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篇1

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将进入体系转型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期,西方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妥协与合作决定着未来世界的发展走向。中国在未来十年将经历一个综合实力增长的黄金期和深层矛盾凸显期,如何使用不断增长的实力以及能否解决各种深层矛盾决定着中国崛起的基本前景。

未来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将发生重大变动,世界体系的转型为中国的发展既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外部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结构和政策应对将经历一个不断调适的剧烈过程。中国外交需要在保持战略上防守的同时,在战术层面积极作为,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朝着和平、合作的方向发展。

未来世界:

加速步入“后危机时代”

在国际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全球性问题空前凸显等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正加速步入后危机时代。未来十年,世界将在权力结构、问题议程和决策规则三大层面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权力结构的调整。西方与非西方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分野为我们理解未来世界的权力结构提供了独特视角。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一度进入了由美国霸权定义的单极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全球规则的制订者和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在东西和南北关系中占据全面的优势。然而,冷战结束短短十多年的时间,西方的中心主义地位就出现了明显动摇,其国际权威和全球影响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尤其是西方霸权的核心支柱美国,因对外政策失误和内部经济困难而出现了严重的实力透支。奥巴马的变革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经济状况和国际形象。然而,美国内外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在内部,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状态制约着奥巴马重建制造业辉煌的雄心,政治上的极化现象也不利于塑造政治行动所必需的统一意志和战略共识。在外部,反恐战争的久拖不决还将耗费美国相当的实力资源,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短期内也没有彻底解决的可能。这些都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很难再回到新世纪初期的状态,华盛顿不费力气和低成本行使国际领导权的日子成为历史。作为西方阵营重要成员的日本和欧盟都面临着内部的政治博弈和社会治理难题,难以为西方中心主义地位的维系提供有力支持。因此,尽管西方在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中心,但其内部阵营的三大支柱各自都存在众多问题,其未来发展非常不确定,其主导世界的能力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与西方阵营相对应的则是一个相对分化和弱势的非西方世界,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失败国家和反美主义国家,其中前三类国家(群体)在国际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首先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十年来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率和增长潜力,国家实力显著增强,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一支重要力量。未来十年,如果新兴经济体能够继续保持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它们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中地位将得到实质性提升,它们与现行国际俱乐部的关系决定着未来世界稳定与否。其次,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战略存在,不断地游离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试图在融入西方与新兴大国身份之间保持平衡,以增强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砝码。未来俄罗斯的问题在于内部政治稳定的可持续性和市场再改革的成败。最后,从冷战结束到现在,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现代化尝试并不顺利,进而导致了伊斯兰传统与世俗价值、本土文化与西方影响之间的持久冲突,在外部则与西方世界积累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深刻矛盾。伊斯兰世界的道路选择将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西方与非西方的发展态势和互动关系意味着世界权力结构从西方一超中心向多强权力共享的格局转变,未来的世界结构将呈现出更加均衡合理和平等竞争的局面。

第二,问题议程的转移。世界的问题议程在保持传统的、安全议题的同时将更加凸显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气候变化、资源紧张、粮食短缺等一系列全球问题不仅涉及各国的利益增减和竞争态势,更关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尽管科学界和经济学界对几乎所有全球问题的起源和后果都没有完全定论,但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真问题”,而被纳入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正式议事日程。尽管如此,全球性问题在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将在一个没有结果的争吵中前进。理由是在几乎所有的全球问题上,各国在面对共同威胁的同时都存在重大的利益差别,其结果是一方面各国在政治上都很高调,以争取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则都以自身的发展需求为基本考量。因此,共同的行动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政治磋商和利益妥协。

第三,决策规则的变化。长期以来,美日欧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导性力量,它们的发展态势及相互间博弈关系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基本图景。反映在决策机制上,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组织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的规则确立和议程设定。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背景下,决策效率和代表性两个层面更加平衡的G20受到青睐,并迅速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论坛。G20的兴起推动了国际政治的集团化趋势,人类因此可能进入一个“G时代”。为了占据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制高点,各国都在积极组建类别繁多的集团。由于不同集团的利益整合和规范塑造能力不同,那些共识稳固、功能强大的集团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存活,并成为未来国际规则建立的起点。

未来中国:

迎接内部治理挑战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国家实力。

未来十年,中国的总体实力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在经济层面,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相当时期内仍然充足,中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必须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而大力促使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努力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内涵和质量将得到大幅提高;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预期将会有实质性的改善;的存在,以及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要求中国的安全战略必须要确保国家边界内外的利益诉求,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步伐不会减缓或停滞;由于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危机应对中的突出表现,“中国模式”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的软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因此,可以说中国在未来十年还将经历一个实力增长的黄金期。

当然,未来十年也是中国内部各种深层矛盾最为突出、发展环境日益复杂的时期。首先,收入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在扩大,还有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如何防止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共振”和集中爆发,考验着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其次,随着中国从魅力型领导到常规政治的过渡,领导者的个人威望和意识形态整合能力都不同以往,能否以新的共识加强党内团结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再次,三十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力量的显著成长,这在激发社会活力和彰显个性独立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决策环境的复杂化。政府越来越需要在慎重理性决策与回应民族主义情绪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重大的战略性失误。如果再考虑到2022年前后,中国经济将因“人口红利”渐趋消失而有所减缓的前景,中国内部治理的挑战将更加凸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制度调整和社会改革来调解矛盾或降低相关问题带来的冲击效应。唯其如此,中国实力增长的前景才能保持乐观。

“韬晦”与“作为”的新平衡

实力和问题的并存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双重特性国家,既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部挑战和国际风险;既需要回应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权利诉求,建立更加和谐的国内社会,又需要消除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战略疑虑,维持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

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的两个层面:在战略层面,外交仍将保持具有防御姿态的“韬光养晦”战略,为国内问题的优先解决创造条件;在战术层面则需保持积极的“有所作为”,以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和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从对外战略的层面来看,特别需要注意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心态变化和政策调整。例如,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其中心地位和优越感的丧失倍加担忧,对中国的戒备显著加强,在坚持接触交往战略的同时强化了防范制衡的一面,在制衡战略中又特别强调软硬手段并用;新兴国家对中国的竞争意识也在不断上升;周边国家对华心态同样面临着新的调整过程,反映在政策选择上多是拉住美国以平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心态也很复杂,积极欢迎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商品,但又担忧中国的强大竞争优势。

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篇2

为期3天的本届论坛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密集安排了90多场各种形式的会议，与会者将围绕低碳增长、变革性创新、移动经济、城市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世界经济论坛由施瓦布于1971年创立，总部在瑞士日内瓦，每年初在瑞士达沃斯召开年会，夏季达沃斯是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以外举行的全球性会议。中国同世界经济论坛保持着密切联系，从1979年起，中国多次应邀派团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了“中国夏季达沃斯”的想，2006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正式成立，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于2007年在大连举行，今年是大连市第三次作为承办城市。

中国国务院总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的致辞。他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三年，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界和专家学者都在深刻反思，探究危机产生的原因，寻求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未来发展之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喝彩的，也有怀疑的；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对此，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胸中是有数的，信心是坚定的。

最后说，中国经济一定能够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并为推动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新的贡献。我们真诚欢迎各国企业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共享中国繁荣进步的机遇和成果。

此次论坛推出了一个新的社区――全球杰出青年社区。这是一个由地方中心构成的全球网络，由年龄在20―30岁之间，在为社区作出贡献方面有着非凡的潜力、成就和决心的年轻人创立并领导。论坛上，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与波士顿谘询公司（BCG）共同一份题为“重新定义未来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领军者”的新报告，以更好地理解并凸显迅速成长的公司在新兴市场中开创的最高层次的可持续性商业实践。

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篇3

[摘要]：首次阐明我国应再次申办奥运会及世博会的必要性。并从我国战略发展角度出发，探讨未来我国10-20年对奥运会及世博会的需求。并通过多角度分析我国存在再次申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可行性。

2010年，我国成功举办了世界顶级博览会――世博会，并在10月31日圆满落幕。盛会的余温未消，思考我国未来该如何发展已经开始。2007年笔者在为某大型文化机构所做的文化项目策划中初步提出了中西部特大城市申办世博会与奥运会的构想，由于商业机密原因未予发表，2009年9月、10月，世博会闭幕前夕，就中西部城市代表中国再次申办世博会与奥运会的问题与有关人员进行了初步沟通，媒体公布广州、宁波有意申办奥运和世博后，笔者认为，中国再次申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学术发表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抛砖引玉提出此提议，望国人重视，并认真探讨，有关方面尽早准备，尽早启动再次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的申办工作，让世界顶级盛会再一次促进中国发展，在未来实现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匹配发展，并在未来新的时代高度上促进文化创新、科技创新，为人类文明作出独特的贡献。

一、我再次申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必要性

1、我国10-20年间国家政治效益需要

现阶段某些媒体及政治家提出G2的想法，暨美国和中国为世界领头羊。2010年3月22日出版的《时代》对未来十年进行了预测第二条既是“中美，不可或缺的两大轴心”。正是基于此，“中国威胁论”在海外甚嚣尘上，同时，海外媒体妖魔化中国，使世界很多地方都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再次申办奥运会从我国政治立场角度看从国家对外文化软实力构建的角度讲。未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国家对外文化传播都需要新的由头，需要新的世界性媒体事件。现在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中，无论是在国外电视台播放国家形象广告，还是其他努力，尚缺乏长期持久的筹划和媒介刺激。未来10-20年申办世博会与奥运会，由于两项盛会的重要性及国际关注度，国家软实力可再次以此为契机，成为世界媒体焦点。同时，要进行10-20年的总体谋划，从申办到举办，再到举办后期，进行长时期的文化软实力构建。而且在举办期间，依然要以此盛会为平台，形成高峰状态的国际交流及文化建设。

