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篇1

“我们喜欢中国人来越南，你们来得越多，我们的生意会越好做，可以赚更多的钱。”在接过几张人民币后，一名越南妇女笑嘻嘻地用生硬的普通话说。之前，记者通过讨价还价以20元人民币购买了她出售的一扎共6罐越南产的“红牛”饮料，以及其他一些越南小食品。而转到另外一个摊点，同样数量的“红牛”只要18元人民币。

2009年10月的第一周，在中国广西大新县与越南高平省交界处著名的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瀑布风景区，摩肩接踵的中国游客除了对壮观的瀑布风景表示惊叹，更对瀑布上游具有特殊意义的53号界碑周边自然形成的“越南小商品街”感到意外惊喜，尽管这里商品种类很少，但是中国游客们仍然对那些产自越南或者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小食品、小商品产生兴趣，而最大的旅游诱惑是这里的边界可以自由出入。越南的华裔学者陈子原说：“越南新一届领导人正在不断改善两国关系，目前想努力建成两个经济走廊和一个经济圈：昆明一老街一河内走廊、南宁一谅山一河内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另外，越南领导人还希望能够与中国的其他区域展开实际的合作。”中越红河新公路大桥已经试通车，越南政府表示从河内到中越边境老街的高速路已开始动工，并在考虑铁路与航空方面的建设，目的都是希望与中国加强来往通途。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越南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2001至2008年双方贸易额年均增长逾25％。同时，中国在越直接投资项目已达600个，协议投资金额达20多亿美元。但越南目前仅占中国逾1万亿美元进口额中的0.4％。

由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和庞大的消费人口，尤其是随着全球最大、总人口达19亿，预计规模达6万亿美元的“东盟一中国贸易空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日益临近，越南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在现任总理阮晋勇上台后这种渴望更加突出，其无论在国家新政策制定，或者国内资源开发还是与海外资金合作方面都孜孜不倦。2009年10月10日，越南的官方媒体提前预告了“政府总理阮晋勇将于本月15至17日对中国四川省和重庆市进行正式访问”的消息。该报道特别指出，“政府总理的此次访毕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四川省和重庆节政府和人民的邀请而进行的c按计划，政府总理将出席在四川成都市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展览会。”

而2010年是中越建交60年，已被双方定为“友好年”。

复杂心态应对中国

众所周知，越南和中国之间g有一种矛盾的关系。一方面，越南领导人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视为意识形态上的通道和潜在的保护者。越南的文化官员曾经表示，中国影视作品能帮助越南坚守思想阵地。另一方面，越南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自豪感和独立精神，它不希望被比自己强大的邻居所支配。

尽管2008年末，中国和越南的1350公里陆上边界，终于在历时8年的勘界立碑工作中圆满划定了，但在南海问题上，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利益，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共识。尤其是30年前发生在两国边界地区的那场战争，使两国人的心理距离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弥合，而这也容易成为不安全因素的导火索。

有关反对中国的各种事例仍然不断在越南国内出现，但是都被打压：2009年2月，越南政府开始大量删除互联网上有关反华的言论；4月，越南一家名为《旅游报》的刊物因刊登被本国政府指为“信息不实”和“引发中越仇恨”的文章而遭到了政府停刊3个月的惩罚；9月，因为参与策划印制反对中国投资越南铝矿项目以及声称对有西沙和南沙争议岛屿拥有的T恤衫，3名越南博客作者被本国政府逮捕。

2009年8月1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胡春山在河内举行了中越政府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会晤，重点就海上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重申，积极探讨过渡性、临时性处理办法，不使海上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大局。

香港亚洲问题研究员黄建炎认为，随着中国逐渐发展为经济大国，一些越南人难免有不安之感，不过越南渴望发展经济，又不得不向中国靠近。

现在，从边境到内地，除了随处可见的中国商品，自身劳动力丰富的越南国内还大量出现中国劳工。越南的华裔学者陈子原表示，近年来越南国内对中国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反对者的意见比较集中，除了环境污染和国家安全层面，还提到社会问题一中国公司总是习惯带着自己的建设队伍来越南，并且歧视越南劳工，总之很少把工作机会提供给越南本地人。这种“与越南老百姓抢饭碗”的情况已经使中国的形象大打折扣。2009年4月16日的《越南年轻人报》报道，目前在越南北部的广宁和海防两个热电厂的中国工人人数大大超过了越南工人人数，中国承包商几乎不使用越南工人而是从中国带来，甚至包括普通的劳动工人，现在中国普通劳动工人已随承包商开始出现在越南中部广南省的农山热电站。

随着中国产品和人员的大批拥入，一些越南人越来越担心。虽然两国领导人反复强调友好交往，但由于历史原因及领土争议等问题，一些越南人始终对中国心存芥蒂。陈子原表示，越南政府层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其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而越南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民间力量的声音，而且它也不得不兼顾民间的想法。

例如中越红河新公路大桥历时4年共经历了24轮谈判，2006年6月开工建设，时间长达3年多，2009年9月1日正式建成并试通车，从谈判时间似乎可以看出越南对中国仍然明显存在顾虑。而从中国支付了更多的建大桥费用来看，有越南人就认为中国比越南有着更急迫的需要。本来，越南与中国接壤的北部和西北部都非常贫穷，更需要发展，但是一些越南学者坚持持认为云南和中国的利益会多于越南。越南政府的压力

越南民间的想法与政府一直有着差别，尤其一些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历史研究者总是把中国当作公开的竞争者和潜在的敌人来对待，而不情愿看到政府与中国完全和睦相处。一些越南的民间学者甚至把中国欺负越南的历史追溯到数百年前，种种控诉教人难以忘怀。

“目前，越南高层领导内部明显存在两派：亲中和亲美(西方)的，尽管目前是亲中派占了优势，但是另外一方的势力也不容小看，因为后者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操纵民意来达到目的。”陈子原说，“相比较中国企业在越南不断遭遇各种攻击、讥讽甚至否定的情况，美国企业却很少挨骂，甚至基本没有挨骂。”

“美国对越投资已经是越南外资的第一位，这将给中国政府带来新的压力。”他表示，“由于越南曾经被殖民的原因，加上近期其

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也呈逐步开放的态势，其中包括对新闻媒体的管制时有放松，而越南媒体自身也在追求国际化，所以个别媒体总是千方百计突破政府束缚，发出自己思考后的声音。”

就是在如此矛盾的复杂心态下，越南国内屡屡出现一些反华的声音与行动，这让声称要打造“阳光、开明、进步”形象的越南政府也感到压力，其通过打压媒体和民间言论人士让中国得到心理平衡并不难，但随后如何安抚民众却很费劲。实际上，越南政府已经很难完全控制民众中的反华情绪，所以其给外界的感觉总是“一时紧，一时松，没有章法”。

值得中国注意的是，从1986年实现革新开放至今，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给越南带来了许多问题，诸多矛盾逐步暴露并尖锐化，包括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矛盾、劳资矛盾、地区之间与城乡之间的矛盾、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革新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的矛盾等。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是，近年来越南劳工为提高工资待遇、维护权益而展开的罢工等事件层出不穷。

另外，除了难以摆脱的“中国产品质次价廉”的传统影响，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在环保、用工等方面已经让越南人产生了不满；同时中国商人以国内腐败“潜规则”拉拢越南地方官员的情况也日趋严重。西方媒体更是一针见血：现在越南当局的高层人士比较亲华，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些做法相对比较宽容，如果哪天出现相反势力上台，中国企业不守规矩的做法必然遭到清算。

显然，怎样在多方合作中保证国家前进的步伐，同时不被越来越成熟的民众所责难，是越南政府目前必须面对的难题。

下一个后起之秀

随着越中关系的正常发展，历史上曾经遭遇过不公平待遇的在越华人也不断获得新的政治地位。2009年6月，越南胡志明市华人工作处表示，华人参加新任期的各级祖国阵线组织共有446人，同比增加91人；有19名华人优秀群众获接纳为越南共产党党员，984名华人青年获接纳为共青团员，1791名成为青年联合会会员，266名妇女成为妇联会会员，404名劳动者参加工团组织。

拥有8000万人口，经济迅速增长的越南已经被许多外来投资者视为机遇。联合国开发署驻越南的代表乔纳森・平库斯在2006年就曾经表示：“人们将发现，外国人对越南抱有极大的热情，把它当作下一个后起之秀。”

曾经一度处于饥荒边缘的越南现在已经成为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尽管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物质上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裕，近10年来，越南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接近中国的发展速度。曾经饱受战争和贫困折磨的越南人现在的价值观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化情况，但是存一点却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能够发展到现在的状况值得珍惜，但是中国政府说话应该更谨慎一些，因为‘小越南’对‘大中国’的举动始终比较敏感。”越南华裔学者陈子原说，“比如前两年中国驻河内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公开指责越南媒体对‘中越贸易不平衡’的报道，立即引起了越南国内的巨大反应，我觉得中国方面没有必要这样说话，因为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陈子原表示，无论是越南人或者中国人的学者，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精神存在，所以或多或少都站在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看问题，自然无法客观和中肯，最终都不利于解决双方的各种矛盾与分歧，无法为双方政府和人民提供最好的建议。在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利益面前，中越两国民间总是口水战不断，甚至不断对本国政府提出“用武力教训对方”的建议，彼此间不信任，甚至敌视的隐患很大。

不过，由于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中国的战争中吃亏不小，所以要让越南，特别是民间人士对中国完全解除戒备心理是不可能的，加之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因素存在，当然影响到越南人对中国经济力量的评价，尽管目前越南的主流思潮是希望两国合作与共同进步，但“中国”在越南国内仍然会长期存在。

如何成功抛开不愉快的历史，对曾经的敌人、对全世界开放，并成功推行经济改革，已经成为历史学者们对越南表示惊讶的重要原因之一。越南人的灵活与乐观，使其经历了与法、美、中等国家之间的残酷战争并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得以生存，越南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继续发展，甚至成为正在崛起的外交强国。

继从柬埔寨撤军后，越南于1991年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5年加入东盟，并与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标志着越南的大国和周边外交取得了重大进展。此外，越南还与俄罗斯保持着良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东盟、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的关系日益深化，与欧盟的合作不断扩大。越南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合作，先后于2004年和2006年成功主办了亚欧首脑会议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2007年1月正式加入WTO之后，越南又于同年10月6日在联合国以183票(全票为190票)的高票当选2008～2009年任期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成为越南自1945年建国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标志着国际社会已认同越南革新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越南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正在不断提高。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篇2

关键词：长三角；政府职能；政府与市场

中图分类号：D625(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082－0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长三角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全国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固然有体制、区域及市场基础等方面的原因，但也与长三角各区域的政府能够顺应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不断调整与改善政府职能息息相关。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长三角的苏南地区、温州地区以及后来的上海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异军突起，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从经济发展的模式来看，长三角区域内有三个各具特色的成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是江苏的“苏南模式”，其本质特征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二是浙江的“温州模式”，其本质特征是市场化和民营化，三是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开发与开放所引致的经济腾飞，其本质是经济的国际化和要素市场的高度发展。上述三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在长三角工业化、市场化的进程当中，地方政府一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的推动力量，当前长三角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与区域内各地方政府的职能履行的滞后与不适度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未来长三角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仍然取决于区域内地方政府顺应内外经济竞争环境的变化，实现自身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创新。

二、苏南模式中的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

如果将苏南政府与“苏南模式”置于我国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中去考察，我们认为，“苏南模式”的特色不仅仅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更加不可忽视的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与控制，即便在“新苏南模式”逐渐成型的今天，苏南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力仍然很强。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与控制确实带来了苏南经济的振兴，苏南的市场化和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兴起及发展得益于当时苏南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边界内的引导和推动，因为在改革初期，“苏南基层政权(乡镇和村)，更多的是作为乡镇企业的总代表而行事的，已经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相去甚远”。事实上，在当时的体制背景和买方市场状态下，由地方政府(主要是村级组织与乡镇政府)牵头发展工业化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个“合理性”不仅表现在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体制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还因为地方政府的作用适应了社区农民与政府自身的目标诉求，即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社区农民为了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苏南模式”的经验也表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离不开政府对经济生活的领导与参与。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从“苏南模式”诞生的那一天起，其发展历程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府控制与市场化的博弈”历程，表现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由于政府控制和参与经济生活所引致的一些体制弊端制约着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市场化的推进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更新。“苏南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求苏南各地方政府对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进行转变和规范，目标是适应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如当苏南乡镇企业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如产权模糊、政企不分、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等问题暴露出来时，苏南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推动实施了以明晰企业产权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制，从而保证了“苏南模式”的创新与进一步发展。当然，从当前苏南的经济发展现实来看，苏南各级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方面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领域，主要表现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苏南地区，一些重要的本应由市场来配置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贷款、能源等仍然操控在政府的手中，在追求政绩的冲动下，这些生产要素有时会按照政府的偏好而不是市场的需求去配置，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樊纲和张泓俊通过实证研究长三角与珠三角的体制改革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越彻底，市场化指数越高，对经济的发展越有利，人均GDP也越高”。实际上，这个结论映射出了苏南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现状。二是苏南的一些地方政府在优化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所提供的制度与文化建设不足，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固然需要良好的交通、通讯和环境等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区域创新水平尤其是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更需要政府制定配套的政策、规章并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如在支持风险投资的适度发展、合理建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方面，苏南各级地方政府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三是苏南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进区域间的协调和一体化发展的问题上行动迟缓，在产业结构、城市发展、市场培育方面的错位与互补意识不强，在各行政区内存在着“保护落后、限制竞争、地区分割、重复投资等市场分割现象”。如“在经济分工关系和产业定位上，苏、锡、常、镇、宁五座城市存在着严重的同构现象。五个城市产值在前10位的行业基本相同”。四是苏南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实践努力落后于对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视。在苏南地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方面的状况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相称，如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太湖流域的水质已经严重恶化，严重影响了本地和周边城市的用水安全。因而，苏南各地方政府必须以科学的眼光顺应市场化的发展对自身的职能进行清理和规范，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与创新，否则，以经济的外向化、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全面达到小康水平为内涵目标的“新苏南模式”在新世纪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区域竞争力将会显得困难重重。很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现出了这样的忧虑，如夏永祥认为，“经济发展到今天，‘苏南模式’中的‘强政府、弱市场’格局仍未得到改变，而是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出现，如果不对这一格局进行改变，“苏南模式”很难获得新生”。朱文晖在分析长三角区域内的政府与竞争优势的关系时指出，“包括苏南模式在内的长三角各地方政府在构筑地区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政府替代还有很大的空间，不过，政府替代的绩效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苏南经济发展的现实，苏南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与创新势在必行。当然需要明确的一个认识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型与创新不是削弱或放弃苏南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要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效率。苏南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与创新应着重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政府职能转型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

调发展纳入组织、引导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中，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结合点。二是放手让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到今天，苏南的市场发育程度已经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此时，政府应主动地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收缩与调整经济管理职能，政府应围绕产业政策的选择、市场法制的建设、市场渠道的疏通、良好商业与经营环境等方面改善与加强自身的经济管理职能。

