志品质等。实验中所涉及到的科学概念和科学原理等抽象科学知识，学习者从意义层面形成命题表征，或者形成以产生式编码其认知规则。可以说，理科实验中学习者形成的知识表征形式有静态表象、动态表象、情感体验、命题表征和产生式。

我们借助中学化学课程中的蒸发结晶实验来分析以上知识表征形式。在实验中学习者形成的静态表象有对蒸发皿的触觉表象，对玻璃棒等具体仪器的视觉表象，对整个实验装置的综合视觉表象；形成的动态表象有关于晶体析出的视觉表象，对教师、同伴或自己实验操作行为的系列视觉表象；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伴随学生的期待、好奇、疑虑、兴奋或实事求是的实验态度等情感体验。对实验中使用的概念如“液态”、“气态”、“浓度”和“沸点”等，学习者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对这些概念意义的命题表征来理解当前实验，同时，成功的学习者对“结晶”概念形成命题表征。学习者将蒸发结晶实验原理以“如果分离溶解度随温度变化不大的溶液系统中的溶质与溶剂，那么蒸发溶剂使溶液变为饱和，并继续蒸发溶剂，溶质就以晶体析出”这一产生式来编码。

按照图尔文对情景记忆的界定，我们可以从以上知识表征形式中区别出情景记忆的主要构成要素。静态表象、动态表象与情感体验有机融合成关于某实验事件的表征体系，这一表征体系代表了学习者对经历过的该实验事件的记忆，在长时记忆中存储为该实验的情景记忆。情景记忆包括主体对实验物理空间与自身情感空间的记录，其中情感体验记录主体在理科实验事件中内心感受和态度体验这一维度的心理历程。随着实验的进行，主体的内心感受、态度体验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着的情感体验组成主体的情感空间，形成主体对某实验较为稳定的情感记忆。比如学生对爆炸和解剖这一类实验有着明显的情感记忆。实验装置组成理科实验的物理空间，相应的，学习者脑海中关于具体实验仪器的视觉表象和关于实验装置的综合表象等各种静态表象勾勒出与外界物理空间相似的静态内部空间。在实验过程中实验者在现实世界的实验装置中进行系列实验操作，产生相应实验现象，相应的，在大脑中关于实验操作和变动的实验现象对应的动态表象按照实验中真实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有机融合成对实验事件的表征系统。动态表象是在静态表象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共同形成脑海中对真实实验事件的较为客观的记录，即建构成脑海中关于实验事件的物理空间。理科实验为学习者提供感知性和体验性的学习方式，无论学习者是否具备相关科学知识，他在亲历实验的过程中都会形成情景记忆。但是不同学习者在同一实验事件中建构起来的实验物理空间的清晰程度、细微程度乃至准确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受制于学习者的知识领域，也与学习者实验中的情感体验紧密相关。

在理科实验中用到学习者已经拥有的科学概念和理论等抽象知识时，需要学习者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相关命题表征和产生式。借助于理科实验的有意义的学习，学习者也能够建构成新的命题表征和产生式存储于长时记忆中，以此完善认知结构。命题表征和产生式形成了学习者关于理科实验的认知空间，认知空间与学习者的学科知识紧密相关，代表学习者从学科领域视角对实验事件的解读。物理空间决定认知空间的存在，认知空间影响物理空间的精细程度，他们又都与情感空间紧密相关，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激活及相互转换、相辅相成，共同组建成学习者脑海中对具体理科实验事件的表征系统。举例来说，在蒸发结晶化学实验中，学习者只要亲历化学实验则脑海中静态表象与动态表象就能共同形成关于蒸发结晶实验的物理空间，情感空间记录主体实验历程中的情感变化，物理空间和情感空间共同融合成情景记忆存储于长时记忆中。学习者的已有化学知识决定了学习者从化学科学视角对蒸发结晶实验的解读，学习者所形成的认知空间、情感空间、物理空间与认知空间共同表征学习者所亲历过的该化学实验。

二、理科实验图式的认知建构

在借助理科实验发生的有意义的学习中，学习者基于对科学知识的命题表征和产生式建构出对具体实验的认知空间，基于静态表象和动态表象建构出理科实验的物理空间，情感体验记录着学习者自身的情感空间，物理空间和情感空间共同形成主体长时记忆中关于该实验的情景记忆。认知空间、物理空间和情感空间共同形成学习者对具体理科实验的仿真器（我们标志为仿真器1）。类此，学习者还可以建构出仿真器2和仿真器3等。基于多个相关仿真器，学习者提取其共性建构关于该类实验的理科实验图式或框架，以此完成理科实验图式这一复杂认知结构的建构。这是我们基于对在理科实验中发生有意义学习这一前提下，学习者脑海中实验图式建构的理论假设（见图1）。

图1中学理科实验图式的认知建构图

下面我们将对此图以及其中的具体概念加以解释，进一步阐述这一理论假设。

1.对仿真器的思考与界定

仿真器广泛用于军事领域，通过模拟战场状况实现技能训练和战术训练。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仿真器往往是指学习者脑海中形成的与外界事件相似的认知系统。知觉符号理论认为，各种知觉符号依据与外在物体原型的相似性有序组合成对客体或事件的仿真器（simulators），并存储于长时记忆中。我们将仿真器界定为学习者脑海中关于具体理科实验的表征系统，这一表征系统包括学习者对所亲历实验事件的情景记忆以及从学科知识领域视角对这一事件的专业解读。完整的仿真器由认知空间、物理空间与情感空间融合而成。认知空间更多地依赖于学习者的学科知识经验，物理空间更多地源自理科实验所提供的外界刺激信息，情感空间指的是该事件中学习者自身的情感体验。学习者建构的仿真器与被仿真的理科实验系统保持相似性，学习者对信息感知的细微程度决定了自身建构的仿真器与外界物理原型（理科实验）的相似程度，以命题表征、产生式存储于学习者脑海中的专业知识影响对感知信息的理解与判断，直接决定着学习者对理科实验认知空间的建构，也间接影响对物理空间的表征。学习者的情感体验影响学习者对外界信息的感知与对内部知识的提取，所以，情感空间直接影响认知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建构，而后两者又反过来影响学习者的情感状态。仿真器是学习者建构的关于具体理科实验的情感空间、物理空间与认知空间的有机融合的表征系统。

2.对理科实验图式（或实验框架）的思考与界定

知觉符号理论认为，在仿真的过程中认知系统需要使用一个整合的知觉符号系统——框架（frames）来引导仿真器的建构。框架是人脑中表征知识的结构，在心理学中和图式具有相同的含义。明斯基对框架的特征做了进一步的描述，他认为框架包括框架名称、槽（slot）以及槽的值三部分。框架名称就是所表征事物的名称；槽表示事物的诸特征，槽的名称就是该特征的名称；槽的值是对特征的具体描述，可以是预设的，也可以是空的[8]。以中学化学中的过滤实验为例，框架（或图式）名称是“过滤实验”，槽有“实验装置特征”、“滤液特征”和“实验操作程序”等，“滤液特征”这一槽的值为“液体和不溶于该液体的固体”。图式对于仿真器的建构具有引导作用，我们假设图式是基于对多个具体仿真器的共性的提取建构起来的。比如，粗盐过滤、沉淀过滤和泥沙过滤等多次具体过滤实验中学习者基于对多个相关仿真器的加工提取出过滤实验的图式。图式作为一种知识结构用来表示某种固定的情境。当一个人碰到某种情境时就从记忆中选取相应的图式，并依据图式理解当前的情境，并做出某种预期或反应。“图式”和“仿真器”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前者体现后者的一般性，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图1中以双向箭头代表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关于粗盐过滤的仿真器中有粗盐溶于水的知觉表征，而在过滤实验的图式中这一知觉表征对应的槽是“滤液特征”，其值为“液体和不溶于该液体的固体”。

3.解读理科实验图式的建构

图中椭圆形代表学习者建构的基本表征形式，它们相互融合进一步建构成复杂的表征系统（图中的方框）。邓铸提出，问题解决是问题表征状态不断变化的过程，表征态就是在特定问题情境中，内部知识经验和外部刺激信息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问题表征的相对稳定态[9]。表征态的思想同样适于认知建构。上图中按照箭头从左向右的走向所形成的表征越来越复杂，方框中展示的相对稳定的表征即为各表征态。理科实验图式是相对复杂的、最高的表征态。但是，并非所有的学习者都能建构出完善的实验图式，学习者脑海中对理科实验的表征可以停留在图1中的任意表征态中，所以个体长时记忆中关于实验的认知各不相同。与邓铸提出的表征态变化主要受知识经验影响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们基于图1分析发现，理科实验图式的建构不但受制于学习者学科知识形成的认知空间，而且与实验中学习者建构的物理空间、情感空间紧密相关。学习者亲历若干个具体实验建构多个仿真器，从中抽取出代表该类实验特征的若干个槽以及对各个槽的描述和限制值，并有效地建构成理科实验图式。图1展现了由3个仿真器建构的实验图式，笔者认为，仿真器的数目可以更多或者更少，它取决于有待建构的实验图式的复杂性，同时也与仿真器的质量等因素有关。