2、我国10-20年后国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

去年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时，我国GDP“保八”成功，未来10-20年世界可能依然要在金融危机中缓慢复苏。根据经济规律周期，到2030年刚好是世界经济革命完成之时。在这10-20年中，我们期望我国仍能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我国经济将怎样发展，如何保持高速发展将是严峻的问题。根据新华网预测，今后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至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达到75.7万亿元左右，按目前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11万亿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届时我国经济规模可能接近美国水平，超过日本一倍，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20%。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罗伯特•福格尔更预测称，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占全球GDP的40%。

但是，查看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高速增长的国家20年比较多，30年比较少，40年几乎没有，日本、德国、韩国这些经济增长比较突出的国家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规律性，“按照人均GDP1990年的美元计算，当达到1万美元以上的时候，工业比重、投资比重和经济增长的速度都开始下降”。现阶段，我国依靠四万亿的基础投资摆脱金融危机，那么未来，在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50周年时，除我国自身经济按规律发展外，我国从战略角度应该筹划怎样发展。

未来10-20年我们依然需要世界级盛会的到来，从申办前期的基础建设，到申办启动时的“注意力经济”吸引、再到举办前夕整体的投资、建设，再到举办时的转播权、赞助商投资、门票、旅游，最后到盛会结束后的旅游吸引力，投资吸引力等的延续，长达7-10年或者更长的世界焦点事件将长期刺激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并带动各行业整体发展，特别是我国经济面对整体转型时期，世博会及奥运会将整体带动绿色农业、建筑业、通讯及电信产业、媒体、广告业还有旅游业全面发展，带动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大幅度提升我国GDP质量，提高绿色GDP比重。

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与日本、韩国等高速增长国家不同，我国目前的高速增长多半来自于我国东部地区，10-20年后，我国中西部地区仍很有潜力发展，并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驱动力量，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无论从国家政治安全角度或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未来我国发展都要加大中西部发展力度，届时，中西部地区需要世博会及奥运会这样的世界顶级盛会，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同时，吸引投资，增强中西部地区优秀资源吸引力。

3、我国未来10-20年经济发展转型需要

首先，未来10年我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进口占总消费的比例将从目前3%提高到2022年的20%[1]，到2030年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高达75%，对能源巨大的需求将带来能源安全风险。从战略角度讲，从现在开始规划发展低碳经济，追求绿色GDP就显得十分重要。从申办开始，直到到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将提高居民娱乐休闲消费意识，扩大娱乐休闲行业发展空间，带来传媒业的巨大发展，带来数字内容产业的快速增长，并推动创意设计、影视制做、文艺演出市场发展，还有旅游业的增速。那么未来10-2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将出现新局面。

其次，利用好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契机，实现我国经济整体转型。未来十年我国文化产业的GDP的贡献率将从目前的3%提高到约7%。同时，未来10年也将是我国文化消费高度发展的十年，如何利用好这十年的发展，以文化产业为核心，全面经济文化化，实现我国经济整体转型，也是我国战略发展的需要。奥运会和世博会做为文化产业的顶级盛会，是文化和创意大规模地作用于旅游业、制造业甚至农业等其他产业的链接点，能够全面催生以传统文化产业为基础的文化创意经济，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二、再次申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可能性分析

1、国际已有一国在10-20年再次举办奥运会及世博会的先例

（1）10-20年由一国举办奥运会及世博会的先例

首先，从举办奥运会的角度讲，美国举办过4次夏季奥运会和4次冬季奥运会，最近的两次夏季奥运会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如果不算入1940年由于二战停止的在日本举办的夏季运动会，日本在承办了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后，还承办了1972年的札幌冬奥会和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

其次，10-20年内在同一国家举办世博会的先例较多。亚洲就有日本这样的先例：1970年大阪世博会；1975年冲绳世博会；1985年筑波世博会；2005年爱知世博会。日本在1970-1990的二十年间，举办了三次世博会。韩国也将在2012年举办丽水世博会，从1993年韩国大田世博会算起，韩国在20年间也举办了两届世博会。欧美国家的先例更多，美国就举办了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1964年纽约世博会，1974年斯波坎世博会，1982年诺克斯维尔世博会，1984年新奥尔良世博会，同时在此次上海世博会上，美国还表示可能会在硅谷申办下一次世博会。

（2）10-20年内由一国再次举办的成功案例――美国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短短相隔12年，美国成功举办了两届奥运会，而且都获得了很大的收益。1984年美国成功举办了洛杉矶奥运会，并且为南加利福尼亚地区带来32.9亿美元的收益，1988年，美国再次申办1996年奥运会，同年竞争者还有雅典，而1996年正值奥运会百年之庆，许多人认为12年后再在同一国家举办奥运会过快，更加青睐雅典，但是亚特兰大还是胜出了，并且根据亚特兰大奥组委会提交的《1996年奥运会对佐治亚州的影响》，奥运会为亚特兰大创造了51亿的收益，对美国整体经济影响为30亿。同时根据报告“奥运会相关的州外参访者每支出1美元就为佐治亚州居民创造64美分的收入，每支出30，833美元，就创造一个新的全职或兼职就业机会。”[9]

2、我国已有举办成功先例，并取得较好收益，并可以此估算再次申办可获得收益

首先是08年北京奥运会效益

（1）我国通过奥运会获得的政治效益

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对外宣传向公共外交转型的里程碑。在此之前，我国对外传播手段多为“宣传”类，这在西方语言体系中多为出于自身利益的含有贬义的行为。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标志着我国从对外宣传转向公共外交。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曾经指出：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2]。奥运会以其全球化的背景、政府的主导性，社会精英的关注度，公众的参与性，以此为开端，我国以奥运为主题，积极进行国家软实力的建构，形成外交多价值观、多目的性及多边的公共外交平台。

（2）我国通过奥运会获得的经济效益

北京奥运会从申办开始，已经带来的可观的经济效益。奥运前期，北京市用于奥运会的投资达2800亿元，64%用于基础建设，拉动了相关行业的增长，相关产业及消费需求也不断提升，与奥运相关的农业、工业与建筑业、及第三产业中的传媒业、广告业、旅游业等都扩大了发展空间。

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信息研究部副部长林显鹏测算出从2003年至2010年，北京奥运会产生的总体经济影响将达到717.06亿美元，其中直接影响为419.32亿美元[3]。同时英国运动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格拉顿在08年6月举办的“2008奥运经济(北京)论坛”上表示，估计北京奥运会至少能够带来60亿美元的“赛后收益”

（3）我国通过奥运会获得的文化效益

有形的文化效益方面，以“水立方”、“鸟巢”等体育设施和以奥林匹克公园为代表的体育文化中心是北京奥运会标志性有形文化效益。无形文化效益方面核心是北京奥运提倡“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具体包括：我国为中西方文化发展提供的交流平台，增加奥运会精神内涵，加强民众的运动精神和健康意识，特别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对我国民众公民素质的教育及基本知识的宣传，礼仪教育、法制教育、诚信教育，提升了我国公民基本素质水平，特别是“绿色奥运”理念，加强了我国民众的环保意识，环保行动同时也进一步促进民众的低碳生活发展。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培养了我国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体育人才，同时也形成了我国良好的志愿者体系。

（4）我国通过奥运会获得的社会效益

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国家声望显著提高，国民凝聚力增强，民族自豪感也显著增加。北京奥运的口号之一“绿色奥运”，带来了清洁能源使用率增加[4]，绿化覆盖率提高，空气综合污染指数明显降低。

其次是10年上海世博会效益

（1）我国通过世博会获得的政治效益

10年上海世博会首屈一指的政治效益暨我国提出的“世博外交”这一开创性的命题。“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绿色外交、经济外交、公共人文外交等相互结合展现出一幅精彩纷呈的世博外交画卷，全方位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极大地丰富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时代内涵，”[5]

（2）我国通过世博会获得的经济效益

世博会刚刚落幕，游客人数超过7000万人次。据官方统计，上海世博会的总投资额为286亿元，其中建设投入约180亿元，包括世博会永久场馆、基础设施、世博村以及交通、电力等方面的改造，运营投入约106亿元。而世博会的直接收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来自门票收益，占50%左右；第二部分为中外企业赞助，“上海世博局相关负责人称，目前上海世博会共有13家合作伙伴、14家高级赞助商和29家项目赞助商，总赞助金额为70亿元。”；第三部分为世博会特许商品销售，“总额将达到50亿”。[6]

（3）我国通过世博会获得的文化效益

世博会是现今最大的跨文化传播的世界级平台。本次世博会共有2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列为世博之最。世博的有形文化效益方面以“中国馆”和永不落幕的“网上世博会”为标志。无形文化效益方面，世博会强大的跨文化交流功能以及密集的跨文化场所，提供给参展者了解世界，知晓全球的机会，提升了很多国人对他国文化的了解，更是优秀的“软实力”构建平台。

（4）我国通过世博会获得的社会效益

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同奥运会一样，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增加了民族凝聚力和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上海世博会做为世界级博览会还有诸多其它方面的社会效益。通过上海世博会，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关注“智慧经济”，通过世博会了解和学习世界智慧经济的发展，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我国产业经济的转型。

3、再办奥运会和世博会我国已有成熟的风险规避措施

奥运会时世博会的风险主要是为了举办世博会和奥运会政府方面出现的过量修建场馆，改造基础设施，并针对奥运和世博周期进行过量放贷等，短时期内经济数据上升，但从长远来讲，却亏损巨大。如1976年加拿大为举办奥运会修建场馆设施、后期保养费用加上拆除费用造成加拿大政府大量负债。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政府花费190亿美元建设高速火车和滑雪跑道，会后高额的维护费和较低的利用率导致了长野二战以来最高的经济衰退记录。

相比我国，08年奥运会前期投资中有64%投入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我国奥运场馆在赛后也得到充分的利用：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这些综合性功能的场馆除发挥本身的运动场馆功能外，也积极进行了多角度开发。如特色旅游开发、承办赛事以及举办商业演出，而且已逐步的步入正轨，国家射击馆和国家自行车馆赛后单一性功能的场馆设为国家队训练基地，为我国实施奥运战略提供支持，同时承办高等体育赛事，比免场馆重复建设，同时，由于奥运场馆的质量较高，所以承办了多次主题活动及会展项目。建在大学校园内的奥运场馆一方面用于满足高水平赛事的需要，另一方面为大学生及周边居民的运动健身提供服务。