三、温州模式中的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

“温州模式”的特色是私营经济的发展，与“苏南模式”一样，“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温州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成功创造。温州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无为而治”，即放手让私人力量与市场机制来推动地方经济运行和发展，与“苏南模式”中的“强政府”相反，“温州模式”中的政府是一个“小政府”。李成亮和黄嘉年两位学者将“温州模式”中政府的作用归结为“降低民营经济风险的‘无为’和营造外部环境的‘有为’”两个方面。温州市政府不仅为温州民营经济在改革初期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而且还顺应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努力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软硬件环境，在改革初期，温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或者在全国率先改革的法规和措施，如中国首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温州商品的质量低劣问题而使温州的形象和声誉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温州市政府毫不手软地加强工商管理职能，严厉打击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全面整顿市场，并加强质量管理，使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走上了正轨，保证了温州产品的市场开拓能力在全国范围的稳健扩展。经济发展的事实也证明，“温州模式”的发展使人们充分感受到了私人力量与市场力量在创造财富方面的巨大能量。但是“温州模式”中政府的“无为而治”也客观形成了“藏富于民间”的现实状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使得政府变成了‘弱政府’，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踟蹰不前”。学者王华兵指出，“温州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速度放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诸如城市化、高等教育、地方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等‘公共产品’在温州都极其短缺和落后，因此导致了地方经济发展环境的恶化”。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以温州市政府为代表的浙江各级政府在观念和政策上重视和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外资的引入一度重视不够，致使浙江经济在融入国际产业分工，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方面滞后于江苏的苏南地区。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温州的多数私营企业从事的仍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制度还是以家族制为主，市场交易的非人格化程度还没有达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不能不说是温州地方政府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和市场业态提升方面的服务功能欠缺。吴敬琏2004年考察浙江经济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促进浙江产业升级和提升浙江经济形态的关键在于转变各级政府的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由上面的分析，可以认为在“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初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无为而治”适应了当时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对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激发私人力量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起了相当大的动力作用。但遗憾的是温州地方政府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自觉和不自觉地“淡化”或放松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应有”职能。

四、上海的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

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崛起主要归功于中央政府的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同时，上海深厚的市场经济渊源和文化底蕴也是其经济迅速成长的重要基础。上海市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表现为对中央政策的积极呼应和有力的实践创新。如为了呼应中央振兴上海和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上海市政府在城市功能的定位、产业选择、市场化的推进、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规划与实践，表现出了富有成效的管理效率，为上海的开发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里仅以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市场化的推进为例进行分析。在城市功能定位的把握上，上海市政府立意高远，提出不仅要把上海建设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还要建设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和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中心，这样的城市功能定位使得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建立在了很高的平台之上，因此，从上海的城市面貌、基础设施、人才高地、司法体系、政府行政效率、服务业的发展等维度进行考察，上海的城市竞争力是全国其他很多经济发达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至于市场化的推进，上海市政府更是功不可没。尽管上海是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地区，但是上海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制，市场化进程也稳步快速推进，这显然是上海市政府“行政推动”结果。

当然，上海市政府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存在着一些有待克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着可持续发展的危机，虽然上海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比较发达，但近些年来，上海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的是房地产和外资的支撑是有目共睹的，有人形象地将上海经济增长模式比喻为“脚手架经济”和“起吊机经济”是不无道理的，由于城市的土地资源有限，一旦城市土地吃紧，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同时，受地价、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的影响，“从2002年开始，不少外资已迁离上海，连索尼、英特尔、中芯国际、现代汽车等属于上海支柱产业范畴的企业也都将近期的投资重点定位于上海之外的区域”。这无疑会制约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海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上海市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存在着认识与实践上的偏差。二是尽管上海经济很发达，城市化率很高，城市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也属上乘，但房价很高，普通百姓买房难、城市农民工的生活境遇与市民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说明上海市政府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上落后于对于经济增长的热衷。三是面临全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长三角内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竞争，上海市政府促进高级服务业的发展显得信心不足，在产业发展方面没能与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2008年，从工业行业完成产值情况来看，排在前六位的主要是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等六个重点发展的工业行业，其中能够代表服务业发展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占全年行业总产值的25.2％、生物医药制造业占全年行业总产值的1.8％，两者之和占全部工业产值只有27％。”

由此可见，要把上海建成未来中国的经济门户城市并较好地发挥其对长三角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还面临着很多挑战。为了巩固上海在长三角和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并较好地发挥其经济辐射与带动作用，上海市各级政府需要注意的是进一步提升管理社会经济的水平，

力求在宏观经济指导能力与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上有所作为。就宏观经济指导能力这方面来说，政府应着重在产业发展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按照既定的目标坚定地促进以金融、商贸、研发、中介、广告等行业主要内容的现代服务业在上海的发展，将一些目前尽管能创造产值的制造业诸如石化、机械等产业果断地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尽快推动上海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为此，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符合国际竞争潮流的产业发展目标和相关产业信息理应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是上海市政府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职能，中科院院士陆大道认为：“城市化不是盲目扩张城市边缘，高楼林立并不必然等于城市化，城市化的真正涵义不是在于空间城市化而在于经济城市化。”据此，追求经济城市化、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该成为政府一项重要的施政目标，诸如老百姓的住房问题、看病贵问题，使城市农民工真正地变成城市市民等民生问题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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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篇3

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

越南的革新开放是在内外交困背景下启动的。内政方面的困境暂且不说，外交方面的严峻局势主要表现为：1976年越南全国统一后，实行联苏、反华、侵柬的对外政策，导致越南与中国关系彻底破裂，与东盟各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国际社会纷纷声讨越南对柬埔寨用兵，西方各国一致对越南施加经济制裁。除了在越南掌控之中的老挝、柬埔寨两国和同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苏联、东欧等少数国家外，越南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越共“六大”召开时的这一外交背景，无疑是越南实施全面革新政策的巨大制约，而摆脱外交窘境，以革新带动开放，以开放促进革新，为革新开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正是越共“六大”及“六大”以后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笔者曾指出，“越南革新开放沿着先经济后政治的轨道，先在内政领域循序展开”(注：林明华：《中越关系正常化十周年回顾与展望》，载《当代亚太》2001年第12期。)，这是就越南革新开放的优先次序而言的，完全有别于越南革新的发轫只启动了国内部分之认定。

越南之所以选择先内政而后外交的优先次序，一则革新之初内政问题比外交问题更为紧迫，解决濒于崩溃的经济问题是其当务之急。二则对外政策急转弯式大调整的内外条件当时还不完全成熟。从内部看，建立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判断基础上的外交新思维尚待形成，即便形成了，也有一个认同过程和付诸实践的过程；就外部环境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冷战尚未结束，苏联仍是越南外交的首要依托，越共“六大”《政治报告》中有关“对外政策”部分的阐述仍持“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始终是越南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之说，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对外政策的调整在“六大”《政治报告》中毕竟已初露端倪。譬如在对华政策方面，如果说“五大”《政治报告》还强调“反对中国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对毛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的话，那么，在“六大”《政治报告》中，有关对华关系的正式表述被置换为“越南人民与中国人民向来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自由和建设国家的斗争中保持团结，互相支持。越南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珍惜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将竭力恢复这一友谊。”《报告》还表示，越南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与中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等方面，《报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此外，据越共六届中央总书记阮文灵事后回忆说：在“六大”召开之时，他和其他一些干部就主张，“越南不应该只同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国际关系，而同时应该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经济关系”(注：[越]《西贡解放报》1997年7月28日。)。由此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从越共“六大”开始的，尽管这一调整任务并非由“六大”也不可能由“六大”一次性完成。

“六大”闭会后的一两年内，越南革新开放进展迟缓，但国际形势却呈现出纷繁多变的复杂态势。1988年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着手改善对华关系，开始减少对越南援助，特别是苏联国内民族矛盾逐渐加剧、乱象四起，解体趋势日益凸现，东欧剧变正在酝酿之中。国际形势演变带来的影响及推进国内革新事业发展提出的紧迫要求，促使越南加快了外交战略调整的步伐。1988年8月，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被誉为“体现了越南党新的对外战略”的第13号决议——《关于新形势下的对外政策与任务》，提出了“广交友，少树敌”，调整同中国、美国和东盟的关系，为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等一系列重大方针。这是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重大突破。1989年3月召开的越共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继续拓展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将外交活动从政治关系大力转向政治—经济关系，着力扩大对外经济关系，以服务于建设和保卫国家事业。同年8月，越共六届七中全会进而提出“随时准备在双边互利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基础上扩大与所有国家的经济关系”等对外方针。据此，可以说，在越共六届班子的领导下，越南外交新思维逐渐清晰，对外新政策渐臻成型。

1991年6月，在革新初见成效，柬埔寨问题获得政治解决，中越关系坚冰业已打破，越南与东盟的关系趋于好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在即等内外形势下，越共“七大”在河内举行。“七大”进一步发展了“六大”以来的对外路线，明确了“维护和平，扩大对外友好合作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事业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社会民主与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总括性对外任务；将“广交友，少树敌”口号发展为“越南愿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的外交方针；特别是提出了“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不论政治—社会制度差异，与所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的新主张。在苏联尚未最终解体的背景下，“七大”虽然保留了“始终如一地加强与苏联的团结与合作”的表述，但同时也加进了“革新和提高旨在满足各自国家利益的越苏合作效果”等新提法。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越南已基本摈弃原先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及对苏“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全方位”外交路线已显雏形。以此为标志，越南外交战略的调整基本完成。

“七大”闭幕后不久，越中关系正常化和苏联解体相继成为现实，越南与东盟、美国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改善，越南对外关系有利和不利的两面同时呈现。总的来看，与中国、东盟和美国改善关系带来的有利面大于苏联解体导致的不利面。在此背景下，为了开创对外关系新局面，1992年6月中下旬召开的越共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具体化了“七大”制定的外交路线，着重强调要处理好四对关系：维护民族利益与发扬国际主义的关系，独立自主与促进全方位、多样化的关系，在对外关系中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参与地区合作、扩大同所有国家的关系与注重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了“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关系”和优先发展周边关系等重要方针。截至越共“八大”(1996年6月)召开时，越南已加入东盟，与美关系正常化即将实现，越南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基本形成，因此，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全方位、多样化”的提法被正式写进了“八大”《政治报告》。“八大”对外交政策的表述主要是：“本着愿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精神，越南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广泛开放，对外关系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路线，为争取和平、独立和发展而奋斗。”越南将“大力增强同邻国及东盟各国的关系，不断巩固同各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重视同各发达国家及世界上各经济、政治中心的关系”。“八大”对外路线显然是对“七大”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与充实。

进入新世纪伊始召开的越共“九大”(2001年4月)，在对外政策上继承多于发展。继承主要表现在继续贯彻“八大”对外路线的基本内核，即“独立、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政策”；发展则主要体现为，在重申“愿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的同时，加上了“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补充了“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发扬内力，提高国际合作效果”等新内容。

概而言之，新时期越南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逐步深化的过程。它发轫于越共“六大”，突破于六届中央政治局第13号决议，基本完成于“七大”，经过“八大”的发展与充实，至“九大”基本定型。

越南外交战略的调整重点和实践成就

越共“六大”高扬“正视事实、正确评价事实、阐明事实真相”的思想旗帜，倡导全面革新。“六大”《政治报告》指出：“要革新，就首先要革新思维”。越南的革新事业始于革新思维即更新观念，外交战略的调整也不例外，是在更新外交理念的基础上进行的。

越南外交理念更新的进程始终与前述战略调整的渐进过程相伴随，因而，本文对此不予赘述，而着重论述越南外交理念更新的成果，即“愿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和“全方位、多样化”这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

越南著名外交官、前副外长武宽曾经指出：古往今来，所有的外交活动都指向“安全”、“发展”和“影响”三大基本目标，三大目标相辅相成(注：武宽：《为了和平、合作与发展，越南愿与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载《有这么一个越南》，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页。)。越南外交观念的更新，首先就是从“发展”和“安全”问题开始的。

就“发展”而言，新时期越南有关“发展”问题的观念更新主要体现为“依附发展”和“融入地区与国际经济”理念的形成。越共“六大”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革新路线后，国内革新实践和国际形势演化促使越南领导人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来势凶猛、亚洲“四小龙”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越南经济发展却明显滞后的形势下，只有加快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将“民族的力量和时代的力量相结合”，才能逐步化解危机，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因此，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越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的构想，越南领导层认为：“国际劳动分工程度越高，相互依附程度就越大。相互依附并不会阻碍各民族维护和发扬自己本身的能力，相反，它对各民族在日益密切的国际合作中发挥自身优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注：阮基石：《一切为了和平、民族独立和发展》，载《共产主义杂志》1989年第8期。)。之后，随着国内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越南又适时提出了在挖掘内力、建立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基础上“主动融入地区和国际经济”的理念，这是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新发展观。

在“安全”问题上，越共“七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稳定与发展是国防—安全的基础”。1992年5月，越南副外长阮怡年在吉隆坡东盟外长会议上发言指出：“地区安全只能在地区内每个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之时才能实现。当今时代，不能只顾及本国的安全而不考虑别国首先是邻国的安全”。这是越南国家安全观的一大转折，即从原来的纯军事领域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延伸，从外部环境视角向内部环境视角延伸，从单向性诉求向相互性诉求延伸的新安全观。

上述新的发展观念和安全观念的确立，致使越南摈弃了原先闭关锁国和“一边倒”的旧观念，最终导向“愿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成为朋友和伙伴”和奉行“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为越南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同的东盟各国特别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外交新思维的引导下，从80年代末开始，越南即逐渐启动对外关系的战略调整，对华关系、同东盟关系以及越美关系被依次列为调整重点，而从柬埔寨撤军，为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排除障碍，则是越南外交战略调整进程中最关键的跟进措施。在柬埔寨问题获得政治解决之后的短短数年内，越南外交在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加入东盟及同美国建交等方面连续获得重大突破。

第一，对华关系正常化是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奠基性突破。在越南调整对外关系的链条中，对华关系是最关键的一环。中越关系恶化十年间，中国固然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越中关系恶化对越南影响更甚，越南方面对此颇有切肤之感。革新开放的帷幕拉开后，与山水相连，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而且历史上曾被誉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的关系如得不到改善，越南对外开放、振兴经济、走出危机乃至摆脱孤立状况、重塑和平形象、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都难以实现，改善对华关系因此被列为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突破口。在利益的驱动和双方努力下，中越关系终于在90年代初恢复了正常化。

越中关系酝酿和实现正常化之际，正是发生之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越南经济遭受沉重冲击，使越南党内外思想产生极大震动，同时也使越南面临的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局势空前严峻。越南之所以能够在此严重关头站稳脚跟，一方面得益于革新开放已初见成效，国内危机渐有缓解，另一方面亦得益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既为越南提供了铸剑为犁、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宝贵机遇，也为越南提供了契机，借势改善与东盟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开创出越南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中越关系正常化短短10年间，两国关系在良性互动中渐入佳境，取得一系列突破，并于世纪之交迎来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发展阶段。

第二，加入东盟是越南实施全方位、多样化外交路线迈开的关键性步伐。1975年以前，越南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处于猜疑、对立状态。1975年南方解放、全国统一后，情况初呈缓和迹象。但1978年越南对柬埔寨用兵，导致越南与东盟的关系再度陷入紧张对峙态势。1986年12月，越共“六大”《政治报告》虽然表明了越南“希望并随时准备与地区各国谈判解决有关东南亚问题，建立和平共处关系，把东南亚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和合作的地区”的意愿，但直至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才为越南改善同东盟各国关系打开了大门。1992年7月，越南正式签署巴厘《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东盟观察员。1993年越南应邀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会议。1995年7月27日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组织第7个成员国。

加入东盟之举，用负责东盟事务的越南外交官员的话来说，给越南带来了以下利益：一是为地区的和平与合作趋势做出了贡献，为越南革新开放、经济建设和保卫国家事业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二是推动了越南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三是增添了提升越南国际地位的条件，推动了越南与东盟以外国家关系的发展；四是为越南融入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了有利条件；五是为越南学习和借鉴地区各国的发展经验、吸取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注：[越]《新河内报》2000年春节专号。)。简言之，加入东盟使越南化阻力为助力，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吸引了大量外资，逐步扩大了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进而以东盟为依托，迈开了融入地区进而融入国际的实质性步伐。

第三，与美建交是越南改善国际环境、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性进展。越南全国统一后不久，越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越美双方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巴黎进行了3轮谈判。越南出兵柬埔寨打断了这一进程，导致美国全面实施对越南制裁政策，两国关系再次陷入对抗阶段。1987年双方关系开始松动。1990年8月，越美两国就柬埔寨问题进行谈判，同年10月两国外长在纽约首次会晤。柬埔寨问题获得政治解决后，越南副外长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正式会谈(1991年11月)。之后，双方逐渐加快关系改善步伐。1995年7月12日，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越美建交使两国关系结束对抗，转入既合作又斗争阶段，为越南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融入国际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扩展对外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使越南在宗教、民主、人权等方面面临新的压力。越美贸易协定从谈判到签约的过程，正是这种既合作又斗争格局的生动演示。基于“各有所需”利益驱动的合作和基于“利害冲突”的斗争，在务实精神的引导下，推动了建交后越美关系的曲折发展。

