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篇1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精神生产；发展规律；供给侧改革

精神生产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生产的方式，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一个过程。劳动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行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从自然自然到人化自然的转变。精神生产是人类通过语言等符号中介对世界的世界进行了观念上的掌握和加工，创造了一个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具有精神价值的观念化的人化自然。广义虚拟经济指的是将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且往往是以心理需求为主导的）经济，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总和，它是一种基于生活价值论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在广义虚拟经济日渐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的今天，运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广义虚拟经济的本质，也可以更好的研究精神生产发展的规律。

一、精神生产的发展历史

精神生产是社会基本分工的一部分，是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的表现，人类生产和发展从社会基本分工开始作为起点，社会基本分工将人类社会成员分成不同的阶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是来自于社会活动，因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为生产的复合性，这里所指的生产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还包括精神生产和人的生产。这三种生产是有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反映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而不是社会生产的三个发展阶段，这三种生产是社会生产的共同要素。物质生产就是指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就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人通过劳动工具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从而来满足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需求，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处于始源性的地位，它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解决人的物质需求与自然的存在之间的矛盾的方式方法；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社会活动，它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同自然存在之间的矛盾，通过人与外界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通过生产者自身的内化和创造出智力成果，人的精神生产产品包含了理论观点、科学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人的生产则是在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关系的缔结（婚姻、家庭、继承等），培养和教育出特殊的产品，也就是人类本身，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还有延续的前提。人的生产活动是人通过自身的能力，将自然自然改造成人化自然并以满足人的需求的过程，是一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体，就是“人的本质量的对象化”。

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三种生产在不同的人类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以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在原始社会，采集和狩猎是最主要的劳动方式，也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手段，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依附在“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的阶段，人的精神生产还呈停滞和蒙昧阶段。随着人口数量和人的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生产范围和交换规模的扩大，人的经济关系开始形成，人类社会演化进入到文明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不断强大使得物质产品不断丰富，物质交换为基础形成了社会关系，精神生产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发挥作用，随着工业化时期的到来，人类自身的生产逐渐被物质生产所占据，人的精神生产也在物质生产中发生了异化，到了知识时代，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把人们带入到了一个新的虚拟经济社会。也就是林左鸣认为的“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目前人类社会总体上已经跨越了物本经济时代，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传统的财富标志从原有的附着在土地和机器等有形物向人的生活对象化尤其是精神对象化转变，表现为“并非传统意义下的劳动并不见得一定要对象化（凝聚）于某种物质之上，却也是有价值的，也是人们所需求的财富。而且这种财富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还更体现为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二、广义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新特性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精神生产代替物质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两种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的结果。精神生产与广义虚拟经济有着复杂且长期的联系，虽然虚拟经济的迅猛发展是工业文明后期，但是我们从劳动分工来看，精神生a在原始后期的社会分工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新的生产活动，“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时起才真正成为分工”。分工导致了一部分人从传统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脱离出来，从事专门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这就是早期的脑力劳动。随着分工的扩大和阶级的形成，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绝大部分产品的统治阶级中的思想家群体，彻底与体力劳动绝缘，能够专门从事精神生产。在这一时期，精神生产是一种特权，是一种爱好和消遣，只是统治阶级中很少一部分人用来进行地位和身份象征的产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后，所有生产过程和要素都被卷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精神生产也从“圣坛”上被拉下来，成为一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有用性生产，精神生产正式融入社会职业分工。人类社会进入知识时代，信息和科学在社会生产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来，尤其是虚拟经济发展高速发展，对于知识和科学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强，使得其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上升为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虚拟经济下，精神产品迅速聚集，精神生产力不再通过物质这个中介发挥经济学功能和产生作用，而是以虚拟经济的出现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来展现，成为创造国民收入的主力军，虚拟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对于知识和信息的加工利用，是对人的生活的对象化，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精神生产，虚拟经济赋予精神生产的新发展。

（一）虚拟经济成为精神生产的标志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虚拟经济的到来，必然会使精神生产受到新的关注和审视，这就表现为支撑虚拟经济的信息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虚拟经济时代，尤其是广义虚拟经济下，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等更多的体现在人的生活对象化生产水平的提高，体现在二元价值容介态生产中。

（二）虚拟经济赋予精神生产主体最广阔的生产空间

虚拟经济不仅仅引起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大变革，还应当看到起涉及到的学科领域范围以及科学思想的创新是前所未有的，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在生产力的全要素、全过程中进行演化，突破了原有生产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体现出一种更为广阔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在虚拟经济生产过程和虚拟方法在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广泛揭示和运用，在虚拟经济下，人们认识、利用和创造世界的品质和素B在不断的提升，带来的是新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创新模式和生活方式，精神生产在虚拟经济时代成为带动全球性资源共享与配置的新发展。

（三）虚拟经济下精神产品形式更加丰富

精神生产从生产过程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存在形式，也就是对象化的产品，如科学文化、艺术产品等，精神产品在人的生产产出中处于很高的地位，是人的创造性的集中体现，精神生产将人的知识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广义虚拟经济是生活对象化的经济，广义虚拟价值体现的是人类生活的价值，广义虚拟价值的创造亦即是人类生活的创造。在广义虚拟经济中，精神产品的领域和范围扩大了，更多的具有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人的多样化的需求和多样化的选择在虚拟经济时代受到尊重，具有创造性的、在原有发展模式中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产品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得到重生，精神生产在广义虚拟经济中带来了精神文明的巨大发展，丰富的精神生产产品给人类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广义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科学化

广义虚拟经济的到来，使得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与人的精神之力的充分发挥相结合，传统的物质生产的内在缺陷被克服，原来的孤立分散的认识在虚拟经济的网络化发展中连接起来，经过了不断的相互碰撞和交流，实现了对于科学认识的更加合理化的资源分配与利用，生产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虚拟经济下，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科学技术创新，减少人类技术活动所带来的异化和负面价值，实现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所提出的人本价值。广义虚拟经济下大大缩短了精神生产的时间和成本，推动了精神生产的进一步的发展，实现了人本精神和物本精神，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的和谐统一。

三、中国发展广义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路径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瓶颈期，“二元结构”进一步突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中国转型要从农业经济发展为工业经济，实现生产的现代化，又要在工业经济发展中实现对于知识经济的过渡，实现生产的虚拟化和信息化。因此在广义虚拟经济下进一步来刺激精神生产是当前经济新常态的重中之重。现在我们强调改革供给侧，供给侧就是释放国内的需求要素，从而进一步的刺激生产的活跃性，我国的人的生活对象化即广义虚拟经济的主要产品形式的生产起步比较晚，发展不充分，因此推进对于人的生活对象化的精神生产对推动经济新常态的改革发展意义重大。

（一）自觉开发精神生产

广义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的形成和发展，我们需要不是自发盲目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生产的指向性和自觉性，虚拟经济给精神生产提供了新平台、新工具和新发展，因此我们需要研究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的导向性和价值性。精神生产的形成、发展和产出有着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我们需要在广义虚拟经济下进一步探索和遵循精神生产、发展的规律，要积极探索虚拟经济下精神生产的条件，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我国精神生产开发的方法和步骤，要把生活对象化吸纳进经济发展之中。工业化的生产使得精神生产的分化变得日益严重，因此，在广义虚拟经济下需要将精神生产进一步的整合，要根据精神生产的分化和整合的特点和规律更加自觉的开发精神生产，提高虚拟经济的精神生产价值，才能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建设提供动力。

（二）深度开发精神生产

当今时代不研究虚拟经济的本质，不把握它的发展规律，甚至无视它的存在，就必然落伍于时代。这是一种新的财富观念，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创新的理论武器。研究与掌握这一理论武器，将会使我们从虚拟经济的被动、消极、自发的实践上升到主动、积极、自觉的实践，广义虚拟经济下精神生产的开发要循序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的原则，要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对精神生产深度开发。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为目的，以品牌、服务、体验和文化消费等要素为体现的“广义”虚拟价值早已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虚拟经济的广义形态的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类社会已经依循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迈进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因此，对广义虚拟经济现象及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成为当代经济学不可回避的义务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广义虚拟经济的内在结构来看，我们要对生活对象化中的情感过程、认知过程和意志过程的开发，还需要进行精神生产物化过程的开发，虚拟经济运行的是指就是从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出发，考充分激发人的心理需求来支撑精神生产，因此我们对于精神生产的深度开发就是要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打造商品的虚拟价值，将精神生产所带来的价值附加在产品中，高位的虚拟价值需要一定的使用价值来依托，把随着高人气并能够像更高层次的使用价值来转化。

（三）全面开发和重点开发相结合

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伦理原则；构建路径

【作者】唐海燕，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副院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F06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6）04-0162-006

关于民族地区经济范畴界定，普遍得到认同的概念“是指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居住的特定地区经济，在我国就是指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或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1]22-23我国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边疆一带，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生活水平得以普遍提高，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和治理不当等原因，当前相对于东部及发达地区，仍普遍存在着阻碍经济发展的共有内在问题――民族经济跃迁与民族道德传承断裂共存、民族贸易交往扩大与地方狭隘自利主义冲撞、财富量化增长与生态危机共生等。解决经济发展悖论和二律背反难题，是民族地区面临既要提高经济效益又要谋求永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经济良性发展对所有国家、民族和社会共同体进步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91历史也已证明，任何地区、任何时代，要实现经济进步必须要有合理的伦理原则来进行规范、调控，才能在保证经济发展实效性的同时，又能将经济活动控制在理性范围内。因此，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本文提出应以义利统一原则、生态原则、尊重原则、自律与他律协同原则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伦理普适原则。

一、义利统一原则

义主要指道义，利主要指利益。对义与利的合理审视、衡量评判与协调融合贯穿引领着经济的进步和方向，义利关系处理影响着一个民族基本经济道德观及利益价值观的形成。

纵观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所秉持的义利观，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极是过于拔高“利”的作用，对“义”漠视甚至贬斥。经济中心主义、金钱至上论的涌现，导致见利忘义、道德滑坡等现象时有发生。而当利益诉求跨越民族传统价值底线，冲击民族共有精神信念和传统“义以为重”的朴素道义论时，经济退步必将随之而来。另一极是对“利”的理解过于偏颇，单纯推崇道义，过于强调重义轻利、以义制利，排斥个人正当物质利益获得，重平均轻效益、重政治教化轻公平民主，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原动力而迟滞不前。因此，厘清和重构以义利关系三层逻辑为原点的伦理原则，是化解义与利冲突矛盾的现代悖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

第一层次，以义导利。在义的基础上求利，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伦理诉求，反映在民族思想内核中，则生动展现了民族的精神导向和个体的道德境界。在西方文化思想体系中，“义”通常被视为是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和根本推动力的伦理精神，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高度赞扬新教伦理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认为其价值规范是欧洲产业革命所需的敬业节俭精神的思想来源。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以义制利、义以为上的观点一直是民族价值观主流。儒家强调利的获得必须以道义为限度、以伦理认可为准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以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等，刻画成中华民族对经济行为道德评判的独特标准。

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也蕴含着浓厚的道义情怀。藏族典籍《格萨尔王传》中将合乎道义、人性的行为视为“善”，反之则视为“恶”。藏族中经久流传的《尸语故事》歌颂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贬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哈萨克族强调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反映在“宁肯不作爸爸的儿子，也要作人民的儿子”“与其一个人不迷路，不如和大伙儿一起迷路”等民间谚语中。云南少数民族故事《蛇变银（金）救困》，提出对为富不仁者要严厉惩罚，对不义之人和不义之举要痛恨批判的伦理标准。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代进程中，我们要继续保护和激发民族经济观“义以为上”“义以为质”的传统优秀思想资源，鼓励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首先要追求社会公义、伦理道义。

第二层次，义利并行。以义导利不是全盘抹杀利，过于重利轻义或过于重义轻利的伦理倾向，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不失“义”前提下合理获“利”，义与利共同发展，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伦理准则。对于“利”，马克思也从未否认其重要性，比如在《神圣家族》中提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286只是强调人们不能过度沉迷于追求财富而丧失自我，造成人与自身、社会、自然三者的撕裂。传统儒家思想崇尚重义轻利，但言“义”也并非去“利”否“利”，而是强调在不违背伦理道德规义下“义利并举”。先贤孔子提出“恶贫贱之心”“欲富贵之心”是人之本性，所以“君子”要以实现“富且贵”为人生重要目标（参见《论语・里仁》）。法家管仲也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北宋经济思想家李觏抨击贵义贱利论，指出追求物质利益是富国的基础，重视财用者为“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参见《富国策》）。