同时，应该看到我国10-20年后，大部分城市、地区基础设施已修建完毕，政府投资可更大比重的投入于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而且08，我国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营销措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此为基点，我国再次举办奥运会，企业可加入短期内可获得经济效益的项目投资，减少政府的投入。如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政府投入95%，而相比之下，洛杉矶奥运会政府拨款只占了2%。

三、由我国再次举办奥运会及世博会的地点选择

我国地域辽阔，但现今形成北上广的重点发展模式，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同年，广州将举办亚运会。我国中西部地区现今也在增速发展，中西部地区也希望通过世界级盛会拓展发展空间，吸引投资，加快发展。如昆明的园艺博览会，西安的花博会等。中西部地区在发展战略上也存在发展瓶颈问题和需求世博、奥运这样的有“催化综合效应的”世界顶级盛会加速发展。成都、重庆、武汉、长沙、昆明、西安都有都潜力申办世博会与奥运会，同时也都有望成功申办。

今年，《福布斯》公布的未来10年发展最快城市研究报告，成都高居全球第一。同时，国家提出建设成渝改革实验区。所以，成都可以和重庆联手成功申办奥运会和世博会。成都与重庆之间相接区域，资源丰富，地价便宜，如果成功举办，可以不像寸土寸金的上海，将很多有价值的场馆化为无形，在这里，可直接设为永久世博园区或永久奥运园区，直接成为联通成渝两地发展的核心，并以此为圆心，辐射整个中西部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协调快速发展。

[注释]

[1]：网易，《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十大发展趋势》[EB/OL]，http://money.163.com/09/1004/08/5KP24BUB00253B0H.html

[2]：张桂珍，《对外宣传向公共外交的转型》，《当代世界》[J]，2010年9月，第39页

[3]：华商网，《专家称我国2008北京奥运直接收益超过20亿美元》[EB/OL]http://www.hsw.cn/sports/2008-09/08/content_10274765_2.htm

[4]：王科峰等，《举办北京奥运会的社会效应评价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8月，第28页）

[5]杨洁篪，《世博外交：中国外交的新起点》，《求是》2010年17期，第40页

[6]：网易，《世博会经济效益远超北京奥运会》[EB/OL]http://news.163.com/10/0514/08/66KOMIRQ00014AED.html

[7]：付磊，《奥运会影响研究：经济和旅游》[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3月1日

[参考文献]

奥运文献：

《北京奥运会对我国发展进程的影响》，张振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7月，第402页

《举办北京奥运会的社会效应评价研究》，王科峰等，《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8月，第28页

《后奥运时期北京奥运旅游资源发展趋势探析》，李少龙，《体育与科学》，2010年5月，第47页

《北京奥运会中国赞助企业及其营销特征分析》，李生民，《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8月，第31页

《政府在北京奥运会时常开发中的作用研究》，杨?，首都体育学院2008届

《北京奥运会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及评价体系的构建》，王智慧等，《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5月，第10页

《北京奥运会增强国人凝聚力的研究》，章建成等，《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年7月，第41页

《奥运会影响研究：经济和旅游》，付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3月1日

《北京奥运资源及后续利用战略研究》，颜炳峰，《体育与科学》，2008年7月，第17页

《北京奥运遗产价值内涵诠释及开发与利用》，杜文等，《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4月，第29页

《北京奥运场馆赛后运营研究》，陈瑞等，《体育文化导刊》，2010年9月，第60页

《上海市民对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标准诸因子认知状况分析》，《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年5期，第12页

《美澳潜在游客对2008奥运会的兴趣和旅行意向的研究》，杨萍等，《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3月，第23页

世博文献

《世博外交：中国外交的新起点》，杨洁篪，《求是》2010年17期，第40页

《上海世博会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蔡建国，《红旗文稿》，2010年9月，第28页

《海外报纸上的上海世博会》，郭建良，《新闻与记者》，2010年7期，第48页

《全球媒介事件对国家软力量的影响》，王云，2010年9月下，第57页

《世博会：上海走向创意之都的华丽亮相》，金元浦，《电视研究》，2010年6期，第16页

《上海世博会低碳效应研究》，汤伟，《上海经济研究》，2010年7期，第86页

《2010年上海世博会跨文化传播的价值与策略》，周小祥等，《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3月，第67页

《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汇的新篇章》，金鑫，《当代世界》，2010年5期

《举全国之力集世界智慧办世界博览》，王安琪，《求是》，2009年10期，第7页

《上海世博与我国物流发展》，孟晓翠等，《中国商贸》，2009年14期，第90页

《上海世博会正外部性经济与风险规避》，杨丽霞，《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8月，第81页

《复杂网络思想在上海世博会旅游产业集群中的应用》，刘建平等，《经济地理》，2009年12月，第23页

《应对上海世博会加快发展苏州现代服务业》，周东梅，《特区经济》，2009年12月，第52页

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篇4

最近一个时期，剧烈的汇率波动，利率上升和日益增加的能源成本，中东地区的战争冲突和美国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为世界经济能否保持近两年来的强势增长增加了不确定性，尤其对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影响较大。在此背景下，反映经济学家对美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未来经济预期的即期景气指数和预期景气指数出现明显下滑。对西欧和亚洲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趋于乐观，但对未来6个月的预期稍有下降，反映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总的来说，随着除美国外的另外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和德国呈现经济复苏态势，经济学家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表示满意。综合近6年的经济学家信心指数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充满信心的区间，但由于经济预期开始下降，表明世界经济正在接近正常的增长周期的回落阶段。

虽然经济学家预期未来6个月世界经济增长将减缓，但对未来3～5年的中期经济增长预期比2003年同期乐观一些，预期增长率为3.1％，比2003年同期做的预测高0.2个百分点。

与前几次调查相比，预期未来6个月短期利率将上升的经济学家人数在减少。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不断减弱的通货膨胀压力使提高利率显得不那么必要。这种趋势不仅在欧元区清晰可见，其余大多数国家也基本类似。

经济学家预期2004年全球消费价格水平平均增长2.9％，这表明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不断冲高的油价会导致令人担忧的高通货膨胀。

在欧元区，2004年的通货膨胀预期与2004年7月份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西班牙和希腊可能再次成为2004年通货膨胀最高的国家。对美国2004年的通货膨胀预期为2.5％，比2004年7月份的2.6％略有下调，为美联储认为可以接受的水平。

亚洲国家的通货膨胀预期从2004年7月调查的2.3％提升至同年10月调查的2.6％，主要是因为中国通胀预期较高，达到4.8％。

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欧元略微高估，英镑也认为被高估。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认为美元有些被低估，日元接近其均衡水平。

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篇5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

世界正在经历一次慢动作的经济危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此次危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持续下去。

今天，情况无疑看起来非常惨淡。经济停滞和不平等现象日益扩大，导致发达国家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情绪激增，英国投票退出欧盟、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就是最好的例子。不H如此，绝大部分发展中世界（中东和北非）已经卷入冲突，有些国家甚至徘徊在政府失灵的边缘。

尽管这种动荡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持续下去，人们对动乱后世界的样子却鲜有共识。我预测：今后50年，世界经济可能（但不保证）蓬勃发展，全球GDP年增长率高达20%，而且收入和消费每四年左右就能实现翻番。

乍看上去，这种情况似乎遥不可及。毕竟，全球经济目前仅以3%的年均增速增长（过去几年来甚至更低）。但全球经济增长加速到之前难以想象的水平也不是第一次了。

今天，数字革命极有可能将增长提升到新高度。事实上，我们正处在戏剧性技术突破的时代，数字科技的进步将世界所有角落联系在一起。因此，工人不仅变得效率更高，而且正获得更多就业机会。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个人现在可以为跨国企业打工。

这一趋势的经济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例如在美国，（经通胀调整的）平均实际工资几乎没有任何提升，即使失业率已经降到4.3%左右。通过让国外低工资工人和越来越多的机器承担更多工作，技术强化了“最高工资天花板”。

打破这一天花板的关键，是要改变人们所从事工作的类型。通过改进教育和培训以及提高再分配效率，我们可以促进从艺术到科学研究等更多创造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虽然这样的工作看似浪费，因为取得一项重大成就或突破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但我们只需要一项这样的成就或突破就可以创造出足够的价值来提升每个人的生活。而且事实上，随着创意产业的增长，经济增长将实现大幅回升。

这样的结果可能性不小，但却并不确定。要确保实现这样的结果，需要根本性地改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让劳动者顺利过渡到创意性更强的工作。这需要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制度，包括成人再培训工作;还需要为失业工人提供某种财务缓冲的政策和计划，否则，机器和股权所有者将利用技术破坏获取经济蛋糕更大的份额。在国家内部，我们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利润共享来实现这一目的，比如，规定15%-20%的国内总利润归工薪阶层“所有”。

消费模式同样需要改变。如果总体消费每四年增长1倍，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和飞机飞行的里程数也会相应翻番，我们将很快超过地球的承载限度。鉴于预期寿命上升不仅会带来人口增长，而且会增加老年人所占比例，这种趋势成真就更是无可避免。我们需要建立恰当的激励机制，以确保我们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公众健康。

如果我们无法在未来若干年实现这样的政策转变，未来50年世界经济将很可能转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2067年人类将面临不平等恶化及冲突混乱加剧的状况，而选民们则继续选择利用他们恐惧和不满情绪的领导人。我认为，基本可以排除出现中间状况的可能性，即世界不会大体延续过去30年-40年的表现。

1967年，世界见证了经济（那年6月，伦敦郊外安装了全球第一台ATM）和健康（同年12月，世界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在南非取得成功）领域的伟大创新。如果2067年想要成为上述突破合格的百年纪念日，那么现在的动荡必须激励世界领导人竭尽全力制定并落实创造更加繁荣、平等和稳定未来所需的创新政策。