在取得上述三大突破的同时，越南与法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与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某些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发展态势。越共“九大”召开前夕，主管外交事务的越南政府副总理阮孟琴在列举越南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时指出：自从贯彻“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以来，越南“与包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所有大国在内的五大洲167个国家和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经济中心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积极参与了联合国、不结盟运动、法语国家组织等国际性多边外交，并相继当选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权委员会等重要机构成员，“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迫切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提高了越南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声望”(注：[越]《人民报》2001年春节特刊。)。总的来看，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对外关系逐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国际环境日趋宽松，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全方位、多样化外交路线的实施，为越南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21世纪初越南外交的任务与挑战

21世纪初，越南外交将以越共“九大”制定的对外路线为指针。“九大”外交路线无疑是越共“六大”特别是“七大”和“八大”对外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其继承多于发展。

越共“九大”《政治报告》在强调实行“一以贯之的独立、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和“愿成为世界各国的朋友”基本精神的同时，为了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实现“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两大战略任务，提出在“最大限度地发扬内力，提高国际合作效果，保证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定向，维护民族利益，保障国家安全，发扬民族文化特色”方针指引下“主动融入国际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尽管“九大”《政治报告》将越南外交的优先次序表述为：“重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与东盟各国的合作效果与质量。继续扩大同传统友好国家，民族独立国家，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关系。推动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多样化关系。”但实际上，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仍是越南外交的重中之重。

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之所以在越南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乃因为在全球化趋势及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下，越南安全、稳定与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主要在于大国和周边地区。

具体而言，大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无疑是越中关系和越美关系。中国集越南外交指向的“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国家”、“传统友好国家”和“大国”等四类“关系对象国”于一身，其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一超”，不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其他角度看，其在越南外交中的极端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周边关系换言之即越南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因为除中国外，越南的周边国家都是东盟成员国。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东盟仍然是越南确保“安全”、推动“发展”和发挥“影响”的重要依托。

越南外长阮怡年上任伊始就明确阐述了融入国际经济、发展大国关系、发展周边关系是越南在21世纪初的“三大外交任务”(注：[越]《国际周报》2000年2月21～27日，第8期。)。在贯彻这三大任务的过程中，越南外交面对的挑战主要是融入国际经济和处理对美关系两个方面，而同东盟的关系及对华关系则不会出现大的挑战。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1篇4

【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键词】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宋元闽南/施坚雅/诺思

【正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专著力作，汗牛充栋。其中，体制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是中国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探索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两个概念：空间与制度。我希望透过对闽南案例的论述，引出一些研究方向的，就正于方家学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注：本文讨论取材于我的近著《刺桐梦华录》（BillyK.L.So，Prosperity，Region，andInstitutionsinMaritimeChina：SouthFukienPattern，946-1368.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0）。）。

一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检讨》，《中国社会》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nStudies24∶1，1964，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PresidentialSpeech：TheStructureofChineseHistory.JournalofAsianStudies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C.North）（注：Douglass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EconomicPerformanceThroughTime.AmericanEconomicReview，84.3，1994，pp.359-368；LeeJ.Alston，ThrainnEggertsson，andDouglassC.North（eds.），EmpiricalStudiesinInstitutional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受贸易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祐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Hansen）对拙作的书评（JournalofEconomicHistory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HistoryReview76.1.Spring2002，pp.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

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家西门（Herbert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HerbertSimon，RationalityinPsychologyandEconomics，inRobinM.HogarthandMelvinW.Reder，eds.，RationalChoiceContrastBetweenEconomicsandPsycholog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86），pp.25-40；KarenS.CookandMargaretLevi，eds.，TheLimitsofRationality（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宗教信仰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近世海洋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到复杂纷纭的中国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机制，地方的社会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

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克拉克的评论刊登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学刊》上（注：见克拉克对拙作的书评（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62.1，June2002，pp.188-194）。评者为研究闽南历史专家（HughR.Clark，Community，Trade，andNetworks：SouthernFujianProvincefromtheThirdtotheThirteenth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我对是书的书评（收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两点和上文的讨论有关，值得作一论辩，第一，他认为笔者勇于立论，但常超过了文献证据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觉得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认为我在讨论闽南经济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因素时，缺乏直接的确凿证据，即他所谓“冒烟的枪”（smokinggun），很多推论因而变成揣测，非历史家所当为。以下分两点辨析。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篇5

当前南南合作的特点

南南合作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进入21世纪后，南南合作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并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全球性南南合作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

1.全球性南南合作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冷战后，由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分化、国际地位下降，全球性的发展中国家组织(如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的影响力也一度有所下降，在南北对话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作为旧国际秩序的“反叛者”，从来没有停止过要求建立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斗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地位使得它们反对旧国际秩序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标准的要求更加迫切。

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团结，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15国集团等又重新趋于活跃。2000年4月，77国集团在古巴召开了自1964年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会议发表的《南方首脑会议宣言》和《哈瓦那行动纲领》指明了发展中国家今后发展的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5国集团近年来基本保持了每年一届的首脑会议，成为一支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力量。不结盟运动是最早成立的全球性南南合作组织，近期遇到的困难较多，不少人尤其是西方一些人认为不结盟运动已经过时，不结盟运动应该消亡。尽管如此，不结盟运动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注：“BackgroundInformationonⅩⅢNAMSummit,”KualaLumpur,20—25February2003,不结盟运动英文网址，.za,2002年8月5日。)

2.发展中大国在南南合作中的作用继续增强

近年来，南非、马来西亚、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发展中大国在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方面的作用明显增强。南非自1998年担任不结盟运动主席国后，不仅积极协调和推动不结盟运动事务，而且还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如世界种族主义大会、亚洲和非洲论坛会议、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等。伊朗于2000年正式加入15国集团后，2001年当选为77国集团主席国，除积极协调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外，还积极推进“文明对话”，在南南合作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设在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网络”(TheThirdWorldNetwork)在动员发展中国家舆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马来西亚将接替南非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国。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发展中大国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巴西在南方共同市场、南非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埃及在东南非共同市场中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联合国推动南南合作的作用明显增强

近年来，联合国加大了推动南南合作的力度。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南南经济和技术合作的重要决议就有：1991年12月19日通过的《关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第46/159号决议、1994年12月19日通过的《关于联合国南南合作会议》的第49/96号决议、1995年12月20日通过的《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及联合国南南合作会议》的第50/119号决议等。1995年6月，联合国确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技术合作的9项新方针也对南南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联合国不仅推动建立各种南南合作网，而且还竭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资助发展中国家召开了亚非合作论坛等不少强化南南合作的会议。

4.南南合作更加灵活多样

(1)以专题为主的南南或泛南南合作势头加强。目前，发展中国家在人权、环境、限制小武器销售等方面采取合作措施，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南北合作组织或南北对话会议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场所。随着欧非首脑会议、美国与非洲面向21世纪伙伴关系会议等南北性合作会议的召开，发展中国家在会议召开前往往首先协调立场，以便争取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条件。

(二)区域性南南合作步伐明显加快

在全球化挑战面前，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在广度、深度和多样性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新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不断出现，原有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推出新的合作领域。目前，地区一体化组织遍布亚非拉各洲。

在亚洲，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展较快。东盟除三年一次的首脑会议外，自1996年起还多次举行非正式首脑会议，除就加快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投资区进程做出一系列决议外，东盟还在加强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建设“电子东盟”等方面加强了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一体化进展最快的地区。2001年底东盟又与中国共同商定了在10年内成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注：《中国东盟贸易区仍障碍重重》，BBC中文网，bbc.co.uk,2001年11月6日。)在中东地区，海湾六国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有所加快。2001年12月，海湾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决定建立海合会国家关税联盟，启动日期从原计划的2005年提前到2003年，并在原则上批准2010年起实行海合会国家统一货币。(注：《海合会国家第22届首脑会议闭幕》，,2002年1月1日。)尽管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冲突不断，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仍在重重困难中寻求加强经济合作的方法，2002年1月联盟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加德满都宣言》决定在2002年底前制定出有关在该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为建立南亚自由贸易区创造条件。(注：《南盟首脑会议综述：加强合作共同发展》，,2002年1月6日。)

在拉美，目前已形成以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等为核心的地区集团化结构，并在各地区集团之间表现出互动和互融的势头。作为整个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协调、指导机构，拉美一体化协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拉美一体化组织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该组织自组建以来表现出强大的活力，成员间贸易额从1990年的41.3亿美元猛增到1998年的203.5亿美元。(注：本文拉美、非洲和中东地区集团间贸易统计数字均来源于：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Washington,D.C.,December1999。)近期，受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影响，南共市的这一发展势头受到一定阻碍，南共市相互出口额从2000年的177.11亿美元降到2001年的160.43亿美元，降幅达9.4%。尽管如此，2001年12月举行的南方共同市场首脑会议仍表示要积极推进南共市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此外，2001年南共市还与南美洲另一经济集团安第斯国家共同体(简称安共体)就建立两大地区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了磋商，2001年南共市与安共体之间的相互出口上升了4.3%。(注：《拉美国家出口下降外贸赤字扩大》，新华网，,2001年12月18日。)

在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势头也方兴未艾，目前已形成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马格里布联盟等重要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在削减贸易关税、建立自由贸易区、推动成员国扩大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2002年7月非洲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联合自强又步入新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非洲还正式出台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决心进一步加快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非洲次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

南南合作新领域

与早期南南合作相比，全球化条件下南南合作具有更加广阔的领域。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的上升和50多年南南合作的经验，也为发展中国家在更广阔领域进行合作提供了条件。

(一)经济领域

发展中国家自独立以来，就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经济合作的决议》在南南经济合作史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后，南南经济合作的步伐不断加快，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计划：1972年在圭亚那乔治敦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不结盟行动计划》、1978年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通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1981年77国集团通过的《加拉加斯行动计划》、1990年南方委员会发表的《对南方的挑战》的报告、1997年1月77国集团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的南南贸易、投资和金融会议通过的《圣何塞宣言和行动计划》及2000年77国集团召开的首次南方首脑会议发表的《南方首脑会议宣言》和《哈瓦那行动纲领》。

1.21世纪南南工农业及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有更广阔的前景

独立以来，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是从农牧业、采掘业、手工业、轻工业、加工业等经济领域的合作开始的。在全球化条件下，南南合作的领域将更加广阔。在第一产业，除传统合作项目(如热带水果、花卉、蔬菜、食用菌、渔业养殖的开发与推广)外，以资源综合利用、物质多级循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为目标的生态农牧渔业合作方面大有可为，生物工程新技术在农牧渔业中的开发和应用合作也将在今后南南合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第二产业，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相对完备工业体系的建成，发展中国家在轻工、纺织、家电、化工等加工业都具备了相当的竞争实力，中间技术制造业也表现出比较优势。1960年制造业只占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5.6%，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达到25%，(注：畅征、陈峰君：《第三世界的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页。)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合作将会有较大的增强。在第三产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保险、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断增加。东亚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保险方面的合作出现较快的发展势头。

2.加大贸易往来还有很大的空间

从某种意义讲，发展中国家间贸易量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晴雨表，也反映了南南经济合作的总体水平。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呈快速增长状态(见表1)。

表1发展中国家出口情况

单位：10亿美元，离岸价格

1985199019952000

发展中国家490.3831.31435.02073.0

世界1874.53381.75070.86341.2

资料来源：UnitedNations:WorldEconomicandSocialSurvey2001,TrendsandPoliciesinthe

WorldEconomy,NewYork:2001,pp.258—259。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出口也有较大增长，发展中国家间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比例为：1985年28.7%、1990年32.5%、1995年41.5%、2000年38.0%。发展中国家地区间的贸易额也呈快速增长状态。以拉美和非洲为例，拉美国家间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比例为：1985年12.6%、1990年16.5%、1995年20.5%、2000年22.1%。非洲国家间的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比例为：1985年4.2%、1990年7.0%、1995年10.6%、1998年12.0%。(注：UnitedNations:WorldEconomicandSocialSurvey1999,NewYork:1999.)

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间贸易仍有很大的发展余地。(1)贸易额有很大增长余地。在地区或次地区一级，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地区及次地区间的贸易额可能出现较大的增长。如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卓有成效，4国间的贸易额从1990年的35亿美元猛增到1998年的210亿美元。(注：尚德良：《世纪之交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1～2期，第81～84页。)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跨地区的经贸合作也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以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为例，1950年中非贸易额仅为1214万美元，1991年增长到14.4亿美元，2001年中非贸易额达108亿美元。(注：数据来源：外经贸部网站，中国对外经贸统计数据，网址：。)(2)贸易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在世界初级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985年52.7%、1990年48.8%、1999年44.4%。而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985年18.3%、1990年23.0%、1999年27.5%。(注：UnitedNations:WorldEconomicandSocialSurvey2001,TrendsandPoliciesintheWorld

Economy,NewYork:2001,pp.260—261.)目前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也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品上，原料和初级产品占很大的比重。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增长，制成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也将逐步扩大，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重要市场，同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更多的制成品。(3)贸易覆盖面有很大拓展空间。目前，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除周边国家外，主要是发达国家。随着经济交往增多，尤其是发展中大国间经济交往的增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对象会进一步多元化。

3.扩大相互间的投资大有可为

与贸易相比，推动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相互投资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经济和管理人才，而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走联合发展之路，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出现了迅速增长势头。据统计，发展中国家1998～1993年的年均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35.09亿美元，1999年已增加到656.38亿美元(见表2)。在联合国统计的世界63459个大型公司中，发展中经济体(Developingeconomies)已占12518个，占世界总数的19.7%，其中非洲167个，拉美2019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9883个，西亚449个。(注：UnitedNations: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Cross-borderMergersandAcquisitionsandDevelopment,NewYorkandGeneva:2000,pp.11—13.)应该说，在21世纪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而且也有能力扩大相互间的投资。

表2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状况

单位：百万美元

1988～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

发展中国家23509421245025957763643353304565638

世界221357282902357537390776471906687111799928

发展中国家

所占比例(%)10.6%14.9%14.1%14.8%13.6%4.8%8.2%

(二)科技、教育领域

1.科技合作

尽管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科技方面取得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南南科技合作大有可为。一些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南非和韩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科学技术相对发达，进行南南合作具有较好的基础。以中国为例，1978～1990年，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约执行了20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与96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或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协定，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关系。(注：引自中国南南合作专家委员会于2001年11月编写完成的《中国南南合作发展战略》(电子版)，第一章第三节，网址：。)可以预见，21世纪南南科技合作不仅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加，而且会从主要由政府主导向多种成分参加的合作方向发展；合作方式将更趋多样化。

2.信息合作

长期以来，南南信息合作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家足够的重视，这也是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重要原因。联合国秘书处公布的资料认为，通过信息技术和知识来创造价值的“新经济”是一种“富国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近年来，南南信息领域的合作受到更多国家的重视。2000年南方首脑会议发表的《南方首脑会议宣言》和《哈瓦那行动纲领》均强调发展中国家信息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合作措施。2001年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召开的第11届15国集团首脑会议，将会议的主题定为“利用信息与通讯技术潜力，促进集团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合作与交流，消除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和数字鸿沟。中国分别于2000年和2002年召开了“信息通信技术南南合作国际贸易洽谈会”和“中国—东盟信息通信技术研讨会”，受到了有关国家的热烈欢迎。

3.人力资源合作

尽管发展中国家早就有人才交流和培养计划，人力资源合作的优势并没有被充分利用。1998年第三世界科学组织网络、第三世界科学院和南方中心合作出版的一本书，介绍52个发展中国家430个科学机构能力，其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发展中国家间人力资源的合作。一些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组织(如联合国和77国集团)也设立了不少基金，促进南南人力资源的开发。随着科学技术在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被人们所认识，利用双边、地区、地区间和国际网络，培训发展中国家青年科学家，推动南南科学交流和训练，已被不少发展中国家作为南南合作的最优先的选择，南南人力资源合作明显增多。