在少数民族优秀典籍文献中，一直有倡导义利并行的思想记载。明代功利主义者回族人李贽在其著作《藏书》中主张“私者人之心”“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提出以功利评价道德，只讲正义不讲人望的学说是虚伪的。因此，弘扬民族义利并行伦理精华思想，传承求利是荣、利能富国的精神，鼓励和引导人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追求正当合法的财富和利益，努力改善贫困现状，是当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

第三层次，义与利之间保持合理“度”的张力。实现以义制利、利义并行，要把握好义与利之间的平衡度。在伦理学领域中，经济行为可划分为利己（win-lose）、利他（1ose-win）和互利（win-win）三种模式。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学奉行利己模式，亚当・斯密就提出“利己心”（self-interest）或“自爱心”（self-love）是人类的本性：“凡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无一不心怀‘自利的打算’。”[4]13-14然而，利己模式过于强调经济活动中的个体自我利益的维护而导致了经济混乱局面，未能经受社会现实的检验。反之，近代经济伦理学奉行的利他模式则过于漠视个人利益获得，提出仅依靠人们欲望的原始冲动而产生利他结果的经济行为，也已被社会现实所否定。而现代经济伦理学提出的互利模式，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伦理理论依据，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既利己又利人的经济活动是最有益于社会、最值得提倡的善行，主张重义与重利相结合，个人利益在合理、有度范围内获得。在现代社会中，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应秉持和奉行互利双赢的伦理模式，把握好义与利的张力和限度，重义与求利相结合，在弘扬社会正能量，崇尚“义”的社会价值的同时，不削弱正当“利”的实现，追求义与利的理性融合。

二、生态原则

纵观我国民族地区，多分布于高原、山地和河流发源地，生态环境脆弱、承载力不足，极易引发生态危机。因此，要求我们应以生态思路开发经济资源，将生态原则作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伦理原则，保护和保持民族地区经济的健康、绿色、文明长效发展。

培养敬畏自然伦理意识。敬畏自然提倡人与自然具有互惠共生境域，主张以敬畏生命的态度与实践去面对大自然、遵循大地伦理，深切表达了对生命根基和客观规律的敬重。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对自然的敬畏精神具有悠久的伦理传承场域。壮族对山、河、树、雨等的敬仰以及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都折射着强烈的生态意识，壮族神话中的保护神花婆，以凌驾世俗终极支配力量的自然形态出现，这种民族灵魂的栖居方式，就是壮族人对生命走向的理解奠基于与整个地球物种生命趋于和谐的精神体现，反映了壮族生态伦理的进步历程与道德精髓。在鄂温克族生产过程中，也处处流露出对自然的崇拜，其所信奉的萨满教，集自然、图腾与祖先崇拜于一身，贯穿着人与自然双向共存思维，凝练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调控意识，铺就了本民族独特的生态审美观。敬畏自然、敬畏所有生灵的伦理思想的弘扬和延续，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

塑造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当前民族经济的发展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总体经济还比较落后，必须要保持高效快速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粗放榨取式发展使民族地区的环境和承载力日趋恶化，灾难性生态危机和污染问题频频出现，严重威胁代内代际公平和民族后续发展。要解决民族经济发展难题，就要树立现代绿色生态伦理意识。

第一，要摒弃唯经济中心论。批判以牺牲自然环境的利益为代价的单纯注重经济效益、重开发轻保护发展，反思纠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先发展后治理”无节制滥开发行为，引导各民族关注传统经济生活类型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内在关联。坚持因地制宜与可持续发展，强化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思想，树立多元经济发展的绿色环保观。

第二，深化拓展“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充分挖掘“天人合一”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经历了从神控制人、神人感应，最后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比如，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参见《庄子・齐物论》）将人伦关系、社会治理置于自然法则基础上加以考察，提出人不能脱离“天”为所欲为；儒家《易传・序封》强调：“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将人与万物合为一体，提出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传承民族经济价值观中展现的“自然与人类一体”思想。少数民族先民对超自然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就是“天人合一”的现实呈现。彝族神话《勒俄特依》，以史诗的形式深刻表达了对动植物和天体的崇拜；彝文典籍《献酒经》列举了要求人们供馔天地、树石、山水等自然实体人格化转变而来的十三种自然神，并赋予它们以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相信对它们的祭拜会为人类消灾避难。佤族人视自然为与自己有亲缘关系并能造福于己的神灵和朋友，而不是异己的征服对象，在进行种植或狩猎活动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佤族创世史诗《司岗里》，通过“人是从石洞里出来”的起源追寻，强调人类应以审慎和恭谨的态度对待其他物类。锡伯族具有强烈的保护自然水源环境伦理意识，各地都有相应水资源保护的明文规定和惩罚制度。传承和吸收这些民族朴素自然观精华，凝聚成当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伦理导向，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树立健康理性消费观。提倡绿色消费意识，崇尚节俭有度、文明理性消费模式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民族地区生产力、商品经济发展仍普遍落后，消费水平不能过高过度。然而在现实中恰恰相反，民族地区人们往往更注重人情世故来往，讲究人际交往“面子”，把辛苦劳动获得的财富大量挥霍于大办红白喜事、请客送礼、迷信活动、节日庆典，甚至日常人际交往活动中的现象已成为一种常态。陈规陋习的盛行、无度耗费自然和社会资源，给地方经济带来了消极影响甚至倒退的恶果。因此，我们应及时纠正民族地区非理性消费观，鼓励各民族人民树立理性的消费方式，把积累下来的财富积极转向、投入运用于扩大再生产。鼓励以生态文明带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倾力建设生产集约高效、生活宜居、消费适度、环境清雅的民族地区生态理想愿景，使“绿色化”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科学行为指南、健康消费导向和理性价值取向。

三、尊重原则

在伦理学话语体系中，“尊重”是重要的价值评价范畴。《牛津英汉双解词典》（第4版）中对尊重（respect）的解释为：客观考虑、给予对象以关切（showconsiderationfor）。我国《现代汉语大辞典》（第5版）中，尊重的解释为尊敬、敬重、重视以及严肃对待、行为庄重三个内涵。从中西方对尊重的词性释义中可以看出，尊重蕴含着对人与物的属性和价值的认可、尊敬及重视，展现为人类在面对客观对象时自觉采取恰当、适宜行为的特有道德能力。“对于尊重作为德性的一个主要限定在于这样一点：它必然有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是不取决于人类的兴趣的，也不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化产物。”[5]68秉持尊重理念协调民族关系，能更好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而倡导民族仁爱精神、实现民族公平是实现尊重原则的道德基础。

提炼民族仁爱精神。首先，将民族特有仁爱传统思想汇聚成民族经济发展动力源。“仁爱”思想，一方面崇尚宽仁慈爱，蕴含着对人性关怀和对生命关注的伦理本质；另一方面推崇人本包容性和恕道思想，追求互惠互爱、人际关系和谐有序。仁爱思想在各民族思想中传承历史悠久，早在蒙古族《成吉思汗箴言》中就记录了统治者把“仁慈”作为必备政治品质和治国美德的事例，成吉思汗的第三子斡歌歹因为具有“仁慈”美德，因而成吉思汗突破传位旧规，立其为汗位继承人。壮族宗教经文《布洛陀经诗》中强调仁义孝慈的公德伦理观，多处提到“老人家的话就是宝，老人家的话就是药”，赞美关怀孤寡的“泛爱”德性。今天，弘扬民族“仁爱”精神，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价值规范准则与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相统一，将会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推进器。

其次，以仁爱态度处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冲突和分歧。一方面，基于爱护互利原则，尊重维护不同民族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反对与“仁爱”精神相违背的不惜以损害其他民族和地区利益，甚至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目前，我国部分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某些与现代经济理念具有冲突性落后的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比如，民族地区多以村落、族群为生活圈，易形成以宗族亲疏远近为基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决定经济关系人伦关系的“差序格局”，衍生出专制集权的等级制度，使经济活动带有强烈的排外色彩和浓厚的家族主义，与崇尚主体自由、个体地位平等、商品等价交换等现代经济思想相悖。因此，以仁爱精神为纽带，增强各民族互爱互助、平等相处、共同发展，对违背仁爱精神的现象及时进行诘问反思、批判纠正，将有利于促进社会和睦、打破民族隔阂和壁垒，有助于经济和谐发展良好局面的形成。

实现民族公平与差别优先。尊重意味着对他人的价值认同，这种认同在经济活动中以公平正义为表征，以平等对待所有经济参与者、优先照顾弱势群体为展现。公平是道德上的“应然”。正如《管子》所说：“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美国百科全书》也清晰明了提出，公平是以所有人内在固有权利为根本，展现社会个体之间最恰当关系的重要道德范畴。

公平体现在经济方面的权利，就是在经济收入、分配等程序中对所有人一律平等。公平精神的普及与实现，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不仅促进利益的合理配置，而且引领着民族道德精神的方向。实现民族地区的经济公平，首先，发挥民族互助道德精神并赋予时代的阐释。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共同劳作生活中，积淀了优秀的公平思想。在回族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中，具有众多公平伦理思想，比如《杜文秀的传说》中记载，回民领袖杜文秀起义成功建立大理政权后，立即颁布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和睦相处的公文，“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6]118并鼓励各族人民以公平为原则实行经济交易。赫哲族人的公平思想显现在日常财富分配活动中，族规明文约定，族中之人无论男女老少，只要参加劳动都能分到数量相同的成果，而对于鳏、寡、孤、独等无劳动能力之人，由“劳得马发”（捕鱼活动中指挥生产的组长）在与其他成员协商之后，也要送给他们鱼、肉，体现了公正互助、平等共济的民族质朴之情。鄂温克族恪守“宝来的日恩”（互相均分之意）原始道德规范，对于每次劳动所得均公平分配。其次，辩证看待平均主义。平等不是绝对平均，长期以来民族地区还存在着“不患寡、患不均”的分配心理，助长了一部人不劳而获的惰性，不利于现代经济所崇尚的公平与效益的辩证发展，不利于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和生产力提高。绝对平均主义分配思想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理想主义相一致，直接扼杀了个人对利益追求的本性，违背按劳分配的原则，使社会生产力长期裹足不前。因此，我们必须辩证客观认识和理解平等的核心要义，摒弃与现代经济发展相背离的绝对平均主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

加强民族差异的包容性。尊重还体现在对民族共同经济生活趋向和谐和一致性的伦理诉求。融洽的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生活的一致性、和谐性表现在对利益冲突差异的恰当处理。目前，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依然存在诸多民族差异、民族分歧等问题，比如在经济活动中因民族习惯、民族风俗差异而导致商品交易产生冲突、在经济分配中对待外族与本族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激化民族矛盾等等。因此，必须以和谐包容、互谅互让的民族共处原则来处理民族差异。在国家层面，政府应制定和出台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民族经济政策，着力于调和民族矛盾、融合民族差异，寻找适合不同民族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融合点，促进民族经济生活实现商品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在民族精神层面，弘扬民族包容和谐思想精髓，将各民族中关于公平、尊重、友爱的良好事例和行为及时加以提炼宣传，要求各民族既尊重本民族也尊重其他民族的不同和风俗习惯，引导各族人民求同存异、共同进步，对偏狭的民族报复行为和民族地方主义进行必要的惩戒和处置。

四、自律与他律协同原则

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1篇3

经济上，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2位；农业生产能力提高，粮食连年增产；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开放性经济达到新水平，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2位。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不可持续、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低下；农业基础仍然薄弱，产业结构仍然不合理，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政治上，一方面，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得到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更加自信；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当家作主、民利得到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稳步推进，依法治国、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形式主义、、奢侈腐败问题突出；人民主人翁地位还未得到充分体现，人民参政议政意识不强，能力不足；境内外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依然存在，刑事犯罪率依然较高，人民对民主法制建设满意度还不高。文化上，一方面，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始创建，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国民受教育的比例与程度极大地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中国文化开始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另一方面，道德失范、诚心缺失现在依然普遍；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质量不高；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依然很小，文化“软实力”依然很弱。社会上，一方面，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医疗、卫生、教育、交通等公共设施日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管理稳定，社会治安良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初显成效。另一方面，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贫富悬殊依然巨大，城乡差距依然较大，社会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分布不均衡，社会矛盾依然突出。生态文明上，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过分依赖，造成森林衰退、草原退化、江河污染、空气污染、山体滑坡；经济总量扩张与自然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经济快速增长与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与突出；生态环境的破坏与自然资源的匮乏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党和国家、人民亦已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将其置于“五位一体”之中，并倡导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实现“中国梦”的启示