三、对实践中相关问题的解释

基于对理科实验图式认知建构历程的理论假设，我们尝试解释实践中与理科实验相关的若干问题，视为对该理论假设的初步检验。

当前理科教学中普遍存在将“做实验”改为“讲实验”，或“黑板实验”的做法，与真实的实验过程相比，这样的理科教学带来学习者认知结构中情景记忆的缺失，即关于实验的物理空间与情感空间的缺失。情感空间的缺失源于学习者并未真实经历随实验进展而变化的内心感受及态度体验等心理历程，这必然造成理科实验教学培养学习者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课程目标的失落。而情感态度价值观课程目标的达成是培养公民科学素养的重要保障之一，所以“黑板实验”与“讲实验”的理科教学必然最终导致公民科学素养的缺失。

而物理空间的缺失会带来的问题是：在讲实验的理科教学中，学习者往往集中于对教师语言所传达的语义进行编码，这就将原本丰富的表征形式（静态表象、动态表象和产生式等）简化为单一的命题表征。表征方式的单一化直接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消失，同时，单一的表征并不符合人类认知的特点，这又引发学习负担的加重和学习效率的降低。在实践中，常见在“讲实验”的理科教学之后，学生面对实验操作步骤排序问题无从下手的问题，这就是源于学习者脑海中动态表象表征的缺失以及命题表征传达实验操作步骤的低效。当学生亲自做实验或认真观察教师演示实验后，脑海中存储了相关动态表象，那么实验操作步骤排序问题就相对容易了。此外，在学习者脑海中实验物理空间的缺失意味着学习者并未将静态表象与动态表象有机地融合起来，这源于学习者没有亲历实验操作与实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时间顺序关系，仅仅借助于命题表征来实现对这些关系的理解不但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而且学习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黑板实验”与“讲实验”的教学后，学生往往在实验现象与实验操作之间的匹配问题上犯张冠李戴型错误了。与真实实验所提供的视觉刺激相比较，“黑板实验”的理科教学会带来学习者对具体仪器表象表征的模糊以及对实验装置综合表象建构的混乱，这源于黑板这一二维平面所提供信息的局限性以及语言描述的片面性。表象编码的模糊、混乱乃至缺失必然导致相关实验中的错误。在理科实验问题解决中，学生常犯以下错误：不能给出某些物质的典型特征（如化学物质的颜色和状态等），错误描述实验现象（如生物中菲林试剂检验还原性糖的实验现象等），不能将仪器名称与仪器本身相联系，不能区分长颈漏斗、分液漏斗等相似仪器，不能有序组装已经学习过的实验装置，等等，这些行为都与学习者脑海中没有建构起清晰和有序的表象有关。

理科实验图式认知建构历程对实验问题解决心理机制提出新的尝试。我们可以将学习者面对的理科实验问题分为两大类：亲历过的理科实验的相关问题与陌生理科实验的相关问题。面对亲历过的实验，学习者脑海中存储的关于此实验的认知空间、物理空间与情感空间建构起的仿真器，仿真器的质量直接影响问题解决的速度与正确性，而仿真器的存在通常也降低了该类问题的难度。面对陌生的理科实验，学习者有选择地接受外部刺激（实验装置图和文字描述等），借助已有的实验图式形成对当前信息的预期，这种预期将指导学习者进一步感知具体信息并填入实验图式中的各个槽，实验图式可以弥补和完善部分槽值，帮助主体完成对问题的表征和问题空间的建构，并以此来解决问题。相比较而言，陌生实验问题解决需要学习者脑海中储备相关实验图式。可见，学习者只有建构起实验图式，才能灵活解决各种变式实验问题，才能体现出思维的创造性和灵活性。

理科实验图式认知建构历程的理论假设同时能够解释在理科实验学习中，学习者之间存在的广泛差异。人们通常认为，个体的学科知识影响其对具体实验的理解与操作，但是这种影响如何发生却没有被细致描述过。笔者认为，基于理科实验图式认知建构历程，理科实验学习中个体之间的各种差异源自个体在实验中建构起的各不相同的认知空间、物理空间与情感空间，三个空间的任何差异都将造成学习结果的不同。同时，由于三个空间的相互制约以及彼此独立，也带来实践中学生实验心理（情感空间）、理科成绩（主要受认知空间影响）、观察能力（影响物理空间建构）之间的彼此相关性与相互独立性。

总之，基于认知科学的已有研究成果澄清了理科实验中学习者所形成的知识表征形式，并尝试解释了理科实验图式的构成及其建构历程。理科实验图式认知建构的这一理论假设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当前实践中与理科实验教学和实验学习相关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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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篇3

关键词：意识形态功能；认同竞争；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03

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引领道路，道路支撑旗帜。”[1]而意识形态安全恰恰是旗帜问题的核心。事实上，基于意识形态安全对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特殊重大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所经历的每一次重大社会历史变迁，都与围绕着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所展开的各种形式的较量密不可分。因此，在“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2]的当下，从功能维度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透视，就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认同危机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实质

认同是指主体在各种外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下，为满足自身需要、实现自身利益，而试图与特定客体建立同一性关系的过程或状态。认同是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复杂性的认知体验和精神心理活动的反映，认同的实现不但与主体物质利益需要的满足程度密不可分，更与是否契合于主体的精神心理息息相关。就最为一般的层面来看，凝聚是认同最为本质的功能。

一方面，广泛的社会认同能够使社会成员在对特定客体予以认同的过程中，形成大体一致的认识、确立大致相同的奋斗目标，并获得相同或相似的心灵体验，从而不但为社会成员提供稳定、可靠的心理归属和预期，以及安全、强大的精神家园，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成员间的信任，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另一方面，广泛的社会认同能够在广大社会成员内部实现思想认知和价值取向的统一，最大限度地降低和消弭社会成员内部因认知差异造成的各种冲突和消耗，减少各种不良情绪、情感、心态等对社会成员的精神干扰和消极心理影响，稳定社会成员的精神心理状态，激活社会成员的精神正能量。此外，广泛的社会认同能够有效推动社会成员形成对共同利益的明确认知，这就能够不但有效压制社会成员内部对个人私利的片面追逐，减少因过度追逐个人私利而导致的社会消耗，避免引发社会共同体的瓦解，而且大大激发了人们为实现共同利益、满足共同需要所必需的智慧、想象和创造活力，从而为人们从事高效且富有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和强大动力，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作为系统性的思想观念、并以社会思潮、价值观和“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作为一定社会“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可以借助语言进入人们的大脑、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认知，并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藉此，不但使特定的意识形态成为人们的价值评判准则和行为规范，而且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特定意识形态的标准及其内在逻辑，去认识和思考问题、从事相应的社会实践。显然，对意识形态的认同，不但能够将认同的凝聚功能灌注进意识形态的运作逻辑，进而放大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作用和社会整合功能，更能够大幅提升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最终实现在全社会更加紧密团结基础上的国家能力提升和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然而，受经济多元化、不同文化间交流互动以及人们自主意识的觉醒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共生共存是一种客观性的现实存在。而多元意识形态的存在，逻辑性地暗含着多元价值观念、多种社会行为模式等的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多元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的内在竞争、对抗与紧张。同时，不同的社会力量，为维护自身的集团利益，也会对那些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意识形态给予支持，并力图对人们的意识形态认同加以引导和塑造，从而不断扩大适合自身需要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这就必然引发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

所谓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形态体系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免遭危害，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相对稳定与有序和谐的状态，”[4]这种状态的持续存在，显然有赖于多数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认同。当多数社会成员被各种各样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是敌对意识形态所吸引，进而对其产生越来越强烈的认同时，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自然就会发生变化、立场自然就会出现松动，随之而来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瓦解。当主流意识形态被多数社会成员所抛弃，不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引领与统合等基本功能会彻底消失，而且认同本身的凝聚作用也会迅速流失，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的思想混乱，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甚至造成政权的颠覆和国家的解体。

不难看出，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引导和塑造，实质上就是对“民意”的争取、对“人心”的争夺。在多元意识形态共生共存、相互竞争的环境中，广大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越高，则主流意识形态越安全，反之则容易出现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可以说，在不同意识形态间的认同较量和竞争中，出现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就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实质。

二、功能维度的较量是意识形态认同竞争的主要方式

由于安全是一种状态，且此种状态会在各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环境中不断变化，因此，意识形态是否安全，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被认同，就缺乏客观、稳定、可靠且较为具体的衡量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探讨只能囿于抽象的思辨，更不意味着对意识形态认同竞争的认识不能深化。事实上，不同的意识形态具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各种意识形态恰恰是通过基本功能的发挥，来影响和争取、引导和塑造人们的意识形态认同。可以说，意识形态功能维度的较量是意识形态认同竞争的主要方式。

