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篇1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与趋势

1.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

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如下几个突出性特征：

其一，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水平较高。衡量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指标主要有出生率、死亡率、总体人口年龄中位数、6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等。采用低位预测法，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估计到2022年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2.7%，203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7.5%，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7.2%。在达到这些保守估计值时，所预计需花费的年限比世界人口老龄化达到同等水平所花费的年限要短10年左右，说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且水平较高。

其二，在时间上老龄化呈阶段性和累进性。我国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所表现出的阶段性和累进性特征主要与以往人口的自然变动（出生、死亡、生育低潮、高潮）有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4年以来，我国人口共经历了两次生育低潮和两次生育高潮，这一人口变动形成了年轻型向青年型过渡、青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年龄结构，并在老年型维持了十多年的发展路程。1962年至1973年，即第二次人口生育高潮期间出生的人口在现有总人口中占有较大一部分比例，这部分人群大多数为正常劳动力，当他们过渡到65岁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就会进入高峰阶段，形成累进式发展。

其三，在空间上老龄化呈城乡、地域分布不均匀、不平衡现象。从1982年到2010年期间所进行的6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发现，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在城乡分布、地域分布上表现出某种差异。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老龄人口占比为6.96%，镇老龄人口比例为6.25%，县老龄人口比例为7.74%，市老龄人口比例为7%，较之前几次普查65岁以上老龄人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上升至8.91%，镇、县、市老龄人口比例分别上升至7.97%、10.06%和7.69%，城乡、地域间的老龄人口分布差异进一步扩大。造成这一不平衡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人口的持续迁移和流动，以及流动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

2.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2000年到2010年期间内，我国老龄化人口数量呈平稳增长趋势。根据近两年人口年龄变化情况分析，预计2022年至204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快速增长趋势，而204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趋势又逐渐趋于平缓。总的来说，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整体发展趋势较快，且这种趋势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仅人口结构总体趋于老化，而且老年群体内部也呈老化发展态势，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是养老保险体制要重点克服的一个难题。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养老保险体制创新策略

1.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扩大保险覆盖范围

目前，我国对职工退休年龄的规定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从事体力型工作的劳动者退休年龄提前5年。这一规定基于的是上世纪中期我国国情所制定的，俨然与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年龄结构不相适应。因此，适当提高职工退休年龄，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非常必要，这可以为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创新创造有利条件。鉴于提高退休年龄事关重大，涉及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利益，且目前存在较多争议，具体的方案制定与实施还需对我国当前国情及人口老龄化特点及趋势等各相关方面进行综合、深入考虑。但不管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如何制定，都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关于保险覆盖范围，虽然我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与暂行办法，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体制的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就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城市养老保险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对接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部分群体还未能享受到养老保险的福利。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应加强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对接，在做好监察工作的同时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鼓励城市农民工、非国有企业职工参与到养老保险当中。

2.准确定位养老保险体制

对我国养老保险体制进行准确定位，是创新养老保险体制的前提与基础。养老保险体制分为多种类型，有社会福利型、收入保险关联型、储金型、混合型等，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属于哪种类型呢？笔者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应划分为混合过渡型，混合指个人缴费与工资收入挂钩，将工资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养老金，而过渡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养老保险从小到大，从窄到宽不断改革、不断向前发展的过渡性质。

3.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

针对养老金存在的个人账户空账现象，应适当填补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使养老保险基金得到保值。同时，做实个人账户，为个人账户的做实制定阶段性做实个人账户计划，在该计划中对部分做实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的额度、比例、监管规则、资金来源等进行详细明确的规定，以便为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打好基础，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抵御风险能力。考虑到养老保险体制的创新离不开政府的监督、指导与推动，因而在创新过程中，政府应严格依法行事，在实施一定强制性手段的同时，建立和引进市场体制机制，鼓励第三方机构参与到养老金管理当中，通过政策优惠等方式扩大养老金投融资渠道，加强金融风险规避与养老金监管，实现养老保险基金持续性的保值、增值目标。

4.完善保险监管机制，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篇2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2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2～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2～2025=75.0

(2)世界银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2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联合国(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银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鹏(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学军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委编.1990.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卫.1994.城市化、国内迁移和人口老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杜亚军.1988.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人口研究，(3)

费孝通.1985.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良诚.1992.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3)

胡逢云.1994.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上海市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经济日报,(8.2)

胡伟略.1990.关于中国老年人口经济收入问题的城乡比较分析.中国老年人口文选.经济管理出版社

胡伟略.1993.中国家庭的社会保障和人口控制.家庭经济与生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胡伟略.1994.论家庭保障的社会化.人民日报,(10.5)

黄勇.1992.中国人口老化的若干思考.益阳师专学报,(2)

李荣时.1993.计划生育与社会保障.大思路－90年代中国人口形势与对策.科学普及出版社

李澍卿.1987.中国社会养老的现状与趋势.人口与经济，(3)

刘铮.1984.人口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吕荣侃.1991.中国老龄人口再就业问题.人口研究，(2)杜鹏.1994.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赢通.1987.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

穆光宗.1994.老年人需要精神赡养.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咨询报告第四号胡立群.1994.大力改革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老龄论坛,(1)日本社会发展研究所.1991.日本社会保障成本1990(英文版)曲海波.1988.论老年人口学的基本范畴及其理论框架.中国人口科学，(1)

乔晓春.1988.对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文的几点看法.中国人口科学,(2)

乔晓春.1994.对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认识.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曲海波.1990.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田雪原,胡伟略.1991.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田雪原等.1992.独生子女与父母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树新.1991.论开发利用轻龄老年人口资源.中国人口科学,(4)

王文英.1987.关于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人口与经济，(2)

王芸.1993.退休制度与退化年龄.老龄问题研究,(7)

邬沧萍.1987.调整人口年龄结构是计划生育的社会职能.中国人口科学，(2)

邬沧萍.1986.以战略眼光对待老龄问题.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邬沧萍,徐勤.1990.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

香玲.1993.西方部分国家社会养老保障措施考察.中国国情研究，($$$$

肖振禹，郭平.1994.人口流动与老龄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熊必俊.1986.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与对策初探.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熊必俊.1987.国外的老年社会保障与退休制度.老龄问题研究资料，(78)

熊必俊.1987.老年经济学初探..老龄问题研究资料，(83)

徐勤.1994.中青年在家照料老人的调查与研究.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于学军.1994.老龄化·祖父子·四二一.中国青年报，(9.3)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人口研究，(4)。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与代际交换.人口学刊，(6)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对消费需求的宏观影响.人口学刊，(5)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与储蓄.人口与经济，(3)

于学军.1999.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4)

袁方.1987.中国老年人与家庭赡养.家庭结构与人口老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袁方.1988.论人口老化对策.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曾毅.1994.从海南的实践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曾毅.1994.关于中、长期人口预测的课题研究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长期人口预测课题组内部报告

张纯元.1987.中国农村的养老事业.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纯元，1990年，“论人口消费结构”，载于《人口情报与研究》，1990年第1－2期，天津。

张纯元.1991.中国老年人口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曾毅.1993.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险势在必行.人口与计划生育,(6)

张翠珍.199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与人口学术研讨会论文

张东辉.1987.西方国家的人口老化与退休金危机.山东人口，(2)

张宜霖.1992.试析推迟退休年龄.人口，(2)

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1983.老龄问题研究－－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资料辑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周弘.1989.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

朱传一.1990.从国外趋势看中国老年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口科学，(2)

ArnoldS.Brown.1990.TheSocialProcessesofAging&OldAge.Prentice-Hall.Inc.