梦想与现实的差距总是如此的巨大，留给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6年。尽管这样，笔者依然坚信：“中国梦”一定能按时实现。中国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西方赞叹的奇迹。1990年，当我们实现温饱目标的时候，西方惊叹中国创造了能自行解决10亿人口粮食问题的奇迹；2010年，当我们的GDP总量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西方惊叹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西方赞叹为“中国奇迹”。中华民族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民族，36年的时间，我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指出：实现伟大“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需要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视角思考。

（一）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第一推动力，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步增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要加大科技的研发力度，努力形成以科技为核心的创新性国家建设，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先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显著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含量，使科技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要素。要突破经济质量、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竞争力三大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到2022年实现经济从规模增长型向质量进步型的转变，到2050年，实现经济从质量进步型向创新福利型的转变。〔2〕

（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中国奇迹”都是当之无愧的，这是我们最宝贵的经验与财富。我们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在前进中克服、腐败问题、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等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历史进程多次证明，内乱、纷争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我们一定要牢记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保障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要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广开言路，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扩大与世界各国友好文化交流，坚决抵制“西化”。当今开放的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世界国际舞台，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已日趋频繁和紧密。中国文化一方面在影响着世界，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认同与接受，另一方面以西方为主流文化的世界多元化文化同时也冲击我国文化。中国文化发展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和文化“双百方针”，立足本民族文化实际，以宽阔胸怀对待外来文化，吸收其精华，坚决抵制“西化”。

（四）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以上，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相比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未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趋凸显，公共资源短缺和分布不均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此外，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也相当突出。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势在必行，这样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我们要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3〕切实体现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篇5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篇6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核心思想缺陷

一、凯恩斯经济学产生的背景

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经济和学术背景。它是“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1.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产物。凯恩斯经济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愿望的新经济学，它是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在大战期间，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带有非常时期的军事性质。面对着迅速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希望一种新经济学，要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主义；要讲“一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不要只讲“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要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在理论上论证在实践中已经在做的事，而不是持反对或批评立场。凯恩斯经济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愿望的新经济学，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3.凯恩斯经济学产生的学术背景。在凯恩斯经济学产生和传播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是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被西方称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而凯恩斯经济学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里面的就业理论，继承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

致失业和经济萧条学说。

二、浅谈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凯恩斯在1936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后简称《通论》）一书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学时代的开始。凯恩斯《通论》的核心是就业不足均衡理论。被凯恩斯称之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一直断言在自由竞争下的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充分就业均衡，这也就是市场自动调节论作为经济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理论支柱的表现。

凯恩斯则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充分就业均衡”是一个特例而“就业不足均衡”却是其通例。古典派理论的各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例。它所假定的情况是均衡诸可能位置的一个限界点。

凯恩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不具有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调节能力的论证，集中于他的有效需求分析。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而在对这两方面需求的分析中，凯恩斯具体地对于传统经济的两个主要基本原理提出异议。

1.旧传统经济学派所公认的所谓萨伊定律，即所谓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从而一商品的出售就是另一商品的购买，一商品的生产必然给另一商品开辟了销路，社会上商品的供求必然是相等的理论。

2.旧传统经济派所肯定的投资必然等于储蓄的定律，这个定律认为自由竞争会自动地形成一个使投资等于储蓄的利息率。凯恩斯借助于他所提出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否定了上述的传统的两个主要基本原理，论证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是资本主义失业的症结所在。而由于他假定社会消费倾向是较为稳定的，而且在一个富裕社会中，社会收入与消费的差额很大（即社会越富裕，消费越不足），从而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有效需求的大部分必须由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来填补。而由于通过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来刺激私人投资的办法不多。于是他强调国家的干预，要求政府随时准备用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就是在指出失业症结所在之后，凯恩斯为医治这痼疾的处方。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把凯恩斯这一学说建立说为“凯恩斯革命”。

三、浅谈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

1.凯恩斯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能够借助市场供求力量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并创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然而，凯恩斯既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又未创立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导致了经济理论体系的不完整。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不一致、脱节，二者分别自成体系。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是长期的经济衰退、严重失业，而经济衰退、失业与通货紧缩、供过于求相伴。于是，凯恩斯把二者联系起来，并归咎于市场失灵;既未全面考察微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又未全面考察经济表象背后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只是把经济表象联系起来。实际上，市场失灵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企业对市场的对抗，即不按市场信号调整生产;存在的是垄断、操纵市场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存在的是与市场无关的外部经济效果和分配不公等。

2.凯恩斯主义是滞胀的根源。凯恩斯主义不仅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与微观经济不符，而且无法解释滞胀现象。实际上，凯恩斯主义是滞胀的根源。

(1)价格控制政策的结果。一方面加剧产品过剩、造成浪费，另一方面多数商品涨价、导致通货膨胀。无市场产品过剩到一定程度，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工人失业使工资总额减少，进一步减少需求，导致产品过剩加剧。于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

(2)增加公共工程开支的财政政策的作用。那些供给大于需求的商品相对于供不应求的商品仍然降价，只不过绝对价格有所提高而已。这样一来，价格平抬。结果，产品过剩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又增添了通货膨胀问题。也就是说，结果是滞胀。

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篇7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雅典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纯经济强制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029－07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是加拿大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她因《阶级的退却》(又译《新社会主义》)一书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在理论界声名鹊起，国内学者也随着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而引起对她的关注。但是，这样一种切入方式显然不利于准确评估一位学者的思想所具有的价值。实际上在更多地了解伍德的论著后就会发现，批判后马克思主义只是她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民主话语的一个環节，她提出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重新考察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以及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伍德的这种立场在自由主义民主和各种所谓的“激进民主”话语泛滥的西方是难能可贵的。她的民主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也富有启发意义。

一、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的分析

伍德提出返回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首先是在方法论上坚持对经济和政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连续性的分析，从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她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对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连续性的分析，但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经济、技术决定论却背离了这一方法，导致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维度的丧失。因此，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对重新理解内含于其中的民主的维度，使民主真正具备批判资本主义的力量具有根本的意义。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连续性地分析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这一范式。他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在1859年《序言》中，这种连续性的分析方法表述得更为精辟：“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简言之，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出发、从经济领域出发来理解和阐释相应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其特质，就是马克思所确立的对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分析方法的实质。马克思所确立的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于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表象来剖析其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是合一的，经济领域从属于政治领域，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模式表现为生产者与再生产资料直接发生关系，而剩余劳动被统治阶级无偿占有是通过马克思所说的“超经济”力量，即统治阶级运用军事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强制力量来实现的。因此，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从政治领域分化出来并取得了独立性和基础性，而政治领域被当作经济领域的设置，在经济领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不得予以干涉或强制。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似乎与国家政治无涉，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也好像断裂了。然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劳动性质的研究及其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出，这种经济和政治的断裂性从根本上说恰恰正是资本主义特殊的经济基础作用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不得不成为雇佣工人去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生产的这种强制性使资本家不必依靠超经济力量的介入就能够直接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剥削，于是强制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实现了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转移。这一变迁的发生，关键就在于经济领域中纯经济强制的出现；随着经济基础的这一变更，全部的上层建筑也就或慢或快地发生了相应的变革。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国家以超越经济领域的公共机构的形象出现；而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流派提出了国家中立或“最小国家”的主张。然而，马克思戳穿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古典自由主义的神话，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斥着对土地的暴力剥夺和对流浪者的血腥立法。正是政治强制与经济强制一起，才迅速导致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无产阶级向雇佣工人的转化。这就是说，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系在建立之初就隐含着政治性的秘密。不仅如此，在资产阶级运用经济强制还不够娴熟之前，通过限制工资、延长工作日来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也都是动用国家权力、以国家立法的名义来进行的。因此，国家政治权力一开始就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打上了烙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的本质体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竭力掩盖它。

伍德在强调马克思对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分析的过程中，也澄清了经济技术决定论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方法的遮蔽。在伍德看来，经济技术决定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机械地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领域“刚性”地分离开来，分离后的经济基础领域就独立地被某种自然必然性所支配。然而悖谬的是，在信奉经济技术决定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上层建筑又强作用于经济基础，甚至可以说全面控制了经济基础。这表面上体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由于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政治集权的，因此在实质上是政治吞噬了经济，致使政治和经济都无民主可言。伍德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从反面论证了民主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本质，“我们从苏联失败的共产主义实践中得到的主要教训也许是：资本主义证明它自身即使不民主也可以正常运行，社会主义则不可以，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定义上就是社会的一种民主的有机体，是从工作场所到国家的所有层面上的民主。”

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缺失，其源头就始自经济技术决定论片面强调无条件地发展生产力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经济技术决定论只抓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向度，却忽略了生产关系、社会交往关系是否民主这一向度，只谈技术进步而不谈社会关系的进步，这必然会忽略生产是否通过人们的自主联合来进行的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强调物质生产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社会关系为中介，生产方式不只是一种技术方式，而且是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方式，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既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又影响着物质生产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单独讨论生产力的发展。进而言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总体评价既要承认人对自然的技术改造关系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又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等社会交往关系的民主建构，并强调这两层关系的相互中介作用。因此，我们也不能脱离经济关系单独讨论政治关系是否民主，而应将政治和经济层面结合起来，这正是伍德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石，而这一基石在古希腊雅典民主的观照下进一步彰显出来。

二、对古代雅典经济和政治民主的探讨

民主无论是作为政治制度还是意识形态，都源于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形态由于其物质生产基础的不同，其民主的性质也会存在差异。因此，考察各个社会的民主应从它们所依据的物质生活关系出发，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加以分析，这是伍德探讨民主问题的进路。根据伍德的观点，历史上民主的典范是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其真实性的基础是公民的自由劳动；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雇佣劳动制度绝不可能给劳动者以自主和自由，因此，资本主义民主必然是虚假的。

伍德承认，雅典的民主制确实以大量奴隶的存在为基础，但如果人们过于强调奴隶制对雅典政治民主的决定作用，就会忽略雅典自由劳动者的意义。实际上，雅典除了使用奴隶劳动，它的大多数公民仍然要为自己的生计而工作。雅典的自由劳动者包括农民公民和城市工匠，其中农民公民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劳动形式。首先，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处于农业生产的中心。农民的这种自由与大多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直接生产者对于剥削者的人身依附性是不同的，这种自由使农民脱离了大地主的人身与劳役控制。由于整个社会对小农的控制力非常微弱，雅典的奴隶制才异常发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是农民公民的自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规定了奴隶的受奴役性，而不是奴隶的存在为农民公民创造了自由，自由劳动对于雅典生产方式的基础性绝不亚于奴役劳动。其次，农民公民的存在打破了在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进行划分的社会分层模式，消除了作为占有体的国家与从属的农民共同体(即村庄)之间的对立。与其他农民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庄是雅典国家的组成部分而非附属部分，农民只有通过村庄才能成为公民。农民公民的产生表明农民从对财产所有者的附属关系中解放出来，从地租和税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不同寻常的自由程度。“城邦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各种形式的直接税的豁免权，特别是土地所有者——在法律上限于公民——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负担国家财政，这是城邦中农民自治的关键条件。”因此，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中基本不存在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农民的公民权在这里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含义。农民公民的存在，标志着占有与生产、“劳力”与“劳心”的结合，也体现着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统一。

伍德通过对古雅典民主的再研究，挖掘出民主在古雅典所具有的双重含义：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古往今来，大多数学者都重视雅典民主的政治层面，但很少有人关注到雅典政治民主所紧密联系着的经济民主这一基础民主。在这个意义上，伍德为古代雅典民主的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她不仅重视雅典的政治民主，而且尤其强调雅典民主的一个被掩埋了的涵义，即经济民主，以及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有机统一。就政治民主而言，它建立在农民公民和城市工匠的自由劳动基础之上；就经济民主而言，自由劳动本身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体现。因此，雅典的民主不仅具有政治自主性的一面，还具有经济、劳动自主性的一面，这两种自主性的社会物质基础都是自由劳动。伍德所阐发的古雅典民主的双重意蕴，不仅深化了我们对雅典民主的理解，更通过“以古照今”的方式将资本主义民主置于被审判的地位。

