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

动物解剖学是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学科，但这一课程的教学方法较为陈旧，因此要从多个方面改革动物解剖学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牢固的动物解剖学专业知识。

关键词：

动物解剖学；畜牧兽医；教学创新

动物解剖学是畜牧兽医专业当中的一项基础课程，因此加强动物解剖学的教学创新，能够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课程教学改革。动物解剖学是研究禽类与家畜基本形态以及其内在构造的一门科学学科。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需要对动物解剖学进行学习，才能够了解禽类与家畜的基本状况，从而掌握其专业知识。但是随着近年来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畜牧兽医专业的动物解剖学教学也出现了教学质量下降的状况，很多教学方面出现了师资力量不足、教学方法落后的问题。因此，探索畜牧兽医专业中的动物解剖学教学创新，有助于推动畜牧兽医学专业的发展。

1培养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

当前在我国食品领域出现了不少安全问题，如苏丹红、瘦肉精等，因此强化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提升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才能够让他们真正学以致用，为人民群众培育出更好的禽类与家畜，为社会主义的畜牧兽医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有良好的技术和实践能力，但是不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也不可能让他们真正的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因此在畜牧兽医专业的日常课程教学中，特别是在动物解剖学教学中，应该适当地加入职业道德的元素，帮助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从而为社会造福、为人民群众造福。

2培养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学习方式

首先，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认识动物解剖学的专业名词和概念。动物解剖学当中涉及到许多的专业概念和知识，这些东西想要通过学生的学习才能够进行记忆。动物解剖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帮助学生掌握动物解剖学中较为复杂的概念，从而让他们更加顺利地掌握专业的动物解剖学名词。比如动物解剖学当中的鼻窦这一种概念，主要是指动物的鼻腔两侧的结构，对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而言，鼻窦这一概念就需要他们通过分解的方式，认识其主要结构，从而帮助动物解剖学概念的分解。

动物解剖学需要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进一步认识基础概念，这就需要动物解剖学的教师帮助学生分解这一基础概念中的构成，让学生全面掌握这一基础概念。其次，动物解剖学当中需要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认识不同禽畜器官的解剖结构，包括其结构、形态等。对于动物解剖学当中涉及到许多具体的解剖学结构，单纯从理论的角度让学生进行认知，可能他们没办法形成具体形象的理解。因此，动物解剖学的教师应该结合标本挂图或者是动物尸体，进而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认识动物的解剖结构。这需要在教学方法上面进行突破，也只有通过各种不同的标本或者活体认知的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更快地掌握动物解剖学的相关概念。

最后，动物解剖学的教学当中，需要帮助学生认识各个动物的细胞器官结构。由于很多细胞结构都是无法直接用肉眼进行观察，所以需要动物解剖学的教师通过标本等方式，让学生通过显微镜等途径进行观察，从而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认识在不同情况下，动物的细胞器官结构所产生的改变以及其包含的特征。这样能够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认识动物的微观结构，从而帮助他们建构起更加完备的知识。

3结束语

对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而言，认真学习好动物解剖学的专业知识，对他们形成牢固的专业知识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动物解剖学的教学方法上，应该尽可能地创新各种方式，通过标本、活体等不同的方式，让畜牧兽医学的学生更进一步的掌握动物解剖学的有关概念，从而让动物解剖学的课程更加具备创新性。参考文献

[1]董玉兰，等.以提升综合能力为基础的《动物解剖学》实验课程体系改革[J].家畜生态学报，2015（09）.

[2]苏建青,等.动物解剖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和探索[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5（03）.

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1篇2

【关键词】亚健康;疾病;中医诊断学

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近年来有大量针对亚健康状态的研究，强调亚健康是无“病”，但同时运用中医理论中对“病”的诊治方法来治疗，这里的两个“病”实际是分别针对西医和中医而言，研究中多有混淆。笔者现从中医“病”的概念和西医“病”的概念着手，探讨亚健康状态与两种医学体系中“病”的关系，以便准确界定亚健康状态，继而对其机理进行深入研究。

1中医学理论中“病”的概念

中医学理论认为阴阳平衡为健康，称健康人为“平人”。《素问·平人气象论》指出：“平人者，不病也。”因此，在中医理论中，健康人就是没有病，有了病就是不健康。疾病是与健康相对而言的一个笼统概念。

1986年3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中医证候规范学术会议上给中医学的疾病概念提出如下定义：“疾病是在病因作用和正虚邪凑的条件下，体内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正邪交争、阴阳失调的全部演变过程，具体表现为若干特定症状和各阶段相适应的证候”。

2西医理论中“病”的概念

《辞海》在对疾病的解释中提到：“疾病是致病因素对人体的损害和人体对抗这些损害的防御代偿等作用的矛盾。”目前西医教材中通常将疾病的概念概括如下：疾病是机体在内外环境中一定的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使“自稳态”破坏而发生的内环境紊乱和生命活动的障碍。疾病过程中各种复杂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发生病理性变化，这些变化又可使机体各器官系统之间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障碍，从而可以引起各种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的异常，特别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减弱甚至丧失[1]。西医是以病理、组织结构改变作为诊断疾病的依据。各种疾病通过医生询问病史、诊察患者，进行物理、化学、生物或其他检测手段可以得到阳性结果。如果这些方面都无法检出阳性结果，就不能确定为某种疾病。

3亚健康的概念

1996年，我国学者王育学提出了“亚健康状态”这一概念[2]。目前，中医界研究使用的诊断标准主要根据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3]。该指南在亚健康的综合评定流程中认为，“如果存在目前医学上不能解释的症状表现，且持续3个月或以上者，可判定为亚健康”，“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处于亚健康状态者，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表现为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的症状，但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或亚临床诊断标准”。

4亚健康状态无西医的“病”

目前尚无“金标准”来直接诊断亚健康，亚健康状态的界定是通过排除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而实现的。亚健康人群疲劳、体能下降、社会适应能力减退、精神状态不佳、各种身体不适症状等均可持续或间断出现。这些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但在临床和实验室检查中却没有发现确凿的可以达到诊断程度的疾病证据，于是通常不能做出西医的疾病诊断。

迄今研究中制定的诊断标准，均是基于通过西医诊断方法来排除疾病。于氏等[4]主要通过病史排查和生理生化检查如胸部透视、心电图、生化、CT、肝功能等排除疾病状态。刘氏等[5]亦是通过统一体检的方法排除疾病。体检项目包括血尿常规、血脂、血糖、乙型肝炎病毒检测、肝肾功能、心电图、B超等，由医院体检中心医师负责排除疾病诊断，其主要根据仍然是实验室等检查。由于目前临床物理、化学和其他实验室等检查仍然是支持西医有关疾病诊断主要项目，因此，亚健康的无“病”状态，实际指的是排除西医明确诊断的疾病。在生物医学模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医学重视的是病，对健康的认识就是无病。即凡是不能明确诊断出疾病的就是无病，无病等于健康。

《阿拉木图宣言》中指出，健康不仅是人体的生理健康，而且必须包含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都处在一个较完满的状态[6]。在当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处于完全的完满状态。这就使原来的“健康”人群范围缩小，虽然不能诊断为疾病，但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中“不完满”的人群被从“健康”人群中剥离出来。

之后，由于思想观念更新，人们对于自身的关注已经由“是否有疾病”转移到了“是否健康”的层面。人们追求完美的“健康”使健康的范围不可能再向外扩展。而随着新技术、新仪器的应用，疾病的范围却不断扩大。目前疾病的诊断依靠患者自觉不适后就医，医生搜集症状资料，进行临床体格检查和各种影像、生化实验室检查后得出诊断。由于常规体检的广泛普及，大量更先进、更精细的设备不断进入医学领域，使疾病更易被诊断出来，由此疾病的内涵不断被充实。因此，在原有生物医学模式下，人群只分为健康和疾病;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亚健康人群从健康人群中被剥离出来;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部分新命名诊断的疾病人群又将从亚健康人群中被筛检到疾患者群。

5对亚健康的中医辨识

5.1亚健康人群中一部分是“欲病”

《千金要方》云：“凡人有不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希望自差，须臾之间，以成痼疾。”所谓“苦似不如平常”，正是亚健康状态的典型表现——虽然有不同于平常的不适表现，但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却又都未见异常，或达不到疾病诊断的标准。师氏等[7]认为，根据孙思邈将疾病的发生过程分为“未病”、“欲病”、“已病”3个层次，亚健康状态应该属“欲病”层次。它不是无病，而是已涉及人体自我稳定平衡系统的失调，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就会发展到“已病”的层次。因此，亚健康状态人群中，凭症状体征不能明确辨为某种疾病的，应属中医之“欲病”状态。

5.2部分亚健康人群可辨出中医的“疾”或“病”

从中医学角度考虑，只有“阴平阳秘”的“平人”才是健康人群，除“平人”外都是不健康的。亚健康人群源自中医的不健康人群，这与“亚健康源自西医生物模式下的健康人群”是截然不同的。《说文解字》云：“疾，病也。”疾病缓急微甚有别，疾是病的轻浅阶段，病是疾的沉重阶段，即《辞海》中所说：“疾甚曰病。”可见，中医的“疾”作为病的轻浅状态可能症状很少，或是很轻，但只要是阴阳不平衡，就已经不再是中医理论中的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机体已经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不平衡状态，有病因病机可究，当满足中医疾病诊断标准时即可诊断为“病”，因此，亚健康可以有中医的“病”。中医“病”的范围自古以来在不断拓展，甲骨文中已有疾首、疾目等20余种，至《内经》已有200多种病名。中医的疾病很多不能与现代医学中某个疾病直接对应或达到其诊断标准，如虚劳、郁证、健忘等患者在常规检查中很多都没有阳性指标，无法诊断为现代医学的“病”。目前国内治疗亚健康多用中医方法，对亚健康者实施个体化治疗，使其重归“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6讨论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传统的中医理论与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于健康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都以“完满”状态作为健康。但对疾病的认识差别很大。中医是排除式的，不健康就是有病，即亚健康人群源自中医理论模式下的“不健康”人群;西医是纳入式的，必须满足疾病诊断标准才是疾病，即亚健康人群源自西医原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健康人群。因此，亚健康是“无西医的病”，但可能“有中医的病”。

现代医学强调组织形态、器质性病变;中医学强调功能，重视患者自身感受，并不否认疾病发生时体内出现了物质性的改变，只是这一“物质性”着重在“气血阴阳”。中医辨证时，看重的是患者的主观感觉和体征，通常不依赖于仪器检查，因此，即使没有任何影像或微观指标异常，依然可以辨证施治、立法处方，即中医“辨证”不需建立于现代医学“疾病”的基础上。

病证结合是中医学的特色之一，即中医辨证与中医辨病相结合。中医理论中有“异病同证”之说，但某一证候的一组症状和体征在不同的疾病中亦有一定差异。由于所处病种不同，其证候表现，特别是针对病位的症状或体征一定有所不同。如嵇氏等[8]分析1982年1月-2000年10月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文献118篇，发现肝郁脾虚证存在于精神科、神经科、心血管科等多系统疾病中。吴氏等[9]应用临床流行病学(DME)方法调查，结果显示，中医肝郁脾虚证最常见的5个表现依次是脉弦、胸胁胀闷、纳呆食少、舌苔白和神疲乏力。但在不同疾病中，肝郁脾虚证的症状表现可能不同。如泄泻肝郁脾虚证中“便溏泻”一定出现，而“腹胀”不一定出现;胃脘痛肝郁脾虚证则以“脘腹胀痛”为主症，“便溏”不一定出现。即异病可以同证，但构成同一证型的诸要素如主症、次症、兼证及舌脉等，在不同病种中主次地位是不一致的[10]。

由此可以推论，同一中医证候，在亚健康人群和疾患群中亦应有不同表现，可能表现在某些症状体征的有或无、某个症状体征出现的频次以及某个症状体征出现的严重程度上。这一观点尽管有待今后研究中、大样本数据的统计支持，但提示研究者应对亚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同一中医证候有无表现差异给予重视。

参考文献

[1]黄启福.病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5.

[2]王育学.亚健康状态[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8.

[3]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

[4]于春泉，王秀莲，张伯礼，等.亚健康状态常见证候特征的判别分析[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8(5)：129-131.

[5]刘保延，何丽云，谢雁鸣，等.北京地区亚健康人群中医基本证候特征的流行病学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0(2)：131-136.

[6]杨平，肖进，陈宝珍.医学人文词汇精解[M].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240.

[7]师建梅，袁世宏，李俊莲.亚健康的中医自稳调控干预措施[J].中国民间疗法，2005，13(6)：55-57.

[8]嵇波，陈家旭，鲁兆麟.对逍遥散临床应用的思考[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24(5)：4-6.