(三)政治领域

1.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任重道远

自发展中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南北对话与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程充分表明了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性。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克莱斯勒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无论相对于其历史上的表现还是相对于北方国家同期的发展状况，都是很快的。根据他的观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提出国际新秩序倡议，最激烈地反对自由国际秩序之时，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最佳的时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国家的实力和南方国家的团结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保障。

在全球化条件下，政治合作仍将是南南合作的主要动力，发展中国家仍需在平等分享全球化好处、推动联合国改革、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保障南方国家以平等地位有效地参与国际决策、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捍卫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反对西方国家干涉内部事务等方面加强合作和磋商，通过联合国、地区合作组织、国际会议等各种论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利益。

2.争取有利的国际经济发展环境是当务之急

作为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的受害者，发展中国家一直将争取有利的国际经济发展环境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目标。1964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发表了《联合宣言》，正式提出了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此后，发展中国家多次重申了这一主张。1974年第6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进入新的高潮。尽管取得过一些成果，但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国际发展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变，在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仍处于从属地位。2001年5月，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起参加的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不得不承认，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仍处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并继续遭受赤贫的苦难。(注：引自《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宣言》，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文件，网址：/Chinese/newlinks,2001年5月21日。)

发展中国家并不反对经济全球化，它们反对的是全球化中的不合理的规则和秩序。在乌拉圭回合时期，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规则谈判中处于“沉睡”状态，导致了目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但从西雅图会议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状况有所改变。目前，无论在世界经济论坛还是在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规则之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3.不断努力创造“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环境

技术进步尤其是通讯技术的进步及全球化发展趋势使世界向文化同质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方向发展。各种文化、文明、传统更多地交流、交融和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类进步的体现。现在的问题是，超级强国利用其经济优势，借助经济全球化力量，把本身的强势文化和价值观大量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以“文化全球化”名义实现“文化霸权主义”的目的。在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霸权主义的做法可能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世界许多相对弱势的文化、文明、传统面临空前挑战。

1997年5月，113个不结盟国家派出54个代表团，参加了在哥伦比亚举行的国际会议。会议文件指出：“文化多样性和人们对世界多元的看法，是人类的伟大财富。……不结盟国家要求将它们作为指导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价值观念。”该文件指出，全球化面临两种不同前景。“消极全球化，意味着丧失自己的身份、社团观念、个人价值和自身文化归属感。”因此，应当发展和促进“积极全球化观念，以此作为南方国家丰富人类文化财富的惟一选择”。(注：请参见不结盟运动的相关文件，网址：.za。)2000年首次南方首脑会议后，77国集团正考虑每两年主办南方文化集会、南方艺术节，推动南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文明对话”的概念首先由伊朗正式提出，并经发展中国家努力，正式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并不是偶然的。

2001年“9·11”事件将“文明冲突”或“文明对话”的课题严峻地摆到了世人面前，应该说世界上这两种趋向都在发展。因此，通过文化合作，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是21世纪南南合作十分重要的课题。

(四)安全领域

在21世纪，安全问题的全球化趋向使发展中国家进行南南安全合作显得更加重要。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南南合作，反对发达国家重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轻限制常规武器销售的做法，敦促国际社会在禁雷、防止核武器扩散等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要求发达国家兑现不对无核区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方面的承诺。建立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使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同时争取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将比冷战期间承担更大的责任。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自主处理地区冲突的能力有所增强。各地区性组织(非洲联盟、东盟、美洲国家组织等)都强化了这一机制，通过派驻军事代表团、观察团和委托有关成员国组成的调解团、直接派遣维和部队等方式，强化了维和作用。以非洲为例，自1990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向利比里亚派出维和部队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由东非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发展组织等在解决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莱索托、民主刚果内战和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边界冲突等问题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2002年6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亚洲在自主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南南合作展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经济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迅速崛起的第三世界。在联合国和许多国际场合，代表3/4的世界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两极格局结束后，发展中国家作为被争夺的中间地带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不平衡发展导致的分化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整体政治作用的发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由于政治动荡、经济基础落后、科技不发达、社会凝聚力低，这些国家进入21世纪后处境将更加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少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尤其是21世纪初“边缘化”趋向还会继续发展。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篇6

【关键词】云南省经济增长宏观税负税收

税收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行为，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而云南省属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同时，云南省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平衡，经济总体水平仍然比较落后。本文对云南省近12年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促进云南省市税收与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具体对策。

一、云南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总体状况分析

云南省税收与经济增长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云南省税收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与经济增长关系基本协调且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从经济生产总值来看，2000～2011云南省经济强劲增长，十二年间全省GDP由2000年的2011.19亿元猛增长到2011年达到8893.12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3%。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云南省经济增长速度有所缓慢，2009年仅增长了8.4%，但从2010年起云南经济基本恢复，当年经济增长率达17%。

从产业结构看，与2002年相比，2011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5.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了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4.5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见，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第一、二产业带动转为主要由第二、三产业带动，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超过80%，云南省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基本符合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云南省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税收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税源保障。

从税收总量来看，云南省税收收入不断趋于上升的良好态势，2004年突破200亿元，2007年税收总收入达到378.64亿元，2008年绝对额比上一年增长近100个亿，2010年更是突破了700亿元，实现了较大的跨越。从相对数来看，云南省宏观税负虽然整体趋于上升趋势，但是总体依旧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相比，税负增长幅度波动性相对不大，十二年间上涨了约2.31个百分点。应该说云南省的税负水平不高，始终没有接近过20%，因此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甚小。

再看税收弹性系数，由于2002年全国实行所得税分享改革存在惯性影响，2002～2004及2006年税收弹性系数均小于1，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以致当年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除以上所述五个年份云南省税收增速低于GDP增速外，其他七个年份税收弹性系数均大于1，这说明总体上，云南省税收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经济发展速度。

表1云南省2000～2011年税收增长与GDP增长分析表

二、云南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云南省税收收入与GDP总量的相关性分析

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GDP和税收在核算范围方面基本一致，具有相关性。本文建立如下数学模型以此研究云南省税收收入与GDP的关系：

Y=a+bX（Y，X，a、b分别代表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常数）

取表1中税收收入和GDP两列数据，使用Stata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从模型回归效果来看，可决系数R2=0.9842，说明由GDP解释云南省税收收入的可信度高达98.42%，拟合效果好。同时还体现出云南省税收收入与GDP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GDP的t检验值高达24.94，进一步说明GDP的解释力强。从F检验值看，回归方程是可靠的。方程弹性系数0.1056表示，GDP每增加1亿元，税收收入就可增加0.1056亿元，即在新增加的GDP中有10.56%通过税收分配手段变成了财政收入。从上述分析结果可知，云南省税收收入与GDP的相关性与税收经济理论相符，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影响很大。

（二）云南省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根本性因素。一方面，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税源也就越充足，对税收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愿意支付更高的“税收价格”以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的公共支出也就越多，而政府收入的最主要形式是税收收入，因而税收负担水平也就越高。为度量云南省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仿照上述方法，从表1中取GDP增长率（Y）和宏观税负（X）两列数据，作回归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判定系数R2是11.85%，拟合效果较差，F值和概率值都未达到研究的目标与要求，这表明云南省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非常微弱，宏观税负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三）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

GDP的增长为税收增长提供了源泉。从表1中取税收增长率（Y）和GDP增长率（X）两列数据进行回归计算，进一步研究云南省税收收入与GDP之间的关系有：

从计算结果看，判定系数R2在62%以上，说明用GDP增长率解释税收增长率具有一定的解释意义，但同时也说明还有近38%的其他因素制约着税收的增长率。从变量的F值和T统计量来看，回归方程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方程弹性系数为1.3471，表示GDP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的增长率就增加1.3471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了经济的增长对税收的增长影响大。

三、云南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基本结论

（一）经济增长因素在税收增长因素中占主导地位

云南省经济增长促进税收增长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促使我省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物质资源消耗转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二是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了税收增长。基于生产效率和政府政策的一般取向不同，不同产业的税收负担相应不同，一般第一产业的税收负担较轻。2000年以来，云南省低税负的第一产业比重逐步降低，高税负的二、三产业比重逐步提高，促使云南省税收的快速增长。

（二）非经济增长因素也促进税收增长

从上述计量经济分析可知，云南省税收增长率除了受GDP增长率的影响外，还受到近40%的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如税收政策、税收征管等。自2010年12月1日起，开始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这一政策同样促进云南省税收增长。从税收程序法看，近年来我省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提高也是云南省税收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宏观税负不断上升并未抑制经济增长

“拉弗曲线”的理论意义在于：税率不仅影响税收，而且影响产出与经济增长。税率水平必须适度，即要满足一个最佳税率点。从国际经验看，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佳宏观税负应为20%～30%。从以上分析看，云南省宏观税负总体虽然上升，但是即便是最高的2011年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结合云南省历年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实际情况分析，可以得出：云南省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

四、促进云南省税收收入对策建议

（一）扩大税源经济，提高税源质量

云南省企业大多规模小、实力弱，税收效用不明显。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底，全省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1285户，与同为西部的广西、内蒙古、陕西差距遥远（见表2）。

表22011年国有、私营企业相关指标

云南省政府一是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推进税收改革，鼓励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相应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为后备科技企业上市创设条件。二是针对当前桥头堡建设及滇中产业新区发展，应积极发展鼓励类产业，出台相应税收优惠措施，加快“央企入滇、名企入滇”战略的实施。三是实施创新创业人才培引计划，并建立持续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保证人才发展基金的良性发展，促进云南省总部企业注册数量增加，进而产生显著地税收经济效应，提升税源质量。

（二）优化产业结构，开辟新税源

云南省税收对第三产业的弹性低于第二产业的现象从侧面反映出云南省第三产业质量还不高，高端服务业比较欠缺。为此，云南省政府一是要设法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积极开展新产品试点发挥贷款、投资、投行、债券、租赁、中间业务等金融服务功能兼备优势，着力解决桥头堡建设多方面需求，结合云南省产业结构、区位特点，有针对性地探索供应链融资、进出口贸易融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金融服务创新支持云南拓宽桥头堡建设融资渠道。二是支持具有云南特色的旅游业业发展。旅游业是云南着力培育的又一新兴支柱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云南依托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集中力量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旅游发展规划，已建成了一批以高山峡谷、现代冰川、高原湖泊、石林、喀斯特洞穴、火山地热、原始森林、花卉、文物古迹、传统园林及少数民族风情等为特色的旅游景区。对这些传统或是云南经济发展支柱的特色产业应该加大力度支持其发展。三是发展会展经济。昆交会是云南企业走向东南亚、走向世界的很好平台。

（三）继续加强税收信息化管理，强化税源控制

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云南省税收征管效也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实收和应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云南省税收征管能力需要在上升空间方面做出一定提高。一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二是要建立、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强调税收专管人员严格自律，客观公正的执业。三是建立全省涉税信息交换与共享工作机制。加快建设社会综合治税体系，提高税源管控水平。四是广泛深入开展税收宣传。税收宣传是提高税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营造和谐征纳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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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1篇7

“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已迫不及待

西部大开发10年之际,云南也处在政治、经济改革的转折点。2009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视察云南,从调整完善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格局的高度,做出了“使云南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重大部署。

摊开地图,位于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在连接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上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面向西南,就是面向东南亚和南亚,2009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明确将建设“桥头堡”上升到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新三大战略目标之一。云南正快步从开放的“后方”走向“前沿”。

桥头堡经济新版图

3月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云南团开放日上,云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米东生说,云南计划为“桥头堡”建设准备4亿资金,力图建设一条西南大通道、建立一个面向东南亚的重要基地、搭建一个平台和开放一个窗口。“未来云南交通要由末梢变为窗口,经济由内转外。”

建设我国经云南连接东南亚、南亚,直达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这是桥头堡建设最为迫切的战略任务。

西部大开发的10年内,云南修通了全程1818公里的昆明至曼谷高速公路,全省建成12个机场,国际航线32条,通达59个国内城市和29个国际城市,云南现已开放口岸20个。

自199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机制建立以来,云南省在参与GMS经济合作过程中,先后与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周边及邻近国家构建了双边会商合作机制。

2002年11月4日,中国在第六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启动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云南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省份,也一改以往单一边境贸易格局。

但云南的问题多年来为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瓶颈,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型产业比重过大,产业发展层次太低,这种低层次的资源性产业过于依赖国际市场,使得昆明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

2010年1月1日,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步入零关税时代。云南一跃成为中国连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咽喉。中国经云南通往东盟国家的陆上运输通道,比经海上通道平均可缩短运距3000公里以上,可降低运输成本40%到60%。

云南迎来了历史上一个难得的机遇和挑战。然而,中国云南、广西和东盟国家在资源、产业、技术甚至产品结构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面对广西的“北部湾”,云南的“桥头堡”该如何定位?

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说:“大通道具有通行的意义,具有沟通和连接的作用,是一条线,而桥头堡突出的是云南在对外开放中的前沿性、重要性和带动性,是一个立体的概念。桥头堡是全国对东盟和西南各国的全面开放。”

为了配合云南打造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发重要桥头堡的目标。2010年,云南省交通厅争取了400亿元投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交通厅厅长杨光成表示,重点工程完成投资120亿元,二级公路完成投资200亿元以上,农村公路完成投资80亿元,港口航航道完成投资1.5亿元,站场完成投资4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昆明市市长张祖林说,昆明新机场预计2011年底建成运营,按照昆明新机场的定位,要发展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和连接欧亚的门户枢纽机场,以昆明为中心、按5小时飞行时间为半径,能够覆盖包括东京、雅加达、喀布尔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地区。

3月11日,云南省政府与海关总署在京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省署紧密合作机制。云南打造“桥头堡”战略轮廓日渐清晰。

滇中城市群雏形初现

云南的区域经济实力较弱已是不争的事实,2009年,云南省GDP仅为6168亿元,居全国第24位,地方财政收入仅698.3亿元,财力严重不足。作为“桥头堡”战略的核心,滇中城市群的发展将为云南在西南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照滇中城市群发展规划(草案),滇中城市群是指云南中部以昆明为核心,包括曲靖市、玉溪市和楚雄州4个州市组成的城市“集合体”。2009年该区域生产总值3656.85亿元,占全省的59.3%。

滇中城市群作为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核心区,对于促进我国东西互动、海陆并进的完整开放格局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昆明无疑是这个城市群的中心,“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和区位特征,除昆明以外没有城市人口超过50万人以上的中等城市。”张祖林说。

昆明产业集中、特色明显,集中了省内大部分的工业企业,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08.65亿元,经济总量占滇中地区的50%,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张祖林说:“未来还可以率先推进昆玉一体化,在滇中城市群中,昆明与玉溪是相距最近的两个城市,且经济发展水平相近。”

全国人大代表、玉溪市市长高劲松说:“滇中城市群中,昆玉具有率先共融,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先发优势。昆玉是滇中发展条件最优越、基础条件最好的地区,集中了全省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两市携手合作,加快发展,必将对带动和促进滇中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大战略背后的尴尬

随着“桥头堡”战略的实施,昆明将深化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未来将依托昆明毗邻东南亚、南亚的优势,建成国际陆港经济区、区域性人民币结算中心和执行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组织机构常设地。

西双版纳州州长刀林荫对这个宏伟的规划不无担忧,目前,西双版纳最需要解决的是“国际大通道”通而不畅的问题。“‘国际大通道’开通后,我们早上从景宏出发,可以实现‘一日吃三国’,目前,要尽快解决‘一证通’的问题。”

云南省边境线长4060公里,有8个边境州(市)的25个边境县(市)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毗邻。与这3个国家经济贸易联系紧密的瑞丽、磨憨和河口分别设立了瑞丽姐告边境贸易区、磨憨经济开发区和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