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篇6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贸易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反弹;人民币升值

2009年12月5日,由世界经济学会、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a&WorldEconomy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三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暨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重点高校及研究所的代表共聚一堂,就“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走势及中国如何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在全球经济逐渐进入反弹的时期,此次的会议对于预测世界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势及探讨相应的发展策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形势

(一)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

2008年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全球经济不平衡,尤其是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问题极大地暴露出来,并引发大范围的讨论:究竟这种“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经济模式是否有待调整?对此,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认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不可持续的,亟待纠正。他提出,美元在长期内趋于走弱。美国净外债与GDP的比值走向反映出这种趋势。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累积使得其净外债占GDP比重逐渐增大,而GDP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偿债能力的表现。自1982年开始,美国就成为净债务国,且外债越来越多,截至2007年底,美国积累外债达到2.4万亿;从1985年至2009年10月,美元战略贬值61%,美元的不断贬值将最终导致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将对美国造成深重危机,因此危机前美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余永定运用宏观经济学基本公式“I-S+G-T=M-X”来分析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化趋势: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私人投资大幅缩水,储蓄率有所提高,数据显示“I-S”缩水1万亿左右,而美国2009年财政支出达1.6万亿,因此,在危机爆发之后、政府出台财政政策之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略有减少;但在财政政策生效之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又逐渐增长。2010年,美国为了实现其“保增长,维持美元稳定”的双目标,将大幅运用贸易保护政策,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拉动就业并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这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面对挑战,中国应该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降低投资率,减少对外依存度,减少贫富差距并大力发展非贸易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世界经济形势与未来展望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起伏不定,剧烈动荡。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具有以下三特点:

1、经济危机基本稳定。

2、世界经济在经历了第一、二季度的最低点之后开始逐渐反弹。

3、当前世界经济是否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复苏阶段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1)失业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维持在高位水平。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当前失业率为10.2%,欧洲为9.9%,日本为5.2%,且目前看不到高失业率将得到解决的迹象。(2)个人消费水平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财富效应”使得财富普遍缩水,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疲软。(3)发达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0月份美国产能利用率为71%,欧洲为70.7%,低产能利用率意味着大规模投资受到抑制。(4)脆弱的金融体系。以美国为例,其金融体系的坏账或被政府购买,或被冻结,只有借助经济复苏来加以消除。而且,美国银行体系中有大量资产与金融衍生品紧密相连,一旦利率波动,整个很行资产将大幅缩水,从而对经济复苏产生抑制,因此,脆弱的银行体系阻碍货币当局利用利率来对经济进行调节。(5)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其未来走势非常不明朗。(6)金融监管对全球金融体系影响不确定。严格的金融监管增加了全球的投资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信心,因此,其对未来经济复苏的影响难以确定。(7)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难以确定。(8)初级产品、能源产品、大宗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不能确定其未来明确的变动区间。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又与经济形势紧密相连。(9)“低碳经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难以把握。张宇燕指出,基于以上九个特征,虽然全球经济目前进入反弹,但断言全球经济已进入复苏阶段还为时过早。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贸易形势

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不断发生贸易摩擦。对于这一问题,国家发改委中国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问题在于中美发展模式都需要调节。而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国与世界贸易的不平衡。二是美国用来平衡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产品为农产品而非其先进服务业产品。三是中美真正竞争性的贸易摩擦实质上还未开始,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更多非经济因素作用。张燕生直言,只要全球经济减速,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但是,无论危机前后,中国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针对国,发达经济体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特保等手段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压力。当前,为应对这些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应“亮剑”,改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双方在贸易博弈中的不对称性,变被动为主动;在国际上建立广泛的应对贸易保护的统一战线;大力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张燕生指出,从长远来看,“后危机”时代,中国要破解贸易保护主义困局,一是利用区域化加速发展的背景,加强东亚内部贸易、投资及货币方面的合作。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外贸依存度高于中国,但其所遭遇的贸易冲突却远远小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国高于50%的贸易为区域内贸易。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来减少贸易保护的阻力。二是东亚应加快建立区域化全球金融中心,提高整个区域的风险对冲能力,从而为产品贸易走向新兴市场提供更好的贸易融资手段与体系。三是中国应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张燕生着重强调了“渠道为王”,中国全球营销渠道的缺失是这次经济衰退中中国出口贸易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国拥有庞大的对外出口贸易额,但大多数都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进行,中国应大力加大渠道建设。四是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着力培育和发展零部件的贸易体系。德国之所以面临的贸易冲突小,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产品大多是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国际商场的定价能力强。

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认为,今天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由全球化条件下,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结构差异、改变世界格局的基础差异决定的。中国目前实现的发展仅仅为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非经济结构的优化,出口顺差主要以来于低端劳动力产品,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此次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IT泡沫破裂之后,世界没有找到新的主导型产业来带动经济,转而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产业。长期的增长复苏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两大根本性困难:通胀风险与通缩忧虑同时存在;实体经济还未恢复但很多资产泡沫已经形成。目前,各国都出台了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但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政策转型成为各国政府的难题。如果退出过早,则经济复苏很可能夭折,如果退出过晚,则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胀与经济泡沫。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课题,张幼文提出,中国应对贸易的上策为中国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今天的国际规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主要维护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益,不能适应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要求。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增加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消除国际范围内不利于本国国力提升的因素。

三、中国应对国际经济衰退的战略评价

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实体经济,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为刺激经济恢复,中国政府实行了刺激经济的夸张性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曹远征认为,在此轮经济反弹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不明显,CPI指数波动较小,同时,由于此轮经济衰退中中国制造业出口下滑,积累了大量库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发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币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由于积极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不断增加,将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资本市场脱离经济基本面,最终形成资产泡沫。最为重要的是,流动性的不断增加还导致人们无法判断此次金融危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因此无法判断其是遵循传统经济危机“高涨――繁荣――危机――复苏”的外生时间路径,抑或是此次经济衰退的周期已经变形。因此,中国政府在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退出这一问题上就面临严峻的困境与考验。

而对于2005年中国开始启动的汇率制度改革,张斌教授从稳定性和增长性两个标准入手,详细评价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提出了折中性方案。从稳定性方面来看,传统的观点认为,资产泡沫的形成遵循以下路径“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涌入――央行货币供给增加――资产泡沫形成”,但2007年数据显示,央行2007年度M2总量(即货币供给量)并未大幅增加。张斌指出,即使M2稳定,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够强,资产预期收益就会大幅上升,因此必然形成资产泡沫,危害人民币的稳定性。同时他指出,美元的“名义锚”的作用不强,他将美元价格、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和中国生产者CPI指数联系起来,认为美元的涨跌直接影响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中国生产者CPI指数的高低,最终导致国内物价的不确定性变化。

张斌提出,从增长性角度来看,盯住制下的低廉货币有助于形成中国制造品的出口优势,但同时也造成国内制造业相对于非制造业的优势,导致国内资源错配,服务业受到歧视和挤压,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出现供求失衡的状况。因此,长远来看,盯住制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替代盯住美元的方案为人民币应升值10%,并在此后维持对美元3%的浮动区间。他以日本为例,日元对美元升值给日本经济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认为相似的变动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与优化。

此外,李卓教授将美国政府看作一个私人部门,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具体分析了其救市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进入、退出的最佳时点。

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

追溯百年消逝的岁月，没着历史的脚步回行，本文已展现20世纪会计发展的辉煌业绩。突出百年发展史实，比较研究人类会计发展的历史进程，业已全面评价了现代会计工作的历史贡献。在会计发展史上，20世纪是最伟大的一百年。其进步、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20世纪会计发展的成果为21世纪会计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下世纪的会计朝着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毫无疑问，在20世纪会计发展的历史基础上必将会迎来世界会计界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然而，在会计方面，20世纪却也留下了一些值得会计界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及一些很值得深切反省的历史教训，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记取历史教训，方能端正未来会计发展的历史航向，为21世纪会计的发展扫清障碍。同时，站在历史的基点之上，也须认真审视世纪之交会计环境的变化，分析与预测新世纪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以明确新世纪会计改革的历史使命。

一

百年往事并非过眼烟云，它经历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对会计世界发展变化的认识方面，人类的会计思想通常滞后于会计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思想认识上的差距，会产生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思想认识方面所出现的偏差，会造成会计工作与会计问题研究方面的限性；而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又自然而然会在会计工作与会计问题研究方面产生失误，最终必然形成为一种必须认真加以反思的历史教训。

（一）关于财计组织构建与运行中的"官场病"问题

历史地考察，官僚组织体制在企业中长期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必然性，包括这种组织体制中的财计部门在内，在企业经济管理中也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同政府组织机构中所出现的问题一样，企业的官僚组织体制又确实容易产生""，患发"官场病"，在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官场病"的危害越来越大，它已严重约着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阻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财务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及至严重影响到企业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与效果。20世纪30年代以来，尽管通过企业管理组织体制改革及财计组织改革，在克服病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20世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官场病"问题，也未能在主要方面消除""对财计组织的不良影响。具体讲，（1）在正确处理集权与民主、集中与分散关系方面，错位现象依然严重；（2）在企业上层组织机构中，真正以具有现代管理能力的专家、专家集团取代企业中身兼数职的财阀；（3）在解决大型企业上层的以集体领导取代过度集权的个人独断专行问题方面，还需要经历一个艰巨的深化企业组织体制改革的过程；（4）当可何将"受托责任"的管理精神充分体现在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建设方面，在责任中心、责任层次与责任环节之间形成系统的经济控制关系，尚需进一步调整与改革原有组织布局；（5）在财务、会计组织改革方面，尚须解决决策行为控制系统、决策速度、决策准确性及提高决策成效问题；（6）在企业财计组织进一步改革问题，尚须考虑与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系统协调一致的问题等。