DavidA.Wise.1989.TheEconomicsofAging.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Modigliani.1975.TheLifeCycleHypothesisofSavingTwentyYearsLater.inM.Parkined.ContemporaryIssuesinEconomics.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PRB,.1994.WorldPopulationDataSheet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亿。人口老龄化会对家庭结构、养老方式和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应当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新常态下，正视老龄化，发展和完善老龄事业，实现健康老龄化，这对于我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加快

联合国对于老年型社会或老年型国家的定义前后有两个标准：传统标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2012年，我国的老年人口总量达到1.17亿人，占全部人口比重为8.7%，高于世界0.9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于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截止2014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5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0.1%。

2.我国未富先老特征明显，经济发展压力较大

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不断扩大，但是人均水平很低。根据国家统计局于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2万元，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落后于很多国家，我国仍然属于中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劳动力人口比例持续降低，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压力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3.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城市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地区。我国城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由于劳动力人口流动等因素使得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地区，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区域差异较为显著，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1.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制约产业结构调整

人口结构影响着劳动力的供给情况。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就会影响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同时增加社会赡养系数。处于老龄化阶段的人群对新技术新生产方式接受速度慢，接受程度低，这对于我国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不利的。

2.老年人养老方式发生变化

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为主。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和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传统的自我养老方式和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与缺陷，社会化的养老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养老方式，实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方式是一种趋势。

3.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服务带来挑战

老年人是慢性病高发人群，也是医疗卫生服务的高消费人群。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老年人群的特定医疗卫生服务。由于老年人群体的生理特征使其需要更多的基本医疗和长期护理服务，其医疗费用远高于其他群体。但是，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只是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老人群体的就医条件还有很多不足，针对老年人的基本医疗护理服务体系不够完善。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举措

1.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

根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7.4%。此前我国政府为2014年设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是7.5%“左右”。现阶段应当培育老年消费市场，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持久、强大的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的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国务院批准包括健康养老服务工程等在内的七个“重大工程包”，这些重大工程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完善养老保障机制

养老保障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支撑着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现阶段应当继续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完善养老保障机制需要加强老龄法制建设和法律服务，加强养老服务行业监管，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加大宣传普及老年法的力度，营造出健康老龄化的良好社会环境，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提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工作目标，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加强健康养老服务建设

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提高和医疗保健意识的提高，人民群众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数量正在逐步扩大，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品质也在逐步提高，我国现有的养老设施总量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发展养老服务业，必须以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为基本出发点，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理念，以满足老年人需求为根本宗旨。我国养老服务业市场有很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加强健康养老服务建设应当根据老年人实际需求，鼓励和引导相关行业拓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服务产品和服务项目。

参考文献

[1]李建民，杜鹏，桂世勋，张翼.新时期的老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J].人口研究，2011（07）.

[2]杜鹏.推迟退休年龄应对人口老龄化[J].人口与发展，2011（07）.

[3]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2015-02-26.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篇4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课题，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与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未富先老”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目前平均达到2万美元左右。而我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不足1000美元，呈现出明显的“未富先老”特点。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形成的，经济发展超前于人口老龄化;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变化主要是由于人口控制所致，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人口的老龄化将会使中国面临比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更为严峻的挑战，会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能力以及消费产业的服务能力等都带来冲击与挑战。

(二)差异突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区差异。首先，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是控制人口的结果，而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人口的生育率经历过多次转折，具有不规律性，所以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不规则发展的态势，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其次，由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具有不平衡性，所以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也具有明显的由西向东的区域梯次特征。以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的宁夏(2012)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老龄化结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城乡倒置显著。由于城市人口控制比县镇严(出生率比较低)，加上大量劳动适龄人口的迁移，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总趋势是农村快于城市。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

我国人口多，老年人口数量大，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少年儿童人口成为社会的主要抚养人口，因此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难度，将大于上世纪下半叶控制人口数量的难度，甚至将不亚于上世纪后30年中国控制人口数量的难度，而后者曾被称为“天下第一难”。在新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将主要面临以下两个方面的严峻形势:

(一)养老的经济实力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经济滞后。人口学上通常用老年人口经济密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支撑养老的经济实力。老年人口经济密度指标越低，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支撑养老经济实力越强;反之老年人口经济密度越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支撑养老经济实力越弱。支撑养老经济实力最强的是瑞典和比利时，老年人口经济密度2002年仅为0．06%;然后分别是新加坡0．10%、澳大利亚0．9%、加拿大1．5%。意大利是世界上人口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老年人口经济密度是4．7%，日本为8．5%;中国最高51．82%。2050年我国到老龄化的峰值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达到当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超前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了突出矛盾，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养老问题，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尤其是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第一，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出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第二，老年人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快速增长，其中人口迅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三，老年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需求迅速膨胀。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国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也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要。

(二)养老的具体模式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费孝通先生说过，“赡养老人在西方并不成为子女必须负担的义务，而在中国却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这种养老方式也随着现代生育观念、生活节奏和生存压力的改变，受到严重冲击。独生子女家庭作为21世纪城市的主流家庭，独生子女父母的这一代，既要抚养和教育子女，又要赡养和照顾护理四位老人。预计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而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社会养老仍面临着许多不利条件———养老保险制度残缺不全;社区和养老机构发展缓慢等。政府养老机构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及集体供款，资金来源单一、数额有限造成了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收养人数少、社会效益不高等问题。民办养老服务业属于新兴的公益行业，其特性是投入大、收益薄、收效慢，如果单纯按照成本核算，其创办初期基本处于亏损状况。如何使老年人享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使其不仅在经济上老有所养，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老有所乐，将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对策

203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总供养系数不高，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我国要抓住这个黄金时代，大力发展经济，为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深入分析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积极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完善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加大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真正做到使老年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有效解决老龄化带给我们的难题。

(一)积极调整现行生育政策，逐步完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学研究表明，造成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特别是出生率的下降起到关键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出生率出现大幅度下降。1970年时人口出生率为33．43‰，到1979年，出生率迅速下降到17．82‰;到1985年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下降到2．2个;尽管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出现了近十年的徘徊，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出现了第二次转变，到1998年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下降到1．8个左右，已经接近英国、法国、丹麦、芬兰等发达国家，并低于美国的水平。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迅速延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从1957年到2010年，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55．82岁上升到72．38岁，女性从55．95岁上升到77．37岁。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和人均寿命的迅速提高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到来。为了减少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完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这一政策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顺应群众期盼，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通过现行生育政策的积极调整，老龄化趋势必将随之缓解。

