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新鲜事范文篇1

日媒“大嘴”遭痛斥

10月中下旬，围绕朝鲜领导人的健康问题，日朝及日韩间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舆论外交战。导火索是当月18日和19日日本《读卖新闻》与《产经新闻》的两条“独家报道”。报道称20日朝鲜将重要声明，声明与的健康状况有关，朝鲜已要求驻外使领馆外交官原地待命。日本媒体言之凿凿的报道，立即引起各方关注。但等到20日晚间，上述消息不攻自破，朝鲜未发生任何异动，日韩官方也出面表示“没有任何与此有关的确切信息”。有评论称，此番日本媒体“忽悠”了全世界。

与以往不同，这次日媒的“大嘴”却没能重演“说了就说了”、“说得不准就算了”的潇洒，而是受到了朝鲜以及韩国部分媒体的猛烈抨击。10月21日，韩国《中央日报》发表题为《炒作的日本右翼舆论》的评论，对日本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进行了谴责，称某些日本右翼舆论“疯狂至极”。10月23日，朝鲜中央通讯社也对日本上述两家报纸的报道做出严厉回应，称这些消息“完全是造谣”，朝鲜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重要消息”要，也从来没有下达过“原地待命”的指令，日本两家报纸宣称朝鲜最高领导人“健康出现问题”，是对朝鲜尊严的“恶毒的诽谤”。

朝鲜方面的反应，自然是出于忍无可忍。但客观地讲，在此轮有关健康风起云涌的传闻中，《读卖新闻》与《产经新闻》并非兴风作浪的“大鳄”，日美韩的媒体及情报机构都有参与。朝鲜中央通讯社及韩国《中央日报》之所以选择日本的《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作为抨击对象，其中既有就事论事的驳斥，也反映了对这两家日本报纸长期以来的右翼立场，以及日本媒体普遍妖魔化朝鲜民族的愤慨。

“朝鲜问题”与“朝鲜报道问题”

凡接触过日本媒体的人，大都可以体察到“朝鲜问题”在其中不同寻常的热度。从电视、报纸到杂志、书籍，从精英意见到坊间笑谈，日本的对朝舆论可谓“无风三尺浪，有风起狂澜”。近十余年来，虽然日本对朝报道的数量不断增多，日本普通国民对朝鲜的认知，却是越来越滥、越来越乱。由此衍生出一个变体――“朝鲜报道问题”，即在报道“朝鲜问题”的过程中，报道本身也成了一个问题。上述《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的谬报，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

问题要两说。从报道对象的角度看，朝鲜是个信息封闭的国家，这给外界了解朝鲜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朝鲜是日本最近的邻国，又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与其国家安全关系至深，因此日本对朝鲜的一举一动都有信息需求。但现实是，直到2006年9月1日共同社在平壤设立分社，日本媒体始终没有采访朝鲜的正常渠道。而且就是这个惟一拥有合法身份的共同社，也没能将其平壤分社变成常设机构，而是由其北京分社兼带。一方渴求信息，一方限制供给，信息的需求难以对称，无疑给流言、假新闻的滋生提供了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报道者更难脱其咎。因为即便处于需求、供给的失衡状态中，作为新闻媒体，特别是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主流媒体，也不能以此为借口，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传播流言蜚语，甚至是制作缺乏事实依据的虚假报道。这样做既是对报道对象国，也是对本国受众的极大失责。

“舆论常常是一种私刑”

日本的“朝鲜报道问题”，牵涉到三个方面：媒体职业操守、受众的接受心理和舆论的道德品位。那么，在日本，媒体、民众、舆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日本论有着怎样的生成机制?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日本对朝舆论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为了剖析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重新品味一下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写于80多年前的相关论述。

1923年，日本遭遇了关东大地震。在这场灾难中，有数千名生活在日本的朝鲜人因流言蜚语而惨遭虐杀，这件事极大地震撼了芥川龙之介。芥川曾认为舆论应是“抑制私愤的公论”，是理性的多数意见，而事实却让他看到：“舆论常常是一种私刑。私刑又常常是一种娱乐。好比使用新闻纪事来取代手枪”。作家写下这样的警句，是因为他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舆论”的恶性循环，即从流言四起，到报纸将流言作为新闻记事，再到因报纸报道使舆论恐慌升级，最终产生民间“自警团”擅自虐杀朝鲜人的惨剧。

