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篇1

关键词：生态学；大学校园；环境；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1-99-02

大学校园环境是由师生员工、校园自然生态系统、校园文化等因子构成的集合体，契合生态学关于生态环境是由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等生态因子构成的整体的概念。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因此，以生态学视角开展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是现代化大学建设不容回避的课题。

一、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生态学意义

以生态环境理论为依据，构建生态良好、宜教宜学宜研的大学校园环境，对推进环境育人和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生态学意义。

（一）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促进校园人际和谐

生态环境理论认为，人是环境的核心因子，是环境建设的能动因素，只要尊重人、关心人，发挥人在环境建设中能动作用，就能形成美好环境建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中，要以人为本，以体现制度管理的理性管理方式理顺干群、师生、员工之间的工作关系。以体现人文关怀的非理性管理方式营造师生员工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氛围。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校园人际关系原则，引领师生教学相长。从而使大学校园环境成为人际和谐的生态系统。

（二）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加强大学环保教育

大学环保教育是将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渗透到大学的教学和实践环节，使其成为师生员工的基本知识和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加强大学环保教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校园环境是师生员工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环境，是师生员工最熟悉的环境，也是对师生员工进行环保教育的最佳场所，只要学校将节能、绿色、循环再利用等环保理念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就必定会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响应和践行。另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建章立制、建立设施等，为师生员工环保行为提供便利，从而促使师生员工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

（三）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优化校园人文生态环境

大学校园环境由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等因子组成，自然生态环境是大学校园环境的硬件，具有基础性作用。人文生态环境是大学校园环境的软件，具有精神熏陶和文化教化作用。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育人。“文化育人，润物无声”是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题中之意。因此，大W校园环境建设中要注重对校园人文生态环境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对大学精神的凝炼和彰显。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大学生存意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校园人文生态环境的核心。

（四）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提高大学的美誉度

大学美誉度就是大学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近年来，我国大学发展受外部条件影响越来越大，如大学间的人才竞争、生源竞争、教育资源竞争等都受到大学美誉度的影响。因此，将布局合理、生态良好并与校园文化融为一体的生态环境纳入到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中，将清洁、绿色贯彻到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管理中，使大学校园环境具备“天人合一”特质和“原生态”品味，具备静心治学和专心执教的条件。从而树立大学校园环境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二、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学属性

生态学本来是研究生物物种、群落、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但随着学科的融合和发展，生态学理论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环境研究。就大学校园环境而言，它是社会环境的一个子系统，其内部构成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同样具有生态学属性。

（一）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系统属性

生态系统论认为，生态系统是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一整体内，生物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大学校园环境是由校园自然环境、师生员工、校园文化环境等多种因子构成的统一整体，就大学的育人功能而言，大学校园环境各构成因子具有育人功能的一致性，并因此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发挥着各自独特的育人作用，从而共同维持大学校园环境的和谐统一。由此看，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系统属性。

（二）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物多样性属性

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多样性有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它包括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群落多样性和生态过程多样性。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其内部构成因子同样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从多样性角度看，大学内部有农学、医学、经济学、法学等不同学科和专业；有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后勤职工等不同工作人群；有生活区、教学区等不同职能区域；有自然、人文等不同小环境。这些不同学科、专业、工作人群、职能区域和小环境体现了大学校园环境构成因子的多样性。从差异性角度看，大学校园环境各构成因子的意涵、职能区划以及工作人群中个人的能力水平等都存在差异，从而体现了大学校园环境构成因子的差异性。

（三）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群落竞争属性

生物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是从生物群落竞争开始的，在生物群落竞争中，适应环境的生物，就能得到生存与发展，不适应环境的生物，就会被环境所淘汰，从环境中消亡。这是生物进化的自然现象和客观规律。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子系统，同样具有群落竞争属性。从社会环境看，大学之间存在着优质师资、优质生源及高层次科研项目的竞争。从大学内部环境看，各学科之间、职工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学科竞争表现为学校对优势特色学科的扶持和政策倾斜。职工竞争表现为竞聘上岗。当前，国内大学在用工上普遍采用“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聘制，这也顺应了“优胜劣汰”的生物群落竞争规律。

（四）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平衡属性

生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各构成因子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使整个系统处于最优化的协调状态。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生态系统，其内部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师生员工、学科专业等不同因子，虽然位置不同、职责各异，但由于培养人才的目标一致，使得彼此之间都具有关联性，并不停地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大学校园环境的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就是大学校园环境生态系统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不等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被动平衡，而是按照生态平衡规律，充分发挥人在改造环境中的能动作用，促进大学校园环境良性发展的主动平衡。

三、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生态学路径选择

所谓生态学路径，就是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来开展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方法。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存在环境问题。选择生态学路径对大学校园环境进行建设，对社会环境治理具有示范和辐射效应。

（一）以物质循环理论为依据建设生态良好的大学校园环境

物质循环理论认为，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都具有完整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结构，可以自我完成从生产到消费再到分解直至再生产为特征的物质循环功能，使整个生物圈处于一种良性发展状态。将物质循环理论应用于大学校园环境建设，就是要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良好的环境建设效益，从而形成节能、降耗、环境友好的“生态大学校园”建设体系。物质循环、再利用是当前国际社会通行的新型发展模式。建设生态良好的大学校园环境应该是面向物质循环、再利用的。

（二）以生态平衡理论为依据建设统一和谐的大学校园环境

生态平衡理论认为，生态系统要维持平衡就要有效协调各构成因子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系统整合，使生态系统形成持续的生命力。由此不难看出，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过程就是协调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也是追求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的过程。因此，建设统一和谐的大学校园环境，要注重协调和解决校园内各种矛盾。当前，大学校园环境面临的矛盾中既有人与环境矛盾，也有人与人之间矛盾，既有机制造成的矛盾，也有技术性矛盾。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不能回避这些矛盾，要以理性的管理制度建设为载体，以非理性的人文关怀为方式，协调、化解各种矛盾，使大学校园环境成为统一和谐、充满朝气的生态系统。

（三）以生态安全理论为依据建设平安的大学校园环境

生态安全理论认为，资源耗尽、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对任何生态系统的发展都是灾难。也就是说，任何发展都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良性循环的前提下进行，不能以牺牲生态安全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建设平安大学校园环境的核心是保持校园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为此，学校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第一，要建立保护人才资源、保护校园生态环境的顶层设计及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第二，要抓好防止资源浪费、防止环境污染、严格节能降耗、加强校园环境的自净能力建设、积极开展校园植绿和披绿建设等生态安全建设项目的立项和落地生根。第三，要抓好生态安全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工作。营造校园生态安全氛围、提高师生员工维护校园生态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四）以G色环保理念为依据建设绿色的大学校园环境

生态学视角的“绿色”，象征着生命和生态文明。对环境而言，“绿色”是保持生态平衡，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建设绿色大学校园环境，要以实现大学教育功能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引导，在并将其纳入到日常管理中，通过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开展环境教育活动，营造环保文化氛围，提高师生员工环保素养等方式，促进师生员工以实际行动推进校园环保和学校可持续发展。

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大学的管理、教育、教学和实践活动等都具有切实要求，把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贯彻落实到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中并非易事，它涉及到大学建设的方方面面。只要学校强化理念引导，注重建立顶层设计、协调推进机制，积极推广节能、降耗、减排等新技术在校园环境建设中的应用，就一定能建成生态良好、统一和谐、平安、绿色的大学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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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林业；生态安全；生态安全评价；发展趋势

1引言

生态安全对于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未来的资源合理利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识和了解生态安全的状况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自生态安全的概念提出以来，已经被应用到区域土地、农业、湿地、自然保护区、城市等方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生态安全的评述与生态安全的评价等方面。而生态安全评价是生态安全的核心，有效的生态安全评价能够及时提出减少不利影响或改善环境质量的对策、措施，从而避免严重的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保护地球和区域环境。目前，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评价对象广泛，但涉及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的学者不多，因此对生态安全评价及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的文献进行归纳，以期对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的方法、理论方面起到借鉴作用。

2林业生态安全相关定义

2.1生态安全的内涵

生态安全是国家乃至人类安全的重要内容，它是支持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生态与环境的安全状态，包括土地、森林、湿地、水、大气和生物物种等方面的生态安全。但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自然生态坏境状况能够支撑其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时，其生态就是安全的，反之，则是不安全的[1]。

生态安全概念最早由L.R.Brown于1977年提出[2]。对于生态安全的定义，大体可分为广义狭义两种：广义上，它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狭义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映[3]。

2.2生态安全评价

生态安全评价（EcologicalSecurityAssessment，ESA）是生态安全的核心，是对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各种风险下维持其健康的可持续能力的识别与判断研究[4]。不同学者开始将生态安全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地区进行生态安全现状分析。生态安全评价开始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又一热点。

3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综述

3.1主要研究对象

由于生态安全包含对象的层次广，范围大，包含旅游城市，湿地，城市，土地，草原，水环境等[4-9]。其中，对城市的生态安全评价最多，有从评价方法角度切入，比如赵维良等人[6]以上海为例，从一定时间尺度上评价了城市生态安全状况，探求了影响城市生态安全的关键要素。有从区域角度研究，比如王振祥等人对安徽秦淮地区经济、社会、坏境等特点，提出社会经济作为模型组成部分的区域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

3.2主要研究模型

3.2.1P-S-R模型

P-S-R模型即“压力-状态-响应”（Press-State-Response）该模型体现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模型中，某一类问题可以由3个不同类型但又相互联系的指标来表达：P（Press）压力指标反映人类活动给系统造成的负荷，S（State）状态指标表征环境质量，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状况，R（Response）响应指标表示人类面临环境问题时所采取的对策与措施。这种模型是目前国内外生态安全评价中最为常见的，主要应用于三个方面：

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郭数红等人[10]通过P-S-R模型建立福建山仔水库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

⑵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主要表现为构建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并针对不同城市进行生态安全评价或者根据压力态P-S-R模型选取指标，再进行指标维度的权重设定，得出城市的生态安全指数值。比如曾翠萍，邱慧珍[11]等人基于PSR模型建立生态安全评价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综合指数法对其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得出结论庆阳市的生态安全度处于危险，各县生态安全状况不平衡。

⑶生态环境评价：分析存在的生态问题，对其危险性，敏感性以及环境质量进行研究。如李春晖等人[12]对衡水湖流域生态安全系统健康评价，包括功能评价，稳定性和持续性评价。

3.2.2D-P-S-I-R模型

D-P-S-I-R模型，在P-S-R模型中增添了D（Drive）人类的经济活动和自然灾变驱动力和I状态的改变对人类或生态系统产生影响（Influence）。D-P-S-I-R模型能够弥补P-S-R模型的缺陷，表达清晰的逻辑关系，同时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案，因此DPSIR模型得到众多学者的偏爱。如今，D-P-S-I-R模型在水资源，城市生态安全，土地安全方面都有应用。如邵超峰，鞭美庭[13]选取能够反映区域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的32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天津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安全状态进行了评估。

3.2.3其他模型

除了上述模型，左伟[14]提出了D-PSR模型即驱动力（DrivingForce）-PSR模型，该模型添设了生态环境驱动力，使压力类指标含义更广泛、中性化，而且首次引入了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取代了简单的生态支持作用。王耕[15]等提出的状态-隐患-响应（S-D-R）是生态机理框架，可以反应出生态安全的动态变化及Corvalan提出的D-P-S-E-E-A模型（驱动力-压力-状态-暴露-影响-响应）模型等。

3.3主要评价方法

生态安全评价方法方面，代表性的的方法是基于P-S-R数学模型的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灰色关联法，主成分投影法。模糊综合法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运用。此外，生态足迹法和景观生态模型法以及数字地面模型也是学者偏爱的评价方法。国外学者用的颇多的是暴露-响应概念性框架模式。

3.3.1基于P-S-R数学模型的代表性方法

⑴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

⑵综合指数法：指在确定一套合理的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各项经济效益指标个体指数加权平均，计算出经济效益综合值，用以综合评价经济效益的一种方法。如Peiliang[16]等人构建了基于P-S-R模型北京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评价北京的生态安全状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⑶灰色关联法：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通过一定的方法，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为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如张凤太等人[17]在重庆市的生态安全评价中应用指标值与理想值差值来计算关联度，使分散的信息综合，从而比较其生态安全状况。

⑷主成分投影法：该方法是在对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和适当加权处理的基础上，通过正交变换将原有的指标转换为彼此正交的综合指标，消除指标间的信息重叠问题，并利用各主成分设计一个理想决策变量，以各被评价对象相应的决策向量在该理想决策向量方向上的投影作为一维的综合评价指标。