(二)加大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真正做到老有所养当人们谈及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想到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最为直接。首先，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出了挑战。我国上世纪80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本应遵循广覆盖原则，可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覆盖面非常有限。其次，人口老龄化必然对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提出挑战。由于我国目前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国家与单位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老有所养”。全国老龄办有关负责人说，解决1．43亿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仍然是紧迫而现实的重大课题，但也应该看到国家在解决“老有所养”问题上做出的努力。根据全国老龄办提供的一组数字，我国在解决“老有所养”问题上已取得很大进展:1996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200亿元，2005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5093亿元，增长了4．24倍，2010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则达到13420亿元。为加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解决数量少、规模小、布局分散等问题，民政部组织实施了“霞光计划”，累计投入中央集中的福彩公益金7．52亿元，带动地方投入77．9亿元，新建、改扩建五保供养服务机构4008所。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3．2万所、床位232．6万张。面对不期而至的人口老龄化高峰以及“空巢化”带给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全国老龄办等10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提出了“以社区为依托，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之路。在国家养老服务政策的引导下，各地养老服务得到不断改善，养老机构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定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三)提倡“积极老龄化”等新概念，真正做到老有所乐面对庞大的老年人口，我们首先面对的难题是养老保障问题，要让老年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从经济上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但如何解决老年人精神上的孤独，给与他们精神上的慰藉，让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才是我们面临的更大难题。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990年提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健康老龄化”是指老年人群的健康长寿，群体达到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完美状态。近十余年来，“健康老龄化”的理论和实践在发达国家受到普遍的重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国内有关专家对于如何评价和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探讨也十分活跃。最早在我国提倡“健康老龄化”的学者是邬沧萍。早在1994年，他就在《中国老年学》杂志刊登了《为实现健康的老龄化而努力》一文，此后他又发表了《“健康老龄化”战略刍议》、《健康的老龄社会》等论文。从此，健康老龄化问题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1999年的世界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又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口号。“积极老龄化”是指在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适用于个体和人群。老年人亦是社会的一份子，要让老年人也积极参与社会，发挥余热，用积极的态度去迎接年龄带给的挑战。提高生活和生命质量，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要求，也是大大地减轻国家负担的必需。“自己不受罪，子女不受累，国家省了医药费”，这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愿。我国是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因此，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道路，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是我国唯一的和最好的选择。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篇5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如法国和英国,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结果导致人口老龄化。到20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已经引起西方人口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联合国的人口资料,1950年,发达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9%,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年代,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明显,而且在一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也初见端倪,人口老龄化正越来越成为严峻的全球性问题。

1956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中,对“人口老龄化”第一次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定义: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是指人口定义为“老年”的人的比例增加。关于老年的起点年龄,为研究和统计上方便,联合国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岁或65岁;关于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起点比例,世界公认的标准是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7%。

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1950年代以前,一般认为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共同下降才会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随着稳定人口理论的确立与完善以及人口预测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的开发和使用)的推广,西方人口学家对人口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人口老龄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成因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联合国1956年出版的《人口老龄化》中分析了稳定人口的构成,考察了生育率对年龄构成的影响,结论是:具有相同死亡率、不同生育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大于具有相同生育率、不同死亡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联合国1973年再版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后果》一文中强调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最大因素,如果生育率下降缓慢则人口老龄化不会很快。人口学家A·柯尔将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老龄化形象地称为“从金字塔底部的老龄化”。中国1970年代末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64年410%上升到1982年的419%,2000年升至6198%。任何人口体系,只要它的出生率长期下降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也就是说,任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迟早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中国已经实行了长达近30年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西方国家。据李仲生的预测,2010年以后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2050年将达到217187亿人,老年系数也急速增长,到2050年增至9510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口的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西方人口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需求、私人储蓄、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体制、公共财政以至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是非常复杂的,其效应与经济中的具体条件有直接关系,如人口老龄化的具体程度、储蓄率水平、养老水平、工作时间、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等。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

1.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就业的影响。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此后大约20年后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假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变,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改善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率,这样看来较低的生育率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但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影响整个经济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进而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中国商品的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而减少甚至逐步消失,那么国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量出口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此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2.对消费或储蓄需求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格利亚尼于1950年代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他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一个人会以其一生拥有的要素资源总量来安排消费和储蓄,以实现一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关于储蓄和消费的决策不仅着眼于现实的收入,而且着眼于终身的收入。根据这种假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储蓄率将下降。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1970年代提出了合理预期假说,认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但受当期的各种条件约束,也受到他对未来的预期的约束,如果人们认为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保障计划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那么现在人们会减少当期消费和增加储蓄,从而导致储蓄率上升。实践的情况是,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退休金或社会保险的津贴会供给老年人的养老费用,老年人不储蓄或减少储蓄,使得储蓄率下降。如瑞典在20世纪60年代普遍实行养老金计划后,储蓄率从7%下降到低于1%;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社会保障的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总额。[1]从长期趋势看,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相对较低,通常在老年人口中,储蓄的数量和利息所得基本上是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特别是当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老人增加时,势必影响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的减少等于投资的减少,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985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储蓄动机调查发现,2000年以后,在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排第一位的与社会保障有关,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近20年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没有提高消费率,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顽疾。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看,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储蓄,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消费需求不足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问题,快速老龄化形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3.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等于一定时间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各种生产要素总投入的比值。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受到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人口老龄化往往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克拉克在《个人与人口老龄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构成不同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15~44岁的劳动力人口和45~64岁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一般说来,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自1978年以来以3%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与支持。但是,未来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费雷德·索维认为,老龄化人口的观念趋向于保守,缺少创造力,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来说,老年劳动力的反应速度比年轻劳动力慢,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中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仍然偏多。为了给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就要增加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投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为满足变化着的需求,生产和生产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要求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培训和教育,而由于大龄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重新培训的费用较高,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很难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不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较低年龄所占比例的下降,失业压力的减轻,又会对降低失业率产生有利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作用。

4.对社会保障体制可持续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障是一种重要的分配制度,具有调节不同代际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功能。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195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性。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别由民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来加以实施和管理。几十年来,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保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国家保障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加以改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养老资金紧张、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较窄等。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适当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是迎接老龄化挑战的重要课题。中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和人口总量巨大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与社会保障事业起步晚,并且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和特殊。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篇6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影响；措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良好的人口环境，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压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制订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依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将60岁以上人口算作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的地区，即可看作是进入了老年型地区。2000年，我国步入老年型国家，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同世界其他国家大致相同，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龄化趋势明显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本国家或地区完成工业化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其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而我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出现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导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减少，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即被赡养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老年抚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为12.9%，1999年为13.5%，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到205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47.5%，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尽管少儿抚养比有下降趋势，但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赡养费用也要比少年儿童抚养费用多得多，因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提高，这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2.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和数量。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的老龄化最终将导致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年龄结构高龄化。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的是科学技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较小。而我国属发展中国家，多是以体力要求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不同年龄劳动力在体力、精力和适应力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和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影响扩大再生产。国民收入在分配使用额时分为积累和消费两大部分，积累资金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的增长，意味着必须压缩消费基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福利费用等消费基金的压缩极为困难，这不但消耗大量经济增长的成果、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导致积累基金减少，特别是生产性基金减少，影响扩大再生产，降低经济增长率。

