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科学发展进度范文篇1

关键词：海洋经济海洋高等教育创新互动发展

海洋是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近几年来，广东省海洋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2007年广东省海洋产业总产值5160亿元，增长9％，连续12年领跑国内；海洋运输、海洋油气、滨海旅游等产业增长态势强劲：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全省形成了以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滨海旅游和海洋油气为主体，海洋船舶制造、海洋电力、海洋生物制药等产业全面发展的新格局，海洋开发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进一步拓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广东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广东省是全国海洋与水产科研院校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居全国第二位。拥有广东海洋大学和广东省水产学校两所培养海洋与水产科技人才的专门院校以及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等多所中央驻粤从事海洋与水产科研工作的机构，还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汕头大学等设有海洋与水产相关学科的高校。

尽管海洋科研教学单位密集，但广东省所拥有的科技智力优势尚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科技和人才问题仍是制约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必须充分拓展高等教育的服务功能，围绕海洋经济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创新，构建高等教育与海洋经济双向发展的互动机制，把科技人才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真正使高等学校这个知识宝库成为推动海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动机”。

1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1.1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完善海洋高等教育体系

教育不仅要在规模和数量上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且要与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状况相适应。广东省的海洋高等教育应围绕全省提升海洋产业层次、优化海洋产业结构的战略要求，对教育结构进行整体优化。

在类型结构方面，要充分发挥省内高校和海洋科研院所的人才和设备优势，培养海洋开发高级人才，逐步形成海洋综合型高校、各专业高校、普通高校海洋类学科专业、在职培训协调发展的海洋高等教育体系，为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储备人才资源。

在层次结构方面，从广东省海洋事业发展的实情出发，海洋高等教育应以本科为主，按需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海洋开发中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领域第一线急需的应用型人才；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海洋开发高级专业人才和提供开发海洋的尖端技术。

在科类结构方面，首先要面向广东省海洋支柱产业。传统产业、基础产业改造升级的需要，建设一批与广东省海洋产业结构相对应的应用性技术类学科专业，如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海洋油气工程等专业，以现代科学技术提升传统的学科专业，如海洋渔业科学技术、轮机管理等学科专业，把它们建设成为支撑广东省科技进步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其次，要瞄准世界海洋高科技前沿领域，建设一批重点学科、一流学科和有区域特色的优势学科，在水产养殖、食品科学与加工、海洋生物工程、电子信息技术等应用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抢占制高点，为广东省海洋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智力储备及奠定技术基础i第三，要注重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与海洋人才结构所呈现的广泛性与多样性特征相适应，海洋类学科专业的结构应涵盖农、工，理、贸，文等多学科专业，使它们成为迅速提升广东省产业层次的支点和高校学科专业的生长点。

1.2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突破口，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广东省海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质量要求海洋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全面适应21世纪海洋经济和科技发展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的全面发展人才。为此，海洋高等教育必须以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为突破口，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模块的课程结构和教学环节的创新，二是适时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创新，三是从招生到就业指导全过程的全面质量管理的创新。为此，应把为地方海洋经济，科技、文化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培养一大批具有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作为广东省海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努力实现三个转变，即从封闭的培养模式向开放的培养模式转变、从过分专业化的单一的培养模式向多样化的培养模式转变、从专业规格化的统一的培养要求向突出个性的因材施教的培养要求转变。这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既符合海洋经济发展对人才多样化、多层次的要求，又能反过来为海洋高等教育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2深挖高校创新潜能，为建设“海洋强省”提供科技支撑

2.1扩展服务功能

海洋高校及综合性高校的海洋类学科专业不仅应成为培养海洋开发人才的基地，而且还应成为生产，科研，技术服务的综合实体。一是开展技术服务。海洋高等教育凭借着专业师资队伍力量雄厚，设施设备齐全，除发挥育人功能外，还可以发挥海洋科技开发，技术辐射、生产经营、咨询服务等功能，为经济社会更好地服务。通过服务锻炼队伍，反馈信息，检验和壮大学术成果，进而提高学科专业的造血功能，提高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二是开展教育与培训服务。主要包括为海洋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提供继续教育为广大海洋从业者开展现代海洋科学知识和技术培训：开展二、三产业岗位培训，为广东省渔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服务等方面。