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篇3

关键词：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1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篇4

单元

细目

要点

一、蛋白质的化学

1.蛋白质的分子组成

（1）元素组成

（2）基本单位

2.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1）肽键与肽链

（2）一级结构

（3）二级结构

（4）三级和四级结构概念

3.蛋白质的理化性质

（1）等电点

（2）沉淀

（3）变性

二、维生素

1.脂溶性维生素

脂溶性维生素的生理功能

2.水溶性维生素

水溶性维生素的生理功能

三、酶

1.概述

（1）概念

（2）酶促反应的特点

2.酶的结构与功能

（1）分子组成

（2）活性中心与必需基团

（3）酶原与酶原的激活

（4）同工酶

3.影响酶促反应速度的因素

（1）酶浓度

（2）底物浓度

（3）温度

（4）pH

（5）激活剂

（6）抑制剂

四、糖代谢

1.糖的分解代谢

（1）糖酵解的主要过程、医|学教育网整理关键酶和生理意义

（2）糖有氧氧化的基本过程、关键酶和生理意义

（3）磷酸戊糖途径的生理意义

2.糖原的合成与分解

（1）概念

（2）生理意义

3.糖异生

（1）概念

（2）反应途径的关键酶

（3）生理意义

4.血糖

（1）概念

（2）血糖的来源和去路

（3）血糖浓度的调节

（4）高血糖和低血糖

七、氨基酸代谢

1.蛋白质的营养作用

（1）蛋白质的生理功能

（2）营养必需氨基酸

（3）蛋白质的营养互补作用

2.氨基酸的一般代谢

（1）氨基酸的脱氨基作用

（2）氨的代谢

（3）α-酮酸的代谢

3.个别氨基酸的代谢

（1）氨基酸的脱羧基作用

（2）一碳单位的概念

（3）苯丙氨酸和酪氨酸代谢

八、核酸的结构、功能与核苷酸代谢

1.核酸的分子组成

（1）分类

（2）基本成分

（3）基本单位

2.DNA的结构与功能

（1）一级结构

（2）DNA双螺旋结构

（3）DNA的功能

3.RNA的结构与功能

（1）mRNA

（2）tRNA

（3）rRNA

4.核酸的理化性质

（1）核酸的紫外吸收

（2）DNA变性和复性

5.核苷酸的代谢

（1）嘌呤核苷酸的分解产物

（2）嘧啶核苷酸的分解产物

九、肝生物化学

1.生物转化作用

（1）概念

（2）反应类型

（3）生理意义

2.胆色素代谢

（1）胆色素的概念

（2）游离胆红素

（3）结合胆红素

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篇5

关键词：象物质直觉感悟中医学

象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灵魂，作为中国四大国宝的京剧、书画、武术和中医无不讲求意象，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更是以象为内容的。唯即第一性。在中医学中，象具第一要义，是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一、象的含义

象属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范畴。《易传·系辞上传》中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说明古人看到世界万物的微妙变化，感到难以言传或无从言说，故立象以达意，这就是象产生的缘由。《系辞上传》又将形与象对举，象与器对举，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说明象与形的区别。虽然二者都是可感知的，但象是视觉对象，形同时又是触觉对象。而王夫之解释《正蒙》中“神为不测”时说：“不测者，有其象，无其形，非可以比类广引而拟之。”（《张子正蒙注·神化》）在这里，象已超越于一定的形之外，己脱离客观的事物，成为超越视觉的意识中的象。对象的最高理解当数老子，《老子》云：“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韩非子·解老》对老子的象解释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是说所谓象在客观世界中有其根源，但决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不是指具体的事物，没有具体的形态，却代表某一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共性并非是形态结构的共性，而是运动变化的共性。它是事物的运动、联系、变化被人的头脑加工过后形成的整体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象不是一般所讲的形象的象，形象之象是完全客观的物体的外部特征，而这里的象则是一种超越于具体物质形态之上的对事物的内涵、相互联系、特别是运动变化有充分理解之后所产生的对事物的一种综合把握。其中即有客观的成份，又有主观的成份，是一种主观融化客观后形成的综合的感受。

二、中国古典的思维方式直接导至了象的产生

中医完全体现了中国古人特有的，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人对事物的观察不在于对个体的形态、结构的描画及分析，而注重对事物整体的、动态的把握，形成一种整体的感受，即整体观。正如汉字的形成，有别于欧洲的纯粹以字母符号和发音来表达思想，中国人用一种象形的图案来表述思想。这种象形文字的产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多么善于在整体上把握事物之象。加之，古人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在思维过程中并未将主体与客体分开，从未将客体作为对象看待，是一种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这种非对象性直接导致了在思维上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古人对运动变化的重视。无论是《周易》中各卦象的交感变化，还是《老子》中“道”的“周行而不殆”，都体现了古人对生生不息的万物运动的重视。以上几点是产生象的充分的，也是必要的条件。

对于人们在头脑中形成象的过程，我们不得不引入“悟”的概念，因为在人们观察事物与形成象之间决不是一个罗辑推理的过程，而是物我合一的直觉体悟的过程。当整体观和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紧密结合后，在对生生不息的万物运动的直觉体悟的过程中，象的产生便成为必然，而不可能产生其它具体的、或逻辑的结论。

诺思罗普（northrop）认为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他说：“用直觉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表示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它的全部意义是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给予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出现在某个演绎理论中，它的全部意义的由这个演绎理论的各个假设所指定的。”他将直觉得到的概念分为三种可能的类型：“已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区分的概念”。在他看来道家的学说则是“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构成了哲学内容。”[1]我们赞同这种看法，这种“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我们用一个字来表示，即“象”。值得指出的是，只有在西方那种以分析还原为特征的对象性思维过程中感性认识才必须上升到理性阶段，完成一个认识过程，从而在演绎理论中得出一个西方式的逻辑概念；在中国这种以整体性、运动性为特征的非对象性思维过程中，直觉体悟本身就具有很好的完整性，而不必，也不可能产生逻辑推理等理性过程，其得到的结论只能是一个中国式的完整的、综合的象。当然，这里的直觉体悟与西方的感性认识是有区别的。

由上文可知，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重在对运动变化的把握，事物的这种永恒而又微妙的运动反映在人脑中，便形成了一个综合的象。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中医对人体及疾病的认识不是孤立地看待，而是将疾病与人、生活环境、气候变化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即天人相应的观点。中医不同于西医，不将疾病或有害物质或受损组织单独分离出来，正与邪、阴与阳、疾病与健康完全是互动的关系，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对疾病的治疗与其说是治病，不如说是治人。在这样的思维过程中，中医便只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象，形成独特的以象为内容的理论体系。

三、中医学是一个唯象理论体系

1、中医学的哲学核心是以象为内容的

关于阴阳、五行、气的学说可以说是中医学的核心，这三者均直接来源于先秦哲学。当时，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采取观物取象的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象为内容的哲学理论。

阴阳本指日光的向背，而古人取其象，会其意，指天地之气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关系的变化解释地震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老子又以阴阳说明万物之生成，在《老子》四十二章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中也多次谈到阴阳，《则阳》篇云：“天地者形之大也，阴阳者气之大也。”又云：“阴阳相照，相盖相治。”都是取阴阳之象说明万物运动的最根本的两种方式。而《周易》更以阴阳两象而生天、地、雷、火、风、泽、水、山等八卦，由八卦交感变化而生六十四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济，雷风相薄，从而呈现出各种综合的象，从整体、运动中把握事物。而这一切都是以阴阳两爻为基础的，难怪《系辞上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又云：“阴阳不测之谓神。”

而当《洪范》提出五行时是这样描述的：“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不难看出，这里对称作“五行”的木、火、土、金、水并没有作具体的形态描述或结构分析，因其不是指具体的事物，而意在阐明此五种事物所指之象。王安石著《洪范传》，对五行作了详细的解释：“五行者也，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盖五行之为物，其时、其位、其材、其气、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声、其臭、其味，皆各其耦。”表明了五行是五种不同的象，运用于说明事物的各方面的性质而无碍。冯友兰说：“汉语的‘行’字，意指toact(行动)，或todo(做)，所以‘五行’一词，从字面上翻译，似是fiveactivities（五种活动），或fiveagents（五种动因）。”[2]这既是活动，就是不具体事物，就可以运用于各种事物的描述，就是象。充分表明了五行的指象作用。

对于气的认识更是观物取象之典范。《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的言论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这里的气即是天地万物交感变化之象。《管子·内业》中对气作了以下描述：“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说明气代表的是事物无所不在、微妙至极的运动变化，且“不可止以力”，“不可呼以声”，即气非有形实体。《庄子》则将气与形区分开来，他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由此可知，古人是取“气”之象来描述世界万物永恒运动的特性的。这时的气和阴阳、五行等一样，已经脱离了物质的含义，而只有象的意义。

当阴阳、五行、气的哲学理论应用于中医后，中医学直接继承了其辨象以明理的特色。用阴阳、五行、气之象来阐明人体不同特性的运动变化，以达到认识人体的目的。

2、中医基础理论是以象为内容的

中医基础理论除了上述的阴阳五行学说，还有藏象学说、经络学说及精气神学说。这里无不体现着取之以象，以象会意的精神。

藏象学说是关于人体脏腑功能的学说。古人虽然知道“八尺之士，可以剖而视之。”（《灵枢·胀论》）但又认为“藏府之在胸胁腹里之内，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同上）更重要的是，基于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对于整体性和运动性的强调，使得中医学未从解剖入手，分析人体的结构、成分，而是以极简单的解剖为基础，构造出了以象为内容的有机的学术体系。由“藏象”之名可知，中医是以现之于外的象来把握藏之于内的脏的，即“执其见功处见其形”。对此《灵枢·顺气一是分为四时》中论述道：“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而《素问·六节藏象论》对心的描述是这样的：“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其它四脏与此相仿。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心己不是解剖学中的有一定形态结构之心，而是一系列相关的生命活动的表现在人脑中形成的综合的象。它不具有实体性，如果非要与现代医学解剖相比较的话，与之对应的是多个系统、器官、组织及其功能。

关于经络学说，《灵枢》对十二经脉循行起止的描述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使人觉得确有这么一个经络系统实体存在，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古人不可能由解剖发现经络，因为即使是现代人用最为精密的仪器和最先进的技术也未能找到经络，更何况古人？古人是从不重视用解剖手断来认识事物的。其次，经络是与五脏六腑密切联系的。中医的脏腑并非实体器官，而是一组生命活动综合之象，所以很难解释经络是实体组织。第三，《灵枢·九针论》有：“阳明多血多气，太阳多血少气，少阳多气少气，太阴多血少气，厥阴多血少气，少阴多气少血。”如以实体理解，经络则须是一有气有血的庞大管道系统，这是难以想象的。最后，运行于经络之中的是气，《灵枢·营气》中说：“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隨，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所以，所谓经络的实质即是在人体中不断运动着的气。而气本身就是人体生命运动之象。《灵枢》对经络形态的描述即是对这一运行轨迹的描画，而非实有其物。至于古人是如何感知这一轨迹的，则可能是长期针灸实践的积累，也不乏出自内修者的体验的可能。总之，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经络就是在人体中不断运动着的气的轨迹，是人体生命活动所表现出的象。

关于精气神理论，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很多，其中一些仅有指象的意义，如：营、卫、三焦、神等，它们不具有实体特征，只能意会，这是容易理解的；而另一些概念，如精、气、津、液、血、脉等都有其实体物质，但这些名词在多数情况下又都是一种象。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灵枢·决气》）这就是说，人体的总的生命活动之象是气，而这种生命活动又有不同特性，这样又形成了不同的更低一级的象。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表示生殖之精，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用来形容对人体有用的、极为珍贵的、非常细微的物质，是精微、珍贵之象。对气的描述《灵枢·决气》云：“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这是与精、津、液、血、脉并称的气，显然也是象。而中医的津液虽有特指，如汗、唾、尿、涕、泪等，然《灵枢·五癃津液别》有：“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留而不行者为液。”又统称一切液体状的物质。在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认识过程中，津液同血、脉一样，多是指象，如讲津液受寒，聚沫则为痛，这里的津液只能以象会意。同样，当我们描述血虚的时候，并没有说血的总量有所减少，也不是西医的贫血，而是一系列生命活动失衡的综合之象。还有，当我们说经脉空虚或经脉闭塞时，也非指某一血管空虚或闭塞，而是指象，如此等等。