一般来说，意识形态具有政治合法化、价值导向以及社会控制与整合的功能。正是凭借这些功能，主流意识形态支撑着国家的发展、维护着国家的安全。而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敌对意识形态的出现和传播，则会通过其在价值导向、社会控制与整合、政治合法性塑造等方面功能的发挥，来大大推动整个社会的价值多元，提高社会控制的成本和难度，并进而威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形态体系，亦即压迫和挤占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领地和空间，进而削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简言之，当主流意识形态的这些基本功能受到影响和抑制，甚至是被大幅削弱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就会出现动摇，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就自然突显出来。事实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与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敌对意识形态大肆流行与广泛传播后，对主流意识形态功能正常发挥所产生的巨大干扰和影响密不可分。

首先，价值导向功能的较量是意识形态认同竞争的理论方式。作为系统化的思想观念形态，意识形态往往以社会思潮、主义等系统化理论的方式表现出来，并通过观念、态度、认知和价值取向等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方式作用于整个社会。然而，不同的社会思潮、主义往往隐含着不同的价值诉求，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倾向。一般来说，“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确立后，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能为社会提供价值导向，使全体社会成员自觉遵守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规范。”[5]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对更加开放的国内外环境，利益关系和支配形式更加复杂，且流变性更加频繁，反映在观念层面，就是以社会思潮、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多样化意识形态不断涌现，且相互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较量更加激烈。近年来，政治上围绕着“”、“法治”和“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上围绕着“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和国有企业改革，文化上围绕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等重大问题，出现了多种意识形态间的激烈争论和交锋。例如，在此过程中，以“”为典型代表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就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它不但直接扰乱了人们对基本历史事实的认知，而且间接影响了人们建立在既有历史认知基础上的对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判断，不但混淆了真与假、善与恶、丑与美、是与非的界限，而且模糊了人们对社会道德、正义良知等基本价值观念的理解和认知，从而极大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影响，并大大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功能。显然，不同意识形态间价值导向功能的较量无形却真实、激烈地存在着，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功能的压抑、削弱及其程度，恰恰是衡量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基本状况的重要指标。

其次，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较量是意识形态认同竞争的现实方式。任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需要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以及对各种社会力量的最大限度的整合。而意识形态恰恰能够通过对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影响，“通过制造‘共同利益’的幻象，把社会成员联合到一起并提供集体共有的价值观与规范，从而成功地稳定或变更社会”，[6]最终帮助实现社会发展进步所需要的社会控制和整合。然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着不同阶级或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隐含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甚至是追求着不同的社会秩序类型和理想，如此一来，不同的意识形态总是能够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获得部分群体的认同和拥护。这就潜藏着在基于不同意识形态话语及其相应利益诉求的各种社会力量间，出现分化、矛盾和斗争的可能与危险。当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敌对意识形态广泛传播，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时，各种社会力量对不同社会秩序和理想的争论就会趋于激烈，甚至会在某些因素的催化和影响下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理念付诸行动。这时，潜在的可能与危险就会成为具体的现实与危机，而主流意识形态对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进步所具有的“水泥”、“黏合剂”的作用也就会随之受到削弱、甚至是瓦解。由此可见，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的强弱，是不同意识形态，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敌对意识形态相互间较量的隐秘但却极为现实的战场，是意识形态认同竞争的重要方式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面。

最后，政治合法化功能的较量是意识形态认同竞争的终极归宿。“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7]而意识形态借助系统性、逻辑性的理论表述，能够在对政治合法性给予证明的同时，实现对政治合法性的充分维护。列宁曾经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8]列宁所谓“牧师的职能”，反映的就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政治合法化功能。因为，任何政治统治，以及与此种政治统治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架构等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都需要相应意识形态的系统化理论阐释，才能为公众理解和认同。无论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理念，包含着怎样的理想诉求，即便是以学术和知识的面貌出现，基于特定利益诉求的不同意识形态间的互动交流和交锋较量，都必定隐含着特定的政治理想及其行动逻辑，因而最终都绕不开政治合法化的终极命题。尤其是敌对性的意识形态，更是往往借助学术化、知识化和科学化的手段，通过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话语体系，来实现对既有政治秩序及其合法性的理论颠覆与否定。“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9]简言之，政治合法化功能的较量构成了意识形态认同竞争的终极目标和归宿。

三、功能发挥与增进认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今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就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未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10]面对多元意识形态相互共存、相互交流但又相互较量、彼此斗争的现实，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和实现，关键点就在于不断增进和强化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这就需要大力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不断调整和完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现机制，从而在充分发挥和提振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过程中，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增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

首先，要系统、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实践历程。无论何种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对特定社会存在的认识和总结之上的。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且能够被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地构筑，不但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而且与对这种实践和社会交往的认识密不可分。同时，能够获得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契合于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既接续过去，又总结现在，还能够指明未来。

因此，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必须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奋斗实践，不但要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实现文化传统的更新，而且要实事求是地理清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历程。只有这样，才会对过去的实践历史形成较为全面、系统的正确认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要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1]真正立足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和实践历程的意识形态建设，能够大大增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进而在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基本功能的过程中，有效应对各种文化虚无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敌对意识形态的干扰，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其次，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创新。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创造性的理论建设同样离不开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引。囿于思维方式、认知方法和立场等的不同，面对同样的客观事实，不同的人会形成截然不同的认识。这就需要科学方法的指导和科学理论的引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是科学的世界观，而且包含着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进行理论创新，能够防止各种形式的极端化和片面性，形成对近代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全面正确的认识，进而构筑起对历史和现实具有强大解释力、说服力，且能够被人们信服和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进行理论创新，不但能够有效回应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敌对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质疑，从而巩固自身的主流地位、捍卫自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且能够对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和有害的价值观等给予有力的批判，进而帮助人们辨明对错、分清是非，最终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毕竟，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精神性的力量需要精神性的力量去克服。

最后，要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自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两个维度的区分后，当代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和分析总体上呈现出知识性和政治性相互分离的状态。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知识社会学层面的各种意识形态繁荣发展、不断涌现，而政治统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断被淡化并总体上呈现出“去政治化”的特点。但事实上，以中立性、客观性面貌呈现出来的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远离政治权力和阶级统治，同时，政治统治层面的意识形态非但没有“去政治化”而走向终结，反而借助知识化的表现形式，在自我隐身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国家和社会更大广度、深度的影响。

也就是说，系统性、理论性的知识体系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同时，意识形态也越来越通过系统且极具逻辑性的知识话语体系来展示功能、发挥影响。这就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认同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理论性、系统性的科学话语之间的竞争，意识形态间的直接斗争逐渐转化为以知识体系为核心支撑的话语体系间的较量。因此，强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必须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尤其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作用，在推动知识生产、理论创新与话语体系建设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知识化和科学化，从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权威性和竞争力，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增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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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Abstract：

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1篇4

关键词：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074-02

意识形态批判是20世纪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围绕意识形态而展开的争论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意识形态批判的中坚力量。与之前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文化视域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化

意识形态这个词最早是由法国观念学家和哲学家特拉西提出的，他在1801—1815年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念科学，即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观念科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他和其他观念学家当时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论述了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的意义上谈论意识形态的，他把意识形态作为批判的对象。在马克思的理解中，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理论形态，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和阶级属性，它同阶级的利益和阶级统治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形态，是“虚假的意识”。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以及其虚假性的阶级根源。他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意识形态是为特定的集团利益或特定的社会阶层辩护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论证，而在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因而，具有辩护、欺骗、虚假和异化的本质特征。对此，恩格斯曾这样论述：“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2]

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形态这一论述，列宁进行了发展。列宁从中性的立场来认识意识形态，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涉及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概念。他力图通过肯定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是从阶级革命传统的角度来阐述意识形态理论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该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否成熟，只有无产阶级形成成熟的意识形态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取得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才有望取得成功。由此看来，他们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来看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由上述论述可知，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或批判，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而且主要是将意识形态与阶级相联系来进行理解的。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所持的基本立场，从否定的意义上批判意识形态，但是，与马克思在政治层面的批判理解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文化层面上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因而实现了政治批判向社会文化批判的视域转换。“社会的历史条件使得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是在社会革命中而是在学术价值上凸显出来”[3]。

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意识形态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具有进行社会操纵、社会欺骗和社会辩护的功能，认为“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其制造者们为巩固和扩大自身阶级利益而杜撰、虚构出来的，其目的是左右人们的思想，决定社会的生活”[4]。

