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商业的重要性范文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初，商业文化属于商业系统的“行业文化”，它的舞台是全国商业行业，对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商业行为发挥作用。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了。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突出，是作为生产的补充形式和辅助环节而存在，其功能受到压抑。这个时期的商业文化自然带有鲜明的行业背景和色彩，属于行业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商业更高的地位与作用，它不再是作为一个行业而存在，也不再局限于充当生产的补充与辅助角色，转身成了一个社会性产业，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这个产业链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自身，甚至把生产环节也纳入进来了。现在所讲的商人，也不仅仅是指从事商业流通活动的人们，而且包括一切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人们，无论生产者还是流通者均属商人。从社会分工角度上看，无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商业活动。商业涵盖了市场经济的所有领域，所有环节，集中反映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商业文化也就必然的从原来概念下的行业文化延伸到了全社会，成为社会所共有的文化形态。商业文化的社会性来自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凡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都知道，计划经济下的商业职能是分配生产部门的产品，而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则是市场经济的枢纽。所谓的市场经济也就是高速发达的商业经济。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以这种经济为主流的商业社会。不仅商业活动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生命线，而且商业活动的原则理念和精神，正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改变着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例如，各行各业都在重视的品牌文化、促销文化、时尚文化、健康文化、休闲文化、养生文化、旅行文化、娱乐文化等，都是受商业活动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是商业文化新的元素和表现形式，延伸着现代商业文化的内涵。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的移动互联网，更是创新了互联网文化，是新时代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它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全球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影响。这就是商业文化的力量。它从一个侧面有力的反映出商业文化的广泛社会性，说明商业文化已经在客观上上升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层面，起着主流文化的作用，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与时俱进的认识它，正视它，因势利导的培育它，扶持它，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二、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不同，它的生存土壤是整个社会，统一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性，意味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培育和建设的商业文化，是全社会、全民族共有的。尽管市场经济千姿百态，错综复杂，但商业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发展方向，基本内涵，核心价值，以及倡导的商业精神，都是统一的，体现的是全社会和全民族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追求。但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宽，涉及数以百种行业，数以千种产业，数以万种市场，数以亿种商品，犹如一条奔腾的江河，浪淘不尽，生生不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也就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每一种不同的商业活动都反映出特色不同的商业文化，每个商业活动均是这一文化海洋的一滴滴水珠。他们千姿百态，色彩斑斓，反映出多样性的一面。就拿商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来说，我们是一个饮食大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饮食文化千差万别，每一种饮食文化元素都反映着它那个民族与地域所独有的特点，众多的饮食文化汇集在一起，就如同春天里漫山遍野盛开的鲜花，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有近几年来随着商会经济的兴起，商会文化也伴随产生，并且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相互辉映，构成了我国现代商业文化一副灿烂的画卷。虽然商业文化是建立在各种商业活动基础上的文化，每种商业活动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任何特殊性均反映着普遍性和一般性，商业文化既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反映着商业文化的共同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性。因为各种商业活动必当遵循诚信经营、文明经商的商业文化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行走天下。商业文化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既要以改革的精神提倡多样性，鼓励不同商业文化特色与风格的培育发展，更要强调统一性，要在统一性中呈现多样性，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更高层面的统一性，在“百花齐放”中繁荣我们的文化，彰显文化的魅力。

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步伐加快

当前我们正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切经济活动都面向世界，以整个世界为舞台。尤其处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所有商业活动已经没有什么行业界限，也打破了国界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商业文化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独享走向共享，从分割走向融合，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这个趋势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提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现象也变得更加突出。这种碰撞的结果，不像过去形成了对立，而是走向了融合。这种不断发生的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现象，也就推动了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近代社会以来，大量的外来文化随着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而涌入，不少先进的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例如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于农耕文化具有强烈的、正面的积极推动作用，带来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是外来文化的历史进步意义。当然，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中的糟粕成分对于本土文化的精华成分的伤害和破坏。例如，西方文化中对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深刻的揭示，当这一外来文化涌入当今的中国市场经济之时，由于长期我国农耕文明所导致的缺乏抵御这一西方文化糟粕的能力，结果，在盲目照搬照抄，甚至于全盘吸收之下，为了贪婪地追逐利润，不惜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近几年来社会上假冒伪劣盛行，正是这一现象的表现。从文化高度反思，本质上就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被稀释、被冲淡、被抛弃的结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从现实来看，这种碰撞与融合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正面的碰撞带来了有效的融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建立交融的新机制，在文化基因层面由正能量的对接而互补、互生，水融，由此创新和丰富了商业文化的内涵，使之赋予了时代的新特征，推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种情况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不断的碰撞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文化元素，只是在表层上部分的结合了，遇到文化内核的排异，出现文化隔阂，甚至于缺乏融合的机制。这主要是由文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所造成的。但不管怎样，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步伐将会越来越快。我们所要做的是既要以积极的开放姿态参与融合之中，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起来，同时又要在融合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要通过融合洋为中用，而不能丧失自我，当了文化俘虏。