3、中医诊断是以象为对象、内容、结论的

不同于西医，中医对疾病的诊断讲求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它不是通过生理、病理、化验、影象、解剖等手断对疾病进行认识，而是通过对人的气色、神情、体态、气味、声音、脉象及生活习惯、环境等的了解，对人形成整体的印象，以察其生命活动的失衡之处。对于整体性和活动性的强调，使得中医诊断的对象不是疾病，而是人，不是具有一定形态结构的组织或生物体，而是人的整体的生命活动所表现出的象；其结论不是某种病菌或病毒，而是人体生命活动平衡的偏离所表现的象。西医诊断的结果力求准确、精细、具体，有可视性或可测性；而对于中医，诊断的结果总是某种整体的、综合的象，虽然有一定的模糊性，但仍有很强的操作性。所以，对于很多自我感觉已经非常明显，但各种仪器都不能检查出病因的病人，西医往往认为没有病，或归于臆症；而中医则能通过对其生命活动之象的考察，洞明其偏性，得出一个以象为内容的诊断，给以治疗。

中医的诊断有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之说。对于望而知之的追求正说明了象对于中医诊断的重要性。在诊断过程中，望、闻、问、切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形成某种特定的象，最典型的是望诊和脉诊。望诊的每一项内容都有特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并非逻辑的推理，而是中医先辈们长期以来对于人体外在表现的领悟，即象。如“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脏次于中央，六腑挟其两侧，首面上于阙庭，五官在于下极，五脏安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见，明堂润泽以清，五官恶得无辨乎。”（《灵枢·五色》）又“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同上）以上并非任何分析、解剖所得，却是对人体机能活动综合把握的象。在望诊各项内容（包括面部神色、行为举止、环境等等）所得之象的基础上，中医会形成更为概括的象，望而知之便是由此而得出。中医的脉诊更是取之以象，故称之为脉象。《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中有：“色脉与尺之相应，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故根死则叶枯矣。”这是多么生动的有关脉诊指象意义的描述。所谓洪、大、细、数、弦、代、涩、滑等，都各辨其象，只能形容、体会，非言语所及也。《素问·脉要精微论》中的：“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等所描述的脉象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更非以象会意不可。闻诊和问诊也都有相似之处，在闻和问之后，中医会综合所得之信息形成一整体的象。四诊合参则是将四诊之象再进行融合，最终得一更为完整全面之象，是人生命活动在目前时刻的综合把握。

4、中医所辨之证即是象

中医辨证包括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无论用何种方法，所得之“证”均为对病人现阶段状况综合认识的象。如《伤寒论》对太阳病的描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显然是在对疾病的深刻的了解之上得出的综合的象。在八纲辨证中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各自为一独立的象，在具体应用中，其中几项相结合，形成更为综合的象，如：里实热证、表虚寒证等。卫、气、营、血、三焦都是用来表示人体部位的名词，它们同样是一定的象，而非具体的解剖定位。依具这样表示部位的象来辨疾病的深浅、进退、及当时疾病的特征，所得之结果必然是象，兹不赘述。

5、中医治疗用药理论是以象为内容的

中医治疗标准讲究以平为期，所谓：“阴平阳密，精神乃治。”这不正是象吗？中医的治疗原则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等等，其中的寒、热、微、逆、甚……等，都是象。而“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治疗方法也是由象而出的。

中医对药物的认识也是从象而来的。中药理论讲的是四气五味，即温、热、寒、凉及苦、辛、酸、咸、甘，其中的每一项都不是人对温度或味道的感觉，而是相关药性的综合之象。对中药的运用，中医方剂学讲求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在此处，君、臣、佐、使不是象又是什么呢？

除以上的几个方面，我们还能从其关于养生、运气的论述中看到象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兹不赘述。总之，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整个中医的学术体系是一个唯象理论体系。

四、中医唯象理论的意义

中医这一唯象理论体系既没有解剖基础、实验方法，又没有明确的概念、逻辑的推理，更没有客观化的原则，对于经典中的描述也不能给出统一的解释，对其理解也会因人而异，如此等等，都是因为其体系是由有中国特色的象构成的。也正因如此，标榜科学性、客观性的现代人对中医或不理解，或无从学起，或盲目指责。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对世界的认识是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的，不能盲目的认为只有西方式的才是好的，才是正确的，才是先进的，而中国古老的被实践检验了两千年的中医理论只有被西医证明后才给予承认。在现代科学的前沿领域中，不稳定性和涨落在从宇宙学到分子生物学的所有存在层次上产生的演化模式，非平衡过程物理学及不稳定系统的物理学表达及测不准原理的发现，使现代科学将与牛顿、爱因斯坦为我们描绘的那个无时间的、非动态的、确定性的世界告别。这一结果，将西方科学拉近了中国哲学，更强调了主体与对象的互动。现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schrodinger）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写道：“只要我们涉及活物质的结构，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以不能还原成通常的物理学定律的方式起作用的。原因不在于某种‘新的力’或某种类似的东西支配着活的机体中的一个个原子，而是其结构不同于任何我们已从试验室研究中认识的东西。”[3]在这一点上，“执其见功处见其形”的唯象理论体系非但不落后，而且具有其勿庸置疑的超前性。这并不是国粹主义，而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客观评价。

总之，中医学是一个唯象理论体系，象对于中医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第一位的。要学习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不从象入手，不以象会意将是不得要领的。

参考文献：

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篇6

关键词：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1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gate、三焦译成triple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fever指的是“infectionoftheintestinecausedbySalmonellatyphiinfoodandw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ofthe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3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is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out—linesofeachofhisprincipalsystemoforgansmaybetracedback，likethoseofothermammals，tothefish—es．’’(L．A．B．一orradaile)。

(译文是：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以上都是从“发生学(genetics)”角度来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辞简练、优美，具有诗一般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语句平实、严谨，属于科技英语，谈不上文辞、韵律的优美。中医学的核心知识都来源于古典文献，即“文言文”。实际上，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语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医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种，是文学语体。由于中医学术语具有高度多义性、同义性和模糊性，医古文又异常简练、具有丰富的修辞格，因此极易造成中医语言语义模糊，并引发学术之争。因此，中医学中的“咬文嚼字”现象——校勘、训诂或注释中医古典著作，更是渊远流长，并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而医学英语语义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因此，在译介中医时，尤其是中医古典著作时，绝不能像西医中译一样仅注重传达原文所体现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应对原文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特征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应坚持严谨应用保持中医概念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名词术语英译原则，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出一个体现中医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译体系，使建立在中医典籍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顺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06．

2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9，170．

3魏遁杰．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医学与哲学2001；22(7)：51—54．

4魏遁杰．英汉汉英中医词典．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篇7

时间：2003-1-24作者：李婷，陈晓东

摘要：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古代的概念，难免会出现偏差，将气定义为物质就是一典型范例。其原因在于对中医学的基本概念的定义过程中完全抛弃了中国哲学或传统文化固有的思维方式。通过运用中国古典的非对象的、唯象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典哲学中气的考察，中国之气与西方之物质的比较，以及中医学典籍中有关气的分析，容易看出，气是物质运动之象，在中医，气则是人体生命活动之象。从而得出结论，在当代，对中医学中基本概念的理解，不能只站在现代的角度，而应穿越思维空间，去经历古人的思维历程，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准确而实事求是的结论。

关键词：思维；概念；气；物质；象

气的思想充斥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中华民族的瑰宝中无不气韵流动。且不用说在文学、艺术中有“笔气”、“墨气”、“灵气”、“豪气”等，在社会生活中有“天气”、“才气”、“口气”、“神气”等，单就中医学中所用到的气就有诸如：“清气”、“浊气”、“寒气”、“热气”、“食气”、“谷气”、“酒气”、“药气”、“邪气”、“毒气”、“恶气”、“乱气”、“厥气”、“郁气”、“积气”、“聚气”、“经络之气”、“脏腑之气”、“真气”、“精气”、“阴气”、“阳气”、“水气”、“木气”、“火气”、“金气”、“土气”、“卫气”、“营气”、“血气”、“胃气”、“脉气”、“正气”、“动气”、“形气”等数十种之多，气对中医学更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古人从未，似乎也从不需要为“气”或以上数十种气下定义，“如人饮水”，其个中滋味古人似乎能很好的意会。然而，世异时移，现代的我们已无法与我们的先辈们心灵相通，或是在一片要求中医学“现代化”、“客观化”的呼声中，我们不得不给气下一个定义。如此，就产生一个两种研究视角转换的问题。很明显，既然有为气下定义的要求，正说明现代人是站在不同于古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随着西方科学日益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思维方式几乎已经完全被西方同化。而许多中医界的同道们为了中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力求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样，为气下定义，无疑是要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或者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概念，其所得的结论无疑是要符合西方哲学或现代科学的概念标准及思维习惯，如此就要求该定义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并逻辑严密，推理清晰。考察现代中医学教材对气的定义，也是本着这一初衷的。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大多数中医学教材中对气的定义仍然不尽如人意，无法达到上述要求。就其内涵归纳起来约有如下数端：

（1）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2）气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

（3）气是有很强活力的物质。

“物质”一词在西方哲学中是指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是对不同形态的物质都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一共性所作的最高概括，“物质”是相对于“意识”而言的，是外延最广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是不能用作对具体事物进行定义的，因为那将导致此定义毫无意义，如上文所讲的“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即可以理解成所有人体的基本客观存在都是气，这样的定义非但无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错误的。在现代科学中，“物质”通常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即可测知的客观实体，包括宏观物体、微观粒子、电场、磁场、射线、引力场等等。这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的“物质”的含义基本一致。查看各中医学教材中相关章节的上下文，也是取此含义。既使这样理解，上面所说的“基本物质”、“精微物质”、“有很强活力的物质”仍然没有给出气的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而仅仅让人感到气同目前现代科学所发现的所有物质都不相同，是一种特定的物质，或者是几种物质的集合，或者是人体的所有物质。问题在于，若以某种物质作为气的定义，上述如此多的气是同一种物质，或各有其物？同一种物质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若各有其物，籍以区别其内涵的当是“清”、“浊”、“寒”、“热”、“食”、“谷”、“酒”、“药”等定语，那么“气”这种物质是怎样在不同的场合变成不同的物质的？更着实令人难以理解。

上述对气的定义之所以不如人意，问题就出在定义者总是试图用现代的、西方的观念、角度、价值取向考虑古代的问题，即用现代的思维模式思考中国古代的问题。西方哲学或现代科学与中医学在思维方式、研究手段、认识途径、判断标准等各方面都是不同的。要用前者的语言解释后者的概念，就如同将中文翻译成英语，或是将古诗翻译成白话文，既使翻译得再精确，也不能再现原有的韵味。因此，翻译才被称作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对于文学来说，不能再现原有的韵味，或加入译者的理解和修饰倒无关大局，而对中医学，在某些情况下则有可能导致越定义越不明白，越定义越远离原意，甚至出现错误。这正是为什么读外文书要读原著，对英语专业的学生重点在于培养其英语思维，而不是汉语思维的缘故。所以，要对气进行正确的理解，我们就必须沿着中国古人的思维历程，把握气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内涵，明确中国之气同现代所说之物质的区别，以及中医学在吸收古典哲学中气的概念后的具体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对气有较准确的把握。

1中国古典哲学中气的内涵及思维方式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对气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气是“中国先民们对于自然界云烟等的直接观察，或对人自身的嘘吸等的直接经验，是象形的直觉思维。”[1]这种直觉思维通过先秦哲学比类取象地演化到哲学领域，即失去了具体的形质，而变得抽象起来。虽然在《国语》、《左传》、《孟子》、《管子》、《庄子》、《荀子》等典籍中关于气的论述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只有一个，即在于气是运动变化的，是世界万物的活力源、原动力。最典型的论述在《管子·内业》中：“一物能化谓之神”，“化不易气”。这就是说，事物时常在变，但总离不开气。并对气作了以下描述：“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说明气代表的是事物无所不在、微妙至极的运动变化，且“不可止以力”，“不可呼以声”，即非有形实体。《庄子》则明确地将气与形区分开来，他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由以上论述可知，古人是取气之象来描述世界万物永恒运动的特性的。这时的气和同一时代出现的阴阳、五行一样，已经脱离了物质的含义，而只有指象的意义了。虽然阴阳、五行、气三者都是对世界本源认识的学说，?庵侄员驹吹奶教植⒎窍蠊畔＠叭艘谎游镏嗜胧帧V泄湃怂溆行奶角笫澜绲谋驹矗次抟庥谖镏适堤宓难芯俊U缭凇迭ahref=//guoxue.7139.com/2720/target=_blankclass=infotextkey>周易》中，虽然由阴阳而生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都取自客观实体，但其目的却在于观物取象，阐明万物的交感变化，这也正是六十四卦被称为卦象的原因。又如在《洪范》中则明确指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冯友兰说：“汉语的‘行’字，意指toact(行动)，或todo(做)，所以‘五行’一词，从字面上翻译，似是fiveactivities（五种活动），或fiveagents（五种动因）。”[2]这既是活动，就是不具体事物，就可以运用于各种事物的描述，就是象。充分表明了五行的指象作用。与此相对应，则不难理解气的指象意义。