3.3.2生态足迹模型

是近年评价生态系统持续性及安全性的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法。但由于过于简单化与静态化的缺陷，在生态安全定量评估中还未得到广泛的运用。如XiaoBingli等人[18]针对内蒙古草原的生态安全，开发了一个于生态足迹的概念消费的足迹压力指数（CFPI）和生产足迹压力指数（PFPI），并制定了生态足迹贡献指数（EFCI），结果表明内蒙古草原自2005年处于严重危险。

3.3.3景观生态模型

ZhaoLing[19]基于景观格局指数，通过破碎，隔离性和显性指标构造，土壤侵蚀指数，利用GIS和RS方法在沅水流域的生态安全特性进行了分析。张继权等人[20]对白山市土地覆被进行景观分类，借助Fragstats分析景观指数，提取重要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对白山市所辖各区县进行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3.3.4其他方法

数字地面模型法，能将区域各因素系统化，构成完整的分析体系来进行区域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综合评价。暴露-响应概念性框架模式，是国外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最为常用的方法，不仅可以直接获得区域生态安全状况，还可以输出相应的生态风险管理与安全维护策略。

3.4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的设定，是要构建一套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定量参考体系，它决定着人们对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价值取向[21]，体现生态建设与环境开发项目生态、安全的影响程度和保护的要求程度[22]。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生态安全评价标准，目前最为常用的方法结合其他方法，采用等级划分[23]。颇为学者喜爱的是基于数学模型的方法，而确定等级最主要的就是确定权重，运用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来确定权重，即采用AHP法、结合专家咨询，确定项目层、因素层、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24]。还有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8][10][19]，复相关系数法对指标赋权[25]等方法。

4林业与生态

4.1林业生态内涵

林业生态安全的内涵应当包括以下3个方面：1、森林生态安全，是指森林生态系统自身的健康性、完整性和可持续性；2、林业产业生态安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对林业产业系统的威胁或保障的安全程度的林业生态3、产业共生关系安全，是指森林生态系统与林业产业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安全性。

4.2林业生态的研究综述

对林业生态的研究，国内基本集中在：（1）针对林业的健康状况，对林业及相关领域发展提出对策，如陈继红[26]针对目前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发挥林业主体作用的林业发展对策和建议。（2）探讨林业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及战略地位，指出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并且林业也是国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势在必行。（4）针对某一区域的林业特点进行研究。通常集中在林业相对发达的区域，如吉林、海南、陕西等地[27-31]，因其林业对生态的作用举足轻重。外文文献研究主要从：（1）林业风险及管理方面研究，如BorysTkacza[32]通过对北美榆树林的侵入性森林害虫和病原体的研究，长期监测北美森林的健康指标，促进其可持续发展。（2）林业危险预测方面，例如AnneOxbrough[33]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确定森林生态变化的机制，以及使用指标来预测当前和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的模式。（3）林业生态的补偿机制，基于林业生态服务的重要性突出却因工业等原因污染，需要治理，主要方法有政府直接补偿，如造林基金，投资，税费减免等[34-35]。

5林业生态安全评价

目前，林业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基本是指标体系法，生态安全测度的“指标体系法”通过多层次指标体系对林业生态安全问题进行全面评价[1]。

如房用[36]从不同方面对山东省山地丘陵区、平原地区、盐碱地区以及沙区等生态系统进行了生态安全现状分析，对每个生态系统都设立二级指标，通过理论分析、资料调查和分级等方法制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和分级标准，将分级标准和相应权重经过系统化处理即建立完整评价指标体系。罗露[37]用熵权法对舟山海岛林业的森林覆盖率，林地利用率水平，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生态公益林比例确定权重，用综合指数法对各项经济效益指标个体指数加权平均，计算出经济效益综合值。

由于其中各单项指标具有明确的生态经济意义，因此便于分析导致生态安全问题的原因。但为了得到综合评价值，该方法需要对各指标计算权重，因而可能导致其综合指标失去生态经济意义，且在确定指标权重时，通常主观性较大，不便于准确理解和运用。

张智光[1]针对林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不足，提出FES-PSIR结构模型，在PSR的模型基础上引入了I（影响因素），并将该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是社会经济压力（FES-P）子系统，包含社会经济和林业产业发展对森林资源需求和对生态环境破坏等压力；资源与环境状态（FES-S）子系统，包含森林资源总量、质量、覆盖率、分布、类型结构以及温室气体浓度等状态；生态影响（FES-I）子系统，包含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活力、生态系统生产力、森林调节力、森林灾害发生率、生物多样性、水土流失、空气质量、气候变暖等影响；人类响应（FES-R）子系统，包含人类改善生态状态的投入、人工造林、林工一体化、循环经济、科技支撑、法律政策保障、生态文明意识、应对危机机制等响应。

并根据FES-PSIR模型，建立林业生态安全测度的结构方程模型（SEM）。最后还提出了构建整体的运作框架，包括该方法整体的目标-手段树和技术路线。但该方法虽然能客服特征指数法的一些缺点，但仍然存在理论不足，指标权重主观性大等问题。目前，针对林业生态安全评价，还没有一套可行系统的研究方法。

6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的发展趋势及建议

6.1完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评价指标体系太过单一，缺乏统一的准则，由于林业生态安全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问，因此需要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并且设置指标体系时不能有失偏颇。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的建立指标体系，当今的生态安全的广义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生态安全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还必须考虑经济、社会生态安全，建立林业生态安全评价体系时，就必须设置经济社会类指标，再根据各个大类考虑相应因素制定小的指标，从而使林业生态安全评价体系更加完整。

6.2加强动态演变规律研究

现在的绝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静态因素的研究，没有考虑动态因素的影响。林业生态安全的预警能够有效的及时掌握生态安全的动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调整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及时改善生态坏境结构等，使林业生态坏境能够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使林业生态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

6.3与其他领域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目前大部分的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是都定性的，然而林业生态安全的动因大部分来自人的活动，很多定性方法也不成系统，所以定性研究并不一定适用。因此定量的研究是未来的趋势，加之影响林业生态安全的因素千变万化，因此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结合不同的领域知识制定指标体系、研究方法。例如已经有学者将GIS、RS及GPS技术使人们可以利用卫星的光谱资料信息和数字化的环境资料对广大地区自然社会经济要素进行识别，使得大范围长时间对生态系统进行检测成为可能。林业生态安全评价方法，也可以结合其他领域，比如结合科技对林业进行火灾报警，例如利用3S技术与评价模型结合，对林业生态进行动态分析和预警。因此，将其他领域与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结合是今后的一个趋势。

7结论

生态安全并不否认经济增长，但它更强调既要满足人类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环境系统健康及其可持续性。随着生态安全被普遍接受，生态安全评价也被广泛运用，而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目前研究的学者不多，研究的程度也低。大部分研究都是以区域为评价对象，林业生态安全评价并未形成系统。而由于林业在生态中的重要性，加强林业生态安全评价是必然趋势，包括对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的方法、指标、标准等。另外，加强动态预警及动态监测研究，结合其他领域的知识都是林业生态安全评价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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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各区、镇（街道），环委会成员单位，各相关企业：

为深刻吸取栖霞市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笏山金矿“1.10”事故教训，深入贯彻落实2022年1月12日全省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精神，有效管控生态环境风险，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生态环境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各区、镇（街道）、部门、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切实把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中之重，全力做好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生态环境领域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确保生态环境安全形势稳定。

二、迅即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行动

各区、镇（街道）、部门、企业要迅即行动，查风险、除隐患，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易燃易爆废弃危险化学品监管。生态环境分局与应急管理局要认真落实《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全省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废弃危险化学品专项排查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鲁环函〔2022〕500号）要求，1月26日前完成联合检查，防范环境风险。

（二）深入开展医疗废物、危险废物处置工作排查。生态环境分局、卫计局等相关部门要立即组织开展危废、医废处置“五查”：一查贮存场所，是否落实相关安全措施和张贴警示标志；二查处置流程，产生、收集、贮存、转运、处置等环节是否环环相扣，环境监管措施是否到位；三查管理台账，出、入库记录和处置联单是否一致；四查设施运行，督促企业抓紧对危险废物处置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处于良好运行状态；五查污染排放，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外排污染物达标排放。

（三）切实保障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各区、镇（街道）、相关部门要开展市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源排查，列出风险点，更新风险源清单并实行动态管理，完善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公路、交通等部门要对道路穿越饮用水水源地的应急处置措施进行检查，防止出现交通事故导致污染饮用水水源地事件发生。

（四）扎实开展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2022年隐患排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评、许可证等相关手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辐射安全防护设施设置合法性和有效性，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通讯方式的可用性，应急物资准备及演练情况，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管理系统数据准确性，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三废”管理情况等。

（五）强化环境应急管理。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开展环境风险评估，是否建立隐患排查制度、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和建立档案，是否按规定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是否按时修订环境应急预案并备案，是否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三、扎实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一）深入开展环境隐患整治。1月25日前，各区、镇（街道）、部门要对照排查重点内容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全覆盖自查自纠，督促企事业单位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对发现的隐患和风险，建立台账，形成问题隐患清单，实行动态销号制度，分类施策、立即整改；对不能短期整改完成的重大环境风险隐患，要跟踪治理，明确整改责任、措施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

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1篇4

1998年大洪水后，为满足堤防工程设计和施工的要求，我国先后颁布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和《堤防工程施工规范》，这两个规范技术重点是确保堤防安全，满足防洪的需要。规范的颁布贯彻，对于指导我国的堤防工程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两个规范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对于堤防工程的环境效应和生态补偿重视不够。在修建防洪堤时，我国只注重堤防本身的安全性与经济性，而不注重或不太注重修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及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对修建在堤体内的建筑设施的规定也有待规范。

1生态环境保护于堤防工程中的重要性

河流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系统，其生态系统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要求人类在开发利用水资源、建设水利工程的同时，必须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系统。

随着科学进步，人们认识到水利工程对于河流生态系统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河流的人工渠道化，包括平面布置上的河流形态直线化，河道横断面几何规则化，河床材料的硬质化。二是自然河流的非连续化，包括筑坝导致顺水流方向的河流非连续化，筑堤引起侧向的水流联通性的破坏。从保护生态环境的高度，充分认识这种负面作用，积极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对于受损河流生态系统予以必要的补偿，维护水域生态系统的功能，是流域生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科技界和工程界针对水利工程对于河流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如何进行补偿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河流生态恢复的理论与工程实践。如德国提出的“河流生态自然工程”，美国提出的“自然河道设计方法”，日、韩等国提出“与自然亲近的治河工程”理念。与之相对应，一些发达国家在河道整治工程和堤防工程设计施工规范中增加了有关河流生态建设的内容，或者颁布了专门的河流生态工程设计导则，如德国的《防洪堤》（DIN19712），该标准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很注重修建防洪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及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同时对修建在堤体内的建筑设施要求非常严格；英国的《河流恢复技术手册》；美国的《防洪墙、堤防和土石坝景观植被和管理导则》；美国陆军工程师团出版的《河流管理－河流保护和恢复的概念和方法》和《河流恢复工程的水力设计》；澳大利亚水和河流委员会出版的《河流恢复》。这些方面的经验均值得我们借鉴。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在进行防洪建设和河流整治工程中，已经采取了一些新技术和新材料，尝试河流的生态建设，比如采用生态型护坡技术，堤防绿化措施等。但是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比较片面、模糊或高度不够，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应用技术指导，在设计和施工中缺乏标准和依据，迫切需要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导则的支持，使河流整治工程建设更具科学性和规范化。

2现代化堤防工程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水利工程建设有了新的要求，在考虑水利设施安全经济的同时，着重提出了生态景观的需求。城市现代化防洪堤工程应与生态与环境保护相结合，防洪安全的同时考虑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及城市居民的休闲。有这样要求的堤防工程区别于以往的仅以防洪安全考虑的堤防工程，符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称其为现代化堤防工程。

城市建设的不同方面对河道有着不同的要求。这些要求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矛盾，特别是防洪与生态、景观、用地的矛盾尤为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河道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防洪保安之外，开始关注水域的生态系统，以及河流的自然景观。因此，治理河道不仅要满足防洪要求，还要能够满足人们对亲水和景观方面的要求。

2.1规划原则

1）堤防工程规划设计中，应进行工程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分析，权衡满足人的需求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即进行工程项目经济技术及生态环境效益评估，改变现行的单一经济技术评估指标体系。

2）在进行堤防工程的规划时，应明确河流与其上下游、左右岸的生物群落处于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按照“河流生态廊道”的范围，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

3）在进行工程勘察时，除常规的水文、地质的测量勘察外，还要补充相关范围的生态系统的调查，重点是生物群落的历史与现状调查。

2.2设计原则

1）在堤线布置时，应尽可能保留江河湖泊的自然形态，保留或恢复其蜿蜒性或分汊散乱状态，即保留或恢复湿地、河湾、急流和浅滩。

2）堤防间距的确定，应遵循宜宽则宽的原则，要处理好行洪和生态保护要求与土地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河槽和河漫滩不仅要能满足设计洪水行洪要求，还要保持一定的浅滩宽度和植被空间，为生物的生长发育提供栖息地，发挥河流的自净化功能。

