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例(12篇)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篇1
我原来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部门工作,听说了高校一级二级学科的划分,不以为然,笑笑而已。现在在高校工作,則是无奈地苦笑,因为明知讲不出道理,但也无法摆脱。好在我不当行政领导,免却了整天为一级二级学科的设计、考察、评估,以及不同二级学科教师数量和不同职称数量的分配、不同二级学科学生数额分配等等苦恼。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6年起,在院下直接划分为10个教研室;2010年起改为一部四系”,即史论部、新闻系、传播系、广播电视系、广告与媒介经济系。
史论部集中了负责传播理论、新闻理论、新闻史教学的教师;新闻系集中了采、写、编、评方面的教师;传播系集中了新媒体、公关方面的教师;广告与媒介经济系集中了广告、媒介经营方面的教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二级学科分布如下:
本科分为四个方向: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
硕士研究生分为四个方向: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媒介经济。
根据上级要求,近年开设了国际新闻”硕士班,归到新闻学”方向,挤占了新闻学”方向硕士的大部分指标,2011年招生本来意义的新闻学”硕士名额只剩1个。由于国际新闻”属于新闻学方向,二级学科不能跨级带学生,于是国际新闻”方向的学生只能由属于新闻学方向的教师带,造成传播学方向的教师带不上学生。
博士生研究生分为三个方向:新闻学、传播学、媒介经济。
以上的方向”是否本文由收集整理算是二级学科,没人说是,也没人说不是。
现在系”的划分与学士、硕士、博士下面划分的研究方向,并不完全对应,发生了较多的人员调配的问题。
但是,教师具体属于哪个二级学科,上面却要求必须明确,只能划分到新闻学、传播学两个教育部认可的二级学科内,带研究生,属于不同二级学科的教师不能跨二级学科带学生;评职称,上面分配的名额具体到二级学科。于是在工作中人为带来了较多的麻烦和冲突。
其实在日常的教学和科研中,各校新闻传播学院内对新闻学、传播学这两个二级学科的感觉是模糊的,差别是人为造成的,实在说不出所以然。至少在新闻传播学学科内,这两个二级学科的设置,看来是当时为了应付上面要求划分二级学科的要求匆忙而做。从后来的实践效果看,不符合学科的实际情况,不科学。
不管有没有道理,学院从招生到教学(实习)、学生毕业,都得依照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之类的管理规則报计划和获得利益。于是这已经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1997年,一旦确定我们的学科叫新闻传播学”,后来再划分为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后来就一直沿着这种讲不出道理的思路(已经变成了专业运作的既定框架,从申报教学点、硕博士点到人员的配置)走过来了。现在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的增设,基本是在既定的框架内的作为,人们不可能脱离这个既定的一级二级的划分框架来设想本学科的发展。
因而,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这种设置,或因人而设专业方向,或因某门课程无法对应到(或不满意对应到)既定的两个二级科学内,而再开设一个,例如广播电视新闻学”;或勉强依附到一个二级学科内。原来本科有出版”这个方向,因为学科带头人被学校从副教授降为讲师愤而退休,这个专业方向没有了;硕士层面,现在将出版”放到了传播学”内;而博士层面,又放到了媒介经济”内,为了安置人。
现在的新闻传播学,是从新闻学来的,新闻学是从报学来的,越向上追寻越狭小。传播学这个词,不过是因为外国有一个传播学理论,硬从词句上设计了一个与新闻学”不同的传播学”。而新闻的传播不过是一般信息传播的一类,逻辑上应该是传播学下的一类信息传播类型。
我们的二级学科设置或各校后来的增设,基本依照媒介形态来划分。而在数字化时代,媒介的外在形态已经不重要了,它们不过是数字化媒体的不同表现和外型,没有本质的差别。然而,我们现在课堂上讲述的,仍然主要是单向传播的大众传播”。
新媒体的兴起、讯息生产和传送成本大幅下降、传递速度的同步化、大量新闻素材由民众掌握、传统媒介经营困难、公民记者的出现、新一代人的媒介使用习惯转变——在种种现象之下,新的问题被提出:
什么是新闻?
谁是新闻工作者?
如何重新审视专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
借用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925-)关于现代性的说法,传统的新闻传媒正由固态走向液态(流动状态),即一种不停地随时间变形的、不稳定的状态。
新媒体技术已经穿透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1942-)认为,现在大众自我传播”
(massself-communication)已经流行。以往大众传媒承担的新闻传播,已由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固态转变为液态的、具有弹性的、个人化的及互动的形态。
鉴于我们面临的新的信息传播环境,考虑到现实中
转贴于
国传媒还有一定的发展空和时间,关于二级学科的划分,既要立足现实中国传媒还有适当的发展时空,又要兼顾已有的学科利益,还要留有长远发展的空间;
鉴于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综合叙事能力、节目或话题的设计创造能力、整合资源和团队协调能力,故建议这样划分本科二级学科:
以传媒(含网络)为基石的部分:传播叙事(新闻传播)、传媒创意(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
以社会信息传播(新闻传播排除)为基石的部分:广告、公众关系、出版;
跨两者的部分:国际传播。
这样共计5—6个二级学科:传播叙事、传媒创意、国际传播、广告、公共关系(这两个是否合一)、出版。
原来的新闻学、广播电视、主持人等等归到传播叙事”;非新闻类的如传媒频道或网络内容的创意和设计,以及媒介管理等,归到传媒创意”。
国际传播主要侧重于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的对外新闻传播,是目前国家软实力发展所需要的。
广告和公关是否合为一个二级学科,再考虑。两者有较大的不同,但又有基本相同的目的。
难以安置的是出版”,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产业的形态,这里暂时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然而,书的印刷形态正在向无纸形态转变,音像的出版作为专业也面临着社会化的挑战。现在已经进入全民出版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出版”其实可以归到传媒创意”这个二级学科来。
研究生二级学科的划分,亦应与本科的二级学科划分适当对接,同时要有区别。考虑到研究生作为高校中间层次的教育(越来越作为一个过渡教育层面看待),它应该有两种培养方向,一是传播叙事业务、传媒创意、广告、公关、国际传播方面的初级领导人才,二是为未来博士教育培养理论人才。在这个教育阶段,开始单独设置媒介经济方向。
研究生的二级学科划分,我认为可以这样设计:传播理论、传播叙事与传媒创意、广告与公共关系、媒介经济、国际传播。
传播理论的内涵包括传播学理论、新闻理论、传播史和新闻史的研究。传播理论研究在我国已有一定的发展,但新闻理论的学术根底仍然相当薄弱,观念陈旧,一定程度停留在政治话语替代职业话语的阶段,进步较小。传播史和新闻史方面,我们基本没有传播史,中国新闻史仍有一些历史叙述以观点取舍事实,且过分繁杂;外国新闻史仍然集中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叙事,而忽略世界上正在兴起的国家。中新、外新需要融合讲述,在传播史(不仅是新闻的传播)层面给学生以全球整体的视角。
传播叙事与传媒创意、广告与公共关系在研究生层面合并,因为不再以学习一般知识为主,而是以提升相关方面的素养和培养适当的团队组合能力为主。
国际新闻方向,在硕士层面应以政策把握、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深化学习、深度的交往技巧学习为主,不能把本科阶段的新闻传播一般技巧和史论常识作为主要学习内容了(但是目前的国际传播方向上,基本是本科的课程,因为生源主要来自外语专业)。
媒介经济方向,即传播业产制与管理,硕士层面是为博士层面教育提供基本人才。这个阶段主要学习媒介管理方面的一般知识。这方面的人才需要有一定的传播产业工作阅历,否則纸上谈兵。
这种划分,还得以我们的课程设置和内容的改革作为前提。讲授的知识系统要适应新的信息传播的环境,事实、娱乐、评论等叙事技巧(文字、图像、影像、声音综合训练),同时要与信息搜集、分析、整合、呈现相结合,不能再把这些东西割裂开来,分成四五个课程,每个课程讲上一个学期。课程的整体设计,不宜再以采写编评这类技术性的内容为核心,而要以创意(想象力)、设计、整合与呈现等综合创造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为核心。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已经编写跨媒体传播基础教程”教材,开设综合性课程。当然,尚很不成熟。
基础理论仍然是三方面,即传媒理论、新闻理论和新闻史,但如何整合起来,适应新的传播内容形态而更新,现在还没有提上日程。问题本身已经提出。大众传媒点”对面”的单向传播模式(传-受)占据理论论证的主导地位,显然不行了,而要把网络虚拟社会的各种传播方式做整合研究,提出新的思路。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篇2
[关键词]广西;高等教育;专业品牌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不容忽视。随着广西步入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西部大开发、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珠三角经济区合作、环北部湾经贸合作等,需要大规模、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供给,对各方面人才产生了旺盛的需求。这对广西高校的高质量人才输送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提升广西高等教育质量已是刻不容缓。
在高等教育中,专业教育质量的高低决定着学校的办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综合反映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专业品牌是高等院校彰显实力与地位、吸纳生源的最好保证。高校要以专业品牌的良好效果为标杆为动力,发挥其辐射和示范效应,将推动各项教学基本建设,促进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带动高校专业整体水平的提高,达到专业质量和高等教育质量的最终提升。
一、广西高等教育专业品牌发展现状
广西现有的19所本科院校(不含二级独立学院)中(表1),大学5所,学院14所,其中2006年刚从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的5所。2006年。广西教育厅启动了全区高校优质专业认定试点及评估工作,2007年全面启动了优质专业认定工作,至今共进行了两次评审,90个本科专业被评为优质专业。
1专业品牌院校分布不均衡。从获得优质专业的院校的专业情况看,各高校间的实力差距比较明显。全区的2个综合性大学、3个工科院校和2个师范院校获优质专业数较多,专业实力相较于艺术院校、财经院校、医学院校以及正在转型的综合性院校来说更强。目前,全区仍有1所师范院校、1所财经院校、2所医学院校和5所正在转型的综合性院校专业品牌榜上无名,这些高校专业质量有待提升(表2)。
2专业品牌学科门类不均衡。从获得优质专业的院校学科门类看,工学类专业最多,2006年有4所本科院校22个工学专业被认定为优质专业,2007年有3所本科院校14个工学专业被认定为优质专业。理学类次之,往下排序是文学、管理学、法学、医学、历史学、农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仅在2006年各认定了1个,目前广西全区暂无哲学类优质专业,反映了广西普通本科教育在教育学类、经济学类和哲学类专业品牌建设上的弱势现状(表2)。
3专业品牌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不相符。广西是沿边、沿海、沿江和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相当优越。然而,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并未充分地利用与发展,机械学、土建类专业、轻工纺织食品类、地矿类、水利类等对广西特色经济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本科专业开发力度不大,布点较少,没有形成全国闻名的品牌专业。2008年年初,国家批准开发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决定加快建设沿海石化、林浆纸产业等9大产业基地,预计2015年需求相关人才达168万人,全区高校已基本设置了这九大产业所对应的专业,但是并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品牌专业,跟不上区域经济发展需要。
4广西专业品牌在全国竞争力不强。在武书连教授的中国大学各本科专业2006—2008年的排行榜中,11大学科门类中全广西仅有广西大学的农类专业进入了全国前30强,其余门类专业在30名后或是榜上无名。广西没有一所高校的某个专业能进入全国前十名(表3)。全区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的品牌竞争力在全国范围内还是非常弱的。
二、广西专业品牌建设现状原因分析
1专业品牌意识有待提高。当前的高校专业品牌建设多由政府的外力来拉动,高校的自发性品牌建设意识仍需加强。
2专业定位模糊,特色不鲜明,缺乏品牌效应。不少高校没有对学科专业进行清晰准确的整体定位,没有突出特点,一些高校还致力于向大而全发展,不断追求学科门类齐全,导致一定程度上的专业形象重叠交错,影响社会对专业的印象。
3地方性高校专业基础相对薄弱,专升本的几所地方高校刚刚转型,专业基础差底子薄,“弱势”专业依然弱势。
4人才流失,优秀师资缺乏,形不成名师效应。广西经济还不够发达,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加上科研条件、生活水平、用人机制及政策落实等方面的问题,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
5专业与生产脱节,教育产品与人才市场脱节。多数专业教学内容陈旧,实践环节薄弱,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对市场需要的关注仍然缺乏。
6高校学术管理行政化,成本高,水平低,缺少品牌效益。学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妨碍了学术权力的发挥,教师积极性受到抑制,学院(系)的自觉性、主动性难以提高。
7普遍忽视专业品牌的形象塑造和宣传推广。许多学校在观念上忽视学校外在品牌形象的建设,不少高校不擅公关,羞于自我宣传,使得社会及广大消费者对学校更加缺乏了解。
8专业品牌建设信息不通畅。优质专业评估中,广西全区申报的本科优质专业水平、各高校申报的本科专业水平、全区的优质专业分布状态等大量的专业建设信息难以传递到各高校之中,造成信息不对称或信息缺失。
9品牌专业建设过程难以监控。自治区优质专业认定和评估的数据资料,全部由各院校通过网络平台提供,专家或教育管理部门无法对高校办学情况、专业教学建设过程等进行监测,专家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评估项目进行全面的考核,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监督评估工作的效用。
三、广西高等教育专业品牌建设
针对现状,广西全区需要进一步形成高校主导、政府导向、社会支持三位一体的教育氛围,通过调研、定位、质量锻造、宣传推广、品牌维护以及监测评估等步骤以促进适合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专业品牌发展建设。
1构建横向、纵向专业品牌两级调研体系。针对广西全区专业品牌建设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开展,调研,对于当前专业品牌建设尤为重要。调研包含两个体系:纵向调研系统与横向调研系统。
纵向调研系统以全区教育主管部门为主体,面向全社会(主要是广西区内)对全区高校的专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具有总体性、概括性和普遍性特点。主要包括:第一,对广西高校的专业调研,例如2005年教育主管部门利用行政优势资源,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实行的广西高等教育专业排行榜。第二是对广西市场的调研。主管部门对广西高校毕业生市场、用人单位、学生和家长进行人才专业素质的需求、专业素质满意度调研。纵向调研对全区高等教育学科机构和专业品牌建设有良性的导向作用,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横向调研系统以学校为主体,对本校的专业情况进行个案调研,具有针对性强、目标明确、分析深入的特点。包括:第一是广西高校内部调研,对学校自身专业设置及学科机构现状、对在校学生和毕业生的专业质量现状、对学校的历史文化底蕴等进行调研分析;第二是广西市场调研,高等院校结合自身实际,对本校毕业生所属用人单位进行毕业生质量和科研效果追踪调研;第三是广西社会调研,高等院校可对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以外的人群进行学校的形象调研。横向调研使学校自身有一个较全面的印象把握,对提炼品牌文化、塑造品牌形象具有很大的参考作用。通过以全区教育主管部门为主导、以全区高等学校为主体的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对全区高校有了既全面又细致的分析,这对全区高校进行品牌专业的选择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2突出优势、特色,专业品牌准确定位。准确的目标、科学的定位是专业品牌形成的前提条件。在专业建设上根据自己专业的能力、优势以及应发挥的特色找准其定位,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在众多竞争品牌中突现自己以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这是全区高校专业走品牌之路的前提。按照品牌的知名度、辐射区域和行业,可对全区的专业品牌定位进行划分设定,分为区内品牌、国内品牌、国际品牌和行业品牌。