4.引起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有着许多同青壮年不同的特点。老年消费群体的日益扩大，直接会引起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消费服务业的水平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老龄人口的物质文化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5.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老年人口因其体力下降、智力退化，必然导致自我抚养能力的衰减，而加重对别人的依赖，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目前，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照料老人的人力资源不足，大大弱化了家庭养老的能力。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发育程度的严重制约，现阶段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老年人经济自养能力不足，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基本上完全依靠子女，这将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老年人数的增加，给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消费水平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容易引起代际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制定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期人口发展规划。目前，我国总人口已达到13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执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保持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同时，在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城镇的总和生育率，使城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防止家庭结构“四、二、一”格局的出现，减缓城镇的老龄化速度，降低对老年人的供养系数。这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可以防止老龄化速度过快，推进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前到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极不协调。在2022年之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始终处在60%以上，虽然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在提高，但在劳动力的总量上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期”，大力发展经济，使社会财富日益丰富起来，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为适应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为此，我们要做到：（1）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2）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促进经济繁荣。（3）利用地域间老龄化程度的显著差异，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地域间的优势互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安老体系。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应根据老年人的自身特点，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照料服务体系、老龄政策法规体系，使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健全老龄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2）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和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多层次的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3）发扬我国尊老、敬老、养老的优良文化传统，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在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维系方面的作用。（4）加快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进程。针对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特点，大力发展社区服务，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将社区工作的重点转向为全体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护理、文化娱乐及其他精神慰藉的服务上。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1篇7

关键词：老龄化；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原因对策

一、人口老龄化的涵义及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书中测算，我国在本世纪前老年人口达到4亿多，占那时全世界老年人口的1/4.届时，我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高达30%，两个劳动力要供养一个老年人。

二、我国老龄化发展迅速的原因

我国老龄化发展迅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减轻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带来的经济压力，我国一直坚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国策使得我国人口增速迅速减慢，自然生育率不断下降，由此带来了人口新问题：人口老龄化。其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人均寿命延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水平也逐步得到改善，社会福利也比从前得到了完善，这使得人类在健康状况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改进，人口寿命也大大延长。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2000年的71.4岁提高了3.43岁。而2010年全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6岁，可见，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老龄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1）谈到老龄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就不得不提“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这是老龄化带来的一个有利的经济现象。

（2）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老年人群体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财富，有更多医疗陪护的需要。在这个就业问题严重的情况下，针对老年人可以创生出更多的产业，比如专门的养老机构，养老设施的设计，陪护人员的专业培训等

（3）老年人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日趋老龄化的现状下，不少退休的老年人被返聘到工作岗位。从他们工作的表现看，虽然他们的体力不及年轻人，但在对工作的态度和工作效率上，他们比一般的技术生疏的新人员能更好地胜任工作。

2.老龄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1）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保障的压力日益增大。社会上对老年人口的费用的支出要比儿童的多，家庭对儿童费用的支出往往高于老年人，但从总体上看，老年人口的费用要大大高于儿童的费用的支出。

（2）青壮年劳动比例下降，影响我国社会生产能力。老龄化的到来使得劳动无限供给状态趋于终结，有些人将老龄化到来认为是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劳动力不足会导致生产资料和设备的闲置，影响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少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就是劳动力的短缺。

四、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影响的对策

谈到对策，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即看到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发展它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推动力，以扭转老龄化愈加严重的现状，使中国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1）顺应发展趋势，推进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老龄化带来的过剩消费能力可以拉动夕阳产业的发展。当局人应该对一些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开发生产适用对路的各种老年用品，鼓励和引导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经济管理部门应运用市场机制，制定一些必要的优惠政策，扶持具有福利性质的夕阳产业的发展。

（2）改革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稳定健全的国民生活环境作为基础。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应对老龄化措施，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了以出善养老制度的政策来应对老龄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则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社会保障退休金计划与私人退休金计划相结合的措施。我国也要尽快出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老年人福利等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使老年人的生活获得切实保障。

（3）引导部分老年人重返社会参与就业。老年人队伍中不乏一些仍然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他们不需要社会去供养，而且愿意为社会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微薄力量。他们的再次加入会是整个社会重要的后继力量，引导他们就业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还可以拉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这是一种双赢。

五、结语

通过对老龄化的分析与探讨，我们会发现老龄化是一把双刃剑，只要利用的好，便可以充分发挥它对于经济的推动力。中国的老龄化有自己的特点如速度快，来势猛；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时间和空间上有差异性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有拉动消费经济的有利影响和增加养老负担的消极影响，这种双面性要求我们要正确应对中国的老龄化发展进程，完善养老体系，利用它给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最后使老龄化和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人口学辞典编写委员会：《多种文字人口学词典》

【2】（法）罗兰普列萨主编，高元祥译：《人口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3】杨道兵，陆杰华：《我国劳动力老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1（5）：7-12.

【4】张再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其社会和经济后果》【J】.南开学报，2000（1）：84-89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篇8

关键词：人口问题，老龄化，养老保障，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9-0017-03

一、正确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状况

人口老龄化就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的动态过程，特别是指在年龄结构类型已属年老型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有微观和宏观两层含义。微观层面指的是组成人口的个体人的老化，即我们通常的人由年轻变老；宏观层面是指整个人口群体的老化，即本文要探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迄今为止，为各国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老年人社会界定标准有两个，即1956年联合国和1982年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所制定的标准：通常是指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从老龄人口结构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以上的人口属于老年型人口结构。

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明显下降，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开始向老年型过渡。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主要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2-2000年是人口老龄化的过渡阶段；第二阶段为2000-2022年是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2022-2050年是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目前正处于老年人口和高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65岁以上人口比重持续上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1.71亿，占总人口的12.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1.13亿，占到总人口的8.3%；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4.5亿，占到总人口的32.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3.36亿，占到总人口的24.3%。足以说明，我国未来50年老年人口数量稳步增长。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明显。一是人口规模大、老年人口规模也大――世界之“最”。按世界银行2002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67%，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1.04%，我国老年人口总数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六国之和。二是老年人增长速度快，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更快。从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增长到14%所用的时间看，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最快的。三是人口老龄化起步晚，且出现“未富先老”现象。法国比我国早130多年就过渡到了人口老龄化阶段，而且是在经济社会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自然过渡的，而我国是在政策“人为地”加速老龄化的进程的情况下于上世纪末进入老龄化阶段的，且并非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自发演进的。四是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较大。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进入老年型社会，而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城乡倒置现象：各地区大部分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农村，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和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1]，这种城乡倒置还将持续到2040年。要到本世纪后半叶，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才会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五是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并存。国外统计显示，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相伴而生。而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出生率虽经历了迅速下降，但由于在实行计划生育以前出生的大批人口此时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因此，我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这一优势将在本世纪20-50年代开始逐渐消失，到时我国也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六是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呈不规则性和累进性。由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形成了人口金字塔的不规则特点，并由此派生了人口老龄化的不规则性和累进性。

二、客观分析：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养老保障工作取得了有效进展，但从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来看，养老保障体系仍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我国养老金支付资金“缺口”巨大。据统计我国个人账户“空账”的规模：1997年为140亿元，1998年为450亿元，1999年为1000多亿元，2000年已经达到2000多亿元[2]。二是老年社会保险未能应保尽保，覆盖面太小。三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四是缺乏完善的养老保险服务体系。五是农村老年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多。六是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困难。