对比雅典劳动者的经济自主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民主和经济自主性根本无从谈起。经济强制是经济民主的反题，这一强制的反民主本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工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具，他们被完全抛到市场上，为了维持其生存只能成为雇佣工人，因而他们在经济方面是没有什么自由和自主可言的；其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人类物质文明，其经济逻辑也变得不可一世。资本增殖的逻辑驱使资本主义持续地积累，持续地寻找新的市场，持续地将它的强制性施加到新的生活领域、施加到人类和自然環境之上。资本的这种自我扩张使人类的需要和欲望让位于资本积累，并服从于一个自由放任的竞争市场带来的所有危机和矛盾。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民主性源于它以“经济”之名、以“资本”为主宰，不仅否定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而且随着劳动者对物质生产方式的主动权被剥夺，它还否定了人与自然物质交往关系良性互动的可能性。因此，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在地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两个民主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具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

三、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总体批判

上文已经提到，资本主义经济民主缺失这一事实是在古雅典民主的观照下显现出来的，而资本主义经济不民主的根本原因则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揭示出来的。由此观之，伍德是将古雅典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重新构建了一种针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话语。这一批判话语贯彻了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连续性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经济强制的内在统一，从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总体性的批判。

首先，从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和片面性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域分离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产生在根本上都源于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纯经济强制的出现，正是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民主性质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的纯经济强制取代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超经济强制，不仅使经济领域从政治领域独立出来成为可能和必要的，而且使政治领域“撇清”与超经济强制的关联，使政治领域发展出前所未有的向普通大众扩展的民主，显示出现代民主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的巨大区别。但是，民主的内涵从此也被资本主义抽空了：民主与表面的政治民主画上等号并被反复讴歌；而纯经济强制的反民主性却避而不谈，对民主在经济方面的要求则讳莫如深。资本主义民主就这样用政治民主置换了民主的全部内容，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断裂性地看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必然结果。

伍德指出，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在表面上体现了对强权与专制的祛除，但这只是虚假民主。随着领域分离的出现，强权与专制充斥于经济领域，但人们对民主问题的讨论却并未随之转移到经济领域，使得经济强制逃逸于民主话语之外，而争取和维护政治民主却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可是无论政治民主的要求多么激进，也不会触动经济强制分毫。这种矛盾间接地告诉我们，经济强制和政治民主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是相互匹配的，二者分别在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中并行不悖。在伍德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局限于政治领域只会导致民主的“贬值”：民主虽然在形式上不断扩大范围，但民主的内在价值却不断减少。民主“贬值”的秘密就在于，没有经济民主、经济权利作为基础，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利就如空中楼阁，不可能具有真实的意义。如果人们仅仅停留在政治民主的假象层面，就会丧失对经济民主的渴望，继而无法把握真正的民主。所谓真正的民主不仅表现在政治关系上，而且体现在经济关系上，并且只有首先在经济关系中实现民主，即每个人都在经济关系中处于主体地位，都能动地参与经济建设和管理，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人，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民主才是真实的，才是维护、反映和集中体现经济民主的力量，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才能真正成为有机统一体。

如果说古雅典的民主是一个统一体，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相互支持，那么资本主义的民主就是个残缺体，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脱节，蜕变为没有实在内容的外在形式。在古代雅典的民主中，公民的权利并不为社会经济地位所左右，公民无论穷富都具有同样的权利。公民权还意味着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摆脱“超经济”的剥削，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减少了他们在经济上遭受剥削的可能性，政治民主对于他们的经济民主起着实质性的保障作用。“在这种意义上，雅典的民主不是‘形式的’民主，而是真实的民主。”此外，古代的民主主体在经济上也没有必要进入市场以获得劳动和生活的条件，他们的公民自由没有像现代雇佣劳动者那样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强制所抵消。资本主义民主的残缺起源于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的剥离。由于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权力不依赖于司法特权或超经济的特殊地位，因此公民平等就不会直接影响或有效改变阶级不平等，也就是说，劳资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即使在具有司法平等和普选权的情况下也能够继续存在。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假民主和经济不民主的连续性的表现。换一角度观之，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强制恰好也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但这个统一体与古雅典的民主统一体存在天壤之别。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表现为民主的光辉面，但经济强制内含反民主的本质，前者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后者植根于经济基础本身，因此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的底色。更明确地说，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归根到底就在于它是表面的政治民主与实际的经济强制的结合。至此，伍德运用这种连续性的分析方法揭开了资本主义民主的面纱，使其反民主的本质无所遁形。

四、伍德的民主观的意义与局限性

伍德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回溯古雅典民主和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最终目的是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存在本质区别。伍德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有助于我们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话语取得强势地位的今天，清醒地认识资本主义同民主之间内在的龃龉关系，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对民主的“绑架”，在形形的民主话语中拨云见日：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才能获得其全部的和真实的含义。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出发点，也是民主在社会主义的最终归宿。但是，伍德的理论在建构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方面却相对薄弱。因此，我们必须辩证地评判和借鉴伍德的民主观，保持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独立思考。

首先，伍德将古雅典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通过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总体性批判，论证了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社会主义才是民主真正的同义语。尽管有学者质疑伍德的整个论证过程，是以古雅典模型的民主来否定现代政治，她没有考虑到现代社会状况与古希腊的雅典已有天壤之别，因此她的“返古”、“学古”是不合时宜的。笔者认为，重新回到雅典的民主当然不可能，因为雅典民主不仅包含奴隶制的“硬伤”，而且其自由劳动本身也具有小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马克思所向往的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下的社会化生产。但是，关于雅典民主的现代阐释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许多学者都从中吸取资源来指出现代民主的症结，伍德亦是如此。对比雅典民主，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成为政治领域的基本原则，但在经济领域人们则无力抵抗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原则的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实际不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的这种畸形化，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无法容纳民主的全部内容。在伍德看来，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消融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成为民主无法渗透的领域，而纯政治的形式民主则遮蔽了民主的雅典式内涵，并遮蔽了经济强制的问题，这两个层面都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反对民主的；反过来，民主要求在经济领域的扩展，以超越资本主义的狭隘限制，因此民主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真实的民主成为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可见，伍德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真实性上的民主建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旨在使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重新结合起来的民主，这种民主首先是指生产者本人的民主的自我决定。因此，社会主义是在向社会共同体回归的条件下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重新统一、民主的形式与内容的重新统一的。这种民主既来自于古雅典的启示，也来自于马克思开启的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与内容分离的批判。概言之，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和最终旨归都与资本主义民主存在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是以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同时也必然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终结。这一观点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彻底批判，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则具有建设性意义。

其次，伍德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民主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在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伍德指出，自由主义是先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现代概念，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等同起来的正是资本主义，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之下，“自由主义民主”的观念才成为可能。它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外在于经济领域，另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有其自身的权力关系——不依赖政治领域也拒绝政治领域的介入，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与自由主义结合的奥秘。自由主义民主的限度在于，它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强迫的新领域，包括其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私有财产乃至到市场强制等众多权力的重新分配。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看似激进，但它实质上不过是接受资本主义的前提，企图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内、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中走向社会主义，如其代表人物墨菲所言：“今天左派的任务就是设想一下怎样才能通过一种与自由民主政体相容的方法来实现这一过程。”在伍德看来，这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在原则上可以扩展为社会主义民主。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完成，而且这一从此到彼的变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过程”。由此可见，所谓的“激进民主”完全抹煞了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断裂性区别，它不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而只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拓展。它与自由主义民主一样，完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再生产关系，完全放任经济强制、市场强制的存在。因此，它们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同盟。

但是，伍德澄清了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什么”的问题，却对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的问题，即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实际内容和运行方式却较少论及。实际上，伍德的民主观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它难以介入现阶段如何现实地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践进程。具体而言，伍德直接或间接地将民主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尖锐对立起来的做法，极大地削弱了其理论的实践品格，使其对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这是我们不能苟同的。

伍德的悲观主义并不难解释，这是其理论推演的必然结果。由于经济民主是伍德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和构想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范畴，它的对立面是经济强制、特别是市场强制。在伍德看来，民主同资本主义的龃龉关系，实际上就是民主同市场的龃龉关系。因而她就把对经济强制的分析扩展到将资本逻辑和市场规律全都视作民主的反题，她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要实现民主就必须取缔资本和市场。然而，这个前提在资本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成为主导经济模式的今天，显然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伍德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民主如同缘木求鱼。与此相关，伍德还反对任何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在她看来，市场经济及其规律在全球层面的统治，使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受到市场逻辑和市场强制的宰制。因为一国的市场机制必然在世界经济体系下运行，世界性的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法则迫使这些国家的市场不得不在实质上去“社会主义”化。因此，在全球化的现实基础上，民主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可能调和。由此可见，伍德对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都予以了否定，社会主义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被推至彼岸世界的东西。最后，伍德就只能走向一种空洞的理论诉求，即坚持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必须把社会生活从市场强制和资本逻辑中整个地解放出来。毫无疑问，伍德在现阶段要求彻底根除市场经济逻辑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伍德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根源于她没有正确地理解市场经济的历史意义，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中介環节。她过于强调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人类生活的异化，根本地否定社会主义通过市场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性。这种比较极端的观点在西方左翼中并不少见。正如施韦卡特所指出的，攻击市场社会主义的左翼学者“排除了仔细研究当市场被移植到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中时将会如何运行的需要”，他们的理论有一种策略上的方便，但却过分轻率了。应该说这种批评是很中肯的。实际上，市场经济除了可以看作是一种自动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式，它也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形态。如果仅仅将其看作是资源配置方式，那么市场经济就具有同一性，无需添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缀来突出它们的区别。但作为历史形态来看，市场经济是马克思划分的三大社会形态中的第二个阶段，它以市场为中心，物的依赖关系在导致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导致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马克思那里，市场经济阶段是人类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跨越又终将被超越的，这个过程必须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来展开。由此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是可行的而不是“乌托邦”，它并不完美，但却是现阶段我们不得不做出的抉择，是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必经途径。

伍德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与彻底根除市场经济的逻辑等同起来，只在未来社会的最终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我们不可能一步跨越到未来社会。实际上，市场和资本都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产物，其局限性也只能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予以超越。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解放不是在理论当中发生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保留了商品、货币、资本、市场等关系。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依据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它可以对资本加以控制性的利用，使社会福利可以与经济水平的发展呈正比例增长，使市场和资本服务于我们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交往关系发展的需要。这就并非像伍德所言，一旦实行市场经济，所有的价值和目标都要屈从于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当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也遭遇了不少问题和难题，如贫富分化、城乡差距以及政治文明建设和经济文明建设之间的不协调等。对此，我们倒不妨从伍德那里汲取这样一种问题意识，那就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问题上应该如何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民主(具体也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异质性和优越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当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当今中国民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实践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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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篇8

既然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的正义与进步都具有正向和负向的双重作用，那它还能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容吗？如果可以相容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较于一般市场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又有什么样的优越性和共通性呢？事实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是特定历史阶段，即发达商品经济阶段的有效经济运行机制，所以它不具有永恒性，自然有利又有弊。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的正义与进步具有的双重功能是其本身固有的，与社会制度无关。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和任何一种所有制的社会制度结合，当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对市场经济正作用的发挥与负作用的规范效能存在着差别，有时甚至是本质性的迥异。市场经济在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急速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也使得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发展到了极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而且对于未经历过市场经济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较于一般市场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自然有其无比的优越性。此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在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大力促进社会化生产优点的同时，又能很好规范市场经济的负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如此优越性的深刻原因在于它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这从制度上就根本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深刻弊端。首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使得政府有制定宏观发展计划的战略眼光和干预市场的能力，避免市场的发展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其次，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使得非公有制的市场主体在追逐利益的时候不能随心所欲和过分膨胀，这也就有利于遏制社会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进而能避免导致一部分人的发展以另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局面产生，使人不至于道德败坏与精神沙化。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有多少的优越性，它仍然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般市场经济形式的通性，即追求效益的优先性。讲求效率或效益是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市场经济产生负作用的根源。因此，功利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市场主体与主体之间交往的最主要目的。可以这么说，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利动因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含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通性，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目的就是为了利润。由上论述，我们可知，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其自身含有的对社会生产发展的双重作用，与社会制度无关。市场经济可以与任何一种所有制的社会制度结合，只不过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结合，会对市场经济本身正向作用的发挥和负向作用的规范起到不同的效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市场经济形式的一种，因其生产资料公有制度而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但它不可能完全消解市场经济追求利益的本色。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正义观构建的坐标