一是区内品牌,即目标定位为具有广西区内该专业的首位优势。如自治区支柱产业和重点行业机械学、土建类专业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急需的海洋科学技术专业等,以解决全区经济发展与本科专业品牌状况不相符的问题。二是国内品牌,即定位为在区内有权威有优势且在全国同类专业排在前列的专业。如,壮民族研究专业或越南研究专业等具地域优势的专业,此类品牌的建设可以解决广西专业品牌在全国竞争力不强的状况。三是国际品牌,即专业品牌定位于国内拔尖、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专业。四是行业品牌。专业品牌以行业定位,力争在此行业内遥遥领先。如广西是我国糖料蔗优势产区,可以大力发展制糖专业,进一步提升广西糖业在全国市场的优势地位和全球竞争力。
3打造服务型质量专业品牌模式。采用品牌学中质量模式与服务模式相结合的方式,质量是根本、服务是内涵,我们可以打造以服务理念贯穿始终的专业质量锻造模式。
一是优秀的教师及团队。“无大师便无名校”,部级名师在广西高校中还是寥寥可数,我们要着力进行名师建设,可通过学生根据培养计划自行选择教师,来对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进行最直接的考验。二是优秀的专业教学。我们可从丰富专业内涵、加强课程建设教学计划、加强实践教学建设和学生自选课程着手。继续拓宽专业口径,加强专业柔性和集约性,增强该品牌专业与同学科专业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撑,形成互为联系的学科专业群,加强产业和行业的支撑力;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特别要考虑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对人才的特殊需求,又要结合学校的自身专业优势,同时还需要参考国内外各著名高校和大型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课程设置和优、新教材;实践教学要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学生根据培养计划自行选择专业课程。此外,还要有良好的学术科研和配套的现代化教学管理制度。
4及时而富有创意的专业品牌传播推广。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社会环境对高校的信息需求越来越高,专业品牌传播推广成为高校获得良好信誉和正面形象的有效工具和管理策略。从全区当前的专业品牌现状不难看出,广西高等教育对推广宣传并不是很重视。结合实际,广西专业品牌的宣传推广可从撰写新闻稿、召开新闻会的新闻媒体传播和广告宣传以及校庆、招生及分配信息、科技成果转让等其他公共关系活动来提升学校、专业的知名度、美誉度。例如,2008年4月,广西大学召开了新闻会,以广西大学服务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为主题,向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香港大公报、广西电视台等部级和自治区级的重要媒体了信息,表示广西大学将改造已有的适应北部湾发展需求的专业,并增设海洋专业等北部湾急缺的专业,积极主动向社会展示了自己的规划和实力;再如,2008年初我国南方发生冰冻灾害,广西大学农学、林学、动物科学的相关专业的专家老师学生百余人主动奔赴灾区进行相关农林畜牧类的抗灾指导,为广西经济和农民朋友挽回了部分损失,受到了社会的好评,这类的宣传大大提升了该校和相关专业的社会声誉,是高校及品牌专业社会推介的成功案例。
5加强专业品牌的维护,完善效果评估。专业品牌维护与效果评估是专业品牌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专业品牌维护是保持品牌旺盛的生命力的重要途径,评估既是高校对自身专业定位、设置、优化、改革、软硬件配备等各方面效果的系统检验,也是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了解高校专业教学质量具体状况的主要途径。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篇3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概况
二十多年来新闻传播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层次的提升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科层次的教育,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661个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学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24个;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在经过十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后,目前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涂光晋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胡正荣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张金海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根据此前的调研,分别就国内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做了专题报告。综合各专题报告的统计,目前各专业师资情况如下表:
总体而言,各专业的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调查者认为,这种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繁荣,但繁荣背后潜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科边界的模糊。例如,大部分学校将广告学专业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但也有不少院校依托于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学科;编辑出版专业在不同院校分属于出版编辑、出版发行、文艺学、新闻传播学、纸浆造纸工程、图书馆学等;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边界不清也导致传播学科专业特性不清、课程体系缺少规范以及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含混。
二、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建议与对策
1.关于优化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的调整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整体结构偏小,建议通过修订二、三级学科目录、增设二级学科以调整结构、夯实中坚力量。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学科边界,回应其他学科的蚕食之势,维护本学科的整体权益。胡正荣教授认为目前广播电视专业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密切,学科发展态势良好,已有几年一级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了广播电视学博士招生方向,应当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有利于学科内涵的建设。张金海教授、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等建议,将广告学提升为二级学科,既将其专业归属明确到新闻与传播学,也可为广告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李建伟教授、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等则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晋升为二级学科条件已成熟。
但也有些代表则认为,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更应关注学术品质和学理基础的建设。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指出,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以学科内涵和学术成就作为重要参照指标,应当着力提升学术品质和内涵。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认为,二级学科不宜设立太多,应当考虑这些学科的学理基础。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认为,结构调整需要考虑学科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将其他部分从传播学中抽出设立二级学科,传播学可能会被架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指出,传播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一方面,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既面临困惑,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机遇;另一方面,媒体工业发展趋势下,传播手段的融合性也会越来越强,因此不能只考虑为单一媒体提供人才而增设二级学科,而应当立足于发展多元传播学教育。
2.控制研究生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就发展速度和数量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超常规,专业点过多过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介绍,自1983年以来,新闻学类专业点保持连年高速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几何级态”来表示这种增长状态。
就本次五个学校提交的调查的报告看,新闻传播专业一位导师所带研究生的人数大约在8~24人之间,半数以上导师与研究生见面的时间难以保证。胡正荣教授介绍,“一个茶壶配若干个杯子”是对高校研究生培养中一个导师带若干弟子现象的生动描述,这种现象导致每个学生分配到的资源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而且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会人士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偏大,需要控制。黄旦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建议:建立硕士点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由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共同牵头,研究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评估及检查方案。
3.关于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究竟应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应肯定研究方向开设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同时也应注意学术规范和人才规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锋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不要被传统学科、市场和宣传部牵着鼻子走,而应培养分析能力强、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才。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存在着“一”和“多”的矛盾,即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与多样化的生源(来自不同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西北大学杨立川教授主张,硕士生培养应定位于有较强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线人员,作为业界与学界的连接。
代表们普遍关注研究生规模扩张后的培养质量问题。涂光晋教授认为,应当加强对新建专业的适当检查和招生规模的适度控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认为,强调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政府监管、学界指导和学校自律三个方面的力量。方晓红教授等则认为,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与质量应当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评估有可能会制约发展。罗以澄教授介绍了他在英美等国考察的情况,英美等国的专业评审基于自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专业评审委员会认定,同时努力获得社会认可。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高福教授指出,目前研究生来源广泛,来自外语、文学、工科等跨学科的学生增多,而来自经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较少,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学制问题,加强新闻传播学基础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培养。黄星民教授指出,研究生培养的学制宜灵活,不能以牺牲质量来完成时间的缩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白贵教授批评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实用化的倾向,淡化了对新闻专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亚洲的新闻传播教育如火如茶发展之时,英美新闻传播教育界则在思考应对正在到来的新挑战。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sparks教授介绍,在英国不少新闻院系正在调整对策:适应瞬息万变的产业对多种技能的显著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认可多重择业的可能、适应国际学生而不是只注重国家特性、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培养途径等等。美国马里兰大学thomaskunkel教授认为,在美国整个媒介大环境和新闻工业正处于转型期间:传统新闻业持续走低、可替代媒介在崛起,针对这种形势,新闻院所更关注多媒体以及获得多面向的传播技能,同时亦试图延续新闻专业主义技能与标准。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通过调查发现:从业者与学生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广博知识。他认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问题有:信息科技冲击传媒的传统边界,社会加速变化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全球化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拥有跨文化和跨境传播素养的人,新闻传播行业的短期需要与长期需要的矛盾:上手快与后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教授认为应当改进课程设计。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媒体;线上传播形象;认知
一、研究背景及缘起