四、商业文化建设重点由传承转向创新

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的经济体制，最需要的是创新。近几年来人们都感受到了创新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活动与商业模式不断出新，商业文化也正在纳入互联网元素，吸收互联网的文化精髓，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与特征。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商业文化，突出的标志就是融入“互联网思维方式”，将传统商业与移动互联网实现新的全面嫁接。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工具，绝对不可能离开其他产业，过去所讲的“颠覆思维”也许并不正确，互联网并不是一个颠覆工具，而是一个融合工具，将各个产业在互联网平台上融合起来，成为新的更加强大的产业。如今，商业文化也融入了“互联网+”这一新元素，“电商文化”就是商业文化创新的一个标志和主要方向之一。如今不少传统商业转型困难，根源之一是在文化上出现了瓶颈，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互联网文化这一先进的商业文化，结果在惊慌失措中找不到方向了。其实，互联网文化并不神秘，也不可怕，关键是将商业文化提升到互联网水平上，具备“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连接一切思维”这十个“互联网文化”的核心元素，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推进传统商业的转型与发展。“互联网+”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劲动力，传统的商业文化随之进入互联网商业文化这一崭新的阶段，我们要主动拥抱互联网，让商业文化注入互联网基因，丰富商业文化的时代内涵，提高商业文化的整体水平。

五、商业文化价值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组成部分

文化在商业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商务日语能力;日语应用能力;商务能力;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中日经贸关系良好稳定的发展,对两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社会对日语人才的需求也有增无减。随着投资领域的扩大,岗位的细化,日资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过去单一的以语言、文化为主的日语人才已不能完全满足需求。一些既有较强日语应用能力又掌握经济、贸易、管理、金融、服务、IT等专业知识,熟悉日本商务惯例的应用型日语人才成了人才市场上的宠儿。应用型人才是以学习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为主,并把所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管理能力、服务能力,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的高级专门人才,是面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具有较强的岗位适应性。它强调能力,能力为本是应用型人才的基本特征。

一、商务日语的定义和特点

商务日语和以前的经贸日语、商贸日语专业不同,它比经贸日语、商贸日语的范围更广,所涉及的领域已经从单纯的商品进出口,发展、扩大到了管理、服务、法律、财会、IT等范围。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商务活动范畴的不断扩大,商务日语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延伸,商务活动的手段也在不断发展。[1]所以商务日语是指在日本企业里从事某种工作所使用的日语,它强调在实际工作环境中的综合日语应用能力,内容涉及到商务活动的各方面。

商务日语与语言、文学为中心的学术日语不同,有其鲜明的特点。从商务日语的目标来讲,它是职场使用日语的能力,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从语言形式上讲,它有特定的词汇、用语、文体,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它是日本企业里用日语从事实际职业活动的能力,需要较强的实际操作和应用能力;它涉及到外贸进出口、服务业、制造业等众多行业,具有明显的职业特点和行业特点;它的内容和活动手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商务日语具有针对性、专业性、实用性、职业性、发展性等特征。

二、商务日语能力的内涵分析

十几年前,一些高校就设置了商务日语专业,但对商务日语的认识基本局限于日语+商务知识,做法就是在原来语言文学教学的基础上,加上一些经济、贸易方面的课程。真正的商务日语及其所要培养的商务日语能力并非如此简单。它并不是“日语”和“商务”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商务工作需要的词汇堆砌。只掌握一些日语专业词汇和经贸知识是无法自如应对各种商务工作问题的。所以,需要学生在具备一般日语能力的基础上,具备商务工作的日语应用能力;在教给学生日语知识的同时,不仅要教给学生从事商务工作的商务知识、商务策略以及日本人的商务惯例等,更重要的是要向学生传授日本的企业管理理念、企业文化、商务礼仪、经济和政治文化、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教给学生在商务活动中怎样和日本人打交道,如何和日本人合作工作。它包含着文化的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工作、业务能否正常展开,能否取得职业成功。