据日本学者考证，在今天日本已近统一或混用的“舆论”一词，历史上却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表记和意味。一种是自古以来沿用汉语的“舆论”，一种是起源于明治时期的“世论”。在明治时期的日英字典中，“舆论”被译为publicopinion，“世论”被译为popularsentiments。前者是理性的公论，后者则是情绪化的民情。从公论到私情，从“抑制私愤的公论”到“怀揣私愤而滥施的私刑”，“舆论”的“世论化”，彰显出当时日本日下的世风。而芥川龙之介故意将二者混用，正是要提醒国人警惕感性压过理性、私愤驱逐公论的危险世态。

“私愤”、“私刑”与“私利”

往事不堪回首。但更为不堪的是，80多年后的今天，过往的冤孽犹存，不过稍加改头换面，又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当今日本的对朝舆论中，人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媒体把流言作为“新闻”，看到由此在民众心中滋生的厌恶和恐惧，看到两个民族间驱之不散的宿怨。因导弹发射、核试验及“人质问题”而起的“私愤”，演变为妖魔化朝鲜的“私刑”。见诸日本媒体的朝鲜，要么是冠之以杀人国家、无赖国家、崩溃国家的文章标题，要么是由弃国难民，经过马赛克化和变声化的技术处理，讲述朝鲜贩毒、造假等所谓的“真相”。和百年前相比，可谓不一样的话题，一样的舆论；不一样的时空，一样的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私愤”和“私刑”之外，今天日本很多媒体之所以热衷于危言耸听，很大原因还来自对吸引受众眼球的“私利”的考虑。韩国《中央日报》的评论指出，“一部分(日本)舆论以朝鲜问题为兴趣话题，当作维持其出版量的秘诀”。在日本媒体界，甚至有“新闻主义”的说法。《中央日报》称，这一说法的出现，正是对“生硬地扩大加工朝鲜新闻以谋取利益”的舆论形态的讥讽。

在当事方的日本媒体一面，资深媒体人士、《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兼朝日电视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加藤千洋，在2008年第7期《论座》杂志中讲述了他的一段并不愉快的经历。2004年，加藤被派到新改版的一档名牌谈话节目中担任主持人。由于多年从事国际报道，尤其是中国报道的职

业背景，加藤在编前会上提出了“今后多做亚洲选题”的提议。不料这一提议却遭受了同事的冷遇。冷遇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亚洲话题赚不来收视率”。

据日本学者逢返严的调查，自2002年至2004年，与朝鲜相关的话题稳坐日本电视综艺谈话类软新闻节目的头牌交椅。直到2005年出现小泉首相解散众院的“内乱”，朝鲜话题才落至第二位。在这样唯恐天下不乱、乐见天下大乱的媒体生态中，对朝鲜的“报道”很难不出现问题。收视率与报道份额的正相关、“私愤”、“私刑”与“私利”的三合一，使日本媒体的“朝鲜报道问题”渐趋严重。

日本舆论政治中的格雷欣定律

经济学中有一个格雷欣定律，简而言之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审视近年来的历史现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定律在日本媒体、舆论乃至政治领域，均体现得相当贴切。在媒体领域，八卦媒体“戏说”政治、“恶搞”政治，严肃媒体难耐寂寞、屈身迎合。在舆论领域，情绪化声音驱逐理，性化声音，私愤驱逐公论。在政治领域，民粹主义打压民主主义，“剧场政治”粉墨登场、大行其道。这三个领域格雷欣定律最明显的“共振”和集中发作，就在2001年4月至2007年9月的小泉和安倍两届政权期间。

在小泉和安倍任内，尤其是在对待“朝鲜问题”的态度上，日本舆论政治的取向出现了明显的左降右升趋势，即《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左翼媒体受压，《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右翼媒体受宠；对绑架问题、日朝复交问题持理性、积极态度的左派人物失势，持情绪化、消极态度的人物得势。2006年9月，资历和经验均有欠缺的安倍晋三，当选日本战后政治史最年轻的首相。安倍的成功，绝大原因在于他对朝鲜问题的强硬。这种强硬使他同时获得了觊觎政治“私利”的大报和觊觎经济“私利”的电视软新闻节目的青睐。私情泛滥的日本舆论，助其迅速成长为政坛明星和小泉的接班人。