而云南最尴尬的问题莫过于口岸的开发困难和管理真空,自1993年口岸开通以来,除昆曼公路外,来自上级的投入资金仅有6000万元。财力薄弱,加上磨憨口岸地处狭长的沟谷地带,既不靠县城又不靠乡镇,开发成本非常高。而河口边境贸易区管委会至今仍没有运行起来。

杨光成说,目前,许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没有进入国家规划盘子,因此建议将“桥头堡”战略的重大建设项目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尽快启动实施。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湖南省；经济差异；多尺度分析

一、引言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和关注的话题。国内外学者也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分析了差异的现状、趋势、成因，并提出了许多缩小经济差异的对策和措施[1～7]。

近年，有些学者开始注重从空间尺度角度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研究，鲁凤，徐建华，陈洪安，李国平等也在此取得了很多显著的研究成果[8～15]，这对于省区经济差异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而本文借鉴国内外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方法，选取市尺度和县尺度等空间尺度，从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入手，对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多尺度分析，以期探求研究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较合适的空间尺度与影响湖南省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从而为学者们从空间尺度入手研究如何缩小湖南省经济差异提供一定指导。

二、方法和数据

（一）研究方法

（1）区域经济差异的多尺度分析方法

变异系数最大的特点是计算方法简单明了，是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常用的方法之一，其公式为

（1）

式中，yi（i=1，2，3，…，n）是第i地区人均GDP，u是所有地区的人均GDP，n为地区个数。

基尼系数也是研究区域经济差异中常用的一种测度方法，其公式为：

（2）

式中，yi（i=1，2，3，…，n）是第i地区人均GDP，yj（j=1，2，3，…，n）是第j地区人均GDP，u为所有地区人均GDP，n为地区个数。

锡尔系数因其易于分解，现常用于研究区域经济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差异状况，其公式为：

（3）

式中，yi和xi分别是第i个地区的总GDP和总人口，Y和X分别代表所有地区的总GDP和总人口，n为地区个数。锡尔系数T越大，就表示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

（2）锡尔系数的空间分解

由于锡尔系数具有把总体的区域经济差异划分为不同尺度的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的特性，已被学者们用于从不同空间尺度上认识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的发展差异，通过将总体的区域经济差异划分为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可以比较不同空间尺度对总体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和影响[16～18]。

为详细了解湖南省经济发展差异的构成，本文对湖南省进行市级和县级空间尺度的划分，根据二阶段嵌套分解法[14，15，16]对总锡尔系数进行分解，从而将湖南省经济差异分解为市际差异和县际差异，进而分析不同空间尺度对湖南省经济差异的贡献和影响。

根据以上对锡尔系数的分解，湖南省经济差异可以分解成地市内差异和地市间差异。则湖南省总体经济差异T为：

（4）

式中，i=1，2，3…，n，代表湖南省第i个地市；是地市间差异，是第i个地市内差异的加权平均值。其中：

；；j=1，2，3…，m，代表第i个地市的第j个县；

（5）

（6）

在这里，和分别为第i市的总GDP和总人口。和分别为第i市第j县的总GDP和总人口。运用公式（4）、（5）、（6）既能分析湖南省地市间的差异（即文中的市际差异），又能分析各地市内部各县之间的差异（即文中的县际差异），从而确定哪个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在湖南省总体经济差异中起主要的影响作用。

（二）数据

因为涉及对多尺度的分析，所以在空间单元划分上进行等级划分：以县（区）级行政区域作为较小空间尺度，以地（市）级行政区域较大空间尺度，分别在市和县尺度上分析湖南省经济差异状况。

以湖南省统计年鉴中的各县（区）的GDP、人口以及人均GDP作为分析计算的基础数据。对于少数年份中不完整或有缺失的经济指标按统一规则进行处理。如统计年鉴中无相应的指标数据，但有增长率记录的，按照增长率进行计算；无增长率记录的，按照已有数据的平均增长率进行差值计算，最终得到完整的湖南省的GDP、人口以及人均GDP数据。

三、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多尺度分析结果

在县和市尺度上分别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锡尔系数分析1990-2007年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结果（见图1）表明：第一，在县和市尺度上，各指数的走势较为一致。在县尺度上，1990-1993年缓慢扩大，1993-2004年平稳发展，2004年以后又呈扩大趋势。在市尺度上，1990-2007年均呈扩大趋势。第二，在县和市尺度上，各指数的绝对值由大到小排序均为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第三，在县和市尺度上，三个指数的曲线走势一致，但是变异系数的曲线波动起伏最明显，最能表现扩大、缩小趋势。

图1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表示的县尺度（1）和市尺度（2）上的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1990-2007

Figure1TheregionaleconomicdisparitiesinHunanProvincebycoefficientofvariation，GinicoefficientandTheilindexatcountyscaleandcityscale，1990～2007

这表明，虽然在不同尺度上对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选用的指标和方法相同，但相应的结果却不相同；而且，在不同尺度上不同指数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在市、县尺度上，变异系数的绝对值远高于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敏感程度最高，最能贴切表现湖南省经济差异。

变异系数、锡尔系数和基尼系数在市、县尺度上的的计算结果（见图2）表明：第一，各指数的绝对值由大到小排序均为县尺度、市尺度，县尺度上的结果一直比市尺度上大，湖南省经济差异在县尺度上更明显。第二，各指数在县、市尺度上的总趋势一致，小趋势不同。在县尺度上，三个指数总体趋势是不断扩大，但在1993-1997年表现为减小趋势，1997年以后又呈不同程度的扩大趋势；而在市尺度上，三个指数一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图2湖南省在三个空间尺度上的变异系数、锡尔系数和基尼系数，1990-2007

Figure2Theregionaleconomicdisparitiesatthreescalesincoefficientofvariation，TheilindexandGinicoefficient，1990～2007.

分析表明，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表示的湖南省经济差异存在不同。在县尺度上，湖南省1990-2007年经济差异波动更明显。这也表明，不同的空间尺度对研究区域经济差异有影响。

四、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的多尺度分析

可以通过锡尔系数的分解来研究湖南省市际和县际差异对于湖南省经济差异的影响。1990-2007年二阶段嵌套锡尔系数分解结果（见图3）表明：第一，县际、市际差异对湖南省经济差异的贡献率曲线呈明显的对称分布。县际差异的贡献率在1990-1999年逐年下降，2000年略有增大后一直下降；市际差异的贡献率在1990-1999年逐年上升，2000年略有下降后又呈上升趋势。第二，从总体趋势来说，县际差异对湖南省经济差异的贡献率一直高于市际差异的，但略有下降，相反的，市际差异的贡献率略有上升。第三，县际、市际差异的贡献率在下降、上升之后，最终有趋于稳定的趋势，2005年以后县际、市际差异的贡献率稳定且相当。

图3二阶段嵌套锡尔系数分解结果，1990-2007

Figure3Theresultsoftwo-stagenesteddecompositionofTheilindex，1990～2007.

分析可知，县际差异对于湖南省经济差异的贡献一直较市际差异高，是造成湖南省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县际差异贡献率的下降，市际差异贡献率的上升，县际、市际差异对湖南省经济差异的影响趋于相当，因此不应单一注重县际或市际差异对湖南省经济差异的影响，应综合考虑县际、市际差异对经济差异的影响。

五、结论

对于湖南省经济差异的多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不同空间尺度上湖南省经济差异状况不同。湖南省经济差异在市、县尺度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县尺度上，湖南经济差异在1990-1993年缓慢扩大，1993-2004年发展平稳，2004年以后又呈扩大趋势；在市尺度上，湖南经济差异在1990-2007年一直呈扩大趋势。

第二，湖南省经济差异在县尺度上比在市尺度上明显。研究结果，不仅表明不同空间尺度上表示的湖南省经济差异存在差异，而且，在县尺度上湖南省经济差异波动更明显，表现在：在县尺度上，三个指数在1993-1997年表现为减小趋势，1997年以后又呈不同程度的扩大趋势；而在市尺度上，三个指数一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也表明，不同的空间尺度对研究区域经济差异有影响，湖南省经济差异在县尺度上更明显，波动情况更能表现现实差异状况。

第三，影响湖南省经济差异的因素由县际差异到县际与市际差异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分析可知，2005年以前县际差异对于湖南省经济差异的贡献一直较市际差异高，是造成湖南省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2005年以后县际差异和市际差异对湖南省经济差异的影响趋于相当，共同影响着湖南省经济差异。这也表明，对于湖南省经济差异影响的研究不应仅考虑县际或市际差异的影响，而应综合考虑县际、市际差异的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不同空间尺度影响着湖南省经济差异的研究状况，在湖南省经济差异中县际差异是影响总体差异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县级尺度上表现的总体经济差异更明显，更能表现湖南省的实际经济差异状况，是研究湖南省差异的重要空间尺度。因此，在县级空间尺度上研究湖南省经济差异状况是学者们应着重考虑的，这也对学者们从空间尺度入手研究如何改善湖南省经济差异状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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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篇9

关键词:CAFTA;广西;贸易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到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宏伟蓝图,并决定从2005年7月20日开始实施降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开始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给双方企业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启动的五年中,广西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速度为11.9%。2006年,广西全区生产总值为4828.51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增幅为1995年以来最快。GDP总量排位比2005年上升一位,居全国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增幅居全国第十一位,西部第一位。目前,在CAFTA即将构建完成的形势下、在金融危机后续压力的持续影响下,广西如何迎接挑战,充分发挥独特的区域优势,采取有力措施,最大限度地利用CAFTA发展广西经济,实现广西与东盟贸易的平稳发展和合作共赢,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一、CAFTA的建立对广西与东盟四个主要贸易国贸易的影响

2002年CAFTA的建立,对于本来就与东盟拥有独特边贸优势的广西更是直接相关的重大利好消息。广西与东盟四国的贸易额从2002年的约3.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约37亿美元,年均增长在20%以上(见表1),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CAFTA的建立对广西与东盟的贸易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地影响。

2001年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广西与东盟4国贸易额增速也出现放缓,年均-3.7%。但从2002年11月CAFTA建设全面启动以来,对广西与东盟贸易产生了积极地推动作用。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贸易额增长在30%以上。据南宁海关统计,2006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为18.3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49.1%,为2001年的4.3倍,实现了贸易额6年翻两番的不俗业绩。其中,出口9.8亿美元,增长18.5%;进口8.4亿美元,增长1.1倍。据统计显示,广西与东盟的贸易主要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增长强劲;进口商品多为初级产品,工业原材料进口激增,受惠商品进口大幅增长。

越南是广西与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占据第二,其次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越南作为最大贸易国,出口7.5亿美元,进口7.2亿美元,分别增长16.5%和1.1倍,有超过5成的进口受惠商品来自越南,越南同时也是广西商品在东盟的最主要给惠国(见表2)。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同比增长13.9%,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广西与东盟的贸易增长仍然保持了37.5%的高速增长。特别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增速分别高达64.5%和244.8%(见表2)。可见,CAFTA机制的建立,为广西经济贸易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为广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将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升和发挥西南出海大通道创造了好的条件,为广西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广西与主要贸易国竞争力研究

(一)广西对内、对外独特的区位优势

广西地处中国南疆,具有沿海、沿边、沿江三位一体的特殊地理区位优势,东与广东、海南省为邻,东北与湖南接壤,北与贵州相连,西北与云南交界,西南与越南毗邻,东南濒临北部湾,海岸线长1595公里,广西中越陆地边界线长1020公里,使得两国间的往来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更加便捷,又由于广西与越南山同脉,水同源,自然条件相似,资源彼此互补,地缘经济联系密切,这为边境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是沿海优势。广西海岸线长1,595公里,拥有大小港口21个,其中可开发泊靠能力万吨以上的有防城、钦州、北海、珍珠、铁山等5个港口,可以通过防城港、钦州、北海等港口与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大港口合作,形成广西融入东盟的水上捷径;二是沿边优势。广西有8个县(市)与越南接壤,现有边境口岸12个,其中东兴、水口等4个口岸为国家一类口岸,另外还有25个边境贸易点,各边境口岸和边贸点都有公路相通。从凭祥市友谊关至越南谅山市仅18公里,到越南首都河内市180公里。湘桂铁路与越南铁路连接,火车可直达河内市。广西沿边的开放,为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及东南亚国家的直接贸易、双边、多边或转口贸易,发展出口加工,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一块理想的黄金宝地。三是经济枢纽优势。广西处在我国大陆为、中、西三个地带的交汇点,东临广东、深圳,属大珠三角经济区,北临湖南、华南经济圈,是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又是西南乃至西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是连接粤港与西部地区的重要通道。

(二)主要贸易产品已经具有较高的行业内贸易活跃度

本文选取的衡量广西对东盟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指标是产业内贸易(IIT,Inrta一industryTrade)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由Grubel和loyd(1975)提出,可表示为:

其中:Xij代表i国第j种产品的出口总值,Mij代表i国第j种产品进口总值,IIT指数的值介于(0,1)。

其IIT数值越接近于1,表明该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该产品越不具有竞争力;数值越接近于0,则该产品越具有竞争力。IIT指数=1,表示出口与进口相等。根据IIT模型得出的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如表可见,连续3年广西与东盟的机电和农产品IIT指数都保持在0.3-0.7,具有相当高的行业内贸易,贸易量也呈现越来越活跃的表现。而值得注意的是高科技产品IIT指数近两年都在0.9以上,表现出越来越不活跃的情况,这说明广西高科技类产品的发展与东盟各国表现出相似的程度,我们应当把发展贸易的重心放在机电类和农产品类。

(三)广西与东盟主要贸易国净出口贸易竞争力分析

从上文可知,自CAFTA以来,广西对东盟贸易额连年增长,而且机电产品与农产品的行业内贸易业非常活跃,但是广西对东盟的贸易净出口竞争力到底怎样,本文借助国际竞争力核算模型净出口指数法(Netexports,NX)对广西与东盟四国商品贸易净出口竞争力进行分析,其公式为:

NXij=(Xij-Mij)/(Xij+Mij)

式中:Xij、Mij分别代表广西对东盟商品的出口和东盟对广西商品的进口。通过该方法计算商品的出口减去进口再与该类商品贸易总额的比率,净出口指数的取值落在(-1,1)。通过净出口指数法计算得到表4。

从表4可以看到广西对东盟商品贸易净出口指数连年保持在0.2以上的较强水平,并且在2002年CAFTA开始建立时达到了0.4的峰值,从2003年开始也一直保持在0.3左右的较强水平。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NX指数在2006年突然降到0.053。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之货物贸易协定》开始实施,广西对东盟进口贸易突增,较净出口数额减少,并且在之后连续两年保持相对低迷的状态,而2008年之所以达到0.366的高度,与当年受到金融风暴打击,进口较去年同比增速下降30%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可以看到广西对东盟的贸易竞争力表现随时间发展逐渐下滑的趋势,并且抗冲击能力也较弱。而随着CAFTA逐渐开放,我们应当把握这个时期,走出一条努力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维持贸易竞争力优势的好路子。

三、发挥独特优势,不断增强广西自身贸易竞争力

(一)继续有重点地完善一批基础设施网络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曾说到:“可接近性产生于地理特点――一国的地面情况,河流与大海的接近程度,港口的数量与质量,是否存在着高山、沙漠这类不可超越的障碍,以及在该国与其他文明世界之间有没有无法通过的丛林地带――从某种意义上讲,可接近性是一种资源。”可见,没有区位条件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工业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地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起飞和持续增长。所以,我们应当继续完善广西与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网络。首先,应当形成以防城港、北海港、钦州港三大港口为主的环北部湾港口群,修建南宁到新加坡的高速公路及高速铁路,沿线可以经过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使之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主轴。同时,对内要加快南宁-广州、南宁-长沙、南宁-贵州三条重要高速铁路的修建,全面促进广西北部湾地区与周边其他地区的经贸联系;并且,在开发新路线、新设施的同时,要开展修复、完善现有基础设施的工作。如防城港边境线上有1个国家三类口岸(恫中口岸)和2个边民互市贸易点(里火、滩散),沿海有1个国家一类口岸(江山港边地贸过货口岸),但除恫山口岸建有验检大楼和边境贸易市场外,其他口岸和互市点基础设施比较简陋、条件差。这样条件简陋、基础设施差的口岸显然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利用与越南衣水边贸优势,重点把握与越南贸易进程