综上,笔者认为商务日语人才所应具备的能力是日语应用能力、商务能力和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1.日语应用能力

作为一名在日企工作的商务工作人员,起决定作用的是会讲日语,这是商务日语的基础。商务日语是职场的工作语言,它需要和日本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直接沟通。所以日语应用能力更应该重视“听说”能力的培养。

商务日语是建立在普通日语语言基础上的,它有其独特的语言现象,具有显著的功能性和场景性。它有特定的词汇、用语、措辞、语法、文体风格等,是特定的商务背景下的日语。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掌握职场领域里需要掌握的通用语言。第二,必须掌握礼貌的措辞。「です「ます「でございます之类的郑重语是商务人员的基本措辞。拜托的时候,如果采用「…をおいできますか「恐れ入りますが、…を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这样的请求方式,对方会愉快提供帮助。第三,商务日语中最明显的语言特征就是敬语的使用。在交谈时,要根据对方的身份、职务、对方与自己的地位关系等恰当使用敬语。日本人对上下关系、内外关系、亲疏关系极其敏感。如果因为使用敬语不当而给对方“缺乏常识”的印象,虽然不会直接造成商务损失,但会产生负面影响。商务日语专业的日语应用能力由基本的日语语言应用能力和特定的商务背景下的日语语言能力构成。

2.商务能力

作为一名在日企工作的商务人员,为顺利开展工作,必须掌握基本的商务知识。商务知识是指和商务有关的知识,包括国际商务基础理论知识、日本商务惯例、经贸金融知识,保险公关、营销管理等经济管理、服务和IT等知识,相关的经济法、劳动法、WTO原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商务实用知识,如以网络通讯为基础的邮件、博客等商务交流手段等。

在日企工作,虽然有较高的日语水平和日语写作能力,但如果不知道具体的商函写作方法,那么也势必影响工作。所以还要必须具备电话日语、会议日语、谈判日语、计划说明日语、产品描述、演讲日语、酒会日语等的“听说”能力;电子邮件、商务书信、报告书、传真、规格书、计划书、多媒体制作等各种“非对面”形式进行交流的“读写”能力。根据田村雅昭的研究(2009年),在日资企业,“听说”项目中,使用率最高的是电话。“读写”项目中,使用率最高的是电子邮件。[2]除此之外,还包括商务策略能力、具体的商务操作技能和工作处理能力。所以,商务技能是指熟练地运用商务知识正确分析、处理和解决商务活动中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它包括商务知识和运用商务知识进行工作的能力。

3.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作为外企工作者,必须具备跨文化商务意识。跨文化商务意识是指商务人员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并作出适当反应的一种商务意识。[3]一个民族或国家一定有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做事的行为准则、礼仪礼节、风俗习惯等。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接触时,各自的价值观、世界观决定了各自行为的差异。商务活动中与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如不尊重对方的文化习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说了不应该说的话,会使对方产生疑惑、误解,甚至冒犯对方,这会对商务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良好的跨文化意识是商务活动成功的重要条件。所以必须了解并认同不同的文化,提高对异文化的敏感性。

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是指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人们之间进行得体、合适的商务交际的能力。它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种交流形式。其“语言”交流是指语言使用的适时性、得体性。“非语言”交流是指通过表情、动作和空间距离等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括面部表情、眼神视线、距离、姿势等形体语言,它能表达很多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情感、情绪。正确进行“语言”和“非语言”交流,可以使日语表达恰当、符合语境,举止行为得体、适度,符合日本商务礼仪,避免异文化之间的冲突。

所以,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由跨文化商务意识、得体合适的“语言”和“非语言”交流能力构成。

三、商务日语能力的培养对策

1.以“实用为原则、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

从现阶段的日语教育情况来看,虽然一些地方高校也看到了商务日语的发展趋势,认识到了商务日语的重要性,但是我国日语界还存在着对商务日语的认识不足,研究不够,做法简单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加强商务日语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打破传统学科体系框架,合理设置课程。因为课程是学生各项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的重要载体,它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商务日语所培养的是既懂日语知识又具备商务操作能力的综合型应用人才。笔者认为课程设置应针对日企对岗位的要求,以实用为原则、能力为目标,充分体现实用性、应用性的特点。