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在弗洛姆看来，意识形态的消极功能在于它对现实的认同与文饰，遮蔽了人变革现实的可能性，使人无法认识和实现真正人的需要。他强调要用“真实的意识”代替“虚假的意识”，“正是人的自觉思维的盲目性才使人不能认识到他的真正的人的需要，才使人不能认识到植根于这些需要的理想。只有当虚假的意识被改造为真实的意识，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实在而不是认识到由于文饰和想象所造成的对实在的歪曲，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实在和真正的人的需要。”[5]他也分析了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不知不觉的操纵。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通过现代人的单向度特征，揭示和描绘了意识形态对人的操纵和控制的功能。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抛弃了传统中认为意识形态与实证科学并不相容的观点，明确地宣布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内容。

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书中，霍克海默冲破旧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桎梏，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霍克海默指出，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科学阻碍了人们去发现和揭示社会危机的真正原因。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全面论述了科技成为意识形态。马尔库塞认为，意识形态并未终结，它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技术经济机制变成强大的无形的统治力量。在发达工业社会，科技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控制形式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在发达工业社会，掌握技术便拥有一切，技术趋向于极权主义的转变。技术社会也渐渐地成为一个政治系统，它具有奴役、操纵、控制人的政治功能，只不过这种控制不是通过采取暴力形式来实现的，而是表现为对社会中的对立派别、对立意见在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上的无形压制，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技术统治是更为巧妙的统治，是一种在不合理中体现“合理性”的统治、这种统治的结果是让被统治者感觉到“舒舒服服的不自由”。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提出了科技两重性的思想，他将传统的意识形态与科技意识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使科技意识形态在特征、运行机制、功能等方面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从而使科技意识形态的理论更加成熟和系统化。

三、视域转换的背景分析

（一）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的推动

二战后，技术理性的发展，使得西方世界面临严峻的文化危机，技术理性成为统治人的异化力量。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流派开始超越传统的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视野，从文化层面切入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此外，现代人的文化——历史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政治冲突的困境更加困扰着现代思想家，因而它构成了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题。这就为对意识形态进行技术文化批判提供了土壤。

（二）对意识形态概念理解范围的变化，导致意识形态批判视域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独立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都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他们主要是把意识形态应用于政治领域。这样说并不代表马克思仅仅把意识形态限定在政治领域，并不表示他要把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等内容纳入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轨道，从而使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成为政治的附庸。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的活动和内容，应该承担起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评的功能。

而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对意识形态概念解释的外延更加宽广，在他们的观念里，意识形态不仅包括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而且还包括技术、文化、科学、心理等内容，他们把“与真理相对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意识形态。

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不仅是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6]；“那种认为哲学、道德、宗教等信仰行为、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都具有这种功能的主张并没有揭示出那些始作俑者的个性，而仅仅是陈述了这些行为所起的社会作用。”[6]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否定：关于批判理论的论文》中也表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对技术的运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控制。统治的这种‘目的’是实质性的，因此它便属于技术统治的形式本身。”由此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是把科学理论、文化体制、技术理性等这些并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也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把某些社会意识的东西也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范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理论、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形式，与政治法律思想、哲学、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虽然具有非政治化倾向；但当它作为统治人的工具时就具有了浓厚的政治性和政治倾向，利用科学技术进行统治，就会使它成为行政机关实行暴行的合法化的修饰，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就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哈贝马斯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凸现出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渐加强，这种高度的关注就使经济问题也逐渐地成为政治问题；而当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时，政治问题渐渐也就变成了技术问题。同样道理，大众文化以“文化工业”为载体，通过通俗的形式如流行音乐、通俗小说、广告艺术片等，广泛流传于社会大众之中，它也具有发挥着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其目的是通过引导大众的虚假需求，提供维护其利益的肯定文化来操纵人民大众的思想、心理和行为，抹杀人的个性，消磨人的批判思维，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等形式与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概念范围的延伸，因而造成批判视域的转变。

四、对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评价及当代价值

（一）理论评价

1.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以20世纪文化危机为背景的特殊异化理论，它致力于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由于科技的异化而导致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是对人的存在命运的深切关注。

2.法兰克福学派是在否定的维度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他们认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对社会大众的控制更加深刻，科技意识形态使人们渐渐丧失了批判的本性，成为单向度的人，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从而把科技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我们认为这样片面地理解科技意识形态是错误的。科技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双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影响，不能因为它的弊端而否定它的积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认为科技异化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只进行科技批判不足以揭示其根源。

3.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意识形态理论侧重于对科技的政治功能的分析，忽略了科技的其他功能。我们在研究科技异化、使用科技意识形态概念时，不仅要重视它的政治控制功能，同时也要发挥它的价值导向功能，这样才是比较全面和严谨的分析。

（二）当代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虽然有其缺陷和不足之处，但其对于科技意识形态作用的重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从现实层面来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的根本，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维度。但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本尺度上讲，我们必须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同时把握科技发挥作用的尺度，避免人被科技产品控制。只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处理科技发展和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区分他们之间的明确界限，我们的建设才能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迈进。

2.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的社会导向作用。现代社会西方资产阶级凭借其发达的科技，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文化产品等工具和载体来宣传其价值观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全世界，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因而，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共有的宣传载体，占领舆论阵地，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从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革命与建设以及人民生活方式的正确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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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篇5

论文摘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有机的整体，是有着丰富的完整内涵的复合结构。从其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从功能上看，既有认识性又有情感性；从目的上看，既有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既有假定性又有真实性。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存在于文学的审美性中，而文学的审美性又总是表现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共同形成一种新质——审美的意识形态。下面从几个方面说说它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不是把文学看成“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说“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对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并不存在一种称为“意识形态”的实体。苏联著名“审美学派”的主将阿·布罗夫曾说过：

“纯”意识形态原则上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的存在。

我们须要注意的是：第一，意识形态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只存在于它的具体的形态中，没有一种超越于这些具体形态的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第二，所有这些具体形态的意识形态都各自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意识形态对象的差异，导致它们在形式上的差异。这样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了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完整的思想领域。例如，西方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总的来说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表示不满，对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性的丧失、人的异化、人的悲惨生存状况以及非人的生活环境等，进行“诗意的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就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系统，它的整体性也就充分的显现出来。

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复合结构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独特的思想系统，并非“纯审美主义”或“审美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总的说是一种复合结构。

第一，从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毋须讳言的。这里所的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其实，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质。

第二，从功能上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认识的，又是情感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例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有的作品则表现为现实发展的预测和期待，许多浪花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

但是，文学的反映包含的认识，又不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科学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性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性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那根弦，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蕴含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这些都说明文学的审美意识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就像盐溶于水那样，无痕有味，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

第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从目的上看，既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他们都无法达成实际目的，或者说无法获得实际的东西，譬如事物的有用性，经济、政治甚至情感的物化结果，有谁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一个金币、一个官位或者一个真实的爱人呢？这是一个缥缈的虚幻世界，是无限美好的水中月镜中花。你只有用心灵、用想象才能获得那种超越世俗的情感与精神收获。在世俗的心态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将离这个世界更加遥远，甚至与它毫无关系。

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说：

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篇6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教育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息息相关的特殊场域。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约为9.04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64.5%。庞大在中国的网民群体中，大学生已经成为主力军，成为网络空间环境中的最主要群体。数据显示，在9亿多网民中，按照年龄结构来看，20-29岁的人群占了21.5%；按职业结构来看，学生群体所占比例达到了26.9%。上述数据突显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二是大学生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主体，一方面其价值观念的形成深受网络空间信息、观念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行举止，又对网络空间环境进行着重构。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一方面是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必然举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塑造一个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空间环境。本文在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清晰的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要厘清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首先必须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意识形态，从其本质来看，可以概括为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每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及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会形成一套完整的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认识观念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就可以看作是这种观念的集合。在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有其特定的功能。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主要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秩序提供思想观念层面的合法性阐释和支持。正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这一重要作用和功能，使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禀赋、制度体系以及文化观念，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三要素。文化观念从国家构成的角度来看，就是指意识形态。自然禀赋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制度体系为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规则和秩序，而意识形态则是将一个国家不同群体粘合起来，形成关于统一国家认同的“黏合剂”。因此，意识形态安全，从宏观上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群体对于国家、民族能够形成稳定的文化价值认同；从中观角度来讲就是对政党制度、发展道路等等制度、文化、法律等等具体观念、制度能够形成相对统一的认同；从微观角度来看，就是在面对具体境遇和观念冲击时，有相对稳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判断。意识形态因其往往涉及思想观念、价值的特性，其安全往往有着自身的脆弱性，极易受到外界舆论场域、观念和具体事件的冲击和威胁。随着互联网在社会各领域的延伸，人们客观上已经进入了一个虚拟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叠加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现实社会中的事件、观点和价值观念往往能够借助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发酵，从而在网络空间形成一定的舆论场；同样的，网络空间当中形成的舆论场，因其所引起的巨大传播效应，又反过来对现实社会形成客观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上所述，特定价值观念通过网络，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揭示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即网络空间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网络空间环境，不会对网络空间中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形成和培养构成威胁；反之，则可以说网络意识形态处于不安全状态。