广西与越南一衣带水,陆地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有8个县(市)与越南交界,目前拥有一类、二类口岸共12个,边地贸过货码头4个,边民互市点25个,这对发展对越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长期以来广西与越南就有贸易往来。截至2008年,东盟已连续10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且连续9年广西与越南贸易占广西与东盟贸易的八成左右。2009年上半年,广西对东盟外贸进出口总值18.5亿美元,而其中广西对越南进出口15.2亿美元,占同期广西与东盟贸易总额的82%,稳居广西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但是在2004年“早期收获计划”开始实施的初期,广西边境主要口岸2004年的进出口贸易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如东兴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8338万美元,比2003年同期下降了8.4%,累计贸易逆差为4213万美元。这跟广西边境口岸设施陈旧、管理机制不成熟是分不开的。加上云南的口岸建设进度较广西发展要快,很多企业都选择从别的口岸进入中国,广西就此错失了很多贸易良机。应从以下方面努力提高本省与越南贸易竞争力:一是边境贸易主体从国有、集体到私营、个体户面向范围广泛,而现有结算方式已经满足不了各种主体的需要,应当尽快促成边境贸易结算方式的统一化、效率化。二是现有口岸设施陈旧,口岸日常服务体系、服务质量仍然有待提高。三是由于贸易过程中越语的需求性较广,而懂越语又有业务能力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对边贸发展速度产生了一定的限制,应加快人才培养速度。

(三)充分利用CAEXPO在南举办的优势,不断扩展广西在东盟影响力

在刚刚闭幕的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累计商品贸易成交总额达到16.54亿美元,比上年增3.8%;在44场投资推介活动中,共签订国际经济合作项目136个,总投资64.4亿美元,比上届增长1.16%。CAEXPO在南宁举办,将产生多方面的商机:一是CAEXPO将会邀请东盟地区有实力的财团与会,有利于吸引东盟外资入境,是促成我们与东盟地区企业合资的平台。二是从电子信息、食品及包装机械到工程及建筑机械、电力设备、商用车以及建筑装饰材料等,都是博览会上非常吸引东盟商家的商品,可以方便我们展示自己,扩大出口。三是促进广西省旅游合作,广西是旅游大省,而东盟10国更是有许多特色鲜明的旅游景区。我们可以借由CAEXPO推介我们的旅游资源,开发广西-东盟旅游线路,整合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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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篇10

[关键词]东亚西扩南亚区域经济关系

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持续的高增长表明中国与东亚一些中小经济体一样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以工业的持续高增长完成工业化，而中国巨大规模潜力的焕发已具有改变东亚地区经济结构、同时使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发生相应调整的能力。从已有的趋势看，东亚有可能在中国的影响下调整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区经济结构；同时延续东亚已有的产业转移关系，向东亚区外继续进行产业转移，而转移的首选目标是南亚地区，由此将形成东亚的“西扩”进程。

在南亚居主导地位的印度近年来以面向欧美的外向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由于这类强飞地性质产业对印度国内和南亚地区产业的直接联带能力较弱，使这种以服务业带动巨大型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进程并未促进印度与周边国家以至地区关系的发展，南亚整体经济规模仍远远小于东亚。印度已开始调整其发展战略，在保持服务业出口优势的同时，启动工业化进程，这将对印度与周边及东亚关系产生相应影响。因此，印度重提其“东向政策”，并将目标从东盟向东亚扩展，希望借助东亚工业化的成果带动自己的工业与经济发展。这一调整有可能弥补印度前阶段以飞地型产业主导增长对发展地区经济关系的不足。

东亚与南亚都以第三方为目标市场的外向型主导产业的迅速发展并未给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交集，而东亚的“西扩”与南亚的“东向”将可能改善这两个非对称(也可称为极不对称)的地区现有的经济关系。

一、东亚与南亚两个非对称地区的经济关系

(一)东亚与南亚非对称经济现状

东亚与南亚之因发展阶段不同而形成较明显的发展差距，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在经济结构、收入水平等多方面显示其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特征。这种发展差距已导致东亚和南亚成为两个经济差异巨大的非对称或极不对称的经济区域。

1、经济规模差距

东亚多数经济体进入高速发展期的时要早于南亚国家，因而在总体规模上，东亚远远大于南亚。只是近几年印度发展速度很快，超过除中国之外的东亚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速，使南亚与东亚在实力比较上有了一定的增长。

东亚与南亚经济规模的巨大差距成为影响这两个地区经济关系的基础条件之一，由此使东亚在双方经济关系中如市场规模、投资与贸易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居于优势地位，特别是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会因地区重力(或称引力)关系的作用而出现单向的流动。

2、发展阶段决定的产业结构差异

东亚部分经济体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在工业比重下降的同时发展服务业，经济中服务业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国和东盟部分国家正处在工业化的上升或高峰期，其重要标志是经济中工业比重都在40％以上，只有菲律宾较低。与之相比，南亚国家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比重较低但已超过农业，农业和服务业比重相对较高。

3、收入水平差距

收入水平变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与衡量指标，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要的要素竞争力指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等都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变化。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结构变化的影响也会向周边地区扩散，导致国家或地区关系的调整转变。东亚与南亚主要经济体在人均GDP上的指数级差距从根本上显示了两个地区之的发展差距(见表2)。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在万美元级别上，2009年，在1.6万美元至4万美元之；中国和东盟一些人口大国大致在千美元级别上，分列数千美元范围内；而南亚地区重要的人口大国人均GDP相对很低，印度刚刚跃出百美元级别，大致在1100美元，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则处于百美元级别。不过从劳动力成本角度看，南亚则是具有绝对的潜在优势，若其他条件适宜，南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很大。

(二)两地区经济联系薄弱

1、双方贸易规模差距

与经济规模存在巨大差距相同，东亚与南亚的贸易规模差距也非常大，特别是在商品出口方面，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特征的东亚占了两地区商品出口总额的94.5％。不过，2005年以来印度的对外商品贸易增长很快，增速超过除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经济体贸易增速，使印度在两地区商品贸易中份额已有明显上升，相应将南亚的份额提升。

东亚与南亚的服务贸易总量虽也存在巨大差距，但与商品贸易有明显不同。从总量看，以印度为主的南亚服务贸易在两地区服务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12.4％)明显超过南亚在商品贸易中的份额(7.4％)，主要原因是印度服务出口占两地区服务出口总额的份额达到15％。从服务贸易平衡看，南亚服务贸易平衡是顺差，东亚是逆差；与之相反，在商品贸易中南亚是逆差而东亚是顺差。

2、双方商品贸易联系

南亚贸易总额远低于东亚的现状意味着南亚与东亚区域的贸易额更小。以南亚从东亚的商品进口为例，南亚四个主要贸易国家2009年从东亚进口1078亿美元，它相当于东亚对南亚的出口，这一千多亿美元的贸易额仅相当于东亚总出口的3％左右。这样两个拥有约37亿人口的区域之的贸易量这样小，既表明两地区现有经济联系是十分薄弱的，也表明两区域经济联系尚有巨大的发展空。实际上，从东亚进口已成为南亚国家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突出的是孟加拉国，其进口的73％来自东亚地区，相对低些的印度在其进口中也有29％来自东亚。最弱的是南亚对东亚的出口，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来说就是从南亚的进口，四国贸易总额只有474亿美元，其中437亿美元是印度完成的。

3、外国直接投资

2000年以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极快，从其自1980年起的累计额看，2009年的1640亿美元已是2000年的十倍。印度外资的迅速增长导致南亚外资累计在东亚与南亚外资总额中的份额同期从2.6％上升至7.4％。不过，尽管南亚外资有明显上升，但它与东亚的24342亿美元累计额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虽然都已进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但它们对印度以及南亚的直接投资并不踊跃。在2000～2010年印度累计1263亿美元的外资中，来自东亚的投资累计约190亿美元，所占份额为15％。

应当注意的是，在东亚与南亚FDI累计中地区金融中心的作用：东北亚的17444亿美元中，香港特区就占了9122亿美元；东南亚的6897亿美元中，

新加坡占3436亿美元；即使在印度外资累计中，来自毛里求斯的投资就占42％。这些金融中心的投资模糊了其投资的实际来源。

二、两地区经济联系薄弱的原因

东亚与南亚地区因发展差距很大而形成了两个在规模和水平上非对称的经济区域集团，目前两区域之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从理论上看，区域经济联系薄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成熟或不完善所致。

(一)区域经济的向心力不足

1、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经济向心力

将众多区域经济空或布局理论综合整理后，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得出一个相互衔接的理论描述。根据累积因果理论，某一地区或某些产业因初始优势而比别的地区发展得快一些，其后可依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逐步形成地区经济中心；而根据中心一(或称核心一边缘)理论，地区中心与其周边会形成二元结构，随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作用，中心与的差距会逐步缩小，形成增长极理论所说的增长极。而从更大地区范围看，若干增长极之可依据点轴理论建立相互的联系通道，从而形成更为宽泛的增长轴或增长带。当这种联系通道从交通发展到包括交通网、通信网等能够承载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的区域网络时，就形成了较完善的区域发展模式，区域经济也进入成熟阶段。

从区域空理论看，区域经济发展过程是围绕一个抽象或具体存在的经济中心进行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向心发展过程，相应的要素也主要是在区域内流动。

2、东亚与南亚以第三方为主要目标市场的双方经济缺乏向心力

东亚的持续高增长依赖的是外向型加工工业，主导南亚前阶段增长的是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这些产业都是以第三方外部市场为主要市场，实际上就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这是两地区相同之处。但也正因如此，东亚与南亚之的联系却并不一定因这些外向产业的发展而增强，因为东亚提供的基本上是最终消费品，印度提供的是咨询等最终消费服务或是计算机软件程序，这些产品虽然都面向相同的市场，但在生产消费过程中没有衔接与交集，因而对双方的经济联系没有直接的增进作用。也可以说，东亚和南亚都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终端市场，因此在双方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各自发展速度都很快，但却没有强烈的相互引力或向心力，因而也就没有增进双方经济联系的内在动力。

(二)区域缺乏具有较强外向辐射能力的关联产业

1、产业发展产生经济向外辐射的影响力

从产业发展角度分析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要素差异和生产阶段差异分析。

要素方面的分析是根据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比较两区域要素禀赋的基本差异，从而确定双方经济联系的基本性质。要素比较理论的发展是从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演进到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其要点是随着时和空的变化，相同要素具有的优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给后发国家提供了参与国际分工发展本国经济以至追赶先发国家的可能与机会。不过，在国际劳动力要素不能流动的前提下，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导致生产的移动，从而可以带动新的地区的经济增长。

生产阶段方面的分析是根据以工业生产生命周期为基础的梯度转移理论，研究双方因所处不同生产阶段而形成的相互转移替代关系及其影响。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产品都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其生产过程也就处于相应阶段，该理论在区域经济学中用于确定区域经济结构的发展阶段即发展潜力。当区域经济以创新和发展阶段的产业为主导产业时，区域经济属于高梯度结构，发展潜力大。在保持这种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梯度产业结构的努力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创新产业成长起来，而一些进入成熟或衰退阶段的产业将会向外转移，其结果是带动了低梯度区的发展。这一过程的循环递进将使整个地区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

产业发展理论可将区域增长的过程描述为一个产业的发散过程。随着产业的转移，更多的国家或地区以其优势要素参与竞争，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应当指出的是，产业转移的实质依据是成本的比较优势，它包括规模成本即相对成本，也包括低工资、低地价等绝对成本。绝对成本会随经济和收入的增长而逐步丧失，之后就要靠规模成本竞争。因此，转移产业常伴有大规模的生产出现，相应会伴有大规模的资本、中产品、成品等要素在地区流动，区域经济也因此而扩展。

不过必须注意到，产业转移对移出地区是有贸易转移效应的，移出地区必须同时发展上游产业与移出产业衔接，以新的贸易创造替代贸易转移，这样才能保持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与联系。

2、没有以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作为关联产业使区域缺乏贸易创造能力

东亚的外向型加工工业有较强的与本地产业直接连接能力，但还没有向南亚大规模延伸。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化初期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要外部市场，随着东亚区域内产业转移的进程，这些加工工业逐步扩大了对东亚内部市场的开拓，尽管其中有较大部分是以中产品的形式在区内贸易流转。也就是说，这些制造业向其上下游的关联发展能力很强，可以延伸出较长的产业链，在区域内形成愈益密集的生产网络，并且还会对当地的基础产业形成较大需求。这样，它们在转移到新的地区时可能是飞地性质的产业，但随后即有可能与当地或周边地区相关产业衔接，最终使当地产业与外部链接而完成整个地区产业链的延伸，相应创造更多的贸易活动。不过，这种产业转移与产业链的延伸尚未发展到与南亚地区链接的阶段，因而它对两地区经济联系的拉动作用还无从展现。

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是前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导动力部门，但它与当地其他产业的直接链接能力相对较弱。在2009年印度服务业1042亿美元出口额中，与本地关联密切的是交通与旅游，约234亿美元，占22％；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为490亿美元，占47％；其他商业服务为218亿美元，占21％。其中最被称道的计算机与信息服务所占份额最大，它与本地有较大关联的是基础设施相关产业，显然它所需的基础设施规模要小于制造业所需基础设施规模，而它对其他产业的直接带动或关联能力更低于制造业。这种明显具有飞地性质的外向产业对本地的产业直接关联小，相应引起周边国家的产业关联就会更小，贸易创造也会很小，因而这种外向型服务业不具备作为两地区增强经济联系的纽带产业的条件。

(三)区域经济中的外向经济成分薄弱

1、非对称地区经济联系扩展的规模约束

两地区经济联系由双方经济开放的程度与能力决定。应当指出的是，区域经济封闭状态并不意味着对外经济为零，它必需的进出口等最低对外经济活动仍需进行，因此封闭区域的对外经济关系水平相当于其外向经济能力的下限。

当两地区经济整体水平相同时，地区的经济联系由双方的经济开放程度与各自的外向经济能力决定。即双方都开放时，区经济联系的上限由任一方外向经济部门的能力上限决定；双方都封闭时，区关系由任一方外向经济能力下限决定；一方开放一方封闭时，区关系由封闭方外向经济能力下限决定。

当两地区经济整体水平差距巨大，大区域封闭时的对外经济活动下限也

高于小区域开放时其外向经济能力上限，此状态即为两区域经济极不对称状态。经济极不对称区域之的经济关系基本由小区域的开放度与能力决定：当小区域开放时，无论大区域是否开放，两区域经济关系都由小区域外向经济能力上限决定；当小区域封闭时，显然两区域经济关系要受小区域外向经济能力下限决定。

2、南亚经济发展水平低使其扩大与东亚经济关系的能力不足

南亚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因而它的对外经济部门的外向竞争能力不足。即便有比较开放的政策环境，其外向经济的发展能力也较低，难以扩大与东亚的经济联系。贸易依存度可以显示实际的外向竞争能力。南亚与东亚相比，其出口竞争能力有较大差距。东亚2009年贸易依存度为51.2％，南亚为32.6％。双方主要差距在出口依存度上，东亚同期为27％，其中东北亚地区为23.3％，东南亚地区为55.5％，而南亚地区只有12.6％；与出口相比，东亚与南亚进口依存度分别为24％和20％，并没有太大差距。

南亚出口能力不足是与其处于工业化初期水平的工业生产能力直接相关的，如表2所示，南亚工业比重远低于正处于工业化高峰或上升期的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因此，南亚产品进入东亚市场的主要障碍应是其生产能力不足而不是东亚市场的开放程度，这一情况应与表6中的极不对称区域的小区域上限约束相同。

三、两区域发展趋势对区域经济关系的影响

东亚与南亚已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不同，其发展途径与趋势也不同，因而双方的继续发展对两地区经济关系的影响也会不同。不过，目前两区域已出现了克服上述影响区域关系的障碍的发展趋势。