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生产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及其与社会正义的关系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新型正义观的坐标又是怎样的呢？

1.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正义的关系

需要避免三种不良思维倾向一是“浪漫主义”思维。此种思维认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着消解市场经济负作用的良方，而且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越的地方。“浪漫主义”倾向也扩展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正义关系的理解上，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有利于社会正义实现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经济的负作用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不可能完全消解其负作用，不可小觑市场经济的负作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腐蚀。二是“取消主义”思维。此种思维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纳的是市场经济形式促进社会生产有利于社会正义的一面，而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贪婪、虚伪、欺诈等负作用进行了彻底的“隔离”，因而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积极作用。这种完全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负作用的思维，是一种纯主观选择的“康德式”思维。殊不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与其负作用是互为条件而存在的，取消了市场经济的负作用，其积极作用也将不再存在。比如，市场经济中个体的逐利本性，可能导致个体的贪婪，甚至良知的泯灭，而另一方面，个体的逐利本性正是催生市场激烈竞争，社会生产效率飞速提高的动力源泉。因此，要消灭市场经济的负作用，只有消灭市场经济本身，而要消灭市场经济本身则需要具备一系列客观的历史条件，而不取决于人的主观的任意选择。三是“放任主义”思维。持有这种立场的人认为市场经济的负作用既不能被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约束和限制，更不能被取消，那只有采取放任主义态度，即在利用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正义有促进作用的一面，而对其带来的负作用则抱以不管不问的态度。笔者认为，这种对待市场经济负作用的“掩耳盗铃”做法是行不通的，而应从实际出发，辩证地、有区别地加以对待。如对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就应分析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对于因勤劳付出、能力较强产生的合理高收入，则不能一刀切式的予以打击，反而应加以保护和鼓励；而对于坑蒙拐骗、贪赃枉法获得的收入则应依法取缔。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反对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开，不是反对逐利行为本身，而是要防止私欲的过度膨胀和泛滥，防止不合理的、违法的逐利行为。总之，在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负作用问题上，不能做美化式的理解，也不能采取排斥或逃避的方法，而应坚持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眼光，市场经济的负作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指出：“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当然，对于与社会主义制度和法律相抵触的市场负面行为或危害，则必须进行限制和规范，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无法真正建立起来。

2.解决社会正义问题应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入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一样也有负作用，也有不利于社会正义的一面，因此，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新型正义观的立足点或坐标不能是市场经济体制，而应是社会主义制度。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社会主义制度比以往一切社会制度都更具优越性，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不在于市场经济这个旧事物，而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新事物。总之，他们认为，凡是与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相一致就是正义，否则就是非正义。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主义制度反映的社会的所有制生产关系，它本身还有自己的生产力根源，是受时代的生产力制约的，因此决定时代正义观的根本坐标，必须深入到社会生产关系背后的生产力层面去探寻。马恩在批判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时就鲜明地指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他们的思想）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的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可见，马克思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包括社会的正义问题）应该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入手，而不能停留于人为设计的社会制度层面，因为社会制度也必须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正义观的根本坐标应是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生产规律和现实，而不能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正义观的构建

必须把握两个历史前提既然我们知晓了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正义观的坐标是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生产，那么围绕这个坐标，又如何现实地去建构呢？并且，在建构新型正义观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使我们建构新型正义观的合理性思路变得更加清晰。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正义观必须把握两个历史前提：一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而不是产品经济下的社会生产；二是市场经济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第一个历史前提是决定新型正义观的根本坐标，是其社会生产力前提。而第二个历史前提反映新型正义观的特殊性，是其社会生产关系前提。

1.社会主义新型正义

立足于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要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肯定市场主体竞争和创造的利益动机从第一个历史前提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正义观的根本坐标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这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模式是适应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现状的，并且是不能逾越的，因此与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相一致，是最实质的正义；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有其自身运行的内在规律或特性，因此正义观必须反映市场经济的特性，即功利性。从第一个层面的意义来看，我们国家是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形态来讲，虽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阶段，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马克思在阐述社会形态范畴时曾科学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社会主义新型正义观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这是由我国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决定的。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这决定了我们生产力水平的起点非常低。没有经过商品经济阶段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力的要求，因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应和促进我国现实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效经济运行方式，因此，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就是正义的，阻碍市场经济运行的就是非正义的。从第二个层面的意义来看，其实它解决的是第一个层面的动力问题，即如何才能做到促进市场经济的运行，这涉及到了市场经济自身内在的运行规律。市场经济中，诱发人竞争和创造的动机是利益因素，也称功利动机，因此，我们要促进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就要肯认市场主体的合理、合法利益，而不能像以前一般，谈利色变。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正义观是一种对合理、合法利益肯认的正义，而不是离开物质，纯精神的正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正义就是人的利益的正义，只有对人的利益的肯认，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马克思曾直言道：“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

2.社会主义新型正义

必须对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进行限制和规范从第二个历史前提看，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下的，这使得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而言，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然，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但社会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反作用。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已被理论和实践双重证明了能与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相结合，而且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对市场经济的负作用有着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经济的负作用，如坑蒙拐骗、欺诈交易、劳动异化，过度贪婪和剥削、过度两极分化等等，具有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好的校正力。

四、总结

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1篇9

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以生产力为起点，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来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迫使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言：“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3）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因此，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从调整所有制结构入手。我国确立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具体实际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最终选择了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多元化的混合经济而不是一元化的经济，与此相适应也必然要求所有制形式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就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抑制市场经济弊端的物质基础。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因此，要使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就必须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而要使宏观调控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因为，公有制经济是宏观调控的坚强后盾。可见，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要求政府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实力、保持一定数量的国有经济，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克服市场失效、纠正市场偏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体现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征，正如所说的那样：“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就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其一，在市场经济中，交换应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生产要素的让渡与转移，没有多元的产权主体，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交换，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其二，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有着独特的要求：独立的经济实体，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利润最大化为动力，机制灵活、决策适时、应变能力强。因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是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的，适应上述要求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总而言之，“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努力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又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

为此，中国共产党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最初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调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最初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一项长期方针，调整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再到强调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22因此，不断完善和发展这项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败。”23如果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算起，到2000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正式运行不到十年，就使中国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随的新的经济组织和利益群体。”“1992年私营企业的户数和私营企业主人数是13.96万户和30.0万人，到了2000年私营企业的户数和私营企业主人数是176.18万户和395.3万人。”带来这一重大变化的是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客观地说，这种局面已经超出了仅仅把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发展社会主义手段来认识的解释范围。它使执政党陷入了两难的选择:如果恪守社会主义原创理论，就需遏制民营企业发展势头，弱化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比重，其实质是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就需承认市场经济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合理性，从政治层面认同新崛起的发展生产力的社会群体，把其中的先进分子纳入执政党的队伍，其实质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到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摸索出来的最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源配置方式，当然不可能因社会阶层的变化而放弃市场经济，使得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改革中途转向。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从否定市场经济出发来化解这种两难的选择，而是通过调整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中共十六大把党的性质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调整为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把党的宗旨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拓展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的新表述，回答了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但从深层次上来看，执政党作为上层建筑的主导力量，这一新的表述显然是对经济基础出现重大变化后的反映。就此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坚持市场经济的结果。为此，中共十六大在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对民营企业家等新兴社会阶层的地位做出了新的判断：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并进一步强调：“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27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由它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又共同决定着产品的分配形式。市场经济的确立，带来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必然要求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做出相应的改变。为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中共十五大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一方面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现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实行按劳分配，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28市场经济的两大运行机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首先要求劳动者能够自由运用自身的劳动能力参与经济活动，还要求市场能够根据劳动者能力及其贡献进行成果分配。而按劳分配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以劳动为尺度的经济平等关系，它的真正实现要求两个前提条件的存在：一是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自身的劳动权并且拥有对劳动岗位的选择权；二是社会的分配建立在以劳动为尺度的社会平等基础之上。显然，市场经济所提供的正是这样的经济环境，自由竞争允许拥有自身劳动权的劳动者对劳动岗位进行选择；优胜劣汰保证社会分配体现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及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此而言，市场经济需要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也需要市场经济，双方是自然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还要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主要是因为完善和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对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充分调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就必须依据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的贡献取得报酬，不然，要素所有者宁可闲置其要素，也不会让他人无偿使用。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就是对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而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即生产要素能够依据各自的贡献取得报酬。由此看来，按生产要素分配强化了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总之，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之所以能够很好的解决我国当前分配领域的众多问题，不仅是因为这一制度适应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这一分配制度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正如所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能再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根本的还是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如果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仅仅局限在生产力或生产关系方面，那么我们不仅没有完全理解市场经济，更不可能敏锐地抓住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确，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各种资源参与经济发展，促使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体现出生产力性质；而“优胜劣汰”机制，带来了社会阶层的迅速变化，要求生产关系做出相应调整，具有生产关系特征。但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两大运行机制，双方联系紧密，互为因果；不仅“自由竞争”导致“优胜劣汰”，而且“优胜劣汰”促进“自由竞争”，既不能放弃“自由竞争”也不能取消“优胜劣汰”。为了保证“自由竞争”之“自由”的实现，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每个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规范人们参与竞争的基本规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得能够运用民主政治原则，制定合理的法制体系，使“自由竞争”有序运行。为了缩小“优胜劣汰”之“优劣”的差别，首先，必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竞争中失败者的基本生存条件，缓解社会因贫富差距所导致的社会冲突。其次，必须建立公平的教育体系，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机会，使人们获得发展自身能力的条件，以此缩小能力水平方面的差距，从源头上影响或改变优胜劣汰”之“优劣”的过分悬殊。市场经济的原创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逐步确立了民主政治体系、法制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基本上适应了国内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求。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实现竞争中的“自由”，“优胜劣汰”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趋势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必须运用上层建筑的主导力量对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四大体系进行改造和创新，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协商民主建设。注重协商民主，不是取消票决民主。我们不否认西方的选举民主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我们要在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的实效性。”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不仅赋予每一个个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更使得每一个社会群体的意愿都能通过协商得以彰显，过程是人民的公平广泛参与、结果是不同群体利益的共同体现。建立在这一民主制度之上的法律及相关上层建筑，将既保证自由竞争的实现，又能彰显每一个经济主体的权益。

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增加道德约束内容。法制是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是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不仅要依靠法制来规范，还要依靠道德来约束。法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依托，没有健全的法制体系，市场经济就不能有序运行。道德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思想行为规范，没有道德、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正如所言：“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也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说市场经济也存在公平正义，但必须明白这种公平正义是经济上的公平正义：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并根据每个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分配经济成果。经济上的公平正义解决的是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公平，彰显的是经济成果分配的正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效率。社会的公平正义解决的是人们多方面需求的平等问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运行机制，依靠维护经济的公平正义，带来了经济的高效率，促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却无法完全保证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权利都能得到有效维护。因为，“每个人的自由竞争”无视人们在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方面的差别,让不同等的人遵循同一规则,其结果肯定是不平等。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不仅要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利，还要保障每个人的发展权利，把“每个人的自由竞争”转变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竞争需要同一衡量尺度,发展却是因人而异，所有个体都能得到充分的培养和发展。这就要求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后进地区、弱势群体加大扶植力度，不仅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利，而且为其发展创造条件。换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依靠市场经济两大运行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还要依靠政府的有效调控，实现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有机统一，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创造条件。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提升教育公平的地位。教育是一种基础性产业，“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通过教育公平提升每个劳动者的能力，以缩小劳动者个人能力的差别，从源头上扼制优劣的过分拉大，以保证社会贫富差距不至于过分悬殊。这样就不难理解，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一重要论断。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完备的教育体系，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劳动能力更为接近，但两级分化程度却有增无减，这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竞争机制的扬长避短，其原因在于在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生产效益单项流入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必然拉大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各自不同的劳动条件，又使他们不可能平等地投入竞争。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公平教育体系的建设，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因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级分化。”