养老保障基金的支付问题由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人口老龄化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其它若干特殊性的因素。一是“转制成本”由谁承担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由于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以来的40多年间没有任何资金积累，改革以后的养老保障实行“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制度，于是出现了养老金支付上的资金缺口，形成了一笔数目巨大的“转制成本”，也有专家学者将之称为“历史债务”或“隐性债务”，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中对于转制成本由谁承担的问题没有解决，个人账户成为名副其实的“空账”。二是社会养老保险费用收缴还相当困难。主要表现在：企业有意做假账；企业欠费严重；养老保险收缴率持续下降。三是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甚低，养老保障资金难以保值和增值。四是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管理不善损失大。各地养老保险资金被挪用、挤占、透支现象仍然时有发生，所以管理不善导致损失惨重。五是提前退休对养老保险体制冲击巨大。退休年龄是影响养老金负担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平均预期寿命和保障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退休年龄提高，平均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就短，养老金总负担就会降低。但现实中有不少提前退休现象发生，造成提前退休的原因主要有：下岗分流导致提前退休；养老保险金高替代率诱发提前退休。“提前退休”意味着在停止养老金缴纳的同时提前消费社会财富，就是所谓的“寅吃卯粮”，大大损害了下一代人的利益。退休年龄的选择对养老金支付体系所产生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所以发达国家在面对人口老龄化严重时一而再地推迟退休年龄。根据社会的健康发展、当今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价值观念等现实，在我国不能采取提前退休这种非理性之举措。

三、理性思考：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加强老龄工作”，这在党的报告里还是首次出现，足见党对此工作的重视。从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要求出发，我国现阶段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养老保障事业由城市向农村发展，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拓展，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破除城乡壁垒和地域壁垒，实现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相结合，逐步形成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在这方面我们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又要结合我国的国情，构建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整体框架，主要体现在养老金保障、老年医疗保障和老年福利保障三个领域。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创新的重点及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范与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通过降低目标替代率并妥善解决历史债务，即“转制成本”，逐步降低缴费率，增强包容性，扩大覆盖面，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此基础上，不分城乡、不分区域、不分企业性质及职工身份，将所有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城镇个体劳动劳动者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范围。统一费基和费率，把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由县提高到市地级、省级肯定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甚至全国统筹；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建议从实际出发，分步实施，先把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转为实帐，再创造条件把单位划拨部分由空帐转为实帐；适当降低目标替代率，妥善解决历史债务，逐步降低费率，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双低”办法与普通办法的并轨，按照“广覆盖、低水平”的原则，规范“双低”即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的参保办法，对按照“双低”办法参保的范围、对象、缴费标准、个人账户做进一步明确规定，实现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普通参保办法的衔接并轨。

二是改革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应当实行与企业大体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把握以下几点：坚持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性；体现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人员的特点；注意与机关事业单位其他改革措施配套；确保新旧制度平稳过渡。考虑到历史的因素，对于改革前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贡献，通过设置权益性养老金，用合理的办法加以计量，列入个人账户；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在一定的限额内办理职业年金，财政按照经费渠道给予一定的支持；鼓励个人购买商业保险和从事各种有利于养老的储蓄及投资。2008年2月，国务院讨论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确定在山上海等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推进。主要内容是：养老保险费用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退休待遇与缴费相联系，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等，积极稳妥地推进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三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重新定位与制度创新。无论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出发还是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的需要出发，都应当积极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明确政府责任，既要强调筹资以个人缴费为主，又要落实政府补贴，鼓励集体补助；明确其保障对象是农村居民或尚未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劳动者，坚持自愿原则，当然也必须强调正确引导甚至强制；制定新的待遇享受标准，确定合理的缴费基数、缴费比率；建立政府财政补助机制，合理确定政府财政投入的比例，充分体现政策扶持，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拓宽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渠道，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整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源，例如：计划生育养老保险、义务兵养老保险等；保持政策和业务的稳定性、连续性，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健康发展。

四是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包括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各种类型企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职工和退休人员以及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医疗保障体系。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制度，以解决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鼓励企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用于解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以外的医疗费用负担。逐步建立主要由政府投入支持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为特殊困难群体特别是经济困难的老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各级财政应当安排医疗救助专款，并根据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逐步增加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投入，提高医疗救助的力度，制定政策支持民间医疗救助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是建立和完善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各级政府要将老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构筑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的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以居家养老为基础，居家养老是我国绝大多数老人的选择，家庭在情感寄托、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养老功能是其他机构难以取代的；构筑“居家养老”的社会支持系统，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日益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家庭”越来越多，家庭养老资源正在萎缩，有必要通过相关政策构筑“居家养老”的社会支持系统，支持、维护甚至放大家庭养老的功能；实施国家“星光计划”，从中央到地方，民政部门把发行福利筹集的福利金的绝大部分用于资助城市社区老年人福利服务设施、活动场所和农村乡镇敬老院的建设，认真实施“星光计划”，使老年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需要的服务。

六是构建新型的多层次的养老机构体系。以往的机构养老基本上是救济性的，对象主要是“五保”老人和“三无”老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满足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的多层次的养老机构体系。第一层次为“救济型”。具有特殊困难的老人仍然必须由政府举办的养老机构收养，除“五保”老人和“三无”老人外，经济上有困难的老人，入住费用可以参照最低生活保障线予以减免。此类养老机构的经费应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同时鼓励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捐助。第二层次为“福利型”。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政府应整合各种社会资源，通过合作兴办或委托经营等方式发展养老机构，以满足普通百姓的需要。此类养老机构具有一定福利性，老人入住需办理一定手续，并缴纳基本费用。养老机构的基本设施、人员配置、日常管理等应设立一定标准，定期评估，并向社会公开。第三层次为“市场型”。此类养老机构主要是为了满足一部分高收入者的养老需求，可以按市场原则运作，以高标准收费维持高质量的服务。为了鼓励企业界参与兴办养老事业，政府应给予经营者一定的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收、低价提供土地、降低公用事业性收费标准等，以促进新型的多层次的养老机构体系逐步完善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1篇9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为了摸清中国老年人口及老龄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掌握未来中国老龄问题的基本国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预测研究，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目前，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有上海(18.48%)、天津(13.75%)、江苏(13.75%)、北京(13.66%)、浙江(13.18%)、重庆(12.84%)、辽宁(12.59%)、山东(12.31%)、四川(11.59%)、湖南(11.51%)和安徽(11.18%)等11个省市。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所以高速增长，人口迅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老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目前，由于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为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2000年，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只是凸显了这些压力。目前，这些压力还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

二、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2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2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二阶段，从2022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五是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

目前，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万人，2049年将达到峰值，多出2645万人。21世纪下半叶，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基本稳定在1700-1900万人。需要指出的是，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中50-70%都是8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高龄女性人口。

六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根据此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开始，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

一方面，这一阶段，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都将迅速增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迎来老年人口规模的高峰。另一方面，2030年以后，人口总抚养比将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迅速提高而大幅度攀升，并最终超过50%，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低抚养比的人口黄金时期将于2033年结束。总的来看，2030到205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分别保持在60-70%和40-50%，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三)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

经过5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到21世纪下半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以及高龄化程度都将在较高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老年人口总量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3亿以上，老龄化程度为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将保持在8000-9000万，高龄化水平为25-30%，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突出。

(四)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总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由于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总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目前人口总规模仍然高达13亿，预计到2030年达到最大人口规模14.65亿，总人口过多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国情。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不断加重。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三、问题和建议

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税收等产生冲击。在社会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影响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家庭构成以及生活安排、住房和迁移。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下国家的行列，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相对落后，实现现代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在这种基本国情下，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压力巨大;在建立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加快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增加为老服务设施，健全为老服务网络的压力巨大;在处理代际关系方面，解决庞大老年人群和劳动年龄人群利益冲突的压力巨大;在协调城乡和谐发展方面，解决农村老龄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老龄问题的压力巨大。同时，中国政府和社会还必须付出巨大成本来调整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在2022年实现全面小康，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以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严峻挑战。2022年，2.48亿老年人能否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目前还有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2050年，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能否承载4亿多老年人群各种需求的巨大压力，更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总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鉴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全方位的深刻影响，自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老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的战略和对策。2002年，联合国召开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敦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战略和对策，否则，将会丧失战略机遇，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愈来愈严峻，并将很快进入2030年到2050年的最严峻时期。从时间表上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25年。正如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警示的：人口现象是一个长周期事件，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还不足。在未来的25年时间里，要全方位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不仅时间十分紧迫，而且压力十分巨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的建议是：