3）堤型的选择原则除满足工程渗透稳定和滑动稳定等安全条件外，还应结合生态保护或恢复技术要求，尽量采用当地材料和缓坡，为植被生长创造条件，保持河流的侧向联通性。

4）河流断面设计时，应按照自然河道纵、横断面的多样性变化特征，尽量避免河床的平坦化，采用非规则断面，浅滩与深潭相间。有助于增加与生物的亲和力及与自然风景相协调。

5）岸坡防护工程的设计应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建设，采用与周围自然景观协调的结构形式，在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确保生态和景观的护岸形式多样性。在典型的岸坡防护结构中，应尽量使用具有良好反滤和垫层结构的堆石及多孔混凝土构件和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尽可能避免使用硬质不透水材料，如混凝土、浆砌块石等，为植物生长，及鱼类、两栖类动物和昆虫的栖息与繁殖创造条件。

6）在城市水域整治的景观建设中，应强调保留江河湖泊天然的美学价值，应更多注重生物栖息地建设，避免将水流置于过多的亭台楼阁等混凝土与砌石形成的人工环境之中。水利工程设施要造成一种人与自然亲近的环境，现代的城市景观设计，应更多注重生物栖息地建设。水利工程还应为公众广泛参与和对儿童进行水环境保护教育创造良好条件。如水生态公园、河流小型博物馆等。

7）工程施工时，应强调施工期对生物栖息地进行保护和恢复，避开动植物发育期进行施工。对特殊区域的物种，在施工期要采取相应的辅助保护措施。采料场开挖后应进行适当处理，以满足美观和环境方面的要求，应合理设置排水、平整地形和改善有利于植被生长的条件。料场区应进行植被恢复，与周围景观相一致。

8）为降低施工环境对生态系统的冲击，保障工程效果的实现，并延长生态工程的寿命，应加强生态工程的前期养护和后期管理，包括维护、监测和评估，并积累数据和经验。

3工程实例

文安县位于河北平原中部，北与霸州市接壤，西靠雄县，南临任丘市、大城县，东接天津市静海县。全县总面积1028平方公里，其中近860平方公里土地处于海河流域的主要蓄滞洪区文安洼内，地势低洼封闭，最低地面高程仅有3.6米（大沽），历史上承受着清南地区5100多平方公里的沥水及大清河、子牙河的决口洪水。八十余年来，大清河、子牙河两河决口十五次，文安洼积水达三十七年之久。千里堤是大清河系的主要防洪屏障，担负着保卫清南地区、华北油田、天津市和津浦、京九铁路防洪安全的任务。近年来，文安县在大力加强市政工程建设的同时，坚持把发展水利工程建设，特别是把堤防工程建设与城市景观、环境建设相结合，努力提高城市防洪减灾能力，促进城市生态景观建设的发展。

目前，文安县正在筹建新防洪堤38.5公里，配套完善了河堤休闲娱乐场、生态风景带等公益项目，增强防洪堤的实用性和观赏性。该工程不仅能够减轻洪水对县城的威胁，而且扩展了市民休闲娱乐空间，成为扮靓城市的一盏明灯。

文安县城现代化堤防工程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1）建设新的堤防工程，加固现有堤防工程将彻底改变城镇建设受防洪堤影响而存在的封闭和畸形状态，为新城区的规划、建设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应的城区排水、市政道路建设问题也将得到很好的改善。

2）堤防工程的兴建可以为本县的项目建设提供可靠的防洪安全保证，使城区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堤防工程增加的安全区域也为兴建工业园区，搞好项目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

3）现代化堤防工程的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理念，将县城防洪安全与城区生态景观环境相结合，通过详细合理的堤线、水系、园林规划，建设文安县成为一个生态优美、环境和谐的美丽城区，为生态文安建设起到示范作用。

4结论

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篇5

Abstract：Thenewideaofstudingenvironmentsecurityinperspectiveofbroadsafetyisputforwardaccordingtothesituationofenvironmentsecuritystudyinrecentyears.Asoneoftheimportantbranchofgeneralsafety，environmentalsecurityisnolongerjustabout"security"or"environment"，butanontraditionalsecurityissuewhichbreaksthroughthetraditionalideaofsecuruty.Tounderstandenvironmentsecurity，peopleneedtounderstandtheideaofnontraditionalsecurity，andestablishbroadsafetyconceptwhoseessenceistocaregeneralenvironmentissueslikeecology，resourcesanddisasters，ratherthanjustcaretheworseningnarrowlydefinedenvironment，andthusrevealingthecorescientificissueofenvironmentalsecuritystudy，whichhasimportantsignificanceandprospect.

关键词：环境安全；大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视角

Keywords：environmentalsecurity；broadsafety；non-traditionalsafety；perspective

中图分类号：X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0-0186-02

0引言

工业的大发展在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异常、土地荒漠、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水污染等。不断恶化的环境给国家、生物圈以及人类的生存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的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刻不容缓。于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终于开始审视环境，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安全”[1]这个名词应运而生。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分支，越来越受到安全科学的关注，安全科学对环境安全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传统安全，而要形成大安全观（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1安全的内涵与大安全观理念

“安全”在日常生活中安全就是人类的生命、财产和生存条件不遭受到危害，最终可以把安全归纳为八个字“无危则安，无损则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力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安全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世纪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造系统的安全性及人造系统以及自然系统匹配与融合的可靠性上，而其中的关键又集中在保护人的身心安全与健康、人的智能开发与安全、人因失误的控制等人的生理、心理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种全新的、大安全观的安全理念孕育而生，这就是大安全观（图1）[2]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总称。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区别：第一，传统安全关注的对象和主体只是国家，地区安全与全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向外延伸而已，而非传统安全关注的是多种主体而不只是国家，包括作为个体的人与整个人类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安全。第二，解决危机的方式手段不同。传统安全强调军事竞赛和付诸战争手段解决危机，而非传统安全由于威胁的多样性，主要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协调才能化干戈为玉帛。第三，二者成因不同。传统安全原因是蓄意的来自国家外部因素，非传统安全原因却是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兼半。第四，所产生的后果各异，传统安全是局限在危机涉及的国家之内，但非传统安全则会“外延”和“扩散”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的范围往往超出一国的界限。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联系：①大多的非传统问题是由传统安全逐渐产生的，非传统问题以传统问题而存在。②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由于都具有“外溢”性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③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彼此交叉以及相互作用，各国政府在制定和调整安全策略时都应给以充分考虑。

2环境安全的由来、意义与特点

2.1环境安全的由来1987年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了“环境安全”这一概念，引起了环境与安全研究领域的热烈讨论。环境安全是在环境问题日益加剧和恶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如今，环境安全概念已被广泛使用。

2.2环境安全的意义环境安全的本质是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人与自然不能和谐发展的问题。环境安全概念的产生及运用是环境与安全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环境安全问题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2.3环境安全的特点[3]整体性：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环境是相连相通的，任何一个局部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灾难，甚至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

长期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产生是短期的。产生的危害是长期的。而且要想解决和恢复必须在时间和经济上付出高昂的代价。

全球性：正如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安全密切相关一样，环境安全也是跨越国界的。

不可逆性：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有其一定限度，一旦超过生态承载力的“阈值”，往往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比如野生动物、植物一旦灭绝就永远消失了，人力无法使其恢复。

3环境安全研究的视角

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4]。目前对于环境安全的研究要形成以传统安全视角和非传统安全视角为总合的大安全观视角[5]。

在大安全观视角下研究环境安全问题：首先，肯定了环境安全是一个已经对社会、国家构成威胁的安全问题，这符合传统安全的理念[6～8]；其次，肯定了环境安全是将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9]已经上升为安全问题，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研究对象；最后，将环境安全引入到广义环境领域，如：生态、资源、灾害等。可以认为大安全观视角研究的是将只关注日益恶化的狭义环境问题上升到用安全的概念和视角，在广义的环境[10]范围内探讨各种生态、资源、灾害等问题。

将安全的概念引入到环境科学的领域，将环境问题上升到安全问题的角度，从而重新审视、思考并研究那些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环境问题是大安区观视角的实质[11～12]。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推进环境安全的研究和发展，应当将环境安全的概念深入到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

4结语

从大安全观视角看环境安全，是将环境安全的问题从片面的安全问题或环境问题上升到广义安全的高度，是将只关注日益恶化的环境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上升到用安全的概念和视角，在广义环境的范围内探讨各种生态、资源、灾害等问题。这就需要理解非传统安全的思想，树立大安全观的理念。如今，环境安全已经被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运用大安全观的理念为综合研究环境安全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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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邹长新，沈渭寿.生态安全研究进展[J].农业生态环境，2003，19（1）：56-59.

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篇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16）01-0064-06

Abstract：AccordingtotheInstitutional-Regulatory-Disturbance-Security（IRDS）model，itfoundthatthereareseriousecologicalsecurityissues，suchasdecreases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destructiontovegetationinsufferedvaryingdegrees，disturbedorharmonanimalsinsomeofChina′sforestscenicspots.Theseissuesrevealedthefollowsreasons：environment-relatedregulationsofscenicspotlaggedtheneedsofitsenvironmentalprotection；themanagershadtendencytogetbenefitsfromsocialcertificationandneglecteditsresponsibilitiesandconstraints；thereweretoomanyinterestconflictsformainregulatorswhenplayedtherolesinusingandprotectingforestresources；theimplementationofscenicenvironment-relatedregulationswaslackofsupportinthecomplementarysystems；thedisturbanceonenvironmentfromscenicmanagershadnotbeeneffectivesupervision；therelationshipbetweendevelopmentandprotectionwasseriousimbalance；theinterestrelationshipsbetweenstakeholderswereunbalanced.Accordingly，itsuggestedthattheecologicalsecurityvirtuousdevelopmentmodelofforestscenicspotbasedonIRDSandleadbyecologypriorityshouldbebuilt.Meanwhile，multipleenvironmentalprotectionsystemsofinstitutional，mechanismsofaccountabilityandharmonyamonginterestsamongparticipatingbodiesshouldfacilitatetoachieveahighlevelofecologicalsecurity.

Keywords：forestscenicspot；ecologicalsecurity；IRDSmodel；resourceandenvironmentalquality；environmentalprotection；ecologypriorityguiding

森林旅游的发展，使得景区林木资源的开发价值由原来的林产品生产等转向景观游憩，这对我国森林资源的保护起着巨大推动作用，也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优美的环境是高质量旅游体验的前提，然而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景区在实际使用中遭到诸多主体的影响与干扰，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无论在容量严重超载的热点景区，还是门可罗雀的效益不佳景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这逐步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制约小康社会实现的一大障碍。在经济新常态下，弄清我国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问题及其主要致因，以建立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良性循环发展机制，从而实现森林旅游与景区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是当前森林旅游生态安全研究的迫切性工作。

1景区生态安全IRDS模型的提出

笔者通过系列研究[1，2]，发现景区的生态安全状态（Securitystate，S）主要受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environment，I）、监管与建设行为（RegulatoryandconstructionActs，R）和干扰行为（Disturbingactivation，D）3类因素影响，在分析上述因素间关系基础上构建了景区生态安全的IRDS关系概念模型，其简要关系如图1所示。景区的生态安全状态是在景区相关制度环境和监管与建设行为的双重规范与约束作用下，各类干扰主体的干扰行为对景区生态安全的影响结果。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态安全研究中“因素度量与研究尺度”[3]间的紧密关系，有助于实现研究结果由“小研究尺度推演至大尺度”[4]。但该模型仅仅是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概念模型，还未在该模型框架下来分析我国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实际。本文拟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梳理我国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状态，探讨景区生态安全受制度环境和监管责任等方面的影响关系，并提出基于制度和责任的我国景区生态安全的提升路径。这有助于在面对景区生态安全问题时避免“相互推诿”，也有助于参与各方“在环境管理与政策制定中发挥沟通与对话的重要作用”[5]。

2景区的生态安全S的状态分析

2.1景区资源环境质量明显下降

2.1.1水体污染是许多森林旅游景区最为突出的问题

水体污染在我国森林旅游景区普遍存在，突出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景区服务设备污染。比如，湖泊里的摩托艇、游艇、游船等水上运输工具，动力多为柴油，除排放尾气污染水体外，船体也经常出现漏油现象。2）景区服务设施落后造成的污染。景区内的餐饮服务等在经营过程中产生各种废水，缺乏排污管道或过滤设施时，将废水直接排入河流与湖泊。3）原住民日常生活污染。在一些面积较大的景区，常有原住民生活在其中，生活污水也多因基础设施落后而直接排入附近水域中。4）游客不良行为造成的污染。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乱丢塑料袋、水瓶等生活垃圾，不仅产生视觉污染，也容易引起某些水体的富营养化。