日本左右两派优孰劣，自有后世评判。现今可以看清的是，在安倍高升的过程中，积极为其造势的《读卖新闰》、《产经新闻》终于能够压倒竞争对手，独享内部消息。如今安倍虽已下台，但给右翼媒体“吃小灶”和“偏饭”的机制犹在，不然此次两家媒体无由曝出“独条”。但另一方面，曾因小泉闪电访问而开创的日朝复交之路，却在这种舆论政治中越走越窄，越走越暗。热炒朝鲜，却使自己在外交舞台中日益边缘化；热炒绑架人质事件，最终却使自己受国内舆论之绑架，这应该说是日本饱尝的双重惩罚。

媒体品格与国家利益

最近发生的新鲜事范文

被国际上称为核问题玩家的朝鲜政府，在美国布什政府再度执政后又甩出一张两年多来已玩过几次的牌，于2005年2月10日由外务省发表声明宣布无限期中止参加六方会谈，还说“已经制造了用于自卫的核武器”。十天后，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赶到平壤时，又说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不想退出六方会谈。

早就咒骂其为“无赖政权”的美国此番表现得十分冷漠，既无让步许诺也未以军事打击相威胁，一直反对东邻半岛有核武器的中国却不能坐视，最近积极进行外交努力让平壤重回谈判桌。几年来被朝核问题的反覆变化都搞得心烦的人们不禁要问，朝鲜是否真的造出了原子弹呢?

平壤谈核反复无常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以朝鲜想制造核武器为由威胁要进行军事打击时，朝鲜政府以“三没有”作回答，即“没有必要、没有能力、没有进行”核武器的研制。199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到平壤与金日成会谈达成了核问题框架协议，美韩以出油，出粮换取朝鲜冻结核设施活动。此后，美朝关系一度改善，2000年奥尔布赖特国务卿访问过平壤并称赞该城美丽，克林顿在卸任前因国会反对才取消了随之前往的计划。

这时在对外关系上可谓志得意满，既用承诺核冻结换来每年几十万吨急需的粮油充饥和开动车辆，仍在进行的秘密核研究又使对手感到潜在威胁，在国际上还显示了和缓并一度想争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1年布什政府执政后宣布朝鲜与伊拉克、伊朗为“邪恶轴心”，使美朝重新怒目相向，又重新打起核牌以解决经济和安全两大燃眉难题。

已进行十年“苦难行军”的朝鲜，除干部军人外民众长期食不果腹，因缺乏燃油，街上车辆稀若晨星，三分之一以上的粮食和多数燃料要靠外援(自身也无外汇购买)。虽然2002年夏天后朝鲜实行设立农副产品市场和价格开放的改革，却因基本体制不敢变动，农民生活虽有改善，城市居民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和职工却失去原有配给，一个月工资在价格奇贵的自由市场上买不到三斤肉蛋，又生新的积怨。对这一“太阳家族”第二代来说，除了对华按传统求援，打出搞核又弃核牌从美日韩争取援助，已是继续维系生存基础的一大急需。

比经济救急更大的忧虑，在于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最大的不安全感。从其父由苏军帮助在北朝鲜执政六十年以来，全境实行了世界罕见的封闭性管制，全民划分为三大阶级和五十余个社会阶层，陆续遭整肃并牵连家属者数量庞大。朝鲜百姓又一直不许有收音机，普通人非经领导批准不得打电话，离开本郡道要开路条，靠封锁信息保障民众精诚笃实。南朝鲜和美国却一直收容和援助“敌对阶级”分子，近年又以叛逃的黄长烨等搭建反金的组织班底，自然构成令金寝食难安的心腹大患。

朝鲜以“先军主义”将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2300万人口中有120万现役官兵和400万预备役，目的是以常规武器的数量优势威慑韩国和驻韩美军求得安全。不过随着以信息、电子高技术为主导的新军事变革深入，朝鲜人民军由中苏援助或仿制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平的装备早已落伍，威慑力日益降低。能拥有核弹这种最吓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当于震慑美韩的一块“通灵宝玉”，已是须臾不可放手。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这一古训本是治国通例，如今“敬爱的指导者”却有两面为难之苦衷，总想兼而得之。几年来许多国际评论家总猜不透朝鲜下一步走什么棋，对其一会儿说有核武器，一会儿说要弃核的反覆多变感到困惑。若是看透了朝鲜国家战略的基本考量，也就会明白其核牌有正反两面含义，目前和今后还会打下去。