1、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

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2、要充分利用25年战略机遇期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25年，是应对老龄社会的关键准备期，也是仅有的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重要。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老龄社会的挑战和机遇，把解决老龄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要制定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的中长远战略规划。要立足当前，在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的同时，健全和完善适应世界老年人口第一大国这一国情的老龄工作机制。

3、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制度安排。要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的同时，大力推广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形势下，努力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普遍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试点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3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在全国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

一、德国养老模式

由于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节奏和各国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各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模式也不同。德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十分健全，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操作层面都具有时效性和前瞻性，养老模式也很成熟，并且非常注重人文关怀。德国养老服务体系中独具特色的“多代屋”对中国更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多代屋”项目旨在打破家庭界限，让年轻人和老年人能够聚会，给不同代际的人们创造见面和交流的机会。老人在“多代屋”中能够免费得到日常的照料，但他们不是单向的被照顾者，他们会把多年以来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小技能、带孩子的经验等，传授给年轻人，甚至可以做义工。

二、中国的养老模式

中国在前些年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相较于医疗、教育、就业等现实问题还显得不够凸出和紧迫，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进入老龄化时间较晚，老龄化人口基数巨大，老龄化发展速度极快，“未富先老”等因素使得中国到目前为止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养老模式尚在探索中并不成熟，整个养老产业的发展也停留在起步阶段。当然，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在10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研究、探讨和尝试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探索适合中国的养老模式并付诸实践，已经呈现出各具特色的一批有代表性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模式，例如，上海亲和源模式，北京太阳城模式，鄂尔多斯颐和城模式，郑州爱馨养老集团模式，九久夕阳红集团模式等。

三、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全龄宜居社区建设

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基数大、增长快等特殊性，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现实，以及现有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缓慢等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必须致力于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政府应该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其中，尤其是要积极鼓励和吸引房地产企业加入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来，积极推动房地产业向养老产业转型，社会的积极参与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本文重点探讨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全龄社区建设这一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条件问题。

全龄宜居社区既具有普通社区的功能同时应该具有适老的功能设计和设施配套，且重视环保和精神养老的问题。使老年人、青年人分散在同一社区中，使老年人有机会与社会和不同年龄的人群充分接触，使子女时常得到父母的关爱，两者既能相互交流又相对独立。由于老年人与青年人群合居，因此从景观设计到室外设施的设置都要以老年人和青年人能够更好相互融合的目的进行设计。同时，也注意老人由于生理、心理、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年轻人存在差异，合居时造成相互不适应和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以，在设计时加强了老年人群的活动区和青年人群的活动区域的分离，以及两代人交流区域的规划问题。青老两代或多代人生活在同个居住社区，但又各自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除了住宅注重生态、安全、健康、舒适、私密等共同的要求外，小区的配套设施及管理服务也是我们着重注意的。服务设施要照顾老年人和年轻人由于年龄差异造成的不同需要。根据不同居住者的居住需求，提供专业的社区服务设施。

全龄宜居社区是一种新型合居模式，社区融合了普通社区的优点和老年建筑专业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在项目选址、建筑设计、环境规划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社区规模的形成，对于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丰富社区硬件功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规模化更有利于社区活动的开展和组织，有助于形成健康有益的社区大家庭生活氛围。该社区也不同于养老院、敬老院，或是普通社区，不仅集聚老年人群、青年人群，而是一个社会，是一个特别适宜于青老年两代或多代家庭通过居住空间相互融合的小型社会，可以在设计中针对老年人和青年人不同的生活习惯，创造出多种满足多代人各自不同的行为特征和生活习惯的规划设计形式。

全龄宜居社区是专业化与年轻化的社区，在设计上有别于一般的住宅产品，主要表现在对老年人使用的专业性和促进两代家庭融合的规划设计上。设计规划基础包括多代人生理、心理特点、行为特征和生活习惯等等方面，以实现两代、多代家庭更好的和睦共处，社区环境更为人性化、科学化。由于年轻的一辈的入住，从单纯的老年居住群转变为“家庭式”社区，所以为了增添社区生活气氛，在景观设计、建筑规划，乃至色彩设计上，在保证和谐素雅的前提下，不过于沉闷，而多于变化，稳重中体现出一种生气与活力，营造一种充满生机的、健康的生活环境。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

[论文关键词]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洪峰；上海市

一、老年人口高龄化的概念和内容

老年人口高龄化(agingoftheaged)概念是在人口老龄化(agingofpopulation)概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国际上，人口高龄化一般是指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theoldestold)占全体老年人口(≥60或65岁者)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笔者倾向于将“老年人15高龄化”界定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其衡量指标为高龄化系数即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在国际上，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开始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1998年10月，在联合国“99国际老年人年”的启动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世界人口在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龄化”。据国内学者的预测，全球高龄人口绝对数将从2000年的6900万发展到2022年的1．32亿、2050年的3．7亿，同时，全球高龄人口占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将从2000年的16．5％发展到2022年的18．9％、2050年的25．4％。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龄化现象开始逐渐从老龄化进程中分离出来，无论从外在表现来看，还是从内部成因来分析，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的某种“质变”。笔者因此认为，需要对相互联系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这两个概念加以学理上的区别和界定：首先，在增长机制方面，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婴儿出生率的下降即少子老龄化，而老年人口高龄化则在于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即在老年人存活率上升的条件下，老龄化从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的“底部老龄化”转向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顶部老龄化”，其结果就是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其次，在外在表现方面，人口老龄化更多是指全体人口的老龄化(agingofpopulation)，而高龄化则是指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agingoftheaged)，是通过老年人口进入高龄人口数量的直接增加而形成的绝对老龄化现象；最后，在时间序列方面，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惯性推移”效应，将对高龄化产生“高龄洪峰”现象，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关系，一般情况下也可将高龄化称之为“二次老龄化”。

二、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现状及发展特点

1．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现状

上海市作为全国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地区，1979年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率先形成老年型人口结构。经过近30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户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80．97岁，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75．62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1％。据上海市统计局的预测，上海比全国提前1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水平越来越高的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6年以来，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平缓发展的同时，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趋势加快。截止2006年末，高龄人口已经达到46．7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4％，占老龄人口的比例已达15．97％。在1996—2006年这10年间，上海市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绝对数从24．8万人增长到46．7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6．41％，大大高于同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49％的年均增长率，而其中百岁及以上超高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7．52％，从1998年的208人增长到2006年末的680人，成为高龄人口中增长最为迅猛的群体。

据笔者的预测从2000—2030年这30年将是未来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称之为“高龄洪峰”时期。如表1所示，在这一时期内，高龄人口增长率将大大提高，绝对数将从2000年的29．9万人发展到2010年的59．1万人、2015年的80．6万人、2030年的204．7万人；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2．27％发展到2010年的4．25％、2015年的5．67％、2030年的13．43％；高龄人口占老龄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12．40％发展到2010年的20．73％、2015年的26．25％、2030年的53．33％。到2030年，上海市高龄化将接近峰值。