二、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进入大学阶段学习的大学生，因其年龄特点和知识层次特点，在摆脱中学阶段应试教育导向下的填鸭式知识学习阶段后，进入到了一个知识的自由探索阶段。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体验，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网络世界的遨游，在此过程中，思想教育是否发挥了实效，个体自身科学理性思维是否形成等因素，决定了大学生认知自己、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认知结构和特点，也决定了大学生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去认知发生在自己身边和所处社会空间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属于拥有高级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骨干力量之一；从社会进步角度来看，拥有相对较高素质的大学生群体，其所展现出的价值观、理想信念等，在推动社会文化价值观念进步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从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发展来看，大学生群体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结构特点，则关系着我们事业的成败。正是基于上述两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具体来说，就是培养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长期以来，高校思政教育课通过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改革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力图强化学生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认同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大学生成为网络空间主体这一客观事实，大学生已不再是过去被关在象牙塔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群体，而是与校园围墙之外的社会时刻发生联系，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甚至是治理的年轻群体。与已经发生巨大现实变化相比，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已经出现诸多局限性，影响着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忽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当前高校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仍然主要通过思政课程来完成，即主要通过课堂思政理论课的教学来培养学生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形成。然而，课堂教育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性，如课堂教学时间总是有限的，即使一趟课达到了非常理想的教学效果。但在离开课堂后，学生更多是被网络空间中的世界所包围。极有可能发生的是，刚刚在课堂上初步构建起的主流意识形态，转眼就会被网络空间中的热点事件以及围绕这一事件所形成的舆论场结构。从当前国内大多数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模式来看，只有极少数注意到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第二，缺乏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措施、手段。随着网络空间对大学生群体思想价值观念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对大学生的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才能在网络空间达到相对良好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效果，绝大多数的高校并没有清晰的认知。第三，对学生安全意识教育相对滞后。网络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网络空间的各个角落，成为网络空间环境的一部分。在这其中，不乏大量的谣言、抱有特定目的的价值观宣传以及网络营销宣传等，涉世不深的人生阶段特征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使身处网络包围中的大学生难以辨别信息真假，很容易受到错误的引导。这就需要高校加强对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但在实践当中，受限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高校此方面工作的开展和实效都难以尽如人意。

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研究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新媒体时代深化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探析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党员意识形态教育路径研究微信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问题研究互联网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和对策研究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治理当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探析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研究当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对策研究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及对策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的风险与应对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中的影响研究论中外合作办学中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下的校园教育环境建设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差异性分析及教育对策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特征及教育对策我国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现状及探究刍议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性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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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篇8

经济全球化产生的一系列生态系统失衡问题使人们给予生态环境越来越多的关注，教育学家们也开始关注教育自身的生态平衡与发展问题，从生态学的角度来探讨教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并将生态学原理与方法在教育学中渗透应用。教育生态学是研究教育与其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和机理的一门新兴学科，教育学和生态学是它的两个重要理论基础。教育生态学认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作为教育教学的最基本形式，课堂是教育生态系统中由学生、教师和环境为主要构成要素的最基本的动态开放系统。教育生态的内在功能为育才，其外在功能主要为其社会功能——传递文化、协助个人社会化、使人们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等。目前国外学者对教育生态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颇不一致，但都强调生态学的基本精神：综合、联系、平衡，研究的内容主要侧重在微观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因子生态学、宏观教育生态学三个方面”。①我国教育生态学研究目前尚处在引入与探索阶段，多为理论介绍与述评，且多应用于本科院校，从微观层面上对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模式进行生态分析的综合应用型研究仍显薄弱。因此，以教育生态学的全新视角来研究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模式，剖析其生态缺失，提出改革新思路，成为将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改革推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一、高职英语课堂的生态失衡从生态的角度来看，课堂也是一个有边界、有层次的生态系统，各层次、各因子功能协调一致，形成动态平衡的关系。然而，目前高职英语课堂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存在着诸如课堂教学模式、课堂生态主体、课堂生态环境失衡等多种失衡现象。1.教学目标。实用为主”原则与生命全面发展需要失衡。《高职高专教育英语教学课程基本要求》指出：高职英语教学要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教师在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英语基本技能的训练的同时，要根据学生相关专业的具体要求，加强其在实际职业岗位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然而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片面理解这一原则的理论内涵，过分强调英语作为工具”的作用，一味灌输英语语言基础知识点，冠之以实用”之名。这种单一的教学目标带来的仅仅是短期效应，忽视了学生在知识能力、经验体验、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断完善，忽略了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培养。这种片面理解的教学目标阻碍了学生的整体进步与和谐发展的需要，破坏了课堂教学生态系统的综合平衡。2.教学内容。课内学习内容与课外实际运用失衡。作为多数学生英语学习的主要场所，目前高职英语课堂仍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学生课内学习的内容仍以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点为主，与生活和其他学科脱离，教师对学生文化知识的导入仍显不足，对元认知知识方面的训练尤显薄弱。这就导致学生虽然能够顺利通过考试，但在实际交际过程中往往无法跨越文化障碍，顺利进行交际，脱离课堂后也不能自主高效学习。这就形成了一个闭锁式小循环，导致了课堂学习内容与课外实际运用的失衡，产生了教育生态中的花盆效应”。3.教学方式与手段。方式单向化、静态化与语言动态化、多元化失衡。英语课堂是一个能动可变的生态系统，课堂生态主体间的互动（如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也是多元、多内容、多方式的。生态主体间有机联系、信息流通，协调课堂教学活动有序开展，共同提高。但目前高职英语课堂仍以词汇、语法等信息的单向的、静态的、线性的输入方式为主，主宰教学过程的仍是教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违背了语言学习的规律和课堂生态系统的规律，阻碍了学生自主性、探索性和创造性的自觉建构。4.教学评价。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失衡。近年来，大家普遍意识到终结性评价这一强化应试教育的评价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对过去的终结性评价占绝对地位的状况有所改善，在高职英语实际课程评价过程中加入了形成性评价手段。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对毕业生就业的要求所产生的证书效应”使得这种改善颇显苍白。形成性评价中，对学生以语言知识点和认知能力为主的量化评价仍占主导地位，而针对学生元认知能力、情感行为能力等的质性评价则几乎为零。这种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的失衡不利于科学地评判学生的发展趋势与潜能。二、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生态重构教育生态学理论引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为英语教学改革与创新提供了全新视角，对课堂教学模式中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手段、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起着指导性作用。1.教学目标的生态优化。语言是思维交流的工具，更是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多掌握一种语言就是多一种交际功能，多一种文化体验，多一种观察事物的视角，多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②因此，在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应本着教育生态系统综合平衡的宗旨，在强调传授语言知识点的同时，以学生作为全人”发展为课堂主旨，既注重英语的工具”作用，又注重利用工具提升学生综合人文素养，激发学生英语学习持久的内在动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策略和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和谐持续地发展。2.教学内容的生态重构。生态学中有生物多样性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的优化”③的观点。也就是说，一个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品类越多，其功能越健全，各生态因子也就更为旺盛活跃，反之则越弱。这一观点启迪我们将高职英语教学内容从单一、孤立的语言知识点教学，逐渐向英语语言知识、文化素养知识和元认知知识三维一体的教学内容转变，营造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多样性的生态优势，从而增加高职英语课堂生态系统的品类，使各教学生态因子更为活跃，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1）英语语言知识。英语语言知识是语音、词汇、语法、功能和话题等方面的规则、定义、概念和用法，是语言学习的基础。实际教学过程中，英语语言知识教学应体现开放性原则。更重要的是，摆脱半人工、半自然的课堂小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花盆效应，充分利用网络、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等平台，将英语课堂向自然开放、向生活开放，将语言知识教学与语言技能训练相融合，课内书本知识与课外实践运用相融合，将语言知识转化为跨文化交际能力。（2）文化素养知识。语言离不开文化。在高职英语教学内容中，我们不能脱离文化教学内容而单纯地进行语言知识点的教学。在教学中利用语言”这一思维与交流的工具来加强异域文化知识与价值观念的传授，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适应日益扩大的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成为高职英语教学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此外还要辩证地处理本土语言文化与西方语言文化的关系。在学习英语、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同时，也不漠视本土文化的教育，在教学中吸收两种语言的优秀成分，在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多元文化素质教育。④（3）元认知知识。作为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元认知的本质是学习者对自身认知过程的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自我评价及调节的过程。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元认知就是有意识地运用适合的学习方法、选择有效的学习策略监测学习效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元认知对学习英语学习过程起着指导作用，学习者的元认知水平越高，英语成绩就越好。因此，将元认知知识纳入到高职英语教学内容中，丰富学生元认知知识、强化其元认知体验、加强其元认知监控，让学生学会学习”，成为独立、高效、自主的英语学习者。3.教学方式和手段改革。从系统的、动态的生态学观点来看，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词汇、语言的单向、线性的灌输，它更是课堂生态主体间一种信息和情感的多元互动。要变革目前这种状况，我们就应推行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倡导探究式、情境化和开放式、合作化学习相结合的生态立体化教学方式，将网络、第二课堂活动和社会实践等多种手段与基于任务型的教学活动有机结合，强调综合实践和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创新与探究精神。（1）采用探究式教学方式，开展师生与教学媒体间的互动。教师选取适当的教学任务，引导学生自我探究，形成对语言知识的初步感知。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其终身学习习惯的养成。（2）采用情境化和开放式教学方式，开展师生互动。师生共同创设目的语的使用情境，双方在学习活动中同为主体，共同参与教学活动，共同完成语言学习的输入、理解、吸收、综合和输出环节。（3）采用合作化教学方式，开展生生互动。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以组对或小组的形式完成基于任务型的教学活动。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们协同学习，团队合作，完成语言学习的综合理解和实践运用过程，可以充分发挥其主动和创新精神，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4.教学评价方式的生态重构。教学评价不是教学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区分优劣、甄别选拔的工具，而是一种促进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手段。生态的教学评价认为发展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应尊重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倡导全面完整地把握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⑤”我们倡导口试、笔试、机式相结合，自评、互评、他评相结合，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标准化评价与非标准化评价相结合的生态多元化评价方式。口试、笔试、机式相结合，强调对学生语言能力的评价，有利于学生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综合全面发展；自评、互评、他评相结合，让师生共同参与评价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判断力和责任感，也有利于教师从多角度对学生做出公平公正的评价；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不仅注重学生语言认知能力的评价，更注重对其元认知能力及学习态度、团队合作等情感能力的质性评价，有利于合理评判学生的潜能和发展趋势，给予学生更大的发展空间；标准化评价与非标准化评价的结合，允许打破常规，评价因人而异，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三、结语创建一个和谐平等、开放互动的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和学生的英语水平，实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是英语教师的不懈追求。我们相信，基于教育生态学理论，通过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手段、教学评价方式的生态优化与重构，我们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篇9