受众研究在新媒体传播时代尤其重要,现有的传播环境对以前的传播链条进行了突破与颠覆。传者与受众之间不再是以往的单一传播或双向传播模式,受众对信息的感受与认知不仅简单表现为直接对传者的反馈,更是通过心理认同将传播内容进行多元化的多维传播。就网际热点事件可看出,新闻热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的推动。
笔者认为,新媒体的开放平台使得受者的概念具有瞬时性,在其接受信息并且表达认可的同时其又成为另一个时间与空间领域的传者。可将媒体的线上传播作为母传播,受众的多元传播则是在母传播的基体上派生出的多重子传播,传播次数经考究,除由传播信息的显著性,趣味性等信息价值要素选择影响外,媒体对信息的整理,编排甚至在线上平台的自身形象也直接与其子传播(即受众的再次传播)效力直接挂钩。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受众对媒体形象的认知在网络空间仍然存在且逐步强化,在受众媒介素养渐进提升以及数字阅读空间逐步打开的网络环境开放式呈现语境下,受众概念已经嬗变为用户概念,其对媒体的甄选要求也更为严格,除其通过阅读需求范畴来选择媒体外,对于媒体的公信力,媒体形象,特别是对于传统媒体构建的新媒体平台,其基于对传统媒体的既定感受等也将直接影响到用户的选择。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笔者试图从大学生用户的认知感受入手,嵌入认知心理学知识将受众研究放入核心地位,从而发散出对传统媒体线上传播现象的探讨以及线上传播过程中的策略解决。本文所指的认知主要是基于传统媒体形象与传统媒体线上传播形象的差异而在研究对象(大学生受众)意识上的感受,尤其强调大学生群体对传统媒体线上传播各方面构成(线上内容传播的创新与网际传播的适用,线上传播形象管理)的使用与解读由此产生的反馈意见。
二、关于《人民日报》官方新浪微博以及网际媒介传播链条中的用户心理
源于强烈的新媒体格局下的危机意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于2012年7月22日凌晨4时58分正式成立,致力于打通网络舆论场,这也是人民日报新媒体计划的一部分,即完成在全媒体时代下的媒介分流,以确保自身媒介生态的多元完整。
网络媒体在完成媒介分流的同时,也培养出了一批“挑剔”的用户,“使用与满足理论”所倡导的自主市场已经不能涵盖其对信息的需求,受众从“挑信息”转变到“要信息”,即受众从媒介设计的信息内容框架突破从而要求更大信息量的实现,新闻信息价值大小的考量也需兼顾受众的选择与要求。因而,网际媒介的角逐已经不再拘泥于传达的信息量,因为每一个网际媒体的载负能力已经足够厚实,但其核心竞争力表现于在其信息的输送是否以受众所要求求证的信息直接挂钩。现有的网际媒介与受众格局体现于受众在一个一个信息场之间奔走,其多元选择已经逐渐将受众的自主选择心理养大,而吸引其奔走的实力体现在于诸如媒介良心,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对新闻真实的揭露,言论的“接地气”等。
本文将视角集中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这一信息场,通过用户反馈研究,以此就其形象,竞争力等方面进行探讨。
三、研究样本
1.问卷样本
问卷样本嵌入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构成,将抽象理论具化成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相关的问题。问卷包括勾选类与简答类,从认知获得、编码、贮存、提取和使用等层层递进。
2.用户(受众)样本
调查对象需满足以下硬性要求:长期使用微博且关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时间至少为3个月,每天微博时间不少于1个小时。通过各种渠道,笔者在各省份(直辖市)大学生(本科生)数量分布数据上对各省份(直辖市)进行人员筛选,由此分配问卷调查对象比例,共发出150份问卷,收到有效问卷132份,其中男性79份,女性53份。各省份(直辖市)有效调查问卷分布情况:江苏省11人,山东省9人,广东省9人,河南省8人,安徽省7人,湖南省7人,湖北省6人,河北省6人,辽宁省6人,四川省6人,北京市6人,浙江省5人,陕西省4人,黑龙江省4人,福建省4人,江西省3人,山西省3人,上海市3人,云南省3人,广西省3人,重庆市3人,吉林省2人,内蒙古自治区2人,天津市2人,贵州省2人,甘肃省2人,海南省2人,宁夏回族自治区1人,青海省1人,藏族自治区1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1人。
3.焦点小组样本
为强化传统媒体与传统媒体线上传播形象的比较,特增加焦点小组访谈环节。焦点小组由20名调查对象构成,分别对7月2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和7月3日人民日报进行对比阅读,从而描述其阅读感受。
四、结果分析
就问卷调查结果:百分之七十九的调查对象表示对人民日报的形象认知概括为严肃厚重,百分之十九的调查对象认为人民日报风格正在逐步改变,百分之二的调查对象表示不了解。而焦点小组对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总体形象的评估则由表格所示: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整体形象评估满意良好一般不满意
人数4人7人5人4人
人民日报整体形象评估满意良好一般不满意
人数0人5人13人2人
人民日报与其微博形象差异极大较大一般不明显
人数10人5人4人1人
是否因为人民日报传统形象影响对人民日报官方
微博形象的看法是不是不清楚
人数15人1人4人
表一焦点小组对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总体形象评估
对微博内容更新速度,百分之六十的问卷调查对象认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新闻推送速度较慢,百分之一十七表示还可以,百分之二十三表示没有印象。百分之六十八的问卷调查对象表示内容的同质化与更新的滞后性让其对人民日报微博的信息推送选择跳跃性阅读,百分之十五的问卷调查对象表示会有意识地关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就同一新闻的立场与态度,百分之二十七的问卷调查对象则表示不清楚。就其印象最深刻的一条微博来看,只有百分之二的问卷调查对象认为新闻类微博,百分之十三的问卷调查对象认为是图片类微博,百分之十六的问卷调查对象认为是生活百科类微博,百分之二十八的问卷调查对象认为是互动类微博,百分之三十九认为是评论类微博,百分之二认为是其他。
而其更青睐于被推送到的微博信息类型则如表格所示:
更青睐的微博信息类型消息新闻图片新闻视频新闻新闻评论互动生活百科人生哲理段子其他
百分比681225196888
表二问卷调查更青睐的微博信息类型百分比构成图
五、主要问题与建议
首先,传统媒体要完成其在新媒体时代的“蝶变”,必须考量其自身形象的重构。用户对媒介的敏感使得媒介在信息的构成方面需要加以转变,不能单纯将传统形象换置于网络空间。传统媒体的线上传播形象除了依靠线上平台的大力整改外还需要借助于线下传统媒体自身的改变。因为在媒介融合时代,受众对媒介的认知不能拆分单元从而孤立地对其线上线下平台分别评估,因而传统媒体线上平台的扩张不能单单只靠线上传播一种渠道的推动,还是需要线下线上双重平台的齐头并进来达成。
其次,传统媒体拿捏线上平台需要正确树立的全媒体时代下的传受双方地位意识。受众的选择已经不受体制的强控而是依靠信息的迎合,沉稳负责的信息场才能掌握一定数量的受众群体,媒体的亲民性以及“第四权力”即大众的监督意识亟待唤醒。
大学生用户对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期待并不只是其在言语或形式多样来促成,其对言论与立场的注重直接影响其媒介阅读选择。媒介的线上传播应更多从精神本源进行创新,技术伴随只是辅助作用,任何新奇的形式只有在富有内涵的内容与思想的土壤上才能赋予意义。
就同一新闻,由于商业门户的市场竞争压力迫使商业门户微博的新闻更新速度要明显迅疾,这就直接导致人民日报微博的信息推送在众多媒介中呈现缓慢与滞后。因而人民日报官方微博需要注重在与其他同质化微博之间的时间差弥补,并且善于用简短的语言表达倾向与立场。因为就微博来言,其新闻信息只是推介内容的一种类型,受众对微博的评估并不仅仅在于微博运营方对新闻信息的把握,其身后的言论与立场则折射出媒介态度,因而大学生用户更希望微博方对信息做出一定解读。
软化严肃形象可为更加一步的沟通奠定基础,娱乐在最大程度可消解受众对人民日报传统形象的固有认知,考虑到受众的多元,积极的“幽默感”,利用“网络段子文化”等可建立媒介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桥梁关系。在更加开放的平台里,媒介的议程设置也需注意。好的线上传播应该立足于对话题的捕捉,将话题扩充至可供集纳意见的平台首先在于对议题素材的把握。而议题的出处应该对民意进行充分地数据监测,源于受众的cookie所总结出的议题才具有广泛参与的根基,这一定程度也与微博自身的互动相捆绑。微博平台在逐步将媒体立体化,所以加强互动也必须是传统媒介线上传播的“乘势之为”。立足于现在的传播格局,用户对互动的参与与表达不仅仅立足于传受双方层面。以微博互动的数据进行研究,互动信息推送的转发量要明显高于评论量,这直接说明了用户的思维里并不把微博当成二元传受平台,用户除了将自身对互动的参与视为一种向媒体的反馈外,其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为分享平台,即互动只是一种工具,而用户的价值观,见解,思想通过这种工具有一个阐发的机遇。其在转发的过程中插入自身表达,将互动与意见或理念结合,通过转发进行有效范围内的再传递,从而满足于自身在网络社交中的表达倾向。
参考文献:
[1]龙立荣,郭涛.《认知过程的新范式――认知心理学与传统心理学比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2]蔡怡文:《传统纸媒微博运营的新探索》[J],《传媒观察》,2013.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篇5
独立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实践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具备广播电视节目编导、策划、创作、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这既符合独立学院的特点,符合媒体人才市场的需求,也符合学科的特点。
虽然在观念上达成共识,普遍重视实践教学,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独立学院而言,圆满完成人才培养目标、顺利把学生推向市场,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在实践教学中还有很多难题亟待解决。
(一)实践教学资源不足
独立学院是按民办机制运行的高校,缺少政府财政性投入,同时绝大多数独立学院尚处于起步阶段,举办方要充分考虑投入产出比的问题,因而对于硬件设备的资金投入比较慎重。和其他文科专业相比,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实验实训需要足够的实验设备供教师进行模拟媒体教学和学生操作、训练,如演播室、照相机、录像机及非线性编辑系统等。这些设备资金投入较大,建立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动辄需要百万元的投入,因为投资的限制,很难建立起设备齐全的实验教学基地。实践教学资源严重不足,这是实践教学中的一大硬伤。
实验设备不足就直接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中会偏重理论知识的讲授。有些学校虽然建立了实验室,但是因为设备数量有限,实践教学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五六个乃至十几个学生使用一套设备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专业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专业教师在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专业课教师的实践能力如何,会直接影响实践教学的效果。而当前独立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教师普遍缺乏实践经验,这是实践教学中的又一障碍。
从师资上看,独立学院本专业的教师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学中文的老师转过来的,二是在媒体工作一段时间后到高校任教,三是近些年毕业的新闻学、传播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中间除了第二类是真正有新闻实践经验的老师,其它都缺乏实践经验。而从媒体转入高校的老师所占比重很小,这就导致许多教师在讲操作性的问题时都会心里没底,只能讲理论课。即便勉强承担实践课的教学任务,也很难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学生在实践教学中过于被动
目前,大多数学校的实践教学采取课堂教学的方式,按照课时,以班级为单位安排,实践时间固定、集中,学生必须在固定时间内完成老师安排的实训项目。此外,由于实验设备价格昂贵,多数学校的实验室采用封闭式管理,学生如果在固定时间内无法完成实训内容,课下也不能随意使用机器。
因此,在实践教学中学生的自主性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师设计好的实训项目,自主动手拍摄、剪辑的机会并不多,这使那些有能力、有需要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拍摄的同学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
对独立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出路的探索
(一)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改进实践教学方法
实践教学中,应根据办学特色和专业发展要求,不断改进和完善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学体系中,要始终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中心,尽可能的使实践教学和社会的技术需求相结合。实践教学体系一般由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两部分构成。其中,专业实践主要包括课内实训、实验教学、采访实习、摄影摄像实习、学年论文、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具体环节,其目的是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社会实践主要包括军事训练、认识实习等主要环节,其目的是增强学生对社会的感知,同时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总之做到了专业实习不断线,实践教育不断线。除了实践环节的合理设计外,在一般课程讲授中也要始终贯穿实践教学的理念,以创新精神推动实践教学方法的更新。各专业课程的教学都必须将实验、实习放在重要的地位,除了合理安排实验课时外,还应将实践带入课堂。
(二)加强硬件设施建设,扩大校内实践平台
从媒介技术的角度看,媒介技术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对广播电视而言,媒介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因此,要培养出一线的记者、编辑,必须有先进齐全的硬件设施。
一方面要加大对于校内实验室的投资建设力度。事实证明,学校为学生提供实践实训机会的多少和优劣,直接影响到学生培养的质量。
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条件,不断扩大校内实践平台。比如利用校报、校园广播电视等机构,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依托这个平台可以构建起一个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开放的校内实习基地。这种模式可以使学生进入一个相对真实的新闻工作环境,这种学习方式便具备了很强的自主实践功能,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实践教学理念是一致的。
(三)建立实习基地,开拓校外实践平台
建立实习基地,可以将学生放到真正的媒体环境中进行锻炼,各大高校普遍的做法是与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联合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但随着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学生数量的激增,传统媒体也很难容纳那么多的实习生,况且独立学院名气小,在和一本、二本院校抢占传统媒体实习基地资源时并不占优势。因此,我们除了尽可能努力的争取传统媒体作为实习基地外,还应该让思路更开阔一点,努力发展新兴媒体和相关媒体产业为实习基地。例如广告公司、影视制作公司、网站等。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掌握更多元的媒体实践经验,增加学生的就业渠道,又有利于独立学院开发新的特色专业,增加教学内容,形成新的办学特色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四)鼓励学生自主实践,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独立学院的学生和一本、二本的学生相比基础知识相对薄弱,但动手能力强,而且大多数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因而,在实践教学中,我们也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参与实践的自主性。