西汉后期，在对天人宇宙原始性的探求中，设定了“元”的概念。也把“元”作为气之始，把元气设定为具象世界阴阳二气所具有活源力的根源。元气生阴阳，与《易传》中的太极生两仪，礼乐中的太一生两仪相对应。这时，对于宇宙生成论有较系统的认识，《广雅·释天篇》说：“太初，气之始也，生于酉仲，清浊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于戌仲，清者为精，浊者为形也。太素，质之始也，生于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气相接，至于子仲，剖判分离，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中和为万物。”可见在生成论中，气不同于形质，而又贯通于形质之中，成为形质运动变化的根据。形质始于气，又包含或继承了气的特性或要素，即永恒运动变化的特性。张衡在《灵宪》中论述天体的起始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漠冥然，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唯无。”把宇宙生成的拫源置于形而上的本体——“无”中。在这一由无而气而形而质的过程中，其内在的罗辑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张衡的亲近友人王符在《潜夫论·本训篇》中说：“是故道德之用，莫大于气。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气乃生；必有其使，变化乃成。”“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之后，元气“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这里的“道”即是“先天地生”的世界的本源，即上文所说的无。作为道之使的气，其主要特征在于“变化”。道与气是体用关系，而气则可以“翻然自化”，运动是其内在本性，成为产生形质并推动形质变化的原动力。

到了宋代，气的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张载提出关于气的较详理论，认为：“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凡象皆气”，（《正蒙·乾称》）将具象世界及元气之前的“无”统一于气，建立了较明确的气一元论。并强调气的运动变化，说：“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正蒙·太和》）又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汤，升降相求，絪缊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申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说明了运行不息是气的内在本性，并不需借助丝毫外力。只有朱熹似乎将气当作“器”来看待，他提出了理与气之辩：“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认为理是气的根椐，不承认气的“自动性”。

后世多有发挥张载学说者，如王廷相、方以智、王夫之、戴震等人，在阐发气在天地间无所不在的同时，更强调了其运动性。

纵上所述，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对气的理解占绝大多数的看法是相同的，即气不是指具体的物质，而是以象会意，用以描述事物永恒运动的特性。当我们经历了古典哲学中气的思维历程，可以看出，气是基于一种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而形成的。中国古人从未将人与自然万物分隔开来，天人合一是其根本思想。天地与我同心，万物与我并生的老庄哲学，反映在认识过程中就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中国人是在有诸内必形诸外、由外而知内的理论前提下，通过直觉“领悟”，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注重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及运动，并且要求在认识过程中达到人心与道相合，即这种领悟过程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事物保持充分的一致性，对事物进行直接地把握。这使得其理论体系必然不是确定、客观的，也不是重实证的。相对于西方科学，在非对象性思维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医学是一种意象性的理论体系，关于气的理论也是如此。它明显地区别于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也难以融通。它不重视物质结构，它的概念并非通过解剖手段得来，故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所代表的意义是可变的、模糊的、抽象的。它的理论体系的形成也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通过直觉领悟来对人与自然、人自身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进行把握。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领悟之所得乃系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然而，为了极不情愿的表达的需要，它多采用了意象性的比类的方式。

2中国之气与西方之物质间的不同

不是所有东方和西方的东西，现代和古代的东西都能一一对应的，虽然关于气的学说同阴阳、五行一样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就此认为中国古代的“元气论”也象古希腊的“元素说”一样，将气作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客观物质实体或基本单位，则未免牵强。

诚然，不能离开物质来谈运动，而中国古人却是在探求运动的过程中引入物质的，（而非象西方那样先分析事物的结构，再去认识事物的运动特征。）这是中国古人特有的认识过程。他们关心的不是事物的肉眼看不见的细小颗粒，而是其气势磅礴的交感变化的相互关系。不同结构的事物的运动特性可以是相同的，这就是对事物运动进行认识的基础。古人只不过取气、阴阳、五行之象来说明事物运动的特征。同时，不同于古希腊，中国古人有其特殊的思维方式。他们不象欧洲人那样，将主体与客体严格区分开来，用分析还原的对象性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而是将自己融于这世界之中，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只会是注意事物交感变化的运动现象，通过直觉感悟它，而非是分析事物的基本结构。另一有别与西方的特殊之处是中国古人对这种运动规律的描述，他们不是运用抽象的概念、定义、逻辑推理，而是用比类取象的手法。所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古人取气之象，用来说明事物运动的虚无无形，遍流万物。正如汉字一样，通过形象的字形来表达特定的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三个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方面，我们在理解气这一概念时，不能将其机械地等同于古希腊的“元素说”，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粒子。张岱年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形、质有层次之别。质是有固定形体的。（此质不是今日一般所谓性质之质。）西方古代哲学所谓原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名词来说，应云最微之质。而中国古代哲学则认为万物的本原是非形非质的贯通于一切形质之中的气。这气没有不可入性，而具有内在的运动性。”[3]这说明气并不等于物质，而是表明一切物质的运动性的范畴。

3中医学中气的指象意义

《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当气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医学之时，同阴阳、五行一样，仅是取象的意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用“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的阴阳关系说明人体运动的不同状态。五行学说用五脏应四时、五色来说明人体生理功能运动的相互联系。而关于气，《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的言论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显然，此处之气并非指物质实体，而是指示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物质运动之象。《灵枢·决气》中岐伯在解释气的含义时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更为我们描绘出了人体生命运动的生动画面，而不见丝毫形质可言。

应该承认，古人用词常是一词多义的，没有精确的概念，即使给出了定义，也会衍为它用。《内经》中也有诸如宗气、营气、卫气、邪气、气道等概念描述，似乎确有这么一种物质存在于人体之中，但细究起来却不难发现其似是而非之处。首先，从其描述中可见，虽然似是在描述某种实体物质，然而仍从运动处取意。如“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灵枢·邪客》）此处对于营气的描述并未从分析其结构、形态、组成等处入手，让人无法确切知道营气倒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重在描述其运动变化的规律，给出一个具有某种特性的运动变化之象来。其次，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功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走一条分析、解剖的道路。中医学理论中的解剖学基础极其浅显，而且没有被重视，在这极简单的解剖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极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源自何处呢？很显然来自“黑箱方法”，由外知内，从人体外在的生命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象来研究人体。如藏象学说，其重点只在一“象”字，简直不能将中医学中关于“肝”的理论与能用手术刀切下之“肝”相对应。因为藏象中的“肝”实为一组有密切联系的人体功能活动的象，而非有形实体。同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古人用气来描述的那一系列如元气、六气、邪气、正气之类的名词，本非确有实体，而是同种功能活动的概称，取其运动之象。如果古人权且将其作为一种物质实体看待的话，那也是对“黑箱”内部的推测。而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能触可及、能用刀切下的活生生的肝脏都不屑一顾，更何况一气乎？

4气是物质运动之象

正如气一样，象属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不能被现代西方哲学摡念所代替的范畴，所以我们只能直接引用。这里的象不是一般所讲的形象的象，形象之象是完全客观的物体的外部特征，而这里的象虽然在客观世界中有其根源，但决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不是指具体的事物，没有具体的形态，却代表某一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共性并非是形态结构的共性，而是运动变化的共性。它是事物的运动、联系、变化被人的头脑加工过后形成的整体感受。是认识主体对事物的内涵、相互联系、特别是运动变化有充分理解之后所产生的对事物的一种综合把握。我们认为，象的形成过程有别于西方式的概念形成的过程。西方的思维是一种对象性的思维，在这种以分析还原为特征的对象性思维过程中，主客体永远处于对立的方面，感性认识必须经过感觉、知觉、表象、演绎推理等过程，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得到一个符合逻辑的理性概念，这一概念的全部意义是由这个演绎推理过程中的各个假设所指定的。而象的形成源于真觉感悟。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重在对运动变化的把握，对事物的这种永恒而又微妙的运动的体悟，便形成了一个个综合的象，中国的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等都是象。在中国这种以整体性、运动性为特征的非对象性思维过程中，直觉感悟本身就具有很好的完整性，而不必，也不可能产生逻辑推理等理性过程，其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综合的象，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不能说气是一种理性认识的概念，而是直觉感悟的象。

至此，在经历了古人的思维历程，对中西方思维方式作过比较之后，我们不难给出气的较为准确的定义：气是物质运动之象。

这里的物质同样也是取现代科学中通用的含义，即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能被感知或测知的客观实体。气不等于物质，而是表明一切物质的运动性的范畴，是认识主体通过直觉感悟，对事物的运动变化表现出的征象充分理解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把握。值得指出的是，正如上文所说，西方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使之过于注重物质的结构，故而看不到或忽略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只有在非对象思维中才会有气这一注重运动的范畴，而运动本身就代表无时无刻的变化，不象结构那样易于观测和数学表达，就更难于把握，非逻辑思维所能胜任。在现代科学中，每种物质都有其结构和层次，如果我们假定某物由A,B,C,D四个部分构成，每一部分所对应的运动规则的集合分别是a,b,c,d，传统科学对该物的研究从结构入手，一般认为该物的运动规则的集合是a+b+c+d，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整体，该物的运动集合有可能是ab+cd+ac+bd或abcd或其它的可能，而唯一不可能的就是a+b+c+d，因为当A、B、C、D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时，它们之间很强的相互作用及信息交换使这一整体的运动出现了“突现现象”，即物质的结构可以叠加，而运动不可以叠加，正如约翰·H·霍兰所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使我们对绝大多数物种的活动进行了分类，我们还远远未能认识生态系统中种种变化之效应。”[4]这是现代科学正在观注的复杂系统理论，并为其理论的建立而大伤脑筯：“为CAS建立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CAS是整体行为，不是其各部分行为的简单加和，CAS充满了非线性。非线性意味着，我们通常使用的从一般观察归纳出理论的工具，如趋势分析、均衡测定、样本均值等等，都失灵了。”[5]而这一突现的运动特性正是中国古人在整体观念下观注的对象，上述“ab+cd+ac+bd或abcd或其它的可能”就体现了事物运动的特性，表达这一运动的范畴即是气。在为复杂适应系统建立理论方面，中国古人为约翰·H·霍兰作了很好的解答。

运动是物质的固有性质和存在方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并不是说静止的物质就不可以从“气”的层次上加以描述，因为静止是从一定关系上考察运动时，运动表现出来的特殊情况，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静止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故这一定义同样适用于相对静止的物质。而在哲学意义上，由于“物质”一词代表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运动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所以我们说气属于物质范畴，但这与将气定义为物质是两个概念，应当注意区分。

在中医学中，气的含义应该是人体生命运动之象。而人体生命运动又具有多重特性，包括如精、津、血、脉、营、卫等各方面的生命活动，故《灵枢·决气》中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在《灵枢·营卫生会》中又有“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即精、气、津、液、血、脉及营、卫等都是气之下的范畴，这些名词在中医学中绝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实体名称，它们还代表了生命活动的一定形式或状态，其外在表象也是气。

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篇8

1）“方剂”和“中药”类数量多的主要原因在于具体的方剂名称、中成药以及具体的单味药数量很多；2）“中医文献”位居第二，是由于系统收录了大量的古代和现代医书、医案等名称，如“《经方要义》《南阳类案》”等，均属于中医文献类；3）“医学人物”类，系统收录了古、近、现代中医医家，如“朱丹溪”“葛洪”等，这部分内容也很庞大；4）“动植物”类实际指“药用动植物”，即单味中药的原植物和原动物，如“白斑角鲨”“黄凤仙花”等，有些概念词的中药名称与原植物、动物相同，既属于“中药”也属于“动植物”，如“黄柏”“蜈蚣”等；5）“诊断的过程”这一语义类型是原来系统加工西医诊断学时设立的，目前暂时保留了这一部分数据，该部分的概念基本为西医诊断学术语；6）“疾病或证候群”这一语义类型也是系统设立初期建立的一个语义类型，其内容包括了疾病、证候和症状，系统旧数据有大量的概念标为这一语义类型，还未修改；7）“中药化学成分”类包含具体的化学成分名称，系统收集了中药涉及的化学成分名称；8）“食疗－药膳”类包含可以用作食疗和药膳的具体名称，如“安神茶”“八宝粥”等；9）“中医机构”类包含了全国所有中医药研究机构、行政机构、医院、制药企业等，如“安徽省卫生厅中医管理局”“安庆市中医医院”“安顺制药厂”等。综上所述，使用最多的10个的语义类型都属于实体类型，均有较多实例，故包含的概念较多，在语义类型的使用上属于正常现象。