2.1.2部分地表及土壤结构发生改变

我国绝大多数景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地表裸露、水土流失现象。景区的开山铺路、建索道等项目建设，使得部分地表植被受到损毁，土壤长时间的裸露，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而游客的踩踏，使得地面含水量降低，土壤产生板结。裸露的地表在雨水冲刷下，土壤有机物质下降，其微量元素含量等也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

2.1.3景区空气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

景区空气质量在不同主体干扰下，主要呈现出以下情况。1）餐饮加工类空气污染。景区的餐厅、烧烤等餐饮服务，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的排放。2）燃油类空气污染。虽然某些旅游景区内部分游览车已经采用电力驱动，但仍有许多景区内外的交通工具，仍然以柴、汽油等油类作为主要动力燃料，造成空气中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污染。3）特殊活动类空气污染。在一些景区都有寺庙香火等或大型旅游活动，这些活动所产生的烟尘和废气同样对景区空气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2.1.4景区的噪声污染主要与旅游活动有关

我国在《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修订）》（GB/T17775―2003）标准中[6]明确规定，所有等级的国家旅游景区的噪声质量要符合《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1993）中所规定的一类标准，即不超过55分贝。然而，许多森林旅游景区的索道、过山车、机动船舶等旅游服务设备产生的噪音远远大于此标准。在游客集聚的场所，人员众多，容易产生较高的噪音。噪音不仅影响游客的心情和游览的满意度，更重要的是，对植被、鸟类、鱼类、动物等生物都有较大的不良影响。

2.2景区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2.2.1游客对植被干扰显著

游客接触较多的树木植被的生长状态明显异于远离道路的树木植被，路边植被常出现向非道路方向内侧退缩现象。游客对树木抚摸、靠压、上树照相、刻画、玩耍等的频繁接触，造成一些树木树枝形态变形、外观美感下降、脱皮、生长缓慢、枝叶折断，甚至造成根系裸露，吸收水分与养分困难，长期下去很可能导致树木的枯萎和死亡。

2.2.2景区开发等各类资源使用主体对植被破坏严重

森林资源在旅游经济活动中受到景区经营者在内的各类使用主体的干扰与破坏。景区在开发过程中开山建路、建设设施等，占用部分森林平缓地带，使得植被面积明显缩小。而景区内外其它使用主体也对森林资源产生着不同程度威胁。比如，包括云台山在内的一些森林旅游景区中的原住民或企业不断地在其中建造别墅、厂房等。在江苏阜宁县的阜宁森林公园里，某组织建设豪华别墅群和休闲会所；在?Y眙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边缘地带新建了大量房产项目。这些行为不仅大量侵占森林资源，同时也造成了对整体景观的破坏。这些基础建设类行为对森林旅游景区的微环境生态安全来说是毁灭性的。

2.3景区动物受到了一定的惊扰或伤害

景区的旅游旺季也往往是动植物繁殖生长季节，大量游客活动给各种动物的繁殖、觅食、迁移和其它生活习性造成不良影响。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遇到小动物会有意对之追逐、拍照、惊吓或逗弄，使小动物长期处于惊扰状态。而游客随意将诸如面包、点心、水果、饮料甚至是香烟等投掷给动物，这不仅可能改变动物的饮食结构和规律，也易引起动物产生疾病，甚至死亡。

3景区生态安全水平下降的致因――IRD因素分析

3.1景区环境相关法规建设远滞后于景区生态环境保护需要

我国早在1982年就成立了第一家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但其正式的法规文件《部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却是在29年后才颁布。其它相关环境相关法规对景区环境监督管理的作用同样相对薄弱。如像《风景区管理条列》、《森林公园管理办法》中，较少涉及日常监管、环境监测等详细内容，而更多的是涉及对资源破坏行为的约束。作为日常经营，仅仅保证不破坏资源是不够的，景区在日常经营中难免存在“合理性破坏”，其对环境影响往往是深远的，如果不予关注，很容易出现环境成本外部性问题。在缺乏相关法规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景区监督管理则变成了日常的“捡拾垃圾”、“巡山护路”等活动，这无法应对旅游经济活动对景区生态安全影响复杂性的局面。

景区环境法规制度的执行效果受其它相关制度的影响较大。景区环境法规制度是围绕景区内的监督与管控范围，涉及的内容也多为对资源的显性破坏，但它过多地考虑了责任与惩罚，却少有涉及对相关主体权益保护的内容。如：景区内外的农民因森林旅游的开展可能要放弃原来的土地耕作、林木砍伐、水产养殖等生产方式，以及“乱扔垃圾”、“烧柴做饭”等生活习惯等等。由于农民从森林旅游发展中的应有利益，在许多地方制度保障（生态移民补偿、生活补贴等）中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自然而然，景区环境法规实际影响力就难免受到制约。前不久发生的峨眉山景区村民堵路事件，就是因景区原住民对相关保障性制度不满所致。

3.2景区在发挥社会认证作用功能时存在选择性

虽然许多景区都进行了ISO之类的环境管理认证，但实际应用中，在提高景区知名度和环境制度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景区生态资源的监测、评价与保护方面作用不突出。比如，在武陵源、武当山等景区，就曾出现过充分利用社会认证对景区制度建设、知名度提升等价值同时，却忽视其对生态环境监管与保护责任要求的现象。国家旅游局在2015年4月对54家1A～5A级风景区进行警告、严重警告甚至取消称号的处理，均反映了景区在发挥社会认证作用功能时，没能很好地履行应有的责任。

3.3监管主体在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中存在过多利益纠葛

作为森林旅游资源的主要监管者政府和景区部门，所发挥的监管作用十分有限。事实上许多景区本身就如一个小政府，如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有自己下辖的园林局、公安局等等，具有完全的行政执法权，政府环境监管执法与景区环境监督管理是合二为一的，这虽便于对景区内外各干扰主体的控制，但在经营中往往涉及到经济发展与政绩考核等多目标协调问题，在处理内部事务时常出现一手遮天的现象。而对于中小景区来说，森林资源的管控，既受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在面对外部主体干扰时，又常需要政府环境监管执法的协作。而政府部门间却常因对自身利益考虑过多，在执法协作上相互掣肘，更有甚者，越过政府审批或公然违反景区环境相关法规。实际上在某些森林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政府与景区扮演着合谋的角色，“建设性破坏”、“开发过度”现象也就悄无声息地掩盖在了“提升景区服务水平”、“改善游客体验”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因此，无论行政管辖权在谁的手里，若监管主体在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之间存在过多的利益纠葛，又缺乏相应的权力监管制衡机制，景区的生态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

3.4景区开发水平与资源保护水平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

在经济利益目标导向下，景区在环境保护中较为关注诸如垃圾堆积等直观的显性生态安全问题，而常常忽视诸如生物繁殖力下降等对景区生态安全影响深远的隐性生态安全问题。虽然新的风景区管理法规中不再提及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但对许多景区生存而言，生存发展确需要资金支持，在经营艰难竭蹶时，单靠政府补贴很难保证景区生态环境的安全，那么旅游活动不仅不能促进景区环境的良性发展，反而会严重危害森林资源的生态安全状态。但笔者看到更多的是，“更好保护环境”和“满足游客切实需要”成为许多景区不顾景区环境生态风险进行肆意开发的完美托辞，景区资源与环境保护只要从外表“看起来挺好”就够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多数景区的经营收入是透明的，而景区环境投入、环保举措却是遮遮掩掩的。对于景区生态资源来说，资源保护利益最大化和旅游经济利益最大化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若不能很好地协调两者间关系，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则势所难免。所以虽不能因噎废食，但若一味地追逐经济效益而忘了森林资源保护的初心，那么留给后代的将是美好环境的传说。

3.5景区管理者对景区生态安全的实际边界掌控能力不足

在一个生态区域内，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范围很广，景区外部环境状态往往影响景区内部资源环境，致使景区所面临的生态安全往往远大于其管辖权下的行政边界。在缺乏政府部门有效协作或政绩考核指标的驱使下，一些景区成了逐利者的掌上明珠，周围或“烟雾缭绕”或“高楼林立”，景区内的植被因空气沉降、水体因河流水系而遭到外部主体不断干扰等现象时有发生。

3.6景区资源使用及参与主体间责利关系失衡

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涉及了政府、景区、游客、农民、周边企业等多种主体。其中，政府和景区是监管主体。监管主体自身与资源的利益纠葛使其未能发挥有效监管作用，而景区常扮演着监管者与破坏者的双重角色，在约束其它主体时却无视自身行为，造成“只许自己破坏，不许他人砍柴”的现象。森林旅游景区在发展过程中过多强调自身利益，忽视各干扰主体在森林资源使用中合理的利益诉求，致其无视环境法规与道德责任。可见，即便监控机制效力很高，若各群体间利益关系不平衡，也会引起景区生态安全问题。从另一个视角看，包括周边企业、农民在内的各相关群体，它们本身是资源的使用者，理应保护森林资源，但因相关政策与制度对其利益缺乏充分考虑，逐渐将其推向保护的对立面。比如人类本身就是自然遗产的一部分，因为申遗而盲目迁出大量居民，在缺乏相关补偿或补偿不力情况下，使得农民由原有贫困转向另一种贫困，出现另类“生态难民”。恰恰是这些为保护景区资源出台的相关制度与政策，在某些层面上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4基于IRDS模型的景区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路径

森林旅游经营活动本身是一种经济行为，景区经营只是森林资源使用的一种形式，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各方利益均衡是景区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由于森林资源的产权所属、生态管理边界、各利益主体众多等问题，单纯依靠景区经营者来实现景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无疑于棘地荆天。因而，还需要立足于政府视角，通过制度的规范、监管的优化、产业服务的促进与引导等手段，在促进景区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森林旅游景区的生态安全水平的不断提升。

4.1建立生态优先导向的景区发展模式

从景区生态安全角度看，一般情况下随着景区对资源的开发，景区环境所能承受的生态安全压力也会随着景区资源开发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若景区一味忽视生态环境的需要，景区生态安全问题迟早会出现。反之，若景区在旅游开发中将获得的收入全部用于生态保护，或无视经济发展对景区资源保护的支撑作用，则景区的长足发展也难以为继。因此，森林旅游景区的发展之路，应建立生态优先为导向的森林旅游景区发展模式（图2）。在优先考虑生态环境需要的基础上进行景区开发，改变过去一味由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应转向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内涵式发展模式为主。景区经营者以更高的环境敏感度，主动关注生态环境变化，重点关注景区的隐性生态安全问题。景区盈利与否也不再是影响景区生态保护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是在确保生态安全处于较高水平下，来适度进行景区开发。即使发展速度慢一些，经济效益增速低一些，但景区开发始终是在较高安全水平下进行的。

4.2构建多元化景区环境保护制度机制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景区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森林资源的使用主体成本外溢所致。将外部性进行内化是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7]。通过构建多元化景区环境保护制度机制，有助于实现森林旅游资源使用中环境成本的内化。1）健全现有的刚性制度。根据景区生态资源重要性，制定严厉的惩罚性制度，让违法违规成本高于其相关得益。2）增设相对柔性的环境保护激励性制度。如：对景区及周边企业等在提高生态保护方面提供鼓励与支持，对于良好遵行环境保护的企业给予减税、低息贷款等经济激励和其它精神文明激励。3）完善平衡利益相关主体的支持性制度。如：健全土地使用补偿、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移民安置补偿、就业指导、创业扶持等制度，让农民从森林旅游业的发展中真正受益。4）建立景区生态发展基金，对赢利能力较弱或政府补贴能力较差的景区提供一定的生态保护资金支持等。5）发挥自愿性环境管理制度的功能。鼓励景区及周边企业引入环境管理体系及其认证体系，引导企业增强环境保护的自律性，以降低刚性制度等产生的社会成本。

4.3建立以前馈和现场控制为主的景区生态安全控制机制

在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完全的情况下，增强前馈与现场控制能力，能够有效降低森林资源的破坏水平。1）改变被动监管环境的局面，在通过立法逐步完善景区环境制度的同时，需要增强对环境的防御性监管活动。如：增强景区经营者进行定期环境监测，监测内容应向引起水质变化，或水质变化所带来的隐性生态安全问题转移；并对可能的影响结果进行预判，为相关部门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提供依据。2）提升预防性制度的执行能力。在环境影响评价的执法、与影响景区环境的相关项目审批中，若能进行严格执法，降低“走过场”的现象，景区的许多生态安全破坏活动均能得到有效遏制。3）鼓励与引导景区扩大对现代电子监控技术的使用，并将之与政府环境监管系统联网，实时动态了解相关区域的环境状态，为及时掌控与处理景区内外的生态安全风险提供决策信息支持。