2．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的三个特点

上海市是全国老年人口高龄化最早开始的地区，在2000—2040年之间，全国范围仍处于由低速老龄化阶段转向高速老龄化阶段的时候，上海已经在老龄化平稳发展的同时开始了“二次老龄化”，并进入高速高龄化阶段。在未来30年，上海的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趋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顶端高龄化：高龄化本质上是老龄人口自身的老龄化老年人口自身也在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全球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讨论。从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产生的成因来看，老年人死亡率下降对高龄化的贡献率最大，即基于老年人生理年龄延长而使日历年龄延长，显示了高龄化发展从“底部老龄化”转向“顶端老龄化”的发展态势。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使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下降和存活率上升，老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造成高龄老人绝对数的大量增加。与此同时，上海市生育率水平的长期平稳发展，使其对高龄化的作用减弱。因此，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是高龄化的主导因素。

(2)高速高龄化：高龄化的速度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非常迅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与国际上公认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接近。日本成为老年型人口仅用了22年时间，而我国也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老年人口高龄化而言，人口老龄化洪峰的发展态势，将在人口结构金字塔产生“惯性推移”效应，即由“老龄洪峰”推移到“高龄洪峰”，对高龄化速度产生人口结构意义上的催化。笔者对上海市高龄化发展的简单预测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冲击，从1996年到2005年这10年时间，高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老龄人口的4．3倍，因此，高龄化的洪峰态势较之老龄化更加严峻。

(3)规模高龄化：随着高龄化速度的加快，高龄规模将非常庞大上海市是一座拥有1778万常住人口(截至2005年底)的大型城市。在高龄化迅猛发展的未来30年中，高龄人口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非常庞大的规模。假定在上海市总人口数维持不变、婴儿出生率保持当前水平、少儿抚养系数基本不变和老年抚养系数不断上升的前提下，迅速增加的高龄规模将使老年供养系数加速上升，并面临因抚养难度系数增大而使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更大压力的局面。因此，高龄化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是巨大的。

总之，通过对上海未来30年“高龄洪峰”的分析可以看出，顶端高龄化、高速高龄化和规模高龄化是上海未来高龄化发展趋势的三大特点。除此之外，不同步性、不规则性、累积性强也将是高龄化的特点。在对高龄化应对策略分析中，要格外注意这三大特点，同时结合其他特点加以研究。

3．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阶段分析

据笔者的简单预测显示，从2000—2030年这30年将是未来上海市“高龄洪峰”时期，而从2030年开始，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将从迅速增长转向平稳发展，并一直延续到2060年。这个发展态势是由于1950—1980年这30年生育率居高不下和死亡率迅速下降造成的“人口生育洪峰”所形成的人口结构金字塔“惯性推移”效应决定的，将会从1950—1980年的“少儿洪峰”推移到1970～2000年的“中青年洪峰”、1990—2022年的“老龄洪峰”、2000—2030年的“高龄洪峰”，2030—2060年则属于高龄洪峰向静止型人口过渡时期，在2060年后形成生育率和死亡率两低为特征的静止型稳定人口类型。具体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笔者依据人口惯性推移效应所形成的高龄洪峰所划分的6个阶段之间，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在时间序列上连续的每两个阶段各有10年过渡时期，这主要是考虑了人口惯性推移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如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的实际偏差。随着各个阶段惯性推移的发展，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生育高峰所形成的“少儿洪峰”，推移成“中青年洪峰”，再推移成“老龄洪峰”和“高龄洪峰”，最后推移成“洪峰过渡”和“洪峰结束”；相对应的人口结构金字塔分别为：人口金字塔、人口菱形塔、人口倒金字塔、人口方形塔4种理论上的理想人口结构图。具体表示为图1。

三、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

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迅速发展及逐渐增大的高龄老人群体，对上海现行的老年社会服务模式形成严重的冲击。由于高龄老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长期经常性照料需求急剧增加，而长期照料提供者将由家庭转向社会，因此，老年人口高龄化对老年社会服务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之成为未来需要加以完善的重要问题。总的来看，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住方式的变化和家庭观念的变化

在上海这样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城市里，传统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居住规模的缩小，二是家庭人际关系的转变。随着城市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一般情况下，子女选择单独居住方式，使家庭居住规模缩小，在造成老人家庭类型中空巢家庭比例上升的同时，空巢家庭的持续时间较之以往也增长了。随着居住方式的变化，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父母与子女之间保持一种“有距离的亲子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有限度的，子女无法全面负担起传统供养父母的责任，对父母的长期照顾也是有限度的。同时，高龄化所形成的3代甚至4代人际关系，在“高龄老人一低龄老人一中青年子女”之间使中青年子女照顾老人的任务增重，而年轻一代赡养老人的价值观念也开始淡薄。2006年末，上海纯老年人家庭为78．92万，占老年人总数的28．56％，其中单身独居老人l7．24万。

2．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增加和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

如前所述，高龄化在未来30年的迅猛发展，其直接后果就是高龄老人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高龄老人绝对数的大量增加。高龄化所造成老年人存活率大幅度上升，将再次形成三代甚至四代、五代同堂的家庭规模，使中青年子女的长期照顾对象增加。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增加。“4—2一l”3代共存的倒三角型家庭结构被认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典型结构。虽然他们不一定居住在一起，但在代际关系上形成4个老人、2个中年人、1个青年人共存的形态。随着高龄化趋势的加快，在这个青年人完成婚姻之后，可能和伴侣共同面对8个高龄老人、4个低龄老人的长期照顾重任(在假设家庭内部老人全部存活的前提下)，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他们将无法独立承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子女减少到极限所引发的家庭养老支持问题，将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

3．长期化、重度化和多样化的高龄老人照料服务需求增大

在高龄老人群体不断壮大的同时，其中生活无法自理、需要长期照料的失能或失智老人也随之增加。低龄老人依靠养老金和夫妻问互助可以单独生活，高龄老人中则可能因为老年痴呆症等慢性疾病而使需要重度长期照料的人数迅速增加。同时由于老年人经济支付能力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照料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多，对照料服务供给也提出多样化要求。据同上海情形相似的日本人口统计资料，“1995年时65岁以上老人中每千人即有194．5人日常生活需要协助与照护”，而在70岁以上老人中，这个数据是221．9人，在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中，这个数据将更大。

4．女性就业者的增加和长期照料服务提供的减少

一直以来，女性在高龄老人的家庭照料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上海年轻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渐增加，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中年女性就业、再就业和兼职的比例也非常高，因此妇女花费在家庭中的时间在不断减少。工作与家庭分离的职业妇女，在长期照料服务提供方面，不但照料时间无法保证，而且照料质量也在下降。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是长期照料提供的减少，使得依靠儿媳、女儿长期照顾高龄老人的传统家庭照顾方式崩溃。

5．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和老年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范文篇1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4-0090-03