关键词：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3-0061-02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大学生作为承载祖国未来和希望的重要群体，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状况是考量意识形态工作效果的重要晴雨表。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真正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

一、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及其特征

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一种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1]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需要通过对一些共有价值理念的认同来获得社会归属感;国家也需要社会成员认同一系列共有价值理念以整合社会和凝聚人心。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目标就是使其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成员的共有价值理念。在我国高校教育体系中，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重要内容。大学生通过多种途径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接受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健全和完善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自身的思想理论素养。目前总体来看，发展态势良好;但也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的方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具体说来，大学生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呈现出以下几方面基本特征。

1.基于主流意识形态认知的浅层认同凸显而理解程度有限。大学阶段，高校通过多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并通过结课考试等各种考核与评价方式督促大学生不断强化理论知识，因此，相对于一般社会成员，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知程度较高。但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主要局限于校园生活，社会经验比较欠缺，因而对很多问题特别是国家大政方针等宏观领域问题，理解程度还比较有限。基于单纯理论学习而确立起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往往还停留在浅表层面，需要进一步发展为深层认同。

2.情感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过程中的作用突出。情感是人类具有的愉悦、信任、感动等情绪反应，它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中的重要催化剂。特别是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朝气蓬勃，爱憎分明，对于思想理论的情感性表达更为敏感和易于认同。热情豪迈的红色歌曲、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激情澎湃的主题演讲或感人肺腑的谆谆教诲，这些感性的教育方式往往更能对其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推动他们认同其中所渗透的价值观念。

3.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不稳定性表现明显。大学生处于自我意识形成确立的关键阶段，是自身价值选择日渐明晰的阶段，但价值观还尚未成熟和定型，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2]一方面，他们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正面宣传教育，但另一方面，面对价值取向冲突的复杂环境影响时，他们又往往无法进行理性鉴别，产生摇摆不定甚至随波逐流的状况。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往往呈现出很高的反复性和不稳定性。

4.主流意识形态反向认同有所显现。大学生处于青年时期，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好奇心比较强。对于他们来说，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显得司空见惯，缺乏新意，而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信息如西方文化价值观、思想等则似乎显得耳目一新，容易引发其兴趣与热情。一些大学生因缺乏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不加鉴别地认同西方文化价值观，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心理疏离，出现主流意识形态反向认同的不良状况。

二、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相应对策

基于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特征分析，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1.注重思想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促进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深层认同。一要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可通过案例教学法、专题教学法等具体方法将社会现实引入课堂，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课堂对接。二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园实践活动。学生能够通过参与宿舍活动、班级活动以及各种社团活动初步体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如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处理、责任意识的培养以及尊重、友善与信任等价值观的意义。三要因地制宜地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可以通过学生勤工俭学、委托学生进行社会调研或进行企业实习等多种途径使学生初涉社会，激发学生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从而为更好地施加教育影响创造有利条件。

2.注重运用基于情感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方式，促进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情感认同。为此，一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中注重以“情”动人。教师授课过程中要注意自身的仪态，要热情洋溢、精神饱满，并善于以情感打动学生的心灵，使所传授的思想政治理论变得生动而鲜活。二要在日常学生工作中关注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与情感趋向。要拓展工作平台，更好地借助于QQ、微信等网络新媒体来增进师生情感交流，使学生在遇到思想困惑时主动寻求指导。三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关注情感陶冶与渗透。在各种校园活动中善于借助于生动、形象和直观的方式向大学生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信息。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可以配合如校园文明之星评选、“我爱中华”国庆摄影展览、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等活动安排来增进教育效果。

3.注重从问题入手有针对性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大学生之所以会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不稳定现象，关键在于其理论认识还不够深刻。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注意以问题为突破口，问题应直抵理论重点、社会热点和学生的思想难点，在此基础上加强针对性指导。比如介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可结合社会中人们存在的模糊认识设置这样的问题：“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否已经走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在问题的引领下，学生的思考将更加活跃，能够针对疑难层层深入地进行分析和探讨，从而增进对相关理论的认同。

4.适当以非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为靶子进行课堂教学，帮助学生剔除模糊认识从而坚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大学生由于辨识力有限，容易被一些歪曲的言论所误导。建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适当将一些容易误导大学生的代表性问题引进课堂，通过透彻入理的分析和引导来达到确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应注意：一是教师要找准问题。只有真正触及社会热点、学生的思想难点，才能扣动学生心弦、从而起到端正学生思想的作用。二是教师要深钻问题。很多社会热点问题非常复杂，教师要真正给学生答疑解惑，首先，自己必须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二是要掌握社会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代表性意见，并能够从多方面给出有说服力的回应。三是教师要能驾驭课堂。教学不同于研究，有它的规律和特点。将现实中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引入课堂进行批判性教学，需要讲究方式、方法和尺度，以使学生真正明辨是非为目的。这对教师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引起学生更大的思想混乱。

参考文献：

[1]费穗宇.社会心理学词典[K].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45.

[2]奚彦辉.大学生思想形成的认同机制探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4）.

CharacteristicsofCollegeStudents'MainstreamIdeologyIdentityandEducationStrategies

WANGJing-mei，SUNJing-ren

（DalianJiaotongUniversity，IdeologicalandPoliticalDepartment，Dalian，Liaoning116028，China）

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篇10

1.生态文明概念及其重要性认知度提升大学生对生态文明概念及其重要性认知度将直接影响自身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行为等各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在对生态文明概念的认知上，选择“一般了解的”占59.56%，同第一次调查相比(以下简称“同比”)上升38.4%“；听说过的”占31.16%，同比下降27.38%；“完全不清楚的”占10.1%，同比下降10.2%；可见，对生态文明概念的认识理解有所提高。在回答生态文明与国家安全、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及自身利益的关系问题时，多数学生都认为生态文明与国家安全、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及自身利益的关系密切。只有2.03%认为其与自身的利益无关，同比下降5.10%。这说明大学生已经意识到生态文明对于人类走出当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2.生态环保基础知识愈来愈深入人心

大学生对环保基础知识的了解程度，则是衡量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提高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程度提升的一个鲜明的标志。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通过“校园里的宣传栏”、“学校开设的有关课程”“途径获取环保知识”的占50%以上。由此可见，高职院校生态文明教育，在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生态文明行为形成方面愈来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被问及“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时，能够正确回答是“6月5日”的占63.46%，同比上升34.1%；选择其它时间或选择“不知道”的占37.44%，同比下降32.43%。当被问及“您认为下面哪一项是工业‘三废’”。选择“废水、废气、废渣”占88.71%；选择“废电池、废家具、废家电”占3.25%；选择“废电视机、废电脑、废冰箱”占4.70%；选择“废铜、废铁、废钢”的占2.25%。由此说明，大学生对工业污染现象比较关注，大部分学生对工业中的“三废”现象比较了解。当调查，“您是如何利用分类垃圾箱的”？其中有33.76%的学生选择“知道分类标准并能严格遵守”；39.95%的学生选择“大致了解但并不经常遵守”；19.12%的学生选择“稍微知道点分类标准，但不区分对待”；还有617%的学生选择“根本不知道分类的标准”。可见，大部分大学生对于垃圾分类回收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只有少数学生还不知道垃圾分类回收的标准。以上调查结果表明，由于高职院校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基础知识也愈来愈深入学生的心灵。