2.注重教学内容的文化渗透

在日企工作的商务人员,首先应具备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其次是语言表达要得体、符合日语习惯,同时还要尊重日本的商务惯例、礼仪礼节等。固文化误解会导致冲突或者摩擦发生,甚至工作失败,所以应注重教学内容的文化渗透,设置实用性强、形式多样的文化课程。如《日本国概况》、《日本社会》、《日本经济》、《日本文化》、《日本商务礼仪》、《网上报刊选读》、《日本影视欣赏》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对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商务礼仪等有全面的了解。另外,作为课程的延伸,还可以请日资企业的日本管理人员作关于企业文化、商务礼仪、日资企业管理理念等讲座;邀请校内外专家做关于中日文化差异方面的讲座;特别是即将毕业之前,可以设置有关应聘日本企业的课程内容;注意多样性、灵活性和实用性。

3.加强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整体教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商务日语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要创设良好的商务实践环境,使学生各种能力在商务环境中得到磨炼。在课堂上,应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作用,增加模拟商务情景活动,把培养学生的日语语言应用能力作为课堂教学的重点;可建立日语文化体验室、商务日语模拟室、电子商务实训室等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加大商务活动的模拟训练,增强学生的实际商务操作能力;同时加强产学合作,可邀请企业家进入课堂与学生交流,定期不定期地给学生做讲座。也可聘请企业家直接担任课程教学。增加学生去企业实践的时间,建议每学期有校外实践时间,重点培养学生市场营销、生产运作、经营决策等能力和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团队合作能力等综合素质。

四、加强教材建设

商务日语专业是一个新兴专业,至今只有10多年的历史,所以无论是理论上对商务日语的研究,还是实践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商务日语教材也是如此,存在教材编写滞后、内容陈旧等问题。如商务日语礼仪、商务日语敬语、商务日语应用文写作等教材凤毛麟角。日语外贸函电教材较多,但内容相对陈旧,以致于学生学而不能致用。教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获取知识的质量和能力的高低。所以学生要选好教材。第一,要选用成熟、内容先进、理论和实践密切相结合的商务日语教材。第二,要创造条件编写实用性强、内容新颖的教材。第三,随着多媒体教学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建议在编写纸质教材的同时,尝试多媒体课件、网络课件的制作,使课堂视听结合、声像、图像结合,给学生创造出生动逼真的商务语言环境,提高学生学习商务日语的兴趣。

参考文献:

[1]李红.商务英语的概念探讨[J].当代教育论坛,2005,(7):146.

文化在商业的重要性范文篇3

关键词：“汉商”文化主体文化学视角

对“汉商”主体的几种界定

在对“汉商”主体的界定方面。主要有“籍贯说”和“地域说”。“籍贯说”不符合武汉商人“南北杂处”的历史事实，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地域说”把“汉商”界定为“武汉商业”，包括生产商、中间商和零售商，还包括一切以商业为目的的经营行为和组织，其行为主体是在武汉从事商业活动的所有人员（熊正安，2008）。由于扩大了研究领域，虽能更好地覆盖商业活动人群，但这些人群非文化学意义上的人群，偏离了“汉商”文化研究的初衷。

研究“汉商”，与研究其他商帮一样，是对一个地域的具有某种特定行为特征的商业活动群体进行研究，而非对所有参与商业活动者的研究。否则就不是“汉商”研究，而成了“武汉商业研究”，纳入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汉商”文化研究也就成了在武汉地区进行商业活动的文化研究，把对商业主体的研究扩展为对中观层次的地区文化研究，模糊了研究对象的特定性。因此，汉商研究，应该区别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围、目的、标准的差异性。

对“汉商”主体的界定，应打破传统对“汉商”界定的“籍贯说”、“地域说”的局限，在前者基础上，吸纳“地域说”的合理成分，采取“商业文化说”。把“汉商”文化理解为一种超地缘、籍贯的商业文化。“汉商”文化与其说是一种籍贯、地缘商业主体的文化，不如说是一种以地域文化为基础，具有一定外向拓展性的商业文化。把“汉商”主体也理解为一种文化主体，就不但脱离了籍贯说、地域说的窠臼，而且能够更好地发展和传播“汉商”文化。即“汉商”是指在某一时期，以武汉地区楚文化和商埠文化为固有文化，吸纳其他地域文化，在具有一定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质商业文化背景下，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业群体。在文化发源地，该群体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覆盖本地区主要商业领域。故，“汉商”与其说是一个与籍贯和从业地相关的人群概念，毋宁说是具有“汉商”精神，以“汉商”精神来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汉商”是“汉商”文化的主体，以“汉商”文化为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是“汉商”文化发展的推动者和传播者，而不论其是否具有“汉商”文化发源地的籍贯或从业于“汉商”文化发源地。