学校可针对学生的心理特点,组织开展诸如校园DV大赛、主持人大赛等活动;还可以鼓励和指导学生参加校外的各种比赛活动,以提高学生动手的积极性。总之,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实践积极性和创作激情,营造一个重创作、重实践的校园氛围。
另外,摄像技术实验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可在课后或节假日有组织地向学生开放。学生在学习完电视摄像和电视编辑与制作课程之后就可以在课外时间在所开放的实验室进行电视节目的创作,这不仅大大增加了设备的利用率,同时也为优秀电视作品和优秀人才的发掘提供了物质保证。这样一来,学生从封闭式的学习环境中解脱出来,能够充分发挥自主性、创造性。
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有较强动手操作能力的学生,可以鼓励他们自行购买设备,组建摄影协会、影像工作室等社团组织,或者利用网络资源自行创办网络电台、新闻博客(播客)等自办媒体,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开展各项实践活动。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要积极鼓励这些工作室或自办媒体面向市场,承接各种影视制作工作以及广告业务。这样不仅能充分利用学生课外的活动时间,为学生创造足够的实践机会,打造宽大的实践平台,还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以后真正走向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五)引进专业媒体人员,专业教师进入媒体“轮岗”
强化实践教学的主体首先应该是教师。广播电视新闻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师如果没有参加过新闻实践,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积累,是很难讲好这门课的。能不能培养既具有理论基础又有实际动手能力,“上手快”又“有后劲”的学生,关键还是教师的水平如何。殊不知,在国外新闻传播教育界,教员通常要具备中长期的媒体从业经历。全美五大最佳新闻院校的教授,大多都有10年以上的媒体工作经历。
为了建立理论和实践能力双优的专业教师队伍,一方面可以从适合广播电视新闻教学的媒体人中聘请教师,同时,也要创造机会,选派专业教师进入媒体实践。
从电台、电视台、报社或网站聘用有实践经验的专业媒体人,不仅能解决独立学院师资紧缺的问题,同时还能为学生提供最新的实践教学内容,甚至还能通过这些专业媒体人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络,为学生的实习、就业提供帮助。
选派专业教师进入媒体实践,旨在让媒体从业经验不足的新闻专业教师,在新闻第一线增强新闻业务的动手能力,感受媒体的竞争态势,从而改进和提高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课程理论和实践教学的质量。
(六)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评估机制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1篇6
推进三网融合,需要法律政策的引导和保障。一、尊重科学规律、尊重基本国情,总体设计,安全为重,积极稳妥推进网络融合立法。推动三网融合立法,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充分考虑科技进步规律和和三网各自发展规律,充分考虑网络融合的复杂性和维护网络安全的艰巨性,充分考虑广电媒体的喉舌功能和意识形态属性,保证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二、破除寡头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用户权益,推动电信法、广播电视法、互联网安全法出台。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寡头垄断可以让境外电信公司暂时难以进入我国,但不可能造就具有活力、具有竞争力的电信企业。应当在实施电信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法规的基础上,抓紧制定相关法律,促进网络视频、IP电话、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IP电视、手机电视等融合业务的大发展。三、建立责任明确、分业监管、依法行政的统一执法机构,为三网融合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目前,我国已形成了电信、广电、互联网分业监管法规体系和监管机制,国务院《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广电与电信的分业监管体制。为解决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等问题,建议通过立法,建立统一执法机构,严格执法,严格管理,高效服务,为推进三网融合和新业务发展营造良好公正的执法环境。(据涂昌波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9期)
电视媒体联盟的优化升级策略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正不断深化,广播电视业的改革也在不断变化。在此背景下,电视媒体在长期束缚下积累起来的扩张冲动和力量日益爆发,战略联盟将成为扩张中的电视媒体自觉或不自觉的战略选择。对于整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的我国电视媒体联盟而言,首先,在联盟层次上从松散型结盟向治理型联盟升级。目前我国电视联盟大多属于非股权式联盟,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根据联盟特征建立合理的治理机制,通过联盟治理尽可能弥补松散型结盟存在的先天缺陷。其次,在联盟原则上从共享同类资源向寻找补充资源拓展。这不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电视媒体的成长性问题,而且还有利于构建起长期、稳定、有效的联盟关系。最后,在联盟目标上从收视市场向新兴市场延伸。在媒介技术不断更新、媒介形态日益多样、产业日益融合的背景下,电视媒体应通过建立跨媒体、跨行业战略联盟,从其它媒体、其他行业中寻找市场、拓展空间。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将电视媒体战略联盟目标延伸所追求的新型业务和市场限定在文化产业领域,会有较高的增值空间和安全性。(据罗以澄姚劲松于《现代传播》2011年第8期)
建设公益性频道的
几个关键问题
不论是专业性频道,还是综合性频道,如果要建设、巩固成为公益性频道,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关注其长期的品牌贡献和社会效益。确立为公益性的频道应以长期的社会效益和品牌回报为主要考量,而不以短期盈利为追求目标。为此,公益性频道需要秉持公共服务的原则,照顾到电视媒体除了经济利益回馈之外的其他功能,如环境守望、知识传承、教育等,需要兼顾多元文化、少数族群、弱势声音。二、公益性频道不能无人喝彩,市场反响同样重要。不以创收为目的,不等于就可以无视社会的反响,公益性频道同样需要在节目可看性上多下工夫,不能因为其志向高远,就忽略观者的感受和受众市场的评价。因为只有收视人群达到一定的量,公益性频道才有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可能。三、对广告的控制。以我国实情而论,发展公益性频道不一定要完全取缔商业广告,而重点应该是管理好广告。与西方国家反对电视媒体播出商业广告主要是出于对各种商业势力控制的担心不同,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反对之声主要是源于商业广告的低质、泛滥、不雅和恶俗,而这些情况是可以通过对某些类型广告的限制和更严格有效的广告管理来加以改善的。四、建立适合公益性频道的评价标准。公益性频道既然不以市场收益为追求目标,那么以收视率表现作为衡量其效果的主要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以模糊、主观的方式来取代这种评估,或者干脆不作评估。应该建立一套适合公益性频道自身发展定位的综合评价体系,将公益性频道的公共价值、品牌价值和影响力转化为一系列具体、客观、可操作的评价指标,强化其受众服务意识,增强竞争能力,从而真正实现服务公众利益的目标。(据周丽玲王琼于《电视研究》2011年第9期)
资产评估:
媒资内容产业化的前提
媒资评估是媒体变革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一般企业市场值的75%以上源于无形资产,内容资产作为一种可辨识的无形资产,是媒体无形资产的最重要部分和最具开发潜质的财富。随着传媒产业经营的深入发展,内容资产可以作为经营性资产进行投资、产权转让、上市融资,无论是资本层面还是运营层面,内容资产的价值评估对传媒发展都至关重要。内容资产评估可以扩大媒介自身的影响,强化品牌形象。内容资产评估是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前提,也是防止资产流失的重要环节。媒体如果以库存节目资料投资,与社会机构合作发展新媒体业务,首先需要对内容资产进行价值评估。内容资产评估可以促进电视媒体内容产业链的变革,促使一次投入、一次产出的定制模式向重视文化产品持续价值和衍生价值的整合营销模式转换。随着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当新的市场竞争、行业调整和资本运作各项挑战相继而至的时候,媒体必须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自我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内容资产为核心的媒资评估势在必行。(据朱健于《视听界》2011年第5期)
“限娱令”明年起施行
细则尚未
广电总局将下达“限娱令”限制各大卫视电视节目泛娱乐化倾向的消息流传已久。9月28日,记者向广电总局副总编、宣传管理司司长金德龙求证此事,他表示,“限娱令”细则尚未,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具体细则届时会在网上。金德龙同时表示,此限令的内容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限制娱乐”,“‘限娱令’说法并不确切,只是希望卫视能够控制晚间档过多的娱乐节目。”(消息来源:《广州日报》)
直播卫星将改变我国广播电视的
覆盖格局
9月4日,在全国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试点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上,记者获悉,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利用直播卫星开展的公共服务,将调整并完善我国广播电视的覆盖格局,全国有望在5年内实现广播电视全覆盖、“户户通”。今年4月,、国家广电总局决定在偏远地区开展直播卫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宁夏3个乡镇、内蒙古6个乡镇、河北2个乡镇成为首批试点。届时,农户只需花费两三百元买一个直播卫星机顶盒,就能免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7套节目、收看中央电视台16套节目,还可以收看多套本地电视节目。(消息来源:《光明日报》)
《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将作调整
9月20日,中央电视台2012年节目资源推介会在京召开。记者从央视节目推介会上获悉,央视明年的新举措也将出炉,其中最受注目的当属《新闻联播》与《焦点访谈》将进行“微调”。据悉,就《新闻联播》来说,欧阳夏丹和郎永淳将于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正式亮相《新闻联播》,节目在“形式和语态上都会发生变化”,引入各种新报道形式,有可能增加新闻评论。《焦点访谈》栏目将加大监督节目的比重。”(消息来源:《东方早报》)
2011全球华语广播网年度会议
在武汉举行
9月7日,2011全球华语广播网年度会议暨第二届全球华语广播颁奖盛典日前在湖北武汉举行,海内外近30家华语广播机构代表参加。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表示,在当今媒体激烈竞争的数字化、信息化时代,中国广播的整体实力没有萎缩,核心竞争力逐步提升,社会舆论影响力日益扩大。本次年会探讨了华语广播网的协作机制、新闻广播的改革创新、广播新闻的增值发展、广播电台的经营管理,以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嫁接融合等问题。会议还颁发了“魅力主持奖”等4个类别共20项大奖。(消息来源:《人民日报》)
北京高清交互用户挺进260万
北京作为全国三网融合试点城市,高清交互数字电视推广是其重要特色。截至今年7月,全市高清交互数字电视用户已超过170万户,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按计划,今年年底北京高清交互数字电视用户将突破260万户。高清交互数字电视的推广让用户享受到了“从标清到高清、从单向到双向、从看电视到用电视”的新体验。北京市统计信息咨询中心调查数据显示,用户对推广高清交互数字电视的支持率为96%。(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2011互联网信息反假联盟
正式启动
中国网络电视台电子商务平台,即CNTV商城,于9月22日正式上线。会上中国网络电视台与相关机构领导、电商企业合作伙伴共同启动了2011互联网信息反假联盟活动,同时中国网络电视台与业内资深团购导航网站团800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正式成为CNTV商城战略合作伙伴。2011互联网信息反假联盟的成立,将为消费者扭转网络购物信息不规范的现状。(消息来源:搜狐网)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1篇7
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是独具办学特色的教学、科研实体,多年来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果。近年来院教师的教研成绩显著,出版专著10多部,论文和作品多次获得部级、省级专业竞赛奖项;学生获部级、省级专业竞赛奖项50多项,表现出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竞争能力。
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于2007年,开办有新闻学、广告学2个本科专业。新闻传播学为学校重点扶持学科,2014年入选“湖北省战略新兴产业计划”,是全省高校唯一以新闻学入选该计划的学科。学院目前是该校重点建设的“特色学院”。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7项,湖北省人文社科基金及厅级研究课题30余项,8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多项科研成果被政府与企业采纳。
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是华中地区最早的风景园林设计甲级资质专业设计院,坚持构建技术品牌、关注技术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先后圆满完成多项设计作品,获奖过百项。在风景园林设计、建筑工程、城市规划、工程咨询编制及评估、工程建设监理及园
林绿化施工等方面具有较强影响和实力。
《锋绘》杂志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社、武汉新闻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份大型文化艺术教育类综合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42-1820/J,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2511。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来源期刊,龙源国际期刊网,读览天下网等全文收录期刊。《锋绘》杂志2015年全新改版,主要栏目有:文艺与设计论坛、文艺与设计教育、企业文化、文化产业管理、建筑艺术、建设园地等。
合作双方决定自2015年起借助《锋绘》杂志平台,进一步宣传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品牌和形象,推动教学科研和文化建设,同时由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的教授、专家、学者为杂志编辑出版和发展出谋划策,提供优质稿件,共同打造优秀期刊,为促进学术科研和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贡献。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
关键词:科技记者;素养体系;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6-0008-04
曾获诺贝尔奖的白川英树先生认为:“在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社会里,大众是需要科普知识的,而媒体是传播科普知识的最好渠道,所以进步的社会需要科学报道和科学记者,这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准。[1]”科技记者是指从事科技信息采集、编辑和报道等科技传媒相关业务的从业人员,其从业领域主要包括科技报刊(科技期刊、科技类报纸等)、广播电视科学栏目、网络媒体的科技新闻报道以及专业的科学网站等。那么,当前我国科技记者的行业现状如何?我们又该如何提升科技记者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呢?