（二）关于企业财计组织工作行为准则建设问题

在市场经济建设中，人们在认识到市场经济建设是以市场为中心运作的经济这一实性问题的同时，也逐步认识到财务与会计两项工作都是具有深刻社会性意义的工作。为体现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一根本精神，政府与会计界也正是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有的放矢地从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与财务、会计行为着手，来解决市场经济管理问题的。尽管20世纪已开始将财务会计规范的制订引入系统化建设阶段，并初步解决了由"人治"化管理向"法治"化管理这一根本转变问题，然而，在系统化、法治化管理方面却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首先，在处理根本法--相关经济法--财会专业法规这三者之间关系方面尚缺乏深刻认识，在理论上还缺乏一体化安排，因此，不仅在实现由"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的转变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性，而且在经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显然，这一问题将是未来适应经济全求化要求相应推进会计全球化工作方面的一个障碍。最后，尽管自1973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建立，在具有国际性意义的会计规范建设方面已取得明显进展，并且它的影响已逐步扩大到80多个国家，然而，从总体上讲，国际性会计规范的制订与执行依然停留在初期阶段，它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对进行会计国际协调所提出的要求，故改变国际会计准则制订与世界统一应用的停滞后状况是进入新世纪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关于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向国际惯例靠拢，确定一国之内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

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已不可逆转，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确定改革方针，切实进行经济与会计改革，以解决本国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问题。然而，必须注意，要端正本国经济与会计改革的航向，其关键在于端正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防止产生负面影响。从主要的方面讲，（1）应当认识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全球化将是不平衡的，其中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不平衡；（2）必须明确会计作为一项工作是严格存在国家界线的，客观上国与国之间不仅存在各种差异，而且因所处会计环境的不同会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因此，进行会计国际协调只能建立认真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注重维护与保障本国的经济权益；（3）应当明确，即促进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阶段，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从宏观方面讲国家依然是经济利益的主体，而从微观上讲，企业依旧是经济利益的主体；（4）应当正确认识国际惯例，所谓会计的国际惯例既不是仅仅体现某一些国家的特点或会计发展的成就，也不是仅仅体现某些国家的会计制度及其政策，而它应当是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交互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并被国际经济界与会计界共同确认的、具体体现在会计方面的基本思想、基本规范、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技术与方法。20世纪后半期，无论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是在一些力求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均在会计国际协调认识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诸如在会计准则制订方面的照搬现象、会计教材编写方面的西化现象，盲目强调本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的现象，以及超前提出实现会计全球化的现象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负现影响。所以，我们认为这是面向新的世纪必须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关于会计教育与会计教育改革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教育是缩小国与国之间知识差距、经济发展差距，及至会计管理差距的一种国家战略，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已成为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已成为每一个人终身的"脚手架"，而通过教育与再教育所取得的知识则如同人体流动着的血液，因而，教育也决定着一个人的生存价值及社会地位。就会计教育而言，尽管会计教育在20世纪已取得显著进展，它也改变了人类以往数千年会计教育发展的基本格局。然而，从大的方面考察，在进入20世纪后半期后，会计教育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形势下已处于停滞状态。（1）会计教育投资相对不足，它还不能适应会计人才更新换代的要求；（2）会计教育采用新技术不足，它已影响到现代会计教育的质量；（3）会计教育计划与课程设置具有一定局限性，会计教育的专业面向狭窄，它已不符合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对综合性较强会计人才培养的要求；（4）会计教育较为严重地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今后急需实现由会计教育课堂化过程向社会化过程的转变；（5）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趋支配下，现代会计教育已成为会计工作者毕生的过程，然而，事实上就大多数国家而言，政府与学校在支持后续教育方面十分不够，对于会计工作者终身教育的投入也十分有限，并且有不少已开展手续教育的国家，其教育进行过程尚处于不规范状态。

（五）关于经济信息与会计信息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当今人们已从两基本方面认识到，一方面信息是每一经济发展时期的生命线，是企业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性要素，而另一方面，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知识会发生丧失，信息也会产生失真与失灵。并且由于这种信息的失真与失灵现象是世界性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人们面对这种现象既不应惊慌失措，也不能一般性对待，而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手段，既从当前，也人长远解决这一问题，以防止因信息失真与失灵带来整个市场经济的失录与失控。就会计信息失真与失灵而言，20世纪之所以依然严重存在，其主要原因在于：（1）经济法律制度不健全与执行不力，或无法可依，或有法却缺乏威慑力度，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管理过各中"人治"凌架于"法治"之上；（2）经济体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过程中的国家，极易在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方面产生漏洞，最终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与失灵；（3）社会经济监督体系健全或监督配合不力。对财务会计信息的管理与控制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工作，客观上需要实行企业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密切配合、协调一致，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建立与健全企业内部监督体系，形成科学的内部控制组织制度，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健全包括财政、税务、审计及证券机构在内的社会监督体系。可以讲，在20世纪大多数国家尚未能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故在这方面还存在着相当艰巨的改革任务。

（六）针对举世发起的绿色革命与世界性的绿色回归运动进行反省，20世纪会计工作失控与会计研究工作不力方面应当进行检讨的问题

20世纪经济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危机，最为严重的便是生态环境危机，它日趋严重的后果将是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乃至人类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已采取部分措施力求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然而，由于人们未能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及在经济发展实践方面解决这一问题，故生态环境危机依然越来越重。从会计方面加以反思，尽管有有关生态环境危机方面的问题的发生与解决不以这一职业群体的意志为转移，不少关键性问题也不是它所进行的管理工作可以单独加以检讨的问题（1）人口失控中的会计责任。在成本控制方面，涉及对活劳动消耗的控制，会计界未能始终坚持"尽可能节约劳动时间"的基本准则及在成本计量中未能坚持"必要的活劳动消耗"控制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成本失控问题，而任何一个企业也未能完全解决好优化劳动组合与优化管理组合这一根本性问题。（2）能源与资源消耗失控中的会计责任。与上述原理相同，在成本中的物化劳动构成方面也普遍存在着失控问题，在这方面会计界应负有一定责任。（3）在生态环境恶化方面的责任。当今，面对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人们从中悟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污染对其他人有不利影响，污染者一般不必赔偿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即使对环境危害造成损失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是软弱的、不可补偿性的，它在成本控制方面几乎无法得到体现。会计研究人员尚未能从企业与社会相关联的重要方面寻到建"绿色会计理论"的支点，也未能解决"环境成本控制中处于被动状态。故应当讲会计界在这方面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4）客观上会计控制是实现与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可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方面，这个高尚的职业群体也是未来"实行双重战备，实现发展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解决发展与环境的同一性这一重大问题"的关键性方面。然而，在20世纪，国际经济界与会计界却缺乏一致的行动，因而，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未能在协调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同一性关系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见，为担负起"环境成本"控制责任，国际会计界应当组织、有纲领地采取一致行动，拓宽会计控制的范围，改变会计控制的历史局限性。

二

当然，百年回首在需要审视与反思的一些大的问题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故要解决这些问题便须得从总体上加以分析研究。一方面应把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结合起来进行会析，、总结，以提示共历史运行规律，让历史的光辉照向未来。另一方面又须针对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会计环境变化，对未来会计发展的基本态势作出分析、预测，让对历史--现实--未来的会计问题研究融会贯通，以据此切实作出新世纪会计改革与发展规划，让国际会计界从历史起向未来。

（一）走向宏观经济世界--21世纪会计全球化发展态势展望

自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便开始了经济全球华的历史进程，到19世纪末便形成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经济世界，而自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与发展，以及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便出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从而打破了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由于20世纪后期信笺与知识经济出现，专家们认为旧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了，因此，21世纪将是一个"知识经济化了的全球社会"，新的经济全球化将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的推动之下向前发展。

正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支配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总体上已实现了由民族史向世界史发展的转变，并且这一转变又在20世纪突破了经济发展界域，使全球化扩展到其他方面。如就文化发展而言，"文化性质从工业文化转向信息文化"，"文化主体正从区域文化走向全球文化"。再如政治上已逐步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与霸权主义的模式，而在"多元化"并存状态下，将世界引向和平与发展。从经济方面讲，20世纪也已在基本的方面实现了由民族经济向世界化经济的转变，并且这一转变在世纪之交处在更加迅速的进展之中。从发展趋势考察，21世纪世界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将是在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支配之下进行的，而且这种一体化或曰全球化又将是以跨国公司、区域经济集团与世界性文化发生撞击为基点进行的。而无论如何未来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推动之下的"知识经济化了的全球社会"，都地强有力地改变着未来的会计世界，而这种改变首先又集中体现在适应"全球化"发展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方面，它促进新世纪会计的发展迅速向宏观经济世界推进，其发展方面在于：（1）依据会计控制的历史空间必然与经济扩展的历史空间相一致的运行规律，在21世纪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会计的发展将必然要体现"以大制大"的管理战略，相应地，逐步地拓宽其控制领域，并通过建立健全宏购会计控制体系，使会计的发展向全球化推进；（2）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国际化格局逐步形成的情况下，专家们不仅已有了建立世界经济共同体的设想，而且已从多方面考虑如何通过建立一个"全球性社会"来解决全球性经济管理的问题。固然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在"经济国际化趋势与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同步演化的情况下，有关建立"全球社会"的构想尚属一种超前性的思想与行为，然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解决全球性经济控制问题确实已迫在眉睫，故当今类似联合国之类的国际性组织应切实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应着手解决筹建一种具有代表性及权威性作用的国际经济管理组织，并在其组织系统中确定会计、审计管理部门的组织地。从国际会计界方面讲，也应当相应考虑构建国际会计控制体系的问题，以在宏观方面实现对全球化经济的基本控制。