2使用数量少于10个的语义类型的情况分析

具体分析语义类型使用数量少于10个的有30个，它们的使用情况分析如下。1）语义类型本身为大类，按照“能用具体类型的就不用上位类型”的语义类型归类原则，这类语义类型本身在分类中只起到分类节点的作用，而具体归类则归为其下的具体类型，如“事件”“物理实体”“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信息文献学”“中药性能与功能”“有机体”等；2）语义类型本身定义范畴过窄，不能包含更多的概念，如“血”“血的功能”“津液功能”“精的功能”“腧穴功能”“五色”“五化”等；3）在中医药学系统里不能或者不需要作为语义类型存在的，如“归经”“针灸处方”“中药功能”“方剂功用”等；4）由于与其他语义类型定义分辨不清而归类错误或不完全的，如“针灸研究”“辅料”“中医预防”等；5）由于中医药学语义类型也是在不断修改完善过程中，有部分数据还未完全修改为目前的语义类型，如“中药药理作用”“矿物”等；6）语义类型分类过细，如“心理功能－中医心理”“神”“情志”“七情”。

3未用到的语义类型分析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现有语义类型128个，使用率为86．72％，未使用到的17个是：人工物质；中西医结合；医古文；自然物理学科；颜色；中医学与古代哲学；中西医结合疗法；制药工艺、农业；脏象学说；药用设备；思想或概念；研究设备；升降沉浮；研究活动；中药研究；师承关系；症状或体征。1）语义类型本身为上位概念，其下还有更具体的语义分类，如“思想与概念”“人工物质”“中医学与古代哲学”“制药工艺、农业”“研究活动”“中药研究”等；2）语义类型本身表示的是一种组合关系，而不是单一概念所能表达的，如“师承关系”“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疗法”等；3）语义类型设置过大，过于空泛，目前中医药学语言系统未涉及其内容，如“自然物理学科”；4）语义类型设置问题，不表示一种语义分类。如“医古文”表示的是一种语言形式，每个医古文形式的字、词、句都会表示具体的语义含义；5）语义类型设置太过于狭小，仅表示特别具体的意思，如“升降沉浮”是具体指中药药性的一个方面，不应作为一个语义类型存在；6）语言系统目前收词范围的局限导致未使用到该语义类型，如“研究设备”“药用设备”等；7）语言系统数据问题，“症状或体征”是最近修改的语义类型，原有这部分数据均标为“疾病或症状群”，数据还未修改。

4小结

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1篇9

神经症概念的提出及认识的演变

早在1769年，苏格兰医生WilliamCullen把神经症作为一类疾病术语提了出来。他认为神经症是“没有发热和没有局部病变的感觉和运动病”，是“神经系统的一般性疾病”。他在理论上把神经症明确地区别于神经系统以外器官的疾病。随着医学的发展，约在19世纪神经症被逐渐公认为没有神经病理形态学改变的一类神经功能障碍。在1859年，PaulBri-quet描述了Briquet综合征，提出了疾病的心因观。后来，法国人JeanMartinCharcot及其3个学生(JosephBabinski，PierreJanet，SigmondFreud)通过对癔症、疑病症的系统研究，确立了心理社会因素在神经症发病因素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由于心理学派的蓬勃发展，精神动力学派、行为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在对神经症发病的理解和治疗上都产生绝对性的影响，这一时期也可称为神经症的心理学化时期。近半个世纪来，随着现代精神药理学、神经生化和神经精神内分泌学的发展，尽管在神经症的神经内分泌和神经递质方面的发现不能确定是神经症发病的原因或是结果所致，常规的影响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神经递质的药物以及苯二氮革类药物对神经症的治疗具有不可否认的效果，生物学观点在神经症发病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因此，现代精神病学更趋向于用生物一心理一社会整体医学模式的观点来全面理解神经症。

神经症概念范畴的发展现状

神经症作为一个独立疾病单元的提出到目前为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其范畴在不断的变化。既往神经症所包括的精神障碍中，有的障碍并不完全符合神经症的共同特点。如癔症，它不仅可以没有自知力，对自己的症状并不感到痛苦，同时还可以表现出人格解体。所以，在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美国的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中废除了神经症的分类概念，取而代之为焦虑障碍、躯体形式障碍和分离障碍。在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中将神经症性与应激相关障碍和躯体形式障碍归为一大类，并未对神经症下描述性定义，也未明确指出神经症应包括哪些障碍。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仍将神经症作为独立疾病单元，保留神经症的分类，但将不符合神经症共同特点的癔症从神经症中剔除，也成为独立的疾病单元，体现了我国的精神障碍分类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同时，在CCMD-3中将神经衰弱仍保留在神经症分类中，体现了我国的国情。三种疾病分类对神经症相应疾病的分类位置见表1。

神经症概念发展的争论

神经症概念从提出到现在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争论的过程。

神经症本质的争论神经症是神经系统的疾病，还是其他系统的问题，随着医学的进步，这一争论也在变化着。当医学认为神经症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时，又提出是功能性还是器质性的问题。当现代医学和生物学发现不了有关神经症的生物学依据时，我们认为神经症就是心理疾病，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虽然现代医学不能发现有关神经症的生物学诊断证据，但在神经生化、遗传和精神药理等方面却发现了不少非特异性的异常。就目前来看，尽管医学认为应从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来理解和治疗神经症，但在其他专业领域，仍然存在神经症是心理功能异常所致疾病，不需要药物治疗的观点。

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篇10

关键词：医院药事管理；临床药学服务；价值分析

当前，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临床药事管理体制逐渐完善，且临床药事管理在整个临床医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所以应及时对药品保障制度进行优化改革，以此强化药学技术。在本文研究中，将对医学药事管理体制进行分析，从而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更为完善的参考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基本资料

从2012年3月～2013年3月期间选取我院接收患者40例，在此期间我院未进行药事管理；从2014年3月期间～2015年3月期间选取我院接收患者40例，在此期间我院开展药事管理。将其分别设为参照组和研究组，在参照组患者中，有25例为男性，15例为女性，中位年龄（45．2±2．1）岁；在研究组患者中，有30例为男性，10例为女性，中位年龄（40．2±1．9）岁。对两组患者的中位年龄以及性别等比较，不具有显著差异性。

1．2方法

在进行药事管理期间，主要对以下几点进行完善和创新：（1）首先，可以对每个科室的药物应用情况以及药物种类进行统计收集，从而对每一个科室的用药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对临床合理用药进行细化的讨论，以此强化临床用药问题的合理性［2］，在药事管理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每一个患者提出的疑问细心解答，并定期不定时开展关于药事管理的相关讲座，从而以健康科学的理念强化各个科室人员的专业知识；（2）对药物的配制管理部门来说，首先需要专门的护理人员，并且需要专业技能强且技能丰富的药物配制人员一同工作。以静脉药物配制部门为例，工作人员要对点滴注射药物的配制工作合理完成，对于急重症患者，或者需要进行化疗的患者来说，必须做好静脉注射的配制工作。根据配制准则进行用药处理，以此提高用药安全率［3］；（3）临床药学服务网络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化，可以将计算机网络应用于药学服务的管理中，如应用电子处方执行，医生可以通过医院网络和药房直接连线，从而节省中间多个繁琐的步骤，和谐医患关系。

1．3统计学分析

本次进行研究的80例患者数据均应用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其中对两组患者满意度的比较用率（％）的形式表示，行χ2检验，当数据呈现为P＜0．05，表明统计学意义存在。

2结果

经过统计显示，进行药事管理后的患者满意度显著优于未进行药事管理前的效果，医院各个科室的用药水平以及效率也得到显著提高，见表1。

3讨论

3．1医院临床药学服务中专业药师起到的价值和作用

药物在分配到各个科室使用的过程中，首要保证的就是药物的科学化应用，只有药物合理化应用，才能真正发挥药物的疗效，并且保证患者在日后的恢复以及治疗过程中，不会产生不良反应，从而提高用药的安全性，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当前，对于药物合理性的应用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且临床对于药物服务以及应用管理的研究越来越深化，所以要保证用药合理性，主要从下面几点进行完善［4］：（1）强化药物科学使用的概念，了解药物应用的科学化概念，才能发挥药物的最大价值，以此最大程度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以及副作用；（2）了解药物合理性的运用概念，强化医疗人员的用药技能［5］；（3）药物人员以及临床医学人员要能够通过患者的既往病史以及现有诊断，准确的提出制定用药方案，避免对患者身体以及心理的双重打击。

3．2抗生素的应用

临床药物使用的过程中，抗生素药物的应用可谓十分广泛，但是所引发的不良反应率也较高，因此，临床在使用抗生素时，必须遵照相关规定，由专业的医师和药师共同协商进行开药。对于想要使用抗生素的患者，必须出示完整的使用证明以及开具标准，而对于证明不全的患者来说，药师不可予以开药。另外，药师所开的抗生素药物剂量必须合理，不可过多；如患者既往应用抗生素时，出现了明显的不良反应，则必须再次进行皮试，以此防治抗生素随意使用的情况发生，以此提高患者的用药安全概率。

3．3对静脉用药管理管制

对患者进行点滴治疗可以提高用药的起效时间，但是在此过程中，点滴治疗也同样会产生一系列副作用。当前，随着医学技术的创新深化，医学人员水平的不断深化，提高了用药安全率，而有些地域受到发展水平的限制，在进行静脉用药过程中，出现静脉用药事故的概率依旧让人担忧，针对这种情况，医院的医师和药师必须合理沟通，医师要确保病例准确，进行静脉药物的开具［6］。另外，对药事管理的相关要求必须合理执行。

3．4药学服务的智能化

合理大量的应用计算机网络化技术，从而将药学服务智能化最大程度开展，缩短患者前来治疗以及开药的时间，并为医师治疗更多的患者提供保障。

综上所述，将医院药事管理应用于临床药学服务中，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增强用药安全率，降低医疗纠纷的发生概率，从根本上防止滥用药物情况出现。本文的相关论点与赵艳、卢熠和刘桂萍、欧微［6～8］的依据相符，可以为临床提供相应的价值和参考。

作者:张冰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妇幼保健院

参考文献

1张艳平．医院药事管理在临床药学服务中的价值与作用．中国中医药科技，2014，Z2：355～355．

2刘雅兰．医院药事管理在临床药学服务中的价值与作用研究．心血管病防治知识（下半月），2015，10：159～160．

3李馨，付秀娟．科学培育规范管理，建立稳步发展的临床药学服务团队－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药学实践．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2014，4：214．

4王莉，宋绪彬，魏光明，等．运用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完善医院药事管理．社区医学杂志，2012，10（12）：71～73．

5陈艳，宗强，陈爱民，等．PDCA循环管理法在医院药事与药物使用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安徽医药，2014，18（2）：365～368．

6王少华，赵艳．医院药学发展热点与药学服务关键环节浅议．药学服务与研究，2012，12（3）：232～234．

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篇11

随着全球科学格局的变化,中医药学的学科方向需要调整变革与创新。所谓科学大格局应该包括着概念的更新,思维模式的转变,理论框架的构建与付诸实践行动的指南。其中的重要因素,应该是科学概念的更新和宇宙观的深化。当英国物理学家史迪芬•霍金在1974年做黑洞预言时,整个科学界为之震惊。黑洞是一个只允许外部物质和辐射进入而不允许物质和辐射从中逃离的边界(eventhorizon)所规定的时空区域。黑洞会发出耀眼的光芒,体积会缩小,质量要无限大,甚至会爆炸。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逃脱。当恒星的史瓦西半径小到一定程度时,就连垂直表面发射的光都无法逃逸了,这时恒星就变成了黑洞。说它“黑”,是指它就像宇宙中的无底洞,任何物质一旦掉进去,“似乎”就再不能逃出。由于黑洞中的光无法逃逸,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黑洞。宇宙中黑洞的物质运动是不规则的、非线性的、不确定性的,显然它是我们研究的对象。2010年11月16日美国宇航局宣称,科学家通过美国宇航局钱德拉X射线望远镜在距地球5000万光年处发现了仅诞生30年的黑洞,其中有90%的暗物质。尚今我们可以看到的物质只占宇宙总物质量的不足10%(约5%左右)。暗物质无法直接观测得到,但它却能干扰星体发出的光波或引力,其存在能被明显地感受到。在宇宙中,暗物质的能量是人类已知物质能量的5倍以上。