朝鲜可造出低级原子弹

在国际战略角逐中想纵横捭阖，固然可以靠谋略，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实力。自2002年10月平壤会谈时朝方首次向美国代表声称已有核武器，不少专家对此进行了多种分析，有的表示怀疑，有的认为属实。去年初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拉・汗出售核技术给朝鲜、伊朗的丑闻败露，此人承认他在朝鲜山洞中见到据称是原子弹的体积庞大的炸弹。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朝鲜拥有两至三枚核弹，最近美国防部麾下的情报局分析可能拥有十几枚核弹。当然这些公布的分析数据含有对美国国会施压的政治目的，真相未必如此。

自美国率先造出原子弹并投到日本，至今已经六十年，其制造原理早已不是秘密，国际上一般的核物理学家都能设计。不过要将其制造出来，却需要大量原料和技术设备，并要通过试验证实能否使用。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分析，世界上具备制造核武器条件国家已有二十多个，却只有美、苏、英、法、中这五个核大国和印度、巴基斯坦宣布进行过核试验以显示拥有。以色列在1973年便装配出原子弹，1979年同南非合作在其领土上秘密进行过一次核试验，对外虽不宣布也被公认为有核国家。朝鲜面积狭小，虽有荒凉的北部山区可进行地下核爆，却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被国际上认为不具备本国试验条件。世界上其它国家也不会开放领土让朝鲜来搞核试验，在国际海域搞核试验更会触犯大忌且很难验证效果。

自然界给朝鲜核开发一个有利条件，便是当地铀矿丰富，蕴藏量估计为3600万吨。自上世纪60年代起，苏联便帮助朝鲜培训核技术人员，目前已拥有3000多名专业技工和200多名高级科研人员。80年代苏联又卖给朝鲜一系列核设施，包括两个浓缩铀设施、一个加工成型和制造核燃料的工厂、两座试验用核反应堆(另有两座目前还在建)，以及可进行再处理的放射化学实验室。有这些设施，再有科研人员，进行制造工程动转的关键便是电力。

当年美国启动“曼哈顿”计划，将全国年发电量的2000亿度中的十分之一拨出，在1945年内才造出三枚原子弹。苏联在拥有年发电500亿的能力后拨出五分之一，也于1949年造出原子弹。朝鲜目前年发电量不足200亿度，居民家晚间九点便停电，除平壤几条主要街道外路灯也不亮，要保障核设施运转仍很困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卫星又日夜侦察宁边等地的核设施，虽然山洞里的研制和装配看不见，外部厂房和车辆运输的大规模活动却逃不脱监视。虽然美方称朝方常有违反冻结协议的小动作，并未看到大规模生产制造的迹象。从这一点看，朝鲜这些年零敲碎打式的核活动，很难造出原子弹，声称有此武器是意在恫吓。

据有些专家分析，朝鲜利用积存的核燃料棒，已能秘密装配出个别核弹。在1994年达成冻结协议之前，朝鲜已经从核反应堆中取出了燃料棒并提取了少量钸，其数量估计在20公斤至30公斤。用这些已经分离并可以用于爆炸的钸，可生产至少一两枚最多五六枚钸弹，即核领域中人称的“贫穷的原子弹”。

原子弹有两种装药，即高浓缩的铀235和铀矿提炼技术较低造出钸239。美国最初的原子弹因缺乏经验以两种办法并用，投在广岛的“小男孩”是铀弹，重2吨，体积也小，爆炸当量为1.6万吨。投在长崎的“大胖子”是钸弹，重7吨，体积相当于“小男孩”10倍，爆炸当量还低四分之一。据美国一些专家分析，以朝鲜现有条件，最多能造出投到长崎那种钸弹，威力也会不及。加上没有试验条件，这种粗糙的初级原子弹能否炸响也存在疑问。