2.2促进海洋科技园的发展

发达国家的大学广泛地参与知识产业的发展，围绕大学形成许多高新科技产业园区，如美国的硅谷和128号公路，日本的筑波科技城、英国的剑桥科技园等。大学的海洋科技园是产学研综合体，它不但是高校面向社会和市场的重要窗口，而且是培训高新技术人才的基地，是高等教育与区域海洋经济互动的纽带。海洋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不仅要求海洋高等教育面向经济主战场，多出成果，而且要通过技术开发和孵化使其成为产品：为了实现高技术产业化，还需要资金和科学管理，然而这恰恰是高校自身的弱势，因此今后必须积极吸引社会的参与，特别要重视与有雄厚经济实力的知名企业联合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2.3积极探索高校与企业合作的新机制

改革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引入市场机制，探索产学研一体化、体现机制创新的新模式。实行高校、企业，政府和中介机构联动，按“多方投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动员金融、高校、企业，社会等多方面融资，引进外国风险资本。高校借助于自己的地域优势、学科优势，通过共建、联合办学、签订长期全面合作协议、项目合作、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参与

合作，能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提高自身的科技显示度。

2.4提高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高校科技成果的积累与转化必须以社会及海洋产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为首要前提和牵引，有重点地加快海洋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进而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同时，通过成立专门从事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的成果推广机构，成立一系列为社会、产业服务的发展研究机构和工程中心，为社会、产业发展提供高层次、全面的服务，促进高校科研水平的发展和创新。

3加快政府管理创新，构建海洋高等教育与海洋经济发展的互动平台

3.1建立有利于海洋高等教育与海洋经济科技互动发展的新机制

重点支持广东省内海洋高校的建设，使其充分发挥在海洋人才培养和科技开发中的龙头作用和示范作用。支持的重点应从原来单纯的政策倾斜向推动海洋高等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方向转化，建立海洋经济、科技与教育领域共同参与海洋事业人才培养与再教育的渠道和机制，使培养的人才能更加主动适应海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此外，要建立海洋经济，科技与教育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地方海洋事业发展重大决策咨询的组织与机制，增强海洋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后劲。

3.2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整体推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应从广东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度设计开始，构建成海洋经济、科技与教育集成体系，互动发展的格局。宏观上，以“科技兴海”和“海洋强省”的总体战略目标为基础，设计海洋经济，海洋科技与海洋高等教育等战略统筹集成的体系，明确战略分工及战略互动的结合点：在微观上，以海洋重点产业为导向，统筹兼顾与科技领域中的重大项目、教育领域中的重点学科的战略互动，带动海洋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推动海洋经济健康发展。

3.3加快海洋科技信息网的建设

当前，信息缺乏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之一。有专家估计，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知识对经济的贡献率可能由20世纪初的5％～20％上升到90％。建立由政府牵头、迅速建立起面向市场、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海洋科技信息网络，以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的相互沟通，相互合作。

3.4积极筹集海洋开发资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未来的海洋开发竞争，实质上是海洋高新技术的竞争。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开发海洋，才能推动海洋资源利用从低效益向高附加值转化，实现海洋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化。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成本高，风险大，效益高的特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并以产权或资本为纽带，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促进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4弘扬创新海洋文化，引领海洋高等教育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

4.1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海洋传统文化

我国传统的海洋文化是沿海地区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积淀而成的一种滨海地域文化，是人们认识，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统一体。其内涵极其深厚。高校历来是继承先进文化、传播先进文化，创造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高校本身就是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连接的桥梁。充分发挥高校的这种桥梁作用，是时展赋予高校的历史使命。因此，广东省高校尤其是沿海地区高校应充分发掘利用当地的优秀海洋文化资源来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自觉把海洋文化融入大学文化体系当中，寻找一条与优秀海洋文化相融合、塑造校园文化精神的途径，帮助师生正确认识本土的历史环境的优势和障碍，领会人类海洋文明的博大精深，培养师生热爱校园、建设家园，振兴家乡的感情，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责任心。

4.2加强海洋文化研究

海洋文化中无形的方面，如价值观、人生观等，是其深层的内蕴，不能自发形成，需要通过深层次的研究来加以倡导。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高校专门的研究，对海洋文化的深层内涵进行阐释，从而为海洋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而高校又能以海洋文化的研究开发为载体和渠道，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与合作。