暗能量更是奇异,以人类已知的核反应为例,反应前后的物质有少量的质量差,这个差异转化成了巨大的能量;而暗能量可以使物质的质量全部消失,完全转化为能量。宇宙中的暗能量是已知物质能量的14倍以上。上述宇宙天体的观测与发现又会对中医药学有什么影响呢?中医药学确切说不是唯物为主的,而是以唯象为主体,是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强调关系本体论,注重能量与信息的时空转换等,这些无疑是与现代大科学的宇宙观相吻合的!始于20世纪中叶的一个争论比较久远的问题,那就是中医药学被称做经验医学,学科本身有没有自己的理论?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资深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对中医中药的事业很关心。他十分肯定地说:中医药学有自己的理论,中医药学的理论是现象理论、非线性理论、是巨系统的复杂理论。它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文明科学哲学的底蕴,体现了中国人崇尚真、善、美;另一个方面,它能够指导实践,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其与线性科学不同,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思维模式。上世纪初期,西学东渐,还原论盛行,还原论无疑给人们带来了工业文明的进步,给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功不可没。然而还原论的盛行,特别是“”提出“打倒孔家店”,否定了优秀的中华文明,是一个重大的错误。21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年,迎来了中华文明的复兴,呈现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并行的时代,全球截止到2009年已有720多所孔子学院,关注学习中国的文史哲。长期的农耕文明、象形文字造就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中医药学的原创思维,形象思维决定着我们重视观察和体悟。我们重视病人的客观表现,做好望闻问切四诊的检查,就是通过四诊收集到病人“象”的表现,医生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对于“象”作出分析,是临床医生诊疗工作的依据,这是主体的认知过程,将主体、客体、象、意、体结合,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象思维。“象思维”属于动态的整体,其所使用的工具有视、嗅、听、味、触等感知层面,还可有超感官之形而上层面的内容,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如老子的“大象无形”、顿悟等。

健康理念的更新是21世纪中医药学重要的源动力。20世纪以还原论为主体的西医学是建立在以“病”为中心的模式上,今天则需要从诊治“人的病”向关怀“病的人”转换。忽视了主体是“人”,过度注重医疗技术的进步而忽视人文关怀是错误的,以致出现心理障碍、精神疾病发病率增高又得不到合理的诊疗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均重视了医疗改革,突出表现在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健康理念的更新。健康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医学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人类的生活满意度与生存幸福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的是满足各类人群的不同医疗需求和实在的疗效,重视个体化医疗与循证医学证据等,这是引起西方学者关注中医药学的内在因素之一。中医药学的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可引领21世纪医学发展的方向。其整体医学思想、多维恒动的关系本体认识论、顺应自然的各种疗法有其存在的广阔天地。为此,中医药学学科建设要坚持我主人随,弘扬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重视传承和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要植根于大科学的背景之下,要适应大环境的变迁。所谓大环境的变迁应该包括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要服务于大卫生的客观需求,促进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朝向全社会的广大民众,要提高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公平性和社会可及性,要让广大群众能够得到及时、合理、安全、有效的防治,对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吃得上药、吃得起药,能够把中医的适宜技术加以推广,更要重视人文关怀,及时解除病人的痛苦。为实现中医药学科的总体目标,科学与人文融合互动,东学西学兼收并蓄,来建构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学科建设要贯彻“我主人随”的原则。20世纪的中医前辈们是为了中医的生存而奋争,现在我们需要面临的是为中医药未来的发展谋策略。我们主张以国学、国医为主体,有主有从,中西结合,同时,欢迎和团结一切关心中医药学发展的多学科人员与社会的有识之士参与进来。

2中医药学学科方向概述

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和人群的健康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中医药学的学科方向是在自然哲学的引领下实施医学健康行动,针对“以人为本”的健康问题与中医药学的临床优势病种,以辨证论治为主体方向的个体化诊疗手段,不断完善中医药学的评价方法体系,以获取共识性的循证证据,进而提高中医药学理论的科学性与技术的可及性,保证技术使用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国内外通行标准,不断地提升中医药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自然哲学是任何自然科学的引领指针,在“道”的层面。本世纪的自然哲学观重视系统科学为核心的网络信息链接为主的模式,强调关系本体论和实践第一性的观点。这也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重要的挑战。纵观上世纪医学科学的发展轨迹,是以二元论和还原论为中心展开的纯生物性理论与技术的发展方向;代价是医学人文的失落,浪费主义盛行,卫生资源的短缺,寿命虽有延长但伴随痛苦的增加,眼中只有“病”而没有主体的“人”,过度追逐科学化,以生物学标准判别疗效。虽然在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治疗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发现了医学主体“人”的复杂性、能动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等特质,尤其是现代宇宙观的重大变化,带来了人们视觉域的不断拓宽,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中医药学带来的是更多的机遇。新的自然哲学观引领下的健康新理念主要强调的有:突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主张整体系统的和谐与统一的理念,注重关系本体论的认识方法,在真实世界的背景下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注重人文关怀、人的道德和人的社会适应性能力的培养。

把针对“以人为本”的健康问题与中医药学的临床优势病种作为中医药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中医药学历来是重视“人”这一主体因素的。“人为本,病为标”、“治病救人”等理念深刻烙印在中医药学人的脑海中。人有生物学属性,更有社会心理属性,每个人均有1×1014个细胞,同时还有寄生于人体上比人体自身细胞多10倍的细菌,多么庞大的军团!人的健康问题又是十分广阔的天地,中医药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目前中医治未病(包括亚健康防治)思想与工程不断推进,中医养生和中医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十分活跃,中医心理学也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在中医药学的研究领域,“十一五”期间国家各类研究计划把重点放在了现代难治病的辨证论治方案和证治规律上,其中包括临床流行五病,即高血压病、冠心病、中风病、肿瘤及糖尿病;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也有专项资助。2009年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2010年的手足口病,中医药在防控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优势病种上,以辨证论治为主体的方向,如何把握好时间、空间的转换,寻找到证候演变的拐点,有效诊治与阐发机理是我们的优势。譬如冠心病,有胸部闷痛、心电图不正常,可以确诊为冠心病,然而介入造影检查冠状血管完全是通畅的,未见有斑块,它只是微血管的血循障碍;中医称为“病络”,是络脉的病,按“络脉者,常则通,变则病,变则必有病络生,病络生则络病成”,通过审证求因、明辨导致病络的核心病机,依据共性的病理环节进行治疗,运用复方中药的标准汤剂多获较好的疗效。以“证”为人类健康维护的中心加以展开,“有是证,则用是药”,贯彻“我主人随”的主体性原则,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天人相应、形神一体、动态时空等,均有其合理的内核。

保证技术使用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标准。针对中医药优势病种诊治疗效的共识性问题有二:一是疗效的循证证据不足;另一是担心中医药技术的安全性。前者要不断地完善中医药学的评价方法体系,以获取公认的循证证据,这是目前中医药学术领域重要的方面之一。要充分而客观地看待循证医学,一要学,二要懂,三要用,四要知道局限性,五要为我所用、创新与发展。特别是关注“人”和“病人”的评价研究,如自我感知、心理承受、知情同意等。在安全、有效、稳定的大前提下亟待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标准,这是一把公平的尺子,是人们均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否则难以比较,无法约束而使行业行为处于无序的状态。要以全球的视野去处理中医药学的相关问题,这样才有一定的高度,才有和谐的发展环境,才能使中医药学有良好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现今提出的中医药学学科方向的调整变革问题,是基于目前二元论与还原论逐渐被多元大科学的革新所取代,同时一元论与系统整体论的兴起也需要不断地拓展,把“人”放在天与地之间来看人的健康,来看人的疾病,精气神一体,象与形融通。我们主张科学和人文融合互动,然而医学的方向不能够从人文到人文,如果是从人文到人文,过分强调象思维,不与形体融通,就不能更好地维护健康。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大问题。现在人们问责大学,问责大学培养的人才社会适应性差。从中医药学科看,主要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实践技能不足,亟需强化基本功训练等。值得思考的中医教育是跟着西方的模式走,是借鉴,能赶超吗?要重新调研,要吸收宋代书院及太医院教习,优化目前中医药学的教学资源,闯出中国人自己的路!

3中医药学学科方向内涵的调整

以人类健康为主要研究方向,在具体的学术内容上朝向个体化医学(personalized)、预测医学(pre-dictive)、预防医学(preemptive)、参与医学(partici-patory)(简称4P医学)作出调整,以适应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与网络医学(networkmedi-cine)的发展。东学西学融合提倡4P医学,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完成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迅猛发展,药物遗传学从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个体化医学的概念也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基于药物遗传学的发现如何去发展个体化医学,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对于患相同疾病的不同病人,现在的用药方法是用同样的药,而在将来的个体化医学中,由于可以预测不同病人的药物效应,即使是治疗同一种疾病,医生也可能根据病人的遗传背景来选择合理的药物和最合适的剂量。同时,医学模式中的心理、社会与环境等方面也是个体化医学的重要内容。显然中医药临床医学的核心———辨证论治的理念与技术将在21世纪的个体化医学方面有充分的发展机遇。各类人群,不同的环境,得病的机率是不一样的。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是人们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生存需求与本能。四川人为什么吃辣椒?因为四川地区是一个湿气较重的区域,火神派医生多生长在四川,其用附子非常多,做菜都可以加附子。所以人适应生存环境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人养成生活习惯的条件,包括自然生态,也有社会环境。中医关注一个人在一定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下,整个生长过程、成长经历,再加上他现在的表现,通过望闻问切综合地观察与评价,所以中医学才是真正的个体化医学,包括个体化诊断和个体化治疗。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提倡预测医学,预测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其重点应该放在病前的早期监测上,可及时地预测、辨识健康状态及变化趋势,一旦发现异常变化就要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预测医学包括各种气候、物候、环境、致病因素等,既要关注环境等自然条件,又要关注是什么样的人得了什么样的病、怎么样去调理、针对人体的状态通过调身心去解决对病证的治疗等问题。中医多通过望、闻、问、切的宏观观察方法,也可以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应用生物学指标做微观的研究。中医治未病思想和五运六气学说是代表性的预测医学。关于整体医学指引下的预防医学,即是对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进行人为的干预,包括药物干预、营养干预,或者是生活行为干预,这是目前应对慢性病公认的最佳策略。中医药学中整体系统医学思想早已有之,且有明确的内在标准,如“气脉常通”“阴平阳密”“积精全神”“形与神俱”等。具体干预的方法也众多:“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等,均为实践证实有效的生活调摄方法。“民以食为天”(《汉书》),中国人最讲究饮食与营养,中国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之一就是饮食文化,在医学领域中也形成了独具特色优势的饮食疗法:“调”为核心的理念与相应的丰富烹调技术。不仅有药物干预方法,还有祝由调心、调气、调神、针灸等上百种外治方法,且多为天然、可及、安全、经济、有效等干预措施。

至于参与医学,即对个人的健康并不是被动地仅由医生来决定如何进行诊断和治疗,倡导自己也要主动地参与到对自身健康的认知和自觉维护的全过程中,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提倡科学与人文融通。中医药学历来重视人的智慧能力,“人为本,病为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机体在发病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决定着病人在临床上是否发病的关键。治病的目的是救人,“人”是核心,是健康的主体。转化医学作为重点的变革之一,要凸现个体化医学的中医药学优势,同时还要参与到全球卫生信息化工作中,重视高概念时代的医学导向,为构建统一的新医药学奠基。什么叫高概念?一要有现代的大科学理念;二要研究复杂的相关性,要敢于突破原有的学术边界,提倡整合;三要在实践中践行诠释与创新。目前美国已有38所大学医学院建立了转化医学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06年起实施“临床与科研成果转化奖励计划(ClinicalandTranslationalScienceAwards,CTSAs)”,美国国立卫生院每年投入5亿美元用于推进转化医学。转化医学这个方向的变革是由广大民众对医药的客观需求拉动的,要以病人为出发点去研究、开发和应用新的技术,强调的是病人的早期检查和疾病的早期评估。在现代的医疗系统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医学的研究进程向一个更加开放的、以病人为中心的方向快速发展,以及对于从研究出发的医学临床实践的社会包容。故此,转化医学倡导以病人为中心,从临床的实际工作中去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再做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基础的研究,然后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基础与临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进而提高医疗的总体水平。所以,转化医学的研究模式主张要打破以往研究课题组单一学科或有限合作的模式,强调多学科、多机构、多层次组成课题攻关组,发挥各自的优势,通力协作。中医药学历来以临床医学为核心,从临床到基础,临床是开端,通过基础的研究、机理的研究再回到临床上来,还要以临床研究为最根本的评价标准,因为基础理论升华、中药研究与开发的源泉都在临床。医院要到院前去转化,院前就是社区、乡镇和农村;临床上的成熟技术要向产业转化,研究的成果要向效益方面转化,要应用到基层上去;医、教、研、产要向人才培养转化。转化医学的模式要具有普适的价值,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更要有永续的动力去支撑可持续发展。转化医学的模式需要稳定的结构,过去的提法是创新团队,进一步朝向产、学、研联盟的更新;近来已有专家提出“多学科联合体”这一新概念,未来我们应该建立多学科联合体。多学科的联合体有3项要求:第一,一定要有多学科、多机构、多层次性的稳定结构;第二,要引领转化医学的研究方向,要朝向基层、朝向临床、朝向应用,将农村、社区慢性病的防治、防控突发传染病等作为研究的重点;第三,要实行医、产、学、研、资一体化。资源的“资”,要求前置进入市场,进行资本的有效运作,在实践中来提高学科自主运作的综合能力,这也是我们把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工作做好的保证。如此,我们就能够取得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促进健康基金会等有效的参与和大力支持,就能够有资本的高效支撑,中医药学的学术发展必然会更加顺畅和健康地向前快速发展。