(一)东亚产业链延伸与东亚的“西扩”

1、东亚产业链的延伸与中国的链接

东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特征是在发展过程中各经济体之形成了相互衔接并可以延伸的产业链，其目前的基本结构是日本为首，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次之，而后是中国。产业链对接的主要最终市场是美国市场。这种链状结构与一般描述东亚的“雁行模式”和生产网络的重要差别特征是，东亚产业链形成后各环节依次产生逐步扩大的贸易顺差，最终在对美国贸易中形成巨额顺差。

这种链状结构的形成机理首先是美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将一些失去竞争力的产业淘汰或向外转移，由与之在经济或安全战略格局中具有密切关系并且具有该产业竞争潜力的地区承接该转移产业，转移产业的最终市场仍是美国。当这些转移产业发展的规模超过美国市场需求或美国不愿继续承受巨额贸易赤字时，美国便以压迫转移产业生产国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取消贸易优惠条件等诸多手段削弱其竞争力，迫使其逐步退出美国市场并将该产业依前述条件继续向外转移，从而导致产业链向后延展。美国对东亚产品的抑制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后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便由上升转为停滞而后有所下降，它表明美国留给东亚的市场份额已趋稳定，东亚必须相互竞争来获得这一市场份额。

在这样的链状结构中，由于转移产业的本质是成熟产业，基本没有技术优势，只能靠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参与竞争，因而拥有最终市场的美国对产业链的发展与走向具有很大的控制权，这也是产业链的产业转移与延伸的根本原因。对东亚来说，能够在美国市场获得份额的竞争要素就是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规模成本相对优势和低收入劳动力带来的低成本绝对优势。与之相应，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对规模成本优势构成约束，人均收入的普遍提高是对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约束。在美国市场设限后，东亚先发经济体最终因成本上升而逐步被迫减少在美国市场份额，由后发经济体替代其失去的份额，从而完成产业链的延伸。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入东亚产业链。中国不仅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利用产业链的最终汇聚作用，将东亚生产能力与自己链接再连接到美国市场。这样，尽管中国承受了对东亚的巨大贸易逆差，但也因为与东亚经济的全面对接而获得了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力。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已使美国不堪忍受由东亚汇聚到中国而形成的巨大对美贸易顺差，而且美国也希望在经济上和安全战略上抑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因而美国自2000年以来不断施压中国提升币值并采取多种手段制造贸易摩擦，希望迫使中国抑制其在美市场的扩展从而相应抑制中国对东亚的影响力。由此可见，美国实际上已开始着手对东亚产业链进行新一轮的转移与延伸操作。

2、东亚产业链“西扩”及影响

能够对中国构成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周边地区是东南亚的低收入国家和南亚国家。从东亚角度看，低成本生产向印支地区以至可能向南亚地区的延伸，是东亚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的经济增长模式向西的扩展，由此出现东亚“西扩”的可能趋势。显然，产业链的延伸会导致沿线地区经济贸易关系的扩展，因而它对东亚与南亚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将会起到扩大作用。这样，东亚的“西扩”就将是继西欧“东扩”、北美“南扩”之后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发展趋势。

东亚产业链结构“西扩”延伸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将削弱中国在这一产业链上的地位与影响，如果中国未及时完成产业升级并掌握一定的中产品和技术，就有可能被这一产业链旁路。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在90年代前期中国加入东亚产业链时，已在东盟国家出现过。当时东盟正从中国发生而受西方国家制裁的格局中获益，承接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转移产业，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过了“四小龙”的增速，但随后因高速发展催生大量经济泡沫，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即一蹶不振。中国则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坚持大幅度开放政策后，大量引入外资，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因此全面接入东亚产业链，东盟则因产业未升级、没有中产品和技术优势而被旁路。可见，东亚产业链的延伸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对处于产业链末环的经济体并不有利，甚至会造成其发展停滞。

目前，东亚的“西扩”已进入初期阶段。在中国之后接入东亚产业链的是越南，它从中国的进口从2000年的14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32亿美元，而同期对美国的出口从7亿美元上升到119亿美元。不过越南的经济规模远小于中国，不足以承接东亚产业链的汇聚压力，因此东亚真正的“西扩”应是与南亚的链接过程，尽管目前还处在启动前的准备过程中。与之相应，东亚与南亚之的区域制度建设也未起步。东亚自己还没有完成区域经济制度化的进程，与之相应的东盟加中日韩(10+3)自贸区的合作进展并不顺利。东亚与南亚也没有相应的区域合作构想，最接近的合作设想是印度2003年提出但未获响应的“亚洲经济共同体”(10+3+印度)。由此可见，东亚与南亚之的经济联系不仅在实际经济层面比较薄弱，而且在区域制度建设层面也未被提上日程。

不过越南的实例又一次表明，东亚产业链的延伸仍是扩展相关区域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由于东亚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这种产业转移构成的新增区域经济联系的基本产业构成、发展进程等都将受到东亚的主导性影响。

(二)中国重组东亚市场以提升区域市场的向心力

中国全面接入东亚产业链并处于其末环位置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自己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关系，以求减少产业链约束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在不影响东亚产业链运转并尽量扩展在产业链上所获利益的前提下，利用自己不断扩展的新增市场规模，发展以自贸区为主干的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中国东盟自贸区已从2005年7月开始运行。中国如此而行的战略意义在于，利用东盟被东亚产业链旁路的徘徊机会和中国的市场潜力引导建立东亚自有或独立的最终市场。中国的措施已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东盟自贸区迅速扩大了与东盟的贸易；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在中国之后同东盟签订了自贸区协议。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力求使东盟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平台。实际上东南亚地区也正在起着衔接东亚与南亚经济合作的平台作用。

在东亚地区，日本和“四小龙”等先发经济体以及东盟都曾因缺乏本地区独立市场支持而受到东亚产业链延伸的冲击，但又都不得不持续依赖美国市场，因为东亚一直没有相对完整的地区市场。中国加入东亚产业链后，同样也面临缺乏本地区市场的问题。中国已在努力构建东亚市场，但因实力有限而不能独立完成。不过，随着中国全面接入东亚产业链，东亚大量中产品最后在中国汇集而形成最终产品输往美国等外部市场，这样的地区贸易机制使东亚可以认为中国已然成为地区的准最终市场。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使中国市场本身也成为东亚增长的主导动力之一，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等地区贸易大国的首要贸易伙伴即为实例。

在东亚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时，区内的产业转移仍会发生，此时主要原因依然是生产成本的差异，但是转移产业的目标市场已不全是东亚以往转移产业锁定的美国等第三方市场，而是包括了东亚自己的市场。也就是说，东亚独立市场的形成使东亚转移产业有了两个基本市场，一是传统的东亚外第三方市场，另一个就是逐步扩展的东亚自有市场。而从发展角度看，东亚自有市场是在不断扩张的市场，而外部第三方市场是相对稳定的市场。这样，东亚的独立市场就能给东亚与南亚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逐步增长的市场向心力。

(三)南亚工业化趋势有助提升发展两区域经济联系的能力

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前阶段以外向服务业为主导部门带动经济增长，从目前情况看，这一增长模式还有一定的发展空以支持印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外向服务业的强飞地性质使其对印度的相关上下游产业带动能力很差，它对经济的带动途径主要是通过收入转化为消费后，对相关消费产品产业的拉动。以此带动发展的制造业从本质上看是进口替代型产业，对周边国家的带动能力也很差。因此，印度外向服务业的发展并不能给南亚地区带来连带性的增长。从2009年印度的进口看，其中从南亚的进口只占0.6％，几近为零。

印度近几年来在保持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已开始其发展工业化的前期准备，表现突出的是投资率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自2002年起，印度的投资即持续以15％以上的增速增长，直至2008年遇到国际金融危机而停顿下来，这就使其投资率在2007年达到38％的历史峰值，2009年回落为35％。这一时期的投资方向重点是改善基础设施，它既是服务业收入引起其他相关部门的联带发展，也是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前期准备。

印度还宣称将其“东向政策”的目标地区从东盟扩展到东北亚地区。1992年印度推出其重点发展与东盟关系的“东向政策”，其背景是苏联解体后印度必须重新构建其外交关系格局，而东盟正值接入东亚产业链之初经济前景正好之时。印度调整在冷战时期因阵营不同而与东盟不睦的关系，即有改善其周边政治关系之意，也有借以缓解经济困难之需。不过当时东盟初入东亚产业链，目光盯住产业链两端的美国和日本，对印度的姿态未做充分响应。近年来，印度在其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支持下，重提“东向政策”，意图以东盟为平台，将目标范围扩展至包括中、日、韩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整个东亚以至大洋洲的澳、新。此次东盟回应积极，将自己作为衔接南亚与东北亚的枢纽，而将印度作为其外交格局中平衡东亚的力量。这一通道的建立，表明了南亚欲与东亚增强区域经济联系的开放态度。

这些情况表明，印度作为南亚经济的主导，已有了发展与东亚关系的基础和政策等方面的准备，但真正的发展还要看印度制造业能力的提升。

其他南亚国家在印度没有表现出要倾力发展南亚地区经济合作时，已各自向区外寻求合作伙伴。实际上，已有南亚国家开始承接东亚的转移产业，其典型贸易特征是大量从东亚进口而没有相应地对东亚出口(参见表4)，出口的主要方向是欧美国家。

南亚区域内经济体联系涣散，因而在它们发展与东亚的经济联系时，主要以国家双边合作为基本途径，难以构成区域性的统一进程。从经济方面看，这与印度这一区域大国的经济实力不足有关。目前印度既无力整合区内市场，也无力引领南亚共同开展对区外的经济合作。因此，当印度等主要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的外向性有较大提升后，南亚对区外的经济联系才能有较大发展，相应对东亚与南亚两区域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与进程产生主动的影响。也就是说，目前双方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应以东亚为主导，产业转移是快速发展双方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或形式。

结语

东亚与南亚因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而形成了两个极不对称的经济区域，虽然它们在人口规模上十分接近。目前两区域的经济联系比较薄弱。

导致两区域经济联系薄弱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双方主导经济部门都是面向第三方市场的外向经济部门，因而两地区经济发展缺乏相互的向心力，使双方经济联系的扩展缺乏内在动力。第二是没有以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作为区域的关联产业。东亚的增长主导部门是加工工业，尚未向南亚转移；南亚的主导增长部门是外向服务业，它本身的对外产业关联作用较小而不适宜作区域的关联产业。第三是南亚外向经济部门规模较小，尚无大规模扩展对东亚经济联系的实力或能力。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篇11

[关键词]云南能源强度经济结构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问题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后,云南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然而,云南在取得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能源。目前全省经济发展仍处于以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阶段,能源消费居高不下,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也较低。因此,降低能源消耗,便成了亟待解决的能源问题之一。本文将在现有关于中国能源强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云南经济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进行研究,主要运用魏一鸣等提出的能源强度结构分解分析法,分析经济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旨在为今后云南省降低能耗提出一些建议。

二、基于结构分解分析方法的能源强度分析

结构分解分析方法(SDA)的基本思路,是把一个目标变量的变化分解成若干个组成要素的变化,从而可以辨别各个要素影响程度的大小,确定出影响作用比较大的因素。继而可以根据需要把这种分解逐层进行下去,最终把各种影响因素对目标变量的影响区分开来。常用的结构分解方法有Laspeyres指数分解法和Paasche指数方法。它们的共同问题在于总是有分解残差的存在。本文将采用由Sun提出的另一种能够完全分解的结构分解方法(Sun,1998),可以避免残差的出现,从而提高分解结果的解释效果。

魏一鸣等将能源强度变化分解为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能源强度e指的是:生产单位经济产出(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投入量,即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因此,总体能源强度一方面取决于反映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高低的各产业能源强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反映各产业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产业结构。鉴于此,本文将着眼于对产业结构,以及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变化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分析。

依照能源强度结构分解分析法公式,可对云南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份额进行计算,其公式如下:

令:e0表示基期的能源强度,en(n=1,2,……N)表示第n期的能源强度,则能源强度变化可以分解为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其中结构份额为:

,(i=1,2,3;n=1,2,…,N)

效率份额为:,(i=1,2,3;n=1,2,…,N)

其中,ei表示第i产业的能源强度,yi表示第i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

为计算当年能源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取第n-1期为基期,则当年能源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为:

效率份额为:

其中,ein-1表示第i产业第n-1期的能源强度,yin-1表示第i产业第n-1期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能源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式和效率份额式分别表示了从基期以来能源强度变化总量中,经济结构变化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分别提供的贡献率。当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为正值时,说明其推动力与能源强度的变化是同相的;如果是负值,则表示其影响方向和能源强度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

三、云南经济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1.云南能源经济基本趋势

(1)云南三次产业GDP及其结构的基本趋势

1978年~2007年间,云南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按照1978年人民币不变价计算,GDP增长了13.8倍。尤其在1993年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后,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以上。虽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GDP增长有所减缓,但仍然保持了9%以上的年增长率。图1反映了按照1978年人民币不变价计算的1992

年~2007年云南生产总值及各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

在产业结构上,如图2所示,第一产业基本呈持续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的比重从1993年的41.97%开始上升至1998年的46.18%,此后出现下降,2001年后有所上升,但2005年又出现下滑,此后的两年呈上升趋势。第三产业的比重在1992年出现大幅度上升,但1993年便由于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而出现了波动。

(2)云南各产业能源消费基本趋势

在云南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开始持续稳定增加,平均年增长率为5.75%,到2007年达到最高点7173.26万吨标准煤。从三次产业能源消费趋势(见图3)可以看出,2003年后,第二产业能源消费量呈快速增长趋势,而第一、三产业的能源消费量与其他能源消费量、生活能源消费量则一直处于平稳状态。

(3)云南能源强度变化趋势

经济总量和能源消费的趋势决定了能源强度的趋势和波动,从图4可以看出,云南能源强度于2002年后下降趋势总体趋于平稳,这是由GDP数值稳步上升,能源消费量亦有所增长引起的。

与此同时,图4还反映了第三产业能源强度受能源消费量波动的影响很小,基本保持稳定的小幅下降,这显示出了能源强度变化外在性的特征。

从能源强度的下降幅度来看,云南的能源强度从2000年的1.77下降到了2007年的1.51,平均每年下降0.037。从能源强度下降幅度的数据中(见图5)可以看出,能源强度的变化幅度基本在-0.15~0.05之间波动。在云南控制能源供给,促使能源消费者加强能源节约和能源替代的情况下,云南经济的能源利用效率出现较快上升是完全可能的。

2.云南能源强度的结构分解分析

(1)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的比较

依照前面提到的能源强度结构分解方法,根据历年云南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年鉴数据中的可获得数据,对云南2001年~2007年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能源效率提高对整体能源强度下降的影响份额进行计算。表1和图6分别表示了计算的结果。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除去2002年及2004年,结构份额均为负值,也就是说,经济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反而促使了能源强度的上升。2001年~2007年间,效率份额均为正值,即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共同促进了能源强度的降低,但后者的作用效果明显高于前者,云南能源强度下降完全来自于效率份额,其中结构份额累计为-23.08%,效率份额累计达到了123.08%,即2001年~2007年期间,云南能源效率的提高全部是由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所推动的。

(2)三次产业效率份额的比较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云南能源强度下降完全来自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因此有必要对各产业的效率份额进行分析。依照当年效率份额公式,可得各产业的效率份额计算公式:

其中,ein-1表示第i产业第n-1期的能源强度,yin-1表示第i产业第n-1期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由此可计算出三次产业各自的效率份额。图7是三次产业各自效率份额的计算结果。从图7中可以看出:三大产业结构变动的效果差异显著。2002年后的六年间,第二产业的效率份额平均值已超过100%,因而可以进一步把云南能源强度下降的动力归结到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第二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他产业能源消费波动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导致能源强度上升的影响,而且推动了能源强度持续快速的下降。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从对云南能源强度的结构分解分析的结果来看,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在2001年~2007年间总体上推动云南能源强度上升了23.08%,从这个结果来看,结构变动在产业层次上对能源强度变化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分析结果表明,云南能源强度下降的动力,主要来自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其中云南整体能源强度变化中的效率份额占到了123.08%。