4.3开展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

地方高校主要是为本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输送人才的，在全面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让学生广泛吸收中外文化营养的同时，应开展多种形式的以海洋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宣传和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与海洋旅游文化，海洋商业文化、海洋企业文化的联合开发、友好合作中增添校园文化活力。

4.4发挥高校的文化幅射功能，引导海洋文化健康发展

海洋科学发展进度范文

一、导言

作为社会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社会学近年来展现出了日益旺盛的生命力，开始较为频繁地活跃于社会学的学术舞台上。海洋社会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应用社会学，这门学科是应用一般社会学理论、范畴、方法等对海洋社会的人类行为及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海洋社会学虽然有自己的理论框架，但和理论社会学相比，它没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而是沿用理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和方法，针对自己独特领域进行研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海洋社会学取得了较为积极的学术进展，展现出了新兴的朝阳学科特征，开始进入到主流社会学的视野中。正如学术界所指出的：“在新兴的分支社会学中，海洋社会学理论研究势头迅猛、方兴未艾”。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与其他分支社会学不同，海洋社会学并不是由西方引进过来，在西方社会学界也找不到有关这一学科内涵、研究对象及其理论的阐述。相反，它是由我国学者首先提出，并经由本土社会学者的建构而展现出学术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在当前“西方压倒东风”的东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这也给本土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自信”构成了挑战。虽然西方社会学并未系统地倡导和研究海洋社会学，但是，临近的研究是存在的。比如，斯密斯（EstellieM．Smith）关于海洋人类学（MaritimeAnthropology）的研究、［社会学家弗罗伊登伯格（WilliamR．Freudenburg）和格拉姆林（RobertGramling）关于近海开发以及石油泄漏的研究，有关于此，笔者将在后续部分展开。此外，诸如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等大学设有海洋人类学研究领域，阿斯瓦尼（ShankarAswani）等人类学家设有海洋人类学研究方向。笔者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刻意与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关海洋问题的研究接轨，但开展有针对性的学术对话意义重大。目前，海洋社会学还属于初创阶段。在学科初创阶段，海洋社会学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学科边界和学科体系模糊不清，学科内在的逻辑体系有待梳理。比如，关于渔村和渔民问题的研究，海洋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难分彼此；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亦不可分割。虽然说，在现代社会，学科交叉现象广泛存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刚刚兴起的学科发展而言，如果学科边界过于模糊，将是困扰学科发展的难题。二是尚未形成和主流社会学的对话机制。海洋社会学仍然游离于传统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的边缘地带，也未能与主流社会学构成真正的学术对话。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献而言，海洋社会学方面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几所海洋大学之中。换言之，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第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海洋社会学学术成果鲜见。在主流或曰权威的社会学期刊，还没有发现海洋社会学方面的主题文章。与此同时，从社会学视角写作的海洋社会学著作和教材也十分有限。但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这些还不是制约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制约海洋社会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中的学科范畴偏离和学科理论匮乏。这两大问题不解决，不但海洋社会学的“显学”地位无从谈起，就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合法化（legitimation）亦将成为难题。而如果这两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将有助于其它问题得到迎刃而解。本文旨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重点阐述的是处于初创阶段的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及其合法化议题问题。在此基础上上，笔者将梳理西方社会学有关海洋开发问题的相关研究，以期建立海洋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平台。最后，就其他若干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二、制约学科合法化的根本问题

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海洋社会学已经形成了库恩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一起，他们自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这对于新兴学科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中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学科范畴的偏离和学科理论的匮乏是影响学科合法化进程的根本问题。