总之,转化医学的重点要前移,移到预防上来;重心要下移,移到社区和乡村中去。网络医学也是调整变革的热点。还原论的思想与方法功不可没,但是用它来解决生物医药复杂的病理过程,特别是多因素、多变量与多组织器官变化的过程就十分困难了。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的转化,必然要涉及到机体相关性的网络系统与多重靶点效益的整合互动时空。从系统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机体受到某一个应激性刺激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网络的系统调控,应激系统运作,到一定的时候还会启动机体的代偿功能,一直到系统失控时,才表现出疾病的表征。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只是特异性、机体自我适应性,还有机体自组织、自修复、自调节等方方面面。所以,疾病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机体整体、各系统、各器官、各层面组织细胞,它的共有特征就是网络协调性。在这种背景下,要认真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把原有的中医药学的学说与理论,合理地延伸到所谓的神经体液免疫的网络之中,延伸到细胞的分子网络体系之中。网络医学不仅仅是人们理解的用计算机远程会诊、哪个医生看什么病、享受医疗资源,更重要的是网络医学是来解释健康与疾病,特别是复杂性、难治性疾病的。这种机体产生的各个组织细胞的复杂病理变化有它的网络变化的整合效应。探索复杂疾病之间的内在关联,重要的是要解决表征问题,根据表征与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不仅要了解基因,还要知道基因的功能以及它与表征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衡量临床疾病诊治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反映疾病真实面貌、治疗的效果,还要注意它的临床中间节点,同时也要注意影像学等检测的客观指标的表征变化,把这些主观的评价表征和科学数据结合起来。疾病是多因素、多变量、多环节,它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网络结构,我们要解释在网络中它的共性病理环节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单靶点,而是一个多靶点的节点的协调变化。

这就是中医要解决的证候的核心病机,所以网络医学、病理生理学都具有一个非常亲缘的关联,都是揭示疾病发生的主导环节与多节点、多靶点的互动,这样就可以去探索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关系本体与实体本体的链接。正因为网络医学是构建在系统内、整体内的,故重在综合。在网络医学引领下,基于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系统生物整体观念,把疾病理解成表征,即是中医“证候”。表征的基因是一个功能化的概念,基因节点就是多靶点,与药物受体三个要素互动,运用计算机技术,观察药物对病理网络的干预和影响,这样就使研究的新药更贴近于疾病的本质,从而提高研究的效率。在前期“973项目”的研究中已提出了复方组合化学这一新的复方中药概念,在网络药理学基础上提出来的研究复方组合化学的新方法,它是针对复杂疾病系统的多靶点、多环节的。复方网络药理学,它是以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等系统生物学为基础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运用基因芯片技术以及二位凝胶点、蛋白凝胶点等,我们不仅能够识别基因,同时可以探讨这个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功能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间上实现蛋白质表达及多个基因的组合互动等。通过对先进技术的组合,我们可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去研究,完全有可能反映系统的复杂问题。

4中医药学的学术创新门径

面向未来,最为重要的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4.1注重学科建设

第一,是学用诠释学。诠释学是理解、解释与应用三位一体的科学,对于学科的骨架概念进行诠释也是创新。如中医学的概念,冲、任、天癸、玄府、气液、病络等概念是西医学中没有的,要给出一个清楚的概念使人能够懂得、能够接受、能够理解,在国内外的生物医学期刊上发表。联系到评价一所高校的整体水平,要看教师(医师、研究人员等)包括研究生每年能有多少篇论文被SCI收录,又有多少能够体现中医药学的学术水平、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是比较重要的。将西医学没有的概念给予诠释,被接受并吸收了就是对于医学科学的充实,关键在于它能够指导临床。例如,在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SARS,下称“非典”)的中医药应对过程中,运用了中医诠释。在参加非典死亡病例的病理解剖中,我们真正地看到了“肺热叶焦”的形态,非典的病原体是明确的,变异的冠状病毒导致出血性肺炎,打开胸腔看,肺叶萎陷干枯,满腔的胸血水。怎么解释?机理是什么?至今不清楚。按中医诠释,金元医学大家刘河间在其著作《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有“气液玄府”理论,就能够很好地解释非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胸血水和“肺热叶焦”。由于毒邪的感染,疫毒之邪侵犯了肺中的络脉,络脉瘀滞而渗出了血液,血液又通过了膈膜,膈膜上的孔隙是不是细胞间质还需要进一步求证。依据刘河间的学说,其机理是渗出的血液通过膜上的“玄府”而渗透进了胸腔的。这个例子中最可贵的不只是我们看到了“肺热叶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能用来指导我们的临床治疗。它是由于疫毒之邪导致了病络的形成,通过玄府渗出来的胸血水,那么需要用解毒清热、凉血化瘀的治法,可使用辨证的中医汤剂,也可大量地使用静脉注射液,包括清热解毒的喜炎平、热毒宁等,还有活血化瘀的复方丹参注射液、丹红注射液等,再用一些益气养阴中药治疗,尽早投药治疗可取得较好的疗效。通过中医药的综合抢救很多病人就有了生还的希望,还能减少大量激素冲击治疗带来骨质疏松的弊病。

第二,是循证医学。循证医学不等于随机对照实验,然而循证医学的理念为大家所共识。循证医学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医学,然而我们要得到一个共识的疗效,就必须更新现有的评价方法,去创新方法学,才能达到共识的疗效。共识的疗效就是说中医药的临床实验所取得的疗效,中医认可,西医也认可,中国人认可,外国人也认可。如此,我们不仅可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而且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上也能够发表文章。例如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首先在预防方面我们研究了一张小复方,有鱼腥草、金银花、、薄荷、生甘草,制成标准汤剂送给大、中、小学生和基地受阅部队食用,当时北京7、8月份时还没有疫苗研制出来。通过回顾性的研究,做了3万多例的回顾性调查证实,中医药是有一定预防作用的。在佑安医院做的263例轻症的临床实验,一组使用莲花清瘟胶囊,一组使用达菲胶囊,进行了甲型H1N1流感治疗的非劣性检验,结果说明莲花清瘟胶囊治疗效果不比达菲胶囊差,而且在流感样症状缓解方面还有它的优势。关于完善评价方法体系,我们对于疾病防控,特别是社区慢性病的防控,随机对照临床实验是有局限性的,可采用实用性的随机临床实验。要比较中医在参与治疗中是否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在什么样的时空间起作用?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能体现出中医的疗效优势和它的特质吗?从而服务于广大民众,同时也要发表学术论文,还要在国际上、在SCI数据源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样也就提高了我们中医药学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学术影响力。

4•2提高人才素质与学术创新能力

第一,就是要兼通文史,透视组学,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分析要逆向对接。学术方向的调整与变革的最高理念是宇宙观,宇宙是由大而无外的大一与小而无内的小一共同构成的,大一寓有小一,小一中涵有大一,两者相兼容而为用,大一含天体、地学、物候、气候,小一含蛋白质、分子、中子甚至比中子更小的。综合和分析,宏观和微观,关系本体论和实体本体论,要去对接。宏观的研究向下,微观的研究向上,如果能够对接上,找到契合点,这就是一种重大的发现。然而机会常常是擦肩而过的,平行地擦肩而过,没有能够契合在一起,大概需要几代人,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工夫。然而,大一融入小一,小一酝于大一,大一小一能够融通,东学西学能够兼容,科学与人文能够融合互动,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是如何体现中医药优势,其重点在临床医学。首先是有肯定的疗效,而后要制定诊疗指南和规范标准,并且具有可推广和辐射的能力,再后去发现其中的机理。

第二,要科学与人文的有机融合。学科带头人要能够兼通文史,特别要关注科技发展史,包括对中医的各家学说等应该有很好的把握。传承是基础,创新是目标。要实现创新的目标,要通过崇尚国故、追思前贤、善于学习借鉴等手段来实现。例如“小学”,这个“小学”是指对文字的释译。药者毒也,药能对抗疾病,如大黄、附子等;药者厚也,药也能够补充营养,像阿胶、鹿茸、熟地黄之类;药者瀹也,瀹有疏导调节之功。这个“瀹”字,三点水,说明水是源泉,上善若水,积淀厚重;右面上是一个人,人底下一个横,一是阳,断开了当然就是阴,一画开天,人贵阳气;三个口为团队,群体,三生万物;再下面是一个册字。团队所谋之事,含事理、伦理、哲理,有和合配伍的物质群体,才能起到疏导调节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实践和时间的更多检验。

第三,是透视组学一定要用系统论来指导还原分析。要从整体出发,进行还原分析的研究,通过还原分析的研究回归到整体上来。要重视表征,重视观察、体悟、司外揣内等,这是中医药学的特点之一。基因、蛋白质、代谢组学和表征之间的关联,我们希望能做逆向的对接,然后它非常可能是平行的擦肩而过,对于新的技术应该着眼于整合,使之成为系统才具有创造功能。

医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范文

从价值论维度看，生命个体不仅是被动性概念，也是个自主性概念。受达尔文主义的环境选择和生存竞争概念的启发，康吉莱姆在把个体性理解为一种存在论关系范畴的同时，又赋予其价值论的意义。他指出：个体性概念和生命价值概念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一个生命体不能被归结为各种影响作用的交会地”，就是说，不能把生命体理解为一个纯然被动的概念。恰恰相反，“有机体所依赖的那个环境是被有机体自身所建构和组织起来的”。一个与其环境深度融合的生命体具有这样一种存在特性，即：它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赋予周围的事物以意义，而“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意义是对与某个需求相关的价值的评估”。这种评估意味着，有需求的存在者是在建构一个不可还原的价值论参照系。根据对生命个体性概念的这种价值论解释，康吉莱姆指出了现代生物学的一个基本缺陷：它试图将对意义的思考驱除出它自己的领域，使自己完全服从于物理化学的科学精神，将它自己的自主性拱手相让。实际上，生命价值在生物学中具有优先性，因此，对于以生命个体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学来说，它首先应把生命体理解为一种意义的存在者，把它看作是价值秩序中的一种性状。换言之，生命个体以其自身为中心来组织它的周围环境。从认识论维度看，生命与概念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康吉莱姆对生命个体性概念的第三种反思是从认识论上进行的：生命与概念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生命研究如何可能？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康吉莱姆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哲学史———尽管他非常赞赏黑格尔的生命与概念具有同一性的思想，但他还是远溯到了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命体的本性是“灵魂”，而灵魂“同时是生命的现实、实体和它的规定、逻各斯”。康吉莱姆认为，亚里士多德用作生命原则的灵魂概念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生命概念具有类同性。

按照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看法，生命具有“信息性”，生命本身就是信息，生命个体性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交换”。因此，现代分子生物学和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都认识到了，所有的个体生命中都存在着一个逻各斯或概念。当然，康吉莱姆在这里只是以类比的方式表明了生命与概念之间具有同一性关系，而他对这种关系的证明，是通过吸收柏格森的有关思想来完成的。按照柏格森的观点，概念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诞生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用以扩展人类机体适应其环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就是工具，换言之，概念认识是有用的。但与此同时，概念认识又是虚构的，它不能揭示生命的真实本质，只有直觉认识才能够使我们真正地理解生命的本质。就此而言，概念是与生命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就有机体都可以同化它们体外的事物以用于摄入营养和维持生存来说，它们也完全可以被看作具有“概括”这种官能。在此基础上，康吉莱姆进一步指出，“并不是只有完善的有机体、肉眼可见的有机体才能够概括。所有的生命体，细胞、机体组织都可以概括。在任何层级上，生存都意味着选择和忽略。”由此来看，概念和生命就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因此，如果说从环境中来吸取生存必需物是所有生命体的典型趋向，那么人类的抽象认识是对这种典型趋向的一种独特而重大的扩充。根据生物信息和认知信息之间所存在着这种同一性，康吉莱姆得出结论说，“生命即概念”，生命是意义和概念，概念在生命之中。