（二）建立健全"绿色会计"控制体系--21世纪会计改革与发展中的最重要使命

当今，人们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发展突破国家界域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早已超过国家界限，因而，欲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便必须全球采取一致的行动。当今，人类所感受到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面对未来，人们深感忧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与他的同事罗姆班德在题为《21世纪我们必须谈判解决的问题》一文中官道："人类能够度过21世纪吗？"提出这样惊世震俗的问题，意味着下世纪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艰巨性。从通过经济控制达到参与环境控制的目的来考察，会计界在下世纪肩负着重要使命。（1）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建议下世纪制订一种适合于全球的衡量环境状况的指标体系，其中又建议围绕着对环境质量的监督建立包括多种指标在内的"信息框架"，而建立"信息框架"，实理环境指标控制的主要任务便落在会计界的肩上，其中尤其是在环境管理"对策框架"的确定中，会计工作又是采取治理性对策与防治性对策的重要方面；（2）针对21世纪生态环境控制，一些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还提出建立"绿色GNP"的切实设想，有鉴于这种构想所设定的目标在于把"与自然资源损耗和污染成的环境有关的成本从GNP"便成为会计工作者与统计工作者的重要任务；(3)由于建立有效的环境体现制改革与财务、会计组织体制的改革都应服从建立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要求；（4）除以往已颁布的环境保护法之类的文件外，还须围绕生态环境管理建立不同的管理规范，诸如国际生态环境控制专门准则、生态环境保护公共道德准则，以及建立适合未来宏观会计管理与微观会计管理两方面要求的特别环境会计准则等。

（三）建立与健全企业的专家经营管理决策组织体制，实现科学化、民主化与高效率决策，21世纪必须进一步提高财务、会计专家在企业组织的上层、中层及基层单位经营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新世纪，改革企业官僚制化最有效的办法将是以各类专家优化组合而成的专家集团取代原来的官僚化集团，其主要精神当体现在：（1）董事会的主要成员当由专家担任；（2）企业的总经理与分管某一方面事务的副总经理须一律由具有综合专业素质的专家担任；（3）类似财务长、会计长、内部审计长之类的重要管理岗位当选择优秀专家担任；（4）财务、会计、内部审计方面的专家以往仅处于参与决策的地位交应得到根本性改变，他们将是确定企业上层、中层乃至基层主要经营管理决策事项的重要成员。

（四）在21世纪，信息与知识经济的发展变化，必将促使会计理论研究工作进行全面改革，也将会在一定程序上改变会计的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

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时代，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变化将是根本性的：（1）它促使经济增长所依靠的主要方面；（2）它改变了以往以大最消耗人力、原材料和能源为基本手段的生产经营状况，转而依赖于知识创新、智能开发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3）这个时代，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已由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率生产标准转变到以知识生产率为标准的方面；（4）在这个时代，知识、信息与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比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更加重要的资本；（5）由于上述根本性变化必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学与会计学原理的一些主要内容的变化，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与具体问题与具体问题均有待会计学界展开研究，以在会计理论体系重构与调整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五）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的支配下，21世纪围绕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与协调企业同市场的关系，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必将在新世纪经济管理工程建设中密切配合，协高一致，在企业--市场一体化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在智力资本起支配性作用的时间，财务管理工作者将必须经过调整旧的财务指标体系，建立新的指标体系，以解决企业--市场一体化管理问题；其次，密切配合财务管理工作的改革，进行财务会计的改革；再次，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相适应，系统解决不定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问题，管理会计工作也将通过改变适应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改革的要求；最后，体现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确定新的内部控制关系。

（六）适应21世纪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变化要求，将在进一步完善会计信息系统建设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会计控制系统的构建问题，使会计工作进入现代化、科学化控制时代，以实现快速决策与高效率决策

（七）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的推动下，21世纪的教育将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为转移，朝着"综合化教育"与"大教育"方面发展，其中会计教育也将朝着"综合化会计"与"大会计"教育方向发展

专家们认为，21世纪将是信息与知识经济及教育并驾齐驱发展的世纪，教育将既是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21世纪新经济增长点，而大学教育则将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就会计而言，（1）未来的会计教育将以培养高智能型人才为目标，其教学计划将充分体现拓宽会计人才的知识面，按照管理"通才"的标准进行培养；（2）将建立会计专门人才终身接受教育的制度，以始终保持会计管理工作的先进性；（3）推行会计教育普及将成为21世纪会计教育发展的另一战略目标，通过多层次、多面向、多渠道及多种方式的专业教育，让会计基础知识真正一种社会性知识，以进一步发挥会计人才的社会性作用；（4）从会计教育提高方面讲，会计专业的学位教育将在专门人才培养中占据主导地位；（5）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渗透与相互长入发展趋势下，会计作为边缘学科的特点将会越来越明显，会计将最终成为一门新型的跨学科专业。

（八）21世纪审计发展趋势将是（1）强化企业各层级的内部审计，管理审计将成为企业内部管理的一大支柱；（2）注册会计师审计将紧跟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继续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3）开展跨国环境审计，推进社会责任审计与环境经济效益审计继续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

此外，在新的世纪，对人力资源会计、无形资产会计、特种经济业务处理会计、战略管理会计，以及质量会计等方面的专门研究，也将成为现代会计学发展的重点。同时，随着大科学、高新技术及大经济与信息、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会计发展的新领域将会不断出现，现代会计发展的前景也将会越来越宏伟，会计学发展领域也必然会越来越宽广。

反思与展望在于满怀信心走向未来。就全局而言，国际会计界当联合采取行动，面向新世纪确定改革进取目标，把21世纪会计的发展建立在一个新的起点之上。就中国而言，会计界当以世纪经济所确定的基本目标为依据，以国有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改革为重点，把企业财务改革与企业会计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制订21世纪的《财务与会计改革纲要》，推动财务与会计改革工作的持续发展，使中国的财务与会计工作、研究工作、教育工作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三

迎接伟大的"依靠与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正昂首阔步起向未来，带送五光十色的历史宝藏，人们举起创新发展的旗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一千年过去，新的千年到来，幸运的60亿人共同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在守候、在盼望、在期待；度过了一个世纪，又迎来新的世纪，世界各国都处在热情洋溢的欢庆气氛之中，在迎候、在呼唤、在等待。谁讲千年难遇，如今，我们将在新旧世纪更替的一瞬间为新时代来到剪彩；谁讲千年难有一回，而今，60亿人一起举涉跨过世纪、越过千年，决心在环球上再现"青山绿水，兰天碧海"。

建设伟大的"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绝非"浪漫经济学"思想的复归，创造"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气象崭新的国际经济社会，在于彻底改变20世纪经济发展中那种"一味追求增长逻辑"的"超越浪费的时代"。在21世纪，绝不能再让经济发展中的放纵主义思想继续支配世界，也决不允许quot;工业化的好大狂"行为继续存在。应当注意，20世纪留下来的两个大问题是，在经济发展中为什么会造成就出"一个没有方向盘的世界"？为什么会让"国民生产总值（GNP）拜物教"在世界上普遍存在，在宏观经济计量与考核方面又为什么会出现基本上"把社会效益排斥在外"？应当明确，以上两大问题正好击中20世纪经济发展中的要害，它也正是20世纪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历史教训所在。应努力奋斗，建立"信息与适应经济时代"新的文明形态，以新的产业群体取代旧的产业群体，以一下全新的经济世界取代旧的经济世界。实现对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科学控制，全世界的科技工作者、管理工作者、会计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应建立专业联盟关系，携手齐心共创未来的经济世界。

如流的岁月始终迎接着一轮朝阳，踏着落日的余晖又迎来人生新的时光。寒冬与新春更替改变着岁月的里程，春华秋实又飘散着人间各行业累累硕果醇正的芳香。年年岁岁改变着人的容颜，岁岁年年又挥笔写就历史的崭新篇章。百年回首，世界会计界造就了20世纪会计发展的辉煌，面向未来，千百万会计工作者神采奕奕，气概昂扬。

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篇8

关键词：世界体系论；基本框架；动力机制；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D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73-02

德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撰写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与全面的批判，在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书中的一些论点存在一定问题，也招致学术界的批判，弗兰克在这本书中构建的世界体系论，在一些理论结构上存在不科学，不严谨之处。本文拟就书中所涉及的世界体系论，从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世界体系的动力机制；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这三个方面进行评述，探讨其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所在的根源。

一、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

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具有以下特征：时间宽泛化，世界体系形成于5000年前，成熟于19世纪，不存在16世纪的“历史的断裂”；空间扩大化,世界体系始终是一个包括全球各地在内的整体，而不是以欧洲为中心向外延伸的模式；组织模糊化，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只是一个大致以亚洲,主要是中国为中心的模糊组织，没有明确的中心-边缘组织架构。世界经济体的定义是在世界市场和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通过频繁、大量以大众消费品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常态化经济联系体制，而在16世纪之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仍然是偶然的、少量的奢侈品贸易，从16到18世纪，作为亚洲文明的中心--中国，其对外经济联系是一种以政治外交为目的，以奢侈品贸易为主的联系体制，且这种联系更多的限于周边国家。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阿诺斯他认为1500年前后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时常设想的那样,是欧洲居统治地位。如果用当时的人的眼光来看1500年的世界,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1］他虽然反对欧洲中心论，但也不认同弗兰克所提到的1400-1800年已经存在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以“白银资本”为纽带的成熟的世界经济体。弗兰克的论证和推理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书中对于“世界贸易”的分析主要限于欧亚，对于其他地方视而不见，这是不符合世界性的，即使是欧洲，主要叙述的是西欧情况，而没有将东欧纳入研究范围。而亚洲则把中国和印度作为研究对象，这种以偏概全，使其标榜的世界性大打折扣。

（二）书中仅列举了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之间贸易的绝对数值，并没有将对外贸易额在各自国民生产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列出来。只有列出比重，才能真正反映各国在经济方面是否存在密切的结构性的联系，而仅仅是贸易的绝对数值是无法得出紧密联系的结论。

（三）弗兰克研究世界性贸易联系，只关注“交换关系”，而忽视交换的性质和结构，而交换的性质和结构对于判断是否存在真正稳定的、结构性的世界市场和生产体系具有关键性意义。

（四）弗兰克试图把15到18世纪世界各地性质不同、程度不等的经济单位强行划归到一个笼统的经济体之中，并以白银作为所谓世界货币，在流通中的表现来揭示世界处于一个经济体，他抹杀了世界各地区实际存在不同的经济结构、经济模式、经济性质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因此严重影响了其理论基础的科学性。