“汉商”文化主体可以籍贯的形式来描述，也可以一定的地域文化特征来描述。“汉商”文化，在本土表现为一种地域特征，是以一系列体现“汉商”文化特征的器物、制度、环境等来展现本土“汉商”文化，同时吸收、消融和同化外来文化；在异域，则更多地以器物为载体，体现为精神文化和行为特征。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界定“汉商”，有其学理上的合理性。进行文化研究，多是从文化现象开始，而文化现象又是和文化主体相互联系在一起，可以从同质的文化，来界定其文化主体；也可以先界定某一特定人群，再对其文化活动或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研究“汉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其商业活动规律及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非人口学上的研究。而影响商业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业文化，因此，一个地区的商业活动，有相同的商业规则、相近的商业环境和共同的商业信仰，由这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基本上可以规范一个群体的商业活动，使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商业活动群体。其他商帮由于其商业文化的共同性与同籍性合二为一，形成了有各自籍贯特点的商帮，冠之籍贯以区分，有一定的可行性；而汉商由于其商业文化与活动主体籍贯的分离性，以籍贯来区分显然行不同。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界定“汉商”，也有其很强的现实解释性。汉商文化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成因，是因地域交通的便利性而兴起的商埠文化，融入了本土的楚文化，以商埠文化和楚文化为其主体文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海外文化和其他地方文化。汉商因地域兴起的文化，是与其他商帮文化的最大不同点。其他商帮文化多以本籍贯人群为文化主体，活动范围波及异域。而汉商以活动地域的固定性为最大特点，以在汉的不同籍贯人群为文化主体。也正因其活动地域的相对固定性，成为汉商很难走出去而为外人所知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文化学的角度来界定不同商业群体，具有解释对象的广泛适用性。

“汉商”主体与“汉商”文化

对“汉商”主体的界定，实质是对“汉商”文化的界定。在文化研究实践中，研究侧重点不同，方法亦不同。人们可以侧重于对文化现象的研究，先对观察到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概括出其文化特征，此文化现象对应的主体，即为该文化主体。这时的文化现象、文化特征、文化主体可能会出现不一致性。人们还可能对某一文化群体更感兴趣，先对某一文化主体进行界定，然后研究其文化现象，分析归纳出其文化特征，此时的文化主体具有确定性。

文化主体与文化现象常态下是一致的，即文化现象所对应的文化主体，与文化主体所展现的文化现象可以重合，但也存在文化现象与文化主体相错位的情况。因为主体与现象的对应是从概念层面来说的，而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文化主体超出或小于文化现象研究样本所对应文化主体的范围。文化研究过程是从样本到概念，再回归现实，而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主体可能会超出或小于研究样本，由此产生概念上的文化主体与实际的文化主体相脱离。

在不同的文化区域里，可以有相同的文化。地理间隔远，而文化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相近，可以叫做同一文化系统，而非同一文化区域。从文化的系统的观念看，相同的文化，未必在同一的区域。同时，从文化的区域的观念来看，在同一的文化区域里，也未必就有同一的文化（陈序经，2009）。

在对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对某一地域、某一时段选取研究样本，概括出文化特征。而文化特征所对应的实际文化主体可能会小于研究样本中文化现象所对应的文化主体，即文化主体缩小；也可能超出研究样本所对应的文化主体，涵盖了样本之外的其他文化人群，即文化主体扩大。

“汉商”主体实质上是“汉商”文化主体。对于“汉商”主体的界定，是对“汉商”文化主体的界定，可以从文化学的视角，先从对“汉商”文化的界定开始。由“汉商”文化现象着手，选取的样本可以是武汉三镇地区，概况出武汉地区商业文化的特征，从商业文化的特征出发，对具有该文化特征的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界定为“汉商”文化的主体—“汉商”。“汉商”群体可能和武汉三镇的样本人群相重合，也可能小于或大于武汉地区的商业人群。具体取决于商业文化特征，而商业文化的界定，关键要看所研究的样本文化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相承性。

当“汉商”文化主体小于三镇商业人群时，要排除部分武汉地区的异质商业人群，尽管这些商业人群可能表现出相同的商业文化现象，但具有异质的文化特征；当“汉商”文化主体大于三镇商业人群时，即“汉商”文化主体拓展到非武汉地区的部分商业人群，这部分商业人群具有相同的商业文化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以武汉地区商业文化特征作为界定“汉商”文化主体的标准。即以武汉商业文化的特征作为界定“汉商”主体的依据和标准。