3“.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逐渐形成

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大学生对人类在生态系统中地位、作用和责任的认知状况，这直接决定着他们能否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被问及“您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时，选择“人是自然的管理者，利用自然资源天经地义”占5.63%，同比下降14.02%；选择“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应顺应自然”占19.89%，同比上升1.03%;选择“自然和人都是平等主体”占84.48%，同比上升22.95%。可见，绝大部分学生已经认识到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应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新的生态文明观。视自然为朋友，人与自然共同繁荣，和谐相处，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念逐步在树立。当被问及“您认为物种的多样化与我们人类的生存有何关系”？选择“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占71.4%，同比上升18.46%；选择“关系不大”占5.12%，同比下降6.83%。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大学生已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受益的绝非仅仅是环境，更为重要的还是人类自身。当被问及“您认为环境保护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时，选择“保护环境的同时改善人类自身生存环境”占42.63%；选择“人类给子孙多遗留一些自然资源”的占15.47%；选择“人类能更持久地利用自然资源”占34.07%；只有7.83%的调查对象选择“为人类以后彻底征服自然服务”。可见，大部分大学生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环保观念正在由“要我环保”向“我要环保”转变。以上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大学生已经能够正确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将有利于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观，培养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

4.生态文明行为习惯正在养成

生态文明行为是生态文明素养的外化和集中体现。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状况具体表现为他们的绿色消费观念、对生态环保类公益活动的参与程度以及他们的日常环保行为。绿色消费观，是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重要的助推力。当被问及“对于餐馆提供一次性木筷，您的看法是……”？选择“是我经常性的选择”占16.5%，同比下降21.53%；选择“我偶尔选择”占21.46%，同比下降9.21%；;选择“方便，但破坏境，我不常用”占31.05%，同比上升19.12；认为“生产一次性筷子必然破坏森林，我坚决不用”占27.19%，同比上升11.62%。由此说明，大学生的绿色消费观念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自觉参加校内外环保公益活动，是高职大学生生态生态文明素养提升的主要标志之一。当被问及能够“经常参加校或社会上保护生态环境的公益性活动”时，选择“经常”占25.95%，同比上升15.98%；选择“偶尔参加”的占35.4%，同比下降4.4%；选择“从没参加”的占38.62%，同比下降10.52%。表明大学生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能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当调查“假如您在公共场合，有垃圾要扔而又没有垃圾桶会怎样”？时，调查对象中只有6.34%的学生选择“看周围没人，就随地扔了”，同比下降10.13%当调查“看到有人将垃圾随手扔掉，您会怎么办”？调查对象中选择“会上去劝阻他们”占18.36%，同比上升5.15%；选择“不赞成那样做，但不会上去劝阻”占68.46%，同比下降2.86%；选择12.19%的被调查者则认为“与自己无关”，占12.18%，同比下降316%。由此可见，与第一次调查结果相比，均有一定程度的好转，这是尤为可喜的。良好的环保行为习惯的养成，是生态文明素养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当被问及“您去超市购物时，会自备购物袋吗？”，选择“经常自备”的占32.31%；同比上升3.09%；选择“从不自备”的占13.52%，同比下降2.8%。当被问及“宿舍水房里一同学大开着水冲衣服，这时您会怎样做”？选择“自己过去帮他关掉”占46.23%，同比上升4.41%。这些数据表明，大学生正在逐步将生态文明意识转化为生态文明行动，观念与行为之间的距离在逐步缩小，高职院校大学生良好的生态文明行为习惯正在养成。

二、生态文明教育经验

1.丰富教学内容，构建“众星捧月”的生态文明教育模式

“众星捧月”是指各专业、各类课程都应利用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充分挖掘和发挥自己潜在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共同为提升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而努力。一是设置独立的生态文明教育课程。如《生态伦理》课，通过生态伦理课的教学，系统的向学生传授有关生态文明的知识。二是向其他课程适当渗透，如“两课”教学中，在思想教育部分可以通过加强生态文明理论教育引导，注重价值引导与价值认同，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奠定正确的思想意识基础；在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中，可向学生渗透生态旅游、文明旅游等内容，进行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渗透，从而提升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在《大学语文》课中，发掘具有生态文明思想的文学作品，从中更好地了解生态文明赋予人类的意义，更深层次地理解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构建“众星捧月”的生态文明教育模式，丰富了高职院校生态文明教育内容，打破一些高职院校生态文明教育只是局限于环境生态学课程的单一局面。

2.以学生校内外活动为依托，营造浓郁的生态文明教育氛围

大学生能否积极参与到校内外各项生态环保活动中去，是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生态文明观的确立一个重要标志。开展丰富多彩的生态文明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各种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是学校浓郁的生态文明教育氛围形成的重要保障。学校学生工作处以及校团委应高度重视校园生态文明教育氛围的营造，发挥各自的潜力和优势，组织开展一系列相关的生态文明教育、环保宣传和社会实践活动。比如，开展系列生态文明教育主题活动———“回顾勤俭历史实现中国梦”、“公寓熄灯一小时我为节能尽份力”、“旧物改造手工艺品展示”、“生活社区跳蚤市场”、“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我的身边事’校园DV比赛”等。多姿多彩的校内外环保公益活动有效地调动了大学生投身环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利用好学校各方面的资源，如教学环节中的实习、寒暑假的社会实践、参观学习等，让学生深入社会，体验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态现状，达到对外部环境更为全面、客观的认知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营造了浓郁的氛围。

3.充分发挥校报、校园网的“喉舌”作用

利用校报、校园宣传和网络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引导和监督作用，通过对校报和校园网及校园广播，精心设计、编排，为师生打造一个优秀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平台。比如，在校园广播、校报中开辟“生态文明窗口”、“生态校园”专栏，发表与生态文明教育、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相关的文章，对所开展的生态文明教育活动进行报导等。充分利用校园网，链接各类生态文明教育网站，聚集生态文明资源，满足学生的个性化的需求和接受多样化的指导，为学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搭建起一条健康、全面、快捷的网络服务平台，方便学生访问、学习，是学生宣传和表达生态文明思想、学习和掌握生态文明知识的一个重要平台，使网络成为生态文明教育的新载体和生力军。

4.与“学术”联手，提升生态文明教育的影响力

高职院校可以充分发挥学术报告、专题讲座在生态文明教育中的独特作用，专题讲座具有较强的层次性和针对性，可以根据受教育者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量身定做相对应的生态文明教育主题专题讲座内容。如笔者所在的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组织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专题讲座；结合党的“十”报告精神对生态文明知识进行专题辅导“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等多场专题讲座。高职院校生态文明教育与学术活动的联手，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更好地开展融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大大提升了生态文明教育的影响力。

三、结语

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篇11

关键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合法性批判

哈贝马斯在1968年为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的演讲中率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他把“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一体视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根据和重要标志。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科学从潜在的生产力到现实的生产力的实现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必须有一个中间环节,即科学——技术——生产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过程的完成快慢,直接决定着科学技术在现实生产力中的作用。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实行宏观调控，全方位激化和开拓了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途径与能力,使转化的速度、规模与效率大大提高。这种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趋势，清楚地说明了现代科学已经成为现代技术之母，而现代技术又直接决定着生产的周期和内容，科学技术已成为指导和控制生产的发展趋向和速度的关键，所以，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

那么作为头号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有什么地方值得批判呢?哈贝马斯在指出科学技术是头号生产力的同时，他还接受了马尔库塞的一个极其关键的思想: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并且，他进一步拓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提出科学技术只有成为头号生产力，才能扮演意识形态的角色。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科学技术之所以遭此批判，主要不在于它作为生产力，而在于它作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一旦成了第一生产力，它也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即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不仅履行生产力职能，而且履行意识形态职能。他说道：“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怎么样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呢?对此，哈贝马斯是通过论述科学技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合法化”来加以说明的。哈贝马斯认为，任何社会都必须建立在被人们认可的基础上，也即必须具有“合法性”。他说道:“一种政治秩序总要求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正义的存在物加以认可，而合法性意味着它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样去做。一种合法的秩序理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认可”。他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对文化传统的干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就是使它丧失了值得被人们认可的理由，出现了“合法化危机”。老百姓是因为这一社会实行“公平交换”，信奉“企业自由”才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现在既然它丢掉了“公平交换”，那在老百姓眼里，它已变得不合法了。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合法性的就是科学技术，因为人民群众已经丧失了政治意识，只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崇尚“技术统治论”，发展科学技术，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物质财富，它就被认为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他说道：“如果合法化力量能成功地把实践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甚至能成功地防止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普遍主义的激进化问题产生，那么，这样一类与合法化相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被考虑。”这也就是说，原来的合法化危机一下子被消除了。

