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一、正确认识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诸多因素

1.宏观经济状况。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货币政策的制定，要与宏观经济的状况相适应。宏观经济状况作为货币政策实施的背景同样也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效果。

（1）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影响货币政策效果。2004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与以前大不相同，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突出表现为结构矛盾，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增加了新的变数，给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新的课题，影响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结构性矛盾突出时期，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控制经济的过快增长，防止和治理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重点，货币政策的运用主要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实施适度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2）“二元经济”结构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简单地说，就是发达的部门和区域与落后的部门和区域相对立而存在。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奉行单一性的货币政策势必会引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的不同产出，出现苦乐不均的现象，并可能扭曲地区间的经济关系，诱发地区经济金融利益的冲突和摩擦，从而最总终不能很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弱化货币政策的效力。

2.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相关主体的状况。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相关主体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居民个人、和金融市场等，它们的状况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

（1）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其对经济金融宏观状况的判断能力影响货币政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其对货币供给量的调控能力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力。就治理通货膨胀中的货币政策而言，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下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2）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器，但是，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滞后制约了货币政策的传导。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虽然进行了股改，但受计划经济传统习惯的影响，其运作方式仍带有旧体制的痕迹，导致其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号反应不够敏锐，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第二，国有商业银行主要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的现实做法与近年来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的现实情况，使金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发展失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三，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不高，受改革过程中责任约束机制过度的限制出现了惜贷和慎贷的现象，使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受阻；同时，目前商业银行的分支行制的组织形式，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措施需要在商业银行的总行、分行、中心支行和支行逐级传导才得以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3）企业和居民个人。企业是货币政策信号的最终接受者，企业制度的扭曲和行为的非市场化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目前，企业改革虽然逐步深化，但是许多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仍然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企业预算约束软化，信用观念淡薄。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可想而知。居民个人也同样是货币政策信号的接受者。他们根据货币政策信号的变化，会及时调整自己的金融资产结构。但是在目前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受近年住房、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改革政策出台的影响，启动居民消费的政策效用不大。

（4）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它主要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部分。从我国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看，货币市场发展比较缓慢，市场交易主体单一，市场交易品种较少，市场效率一直不高。这使得作为中央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公开市场操作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资本市场则存在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投机行为严重，市场监管乏力、制度建设滞后等问题，使得市场价值规律和投资理念出现偏差，使央行上调利率――股市投资减少――股票价格下降――企业减少投资――经济过热得到抑制这一机制出现扭曲，从而不利于货币政策意图的实现。

3.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关于货币供应量是内生与外生的问题源于20世纪60年代及后来的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对货币政策主张的分歧。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是一个“外生”变量，是由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独立决定的，它影响着真实经济关系，却不受这些关系及其变化的影响。而以托宾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则主张货币供应量是“内生”变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由实质经济的许多因素通过影响货币需求量来决定。客观地说近几年的金融实践证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加强。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4.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其他因素。除上述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货币替代因素、金融创新因素、经济开放因素、预期因素以及货币化进程等。所以，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要正确判断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必须全面、正确地分析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还会增加，分析货币政策的效应将更具挑战性。

二、新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战略取向

1.实行灵活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选择扩张性的政策，还是选择紧缩性的政策，亦或是选择中性的政策，必须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状况具体确定。当前及未来几年，中央银行除面对比较复杂的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外，还必须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宏观经济运行将受多种确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影响，所以宏观经济形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必然会有较大的变化，货币政策不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不变。因此，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中央银行应实行灵活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确定恰当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并在对经济发展状况正确判断的前提下随时调整。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货币政策的作用时滞，要正确把握“灵活”的程度，防止货币政策的随意性。

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摘要]我国宏观调控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从多目标决策视角进行分析，当前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应当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调控政策的组合性和调控手段的多样性，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关键词]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篇3

作为G20的重要成员，我国正在着力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这是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深入总结国内实践经验、准确把握金融改革方向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安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工作做出了部署。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推进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工作的有关精神和要求，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内涵

宏观审慎的概念首先是由国际清算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其核心思想为：仅加强单个机构的风险监管将不足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应强化金融监管的宏观视野，强化以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为目标的监测（Davis&Karim2009）。2000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克罗切特（AndrewCrockett）首先主张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方面。微观审慎指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而宏观审慎则指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与这两个层面相对应的就是以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稳健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和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为目标的宏观审慎管理。相对于微观审慎管理以单个机构为管理对象，宏观审慎管理着眼于防范整个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从系统性风险的类型来看，宏观审慎管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从跨机构维度看，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针对不同机构间相互影响、传播导致的系统性和网络化风险，当前集中表现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与风险控制，防范风险过度集中与风险扩散；其二，从跨时间维度看，宏观审慎管理旨在防范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和经济波动风险，当前则集中表现为逆周期的政策调节与政策工具创新，约束机构的同质，调节金融体系的频率特性等内容。

宏观审慎管理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与制度框架。这其中不仅包括已有各项政策工具的使用与发展，更包括可能的政策工具创新与制度创新，因此可以说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