此外，该标准的度量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不同历史阶段，“汉商”文化特征也不完全相同，由此“汉商”主体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

“汉商”主体与“汉商”文化的对应性

“汉商”文化是发展变化的，汉商的主体也处于动态之中。以文化来界定主体，而文化又是一定主体的文化，反过来，文化又要由主体来界定。如何处理“汉商”主体和“汉商”文化的对应性呢？“汉商”主体是在武汉地区商业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处于主体地位的商业活动群体。这个群体范围可能定得过窄或过宽，而群体范围的限定，又看其是否具有相同的、稳定的商业文化背景。这时可以采取主体与文化的“互相逼近法”来相互调试，通过放大或缩小彼此的范围逐步逼近，使主体与其文化彼此对应。

群体范围定得过窄，商业文化可以涵盖整个群体，但群体覆盖不了商业活动的主要领域，故有必要放大群体范围；随着群体范围的放大，具有某种连续性、稳定性的特质商业文化可能涵盖不住这些主体，说明主体定得过宽，可以收缩主体。当二者处于均平衡状态时，正是“汉商”的适当人群。但有两个原则：人群的界定原则—为一定时期覆盖主要商业领域的商业活动主体人群；文化界定原则—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同质文化。

“汉商”文化的基本特征

“汉商”文化以汉口的商埠文化最具代表性。汉口商埠具有复合型、流变性、市井性（皮明庥等，2006）、外生性。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复合型文化特点。汉口是个“五方民处，客旅居多”的移民城市，“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一分民亦别处之落籍者）”。贸迁汉口的各地客商把东西南北的异地文化也带到了武汉，从而使汉口文化领域呈现“杂有吴越川广风”（侯祖，2001）的驳杂局面。

汉口的商业文化表现为本地文化、外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并存，但因杂而缺乏厚重感和凝练感（皮明庥等，2006）。而香港和上海的商埠文化同样具有复合型，但海派文化的影响力更显著，因此显现出自身的特色，而不仅仅是“杂”。汉口商埠文化，海派文化与本土异地文化平分秋色，故没有明显的特殊性，但也由此打造了汉口商业自成一派的“合金文化”。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流变性。流变性源于汉口的移民城市特点，汉口的形成仅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汉水改道后，从汉阳剥离出去的一块区域，且是一个移民地区，因商而兴起，缺乏厚重的文化积累。一开始就以商业文化为主导文化，传统文化对商业文化的制约和传承较为薄弱，由此也产生了商业文化中求新求异，对新事物、新风尚、新文化有较少的抵触性，而多的是宽容与接纳乃至追捧。新事物新观念一旦出现，即成为社会时尚。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低层次徘徊的市井性。汉口作为新兴的商业移民城市，单一的商业化，使商业文化仅仅有交易的特征，而交易的特征就是及时性、功利性。且汉口以转口贸易为主，由此功利性的市井文化较为繁荣。汉口商业文化氛围充溢着实用价值的取向和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商业文化的市井性气息浓烈。

浓烈的市井气息，也影响限制了商业文化的发展，使仅停留在低层次上，缺乏经商的气质与境界。使汉口尽管商户众多，但一直缺乏居于业内领军地位的大型商业巨头。这不能不说与汉口商业文化的市井性有关，是商业发展一直在低层次徘徊，大而不强，众而不精。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一定的外生性。明清以降，随着新兴商业城市汉口的崛起，又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离析出异质的商业社区文化。清代，汉口已经是一个颇负盛名的商业城市，它由商而兴，因商而盛。“居斯地者，多半商贾致富”。

与自然长成的传统商业城市不同，传统商业城市是在原有的商业基础或其他产业基础上分化、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商业文化与原有的其他产业文化、商业文化血脉相联。即商业文化是内生的；而新兴的商业城市，往往是移民城市，是在缺乏商业文化基础或作为其演化母体的其他产业文化基础上，直接以商品交易的技术性原则为商业文化的最初文化母版而产生，或直接由异域商业文化移植过来为商业文化母版。即新生商业城市的商业文化具有外生性。当然，新生商业城市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受到来自各方文化主体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在与商业活动结合的过程中，相互取舍、交融，逐步形成新的统一商业文化。

参考文献：

1.熊正安.“汉商”及其行为主体的界定[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8（3）

2.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皮明庥，邹进文.武汉通史·晚清卷（下）[M].武汉出版社，2006

4.范锴.汉口丛谈（卷2）[M].武昌益善书局，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