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篇10

一、经济伦理”范畴的一般规定

在关于经济伦理”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就如何定义经济伦理”并没有达成一致。[1]从词源上看，无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是西方古代思想家都认为经济”是一种与伦理共生的文化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本身就具有伦理的意义和特征，亦即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伦理性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经济与伦理具有高度的共属一体性，使我们不能在一个明确的界限下来区分何谓经济”何谓伦理”，因此词源意义上的经济伦理”不具备进行单独研究的存在属性。

（一）行为意义上的经济”范畴的涵义

人类为获得资源和维护既得资源而自觉进行的经济行为是由主体需要驱使的，外在表现为他们与行为对象之间有形无形的报酬的交换。[2]在这个语境下，经济”就是一种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实践活动，是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之间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物质往活动和行为，它的目的在于追求个体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和类整体主体的特定价值目标的实现。其中行为主体包括微观主体”即自然人”和法人”的集合，和宏观主体”或整体主体”，即代表一定微观主体共同利益的共同体”如政府。这个意义上的经济”范畴包含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宏观和微观主体获取外在于主体的自然资源的活动，这是经济主体以外在的自然为对象获取经济利益的经济行为。在这个行为过程中，当下的行为主体需要面对的是两个对象，即自然客体和将生存于这个自然的未来主体；二是指发生于微观行为主体之间的一种以求利冲动为基础，以获取物质利益为目的，以货币和物质为媒介的交换过程。这是一个以实现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过程；三是指宏观主体的一种建立在交换和部分无偿占有基础上的，以实现特定经济目标如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促进行为主体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等为目的的行为过程。在这个行为过程中，宏观主体并非完全以实现自己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

（二）现代经济伦理范畴的界定

从一般意义上说，伦理”是个体行为主体的一种交往规则和关于交往目的的价值认定，是宏观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以理性和意义为核心的实践精神，是一种存在于特定情境下的为交往者共同认定和遵守的规则和信念。[3]因而可以将现代经济伦理”定义为在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中行为主体在特定情境下所共同认定和遵守的道德规则和价值信念。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现代经济伦理的一般属性：一是在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经济伦理就是经济行为主体在将他人作为经济行为对象时应具有的道德良知，也就是在经济行为中行为主体应该恪守的道德规范，即经济伦理的合工具性；二是当下的经济行为主体将自然作为行为对象时应遵从的自然的法定”规则，以及考虑不同代际间的经济主体对经济资源公平享用的道德原则，即经济伦理的合规律性；三是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经济伦理体现着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或价值理性，也就是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终极目的所应该具有的道德价值，即经济伦理的合目的性。对经济伦理”概念的任何厘定都不应该偏离这个原初的意蕴。从经济伦理概念的规定可知，经济伦理是对经济行为的一种道德约束和价值规范，只有当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经济行为成为社会经济的普遍行为和经济关系时，伦理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才成为可能和必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发展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的经济交换关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立足于经济的普遍交换关系而生成的现代经济伦理。因此严格说来，现代意义的经济伦理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而生的。

二、现代经济伦理的历史性发生

作为规范行为主体经济行为的现代经济伦理本身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这使得简单追溯整个人类经济行为或关系的历史演变，以便确立经济伦理的历史性发生成为必要。

(一)在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的早期阶段，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伦理

原始的以生存为目的的获取生存资料的行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行为，因而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在原始的非文明状态下，人只是一个单一的非人文的存在，既非经济人也非道德人，既不具备工具性也不可能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伦理目的性。因此，一方面，他们能够享受一种没有被文明所拘束的自由———在这种非自觉的理性”自由中，人的所有行为和活动的最高价值就在于生存和延续；另一方面，他们还不能进行工具和目的意义上的道德自觉，而是在自发中遵循着我们所想要自觉的道德良知，诸如公平、公正、均等、诚信等。在阶级社会的早期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随着财产私有权的确立，人类把自己严格地分成两个在经济关系上互相依存而又对立的阶级。作为对立的经济主体，生产者阶级”与占有者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建立在非交换”的基础上。在这种要么生产”要么占有”的单一向度的生产和分配关系中，物质供给的生产者失却了目的性，占有者阶级失去的是人作为工具性存在的价值。因此，在这种经济关系中，本然就不存在经济人或者道德人；人在应然状态下自觉的价值确定的是单一的或者目的性或者工具性的存在。故而在这种单一向度的经济关系中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伦理赖以发生的根据。

（二）现代经济伦理的发生

现代经济伦理是因应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造成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隔离而发生的。随着人类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们开始在与以往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构建新的经济理想和经济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旧有的占有者阶级和生产者阶级的某些人在新秩序下变成了新的占有者阶级———资产阶级，这个新的占有者建立了大规模的工业、城市以及商业活动，并把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卷入到以逐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中。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个人都追求经济行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即所谓的经济理性”。而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存在于交换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对公平的缺失，使经济生活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律性，造成了城市与农村二元经济困境、财富的快速积聚集中和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进而使得经济生活中的行为个体道德伦理和作为类整体的行为主体道德理性的丧失，人的经济属性成为他本应有的道德属性的悖逆。正如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的，现代西方的工业化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体制造成了人的思想的工业化”，人们发觉将自然资源开发和转化成制成品”本身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而这一过程所引起的任何后果对人类的价值反而无所谓了”。[4]也就是说，人们为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劳动本身和作为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劳动产品的占有都异化”为与人分离和对立的异己力量。而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5]正是这种异化，分裂了人的经济属性和道德属性，隔离了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才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并构建经济发展中经济行为主体间的伦理关系，以规范经济行为个体在经济理性发展中应遵循的道德原则，恢复作为类整体的人在文明体系中应有的道德理性。#p#分页标题#e#

三、现代经济伦理的建构

如上所述，经济伦理源起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人对其目的和道德缺失的内省，以求为自己的经济行为树立超越工具价值的人性目标。但就现代经济社会内部而言，由于其发展水平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这就使得人们对经济行为的观察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伦理洞见也是一个动态连续性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经济伦理一经产生就处于连续性的构建之中。由于内容所限，本文不能从纵向上来追溯现代经济伦理的历史建构过程，而是力图从横截面上来简述笔者对如何建构现代经济伦理的几点意见。

（一）公平地维护所有微观主体生而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在现代经济伦理的构建中，代表微观主体共同利益的宏观主体”应公平地维护所有微观主体生而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市场经济制度正是由于割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而造成了经济现实中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正是为市场经济制度所忽略的公平”，在于提升人们对公平”的价值认知和道德实践，因此经济伦理的实质内容和核心理念就是要妥善处理资源利用的效率性和财富分享的公平性之间的关系。公平在经济意义与伦理意义上的差别在于：前者更强调经济活动过程的公正性，它并不抹杀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获利冲动和求利目的，并强调这种公平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可承载的效率牺牲的基础上，这种意义上的公平性具有工具性的指向；而伦理意义上的公平则突显的是经济行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的均等性和作为结果的财富分配的平均性，它指向人的应然目的性，即经济活动的价值理性在于促成经济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应为所有经济行为主体共同分享。也就是说，伦理意义上的公平首先体现的是现代经济社会对行为主体的道德度量，以及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对道德理性的追求，因此它也就成为构建现代经济伦理的实质内容和核心理念。这就明确地要求宏观行为主体在管理经济社会秩序和分配经济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应首先确立这样的伦理价值观：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经济财富的总量，其首要的也是终极的价值和目的更在于公平地维护所有微观主体生而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构建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合理有效的经济伦理制度

作为实践理性，经济伦理已经内含着外化为行为的要求，即经济伦理应具备对现实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和价值指向的现实效力。经济运行的过程是一个无限重复的博弈过程，经济主体对是否遵守伦理规则的策略选择，与其他经济主体恪守这个伦理规则的情况是紧密相关的。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把建立在伦理规则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制度作为所有行为主体相互交往中共同遵守的规则，经济活动才可能无限重复。[6]因此，要使经济伦理实现持久的现实效力，就必须构建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合理有效的经济伦理制度，把经济运行中经济行为主体应恪守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结构化，形成具有一定强制性的制度化的安排，使伦理规范呈现法制化的强制性趋势，[7]并使之从一种观念形态转化为信念形态，变成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规范，因而能规范和惩罚可能出现的各种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因此，在现代经济伦理的构建过程中，宏观行为主体就应将构建规范、合理、科学和有效的经济伦理制度作为规范经济秩序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三）公正守信应作为微观行为主体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

经济伦理要实现它对经济关系的秩序性和经济行为的伦理性的规导和约束，在其建构过程中必须首先实现它对微观行为主体的道德约束作用。正如我们不断强调的，经济伦理在微观层面上是经济行为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展现出的精神特质、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所体现的道德规范，其内在基质体现为经济行为主体对公平的道德坚守。因此，经济行为过程的公平性是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经济行为过程的公平性即经济行为是公开、可观察和可监督的；经济行为的结果即所提供的产品在交换过程中是等价的；行为主体是在合规范和合秩序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的经济利益的。经济秩序对经济行为公平性的这种内在规范外在表现为行为主体在其经济行为中对公正守信的品格的坚持，因此，在构建经济伦理的过程中公正守信在微观层面应成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必然导致建立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有权基础上的交换日益频繁，为保证交换价值的对等性，其过程应该是公开、公正、可观察和可监督的，因此它必须以经济行为主体间的信用为前提。因为，作为交换的商品首先是某个把自己的劳动体现在这一商品中的人的对象性；是他自己的、他本身生产的、为他人的对象存在”。[8]只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交换过程才能减少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过程的扭曲，从而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为经济社会带来更多的产品，而这又恰为经济社会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价值意义上的公平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交换过程对公平的这一本质要求，正是经济伦理最深刻的根据之一，体现了经济伦理作为经济社会的一种协调手段与宗教和法律一样所具有的工具性意义。

（四）倡导和树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德理念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存在，它既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自然在本体论意义上为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真实和终极的物质与能量。人类所有的包括生理的、社会的、精神的需要都是在人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及其产物中得以形成和满足，人类所有的包括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审美能力等等也同样是在这种实践活动及其产物中得以形成、发展和体现。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上，人与自然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9]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在求利目的的催动下无视人与自然的这种依存关系，盲目地毫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欣然把自己变成了物质偶像的奴隶。然而在由人的经济和自然构成的交互作用的系统中，当人的经济行为从其应在的质点发生偏离，而自然依然保持原有的相对静止状态时，这个原本自决的系统的各局部的和谐就会丧失，并最终导致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自决系统的崩溃。因此人类社会经济和文明的成长必须与感性存在着的自然取得某种平衡，这是自然赋予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律条。所以在现代经济伦理的构建中，必须倡导和树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德理念。一方面维持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自然和人类这个共生系统的稳定和持久，提高我们的生存质量；另一方面要考虑在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下实现不同代际间的经济主体在资源享有和经济福祉上的公平性。#p#分页标题#e#

（五）现代经济伦理的构建既要反映人类普遍的文化追求，也应体现民族文化传统

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篇11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基本理论；述评

Abstract：ThenewliberalismisaneconomicaltrendofthoughtwhichappearedafterKeynsianrevolutionandtriedtorevivethetraditionalliberalism.It’sfundamentaltheoreticalviewpointsareasfollowing:tomaintaintheprivateownershipandopposethepublicownership,tomaintainliberaloperationandopposestate’sintervention,toputforwardthetheoryofnaturalunemploymentandopposethetradeunion,tomaintaintheprincipleofperfectfinanceandopposeinflation,topublicizeliberaltradeandeconomicalglobalization.Wecann’ttreatitsimply,butshouldanalyzeitconcretely.