二、世界体系的动力机制问题

弗兰克引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耶夫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解释世界体系的周期运动。然而在体系的运行动力问题上，他的观点出现了问题。首先，他彻底否定生产、积累、交换、分配以及文化、社会结构等一切内部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否定了局部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将外因和整体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在事物变化中其主导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整体由局部组成，局部影响整体。弗兰克刻意割裂内因与外因、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联系，片面地否定前者，突出后者，结果只能造成理论的空洞化。因此，他虽然含糊地提出应该以“基本的经济力量”解释体系的变迁，但对于到底什么是“基本的经济力量”，它如何以整体的形式作用于局部，如何导致了体系的发展演变，都没有、也无法进行明确清晰的解释。其次，弗兰克试图彻底的向“欧洲中心论”进行挑战，并努力与其一切理论联系进行切割，但他在否定这一切过程中，将西方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也一同去除，如他否定“生产关系”、“封建主义”“国际关系”等概念，而作为历史体系的现代世界体系必然体现为某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其中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以及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都是用以分析、界定这个体系必不可少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就像一个给孩子洗澡的母亲，洗完后连孩子带脏水全部倒掉了。”［2］弗兰克放弃这些概念体系,等于挖去了理论的根基，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世界体系运动的内在动力，最终必然要陷入理论困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弗兰克在本书中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他仍然未解答好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亚洲为什么会在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走向衰落而欧洲却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崛起？弗兰克坚持，西方的兴起是“暂时地胜出”，并强调“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对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变化，弗氏借助的解释工具仅仅就是“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这未免轻率。虽然弗兰克也试图从劳动力供给、资本供给与需求、生产成本高低和技术变革等方面来辅助说明原因，但由于前面所说的他彻底否定马克思、韦伯等一切与“西方”相关的理论以及西方内部的对现代经济体系作出贡献的一切因素，最后仍只能回到所谓的康波理论，导致自身理论无法自圆其说。

三、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问题

理论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理论创新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进行合理地扬弃，这有这样理论创新才有意义，由于弗兰克对相关西方理论全面否定，又无法创新，导致理论空心化，无法使人信服，他所推崇的亚洲中心论仍然是传统的学术观点，弗兰克“破”有余而“立”不足，他所谓的创新只是用一种传统理论取代另一种传统理论而已。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关于世界体系的阐述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反映他在历史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

（一）弗兰克过分强调生态、经济、技术之维，而忽视了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这是由于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的结合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涉及的学科领域众多，所要求的资料也更庞杂，这是弗兰克本人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这也是他所阐述的世界体系只是一个全球经济网。

（二）关于史料的取舍运用及史学方法论问题。《白银资本》采取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史料多取材于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来推翻史学界的权威结论，却很少运用原始资料，诚如作者预料的那样：“有人会挑剔地指责说，我没有使用（甚至没有能力使用）原始资料。”［3］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作者引用的布罗代尔的问题：“历史学家试图在一项分析里把尚未充分探究的历史片断都组合起来，这种尝试是否明智？”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否象自然科学那样将研究建立在已知的研究成果上？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它必然涉及到作者对材料的取舍方法、态度（历史观）、是否科学等一系列因素。

（三）《白银资本》一书对量变与质变关系原理的贯彻存在着争议。由于作者一直强调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与五百年前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这就引发了疑问：难道500年来甚或5000年来世界经济体系就从未发生过本质上的变更？当然，弗兰克同意在这所谓“同一个”世界体系里存在着量的增长与扩展，他说在1500年前后特别是美洲的白银进入世界体系后，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便处在不断扩张之中。同时弗兰克也承认了西欧在这一日益扩大的世界贸易网中的特殊作用，是西欧人而不是亚洲人将美洲的白银发掘出来并将之融入世界市场，是西欧而不是亚洲率先于1800年前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随后出现了所谓“西方”的兴起，并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此前亚洲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一直存在的世界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以1800年为分水岭，世界体系前后是有着巨大区别的，1800年前亚洲主宰，此后欧洲唱主角。但是由于弗兰克认为“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依附”等等都属于“普洛克路忒斯式”空洞概念，同时他认为按照康波理论，世界体系的主宰在经过“欧洲”或“西方”这一曲折之后必然回到“东方”，这就有历史循环论之嫌。

可以说，《白银资本》一书的成功和失败都导源于它提出的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框架。其成功之处在于顺应了全球化的潮流，强调全球视角。但同时为了给这个泛化的世界体系提供存在的依据,弗兰克竭力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论据,甚至不惜剪裁、扭曲历史。这也是该书中存在大量与史实不符、逻辑混乱之处的原因。从中国中心论和中心西移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阿诺斯.全球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35-36.

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

去年11月，施瓦布将自己的儿子施力伟（OlivierSchwab）派到中国来担任WEF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和在华执行总监，负责组织筹办每年夏天在大连和天津轮流举办的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

9月6日，2012年天津达沃斯的新闻会后，《中国经济周刊》就论坛在中国的发展等问题，对施力伟先生进行了专访。

《中国经济周刊》：与久负盛名的冬季达沃斯相比，夏季达沃斯从影响力和知名度上来说都有很大差距，有人称之为“婴儿达沃斯”。如何提高夏季达沃斯的影响力？

施力伟：首先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夏季达沃斯不是一个婴儿，我觉得它是一个青年甚至是壮年。当然，冬季达沃斯有着41年的悠久历史，不过夏季达沃斯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一、是在亚洲、在中国举办。随着中国在亚洲、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不断发展、提高，我们的选址处于世界的中心。二、夏季达沃斯是一种混合型的参与方式，除了代表新领军者、新生力量快速发展的企业外，也有已经非常成功的世界500强参与。而且，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IBC(InternationalBusinessCouncil)也会首次放到中国举行。

《中国经济周刊》：在刚刚的《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排名在连续五年上升后首次下降了三位，排名第29位。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排名下降？

施力伟：在今年的报告中，中国的排名确实下降了三位。在我们以国别为单位的分报告中，对此有详细的解释。虽然中国的排名出现了下滑，但是中国经济仍然在新兴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

中国有一个温和的赤字预算，拥有一个尽管增加但是相对较低的政府债务，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6%（编者注：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2011年10月的数据为：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43.69%）；其总储蓄率仍高于GDP的50%。另外，中国的债务明显优于其他金砖国家，也优于其他许多先进国家。

《中国经济周刊》：本届夏季达沃斯的主题是“塑造未来经济”，选择这一议题的初衷是什么？

施力伟：夏季达沃斯的主题选定经过了多轮头脑风暴，论坛和主办城市天津、南开大学经过了多次商讨。会议的主题是塑造未来经济，同时会议现场也有多场讨论同时进行，比如探索新的增长领域、打造未来城市、中国未来经济走向、打造食品安全的世界等。

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1篇10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中国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转贴于中国http://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中国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2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转贴于中国http://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中国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转贴于中国http://

中国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与以g7为核心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核心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转贴于中国http://

中国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1篇11

一、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几大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增强，以致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速度加快.其主要原因是：首先，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迅速发展，为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提供了空前方便的条件，导致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从而推动拭骋住⒖绻蹲屎凸式鹑诘难杆俜⒄埂4哟司萌蚧魇票硐殖鲆灾段。越鹑谖诵模孕畔⒓际跷鹊迹钥绻疚靥宓男绿卣鳌5诙越⒍啾呙骋滋逑滴谥嫉氖烂匙橹稍钡脑龆嗫凸凵弦餐贫司萌蚧獭s捎谠嚼丛蕉嗟墓以谌谌胧澜缇锰逑抵械玫搅嗣骋鬃杂苫吹睦妫怪?0世纪90年代纷纷加入到贸易自由化体系中去。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运转，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第三，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在新世纪初掀起兼并重组风潮，导致其规模不断扩大，加之跨国公司的研发合作的不断发展，使跨国联盟成为跨国公司发展的新趋势，全球性公司风起云涌。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总数已达5万多家的跨国公司及其遍布全球的数十万个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产销体系。第四，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大大加快了资本转移的规模和速度。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络的兴起，使整个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不仅传统经济活动走向全球化，而且生产、服务和技术创新也明显地全球化。与此相应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也已跨出原来的地域界限，呈全球化特性。第五，金融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使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快速移动成为可能。目前，全球金融工具多达100多种，金融资本流量大，流速快，游资多，国际外汇交易额大约日均为1.5万亿美元左右。对地产、信息、金融业的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二)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加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作为经济全球化一个阶段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迅猛发展。据世贸组织报告，目前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有100多个，世贸组织95%以上的成员参加了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地区组织。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主要有：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除三大板块大型区域组织外，世界还有很多地区性合作组织，如2002年7月正式成立的非洲联盟，是非洲53个国家在实现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标志；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启动，为东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表明成员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表现出一些新特征：一是“开放性”。各区域经济集团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在加强与非成员国的对话与合作的同时，也加强了与其他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合作。二是“复合性”。区域经济集团在不断加速自身发展，不断扩大范围的同时，区域组织间出现相互交叉“重叠”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既是某一个区域市场的成员，同时又是另一个区域市场的成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通、交叉存在的“复合”局面。三是“渐进性”。主要是说区域集团的合作内容由低层次到高层次不断发展，即从加强贸易、投资联系向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联盟方向提升。其中欧盟已经从共同市场发展为拥有统一货币的经济联盟；东亚国家也在从成立之初的地区性合作集团走向自由贸易区边缘。

(三)金融自由化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不局限于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活动提供服务，而是呈现出日趋独立发展的势头。国际金融活动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以外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2001年以来，国际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仍在1.2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总量的85%，是全球日商品和服务出口总值的70倍。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和国际私人资本的膨胀，金融衍生商品交易规模空前扩张。全球跨国的资金流通日平均量约1.5万亿至2万亿美元，比10年前增加了近10倍。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也蓬勃发展。活跃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国际游资总量在7.2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世界商业银行的外国贷款达到8万亿美元。1997年世界直接投资达3940亿美元。到2002年，世界上有162个国家(地区)间签订投资保护协定1330多个，5年间这类协定增长3倍。