4.4形成景区生态资源的责利关系均衡机制

市场机制要求森林资源的各使用主体，在资源使用的同时应承担相应的保护责任。在生态优先导向下，将所有管理主体综合为一个类似“大部制”的管理机构，各参与主体间对景区资源的保护不以使用中的得利多少为驱动力，而是以景区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为前提。除了管理体制外，尤其要考虑农民在森林旅游业发展中的利益。森林旅游发展应以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除了在立法上让农民参与到森林旅游活动的盈利分配中，还要考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生存与发展等问题，以促进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让各参与主体在森林资源的使用中得益，得益的同时又保护森林资源，从而达到人类需要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

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1篇7

关键词：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IRDS模型；资源环境质量；环境保护；生态优先导向

中图分类号：S788.2；X1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16）01-0064-06

Abstract：AccordingtotheInstitutional-Regulatory-Disturbance-Security（IRDS）model，itfoundthatthereareseriousecologicalsecurityissues，suchasdecreases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destructiontovegetationinsufferedvaryingdegrees，disturbedorharmonanimalsinsomeofChina′sforestscenicspots.Theseissuesrevealedthefollowsreasons：environment-relatedregulationsofscenicspotlaggedtheneedsofitsenvironmentalprotection；themanagershadtendencytogetbenefitsfromsocialcertificationandneglecteditsresponsibilitiesandconstraints；thereweretoomanyinterestconflictsformainregulatorswhenplayedtherolesinusingandprotectingforestresources；theimplementationofscenicenvironment-relatedregulationswaslackofsupportinthecomplementarysystems；thedisturbanceonenvironmentfromscenicmanagershadnotbeeneffectivesupervision；therelationshipbetweendevelopmentandprotectionwasseriousimbalance；theinterestrelationshipsbetweenstakeholderswereunbalanced.Accordingly，itsuggestedthattheecologicalsecurityvirtuousdevelopmentmodelofforestscenicspotbasedonIRDSandleadbyecologypriorityshouldbebuilt.Meanwhile，multipleenvironmentalprotectionsystemsofinstitutional，mechanismsofaccountabilityandharmonyamonginterestsamongparticipatingbodiesshouldfacilitatetoachieveahighlevelofecologicalsecurity.

Keywords：forestscenicspot；ecologicalsecurity；IRDSmodel；resourceandenvironmentalquality；environmentalprotection；ecologypriorityguiding

森林旅游的发展，使得景区林木资源的开发价值由原来的林产品生产等转向景观游憩，这对我国森林资源的保护起着巨大推动作用，也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优美的环境是高质量旅游体验的前提，然而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景区在实际使用中遭到诸多主体的影响与干扰，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无论在容量严重超载的热点景区，还是门可罗雀的效益不佳景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这逐步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制约小康社会实现的一大障碍。在经济新常态下，弄清我国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问题及其主要致因，以建立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良性循环发展机制，从而实现森林旅游与景区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是当前森林旅游生态安全研究的迫切性工作。

1景区生态安全IRDS模型的提出

笔者通过系列研究[1，2]，发现景区的生态安全状态（Securitystate，S）主要受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environment，I）、监管与建设行为（RegulatoryandconstructionActs，R）和干扰行为（Disturbingactivation，D）3类因素影响，在分析上述因素间关系基础上构建了景区生态安全的IRDS关系概念模型，其简要关系如图1所示。景区的生态安全状态是在景区相关制度环境和监管与建设行为的双重规范与约束作用下，各类干扰主体的干扰行为对景区生态安全的影响结果。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态安全研究中“因素度量与研究尺度”[3]间的紧密关系，有助于实现研究结果由“小研究尺度推演至大尺度”[4]。但该模型仅仅是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概念模型，还未在该模型框架下来分析我国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实际。本文拟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梳理我国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状态，探讨景区生态安全受制度环境和监管责任等方面的影响关系，并提出基于制度和责任的我国景区生态安全的提升路径。这有助于在面对景区生态安全问题时避免“相互推诿”，也有助于参与各方“在环境管理与政策制定中发挥沟通与对话的重要作用”[5]。

2景区的生态安全S的状态分析

2.1景区资源环境质量明显下降

2.1.1水体污染是许多森林旅游景区最为突出的问题

水体污染在我国森林旅游景区普遍存在，突出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景区服务设备污染。比如，湖泊里的摩托艇、游艇、游船等水上运输工具，动力多为柴油，除排放尾气污染水体外，船体也经常出现漏油现象。2）景区服务设施落后造成的污染。景区内的餐饮服务等在经营过程中产生各种废水，缺乏排污管道或过滤设施时，将废水直接排入河流与湖泊。3）原住民日常生活污染。在一些面积较大的景区，常有原住民生活在其中，生活污水也多因基础设施落后而直接排入附近水域中。4）游客不良行为造成的污染。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乱丢塑料袋、水瓶等生活垃圾，不仅产生视觉污染，也容易引起某些水体的富营养化。

2.1.2部分地表及土壤结构发生改变

我国绝大多数景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地表、水土流失现象。景区的开山铺路、建索道等项目建设，使得部分地表植被受到损毁，土壤长时间的，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而游客的踩踏，使得地面含水量降低，土壤产生板结。的地表在雨水冲刷下，土壤有机物质下降，其微量元素含量等也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

2.1.3景区空气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

景区空气质量在不同主体干扰下，主要呈现出以下情况。1）餐饮加工类空气污染。景区的餐厅、烧烤等餐饮服务，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的排放。2）燃油类空气污染。虽然某些旅游景区内部分游览车已经采用电力驱动，但仍有许多景区内外的交通工具，仍然以柴、汽油等油类作为主要动力燃料，造成空气中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污染。3）特殊活动类空气污染。在一些景区都有寺庙香火等或大型旅游活动，这些活动所产生的烟尘和废气同样对景区空气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2.1.4景区的噪声污染主要与旅游活动有关

我国在《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修订）》（GB/T17775―2003）标准中[6]明确规定，所有等级的国家旅游景区的噪声质量要符合《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1993）中所规定的一类标准，即不超过55分贝。然而，许多森林旅游景区的索道、过山车、机动船舶等旅游服务设备产生的噪音远远大于此标准。在游客集聚的场所，人员众多，容易产生较高的噪音。噪音不仅影响游客的心情和游览的满意度，更重要的是，对植被、鸟类、鱼类、动物等生物都有较大的不良影响。

2.2景区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2.2.1游客对植扰显著

游客接触较多的树木植被的生长状态明显异于远离道路的树木植被，路边植被常出现向非道路方向内侧退缩现象。游客对树木抚摸、靠压、上树照相、刻画、玩耍等的频繁接触，造成一些树木树枝形态变形、外观美感下降、脱皮、生长缓慢、枝叶折断，甚至造成根系，吸收水分与养分困难，长期下去很可能导致树木的枯萎和死亡。

2.2.2景区开发等各类资源使用主体对植被破坏严重

森林资源在旅游经济活动中受到景区经营者在内的各类使用主体的干扰与破坏。景区在开发过程中开山建路、建设设施等，占用部分森林平缓地带，使得植被面积明显缩小。而景区内外其它使用主体也对森林资源产生着不同程度威胁。比如，包括云台山在内的一些森林旅游景区中的原住民或企业不断地在其中建造别墅、厂房等。在江苏阜宁县的阜宁森林公园里，某组织建设豪华别墅群和休闲会所；在Y眙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边缘地带新建了大量房产项目。这些行为不仅大量侵占森林资源，同时也造成了对整体景观的破坏。这些基础建设类行为对森林旅游景区的微环境生态安全来说是毁灭性的。

2.3景区动物受到了一定的惊扰或伤害

景区的旅游旺季也往往是动植物繁殖生长季节，大量游客活动给各种动物的繁殖、觅食、迁移和其它生活习性造成不良影响。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遇到小动物会有意对之追逐、拍照、惊吓或逗弄，使小动物长期处于惊扰状态。而游客随意将诸如面包、点心、水果、饮料甚至是香烟等投掷给动物，这不仅可能改变动物的饮食结构和规律，也易引起动物产生疾病，甚至死亡。

3景区生态安全水平下降的致因――IRD因素分析

3.1景区环境相关法规建设远滞后于景区生态环境保护需要

我国早在1982年就成立了第一家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但其正式的法规文件《部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却是在29年后才颁布。其它相关环境相关法规对景区环境监督管理的作用同样相对薄弱。如像《风景区管理条列》、《森林公园管理办法》中，较少涉及日常监管、环境监测等详细内容，而更多的是涉及对资源破坏行为的约束。作为日常经营，仅仅保证不破坏资源是不够的，景区在日常经营中难免存在“合理性破坏”，其对环境影响往往是深远的，如果不予关注，很容易出现环境成本外部性问题。在缺乏相关法规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景区监督管理则变成了日常的“捡拾垃圾”、“巡山护路”等活动，这无法应对旅游经济活动对景区生态安全影响复杂性的局面。

景区环境法规制度的执行效果受其它相关制度的影响较大。景区环境法规制度是围绕景区内的监督与管控范围，涉及的内容也多为对资源的显性破坏，但它过多地考虑了责任与惩罚，却少有涉及对相关主体权益保护的内容。如：景区内外的农民因森林旅游的开展可能要放弃原来的土地耕作、林木砍伐、水产养殖等生产方式，以及“乱扔垃圾”、“烧柴做饭”等生活习惯等等。由于农民从森林旅游发展中的应有利益，在许多地方制度保障（生态移民补偿、生活补贴等）中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自然而然，景区环境法规实际影响力就难免受到制约。前不久发生的峨眉山景区村民堵路事件，就是因景区原住民对相关保障性制度不满所致。

3.2景区在发挥社会认证作用功能时存在选择性

虽然许多景区都进行了ISO之类的环境管理认证，但实际应用中，在提高景区知名度和环境制度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景区生态资源的监测、评价与保护方面作用不突出。比如，在武陵源、武当山等景区，就曾出现过充分利用社会认证对景区制度建设、知名度提升等价值同时，却忽视其对生态环境监管与保护责任要求的现象。国家旅游局在2015年4月对54家1A～5A级风景区进行警告、严重警告甚至取消称号的处理，均反映了景区在发挥社会认证作用功能时，没能很好地履行应有的责任。

3.3监管主体在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中存在过多利益纠葛

作为森林旅游资源的主要监管者政府和景区部门，所发挥的监管作用十分有限。事实上许多景区本身就如一个小政府，如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有自己下辖的园林局、公安局等等，具有完全的行政执法权，政府环境监管执法与景区环境监督管理是合二为一的，这虽便于对景区内外各干扰主体的控制，但在经营中往往涉及到经济发展与政绩考核等多目标协调问题，在处理内部事务时常出现一手遮天的现象。而对于中小景区来说，森林资源的管控，既受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在面对外部主体干扰时，又常需要政府环境监管执法的协作。而政府部门间却常因对自身利益考虑过多，在执法协作上相互掣肘，更有甚者，越过政府审批或公然违反景区环境相关法规。实际上在某些森林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政府与景区扮演着合谋的角色，“建设性破坏”、“开发过度”现象也就悄无声息地掩盖在了“提升景区服务水平”、“改善游客体验”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因此，无论行政管辖权在谁的手里，若监管主体在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之间存在过多的利益纠葛，又缺乏相应的权力监管制衡机制，景区的生态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

3.4景区开发水平与资源保护水平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

在经济利益目标导向下，景区在环境保护中较为关注诸如垃圾堆积等直观的显性生态安全问题，而常常忽视诸如生物繁殖力下降等对景区生态安全影响深远的隐性生态安全问题。虽然新的风景区管理法规中不再提及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但对许多景区生存而言，生存发展确需要资金支持，在经营艰难竭蹶时，单靠政府补贴很难保证景区生态环境的安全，那么旅游活动不仅不能促进景区环境的良性发展，反而会严重危害森林资源的生态安全状态。但笔者看到更多的是，“更好保护环境”和“满足游客切实需要”成为许多景区不顾景区环境生态风险进行肆意开发的完美托辞，景区资源与环境保护只要从外表“看起来挺好”就够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多数景区的经营收入是透明的，而景区环境投入、环保举措却是遮遮掩掩的。对于景区生态资源来说，资源保护利益最大化和旅游经济利益最大化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若不能很好地协调两者间关系，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则势所难免。所以虽不能因噎废食，但若一味地追逐经济效益而忘了森林资源保护的初心，那么留给后代的将是美好环境的传说。