党的十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写入报告，为未来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了紧迫的课题。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怎样，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结合省情深入贯彻党的十精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及显著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现象。按照联合国的衡量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显著特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态势加剧。21世纪初我国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9.9%，2010年上升到13.26%，预计2015年将达到15%，届时老年人数将增加到2.2亿左右。我省的人口历史变迁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省属于人口净迁入地区，人口平均年龄较轻，属于“年轻型”人口结构类型。改革开放之后，我省人口迁移流动趋势发生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人口净迁出省份，虽然我省人口老龄化步伐稍晚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迈入“老年型”社会步伐较快。2000年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6%，2005年时达到7.6%，超过了7%的人口老龄化衡量指标，标志着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2010年“六普”时老年人口比重已达8.3%，虽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但十年间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了2.7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比重提高幅度高出0.83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40年左右我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900余万，将占总人口比重约30%，全省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将达到50岁左右，届时汹涌的“银色浪潮”将呈现在全社会面前。

2.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据“六普”数据显示，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17.3万人，比“五普”增加了105.6万人，增长了49.9%，同期全国增长了34.5%，而全省总人口仅增长了0.6%。与发达国家相比，我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澳大利亚和美国是79年左右。中国只用了27年就将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都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我省将同全国一样呈现较快的老龄化增速。

3.高龄老人比重快速上升。从2010年老年人口分年龄段看，65～69岁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38.5%，70～79岁的老年人口占50.9%，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10.6%。与2000年相比，65～69岁老年人口比重下降8个百分点，而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8个百分点，高龄老人的比重持续、快速提高，其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在延长。这就对今后的社会养老服务，福利设施规模、结构及分布等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4.老龄化程度城乡、区域差异显著。2010年，全省城镇总人口达2132.4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95.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2%，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3.0个百分点。乡村总人口为1699.0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为122.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2%，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2.2个百分点。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城乡间老龄化进程呈现显著差别。我省老年人口规模、还是老龄化程度城镇均要高于乡村，而且从老龄化速度看城镇也要快于乡村。这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相同，也是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但与中国目前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三个百分点来看，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正好相反。这是我省老龄化不同于全国的重要特征之一。另外，人口老龄化在地区间发展也不平衡。据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我省老龄化程度伊春市最高达12.1%，第二位是鹤岗市10.49%，第三位是鸡西市10.26%，第四到第十二依次为牡丹江9.86%、大兴安岭9.49%、双鸭山9.21%、哈尔滨8.52%、齐齐哈尔8.46%、黑河8.29%、佳木斯7.93%、绥化7.59%、大庆7.14%，只有七台河接近人口老龄化边缘为6.91%。我省林城、煤城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主要受资源枯竭影响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大，老龄化发展趋势与全国呈现不同的特征。

5.老年抚养比逐渐提高，赡养老年人口流出量大。由于受近十年间我省15～64岁年龄段劳动人口数量增长、少儿人口比重持续下降及老年人口总量增加的影响，我省人口总抚养比呈现略有下降的态势，但老年抚养比逐步提升。

当前我省每10个劳动力负担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2000年相比基本持平，表明我省目前仍处于劳动力资源丰富，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红利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十年来人口总抚养比在不断下降，但其中的趋势是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了10.1个百分点；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上升了2.7百分点，即0～14岁少年儿童数量在大幅降低，而老年人口在快速上升。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人口总抚养比将不断攀升，支撑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条件“人口红利期”将逐渐消失，全社会养老压力将加剧。

2010年“六普”资料显示，我省人户分离人口为505.14万人，已占户籍人口的13.21%。这部分流动人口与十年前相比增加166.96万人，增长49.37%，其中61%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他们正是承担赡养老人义务的主要力量。由于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制度身份隔离等多种原因，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化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同时，家庭中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只能留在原住地。赡养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异地居住，是我省人口老龄化又一重要特征。

6.老年人的婚姻状况较为稳定。201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中有配偶的占72.3%，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10.1%。丧偶的老人占25.9%，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10.7%。2010年我省老年人口中离婚比例为0.9%，与2000年时0.7%和2005年时的0.6%相比，分别上升了0.2和0.3个百分点，尽管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总体上仍保持着较低的水平。2010年我省老年人口未婚率为0.9%，与2000年相比基本保持一致。以上数据表明，我省老年人口婚姻整体状况较为稳定，呈现出有偶率高、丧偶率低、离婚率低、未婚率低的特点，反映了我省老年人口家庭稳定和睦，健康程度较高。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人口发展态势表明，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可逆转，我省也不例外。从欧洲与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实践表明，老龄化社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制度，公共服务、社会组织体系等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分析黑龙江省实际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是：

1.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从世界范围来看，首先进入到老龄化社会的都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我省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全省人均GDP仅为2.7万元，整体经济实力还比较弱，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是“未富先老”。应对日益加深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我们的经济基础不够雄厚。

2.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人口老龄化对医疗等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养老、医疗保险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据调查，2010年我省仍有37.3%的老年人口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乡村的水平就更低。这一现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享受离退休养老金及社会化保障的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单位离退休职工，城乡间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差距较大。另外，由于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3.城乡社会养老机构不足，老龄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伴随独生子女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和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形成“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为继。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年轻人难以抽出大量的时间来照料老人，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养老机构少使大量老年人的社会养老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据统计，2010年全省拥有社会福利院、光荣院，优抚安置单位等731个，共有床位95594张，但是面对老龄人口需求，缺口依然很大。另外我省农村地区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数量庞大，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需要更多的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仅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完全实现养老目标，老龄产业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和建议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各级政府要将人口老龄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老龄事业，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开创老龄工作的新局面。

1.树立爱老敬老的社会风尚。老年人是社会的巨大财富，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全社会都要关心重视老年事业发展，要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各级政府、机构、宣传部门要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深入搞好尊老、爱老、养老、敬老的传统道德教育和宣传引导，在全社会树立起尊老、敬老的良好道德风尚。

2.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一位的仍然是如何“做大做强蛋糕”，只有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才能提高养老支付能力。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告诉我们，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既要充分挖掘当前“人口红利”，更要提高人口素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抓住我省人力资源丰富的大好时机，扎实推进“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支撑经济长期平稳增长。

3.积极推进老龄产业和事业的发展。由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其带来的市场需求也不断增长，从而形成新的产业，它包括所有与老年人口物质和精神以及其他特殊需求的商品生产和服务。老年产业是一个前瞻性产业，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巨大。从政府职能看，要通过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把老龄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从社会上看，要逐步培养形成全社会参与、全民关怀老龄事业发展的格局。要加快建设普惠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营造让老年人放心消费的服务环境，为老年人提供优质便捷的上门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对老年设施、产品、服务、娱乐、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这样即能解决养老机构不足、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问题，也有利于老年人接触社会、融入社会。也能有效解决农村赡养人口人户分离的后顾之忧；另外，要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从金融、税收、土地使用等政策法规上对民间资本参与老年社会服务事业给予大力扶持，解决资金短缺的状况，为民众办实事。这样有助于提升整体服务水平，推动养老保障事业和产业的快速发展。

4.适当调整生育等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由于人口结构老化造成社会负担沉重和养老问题突出，计划生育政策使新生儿数量减少，人口老化趋势加快。建议适当放宽“一胎”的生育限制，以缓解越来越严峻的人口高龄化趋势，积极主动地引导人口结构向平衡、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此外，应努力建立起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全省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尽快推进从目前保障体系制度全覆盖最终达到保障体系的实际全覆盖。加快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解决农民工城镇身份问题，为老有所养提供制度保障，真正实现社会公平等等。为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创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努力。

参考文献：

[1]王侠.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2]董凯等.黑龙江省老年人口状况及对策研究[Z].黑龙江统计要报，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