哈贝马斯所批评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政治的合法性。他认为，关于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的思想不是他随意想出来而强加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而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存在的现象。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初衷,就是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的不良的社会政治效果，从而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展开批判。在如何批判的问题上，他再次回到了马克思的思想。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深刻的，是值得效仿的，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自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中发现了剩余价值，从而揭穿了自由资本主义“公平交换”观念的虚假性。但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由于政府干预的增多，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科学技术已成了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此时，就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承担的工作就越来越简单了。这种劳动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因而也是合理的。但与此同时，与这种现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劳动却使人越来越丧失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造成了人们交往行为的越来越不合理化。

如果说哈贝马斯对老式的意识形态持否定的观点，即他把意识形态看作“虚假的意识”，意识形态意味着歪曲、掩盖甚至欺骗，那么他对科学技术的新意识形态则更为不满，认为它比老式的意识形态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第一，老式的意识形态(即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有某种与现实不尽一致的“幸福生活计划”或“理想”，也都包含了某种对现实的反思和批评；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抛弃了理想和价值，完全取向于现实，把自己的活动仅限于合理性的技术活动，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使现实永恒化。第二，老式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在于宣传，在于蛊惑，在于制造幻想，特别是需要把现实掩盖起来；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对此则一概不感兴趣，它是“透明的”，它直接把自己的力量诉诸于客观的合法性。第三，老式的意识形态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为了维护这种利益，就必须依靠压抑和欺骗来控制人民大众；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更倾向于提供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来换取人民大众的忠诚，从而通过内在的方式让每个社会成员把自己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存在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姚大志.评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批判[J].社会科学战线,1992(1).

[2]薛民.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理论评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

[3]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波士顿(英文版),1979:178.

对生态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建设；大学生

【作者简介】王艳，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程娅静，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15）08-0053-03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

1.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继人类原始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又一崭新的文明形态。它主张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西南农业大学叶谦吉教授在1987年全国生态农业问题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并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将其定义为人类获益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使人类与自然保持着和谐统一的相互关系。北京林业大学严耕教授也曾指出，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形态，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倡导和谐理念和推行和谐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从这两个定义之中我们不难发现，生态文明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价值取向，强调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要尊重自然规律，以达到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荣的理想境界。

可见，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的文明形式，四者共同构成了社会的文明系统”。而在这四大社会文明系统之中，生态文明是前提，如果没有健康和谐的生态文明，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也就会失去保障；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和高尚的精神享受。总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是人们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寻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出路。

2.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和实施需要一个过程。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会使人类日益陷入严峻的生存危机之中。这既是全球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所必须克服的难题。尤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在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环，一些深层次生态危机不断涌现，整体生态环境不容乐观。通过总结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和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逐渐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兴国之本、强国之计和富民之策的认识高度。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

加强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作用的必要方式和手段。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相互交融又彼此渗透。

1.思想政治教育是培育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方法多重、途径多样，这为培育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提供了详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一方面，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所蕴涵着的传统文化中朴素的生态伦理和生态道德理念是高校培育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重要思想源泉。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念有利于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相处，也对今天高校普及和培育生态文明意识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新时期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日益丰富既赋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内容，也成为培育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谓科学发展，追求的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而这也正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并不是把人凌驾于自然界之上，而是把人放在生态环境之中，使其成为有生态文明意识的“生态人”，以“生态人”的身份来进行相应的实践活动。所以，“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出发点。

我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生态伦理道德与现时期积极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实质。无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其他内容方面的教育，还是新时期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并把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当代社会所崇尚的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以期青年大学生树立牢固的生态文明意识，积极致力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2.培育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是时代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和重要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中心环节，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然而，在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过于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是自然界最高的和唯一的价值主体，忽视自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片面的宣传教育理念，而导致人们对自然界无序的开发和利用。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科建设和方法理论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被理解为政治教育或意识形态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也没能及时革新和改进。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成绩与忧患并存。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是从属于自然界的，自然界是人类栖息的家园。然而，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破环――土地荒漠化形势严峻，可耕地锐减，水、大气、噪声等污染强度加大等，这些生态环境问题破环了生态平衡，损害了人体健康。所以培育生态文明，并将其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以期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既是时代的呼唤，更是高校育人目标的要求。大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意识，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在整个自然界的地位以及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才能在其日常的生活学习中规范自己的行为，时时处处保护周围的生态环境，真正实现自身与自然的“和解”。

三、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现状分析

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是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涉及到的新内容。学校作为整个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重要场所和关键环节，理应把生态文明教育融入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各个环节。而高校作为知识精英的聚集地，更应该把培育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视为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进而为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提供最为有效的平台。培育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并非高校所有教学课程所涉及到的，其主要途径是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和完成的。虽然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这一途径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就整体现状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与针对环境专业的学生进行专业的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不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更具有普及性和通俗性的特点。这种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明伦理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旨在提升高校师生员工对生态文明的认知水平，进而强化其生态文明意识，用以规范自身在日常生活学习中的行为方式，谋求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过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仍限于环境学科专业的学生，对于非环境学科的学生还没有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内容安排”。即使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中开设了与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相关的课程，但由于整体师资队伍的生态文明素质较低，专业化水平不高，再加上传统教育理念的落后保守，以及“填鸭式”的灌输教学模式使课堂缺乏应有的互动交流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效果收效甚微；另外，大学生本身缺乏相应的环境保护自律和监督意识，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问题淡然处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效果欠佳。

四、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着力点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水平和规范大学生自身生态文明行为，就要不断使其树立生态文明道德意识、培养生态文明思维意识、强化生态文明心理意识、明确生态文明价值意识和倡导生态文明法治意识。从这五个着力点出发，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努力培育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层次人才，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必须承担的使命。

1.生态文明道德意识是生态文明意识最高境界和核心内容

只有具备较高的生态文明道德素养，人们才能自觉地尊重自然和爱护自然，并将生态保护作为自身所肩负的一种光荣责任和重要使命。因此，在培育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把“保护环境为荣、损害环境为耻”的道德观念贯穿于教育过程中，以言传和身教的方式让这种生态文明道德观念潜移默化地深入到每一位大学生心中。通过对生态文明道德意识的强化，大学生群体要不断调节自身与生态环境不协调不和谐的日常行为，将善良、仁爱、正义等道德意识应用到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从而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界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为实现人与自然共同和谐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生态思维是使“经济人”转变为“生态人”的关键

人的思维具有不确定性和易相互影响的特点。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教育者要时刻关注受教育者生态思维的发展变化，积极引导他们把人与自然视为整体性的存在。自然界是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现实的客观物质基础，我们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把人与自然界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们在进行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时才会三思而后行，不至于让其行为给生态环境带来丝毫的危害。培养大学生的这种生态文明思维意识，也必将改善他们以往的生态文明理念、规范他们今后的生态文明行为。

3.对生态文明心理上的认同是培育生态文明意识的重要保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不断强化对大学生生态文明心理意识方面的教育，使生态文明意识深深烙印在其脑海里，真正认识并承认自然界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客观规律。我们只有在心理上认同这一规律，才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才会学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然而，这种认同并非与生俱来的，需要不断地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相应的生态文明知识和环境素质文化等方面的灌输与疏导，人们才会逐步形成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心理认同。所以，对生态文明心理意识的培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彼此心理上的交流与互动，双方相互影响，共同协调自身生态文明心理意识的健康发展。

4.生态文明价值意识是实现向“生态人”转变的内在动力

生态环境与人一样，也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认清生态文明的价值，是培育生态文明意识首要解决的问题。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不仅要认清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多样性的价值体系，还要正确地引导大学生认识到自然界除了具有经济价值外，还有美学价值、生态价值等。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也表明了自然界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巨大价值，是“人的身体”。只有认清生态文明的价值所在，才能不断地促进我们向“生态人”转变。而对于生态文明价值的认识，更需要从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的，因为生态文明的价值意识正是通过这三者的相互和谐体现出来的。

5.倡导生态文明法治意识，是落实和完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的根基所在，也是有效实施和宣传生态环境法律的重要路径

生态文明法治意识是指生态文明的法制观念，是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中心环节。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倡导生态文明法治意识作用方面影响广泛，持续时间长，有着其他教育不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广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更要把国家有关的生态环境法制知识进行系统的讲述，使生态文明法治意识为广大受教育者所认可、接受和遵循，进而提升大学生对生态文明法治意识的认知度，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培育生态文明法治意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要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也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协同，形成合力，从而使生态文明法治意识深入人心，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法制氛围中有效地开展。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