3.5景区管理者对景区生态安全的实际边界掌控能力不足

在一个生态区域内，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范围很广，景区外部环境状态往往影响景区内部资源环境，致使景区所面临的生态安全往往远大于其管辖权下的行政边界。在缺乏政府部门有效协作或政绩考核指标的驱使下，一些景区成了逐利者的掌上明珠，周围或“烟雾缭绕”或“高楼林立”，景区内的植被因空气沉降、水体因河流水系而遭到外部主体不断干扰等现象时有发生。

3.6景区资源使用及参与主体间责利关系失衡

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涉及了政府、景区、游客、农民、周边企业等多种主体。其中，政府和景区是监管主体。监管主体自身与资源的利益纠葛使其未能发挥有效监管作用，而景区常扮演着监管者与破坏者的双重角色，在约束其它主体时却无视自身行为，造成“只许自己破坏，不许他人砍柴”的现象。森林旅游景区在发展过程中过多强调自身利益，忽视各干扰主体在森林资源使用中合理的利益诉求，致其无视环境法规与道德责任。可见，即便监控机制效力很高，若各群体间利益关系不平衡，也会引起景区生态安全问题。从另一个视角看，包括周边企业、农民在内的各相关群体，它们本身是资源的使用者，理应保护森林资源，但因相关政策与制度对其利益缺乏充分考虑，逐渐将其推向保护的对立面。比如人类本身就是自然遗产的一部分，因为申遗而盲目迁出大量居民，在缺乏相关补偿或补偿不力情况下，使得农民由原有贫困转向另一种贫困，出现另类“生态难民”。恰恰是这些为保护景区资源出台的相关制度与政策，在某些层面上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4基于IRDS模型的景区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路径

森林旅游经营活动本身是一种经济行为，景区经营只是森林资源使用的一种形式，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各方利益均衡是景区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由于森林资源的产权所属、生态管理边界、各利益主体众多等问题，单纯依靠景区经营者来实现景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无疑于棘地荆天。因而，还需要立足于政府视角，通过制度的规范、监管的优化、产业服务的促进与引导等手段，在促进景区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森林旅游景区的生态安全水平的不断提升。

4.1建立生态优先导向的景区发展模式

从景区生态安全角度看，一般情况下随着景区对资源的开发，景区环境所能承受的生态安全压力也会随着景区资源开发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若景区一味忽视生态环境的需要，景区生态安全问题迟早会出现。反之，若景区在旅游开发中将获得的收入全部用于生态保护，或无视经济发展对景区资源保护的支撑作用，则景区的长足发展也难以为继。因此，森林旅游景区的发展之路，应建立生态优先为导向的森林旅游景区发展模式（图2）。在优先考虑生态环境需要的基础上进行景区开发，改变过去一味由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应转向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内涵式发展模式为主。景区经营者以更高的环境敏感度，主动关注生态环境变化，重点关注景区的隐性生态安全问题。景区盈利与否也不再是影响景区生态保护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是在确保生态安全处于较高水平下，来适度进行景区开发。即使发展速度慢一些，经济效益增速低一些，但景区开发始终是在较高安全水平下进行的。

4.2构建多元化景区环境保护制度机制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景区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森林资源的使用主体成本外溢所致。将外部性进行内化是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7]。通过构建多元化景区环境保护制度机制，有助于实现森林旅游资源使用中环境成本的内化。1）健全现有的刚性制度。根据景区生态资源重要性，制定严厉的惩罚性制度，让违法违规成本高于其相关得益。2）增设相对柔性的环境保护激励性制度。如：对景区及周边企业等在提高生态保护方面提供鼓励与支持，对于良好遵行环境保护的企业给予减税、低息贷款等经济激励和其它精神文明激励。3）完善平衡利益相关主体的支持性制度。如：健全土地使用补偿、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移民安置补偿、就业指导、创业扶持等制度，让农民从森林旅游业的发展中真正受益。4）建立景区生态发展基金，对赢利能力较弱或政府补贴能力较差的景区提供一定的生态保护资金支持等。5）发挥自愿性环境管理制度的功能。鼓励景区及周边企业引入环境管理体系及其认证体系，引导企业增强环境保护的自律性，以降低刚性制度等产生的社会成本。

4.3建立以前馈和现场控制为主的景区生态安全控制机制

在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完全的情况下，增强前馈与现场控制能力，能够有效降低森林资源的破坏水平。1）改变被动监管环境的局面，在通过立法逐步完善景区环境制度的同时，需要增强对环境的防御性监管活动。如：增强景区经营者进行定期环境监测，监测内容应向引起水质变化，或水质变化所带来的隐性生态安全问题转移；并对可能的影响结果进行预判，为相关部门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提供依据。2）提升预防性制度的执行能力。在环境影响评价的执法、与影响景区环境的相关项目审批中，若能进行严格执法，降低“走过场”的现象，景区的许多生态安全破坏活动均能得到有效遏制。3）鼓励与引导景区扩大对现代电子监控技术的使用，并将之与政府环境监管系统联网，实时动态了解相关区域的环境状态，为及时掌控与处理景区内外的生态安全风险提供决策信息支持。

4.4形成景区生态资源的责利关系均衡机制

市场机制要求森林资源的各使用主体，在资源使用的同时应承担相应的保护责任。在生态优先导向下，将所有管理主体综合为一个类似“大部制”的管理机构，各参与主体间对景区资源的保护不以使用中的得利多少为驱动力，而是以景区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为前提。除了管理体制外，尤其要考虑农民在森林旅游业发展中的利益。森林旅游发展应以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除了在立法上让农民参与到森林旅游活动的盈利分配中，还要考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生存与发展等问题，以促进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让各参与主体在森林资源的使用中得益，得益的同时又保护森林资源，从而达到人类需要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

4.5打造多维的景区生态安全监督和问责机制

政府和景区经营者是森林旅游资源的保护者，但也存在因各种利益纠葛而破坏森林资源的情况。因而，应建立多维的监管和问责机制，以增进景区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1）建立由景区生态资源利益相关者各方参与的环境保护监管部门，强化信息披露，让社会了解景区生态资源的相关使用者以及旅游活动对环境影响程度等信息，在强化监督的同时，也有助于消除公众对景区生态环境的担忧。2）加强对社会认证机构的监督。强化政府部门对相关环境管理体系等社会认证机构的监督，提升社会认证对景区生态环境管理的推动作用，增强各参与主体社会责任的同时，避免某些漂绿（Greenwashing）行为的发生。3）增进环境监督的行政约谈，了解环境执法部门的监管与执法情况，既便于掌控景区及其周边的环境实际，又有利于相关部门优化监督机制。4）强化环境问责机制。将环境绩效与相关考评机制相结合，建立以环境责任为中心的奖惩与问责机制。

参考文献：

[1]郑永贤，张智光.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要素及其景观感知传递性的分析[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5，35（2）：123-129，134.

[2]郑永贤，张智光.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影响因素的IRDS模型研究――基于扎根理论[J].世界林业研究，2015（1）：23-30.

[3]王根绪，程国栋，钱鞠.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应用生态学报，2003，14（9）：1551-1556.

[4]肖笃宁，陈文波，郭福良.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J].应用生态学报，2002，13（3）：354-358.

[5]STOLLS，WELPM.Towardsamoreeffectiveanddemocraticnaturalresourcesmanagement[M]Berlin：BerlinHeidelberg，2006：17-39.

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篇8

(一)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四个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上却有所区别。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新”，涵盖了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内容，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实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推行新型城镇化”，一是顺应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二是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解决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四是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实现中国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生态安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分业的扩大，人类逐步创建了城市并建立起现代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交通、能源、建筑、信息等方面的需求迅速扩张的同时，城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影响凸显，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人类在享受现代城市为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伴生出越来越多的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的城市生态安全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安全，是指城市环境和生态条件(如食物、居室、大气、水环境、交通及生物环境)对市民的身心健康、生命支持系统的繁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程度和风险大小。典型的环境问题为城市的五色效应”，即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沙尘效应、白色的秃斑效应。此外，大多数城市的生命线”缺乏自我保障能力，遇到自然灾害，抗灾、减灾能力差的公共设施往往无能为力。更有人口疏导布局缺失、产业布局不当造成交通拥堵引发额外化石能源消耗，停车困难出现的人与车争地”现象，由此而来的焦虑进一步造成公众的身心伤害。城市生态安全受到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发展发面也表现突出。如盲目的城市人口扩展使城市中的中低产阶级迅速壮大，中低端的医疗教育服务建设难以跟上。城镇人口存在生态健康危机，包括环境病加剧、适应能力降低、心态脆弱与心理亚健康。城市生态风险和生态危机加剧，城市生态安全维护的形势极其严峻。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城市，提高城市生态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刻不容缓。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必要性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十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明显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目标;以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为主要途径，并强调生态保护应该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和顺应自然”。因此，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对生态安全极为不利

我国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方法主要是:在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并根据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的基础上，编制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空间功能布局。经过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规划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生态问题，而且逐渐暴露出了诸多弊端。

(1)传统规划用明确的规划界限人为地划分出城市、各个功能区块的用地界线，对生态绿地景观系统的整体性与有机联系性考虑欠缺，造成了区域、城市及单元地块间的联系不足。

(2)城市是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确定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的自变量(如人口等)通常较难预测，从而导致规划的滞后和被动，或因超前”规划而造成大量土地闲置。不管是滞后”还是超前”，这都会造成城市扩张的无序和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等问题。

(3)绿地系统、环境保护等规划在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中仅仅是后续的点缀”，传统规划的本质其实是城市建设用地配置。这样的规划方法与理念下，自然环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也忽略了它的区域特性、功能连通性、空间易达性等生态功能。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城镇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不断向无序扩张。各种形式蔓延的土地开发和建设，不考虑环境与道路体系，不仅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还造成了城市以及周边生态环境严重受损，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城市的生态安全格局正由于城市的无序发展而遭到严重破坏。如今，人们逐渐意识生态环境对于社会、经济以及人类自身的重要意义，变粗放为集约式经济、变掠夺为调控式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现今乃至未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过去以经济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和以交通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两种规划模式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尊重，忽视了人居环境的建设”。未来城镇的发展，决策者和规划师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制定正确的、生态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发挥人为因素在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中的正面效应，加强城市生态安全的建设，以减少切碎斑块、异化廊道、蚕食基质”等破坏原有生态格局的开发行为，加强城市各层次、各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的建设和联系，改变以往城市的无序蔓延，这才是今后城镇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成都市天府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思考

(一)天府新区概述

建设天府新区是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落实成渝经济区发展国家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按照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目标，新区建设确定了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的总体定位。新区位于成都市主城区东南，规划范围1578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650平方公里，规划人口600万～650万人，届时成都市主城区总人口将超过1100万人。

(二)天府新区生态基础与城市格局

成都平原地处我国青藏高原———中部丘陵区的大生态过渡带，而天府新区处于山地———成都平原的生态过渡区，具有典型的生态过渡带环境，生态要素丰富多样，相互融合。成都天府新区范围内拥有森林、湖泊、河流、平原农耕等多种生态系统，生态资源丰富，囊括了龙泉山、牧马山、彭祖山、龙泉湖、锦江、鹿溪河等多种生态要素，各要素交错联通，山水相融。《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确定的城市空间拓展方式为中心集聚，走廊拓展”。城市空间格局以成都一核、两区、双中心”的整体结构为前提，按照组合型城市理念，构建一带两翼、一城六区”的新区空间结构。这样的空间结构体现了以资源约束和生态保护为前提，防止城市粘连发展的组团式布局理念。

(三)城市生态安全构建模式和实现

1．带———楔式格局。

《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2011～2030)》确定的市域生态系统格局为两带五楔、双环多廊、九园十湖”，其中涉及天府新区的重要要素有龙泉山生态屏障带和三圣乡———龙泉山绿楔。《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提出建设一区两楔八带”的生态绿地系统，其中一区指龙泉山生态服务区，两楔指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上述两个规划把握了天府新区内的核心生态要素和资源，将龙泉山生态屏障、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等大型生态空间确定下来，但是缺乏对绿隔地区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考虑，带和楔之间缺乏联系和协调。