钸弹虽体积大运载困难，爆炸威力也不如铀弹，其核污染却比较厉害，又称“肮脏的原子弹”。有人认为，朝鲜制成的核弹爆炸威力虽不大，却能将钸广泛散布，其放射线对人和动物造成的危害区域会更大。若再将生化武器加在一起使用，军事上的威慑作用仍是不可小视，若真投入使用，会对距军事分界仅40公里的韩国“首尔”(汉城)造成大灾难。

中国的麻烦大于对美威胁

此次朝鲜宣布已有核武器，美国官方和舆论的反应远不像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样强烈，只是低调报道并劝说放弃，估计经几年来的反复打交道也看透了技止此矣。日本和韩国的态度同样冷漠，除怀疑拥有核弹的真实性外，又强调朝鲜缺乏发射投掷能力，构不成太大威胁。

有了核弹后如无运载工具，等于“有弹无炮”，因此当年中国将“两弹”即导弹与核弹放在并重地位。朝鲜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引进了苏联的“飞毛腿”近程导弹，吸取其技术后自己又增大射程，于1993年试验成功一种改进的导弹称“浦洞”(Nodong)导弹，在携带1000公斤载荷的情况下能够打到1300公里。1998年8月31日，朝鲜宣布使用多级火箭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美国称未探测到其入轨，推测这是一枚“大浦洞”运载火箭试验失败，其设计能力是携带一吨的载荷射程达到3000公里。最近据美日韩媒体报道，朝鲜在研发射程达5000公里的导弹，然而从上次“大浦洞”试验遭失败的情况看，若干年内想达到这一指标都很困难，即使真能达到这一指标也只能打到夏威夷。

以朝鲜的技术条件，无力发展美、俄、中和欧洲航天局才有的可运载航天飞船的大推力火箭，其导弹最大运载只在1吨左右，体积和重量都很大的钸弹根本装不进弹头。如果以飞机运载，朝鲜还没有运载量3吨以上的轰炸机，何况那些陈旧的战机根本突破不了美日韩技术最先进的严密防空纲。在此条件下，朝鲜若想用核弹攻击美、日，只能用船只飘洋过海，在对方近海引爆，如同引发如同最近印度洋海啸来破坏岸边城市港口。

对于这种袭击方式，美国自9・11事件以后已有预想，并采取一些针对初级核国家或恐怖集团的防范措施。例如美国海岸警备队也加强对接近海岸的船只的监视和检查，同时采取了对放射性辐射的监测，运载核弹的船只因自身辐射剂量很高易于被发现。另外，想引发一场大海啸，一般原子弹的当量还远不够，需要大型氢弹的爆炸力。

根据上述条件分析，朝鲜若真想以拼个鱼死网破的精神以使用核弹要胁，美国也并不太恐惧，布什政府正是由于看清了这一点才敢于态度强硬。不久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在参议院便称，即使朝鲜解除了所有核武器，美国也不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而必须改善其人权状况，并结束在其它领域的对抗。这一条件，等于要政权的命，因为按美国的“人权”标准就要现有“暴政”。根据目前的形势发展，美日韩都认为可以拖下去，因为朝鲜的政治经济现状无法改善且有突然恶化的可能，对恢复六方会谈的热情也不太高。

从当前的东北亚形势看，其实最需要半岛安宁的是中国和朝鲜，继续玩核牌对中朝两家都不利。朝鲜得不到外援而坚持现有军事化政策，势必难以持久。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以抓住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期，更不想在未解决时再添一个新热点。

最近发生的新鲜事范文

一

首先，分析一下甲午战争之所以发生的根源。从当时中国的观点看，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中朝之间在很长时间有着密切交往，人民之间的通婚，文化的交流，数百年来一直没有中断。问题在于，中国毕竟没有“近代殖民”的经验，当东方面对西方压力时，不知道怎样引领这些属国转身向西，甚至不知道帮助这些属国像中国一样洋务新政，实行有限度的改革。中国一度选择了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对于先前数百年“中国的世界秩序”不再有兴趣，琉球、越南、暹罗等属国相继脱离，至甲午战前，中国的宗藩体制基本解体，朝鲜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属国。