Keywords:Thenewliberalism;Fundamentalviewpoints;Discussionandevaluation

20世纪3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自由主义，（1）目前在学术界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但对新自由主义应该如何评价，学术界的看法却不尽一致。相当多的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持否定的态度，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其持肯定的态度。本文则认为，对新自由主义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做法，而应该对其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及其兴起

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一词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2）为了和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弗里德曼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概念：“一种我过去常称为19世纪的，然而又是从变革思想潮流的观点来看的自由主义，我现在开始称之为‘新自由主义’。”（3）

但对于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国外学术界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式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和过程：相当一批私有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科恩.塞阿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4）伊丽沙白.马丁内斯和阿诺尔多.加西亚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过去20多年里广为流行的一套经济政策。（5）这些定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特点。

新自由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出现的一股经济思潮，其目的是要“复兴”19世纪的传统自由主义。属于新自由主义的学派包括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奥国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则特指新自由主义中比较极端的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张五常、弗里德曼、萨克斯等。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凯恩斯革命”以前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这种自由主义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主张自由放任，从而被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物中的作用，扩大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经济活动中则主张自由贸易，从而被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物中主张代议制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证明私人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维持经济的均衡，宣告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破产。这给西方经济学界以重大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出现分化组合：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传统理论产生怀疑，并掀起了一场针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凯恩斯革命”；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继续坚持自由放任，但对传统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修改，从而以新的面貌出现，形成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有四个中心，它们分别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英国的伦敦大学。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想打着“新古典复兴”的旗号开始在美国流行，并带有明显的反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这个时期正是凯恩斯学派凯歌行进的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受到很大限制。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停滞—膨胀”所取代。在宏观层面，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而且经济危机频繁，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严重存在，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极度混乱。在微观层面，生产率增长幅度大大降低，公司平均利润率显著下降。在这种形势下，那些信奉传统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一方面抓住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从各个方面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严厉的批评，另一方面纷纷提出自己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登上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并开始兴盛起来。在西方经济文献中，这一变化过程叫“向新保守主义转变”，甚至叫“新保守主义反革命”。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而是由信奉传统自由主义的不同派别汇聚而成的一股经济思潮。这些学派虽然有各自的特点，但它们的基本理论观点是相同的，或者说是接近的。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以下几点：

1、极力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

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论其中的自由派或保守派，都是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不过，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中，新自由主义派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立场更坚决，态度更鲜明。弗里德曼就强调私人经济的内在稳定性，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私人经济可以自动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换句话说，私人经济具有自动稳定和消除波动的能力或趋势。弗莱堡学派也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有效的竞争制度，而私有制又是竞争制度的先决条件。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人们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没有人加以限制，所以，企业主就可不受任何约束，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价格下降，国民收入增加，需求扩大。在他们看来，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纲领具有非常“革命”的性质。

不过，在新自由主义者之中，鼓吹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最起劲的，莫过于伦敦学派的哈耶克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了。哈耶克认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他还把私有制同“自由”、“自由选择”联系起来，认为有了私有制，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才会有美好的社会。他甚至主张废除国家货币制度，用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来代替国家货币。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公有制，认为用实行公有制或限制私有制来组织经济，用统一的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会导致个人积极性受挫，经济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失调，而且必然形成集权主义统治，限制个人自由，使个人受到“奴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也是私有制的积极鼓吹者。他认为，私有产权容许各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与选择，是能使交易费用减少的最主要的因素。他极力颂扬科斯定理，认为科斯定理的最大贡献，就是提醒我们分析经济制度一定要考虑交易费用。而他们20多年的研究所得到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只有在私产制度下，人类才会为自利的缘故设法将交易费用的比重尽量减低。他断言，这是从科斯定理中推论出来的对国有制的最大贡献。他还在中国极力鼓吹私有化，建议把所有国有企业民营化，除中央银行外，将所有国有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他甚至主张用贿赂政府高官等极端手段来推行私有化。

2、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

经济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思想。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是自由放任思想的极力鼓吹者。正是他首次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根据理论，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个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最终将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在他看来，政府的职能应该只限于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兴办公共过程，即充当一个“守业人”的角色。从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大都继承了斯密的这种思想。事实上，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自由放任思想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自由放任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也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的坚决反对者。他们认为，国家干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反而会限制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他们还把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减慢，资本积累的降低，经济危机的加剧，失业的增加，通货膨胀的严重等，统统归咎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例如，现代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坚决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他认为，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政府干预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供给学派把社会福利和政府的规章看作阻碍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精简各项规章制度。公共选择学派则提出政府失灵论，主张放弃凯恩斯主义，取消国家干预，恢复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政策。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国家干预更为彻底，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政策和措施，归根到底都是有害无益的。要使经济保持稳定，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听其自然，无为而治。不过，新自由主义者也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要想完全恢复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事实上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在实际政策层面，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完全拒绝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主张严格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并改变国家干预的形式。

3、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反对工会组织。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存在的现象。经济危机不仅使社会生产力遭受巨大损失，而且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生活处境困难。但新自由主义不去揭示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是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或理论，以掩盖危机和失业存在的事实。弗里德曼提出的“自然失业率”理论就是如此。所谓“自然失业率”，就是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由劳动市场自动调节时所出现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根据这个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如果有失业的话，那也是“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这样，失业的责任就在于工人要求的工资过高，或者缺乏相应的劳动技能。只要对劳动市场的加以改进，如排除劳动市场的垄断，减少甚至取消社会福利制度，使劳动市场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提供关于职业空缺的信息，那么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特别是有就业技能的人，迟早都能够得到就业的机会。

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都接受了弗里德曼的上述理论。例如，如供给学派同样把高失业的原因说成失业工人不愿意为低工资而就业，而宁愿靠社会救济过活。因此，应该大大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迫使工人同意在低工资水平就业。这样，资本家因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扩大投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减少失业。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工会和垄断企业一样，也是一种垄断组织，也应该加以反对。弗莱堡学派甚至把工会看作“非常危险的”垄断联合，看作“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而把垄断企业看作最没有害处的。在他们看来，既然没有可能完全消除垄断，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保留它们之中最没有害处的部分，即垄断企业，消灭它们之中“非常危险的”部分，即工会组织。

4、坚持健全财政原则，反对通货膨胀。

新自由主义者所谓健全财政原则，就是开支力求节约，税收力求其小，量入为出，实现收支平衡。不过，他们所说的开支力求节省，主要是指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所说的税收力求其小，主要目的是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例如，供给学派就坚决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以提高工人享受闲暇的代价，迫使工人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下就业；主张降低税率，以刺激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增加。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都同意供给学派的这种看法。

新自由主义者还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在他们看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各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正是在批评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显示出其理论和政策的“优越性”，并逐渐兴盛起来的。不过，新自由主义者在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医治方法方面，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是由货币的增长速度超过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引起的，而每单位产量所配合的货币量增加得越快，通货膨胀的发展也就越快。反之，如果货币数量的增长不快于产量的增长，那就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他提出的克服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降低货币增长率。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货币数量的增长同产量的增长保持一致。艾哈德同样重视货币的作用，主张保持币值的稳定。他认为，德国政府应该而且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以达到理想的“三位一体”的目标，即生产率和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增长，低下而稳定的物价水平。他提出的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是：保护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生产，把蛋糕做大；限制消费量，包括限制政府的开支，特别是要限制工人工资的增长。

5、宣扬自由贸易，鼓吹经济全球化。

在西方国家，贸易自由和经济全球化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下半叶，斯密就提出了绝对成本说，认为如果各国根据绝对成本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那么各国都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好处。李嘉图则进一步提了出相对成本说。根据这个学说，如果一个国家在两各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但其中一种商品的劣势比较小，另一个国家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处于优势，但其中一种商品的优势比较大，那么前者就应该生产劣势比较小的商品，后者应该生产优势比较大的商品。只要各国根据比较成本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那么各国都可从国际贸易中获利。曼彻斯特学派以斯密和与李嘉图的理论为基础，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柯布登甚至把自由贸易与和平主义结合起来。在他看来，自由贸易是通向和平之路，是和平的保护者。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界，并使每个人从避免战争中得到物质利益。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之间通过市场交易能够成为天然的朋友。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资源禀赋说，认为不同国家商品价格的差异，是各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原因，而商品价格的国际差异，又缘自各国的资源禀赋，即生产要素种类、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如果一个国家某种生产要素相对充裕，那么生产和出口这种要素密集型的产品就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而且，如果国际贸易是自由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消除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异，实现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均等化。

新自由主义者继承了旧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理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K.Ohmae和W.Grieder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是世界资源的最优组合，它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绝大多数国家都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又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他们还大力颂扬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认为它确立了世界贸易的四项普遍原则，即无歧视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三、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是一股“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它包含各种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又都有各自的理论和特色。这里不打算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而只对其基本理论观点做一简要的评价。

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对于这种观点，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巨大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先进与否，必须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先进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落后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所有制的先进与否，同样必须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是先进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是落后的。因此，在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关系中，所有制是手段，生产力是目的。当然，说生产力是目的，只是相对于其与所有制的关系来说的，离开了这种关系就不一定成立。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从这个观点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还不是目的，它是实现更高层次的目的——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手段。总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选择一种所有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要发展生产力，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因此，私有制和公有制都不能作为目的，而只能作为实现目的手段。至于何者在实现上述目的方面更优越，则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但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者在国际上鼓吹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目的，是要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有效性，进而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尽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论也认识到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不一致和非市场出清的可能性，但是为了证明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它总是试图从理论上寻找避免非市场出清条件下出现交易的可能性。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是设想存在一种机制，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在“错误的”价格上进行交易，二是设想价格的调整过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们来不及进行“错误的”交易。前一设想就是瓦尔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订契约特权”，后一种设想就是马歇尔的“瞬时调整过程”。然而，无论是“重订契约特权”，还是“瞬时调整过程”，都不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前者，人们不知道那位全能的“价格制定人”是谁，也不知道谁赋予了交易者以“特权”；对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为零决定了价格调整的速度不会很大，更不用说接近无限了。如果交易者没有“特权”的保护，而价格调整的速度又不是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现之后和调整到均衡之前的这段时间，就一定会出现非市场结清条件下的“错误”交易。西方一般均衡论者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实际上已不把一般均衡看作一种现实的存在，而是看作一种参照系。新自由主义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肯定一般均衡的稳定性，而在于把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绝对化，不在于肯定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在于把市场经济理想化，从而看不到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政府适度干预的必要性。

“自然失业率”理论是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一种新理论。所谓自然失业率，就是劳动市场供求均衡时的失业率，也就是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这种自然失业率理论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自然失业率同“自愿失业”、“摩擦失业”的存在并不矛盾。换句话说，即使社会存在“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劳动市场也仍然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的状态。第二，“自愿失业”是由工人不愿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引起的；“摩擦失业”是由工人转换工作岗位或劳动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引起的。总之，这些失业都是由工人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第三，由于价格和工资是完全弹性的，所以，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自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充分就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第四，实际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是由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水平不一致引起的，而这种不一致只是短暂的。第五，政府实行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至多只能在很短的时期内使实际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过不多久，实际失业率就会回复到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却比以前提高了。因此，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降低失业率，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第六，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失业率的提高，是由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引起的，与非自愿失业无关。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还把工会组织当作垄断组织，认为工会是导致工资水平过高，失业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组织中最危险的，应该加以反对。这些观点说明，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反对劳工权益的思想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新自由主义坚持健全财政的原则。如前所述，健全财政要求节省政府开支，降低政府税收，量入为出，确保财政收支平衡。作为一般的财政原则，健全财政本身并无不妥。一般情况下，在制定政府预算计划时，应该坚持这一原则。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当经济过热时，往往伴随通货膨胀；当经济衰退或萧条时，又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失业。当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或失业时，政府不能放任不管，而必须运用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拘泥于健全财政的原则。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新自由主义者坚持健全财政的原则，有其特定的用意。他们所倡导的节省政府支出，主要是指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他们并不反对国防和军费开支的增长。他们所说的降低政府税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增加资本利润，刺激投资。

新自由主义者把反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主张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使货币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相适应，最好使货币数量保持一个固定的增长率。这种看法不能算错。但问题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如果出现负面的供给冲击，那么通货膨胀和失业就会同时存在。当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比较严重时，需求管理政策就会面临究竟是要通货膨胀还是要失业的两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权衡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利弊得失，而不能简单地把反通货膨胀作为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也不能简单地规定一个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而必须根据选定的政策目标进行操作。

新自由主义者是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应该看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达国家始终是强者，发展中国家则始终是弱者。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始终是相对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大资本利益，而相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小资本利益的。从历史上看，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和政策，总是受到发达国家和大资本的欢迎，而招致落后国家和中小资本的抵制。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操纵的，它们所制定的一系列国际规则和政策，也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志。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在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要素禀赋上也各自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因此，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利弊共存的。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所持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参与，正确应对。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要想完全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且不说是否现实，客观上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也未必有利，甚至可能导致本国经济的“边缘化”。既然经济全球化是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就不能被动回避，而应该积极参与。当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融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必须正确应对。在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彼此协调立场，使通过的国际经济规则尽可能对自己有利；在制定各自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磋商与合作，尽可能防止产业结构的雷同化，避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两败俱伤；在处理国际经贸关系时，要从本国利益出发，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相机调整发展战略和经贸政策，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只要制定的发展战略正确，采取的政策措施得当，发展中国家是完全可以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的。