2．掌———指式格局。

1947年哥本哈根提出了手指形态规划，城市新区开发沿着几条狭窄的放射状走廊，走廊间被森林、农田和开发绿地组成的绿楔所分隔。这种间隔式的布局，使城市的人工生态系统与乡村的自然生态系统交错而临，蜿蜒曲折的空间肌理与自然开敞的生态环境协调共存。通过对成都天府新区生态本底和核心资源的梳理，可以发现存在两只手掌”，龙泉山现状自然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具有突出的空气净化和气候调节作用，可以作为绿色生态源。龙泉山近年来存在生态环境的逆向发展趋势，长期的人为活动导致自然原始森林植被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栽培的乔木林、果树林和竹林，因此更应该进行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发挥其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彭祖山具有稀有的原生态之美，彭祖山风景区是国内独有、世界唯一以长寿养生为特色的文化旅游风景名胜区，有成都南后长寿宫”之称，是天府新区周边重要的生态资源，是天府新区的绿色生态后花园”。分别以龙泉山和彭祖山作为生态源，可以构建生态廊道手指状深入城市组团，形成掌———指式生态格局。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将龙泉山生态源和彭祖山生态源组织多条生态绿楔和生态廊道，并在生态源之间以及廊道之间构建有机的联系，将生态环境引入了城市组团，构建一个有机、稳定的生态系统网络，形成双屏藏源，多廊融城”宏观生态格局。

四、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单纯的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质的问题。为构建高品质的生态安全格局，在新型城镇化”和宏观城市空间结构下，成都天府新区的生态建设主要包含两大举措:一是对大型的自然植被斑块、水面等发挥物种生存和水源涵养功能的区域进行保护和建设，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发展;二是通过生态绿楔、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的建设，以水平方向的链接强化城镇发展空间与生态源的有机联系，拓展生态源的服务功能，缓解经济开发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增加城镇发展空间内部的景观异质性。基于此，生态建设主要考虑从水系和林地两个方面加以推进，生态保护则通过划定生态控制线和控制生态绿隔地区内的建设用地来实现。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成都天府新区未来城镇发展将应注重生态规划的运用，考虑将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引入传统土地利用规划中，共同促进新型城镇生态基础设施用地和城市发展用地布局的合理性和生态性。在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发展框架基础上，从功能布局、产业、交通等多个方面着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城镇建设和转型将脱离原本功能单一、服务滞后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产业集聚化、功能多元化、环境生态化、区域协调化”的新型城镇。

(二)对策建议

1．建设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是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的重点。国际经验表明，保护环境不会必然减缓经济发展，而快速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有效的节能减排是结构性节能减排，即对城市的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把城市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对传统产业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进行淘汰、鼓励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把传统产业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由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推进天府新区区域经济增长与高能耗、高污染脱钩”发展。

2．倡导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

生态安全下的城市既包括了城市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必须把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城市生活、消费的各个环节。消费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活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消费需求决定社会生产，消费模式的变化将引导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盲目消费、挥霍浪费却让我国城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供应矛盾尖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城市人居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唤起市民的生态安全意识，转变城市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代之以节约能源、适度消费、降低污染的观念。促进城市居民从自己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推广低碳生活方式”，使理性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由概念变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3．树立生态文明的新观念，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应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由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转变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再上升为绿水青山”也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用生态经济化推动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不仅包括了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城市的软实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的市场竞争力，还包括了生态建设、生态产品的供给为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4．强化和改善政府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

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视角；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在当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生态问题开始日渐显露。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污染成了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成了低碳经济发展下的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追平世界经济，因此难免会在发展过程中忽略环境的污染。在当前我国的能源消费远高于世界水平，因此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将面临能源消耗不停增长、生态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剧的局面，为了对生态环境污染以及过多的碳排放做出一定的约束，对于低碳视角下产品的评估成了当前需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低碳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产品安全指标的构建

在低碳经济视角下，对于产品的安全可以理解为在经济安全以及社会安全的基础之下，产业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之中能够抵御来自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国内外，在国家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中加入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的都比较少，但是，面对我国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的体系构建已经迫在眉睫。更进一步，低碳视角下产业安全评估体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低碳建设与产品建设理论的完善，同时实现了低碳经济与产业经济的结合，这是产业从定性研究迈向定量研究的一大步，是低碳经济视角下评估产业安全的重要依据。以产品的安全内涵出发，依据产品安全评估体系建立的原则，从产品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与生态安全三方面构成产品安全指标体系。

二、产品安全内涵

（一）产业安全研究评述

随着全球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国家的产业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为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产业，而产业的进步离不开资源，不仅是社会资源，更为重要的是环境资源。因此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对于产业安全的一些见解，同时提出了产业安全的衡量标准以及评价体系，其中有几个代表性的如下：何维达教授在其出版的书中很早就提出了产业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同时根据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将产业安全评价体系分为四个大类。首先就是国内外的发展环境，企业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环境。其次是产品的竞争力，如果产品没有丝毫竞争力，那么无法盈利的产品必然不会被企业所接受。在之后就是产业国际控制力以及产业依赖度。产业的国际控制力是指产业在国际上占有多大的比重，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产业不仅仅利用在国家，同时在世界上也会获得一定的地位，而产品的依赖度就是指这个产业对于外部条件的依赖，依赖度越小，那么在面对外部条件的改变时所受到的影响就会最小。依据这四大因素，产品安全被分成了安全、不安全、危险三大指标。徐芳以生态学的角度对我国产品安全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决定以自己的认知理解来建立产品安全评估体系，他认为产业会存在四个指标，这些指标描述了产品的整个过程，由此得来的指标将最具有权威性。这四个指标分别是产业的活力、结构、恢复力以及对整个产品汇总后的综合指标。对于一个产业的发展来说，这四个指标涵盖了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产业的发展之路上总会存在低谷，产业是否能一直满足大众的需求并持续保持活力，这是产品是否有价值作为安全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产业结构指标从产业本身的结构来进行分析，判断产业结构是否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状况，是否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恢复力是指在产业经历过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后能正常回归原来的轨迹的一种能力，这是一种抗风险的能力的体现，最后是产品的综合指标，综合全部的信息给出的一个指标。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认为，从产品的控制力、竞争力、成长能力以及发展环境作为产品的评价体系更为合适。在其中，占用最大比重的是刚引入产品安全评估体系中的产业发展的能源环境及资源约束和产品生态环境。产业的前期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只有足够好的发展环境，产业才能在刚起步的时候得到良好的发展，在产业的之后发展中，生态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的稀缺将会限制产业的发展，因此资源的约束是产品安全评估体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低碳视角下产业安全的内涵

在产品安全研究论述之中我们知道我们在研究产业安全评估体系指标的建立的时候，不仅仅要关注产业经济的安全性，同时产业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产业发展过程中受到的资源约束以及无限制的过量碳排放会对产业本身的发展造成影响。我们可以从低碳视角下来分析产业的内涵，那就是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被背景之下，本国的产业能够抵御来自外界的各种不利因素而保持发展，不会因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受到资源的限制以及生态环境污染和碳排放过多的约束，能够长期使本国产业处于安全的状态，产业在外部要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以及竞争力，在内部要有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三、产业安全评估体系的重构

（一）产业安全评估体系构建的原则

1.科学性与综合性原则在设计产业的安全指标评价体系时，应该覆盖面极为广泛，从全面反映资源、经济、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不仅涉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层次，同时也关系到的人类的生存方面。因此，具有科学性与安全性是产业安全指标评估体系建立的第一原则。2.实用性与可测性首先指标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产业安全评测的需要，如果建立的评价指标没有实用性，那么建立的指标体系将毫无作用。指标的建立是为了反映产业安全的现状供管理层制定相应的政策，所以指标的建立应该具有易理解与易接受，满足实用性的特点，同时，指标都是可测的，每一个指标所对应的值应该是由对于目前的产业经济状况计算得出的，具有准确性。3.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产品安全评价体系应该尽可能的量化到每一个产业，因为这样的指标将会有非常高的准确性，但是总会存在产业无法量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无法避免的使用定性指标。4.长短期产业安全相结合产业安全体系的评价不仅要注重短期，同时要关注产业自身的长期发展，短期产业安全重点在于产业环境的改变以及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长期产业安全则是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因此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产品安全都应该重视。

（二）产业安全评估体系的基本内容

1.产业社会安全性产业社会安全性是指一个产业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产业将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以及阻碍社会的进步，还会对社会的大环境造成影响，因此产业的生存离不开国家的扶持，而国家提供的就是社会发展环境，社会影响是自身的发展对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2.产业经济安全性产业经济安全性是指产业在依靠其他因素而存在的依存度，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也就是其竞争力，产业能否稳定发展下去的控制力，主要从外商投资依赖度、产业能源依赖度、产业集中度、产业国际竞争力、自主品牌等方面来反映。3.产业生态安全性产业生态安全性是从从产业发展开始的资源能否满足要求、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是否能做到最小、碳排放是否符合国家制定的标准三个方面来反映，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就是能源约束力、生态环境约束力、碳排放量、环境污染率以及资源回收率等方面。4.产业安全的评估方法和模型产业安全指标处理方式是首先完成对需要获取指标的筛选，不满足要求或者不符合的指标不记录，对获取的指标进行分类，使用一些分析法；用于完成指标的预测以及自学功能，比较著名的就是回归法平均模型；最后就是指标综合以及权重分配，但是目前对于权重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样会对产业安全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带来一定影响。

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篇10

【关键词】模糊综合评判;APH;MATLAB;GIS;名山县

农田生态系统是人类活动干预最强烈的生态系统，而农田生态系统环境评价是农田生态系统环境保护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技术保障手段，能够为农田生态系统环境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理论依据[1-2]。本研究利用一系列监测实验仪器与方法在雅安名山县周边建立农田生态系统环境监测站，监测水文指标、水化指标、生物结构指标[2]建立数据库，应用模糊综合评判等模型对农田生态环境安全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和评价[3-4]。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102°58′～103°23′E29°58′～30°16′N），海拔548～1456m，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均气温15.4℃，年均降雨量在1200～1700mm。

1.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模糊综合评价法[4]、层次分析法[5]和ArcGIS空间分析技术[6]，采用MATLAB、SPSS软件对测试点的数据进行相应分析。

2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评价模型建立

2.1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1）将“名山县农田生态环境安全”设为目标层，水文指标、水化指标、生物结构指标建立为准则层，土壤含水率、大气质量、土壤退化度、水体质量、土壤肥力、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含量、植物多样性、无脊椎动物9个影响因素设为准则层[7]。2）按Saaty等建议[7]，引用数字1-9及其倒数作为标度，对重要性进行程度赋值。3）进行一致性的检验，一致性比例为C.R，当C.R

2.2模糊综合评判确定安全等级

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的建立步骤如下：

1）确定模糊评判因素集，设模糊评判因素集为U，则U={土壤含水率+大气质量+土壤退化度+水体质量+土壤肥力+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含量+植物多样性+无脊椎动物}，字母表示为U={u1+u2・・・+u9};2）确定因素集的权重向量，评判因素集的权重向量W，由2.1得知;3）确定每个因素的评语集，对各因素集中的每个元素按风险度划分成5个等级，安全、良好、敏感、风险、恶劣。则评语集为V={安全、良好、敏感、风险、恶劣};4）获得各个地区模糊矩阵，列出监测点模糊矩阵数据，同理可得其它模糊关系矩阵Ri（i=1，2…20）。5）经过MATLAB编程计算，获得归一化后的20个监测地点的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模糊评判集Yi=W.Ri，利用等级赋值法解模糊[7]，即为对该的等级加权求平均值。等级赋值如下：环境安全赋值5、良好赋值4、敏感赋值3、风险赋值2、恶劣赋值1，值赋值矩阵为A=（5，4，3，2，1）。经过计算雅安名山县各地区的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等级值为Si=YiAT，得知等级值Si越大则该地区农田生态系统环境越安全，反之则越差。

2.3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风险

规定风险度为Mi，按式Mi=5-Si（i=1，2…20）得到各个地区的农田生态环境的风险度值，农田生态环境越好则风险度越小。根据研究地区用GPS定位仪测定的地理坐标，可在ArcGIS9.0上生成农田生态系统风险分布图，以例为据，从而判定总体安全风险完成度，根据ArcGIS9.0所得分析结果，农田生态环境系统安全风险度达到风险级需要预警的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16.55%，风险度为敏感级或敏感级以下的面积占总耕地面的83.45%。得出结论为，名山县农田生态系统环境总体较好，人类活动干预不明显，但是局部地区农田生态系统环境较差。

3结语

应用模糊综合评判对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进行评价，克服了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影响因素中的水化指标、水文指标和生物结构指标相互之间复杂的影响和安全风险评级具有模糊性概念的问题。

利用MATLAB、SPSS和ArcGIS等软件强大的数据处理分析能力，对监测到的数据进行多角度处理分析，可较为立体、直观地反映各地区农田生态系统环境风险状况，为深入研究农田生态系统环境预警、应急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傅伯杰，刘世梁，马克明.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内容与方法[J].生态学报，2001，21（11）：1885-1892.

[2]杨曾平，张杨珠.农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研究进展[J].作物研究，2007，21（2）：137-139.

[3]温冰，康利荥，李建熹.沈阳县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研究[C]//2013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第9卷），2013：3046-3050.

[4]方丽婷，张俊平，胡月明.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法的封开县土地生态安全评价[J].广东农业科学，2009，10：179.