当然，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放弃藩国也有地缘政治考量。在传统体制下，遍布在中原王朝周边的属国，具有拱卫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意思，属于中国的“战略”。然而到了近代，两次鸦片战争英法都没有大兵压境，数千名海军、数艘军舰，就可以在中国水域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藩国体制已经没有办法御敌于国门之外，所谓“国防外线”到了这时已经没有意义。

但是，朝鲜与其他诸藩国很不一样。朝鲜半岛扼住了北京的咽喉，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丢掉了朝鲜，就意味着国门洞开，意味着外敌可以通过朝鲜半岛长驱直入。因此，当日本对朝鲜心怀不轨时，中国不得不出手。唇亡齿寒，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含糊。由此，甲午战争就有了一触即发的可能。

二

朝鲜问题的发生，除西方势力东来背景，还与中日两国面对西方所选择的对应路线有关。

中国洋务新政发展路径是“内敛型”的。为了自身发展，中国人心无旁骛，集中精力，集中资源，用三十年时间取得了巨大成就。

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很不一样，日本明治维新选择了一种“发散型”的发展道路，其基本路径是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欲达此目的，明治维新思想家一直在启蒙日本民众：日本必须走出海岛，踏上大陆，与世界诸强竞争。

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其历史依据、合理性，逐步放弃一些藩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的发展道路咄咄逼人，吞并琉球，，觊觎朝鲜。凡此，都是日本“大陆政策”一个又一个环节。假如超越中日两国极端对立的立场，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并非让人感到突兀。

至于朝鲜，到了近代，没有跟随中国一起转变。中国那时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顾及朝鲜发展，因而在19世纪60年代法、美等西方势力试图进入朝鲜时，中国既没有向朝鲜提供必要帮助，也没有尽到敦促朝鲜转身的责任。相反，当美国尤其是日本与朝鲜发生冲突时，中国以“番国自主”为托词，拒绝为朝鲜行为背书。

中国的拒绝让日本有了与朝鲜直接交涉的理由，1875年日本借“云阳号事件”与朝鲜达成《江华条约》。这是朝鲜被迫开放的开始，也是中国宗受到挑战的起点。日朝两国在条约中相互确认对方为“独立国家”，中国的宗被日朝两国莫名其妙予以取消。

日本在《江华条约》谈判前后使用了一些雕虫小技，确实利用了中国大臣不敢承担责任的心理缺陷。不过也应该承认，日本通过这个条约将朝鲜强硬拖上了近代轨道，中朝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

中国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结果。当中国人明白了《江华条约》对中国的意义后，很快开始战略反击。李鸿章认为，如果让日本独占朝鲜，对中国的威胁太大，朝鲜不再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反而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桥头堡。要让朝鲜重回中国“国防外线”战略定位，就必须设法将各大国引至朝鲜，以“大国均势”遏制日、俄。

帮助朝鲜对外开放符合中朝利益，日本对此毫无办法。经李鸿章努力，美、英、法、德、意、俄等相继与朝鲜签署通商协议，一个向世界开放的朝鲜在1880年代初大致成型。中国夺回朝鲜事务主导权，即便不再强调所谓“宗主国”，中朝也具有特殊关系，决非日本可比。

三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很长时间无法平息。不得已，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给予援助。而日本获悉这一消息后，格外积极鼓励中国政府向朝鲜派兵。

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日本的真实用意，自认为只是在履行宗主国责任，不料这个行动却中了日本的计谋。

当清军两千多人抵达朝鲜时，日本参照1882年《济物浦条约》，也以保护日商财产生命及公使馆为名向朝鲜派兵，而且规模巨大，持续不断。中方发现苗头不对，动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但日本有备而来，根本不再理睬中国动议。日本此时目标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大打出手，一举驱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日军并没有在朝鲜继续留驻的理由，朝鲜政府也希望中日两国尽快撤军。但日人此时节外生枝，提议中日两国政府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以避免东学党之类事件再次发生。日本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承认朝鲜不再是自己的单一属国，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相当控制权。

6月22日，日本对中方拒绝“共改朝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不会因为中国拒绝而放弃这项动议，在朝鲜内政改革完成前，更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方当然不再顾及中方态度。翌日晨，日军向朝鲜王宫发动攻击，并迅速拥戴大院君筹组临时政府，要求临时政府宣布废除朝清之间全部条约，宣布与日本结盟，并邀请日军驱逐在朝鲜境内的全部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