注释：

（1）新自由主义不仅涉及经济方面，而且涉及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方面。本文中的新自由主义，系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2）（3）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6~7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第47页。

（5）王宏伟：《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短论》（J），《理论经济学》2003年第2期，第18页。

参考文献：

（1）傅殷才主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出版。

（2）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

（3）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

（4）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

（5）亨利·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篇12

关键词：紧张意识形态价值目标国家治理

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紧张论析》（《求实》2012年第5期）一文中，笔者从社会属性、出身和地位三个方面论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紧张及这种紧张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状态和发展趋势的影响。文章发表一年多以来，笔者继续深入思考，认为基本经济制度所规定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意识形态属性、价值目标和国家治理要求上的紧张同样存在，且与前文所论述的两者在社会属性、出身和地位上的紧张有着必然的联系。

意识形态属性上的紧张：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

何谓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即由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经济地位及利益所决定的反映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历史选择特征的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的情况下，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有阶级性的，总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作为对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及利益的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价值取向的多个层面颠覆了人类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表现在所有制上，就是明确规定公有制是资本主义替代社会的不二选择。之所以如此，其基本理据在于私有制是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根源。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宣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所蕴涵的另一个论题就是至今一切社会都是私有制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被肯定为积极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但并没有对此绝对化（前述历史作用只限于阶级社会）。因为，人类社会最后一次阶级斗争将消灭一切私有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阶级斗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社会停滞不过是阵痛而已。之后，在公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奴役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去满足另一部分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将不再出现。可见，公有制一开始即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家的大脑及其经典著作当中。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一直被社会主义思想家赋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思想体系的实践者角色。对无产阶级而言，其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在它们的阶级意识本身被意识到之前，似已先验地存在。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终被物化为活生生的经济生活现实并被制度化，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前苏联如此，三大改造后的中国亦如此。1978年至今，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发生了与社会主义经典思想家预设蓝图不一样的变化，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并多次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它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直接等同。

从社会属性上看，非公有制经济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这已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论证。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尽管非公有制的观念是物质生产自然发展的客观结果，却还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继承人赋予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标签。而且这种标签完全可以脱离其经济基础，似无根幽灵般漂浮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空间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证明，运用强大的无产阶级机器，在短短的时间内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所有制形式的改变易，观念的脱胎换骨难。尤其是所有制的改变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效果，针对观念的改造、强化或固化就是必然。这就可以解释前苏联在农业集体化后，我国在1956年三大改造后，为什么政治运动还会此伏彼起。所有运用物质武器的运动根子上都是为了改造或涤除精神上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如果精神上的改造无法成功，甚至可以给予肉体的消灭。其简单的逻辑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历史的吊诡是，“两个必然”被证明还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激情之后，茫然之中，人们发掘出了“两个决不会”。在马克思写于100多年前的几十个字面前，人们终于冷静下来，对公有制的极端迷信终于降温，在意识上也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还有相当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可是，意识上的承认只是对客观的无可奈何甚或屈从，绝非意识形态上的接受或认可。“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基本经济制度之中，是因为他们同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一样，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不是因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紧箍咒并没有解除。

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非公有制经济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截然二分共存于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中，并被写入宪法和。究其中因缘，却大相径庭。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成为制度现实之前的先验式存在，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后，先验式的理论变成了经济层面的社会现实。这是观念上层建筑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直接操作。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被定位表面看是基于其所有制形式，其实更在于其分配的实质内容和结果。历史上，我们对公有制只追求形式，忽视其分配的结果和效果；对非公有制，我们因看到其分配的结果和内容，从而否定其形式。如此定性显然出于思维上的意识形态惯性。从理论上而言，定性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共存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还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范畴，在这个范畴内，如何有效控制非公有制经济的负能量和反作用力，决定着基本经济制度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最终拷问国家和政权的性质。但在政策措施的实际操作层面，却存在与理论推演不一样的、诸多难以预测的因素和变化。这些年来沸沸扬扬的所谓“国退民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民争利，因为从理论上讲，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恰恰是国企，而不是民企。关键的问题是，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性质上给予不同定性，无疑为公有制经济的进退提供了最可靠的制度保障和理论依据。而对非公有制经济而言，具体经营活动的弱势还不是它们心底深处的忧虑，真正的忧虑恐怕是来自意识形态上的“非我族类”的歧视和排斥。

价值关系上的紧张：制度根基与个体的经济私利

价值关系也称意义关系，是指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此意义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作为价值客体，其价值主体在理论上皆可推演为现实的人。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语境中，尽管现实的人的哲学性没有被公开否定，却已被隐藏起来。哲学性被现实化为、凸显为政治性，现实性的人也被“人民”所替代。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人民”与阶级、国家、政党等一起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无数个具体的现实人的需要最终被人民的集体需要替代，一个崭新的价值主体产生了。当私有制被论证为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被钉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理论家和领袖以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选择了公有制作为人民满足自身需要的制度客体。如果说私有制被贴上剥削根源的标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上的逻辑论证得出的结果，表征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那么公有制则仅是这个逻辑终点上的一个惊险的跳跃，落下来，就奠定了一种迥异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制度的根基。以这个根基为根，在其上生长出整个社会制度和体制体系，反映和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于是，一种新型的价值关系确立了。究其缘由，作出如此选择的逻辑并不复杂。一是私有制被否定后，只能选择公有制，因为历史和现实都无法给出第三种选择，如果不选择，理论也就失去了归宿，没有归宿的理论自然也就没有信仰者。二是经典理论的直接目的是消灭人对人的剥削，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命题和任务，蕴涵的另一层含义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首先在道义上天然胜过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而且也是人民能够接受和认同的社会。三是物质生产方面，整个社会将变成巨大的“辛迪加”。人民中的每一个分子将会积极发挥自己的国家主人翁精神，把自己主观上的积极性和体力、智力都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是国家和政权对人民道德素质的高度信赖。这一在理论上完美无缺的价值关系是否能变成真实的实践关系，实践已给出了回答。

“”结束，面对现实社会主义与理想社会主义的巨大落差，执政党领导人的痛感神经受到了剧烈的刺激，这样的刺激不是来自抽象理论的苍白或非难，而是来自一个个具体生命的悲凉和苦难。小岗村民为摆脱苦难的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党的领导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上下结合，使社会主义首先在农村立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摆脱了虚无的理想化。从小岗村的经验被上升到国家的体制层面，到非公经济由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被认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到修宪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承认了人的逐利性及人作为经济动物优先于政治动物的亘古定律；承认了市场是人们竟相逐利的合理场所，市场交换是迄今为止人们实现其经济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并且从上层建筑的层面给予非公经济以制度承认和法律保护。对人首先是经济人的社会属性的意识形态认同，以及为人的这种社会属性的实现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使党的执政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我们甚至认为，中国能避免类似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悲剧，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由此可见，得益于30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对个体价值的实现，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中国最终确保了自身制度价值的稳定。

但一定时期内个体价值的总和对制度价值的确保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既在于个体的需要是变动不居的，使一定程度个体价值的实现对制度价值的正能量在边际效用上只能逐渐递减；也在于我们的改革还远未完成，诸多体制本身存在问题，不同程度地阻扰个体价值的进一步实现。所以，个体价值与制度价值的良性互动，依赖于体制的完善性、完善后的稳定性、僵化后的自我修补性。观照基本经济制度所规定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其终极价值是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旨归则为确保个体价值的实现。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对个体价值的实现有何能直接感受到的作用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无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出现，也就使个体价值消弭于无形之中。而今，公有制经济凭借独一无二的优势，不但避免了悲剧重演，而且成就了一幕又一幕的喜剧。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幕又一幕的喜剧如何去关怀个体价值的实现？如果“公地喜剧”不但无法促进个体价值的实现，反而使人们在个体价值的实现上存在被压制感、被剥夺感，这样的“公地喜剧”对制度价值实现的作用又该如何去回答？不能否认，一切制度价值的实现，最后都必须归依于公民个体价值的实现。当“公地喜剧”背离了公民个体价值的方向，其实现制度价值的初衷又焉能保证？

国家治理要求上的紧张：行政权力的固化、强化与弱化

公有制经济是行政理性自觉设计的结果。它因行政权力而生，也因行政权力而存、而荣。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经济是行政权力的附属物，尽管是经济资源的生产者，但有限的经济资源也不是由自己支配。而由于信息的封闭、不畅通和激励的缺失导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低，更使公有制经济成为行政权力的沉重包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它继续享有其他市场主体所没有的行政支持优势或由行政权力衍生的其他优势，并将这种独一无二的优势在广阔的市场上兑换成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过垄断资源和经营，公有制经济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公地喜剧”，而且为行政权力的运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行政权力和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相互间政治、经济利益的互惠和互换。这种双赢的局面，使公有制经济对行政权力有着现实性的喜爱和依恋。加上与行政权力与生俱来的特殊关系，在国家治理层面，公有制经济对目前自身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有着固化的特殊要求，即行政权力保证其在资源、能源、信息、经营等方面的特许权或独占权。可见，固化或强化行政权力不仅来自公有制经济诞生以来的惯性，也是巨大的经济利益使然。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通过税收、利润等形式为行政权力提供巨量的财政收入，使行政权力固化、强化公有制经济现行状态的愿望也十分强烈。这种自产型的财政体制使行政权力能够不完全倚赖或不用过多倚赖公民税收就能正常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容易形成一种自产国家独有的‘财政幻觉’，即‘国家养人民’”。从而弱化了行政权力对纳税人意见、要求和权利的重视与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民意识的养成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延缓而不是促进了国家治理尤其是市场经济治理走向法治、善治的历史进程。

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自发发展的结果。非公有制经济与生俱来的逐利性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必然是法治经济。缺乏法治，市场必将陷入无序，其表征就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盛行，人人陷入自危境地，最终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市场失序，不仅是市场的灾难，而且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面性社会灾难。只有法治才能营造一个普遍范围的良好市场环境，它不仅约束微观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而且对来自市场外的无理干预进行排斥和限制。法治经济，是市场经济形成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用以约束彼此和限制市场外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唯一有效武器。市场发育的程度与法治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国家治理层面，非公有制经济宏观上要求国家权力能供给良性的法制环境和治理环境，微观上要求国家权力对具体行政行为能施以有效的约束。这样的要求，一是来自对国家责任的认识；二是来自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纳税人意识。纳税人意识一旦形成，纳税人权利也必然苏醒。纳税人意识、权利与国家权力良性互动，才能催生真正的法治。两者的良性互动不能仅依靠国家权力对纳税人在法制、政策、方针层面的认可、保证和尊重，更依赖于纳税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知情、参与与决策介入，也就是纳税人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习惯的养成。由其切身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由小及大，渐进地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力量的壮大，纳税人权利意识也已经逐步苏醒，理性的权利主张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提出，这股来自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权利主张潮流在推动国家治理走向法治化的进程中已经发挥了瞩目的作用，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相异要求，正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焦点、难点。受益于行政权力，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上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受损于行政权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发展能力、发展资源无端受限。一益一损，决定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对行政权力的态度迥异，及对国家治理要求中民主与法治的走向、程度也有所不同，从而产生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但严格说来，这种紧张不会发展到使整个基本经济制度受到制度层面的质疑或否定。在制度层面，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成果，否定公有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当性荡然无存。非公有制经济是1978年以来30多年改革开放积淀下来的宝贵成果，否定非公有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有可能回到原点，甚至有可能从原点倒退回去，重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老路。因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道路上是一致的。两者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集中凸现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对天然具有自我膨胀欲望的行政权力而言，能有效界定其与市场关系、规范其行为的只能是法治，而民主又是法治的前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最后归结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的完善程度，具体表现为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的角色、作用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作用的法制规范和执行。

结论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意识形态属性上、价值目标上、国家治理要求上内在紧张的产生和形成，在认识论的层面，相互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由于意识形态属性的定位不同，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价值判断必然有所不同，从而致使以价值目标为导向的具体治理要求出现差异。对认识上逻辑关系的变化或中断，无法预先设定一个必然性的逻辑进程或历史进程。逻辑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认识上逻辑关系的变化、中断、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解放，价值目标上的重新判断，国家治理要求上的此消彼长，皆有可能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整体性、结构性的内在紧张缓解或逐渐解构。

1.肖前，李秀林，汪水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