一、科技记者从业现状概述
长期以来,我国大众媒体一直将科技传播与普及作为媒体功能的配角,而国外媒体则把科技新闻作为四大主流新闻之一。举例来说,美国电视台的科技类节目的播出时间占节目总播出时间比重的20%,日本为15%,而我国仅为6%[2]。可见,我国大众媒体的科技传播意识还很淡薄,科技类节目的比重还较低。正是由于大众媒体对科技新闻记者需求的偏少,导致了我国科技新闻记者队伍阵容的薄弱。
不仅如此,我国新闻记者的培养又多采用传统的人文学科培养模式,由此培养出来的新闻记者大多数未接受过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教育和系统训练,进而影响科技新闻记者队伍的整体水平。因为对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掌握欠缺,以及对传媒新技术的了解有限,现有的科技记者并不能很好适应新时代科技传播的需求。
可见,我国科技记者行业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科技新闻记者阵容薄弱,科技记者呈现结构性缺失状态;二是科技记者自身队伍素质有待提升。因此,研究和制定科技记者的素养体系,不仅有助于完善科技记者的培训、选拔和使用机制,加强科技传媒工作能力的建设,而且对我国记者的素养提升也有参考价值。
二、科技记者素养体系框架
(一)素养体系的基本构成
科技记者的素养,即科技记者的素质,应为科技记者完成科技传媒工作所必需的基本条件。科技记者所需的素养可分为文化素养、岗位专业素养、科学素养、信息素养、道德素养等。在这五种素养中,文化素养和岗位专业素养为科技记者的基本素养,即科技记者所需具备的阅读、写作等新闻传播的基本能力;而科学素养、信息素养和道德素养跟科技传媒工作业务紧密相关,为科技记者的综合素养,涉及对科技内容的处理能力。这也就勾勒出了科技记者素养体系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图1科技记者素养体系框架图
目前,文化素养和岗位专业素养,作为基本素养要求,是一般新闻记者所需具备的能力;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在此不做赘述。而科技记者的科学素养、信息素养、道德素养,以前也仅限于单一维度的探讨,作为综合素养,就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分析,有必要进行指标的设计和评估的研究。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态度与意识、知识、技能与方法等三个方面来讨论素养问题。“态度与意识”指科技记者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比如科学观念、对待使用信息的态度等;“知识”指某一方面的认知和记忆,如科学原理知识、信息技术知识等;“技能与方法”指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科技传媒的语境下,三者构建了相对稳定的支撑关系,相互关系如图2所示。
图2科技记者综合素养体系中的各要素及其关系
科技记者综合素养体系中的每个素养,都包含了态度与意识、知识、技能与方法的描述。本文还将对每个素养制定二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科技传媒语境,得到和科技传媒工作相关的实践能力描述。
科技记者综合素养体系包括了科学素养、信息素养和道德素养,具体素养指标制定如下。
(二)科学素养
笔者认为科技记者的科学素养是一种以公民科学素养为基础,带有较多功能性的实用性科学素质。具备科学素养的科技记者应掌握与实际工作相关的科学知识、科学技能方法和科学观念,并能够用其解决传媒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本文通过对Miller三维模型、PISA科学素养模型、Hodson科学素养三维度的分析,确定了科学素养的基本因素,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能、科学本质和STS(Science、Technology、Soc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素养的测试指标可分为三个维度:科学知识维度、科学技能方法维度、科学观念维度。这三个维度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科学素养的一级指标。
1.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涉及了科技记者日常工作领域中本质性和常规性的知识,包括如下维度的二级指标。
(1)掌握科学概念。科技记者应掌握一定的文明成果和舆论热点的科学术语;了解自身科技传媒工作领域内相关科学题材和背景知识。(2)判断科学事实。科技记者应了解并能正确判断科学事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科学研究进程以及科学事件本身的意义等。(3)了解科学发展情况。科技记者应了解自身领域历年来科技发展的重大事件;了解社会时代最新科学知识和科学发展的情况,与时俱进。
2.科学技能方法。科技技能方法指科技记者能运用科学知识来认识和解决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科学现象与实际问题,具体指标如下。
(1)掌握并合理运用相关科技政策。科技记者需掌握一定历史时期下较为重要的科技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涉及内容,包括国家的和地方的科技发展战略、科技管理的基本原则等;另外科技记者应能够解读并传播面向公众的科技政策。(2)掌握处理事件的科学方法。科技记者应能够运用科学知识、政策等观察分析科学事件,掌握严密的观察实验方法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能力;并能够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和规律认识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3)正确引导公众,聆听反馈意见。科技记者应能够全面认识和正确把握科学事物,深入浅出传播科学知识;既要关注科技传播的过程也要关注传播效果,聆听受众的反馈意见。(4)运用科技技术创新工作形式。科技记者应能够以科技手段为辅助,优化自身工作流程;并能够运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传播形式的创新。
3.科学观念。科学观念集中体现了科技记者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文化,具体指标如下。
(1)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身工作。科技记者应该坚持真理、坚持科学、不畏强权、实事求是,应该向公众提供客观、真实、科学、准确的信息。(2)以科学意识正确引导科学思维。科技记者应将科学意识转化为现实工作中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将科技题材置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条件之中思考。
(三)信息素养
如今,国内外尚无“信息素养”的标准定义。国外学者和相关机构曾将信息素养定义为“具有确定、评价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成为独立的终身学习的人”[3],以及“能清楚地意识到何时需要信息,并能确定、评价、有效利用信息以及利用各种形式交流信息的能力”[4]。本文将科技记者信息素养定义为能准确定位、及时有效获取所需要科技传媒信息,能分析和评价所获信息,并能综合运用各种信息处理手段和方法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进而创造性地利用信息创作出能满足大众需求的科技传媒作品的能力。
信息素养可从三个层面来衡量:对信息理解和认识的意识层面,即信息意识;对信息知识掌握的知识层面,即信息知识;对信息获取、分析与评价、加工处理和利用等的实践能力层面,即信息能力。
1.信息意识。端正的观念和敏锐的感知,能够驱动科技记者去创作出最契合时代需求且具有专业分量的科技传媒作品。信息意识可从如下指标进行衡量。
(1)信息观念。在信息化社会里,科技记者需要认识到信息和信息技术对科技传媒工作的重要作用,并在科技传媒工作实践中,确立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终身学习、勇于创新的观念。(2)信息敏感度。科技记者应关注科技前沿的热点问题,善于从海量信息中捕获有价值的科技传播的题材,善于观察事物,观察生活,发现和捕捉有价值的内容,并能够将新媒体应用联系到科技传媒工作实践之中。
2.信息知识。由于科技记者工作的特殊性,其对于科技信息传播知识掌握能力的强弱与其业务素质有着很大关系。信息知识可从如下指标进行衡量。
(1)信息理论知识。在科技信息传播工作中,科技记者需了解和传媒实务相关的信息方法运用方面的理论知识。(2)信息技术知识。科技记者应具备数字信息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以便能更好地发挥信息传播能力。(3)法律知识。科技记者应了解与信息传播和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能够有效规避信息传播过程中不慎触及的法律漩涡。
3.信息能力。信息能力是在科技传媒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能力,与科技记者的业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根据科技传媒实务中对信息的一般操作流程和技能要求,从如下四个指标来衡量科技记者的信息能力。
(1)寻获有效信息的能力。科技记者需要综合使用多种信息获取的途径获取所需信息的能力,比如科技事件采写、调查、文献检索等方法;需要建立个人科学信息资源的知识地图,具备与科学界人士深入沟通交流的能力;因需要查阅外文文献,科技记者还需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便于更通畅地获取信息。(2)分析与评价信息的能力。科技记者需要具备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辨别科技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能够分析判断经科技传媒传播所带来的影响。(3)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科技记者应具备应用传媒业务系统设备对科技传媒事件进行加工报道的能力,如图文编辑、视音频剪辑、数据处理等。(4)创造性利用信息的能力。科技记者需要具备归类、整合,并综合利用各类科技传播信息资源的能力,并能将科技事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适合面向大众传播的信息表现形式。比如转化科学术语、技术术语、科学概念等科技信息内容的能力,利用已有科学信息素材,对传播内容、形式进行创新再造的能力。
图3科技记者道德素养体系框架图
(四)道德素养
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凭借直觉或“良心”进行道德选择。但在科技传媒领域,从业人员面临诸多道德选择的困难,如很多科技主题本身存在道德争议;科技传媒工作一般涉及多方利益,如何去取舍;科技传媒影响广泛。因此,在面临复杂的道德选择时,科技记者应当具备一定的道德素养,以免在面临复杂的道德选择时无所适从或做出低质量的选择。
基于此,本文认为科技记者的道德素养应要求科技记者在面临道德问题时,能够做出合理选择,以提高做出的决策质量。在设定道德素养框架时,根据分析道德问题的过程,将其分为识别、分析、拓展三个阶段。道德素养要素主要体现在前两个阶段上,它与道德素养框架的对应关系(如图3所示)。
而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为道德素养的三个要素,即一级指标,包括对道德问题的识别能力、道德分析能力、处理道德问题时的思维拓展能力。
1.对道德问题的识别能力。对道德问题的识别能力指当科技记者面临一个有关选择的话题(如是否报道或以何种角度报道)时,能够识别该话题是否涉及道德问题,并对其道德属性(如重要程度和涉及的价值)进行初步分析。对道德问题的识别能力的二级指标如下。
(1)道德问题判断。科技记者对道德问题的判断指能够判断当前话题是否涉及道德问题,是进行道德决策的第一步。如在传递某个科技信息时,能否判断它可能存在伦理道德问题。(2)道德程度判断。该指标指科技记者应能够判断道德问题的重要程度。它包括(如果不解决或解决不当)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后果,问题所要求采取措施的迫切程度。(3)道德价值识别。该指标指科技记者能够识别情境中包含哪些价值。道德价值识别要求识别的价值有一定的全面性,不能只看到一方面(如只看到新闻的轰动效应而未看见可能对受众造成的精神刺激)。
2.道德分析能力。道德分析能力是指运用理性手段分析道德情境,并做出道德判断的能力。包括道德框架的运用,以及对事实和价值的评估。
(1)运用道德框架。道德框架包括基于动机、行为和结果的推理,以及基于责任的推理。具备道德框架,并不意味着一定了解道德框架内容,而是需要在面对具体材料时,能够分析某种做法动机上善恶如何,行为上是否合理,结果上是否合适,以及是否符合职业公认道德准则的要求。(2)评估事实的能力。该指标包括全面把握传媒材料的相关事实,并对其可能造成的道德结果做出推断。这就要求科技记者首先能搜集到相关事实,如在判断有关克隆人的问题时,能了解到相关实验进行时的科学伦理细节和科学界最新动态;其次是能对事实与当前情境的程度进行评估,以确定那些事实对于目前的道德判断尤为重要;最后是对事实的道德结果进行推断。(3)评估价值的能力。该指标要求科技记者能够评估情境中反应的价值的相关性,并去粗取精,消除偏见。去粗取精,是因为关联度越大的价值对最后决策的影响越大,对价值的相关性分析得越清楚,决策的最终结果越明晰;消除偏见是因为偏见一般产生于不相关价值的关联。
3.处理道德问题时的思维拓展能力。对道德问题的识别能力是指通过运用想象力或直觉思维能力为道德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包括换位思考能力、大局思考能力和解决方案的设计能力。因为,科技记者在进行道德分析时,不能机械地运用理性道德分析工具,而应适时跳出思维框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1)换位思考能力。该指标指科技记者应能够体会到受众在接受信息后的反应。如不应当在未经警告的情况下播放可能诱发癫痫病的视频画面,不应当在不必要时展示残酷、血腥、恶心的场面等。(2)大局思考能力。该指标指科技记者应能够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宏观角度思考道德问题。这就要求科技记者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跳出利害双方的利益纠缠,从大局视角来做出道德选择。(3)道德解决方案的设计能力。该指标指科技记者应能够为科技道德问题设计解决方案。这就要求科技记者应具备一定的创造力,在做出道德选择时能够摆脱“非A即B”的僵化思维模式,通过设计“第三条路径”顾及到各个价值,走出道德困境。
三、提升科技记者素养的对策建议
科技记者素养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实施,是一个漫长的素质提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技报刊(科技期刊、科技类报纸等)、广播电视科学栏目、网络媒体等科技传播主体应当秉承为社会培养专业科技记者的理念,加大培养力度,完善培养选拔机制,从而提升科技记者的素养能力。针对如何结合实际情况提升科技记者素养,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注重选拔和培养,强化科学素养的水平提升