(四)“知识经济”发展趋势。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开始了由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建立了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强了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大了科技与知识的投入。在未来20—30年间，科学技术将会有重大的突破，从而导致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为主体的“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新的增长点。

知识经济趋势使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重大转变。其一是制造业的高技术化。计算机、电子和航空航天等高技术工业成为发展最迅速的产业。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十大类高技术产品出口以两倍于全部商品出口的速度增长。目前，制造业结构高技术化进程还处在加速阶段。其二是第三产业的高技术化。服务业已成为高技术装备的主要采购者。美国80%的信息技术产品，英国75%的计算机被服务业所采购。近十多年来，服务业的信息技术投资每年增长70%左右。服务业自身研究开发活动也日益频密，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比重迅速上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迅速发展。其三是就业结构的知识化。虽然世界所有国家就业者比重最大的仍然是初级劳动力，但高度技能岗位的比重在稳步上升。员工学习终身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学习型组织成为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基本组织形式。

二、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

世界经济宏观环境的发展变化对任何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对经济增长持续居于世界经济增长前列的中国而言，机遇明显大于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也将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风险和困难

经济全球化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技术、管理和信息的广泛应用和传播，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它将有力促进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国际贸易扩大和资本流动加速。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不仅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增加出口，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舞台，还带来了现代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中国企业可以更加直接地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迅速跟上国际先进企业的发展步伐。同时，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主要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是一把“双刃剑”。这种不合理经济秩序的运行将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二步扩大。经济强国和跨国公司通过自身的竞争优势，加强了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和影响，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市场贸易构成一定威胁。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经济波动的风险加大。关税税率降低以及贸易壁垒的消除，加剧全球范围内投资、生产和销售的无序竞争状态。加之各国经济的依存度加强，一国经济的兴衰对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经贸发展的影响加深，甚至形成连锁反应，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传播更加迅速。大量的外资进入易于造成国内产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使中国企业面临并购和竞争的压力。

(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为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但与地区国家建立相互依托的合作关系存在相当难度

区域集团化对中国带来的重要机遇就是加速融入地区分工，有利于中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争取主动。一方面，欧盟、北美和亚太三大区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4和世界贸易的70%以上，它们内部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的加强，商品、资金和技术的流量在区域内部以至区域集团之间都将增加，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已正式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排除了游离于区域集团化以外的不利处境，并可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发展方向起积极影响。参与这一地区的国际分工和合作，成为这一地区商品、资金、技术流通网络的一部分，将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力提高，并将增强同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筹码。欧美国家为中国巨大市场所吸引，将保持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而欧美区域经济集团消除内部贸易壁垒，也有利于中国开拓这些市场。

区域经济一体化也造成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出口贸易带来种种限制。区域性经济组织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与外部竞争。到20世纪末，全球共有各种区域性政治、经济或政治经济合二为一的组织近200个，仅在wto注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就达170个。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区域经济集团已达110多个，这些集团都有一定的排他性。加上许多国家采取技术、环保、反倾销等更加严密的保护手段，加大了中国商品进入这些市场的难度。欧美等区域经济集团通过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内部贸易，对中国发展同美欧国家的经贸关系有不利影响。随着科技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步伐加快，国际竞争的焦点将越来越集中在高新技术上，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将越来越下降，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将逐步丧失，在国际竞争中会处于不利地位。

(三)金融自由化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引入资金有利，但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也将随之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金融自由化发展的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三大新特点，一是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二是国际资本流入亚洲地区特别是那些市场容量和潜在需求比较大的经济体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加；三是在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10年的高速增长后，国际资本流动正在进入一定程度的调整，未来几年国际资本有可能增加对发展中经济和发展中地区流动，特别是向那些正在采取较大开放政策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流动。2001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骤减至7600亿美元，对美国投资的外国资本大量逃离，但欧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从2000年的1250亿美元减少到970亿美元。只有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仍为外资所青睐。从总体上看，今后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经济欣?/p>

中国加入wto为中国更多地引资提供最佳机遇.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入世”后招商引资工作将掀开崭新的一页。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大事都提高了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2003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资流入国。国际资本对华投资将加快，投资方式和投资存量将出现新的变化。中国可能是未来10年理想的投资目标。

金融自由化带来的问题一是国际资金市场争夺加剧。国际官方发展援助大幅度减少，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争夺资金的竞争日益激烈。二是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加速，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一定挑战。1997年东亚地区出现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发达国家短期资本对东亚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冲撞所致。

(四)知识经济将加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为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带来空间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新一轮全球互动式的产业结构大调整步伐加快，形成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保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继而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在争相抢占高科技产业制高点和加快传统产业高科技化的同时，使得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得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必将加快国际间产业与技术转移，技术扩散效应也进一步增强，为中国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首先，全球范围内产业垂直转移将加快。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腾出资金和物力开发高新技术产业。中国企业可以接过国际传统产业转移的接力棒，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形成最大竞争力，创造最大经济剩余。第二，发展中国家可利用高新技术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新材料的推广应用对促进发展中国家产品结构升级、工艺更新和产业组织调整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产品竞争力也会不断提高。第三，通过参与水平分工，可能实现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目前，发达国家生物制药、计算机、办公设备、特殊产业机械和电子元器件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向外转移逐渐增多，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些实力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近的产业部门，通过共同开发或协作配套等形式，实现重点突破，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

尽管知识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一个新趋势已经对世界经济带来重要影响，但至今世界各国对知识经济的认识尚未统一。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多数人认为高科技将改变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将出现前所未有的辉煌。然而，2001年后，美日欧西方主要经济体经济却出现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所没有的同步下滑。此外，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以及世界性it产业的大批裁员也为新经济的未来蒙上阴影。以信息产业为主体的知识经济泡沫破灭为标志的世界经济调整期何时结束尚属未知。

三、关于中国对策的思考

今后十到二十年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是千载难逢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进程来看，它在各个经济长波周期的发展中都滞后于工业发达国家。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等新的经济发展趋势面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住机遇，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及方针政策，对实现经济的超越性发展至关重要。

(一)完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均是在全球经济框架下进行的。要抓住机遇就必须不断扩大经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的变革。但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中国经济的开放还远远不够，应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完善全方位、多层次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以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继续实施以质取胜、“科技兴贸”的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努力扩大出口。积极参与国际多边经济活动，为商品、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流创造更便利条件，更多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和管理经验，为深化国企改造，西部开发，高新技术发展服务。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并发挥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资本营运、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不失时机的参与国际竞争，谋求最大经济利益。积极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积极利用国外资源，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只有大胆地积极地“走出去”才能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才能把自己的技术、设备、产品带出去，也才更有条件引进更新的技术，发展更新的产业，以利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的竞争。

(二)制定稳健的经济安全战略，抵消世界经济新趋势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区域化进程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进程的同时，必须捍卫国家主权，规避各种政治和经济风险。按照改革和发展的总体部署，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和机制至关重要。在不断增加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中，还应注意保证国家对经济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的主导控制权，保证国民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以加快缩短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提高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强化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防止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在维护稳定的条件下，力求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确立面向知识经济的发展思路，实现中国经济的跳跃发展

一种新兴经济的出现需要国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正修改和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以抢占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制定的高科技发展战略，领先实现了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日本也正着手实现从“技术立国”向“科技创新立国”的战略转变。对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来说，在考虑到传统产业的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面对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宜修订现有的发展战略，制定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战略。一方面要用科技发展新兴产业，另一方面要用最新科技去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这样我们就能“两手抓、两手都硬”，实现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协调发展，比翼齐飞。面对信息业在gnp中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特性，尤其应该注重制定合理的信息产业发展政策。要加强信息产业的科研投入和信息科技的应用，更要加大对信息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对信息产业的宏观管理，使之走向规范化的发展轨道，以符合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

世界经济的未来范文篇12

无巧不成书，刚刚被吸收加入金砖四国(BRIC)集团的南非，其英文首字母是“S”，这样金砖五国的缩写就成了“BRICS"，转眼之间，四块金砖变成了五块，“金砖四国”正向“一堆金砖”的方向扩容。

南非被吸纳为金砖国家，外界颇感意外。有专家表示，金砖四国是建立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速较快和人口相对较多基础上的，而且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都有希望在2040年之前成为世界排名前五位的经济体。与这些国家相比，南非现在只是世界排名第三十一位的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只有四国中经济总量最小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1／4。

南非意外成“金砖”，不是因为南非出色的经济表现，而是因为其在非洲的重要性。南非作为非洲大陆在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可以更好地代表非洲国家利益，为非洲经济发展谋取更大的国际合作空间。

其实，从政治角度来说，南非被拉入金砖四国，有“中国因素”。中国动用了现任金砖四国轮值主席的资源优势，向南非伸出橄榄枝。作为资源大洲，非洲是中国的战略利益所在。而南非又是非洲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市场潜力巨大。因此，将南非吸纳到金砖四国体制中来，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增加了利益筹码。

而南非跻身金砖国家，也是世界经济潮流大势所趋。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代表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经济遭受重创，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呈现出“英雄气短”的新动向，频频要求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为其分忧解难。这一方面显示出发达国家自私的一面，同时也说明由于新兴国家经济的崛起。

金融危机后，金砖四国正在取代G7，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并酝酿取代美元地位的新货币。而之前四国协商的在贸易中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已于2010年11月24日在中俄之间上演了“开台锣鼓”，迈出了抛开美元的第一步。

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的发展速度快于欧美，是缘于后发优势，金砖四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在过去9年内从8.3％升至16.4％。但是眼下真要它们引领世界经济潮流，还缺少底气，毕竟其工业化进程尚未走完，经济实力大而不强，中国需要“补钙”(经济泡沫)，印度需要“灭赤”(财政贸易双赤字)，俄罗斯需要“戒酒”(酗酒浮躁)，巴西则需要“消胀”(通货膨胀)，都很难独撑大局，因此“金砖体制”在未来要想挑起领导世界经济的大梁。需要抱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