具体而言，目前的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包括了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方面。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又有差异。宏观审慎政策会运用一些类似微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如对资本、拨备等提出要求，但其本质上采取的是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标，不同于仅盯单一机构稳健与合规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同样，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虽都有逆周期调节的特征，但货币政策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状况和总量问题，而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传播，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是逆周期的宏观管理工具，但在作用范围和着力点上又有一定差异，恰好能够相互补充、互相强化。

宏观审慎管理的国际实践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推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

各经济体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

已正式生效的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提出建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法案要求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授权美联储负责对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并对金融市场至关重要的清算、支付、结算体系进行监管，发现、衡量并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法案还提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流动性和风险管理要求。

英国政府也宣布授权英格兰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通过在英格兰银行内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来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并把金融监管权从金融服务局转移到央行。同时，建立专门委员会来重新审视银行的业务结构，包括是否分离投行和零售业务等。欧盟则建立了专门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和评估系统性风险，开展压力测试，实施宏观审慎管理。

“巴塞尔协议Ⅲ”改革框架等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进展

巴塞尔委员会（BCBS）在近期提出的“巴塞尔Ⅲ协议”的改革框架中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其中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等。

在应对顺周期性方面，一是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提出资本留存缓冲的要求。当缓冲接近最低资本要求时，将限制银行的收益分配，促使银行通过内部积累提高资本实力。二是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国际统一标准，要求银行在信贷扩张时期建立更具前瞻性的资本缓冲，并在危机时使用，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此外，BCBS还正在研究其他应对顺周期性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包括公允价值的衡量，以及在对预期损失进行定性和定量估计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更具前瞻性的拨备制度等。

在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均提出要从规模性、可替代性与关联性方面评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巴塞尔委员会（BCBS）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更强的吸收损失能力。BCBS和FSB正在制订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相关政策，包括额外资本要求、应急资本和自救债券（Bail-indebt）等，估计很快就将会有相关的具体措施出台。此外，有关风险处置的措施也在加紧研究，了《跨境银行处置工作组最终报告及建议》，提出综合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改善跨境危机管理，并应加强国际合作。

此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BCBS采取慎重办法确定流动性标准，设计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作为流动性的国际标准。明确原则上应采取前瞻性预期损失的拨备制度，并正在对有关规则进行研究。而且，各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还正在加强对影子银行、衍生品交易和集中清算、评级机构、会计准则等机构和规则的监督和改革。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的中国银行业发展

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未来金融宏观调控与管理的新蓝图。一方面，在宏观审慎框架内，各种宏观经济与监管政策将进行重新的整合与创新。货币政策、监管政策与宏观审慎等政策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更好地维护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金融调控与监管的思路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和转变。可以预见，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将表现出以下特点：其一，管理方式上将从现有的单一合规性约束向着机制约束与合规性约束共存的方式转变；其二，调控和监管的目标也将从当前的单一目标朝着多目标转变；其三，各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制度安排的发展与创新将不断涌现。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也将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来看，可以认为是风险、挑战和机遇并存的。

新的风险。依照国际经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引入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动态拨备、额外资本要求等监管指标和顺周期应对工具。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将改变原有的以单一合规性约束为主的金融管理方式。游戏规则的改变将会给金融机构的经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在宏观审慎的标准下，银行面对的监管要求将随着整个宏观经济波动、全行业的发展以及机构本身的业务发展情况而不断地发生改变。监管约束的不断调整，不仅增大了违规风险，而且也会放大已有的各种业务风险。从业务发展来看，新的监管框架将要求业务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切合，避免顺周期性。从流动性风险来看，业务不确定性增大，对流动性的要求也会相应增加，流动性风险也必然会增大。

面临的机遇。宏观审慎政策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传播，在管理方式上强调机制约束，主要目标则是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与稳定。从国际实践与各项审慎政策的模拟效果来看，动态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较好地制约了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扩张和收缩行为，不仅有利于维护整体稳定，而且对银行业内部结构也起到了调节作用。审慎政策的实施将改变银行只追求规模，不注重效益，不注重风险防范的发展方式，鼓励抗风险能力强，且发展方式和增长速度与宏观经济相适应的机构的发展。审慎视角下的监管政策将使我国的银行业结构得到优化，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银行体系的融资功能。

未来的挑战。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审慎性政策框架在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对我国的银行业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

首先，在贷款科学化管理方面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间存在差距。审慎政策的目标是贷款的总体投放速度应该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适应。近两年来，我国银行业的贷款规模和业务量在短期内快速增长，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粗放、贷款“三查”不到位等问题多有发生。同时，部分中长期贷款行业集中度高、贷款中长期化等趋势日益明显。

其次，在风险管理水平方面与宏观审慎要求间存在差距。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实施，将会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当前，部分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管理意识弱化。2010年底，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出现反弹。齐鲁银行案件等多数案件发生在所谓低风险业务领域，且多为内部人员作案，这反映出部分银行内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缺陷。而且，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风险意识不强、风险管理经验欠缺，尤其是面对货币政策转变、利率市场化和汇率体制改革的挑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管理能力与审慎政策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