[5]付爱红，陈亚宁.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资源科学，2009，31（9）：11-15.

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篇11

关键词：海岛；生态安全；体系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定义海岛为：四面环海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包括有居民海岛和无居民海岛。《全国海岛保护规划》载明，我国拥有面积大于500平米的海岛7300多个，海岛陆域总面积近8万平方千米，海岛岸线总长14000多千米。海岛生态环境安全是指海岛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海岛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海岛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同时也涉及国家领土与国防安全。海岛的生态安全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国家安全和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越来越大，海岛生态安全作为国家或地区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日益突出。

一、保护海岛生态安全的重要性

海岛是重要的海上国土，其生态安全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海岛的生态安全尤其应该得到重视。

（一）海岛生态安全是维护海洋权益的保证

海岛是划分内水、领海及其他管辖海域的重要标志，并与毗邻海域共同构成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海军、建造军事基地和设施的重要场地，有着重要的军事价值。按国际法规定，海岛与陆地一样可以享有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权利，这些权利涉及大片的海域领土，具有巨大的国防军事及经济利益。因此对有争议的海岛实行实际的开发和管理，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海岛生态安全是发展海洋经济的依托

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海洋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海岛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海岛资源的开发及合理利用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国家相继批复了平潭综合实验区、广东横琴开发区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标志着我国海洋经济向海岛进一步拓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海岛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要实现海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一致性，这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海岛生态的脆弱性、不可再生性难以依靠自身解决

海岛生态系统是一个集陆地、湿地和海洋三类生态系统特征于一体的特殊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相比，更加复杂。海岛一般面积狭小，地域结构简单，相对隔离，生态系统食物链层次低，生物多样性少，生态系统不够稳定，容易遭到损害，物种消失、环境改变都会对海岛的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一旦生境遭到破坏就难以或根本不能恢复。

二、海岛生态面临的威胁因素

（一）自然灾害频发

海岛特殊的自然条件也会使自然灾害频发，发生在海岛的自然灾害的类型有：热带气旋（包括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和台风）、大风、暴雨、强冷空气、雾、干旱等气象灾害，以及风暴潮、赤潮等海洋灾害。全球气候异常也会带来海平面上升，引起海岸滩涂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生态群丧失，海岸侵蚀，造成海岛生态环境系统的失衡。

（二）人类无节制、无序开发资源

海岛资源含：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港口资源等等，作为人类开发海洋的天然平台，其生态系统不可避免的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人类开发利用风险已经成为海岛生态系统的头号风险源。海岛开发初期方式粗放、开发层次低、缺乏监管，大多依照经济优先的开发原则，开发秩序异常紊乱，对于无居民海岛的开发更是无序可循。不仅造成我国国有性资产流失，海岛生物多样性消失，海域污染严重，而且使海岛资源没有科学合理和有效的利用。

（三）海岛基础设施落后

我国海岛经济基础薄弱，其基础设施滞后于海岛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有：

1.海岛交通条件差。海岛的交通开发建设时间较短，地域不广阔，发展水平有限；

2.邮电通信设备能力低。海岛与外界联系不通畅，信息获得存在一定时间差；

3.电力供应紧张。供电能力不满足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4.淡水资源缺乏。用水需求猛增与水资源供应紧缺存在矛盾，海水淡化技术水平低；

5.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不足，防灾减灾能力弱。

三、现阶段海岛生态安全体系的不足

（一）海岛生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目前缺少关于海岛生态安全的专门立法，对于规范已开发的海岛的行为所依据和使用的法律渊源比较混乱。其中主要是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以及其他补充性的且针对大陆污染特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适用在海岛这一特殊生态环境显然是有其矛盾之处的。我国海岛生态安全保护工作是处在地方政府部门的自发自治管理之下的，而且地方性法规水平不一，无统一标准。

（二）海岛资源开发及管理制度不完善

我国海岛开发缺乏规划，在具体开发行为中，存在资源破坏严重、资源利用单一、行为随意性大等问题，无序、无度开发现象造成生态承载力的负担和环境的破坏。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海岛资源开发及管理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海岛开发管理体制是根据海洋自然资源属性开发的，缺乏综合协调管理能力，相比较国外，我国海岛开发许可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尚不完备，对于正在开发的和已经开发的区域缺乏生态监管和预警机制。

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篇12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以环境安全为目标，严格日常监管，加强执法检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服务服从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发展大局提供环境安全保障。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环境安全执法工作，促进全区环境风险源企事业单位环境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将全区各类环境安全风险、隐患坚决控制在萌芽状态，切实保障我区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维护社会稳定。

三、主要任务

深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严格环境安全监管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排污和破坏生态违法行为；加强环境安全建设，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环境安全专项整治；大力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更加浓郁的环境安全氛围；着力加强安全基础工作，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努力构筑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社会监督参与的环境安全工作格局。

四、组织领导

为确保生态环境安全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有效落实，局成立生态环境安全领导小组。

组长：罗

副组长：廖、吕、黄、徐、赖、龙

成员：局各科室（部门）负责人，各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各街道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务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对接相应联系镇街，督促抽查工作落实开展情况，确保生态环境安全与安全生产督察、巡查、检查工作落实到位。

领导联系镇街分工：

党组书记、局长：罗，联系新塘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党组成员、副局长：廖，联系仙村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党组成员、副局长：吕，联系石滩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党组成员、副局长：黄，联系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永宁街、宁西街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务综合服务中心。

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徐，联系派潭镇、小楼镇、正果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四级调研员：赖，联系朱村街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务综合服务中心、中新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四级调研员：龙，联系荔城街、增江街、荔湖街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务综合服务中心。

五、检查范围、频次及任务分工

（一）检查范围。

全区环境风险源企事业单位。

（二）检查频次。

按照区分层级、分类监管的原则实施监督检查。重大环境风险源检查频次为1次/月，较大环境风险源检查频次为1次/季，一般环境风险源为1次/半年。

（三）任务分工。

按照分级监管原则明确分工，重大环境风险源和较大环境风险源日常监管由局执法大队负责，一般环境风险源日常监管由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各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各街道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务综合服务中心负责。

六、主要工作

（一）落实安全责任，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组织领导。

1.不断强化理论武装。组织观看《生命重于泰山--学习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电视片》、《广东省危险废物等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实施方案》等系列影片。深入学习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学习关于四川经久乡“3.30”森林火灾重要指示、2022年4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4月10日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把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内容，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守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推动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局办公室负责）

2.严格落实工作制度。局党组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对照《广东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实施细则》和广州市贯彻落实《措施》，局领导担起分管范围的安全生产工作领导责任。（局办公室牵头，局综合执法科配合）

（二）加强基础建设，提高环境安全监管能力。

1.做好安全生产宣传。按照区统一部署，配合做好环境安全新闻宣传工作。开展全国第二十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继续做好新《固废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2年版）《广州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指引》《广州市固废业务办理指引》等“送法上门”活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及消防工作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公共场所等“七进”宣传活动。通过政府网和《珠江环境报》等开展环境安全公益宣传。（局办公室牵头，土壤与辐射管理科、综合执法科和镇街相关生态环境保护中心配合）

2.开展培训和应急演练。6-8月，组织环境应急业务综合培训和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环境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培训；7-9月组织开展2022年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四季度，组织重点产废单位开展2022年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及广东省固体废物信息管理平台操作培训。局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消防等安全教育培训。（局办公室牵头，局水环境管理科、土壤与辐射管理科、综合执法科，环境监测站和各镇街相关生态环境保护中心配合）

（三）加强安全预防，防范重大环境风险问题。

1.落实“一线三排”工作措施。结合环境安全监管职责，制定落实“一线三排”工作措施。督促危险废物持证经营单位结合实际制定“一线三排”具体实施措施，建立“一线三排”工作台账，全面排查、科学排序、有效排除安全风险隐患。（局综合执法科负责）

2.推进“三年行动”专项整治。按照《广州市增城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计划》部署，积极推进落实涉我局相关任务。牵头推进落实增城区危险废物等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加强与区发展改革局、科工商信局、公安分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应急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等9个区直单位沟通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年度整治任务顺利完成。完善报送机制，建立工作台帐，动态更新“一图两清单”。按区安委办要求，每月报送生态环境领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清单和危险废物等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一图两清单”。（局土壤与辐射管理科、综合执法科分工负责）

3.开展化学品特别是涉危险化学品企业专项执法检查行动。以中新片区为重点，对全区化工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治，主要围绕五个方面：一是督促企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确定风险级别；二是对环境安全隐患进行日常排查，确保管理规范；三是督促健全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确保预有准备。四是督促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五是加强环境应急能力保障建设，特别是应急物资和设施完备可靠。通过全面排查整治，切实摸清化工行业环境安全管理底细，消除潜在风险隐患，促进行业规范管理、安全运营。抓好危险废物以及污泥、建筑废弃物等一般固体废物为重点，持续开展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活动。督促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认真落实各项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强化对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场所、环节、部位的隐患排查，落实风险防控措施。开展汛期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岁末年初安全大检查，消除环境安全隐患。（牵头科室：局综合执法科，配合科室（部门）：局办公室、土壤与辐射管理科，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各相关镇街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四）开展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执法行动。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清理整治。具体保护区名称、级别、区划范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广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划规范优化方案的批复》（粤府函〔2022〕83号）核定，对全区饮用水水源地内环境违法问题，全部限期清理整治到位。（牵头部门：局综合执法科，配合科室：各相关镇街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五）开展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坚决贯彻落实《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行业名录（指导性意见）》（粤环〔2018〕44号）相关要求，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为主要抓手，进一步推动环境风险源企事业开展风险评估、隐患整治、预案编制、机制健全等工作，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进环境安全监管全覆盖，保障环境安全。（牵头科室：局办公室，配合科室（部门）：局综合执法科，各相关镇街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六）开展汛期环境安全检查专项行动。

重点检查柯灯山水厂、新塘水厂及新和水厂一、二级水源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重点水库及其周边范围内污染源，重点环境风险源、生产使用化学品、电镀、危险化学品仓储、产生和处理处置危险废物、油库、油站、规模化养殖业等重点污染企业。对汛期环境安全检查中发现的环境污染隐患，现场责令立即整改，对不能立即完成整改的责令限期整改，对排查中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并作出行政处罚。对重大隐患问题要建立台账清单，定期跟踪督办，对整治不力或长期不能消除的重大隐患，实行重点督办，确保环境安全问题整治到位，避免发生环境安全事故。（牵头科室：局综合执法科，配合科室（部门）：局水环境管理科，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各相关镇街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七)开展环境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全面排查大型石油化工企业、电镀、火电、水泥、危险化学品仓储码头、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企业、生产使用化学品企业、规模化养殖业，反复整改长期未能得到根治的重点环境风险隐患以及曾发生过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事业单位。重点检查企事业单位落实《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南”）情况；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应急资源调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开展情况；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其档案建立情况；环境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和备案情况；环境应急演练和培训情况；环境应急物资储备情况；属地管理责任落实等情况。（牵头科室：局综合执法科，配合科室（部门）：局办公室、土壤与辐射管理科，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各相关镇街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八）做好日常工作，防止重大环境事件发生。

1.严格环境执法监督。制定《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2022年度执法检查计划》。组织开展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执法检查。根据往年巡查要求，保持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巡查频次。结合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检查，督促持证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强化依法行政，加强执法检查，规范检查内容，完善检查标准，提高执法检查专业性、精准性、有效性，依法严厉处罚违法违规行为。（局综合执法科牵头，局土壤与辐射管理科配合）

2.严格环境应急值守。按月制定生态环境系统应急值班安排；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专人值守备勤制度，重大节日、重要时段及恶劣天气期间，严格执行三级值班规定；继续实施执法和监测值班联动机制。组织值班抽查，做好督促提醒，持续传导压力，确保应急值守工作有序开展。及时妥善处理环境安全举报投诉，按规定开展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处理。（局办公室牵头，局综合执法科，环境监测站等科室分工负责）

3.完成其它工作事项。按要求参加区委、区政府、区安委（会）办重大活动、会议；完成区委、区政府决定事项（含落实区季度防范会议工作部署工作情况）以及区安委会（办）依职责交办的各项工作，向区安委会（办）报送相关工作材料。（局办公室牵头，局综合执法科配合）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始终把以人为本、安全发展、执法为民，关爱生命、预防为主融入到具体工作中，加大对非法排污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企业环境安全管理工作指导和服务，坚决防范和化解重大生态环境风险，坚决守住环境安全底线。

（二）加大环境监督管理和执法力度。

各科室、各部门要突出隐患排查治理和事前预防，促进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风险隐患，要加强督察督办，确保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严重、现实威胁较大的，要坚决实施停产整治，切实防止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