陈力丹指出:传媒对科学报道的误读,一是传媒领域和科学界存在不同话语体系造成的,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二是记者缺乏科学素养;三是利益驱动下记者不遵循职业道德[5]。因此,建议科技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等科技传播主体在选拔和培养科技记者时,应结合科学素养指标,有针对性地提高科技记者的科学素养水平。如在招聘和选拔科技记者时,选择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从业人员;结合各科技传播主体所涉及的科技领域,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体系,可邀请资深的从业人员为科技记者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等。
(二)结合科技传播实务,量化信息素养考核指标
鉴于信息素养涉及的实践技能较多,科技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等科技传播主体应针对自身的业务特点,进一步制定出可量化的信息素养考核指标,如熟练掌握哪些信息检索工具,熟练操作哪些图文视频采编设备等,以实现对科技记者信息素养评估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从而培养能够适应新媒体融合环境的全能型背包记者。此外,专业院校应结合可量化的信息素养考核指标,完善科技记者信息技能的培养体系,为不同科技传播主体培养出具有较高信息素养的科技记者。
(三)加强道德伦理训练,不断提升道德选择能力
在科技传媒实务中,科技记者在报道许多社会热点议题(如胚胎干细胞研究、空间探索、遗传隐私等)时,应有较高的受众本位意识,以减少科技新闻报道对受众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科技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等科技传播主体在培养科技记者时,应通过各种科技道德情景的模拟训练和定期的案例培训(如黄金大米,韩国黄禹锡事件等科技危机报道等题材案例),不断提升科技记者对自身业务经常涉及的某一领域科技新闻的道德选择能力。此外,在微博、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各科技传播主体还应尝试制定社交媒体政策[6],对科技记者使用新媒体进行科技传播的行为加强道德约束,以减少不当的私人化的科技信息传播行为对公众、媒体和社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陆光元.诺贝尔奖得主白川英树:社会需要科学记者[EB/OL].千龙新闻网,2004-04-16.
[2]牟慧玲,蒋宏.上海媒体与国外媒体科技传播的比较与启示[J].新闻界,2007(2).
[3]陈文勇,杨晓光.国外信息素养的定义和信息素养标准研究成果概述[J].图书情报工作,2000(2).
[4]丁申桃.互联网络与图书馆信息服务[J].情报学报,1998(2).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篇9
【关键词】绿色收视率电视民生新闻转型
民生新闻诞生时,由于其高收视率而获得了业界的追捧。《南京零距离》开播后,这档节目很快成为江苏广播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于是各地纷纷效仿都开办了民生新闻节目。然而,也由于一味追求高收视率,电视民生新闻出现了题材同质、内容琐碎、形式单一等一系列问题。2005年,中央电视台提出了“绿色收视率”理念,倡导在重视收视率的前提下注重节目的思想性、导向性,坚持品位,抵制媚俗,这为电视民生新闻的价值提升指出了新的方向。
(一)培养“绿色”电视民生新闻生态环境
电视民生新闻生态环境是媒介生态环境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主要强调从媒体自身出发培养“绿色”电视民生新闻生态环境,即创建一个好的行业生态环境,从而净化受众生态环境、广告资源环境。
1、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同志1996年视察人民日报社的一句名言。舆论导向不仅仅包括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传递和解答,同时也包括对社会热点的疏导,对民众精神面貌的反映等等。电视民生新闻之所以值得我们投入肯定和赞许的目光,关键就在于对传统新闻观念的更新,在于它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方针的最直接、最形象、最生动的体现。①新闻媒体应当责无旁贷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和角度,配合政府展开工作,承担起引导舆论、合理反映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和要求、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的重任,从而不断提高受众明辨是非、鞭挞丑恶的社会意识和能力。
2、坚决抵制媚俗和迎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曾经说过:一档优秀的电视新闻栏目首先它应该是主流的、大气的,把握时代脉动的,有一种大境界大智慧。某些节目丢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失去了新闻应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关怀,民生新闻变成了“市井”新闻,致使新闻停流于琐碎和表面,走上了和“民生”的精神品质相悖的道路。电视民生新闻应当坚决抵制媚俗和迎合,不能把边缘化节目当主观诉求。人人都有好奇心理。媒体是“拟态环境”的制造者,应该以美的题材来激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好奇,从而激励人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
(二)挖掘“绿色”电视民生新闻素材
“绿色”电视民生新闻素材的主要特点是报道题材无污染,将不良信息的传递控制在最小的程度,追求在题材选择上的个性特色,在报道形式上不拘一格,努力培育精品节目,从根本上保证其民生题材、民本取向、平民意识的品质定位。
1、报道题材的原创性和报道方式的创新性
民生新闻对于选材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民生”顾名思义“人民的生计”,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大都与人民的生计息息相关,政治事件、金融事件以及单纯的社会事件都会对人民的生活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那么“民生新闻”更多的也就是一种以“平民的视角”、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报道跟老百姓相关的新闻的一种理念。除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跟人民生活相关的科技、文化、政治、经济新闻都是我们可以报道的题材,而这些题材在我们现在的电视民生新闻中甚少。
除此之外,基于过度的模仿和克隆,许多民生新闻节目有着相似的外表:一句表明自己“民生”性质的口号,一个伶牙俐齿、外形或个性亲和的主持人,口语化、方言化的短、平、快式的评论,以及不时出现在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我们倡导的报道方式的创新,应更多地体现在节目的文化品位和易受性的协调上,一方面要使节目能提高观众的品位,另一方面又要让观众易于接受。
2、培育品牌栏目
市场学认为,品牌形象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反映了消费者对某种商标的依赖心理。品牌一旦形成,就会备受消费者的信赖和关注,成为消费者的惯性选择。
电视品牌栏目应该包涵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高知名度、高信任度、高美誉度。电视品牌栏目能以其独特的内容和风格吸引住一定数量的观众群,并在长期内赢得观众的信任,在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中占据自己独特的位置。“从文化的角度看,电视节目的品牌是电视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从市场的角度看,它是电视产业的拳头产品;从观众的角度看,它是观众心目中值得信赖、能给自己带来较大收益的消费对象。”②
对于中央电视台而言,“绿色收视率”概念的提出并付之实践进一步提升了央视的媒体品牌价值,进一步提升了央视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一个媒体的品牌价值体现在它能为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讯息,能够制作有品位、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能够不附庸俗坚持自己的品位格调,能够坚守作为公共媒体应有的责任。而正是这种坚持使中央电视台在中国传媒中的权威、影响力、竞争力不断得以凝聚和提升。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独家编制的2008年《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央电视台由2006年的排名第299位上升到了第65位。③
(三)创新“绿色”电视民生新闻报道模式
创新“绿色”电视民生新闻报道模式就是要给原来单一、模式化的电视民生新闻节目注入新的元素,增强其活力,实现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可持续发展。
1、与时政新闻的结合
民生新闻向时政领域延伸,关键之处在于时政新闻的“平民化”,即从老百姓的视角寻找报道角度,避免宣传味、说教味,要注重寻找市民的兴奋点和采用市民喜欢的形式,把从时代、全局角度看到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受众切身感受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在报道中既要以平民化的角度提炼出有助于受众生活、工作决策参考的信息,又要用受众喜欢的平民化方式深入报道发生在他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受众在变化的体验中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
另一方面,官方活动在时政新闻中占了很大比例,官方内容是推动社会的主导信息,民生新闻要积极地向时政领域深度扩展,开发时政空间,走向主流新闻的道路。民生新闻通过采取各种策略所呈现出的主流化倾向,必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
2、与公共新闻的结合
民生新闻反映的是百姓的心声,而公共新闻反映的是那些具有社会意义的公共问题,目的在于推动问题的解决与社会进步,二者有许多交叉重合之处。民生新闻要想走得更远,就不妨吸收公共新闻的合理元素,提升和优化传播内容的价值取向。一是在报道题材的选择上强化公共服务性,从公共利益的价值观出发,在反映民生民情的同时注意解读政策、引导舆论,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二是在强调平民意识、平民视角的同时,要把“民生”报道提高到“国计”的高度上来,积极介入和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培养受众的公民意识及公共意识,以达到提高公众面对社会问题的行动能力与缓解冲突、化解矛盾的目的。
(四)建立“绿色”电视民生新闻综合评价体系
对电视节目进行综合、实时评估,是改善电视节目质量、提高电视传播效果、加强电视节目品质管理水平和提高节目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由于视听率调查技术误差所带来的种种先天不足,以及视听率指标追求受众数量造成的对节目定位和节目质量的忽视,在越来越注重节目个性化和频道分众化的今天,采用单一视听率指标评估节目越来越力不从心。单一视听率指标在客观上抑制了对个性化受众的开发,一些高质量但是小众化的节目在此标准下不可避免遭到淘汰厄运,比如电视读书类节目、农业类节目等。
此外,由于节目质量自身、目标受众定位、播出时段、播出季节、播出频道频率、推介力度的不同,加上前后时段节目的拉动、相邻频道频率的竞争影响,仅以一种固定模式生搬硬套地运用指标,漠视影响指标的多项因素和栏目的具体定位,按固定系数来换算节目质量,显然是不科学的。节目评估体系应该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兼顾大众标准和精英标准。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时段、不同频道(频率)的节目,应该建立多元化标准和动态评估,才能真正实现可比性,确保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有效性。
具体来说,对于建立“绿色”电视民生新闻综合评价体系我们可以参照央视的节目综合评价体系。关于这个体系,参与构建的中国传媒大学刘燕南教授是这样介绍的:该评估体系将由三个评价体系构成,包括客观评价指标(50%)、主观评价指标(30%)以及成本评价指标(20%),这三项指标将合在一起并经过充分的加权计算。50%的客观指标中包含了时段权重,频道权重,节目类别权重和收视率的权重。这样在综合各种因素的情况下,考虑收视率又不单纯依靠收视率,收视率被置于合理的权重内,这种节目评价方式才是科学的、公平的。这种对收视率的使用才是合理的,才可能是绿色的。
结语
在收视率为导向的今天,民生新闻的报道集中在生活琐事、离奇有趣、充满刺激的范围中。“绿色收视率”理念的提出,为我们思考电视民生新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但是这一理念还不完备,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改进。■
注释
①时统宇:《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到“民生新闻”――〈都市一时间〉的有益启示》,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第30页
②尹鸿冉儒学:《媒介超级市场背景下的电视理念及策略》,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年8月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篇10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6年起,在院下直接划分为10个教研室;2010年起改为“一部四系”,即史论部、新闻系、传播系、广播电视系、广告与媒介经济系。
史论部集中了负责传播理论、新闻理论、新闻史教学的教师;新闻系集中了采、写、编、评方面的教师;传播系集中了新媒体、公关方面的教师;广告与媒介经济系集中了广告、媒介经营方面的教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二级学科分布如下:
本科分为四个方向: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
硕士研究生分为四个方向: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媒介经济。
根据上级要求,近年开设了“国际新闻”硕士班,归到“新闻学”方向,挤占了“新闻学”方向硕士的大部分指标,2011年招生本来意义的“新闻学”硕士名额只剩1个。由于“国际新闻”属于新闻学方向,二级学科不能跨级带学生,于是“国际新闻”方向的学生只能由属于新闻学方向的教师带,造成传播学方向的教师带不上学生。
博士生研究生分为三个方向:新闻学、传播学、媒介经济。
以上的“方向”是否算是二级学科,没人说是,也没人说不是。
现在“系”的划分与学士、硕士、博士下面划分的研究方向,并不完全对应,发生了较多的人员调配的问题。
但是,教师具体属于哪个二级学科,上面却要求必须明确,只能划分到新闻学、传播学两个教育部认可的二级学科内,带研究生,属于不同二级学科的教师不能跨二级学科带学生;评职称,上面分配的名额具体到二级学科。于是在工作中人为带来了较多的麻烦和冲突。
其实在日常的教学和科研中,各校新闻传播学院内对新闻学、传播学这两个二级学科的感觉是模糊的,差别是人为造成的,实在说不出所以然。至少在新闻传播学学科内,这两个二级学科的设置,看来是当时为了应付上面要求划分二级学科的要求匆忙而做。从后来的实践效果看,不符合学科的实际情况,不科学。