二、生命现象的深层特性：疾病、健康与差错

在阐明生命的本质是个体性这一核心旨趣之后，康吉莱姆接下来试图揭示生命现象的深层特性。而他对生命现象的探索，是在对现代医学中的“健康”、“疾病”、“差错”等基本概念的哲学反思中完成的。1．疾病疾病并非对“常态”的偏离，而是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所遭遇的痛苦。法国医学传统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是，“健康即常态”。这里，所谓“常态”是指“理想常态”，也就是一种用以定义健康状态的“统计学的常态”。基于这一常态概念，法国医学对疾病和健康进行了界定。疾病被定义为一种对理想常态的偏离，它表现为“正常状态的量的变异”。就是说，病理现象被描述为一般生理现象在强度上的增大或减弱。在康吉莱姆看来，这是一种疾病的实证主义观念；然而，实际上，疾病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生理参数的量的变异。他认为，这种量的变异无疑可以成为疾病的一种指标，但只有当它反映作为整体的有机体的偏离，反映一种量的变异时，它才能被认为是病理的。例如，根据与血糖含量相互作用的其他参数，血液里同样的葡萄糖含量对一个个体来说是病理的，但对另一个就不是。确定一种症状是否为病理的关键，在于“它在一个个体行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所具有的内在关系”，脱离这种内在关系、孤立地谈论症状和疾病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说器官、组织、细胞有疾病，这种说法在医学上是不正确的，“对所有的生命体来说……疾病只是作为整体的机体组织的疾病”。而从机体组织这个整体来看，疾病其实是生命的消极价值的存在，而消极价值是整个生命价值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疾病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独特性质。正因为如此，用以确定疾病状态的，就不是对规范和标准的偏离，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病人的痛苦具有个体性，正如中国传统医学所表明的，医生所治疗的每一位病人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病例，他们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2.健康健康并不是“常态”的恢复或持续，而是生命个体对环境的适应与创造。与上述关于疾病的哲学定义相适应，在康吉莱姆看来，健康也不是指恢复到由理想常态所定义的正常状态，相反，健康是指生命体经由容许自身变异的空间而对变化无常的环境的适应。这种适应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保存”，“自我保存不是生命的普遍特征，而是一个衰弱与退缩生命的特征。一个健康的个体能够面对风险。健康是创造性的，能够在剧变中存活并且创造。”

与此相应，痊愈，作为一个从疾病到健康的概念，也不应被理解为是恢复到先前理想健康的状态，而应理解为一种新的“个体常态”。痊愈不只是一种对先前正常状态的回归，它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出现。3．差错差错，是生命的正常表现形式，是生命多样性的表征，是生命适应环境的创新能力，是科学思想史的“连续”。“差错”本来是一个病理学概念，但它一经诞生就立即引起了法国哲学家的注意。法国哲学界对于差错的把握主要有两条研究轴线，一条是科学认识论轴线，另一条是生命科学史轴线。但不管是哪一条研究轴线，都深受康吉莱姆差错观的影响，以至于福柯称康吉莱姆为“一位关于差错的哲学家”。那么，康吉莱姆的差错观究竟是什么呢？康吉莱姆首先提问道，假如某些生态学家或分子生物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生命体早已被编程，生命是严格地按照既定程序来展开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解释生命现象中的“差错”？生命科学家把“差错”归因于遗传错误，又将遗传错误归结为信息错误。与此不同，康吉莱姆认为，大量的错误是在对环境的错误认知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出了错误，是人类将自己置于错误的地点，与环境产生了错误的关系，以及在错误的地方接受了使自己生存、行动、繁荣的信息。然而，这是正常的。康吉莱姆坚信，为了生存，我们在出错后适应，这应当是生命的基本形式。生命的本质中已包含着出错的可能性，比如先天基因遗传缺陷。不过，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可错性，正是生命的多样性的表现，它体现了生命打破旧规范的能力。基于这种理解，康吉莱姆指出，科学认识无非是对正确信息的“迫切探寻”。这种正确信息只能部分地在基因中发现。遗传密码为什么以及如何被激发而起作用？结果是什么？康吉莱姆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在生命的前后具体情形中被恰当地提出并给予解答。以差错之于生命的内在性为基础，康吉莱姆进一步提出，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是永远不完全在其位的生命体，是注定会“出差错”、必定有“差错”的生命体。概念，就是对这种偶然性的回应。而“一旦承认概念就是生命自身对于这种偶然事情的应答，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差错乃是造成人类思想和思想史的根源所在。”

具体地说，真与假的对立，人们对此二者的赋值，以及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中各种机构所产生的与这种对立相联系的权力效果，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对生命所固有的差错所做的延迟了的答复而已。如果说科学史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只能把科学史当作一系列的“修改”，那么“修改”实质上就是真与假的再分配。不幸的是，这种再分配永远不会把终极真理透显出来，因为在康吉莱姆这里，“差错”并不是某种真理的遗忘或延误，而是人类生命和物种之间所特有的维度。在康吉莱姆看来，生命在自身中包含着差错的可能性，因此在生命的日程表上真理即是错误，而真与假的剖分，以及人们赋予真理以价值，是生命所能发明的最奇特的生活方式。差错是生命史和人类历史所固有的持久的偶然之事，由这种差错观出发，康吉莱姆紧密地将生物学知识同他自己的独特的生物学史写法结合起来了。他拒绝像进化论者那样去“推导”生物学史，他所关注的是显示生命与生命认识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来追寻价值和规范的踪迹。

三、对生命科学的哲学反思

根据以上对生命本质和生命现象的哲学思考，康吉莱姆对包括生物学、医学在内的生命科学进行了哲学反思，试图为现代生命科学奠定新的哲学基础。对于生物学，康吉莱姆特别关注研究对象的建立和概念的形成。顾名思义，生命科学是“关于生命的知识”，但问题是：生命如何能够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康吉莱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包含如下几个要点：第一，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自在地就成为生物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反，它是被“假设”出来人为地成为生物科学的恰当对象的。通过对反应、畸形、畸形环境、细胞、内分泌和调节等概念的考察，康吉莱姆得出结论：生命概念实质上是从全部生命现象中抽离出生命体所特有的过程的产物。因此，生命与认识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第二，生命固然意味着调节和自动保存，生物学当然要去探索保证这些程序得以顺利运行的物理和化学机制，但是，另一方面，生命科学家不应忽视的是，这些机制同样显示出了生命的特殊性，例如疾病、畸形、怪胎、差错等。因此，生物学如果忽略了生命特殊性的具体表现，那么它就不可能真正地成为关于生命体的科学。实际上，人的理解力只有承认生命的独特性才能适用于生命，或者说，人的理解力只有在承认生命具有独特性的前提下才可能真正地认识生命。第三，生命科学作为“科学”，它要获取认知信息，就此而言它与其他自然科学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然而生命科学是关于“生命”的科学，正是这一点使得生命科学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也决定了生命科学不可能更不应成为物理学、化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的殖民地。针对生物学完全被物理学和化学的精神所笼罩的现实状况，康吉莱姆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对一种沉溺于物理化学科学的生物学没有什么好期待的，这种生物学被还原为或沦落为了那些科学的附庸”。言外之意，生命科学有着不同于物理和化学的独特的研究范式。第四，从总体上说，一种认识如何能够成为生物学的认识？康吉莱姆给出的答案是，由于生物学研究的是生存着的和倾向于生存的个体，即那些倾向于在一个给予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能力的个体，生物学在根本上所要研究的，就不仅是那些可以纳入分析视野的作为部分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还有那些价值化环境的个体性全体。针对在生物学研究中大行其道的分析方法，康吉莱姆强调对于生命现象应该持一种整体论观点，其目的是要生物学研究恢复生命与认识之间的亲缘性。正因如此，生命科学需要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编写自身的历史并自觉地提出专属于自己的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具体地说，生物学应当把自己理解为直接或间接地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紧张关系的一般方法。众所周知，现代医学常常称自己是一门“科学”，一门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针对现代医学的这种自我意识，康吉莱姆在其1943年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正常与病理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在他看来，医学不是一种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现代医学中的“正常”和“病理”概念是有问题的。在现代医学中，这两个概念都是基于理想常态概念而建立起来的，所谓“正常”是指符合理想常态的状态，而所谓“病理”是指对理想状态的偏离。这两个概念的问题根源于理想常态，因为后者本身就是成问题的。理想常态是指一种统计学平均值、一种抽象物，它在现代医学中被认为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具体个体，这就表明，它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它完全忽视了个体性。因此，如何基于个体性来重建正常和病理概念，是现代医学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他的生命个体性概念出发，康吉莱姆提出，如果现代医学是一种科学的话，那么它也应该是一种相当不同的科学。在他看来，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病理的，这个医学问题其实只是生命价值之本质这个一般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对所有的生命存在者来说，“常态只是自然选择所维持的一般偏离形式”。他强调了生命价值与个体变异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把不规则和反常设想为影响个体的意外，而应看作是个体的实存自身，“生命体的各种形态不被看作是参照某种先定的真实类型的存在者，而更多地被视为一些机体组织，这些组织的有效性，即它们的价值，需要参照它们可能的生命的成功。”

针对理想常态，康吉莱姆提出了他自己的常态概念，即“个体常态”，以个体常态来替性常态。个体常态不是一种统计学平均值，不能以统计学的方式被定义，它是一种新的常态，即个体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新结构。康吉莱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关于现代医学的规范性观念，他还力图将这种观念建立在客观性的基础之上。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将现代医学和现代生物学沟通起来。这里，我们以现代生物学中关于特例和变种的看法与现代医学中关于病态和常态的看法的类同性来说明这一点。现代生物学中关于特例和变种的流行看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认为特例或变种因为偏离了理想常态因而是病态的，另一方面它又认为，如果变种或特例成功地存活下去的话，那么它就是正常的。这种矛盾迫使康吉莱姆去提问：一个偏离理想常态因而是异常的个体，例如一只无翅的果蝇或一位酷儿，究竟是有病的个体，还是生物学或生活方式的创新？康吉莱姆指出，如果我们放弃理想常态概念，而将生物学中的常态概念理解为生物构造、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生命形式的变异恰恰就是对剧变的环境的一种有弹性的、有成效的适应。相反，缺乏变异的即常态的生命形式有可能因生存条件的改变而走向灭绝。事实上，在生物界，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变，新的生命形式取代旧的生命行为而成为常态是屡见不鲜的客观现象。同样，现代医学中所谓的“病态”，在一定条件下其实就是常态。在既定情境下，任何存活的生物都是常态的。既没有常态的环境，也没有哪种生物构造就其自身而言是常态的，而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界定了什么是常态。现代医学中所谓的“病态”其实只是指不符合已经得到确认的常规，其实这种“病态”也应该被理解为常态，即理解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哲学以对包括生物学和医学在内的现代生命科学的反思为其出发点。现代生命科学家认为，动植物生存于其中的生物环境不过是由物理的、化学的和机械的种种自然法则所构成的体系而已，因此它在理论上具有不变性。不仅如此，就连有机体的生物构造本身也是不变的。在康吉莱姆看来，现代生命科学的这一不变性假设，以及以它为基础所构建起来的“理想常态”，其实都是抽象的产物，它的根本缺陷在于抹煞了生命的个体性。于是，康吉莱姆生命科学哲学的致思路径就是，对现代生命科学的基本理念、基本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立足于生命的本真状态来切近地沉思生命本身。质言之，在康吉莱姆那里，所谓生命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性。正是站在个体性的立场上，康吉莱姆达到了对生命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在细胞、分子等水平上来更为精准地科学地认知生命，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命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恰恰相反，在康吉莱姆看来，死亡、疾病、畸形、异常、差错等生命现象，有着价值论与政治的问题。正是由于无见于此，现代生命科学将“差错”错误地描述为某种“偏离形式”。实际上，被理解为“偏离形式”的“差错”本质上是生命个体相对于普遍整体而言的特殊性，从个体性立场来看，它恰恰是一种常态。在康吉莱姆看来，生命既是一种维持现状的防御性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新的斗争活动。这就表明：其一，生物的“常态”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均衡的和凝固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二，生命活动有其价值属性，因此“常态”是一个价值论概念，而决不是像现代生命科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基于这种认识，康吉莱姆构建了其生命科学哲学的历史认识论，强调“生命即概念”，从价值维度重构了“正常”、“病理”等范畴，要求生命科学研究从“理想常态”转向“个体常态”，并且恢复生命与认识之间的亲缘性。可以说，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哲学，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医学、生物学等生命科学的理论基础，并对它们的实际应用展开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考量，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如果我们把基因的变异看作是缺陷并进而梦想着去消除这种缺陷，那么很可能“在这个梦想的结尾，我们却发现了基因警察，他们披着基因科学的外衣……梦想找到绝对的药方，往往就意味着梦想找到比疾病本身更为恶劣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