在产业层次,第二产业的能源强度下降是整体能源强度下降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因素。2002年后的六年间,第二产业的效率份额平均值已超过100%,该结果说明,云南能源强度持续快速下降的原因基本上来自于第二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同时,第二产业能效的提高还抵消了其他产业能源强度波动,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能源强度上升。

五、政策分析与建议

1.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降低能源强度已取得一定成效,然尚存潜力可挖

本文的实证研究说明了云南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能源强度的下降。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降低能源强度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在云南未来降低能源强度,保障能源安全的战略中,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代替效率提高,起到主要的推动作用。

2.经济结构升级应继续以工业化为主要方向,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从目前云南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第一产业的比重除1999年之外,一直呈下降态势;第三产业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在第三产业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波动。这充分说明云南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在以工业化为主要方向的同时,第三产业已经开始受到重视。此外,由于第二产业的能源强度大大高于其他产业,其快速发展必须以大量能源消费为基础,在未来能源供应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这种发展战略的可持续性很难保证。因此,云南的发展战略必须进行调整,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从而以更低的能源消费强度来支撑云南的经济增长。

3.仍需通过制度改革和技术引进来促进能源效率提高,从而达到降低能源强度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和技术引进使得云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能源消费的低速增长。虽然这些制度创新和技术引进的潜力正在逐渐减少,但现阶段能源效率的提高依然是降低能源强度的主要途径。因此对于目前的云南经济来说,必须通过深化制度改革,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以税收、法律等为辅助手段,继续推动能源强度下降,控制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

4.加快推广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多元化、清洁化

要结合云南的自身优势,提高太阳能、沼气等清洁无污染能源的使用度,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积极开发和推广使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清洁化,大力发展清洁、优质能源。

参考文献:

[1]魏一鸣等:中国能源报告(2006):战略与政策研究[R].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韩智勇,魏一鸣,范英:中国能源强度与经济结构变化特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23(1):1-6

[3]云南省统计局:云南统计年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2008

[4]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1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苏南模式苏锡常个私经济

Abstract:“SouthernSuPattern”isanimportantpatterninthedistrict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performanceofthethreecitiesatpresentprovesthepatternisstillalive.Thispapertrytoreviewthepattern’shistory,andanalyzethepresentpattern,thenrecommendanyfeasiblesuggestions.

Key-words:SouthernSuPatternSu-Xi-ChangPrivateEconomy

“苏南模式”是指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代表的经济发展途径选择及经济发展途径组合，它是一个持续的、发展的概念，不单纯指某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选择和组合。苏南地区通常被定义为：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地级市以及昆山、江阴等九个县级市，在具体的地域范围上包括各城市的市区和农村。这一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而且强劲的发展持续时间长，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上，具有明显的特征，因而出现了“苏南模式”的提法。在不同的时期结合点上，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总是能出现自适应而转危为安，本文试图总结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并着重分析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一些具有实践意义的策略。

一、“苏南模式”的历史回顾

1983年费孝通先生在研究苏南三个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情景时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时过境迁，“苏南模式”几经起伏，但是由于其能够自我适应性的改变着，所以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依旧非常的快速、稳健。根据不同时期该区域模式的核心发展力量的不同，可以将这个模式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武进为代表的发展政府主导型乡镇企业的模式（1980——1994）。这个阶段的“苏南模式”最核心的发展力量是政府主导下的乡镇企业。以武进为代表的这个时期的苏南，每个市、县、乡镇、村政府都主导建立了很多乡镇企业，采取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发展策略，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工人，亦工亦农，农村劳动力在经过农村联产承包的改革后出现的剩余现象得到了弱化，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其他地区更充分的利用，因而这一时期的苏南经济得到了较全国更快的发展。

最终经济发展的结果是，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城市、农村基础建设得到了加强；农民自身经济实力增强，纷纷进城生活，苏南三市全面撤县建市，苏南的城市化水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幅度并不是很大；资本进一步集中于乡镇企业的代表——乡镇政府以及部分企业负责人，资本积累得到了加速。

然而由于这一阶段的乡镇企业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所以必然出现类似于国有企业一样的问题——产权不明晰。尽管这种模式以政府为主导，便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迅速完成，但是，随着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解的升级以及乡镇企业集资人经济理念的不断增强，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出现了危机。在国家实行经济着陆的过程中，由于乡镇企业实力有限、获取资源能力有限、市场空间有限等的限制，最终，第一阶段的模式发展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

第二阶段：以苏州为代表的接受上海、国外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1994——2000）。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深圳等“珠三角”地区突然发力，加速发展，随后上海浦东大开发，全国的财力、人力进一步倾向于上述两个地区，原本就遇到困难的“苏南模式”更是遭到了唾弃。但是，正是由于全面的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开放大环境，尤其浦东的开放开发，让和上海具有地缘优势的苏州找到了发展的希望。新加坡工业园的落成，成为这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转折点事件。随着苏州新加坡工业园、苏州新区、无锡高新技术开发区、常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部级开发区和一系列省级开发区的落成，三市吸引外资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外向型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这个时期的苏州，经济外向性更是明显。

表1苏锡常1999年外向型经济发展状况

城市苏州无锡常州全国进出口总额（亿美元）125.5543.4219.303606.30出口总额（亿美元）69.2825.5912.801949.30外贸依存度（％）42.0219.5919.6520.04合同利用外资（亿美元）35.6810.019.02412.23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28.5610.006.25403.11外资依存度（％）17.327.669.594.15

资料来源：根据1999年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计算及《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

；③区域生产总值的折算汇率为8.27（后同）；④区域进出口数和合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均为当年发生数。

第三阶段：私营、外资共同发力、苏锡常全面合作的发展模式（2000年以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日本、美国、俄罗斯等经济主体的长期低迷，对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苏南再次带来了打击，尽管1999年的苏南在经济的外向性指标的对比上还是遥遥领先，但是其依靠外资为核心发展经济的模式还是受到了威胁，因而再次出现了“苏南模式”终结论。但是苏南三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积极借鉴了“温州模式”，藏富于民，利用前两个阶段的资本积累，政府积极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从而出现了一个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的外资、个私双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现行“苏南模式”的分析研究

自2000年开始苏南地区经济发展再次涌现出无限活力的迹象，“苏南模式”成功的实现了二次转型，变革成为以外资和个私经济为双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

表2苏南三市2000——2004年经济总量、均量指标单位：亿元，元

年份苏州无锡常州GDP人均GDPGDP人均GDPGDP人均GDP2000154026700120127680600176252001176030317136031246673197072002208035700160136632760222602003280247700190142962900261102004329556095223250437110031600

资料来源：历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①2004年数据为预测数，增长比率依据常州市统计局预测作出，苏锡常三市增长率分别为：17.6%、17.4%和15.5％；②GDP即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一）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2000年开始，苏南三市积极学习借鉴“温州模式”，加快释放民间投资的张力，个私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苏南三市民间资本积累情况较好，为这一新阶段“苏南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源，据苏州统计局的信息2004年该市个私经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9.95亿元，较上年增长29.9%，高于其他类型投资主体投资增速19.6％，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28.9%，比上年上升了4.3％；常州市2004年前11个月非国有经济体实现投资413.6亿元，同比增长41.6%，在全市投资总量中所占比重由去年同期的76%上升到76.4%。

表3苏南三市2000——2003年个私经济发展状况

资料来源：各年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①“总值”指当年完成的工业总产值；②资产指个私经济体的当年累计注册资金余额。

三市的个私经济不仅在户数和注册资本、产值、投资等经济总量上在2000以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个私经济体为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提供了很强的推动力，具体指标见表4。从表4中的资料可以看出常州市的经济发展结构应该说是更具这一时期“苏南模式”的特征，其经济社会发展超过一半依赖于个私经济的发展，发展模式与“温州模式”更加趋同，该市出现了一些比较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个私企业，如红星家具和月星家具等。

表42003年三市个私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指标

资料来源：2003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外资经济以提升发展质量为主，外资经济体稳定发展。2000年以来苏南三市的外资经济体的发展稳中有升，和个私经济一起为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着巨大的推动力。

表52001——2003年苏南三市外资经济体发展状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历年各市《统计年鉴》。

这个时期的外资投资有着明显不同于前两个阶段的内容，外资主要投向的是高新技术企业及研发、贸易等第三产业。以外资为主导的企业出口能力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增强，地区外向性程度比较稳定，外资依存度变化不大，只有苏州的外资依存度超过20％，而无锡、常州的外资依存度依旧比较低，尤其常州的外资依存度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趋向，这是由于常州个私经济发展相对外资经济体更快而导致的；外贸依存度除苏州达到96.32%，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外，无锡、常州的外贸依存度提升较为平稳。

上面的分析说明苏州并不明显具有新“苏南模式”的特征，其主要的发展动力依旧在于外资经济体的推动。但是，其他两个市的发展比较符合前面模式的定义，然而随着苏州民间投资张力的释放，其个私经济必然会得到强化，而外资的比重将出现一定的相对下降，同时随着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其外贸依存度也将出现下降。通过EXCEL的统计分析（置信度为95％，主要采用的指标值：因变量为区域生产总值，自变量为当年实际利用外资与个私投资额之和由于指标值数据较少，因而在数据的汇总上，将数据按照月份进行了平均和按比例递增的调整，因而观测值为48个），2000——2003年的苏南三市经济发展与个私经济体、外资经济体的发展是高度相关的，三市汇总计算结果输出如下（经重新调整排版）：

表6回归统计

MultipleRRSquareAdjustedRSquare标准误差观测值0.9931440.9863360.979504140.622148

注：由于指标值数据较少，因而在数据的汇总上，将数据按照月份进行了平均和按比例递增的调整，因而观测值为48个。

表7方差分析

差异源SSdfMSFP-valueFcrit组间20564086.1312056408634.973730.001045.987374组内3527919.5426587986.6总计24092005.677

从输出的结果看，三市的经济发展与实际利用外资和个私经济体的投资额密切相关，在95％的置信度下，相关系数为0.993144，实际利用外资和个私经济体的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解释程度高达0.986336。因而可以说，从经济发展的核心资金来源来看，当前的苏南主要依托的是外资和个私经济。

（三）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加速各层次人才的培养，加强人才的引进。苏南三市在2000年以后加大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并加强对优秀人才的引进，常州市2003年全年引进人才1.1万名，较上年增长20％，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就有208名，比2002年增长68.3％；目前三市共拥有高等院校43所，在校大学生18.54万人，占三市总人口的13.43‰，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26.4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基本稳定在45％左右。

表82003年苏南三市教育发展情况

城市高校（所）大学生（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职业教育学生（万人）中学生（万人）初中升学率（％）苏州168.404510.6836.7596.30无锡174.84……8.2430.9695.38常州105.30427.5023.0096.40合计4318.54——26.4290.71——

资料来源：2003年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苏南三市在新的形势下，加大对科技投入的力度，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稳步提升。2003年常州市共投入科研经费1.4亿元，其中市级科技计划经费979.5万元，其他来源科技经费3010万元，科技进步对工业和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4%、56.4%，分别比上年提高1.2％和0.3％，实现全年专利申请1647件，专利授权922件，分别比上年增长47.7%和13.0%；无锡市在2003年启动了知识产权第一批万人培训计划，全市专利申请量达2160件，同比增长27.4％，授权量1351件，增长44.2％，科技进步对农业和工业贡献率分别达到57.96％和48.04％；苏州市2003年被列为全国专利工作试点城市，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科技对工业、农业增长贡献率亦分别达到49.7%和57.1%，全年专利申请量3780件，专利授权量2593件，分别比上年增长21.6%和11.6%。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为三市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四）以提高城市品味为龙头，以开发区为发展载体，实现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张。苏南三个城市在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4年在提高城市品味上都作出了比较大的动作，通过举办一系列的经贸活动，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如无锡举办的“太湖博览会”、常州举办的“2004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三个城市在2004年“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评选中均入围前20名，而苏州和无锡更是顺利当选“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通过一系列经贸活动的开展和评选活动的参与，三市的城市品味在无形中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为将来外资的进一步引进、产品市场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较高的平台。

注重开发区的建设。截至2003年底三市共拥有部级开发区7个、省级开发区26个。苏州5个部级开发区和11个省级开发区2003年共新增合同外资81.7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4.1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7.6%和23.3%，占全市的65.4%和64.8%，其中苏州新区和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昆山开发区三个部级开发区实现财政收入118.58亿元，占全市的28.93％，进出口总额达394.23亿美元，出口总额达196.18亿美元，在全市总量中的比重分别达到60.04%和60.12％；而三市中开发区建设较差的常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在2003年也实现业务收入885.6亿元，增长41.8%，实现工业产品销售收入590.9亿元，增长38.8%，合同利用外资15.0亿美元，增长50.1%，占全市的比重达到72.9%，实际利用外资5.2亿美元，增长119.5%，占全市的比重达到61.2%，开发区内企业自营出口12.8亿美元，增长49.9%，占全市的36.3%，实现财政收入18.3亿元，增长30.5%。开发区尤其部级开发区的飞速发展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载体，随着开发区的不断完善和不断升级，经济规模将不断扩大，苏南经济将会实现更大的跨越。

（五）苏锡常三城市开始全面合作。一是在江苏省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苏南三市积极进行合作。江苏省省委、省政府批准了《苏锡常都市圈规划》，苏南三市在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人才引进和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有了上级政府的支持，三市的合作深度将进一步加强；二是三市自主的合作意向在2000年后有很大的加强。考虑到区域合作的成本和效益，三市对产业结构雷同、发展思路雷同、招商引资竞争激烈等的危害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三市主动联合，加强合作，出台了一系列减少区域竞争内耗的政策措施，如统一规定招商的优惠条件，不再恶性竞争的给予特别的、畸形的优惠政策等；三是苏锡常加强了与浙北嘉兴和湖州的联合，积极参与打造“环太湖都市圈”。这些措施的出台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将为这一区域甚至环太湖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发展的平台。

（六）现行发展模式的本质分析。无论是苏州以外资外主、个私经济为辅的发展模式，还是无锡、常州外资个私平均发展的模式；无论是在教育上加大投资，加速人才引进，还是加强互相的相互间合作以避免内耗方面；无论是三市在提升城市知名度方面作出的努力，还是在城市品味本身的提升努力上，苏锡常都在围绕着一个目标——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这一阶段的“苏南模式”不再是一种带有盲目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长远的规划、全面的考虑的模式。而且苏南三市在具体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上更是采用了有利于发挥自己优势和潜力的路径，因而新时期的“苏南模式”是一种统一而又存在内部差异的模式。

三、总结

“苏南模式”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成功，及其自身出现问题时的顺利转型，以及现存模式的无穷活力说明了“苏南模式”的正确性和实用性，但是，模式只是在某种特殊环境中的一种发展路径选择与组合，“苏南模式”在苏南是成功的，却不能放之四海。需要总结的是模式发展本身的规律：

1、“苏南模式”的变革进一步证实了应该与时俱进。没有哪一种选择可以亘古不变，没有一种组合是永久稳固的，调整必须依形势的变化而适时的作出，否则必将导致发展失败，并且增加将来改革的成本。

2、发展地方经济应该注重于自身优势的发掘和利用。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要考虑自身在资源、技术、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因素，要注重自身优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3、经济发展模式要和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不能超越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限制，要注重资金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的积累，注重人文环境、法律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和完善。

4、认清发展地方经济的根本动力在于留住人才、开发人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注重在留住人才方面下功夫，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策略时要充分认识到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无可替代性，将人力资源建设放在首位。

5、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路径选择上眼光要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长远规划以及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不能目光短浅，如在资本积累这一角度看是否应该引入发达地区的“夕阳产业”来发展本地区经济，必须要考虑自身资本积累的速度是否可以承受不引进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经济发展缓慢方面带来的损失，权衡利弊，做出具有长远性的规划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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