不管有没有道理,学院从招生到教学(实习)、学生毕业,都得依照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之类的管理规則报计划和获得利益。于是这已经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1997年,一旦确定我们的学科叫“新闻传播学”,后来再划分为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后来就一直沿着这种讲不出道理的思路(已经变成了专业运作的既定框架,从申报教学点、硕博士点到人员的配置)走过来了。现在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的增设,基本是在既定的框架内的作为,人们不可能脱离这个既定的一级二级的划分框架来设想本学科的发展。
因而,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这种设置,或因人而设专业方向,或因某门课程无法对应到(或不满意对应到)既定的两个二级科学内,而再开设一个,例如“广播电视新闻学”;或勉强依附到一个二级学科内。原来本科有“出版”这个方向,因为学科带头人被学校从副教授降为讲师愤而退休,这个专业方向没有了;硕士层面,现在将“出版”放到了“传播学”内;而博士层面,又放到了“媒介经济”内,为了安置人。
现在的新闻传播学,是从新闻学来的,新闻学是从报学来的,越向上追寻越狭小。传播学这个词,不过是因为外国有一个传播学理论,硬从词句上设计了一个与“新闻学”不同的“传播学”。而新闻的传播不过是一般信息传播的一类,逻辑上应该是传播学下的一类信息传播类型。
我们的二级学科设置或各校后来的增设,基本依照媒介形态来划分。而在数字化时代,媒介的外在形态已经不重要了,它们不过是数字化媒体的不同表现和外型,没有本质的差别。然而,我们现在课堂上讲述的,仍然主要是单向传播的“大众传播”。
新媒体的兴起、讯息生产和传送成本大幅下降、传递速度的同步化、大量新闻素材由民众掌握、传统媒介经营困难、公民记者的出现、新一代人的媒介使用习惯转变——在种种现象之下,新的问题被提出:
什么是新闻?
谁是新闻工作者?
如何重新审视专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
借用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925-)关于现代性的说法,传统的新闻传媒正由固态走向液态(流动状态),即一种不停地随时间变形的、不稳定的状态。
新媒体技术已经穿透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1942-)认为,现在“大众自我传播”
(MassSelf-Communication)已经流行。以往大众传媒承担的新闻传播,已由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固态转变为液态的、具有弹性的、个人化的及互动的形态。
鉴于我们面临的新的信息传播环境,考虑到现实中国传媒还有一定的发展空和时间,关于二级学科的划分,既要立足现实中国传媒还有适当的发展时空,又要兼顾已有的学科利益,还要留有长远发展的空间;
鉴于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综合叙事能力、节目或话题的设计创造能力、整合资源和团队协调能力,故建议这样划分本科二级学科:
以传媒(含网络)为基石的部分:传播叙事(新闻传播)、传媒创意(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
以社会信息传播(新闻传播排除)为基石的部分:广告、公众关系、出版;
跨两者的部分:国际传播。
这样共计5—6个二级学科:传播叙事、传媒创意、国际传播、广告、公共关系(这两个是否合一)、出版。
原来的新闻学、广播电视、主持人等等归到“传播叙事”;非新闻类的如传媒频道或网络内容的创意和设计,以及媒介管理等,归到“传媒创意”。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篇11
健康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是任何媒介都不会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健康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因为有了各种媒介的积极介入而显得丰富多彩。在人们对健康日益关注的今天,健康传播对受众的健康影响更加明显,不仅影响受众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意识与健康理念,在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还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所以说媒体不仅仅是健康信息与健康知识的传播者以及健康理念的倡导者,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提高公民健康素质的社会责任,同时,作为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桥梁,还担负着社会望者的职责,是观测社会健康风尚的窗口,是引导公众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导向标。因此,健康传播中媒体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其他传播类型相比,责任更加重大,任务也更加繁重。
健康传播的特点要求媒介更加关注受众需求、传播内容与效果
健康传播是专业传播的一种,它是以医学、公共卫生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为支撑的知识传播,其目的是为了向社会大众传播健康知识,提高人群的健康素质与健康水平。“有什么都不能有病”、“健康是1,其他都是1后面的0”,等等。这些经典的话语反映了当今社会大众对健康的清醒认识,健康成为现代人追求的目标。如何获得健康?健康知识从何而来?信息社会中的媒介成了健康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不同媒介进行的健康传播构成了社会大众获得健康知识的重要途径,媒体在全民健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普通受众通过健康知识的传播可以获得疾病预防、卫生保健的有益知识与技能;患者可以通过针对性疾病知识的学习,有效地进行治疗和康复;特殊人群可以通过健康知识的学习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由于健康传播与人群的身心健康、生活与生命质量密切相关,所以,与其他传播活动相比,健康传播具有自身的特点。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传播内容的科学性与及时性。健康传播的信息内容是以医疗卫生领域的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包括一切有关人的健康的知识、观念、技术、技能和行为。因此,它关注的主题可以是卫生领域中所有与人类的疾病和健康有关的卫生知识与信息。这些知识与信息直接关系到社会大众的身心健康,因此,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来不得半点虚伪,不能夸大事实,也不能缩小危害,必须实事求是。同时,在某些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为了引起大众的关注,应在力求科学性的前提下,做到快速的信息传播,以便人们迅速树立起疾病防治的意识,了解有关传染病的知识,掌握正确的疾病预防技能,为有效地控制疾病的传播发挥作用。社会大众对健康传播信息科学性与及时性的需求,要求媒体充分予以满足,发挥其传播的功能,履行其自身的社会责任。
传播效果的社会性与广泛性。在我国,新闻传播媒介是政府主导型的,具有无上的权威性,被认为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所以,当电视、广播就某个疾病进行信息传播时,其在群众中造成的社会反响是相当大的。一般情况下,当某个健康问题受到媒体的关注时,它往往意味着某种疾病的传播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下,媒体传播的效果容易产生放大效应,在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健康传播中,这个放大效应会更加明显。放大效应就会出现正反两个方面的效果:正效应是当有关某个健康问题的信息传播出去以后,会引起广大受众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引起政府的重视;同时,由于媒体全方位、多手段的传播,也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万人瞩目、众说纷纭的现象,这种对某种疾病的强烈关注容易造成社会的恐慌,使广大受众出现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影响受众的正常工作与生活,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如何避免健康传播中负面效应的出现是媒体应该研究和注意的问题。
传播受众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健康传播的受众既是全体传播媒介的受众,又是具有特殊需要的群体。关注健康知识与健康信息的可以是健康的普通大众,也可以是有某些个别需求的健康人群,所以,健康传播的受众既有一般受众的普遍性特征,又有自己的特殊健康需求。健康传播的媒体要在满足普通受众需求的前提下,对受众的特殊需要及时给予关注。在追逐热点健康问题的同时,要兼顾大众的普遍性需求以及不同受众群体的特殊需求,做到点面兼顾、重点突出。所以,在健康传播中,媒体在满足受众常规性与普遍性需求、关注健康领域的经常性话题的同时,还要注意特殊人群的个性化需求,创新健康传播的特色文化。
新时期的传播环境呼唤媒介具备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
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在新闻报道上,新闻媒介要向公众提供“获得日常消息的充分的机会”;新闻媒介只有负起相应的道德义务,才能享有道德权利。所谓义务,一是对自己的良心尽责,二是对他人和社会尽责。它要求新闻媒介在享有自由权利的时候,恪尽“对社会和公众的义务和责任”。虽然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但对今天的传播活动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借鉴意义。传播媒体作为大众获得健康知识的桥梁和中介,所传递的健康信息直接影响着社会大众的价值判断与健康取向,社会责任重大。加上新时期传播环境的巨大改变,传播媒介在进行健康传播时更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发挥其强大的社会作用。
信息源的多样化与复杂化要求媒体更加谨慎地筛选信息。在当前的信息化社会,信息来源呈现出多样性与多渠道的特点。近年来,网络的快速普及与发展,使得信息的来源途径更加繁杂。由于互联网具有匿名的传播特征,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新闻。这种信息来源的不明、信息传播的多源性导致了消息传播可靠性的大大降低,使得信息失去真实性与可靠性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而互联网的即时性、广泛性的特点,又可以使各种信息几乎在的同时,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虚假新闻、不当信息的快速传播,在造成新闻传播失范的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手段的出现,健康信息的信息源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特征,大量真真假假的健康信息让人眼花缭乱,互相矛盾的健康知识充斥荧屏、报端……如何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选择科学的、准确的健康信息,就需要健康传播机构与传播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样才能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
市场环境中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冲突要求媒体始终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的观念。媒体向社会大众提供的不是物质产品,而是新闻、信息及其精神产品,肩负着舆论导向的重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健康传播中,媒介的信息传播不仅直接影响着受众的身心健康,引导着全社会受众的健康意识与健康理念,甚至与特定受众的生命质量与生死观念息息相关。媒体所担当的更广泛和特殊的社会责任需要不能像企业一样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己任,而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经济效益服务并服从于社会效益。但是在媒介发展日益产业化的今天,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伪健康信息的传播,助长了医药卫生行业的不良行为,致使假药泛滥、江湖医生到处行骗、药品价格虚高不下,造假者为所欲为。商业利益的追求直接危害着目标受众的身心健康,因此,在健康传播中,传播媒介一定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的观念,切实把受众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避免健康传播中媒体之间的不合理竞争。追求独家新闻是新闻媒体的生命力所在,但在传播渠道不断扩大的现阶段,媒体在追求独家新闻传播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其盲目跟风、不理性的炒作行为。随着信息的多元化,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充斥着人们的视野,作为传播载体的媒体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媒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追求关注度成为普遍现象,它们为了留住已有的受众群并吸引更多的受众,通过高度煽情性、轰动性、庸俗化的信息传播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如果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缺乏责任意识,过于浮躁,追求眼球经济,仅将新闻工作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就会导致他们在采编过程中缺乏新闻素养,甚至出现杜撰虚假新闻的事件。因此,当一个健康事件出来之后,各种媒体蜂拥而上,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电视镜头反复回放,广播节目循环不断地播出……各种媒体大肆炒作、盲目跟风的现象,不仅会使社会大众不由得产生恐惧心理,还会因不真实的信息误导受众对整个卫生事业及健康事业的认识和理解,造成各种不必要的矛盾,如医患矛盾、医疗纠纷等,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媒体在健康传播中,应避免“眼球经济”,对健康问题的处理应采取合理、适当、适度的策略,严肃认真地加以对待。
媒体要增强自身业务素质的培养,主动承担起健康传播的社会责任
鉴于健康传播的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与受众特征具有不同于一般传播的特点,加上传播环境的改变,要求媒介在进行健康传播的过程中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既要及时准确地将科学的健康知识通俗易懂地传播出去,又要注意媒体传播中可能给受众带来的社会影响,力求社会的稳定,群众生活的安定有序。同时,在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媒体不仅要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更应具备相应的传播能力与业务素质。
首先,媒体中从事健康传播的专业人员要有一定的医学、卫生学等专业知识。健康传播具有一切传播行为共有的基本特性,同时,有其独自的特点和规律。它要求健康传播者不仅要具备传播方面的素质,而且要掌握公共卫生、社会学、行为科学、健康教育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只有如此,才能在健康传播的实践中得心应手,获得良好的成效。在当今全新的信息社会中,医学科学已从单纯的技术服务发展为技术服务与知识服务并重,健康传播也在内容上实现了从“提供生物医学知识”到“促进行为改变”的重大转变。因此,从事健康传播的媒体从业人员在掌握一定传播学知识的基础上,更应该具有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科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符合现代健康传播的需要。
健康媒介要注意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的评估。健康传播是以促进“人人健康”为中心,为个人和群体提供科学的健康知识,力图达到改变受众的不良生活行为,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态度、建立起健康的行为。因此,哪种传播方式更能够适应传播目的、更能够受到受众的欢迎,需要媒介对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进行有效的调查评估。评估可以及时修正健康传播计划,改进健康传播工作,从而使不同的媒体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传播方式,使传播活动达到真正的效果。
评估可以分为健康传播活动开始之前的受众需求评估,活动中的过程评估以及活动之后的效果评估等。这些评估可以通过社会上的专业调查评估机构来进行,也可以由媒体自身在健康传播时通过传播者与受众及时有效的双向交流来获得反馈信息。健康传播者只有对受众的健康需求进行调查,对受众接受健康信息的渠道、所喜欢的传播方式等进行调查分析,才能及时把握受众的真实需求。由于健康传播的目的有不同的层次,由低到高可以分为知晓健康信息、健康信念认同、形成健康态度、采纳健康行为等四个难度不同的健康传播的效果,因此,媒体在进行健康传播时,要根据传播预期达到的效果,合理地采用与之相适应的传播方式。
要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媒体机构的从业人员要注重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这是有效开展健康传播的前提保障。社会主义的新闻职业道德要求新闻传播注重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要求新闻工作者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党性原则,以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社会主义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媒体开展健康传播应坚守的行为准则。面对健康问题,只有坚持真实、客观、公正地反映事实,从国家大局出发,从群众利益出发,才能确保健康信息传播的准确、完整,才能保证受众获得及时、全面的健康知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正常发展,也有利于群众生活的安定有序和健康传播效果的最终实现。
新闻传播类学科评估范文篇12
[关键词]法治传播;评估;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4)11―0019―02
①GeoffreydeQ.Walkerr,TheRuleofLaw:FoundationofConstitutionalDemocracy,MelbourneUniversityPress,1988,9-11.
②参见[英]汤姆.宾汉姆:《法治》,毛国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收稿日期]2014―09―20
[作者简介]李朝(1985―),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中国法治建设,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光景。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法治从最早期的移植型法治逐渐走向自生长和自我配置的法治建设格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蓝图也逐渐走向自我发展与完善为主的法治渐进模式。尽管如此,当前中国法治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变法后的普法之要,如何将书本上的法治、规则上的法治转变为生活中的法治、行为中的法治,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会使中国法治发展的重中之重。法治评估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制度创新与方法创新,业已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在地方法治建设实践发挥重要的纠错和预测功能,而法治传播作为中国法治的重要面向和基本维度却往往被研究者们摒弃于法治评估项目的宏大蓝图之外,这种忽视法治传播重要性的作法显然有失偏颇,也不利于中国法治的现实推进。由此,笔者提出应当从法治传播评估的价值入手,讨论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可行性,提出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现实路径,对中国法治普及与法治建设的推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价值与意义
(一)法治传播评估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法治应该服务于致力一个自由的社会,创造使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价值和理想的大众福利①。要达到此目标,法律系统必须提供相对稳定的关系与结构,使人们能够为自己计划,选择适宜的生活方式,保证他们享有参与法治的机会与权力。法治传播作为实现公众知情权、公开权和参与权的主要平台,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一是法治讯息的获知;尽管社会流动的增强使得人们能够实现大范围的横向活动,但是法治信息的获知然而主要依赖电视、新闻等传统媒体及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通过媒体对法治决策与举措、法治事件与行为的宣传,使人们对中国法治有更为清晰的认知。其二是舆论监督;法治传播提供监督严格立法、合理司法与依法行政的平台,使中国法治进程不断接受到公众的质询和检验,不断结合社会公众的现实需要进行适时的调整和改进。而所有的法治传播功能是否起到预期效果却无从考证,也无法确定法治传播的建设与工作开展是否能够助推中国法治抑或相反,这就使得中国法治传播评估显得格外有意义。通过法治传播评估,能够清晰地反映中国法治传播软硬件建设的不足,以及法治传播在树立公众法治信仰、培育法治文化方面的不足,为法治传播力度和方向的明确奠定基础。
(二)法治传播评估是中国法治地方性需要的必然选择
创设法治术语的功劳通常归于戴雪,而在戴雪提出法治概念后,不同学者对法治都作出相应的解读,法治往往变得空洞而无确定性的实际意义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和人民对法治的理解存在着差别,甚至在一国或一地区内部,人们对法治的理解也存在差别。中国法治建设有自身独特的制度需求,而法治传播则承担着中国法治的普及与推广之责。特别是在国家格局下各地法治的不断推进,如何保证中国法治传播能够准确的体现中国法治建设的规划蓝图,甚至能够为各项变法实践的推广提供保证,法治传播评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法治传播评估,既可以了解各地法治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更好的发掘各地法治传播实践应当尊重的地方性规律,做到有的放矢,使法治传播落到实处而不至虚悬,保证中国法治传播能够迅速、有效的在公众群体中的到实现。
二、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可行性论证
(一)法治传播评估是中国法治评估系统的重要面向
法治评估是对评估地区或国家的法治发展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的系统工程,当前中国进行的法治评估大都是针对特定地区的全面性法治评估,但是围绕着局部法治现实进行评估,或可体察与发掘地方行为模式或典型事件背后蕴含地方法治伦理价值与法治资源①,是十分有价值的一种尝试,而法治传播评估恰是符合这种思路的作法。无论是清廉国际还是廉政透明指数对法治评估的面向选择都在表明这种以特定法治面向为重点进行评估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特别是法治传播构成中国普法之路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从法制走向法治的基本途径,不同地区的法治传播状况和法治信仰实现程度也成为各地法治建设成果的重要表征,由此建立法治传播评估并开展相应的实践,不仅可以深度了解中国普法进程,还可以丰富与完善中国法治评估的复杂系统,使得法治评估契合中国之道而富有建设意义。
(二)法治传播评估具有评估技术方面的支持与保证
在法治概念和形式可按照要素或指标划分的前提下,如何将法治传播的各种属性和特征抽离成各种可测的、可数据化的指标进而构成评估指标体系,需要具有可行性的技术支持。首先,法治指标具有认知功能;法治指标作为一种测量尺度,能够准确的描述、反映、比较和评价法律现象及其发展与变迁的规律②,能够实现对已定制度目标的明确和可测,能够准确反映法治建设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缺陷。认知功能强调法治指标具有可计量性、概观性、现实性,通过对法治传播概念的层级操作,使抽象概念下降到经验层次,形成可实际测量的法治传播分析指标。其次,量化方法与技术的成熟与进步;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以统计分析为核心的定量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研究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量化技术包括指标操作、抽样策略等都较为成熟,统计应用也从最早的简单百分数等统计量发展到回归和方差分析,再发展到多元统计分析、结构方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等。这些技术手段从经济学、社会学领域逐渐扩展至法学领域,白建军以“死罪”案例为样本进行法律解释学的实证研究,作出死刑阶梯与关系的分析就是很好的例证③。随着统计分析技术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推进,通过计量与统计技术把握研究对象的共性问题成为现实可操作的方法,为法治传播的评估量化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障。
三、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实现路径
每一条法治之路的背后都有其一贯的法治之道,每一种法治之道也必然指向其特有的法治之路④。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实现必须遵循中国法治的发展规律,必须遵循传播学的基本原则,必须符合中国法治现实的真实处境,才能使法治传播评估真正的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点作出努力:
(一)法治传播评估主体多元化
从已有的余杭、成都等地推行的法治评估实践来看,绝大多数的法治评估者多为政府部门级政府部门委托的第三方,而这种作法的缘由多为大量讯息为公权力机关所掌握,独立的第三方缺乏完整资料的收集和获取能力。但是,法治传播评估的对象多为社会公众、社会媒体机构,其咨询的公开性和可获得性较强。而且,普法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对话、交流、沟通、学习的过程⑤,普法主体应当是法治传播评估主体,而普法的对象也可以作为法治传播评估的主体,进而审视和体察自身在法治传播过程中的不足。所以,法治传播评估主体应当走向多元化,包括舆论媒体、社会公众及中间组织都应当成为法治传播评估的当然主体。
(二)法治传播评估内容丰富化
由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特殊性需要,法治评估多选择遵循制度性进路而建立法治评估指标。法治传播评估内容主要体现为指标内容的丰富与全面,具体包括:其一,普法宣传教育指标;在此项指标栏中包括对法律的宣传与学习,也包括对公众维权意识和维权行为的培训宣传情况的评价。其二是法治传播载体指标;该项指标既包括对评估地区的媒体建设、教育基地的发展状况作出评价,也包括这些已有硬件设置与机构在功能实现上的评价与衡量。其三是法治传播保障指标;该项指标包括法治传播的领导组织指标,即党委、人大及政府组织在法治传播中的组织和实施职能履行情况评价;同时包括相应的法治传播管理机构的配置与职能履行情况评价,还包括法治传播的社会参与指标,及社会各方面参与法治传播的积极性、参与力度和参与成效等。
(三)法治传播评估方法与技术多样化
评估技术本身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法治评估也应当具有多样性的选择。作为法治评估的重要面向,法治传播评估的方法与技术也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最主要适用的方法仍然是指标量化技术,通过将法治传播转换为主客观测量指标,例如,法治新闻的数量、种类及法治信仰与法治意识的实现程度等指标,并通过描述性分析技术进行解读。此外,定性方法也是法治传播评估的重要技术,通过法治传播叙事的过程性分析,也可透视评估地区的法治传播的状况,查找法治传播过程中的缺陷与不足。事实上,法治传播评估对公众群体的偏重是十分明显的,通过对公众的调查,才能更好的得出法治传播程度的真实样态。
总之,法治传播评估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法治评估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实现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尽管现阶段法治传播评估指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法治传播评估实践尚不成熟,但是就中国法治建设发展的全局而言,法治传播评估的推广仍然是十分有建设性的工程,也必将随着中国法治三位一体建设方略的落实而得到更为圆满的实现。
①参见张德淼、李朝:《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法商研究2014年第4期。
②冉井富:《论法治指标的认知功能及其局限性》,《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③白建军:《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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