（一）学科范畴“海洋社会学”一词最早由历史学家杨国桢提出。但在学科意义层面，杨国桢先生关于“海洋社会学”的阐述，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的，并不具有“社会学”学科属性。最早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海洋社会学”的文献是庞玉珍的《海洋社会学：海洋问题的社会学阐释》一文。她指出，海洋社会学以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海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能否成为一种互动关系，是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能否成立的基础。海洋世纪使海洋与人类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因此，改变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使海洋具有了显著的社会特征。随后，学术界展开了很多的理论争辩，其聚焦点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理论建构。但是，直到现在，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社会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分支学科，也未能与主流社会学形成学术对话。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海洋社会学学术成果的参差不齐应当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具体而言，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具有社会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并不占据多数，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献而言，海洋社会学著述主要集中在几所海洋大学，海洋社会学的科学共同体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组成的，其中的社会学者数量比较有限。其次，缺少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甚至陷入了“社会学味道不浓”的尴尬境地。不少文献虽然冠以“海洋社会学”之名或者主题，但并不是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因而称之为“海洋社会学”并不贴切。这种问题必然导致海洋社会学在社会学界难以获得学术话语权。近年来，崔凤从学科发展角度多次撰文，直陈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加强学科意识。他指出，我们要强调海洋社会学的应用社会学的特性，强调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对人类海洋实践活动进行描述与分析，这是海洋社会学发展的现实选择。同时，海洋社会学要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必须体现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只有明确的学科属性，海洋社会学才有立足之地。也只有这样，海洋社会学才可能融入主流社会学之中。这一呼吁的核心意义在于唤起科学共同体的学科意识。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忽视了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与理论范式，姑且不论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单就学科合法性而言，也将是严重的危机。明确学科范畴有两个维度。一是科学共同体要明确学科意识，强化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应用。海洋社会学者也在对学术圈内既有的学术观点进行审视，并提出了真知灼见。比如，宁波关于“海洋社会”这一概念的建设性批判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二是海洋社会学需要主动加强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海洋社会学研究不能限于几所海洋大学，科学共同体可以“海洋开发”为平台，就其中的前瞻性议题与主流社会学展开学术对话，这一问题将在第三部分予以具体阐述。

（二）学科理论海洋曾作为非领土（non－territory）而被建构，是一个抵制“发展”而难以掌控的空间。而随着海洋开发技术水平的进步，人类的涉海活动明显增强，和海洋经济学等其他海洋学科一样，海洋社会学也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产生的。但是，海洋社会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海洋世纪”和“海洋社会”一度为科学共同体所津津乐道，但是，“海洋世纪”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用语，更不是一个社会学的专业术语。“海洋社会”具有明确的社会学学科指向，但是能否成立尚值得商榷。毕竟海洋社会中人群的共同地域仍主要是陆地，海洋社会还是陆地社会的一种延伸。而如果“海洋社会”难以构成，那么，“海洋社会管理”、“海洋社会控制”等次级命题的提法亦值得商榷。可见，在核心的学科概念层次上，海洋社会学尚存在不确定因素。鉴于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态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进行方向性的转向。首先，走出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中。目前，海洋社会学主要停留于宏大叙事。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论述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内容以及发展方向，等等。这对于刚刚兴起、正处于建构中的一门学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海洋社会学仅仅停留于宏大叙事，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就现有的文献而言，近期的宏大叙事型的学术研究已经失去了早期的锐气和创新力，已经鲜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因此，海洋社会学亟待走出宏大叙事。其次，走向田野。理论不是臆想，理论的薄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验研究的严重滞后。海洋社会学可以围绕海洋开发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形成扎实的研究报告和学术成果，进而建构海洋社会学的学科概念。当然，笔者需要澄清的是，海洋社会学的研究主题非常丰富，绝不仅仅是研究海洋开发。而是说，学科发展需要把握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在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显学”的背景下，通过“海洋开发”这样的国家战略性的重大前沿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其获得学术话语权。再次，走向理论归纳。海洋社会学应从“社会人假设”出发，围绕人类海洋开发行为开展大力的经验研究。但是，仅仅开展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个案的累积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问题的关键是在经验研究中理解特定议题中的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深刻地认识社会，并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概念与观点。这些学术观点与概念的演化、推理，则可以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就学科发展而言，我们也能从环境社会学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可资比较的经验借鉴。中国环境社会学也尚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其影响力已经呈现出日渐上升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主流社会学的广泛认可。这不仅与我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和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议题契合，更重要的是，环境社会学家围绕诸如水污染、草原退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提炼出了具有较大解释力的学术概念。海洋社会学在重视这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选择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即重视经验研究中的“选点”，建立追踪研究与回访研究的基础，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建设需要“理论自觉”意识，需要增进学术自信。即：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特别是，西方话语体系日盛，但往往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因此，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不能盲从西方的理论体系，也不要刻意套裁西方的理论范式，重点在于根据中国社会与区域文化的实际开展原创性的研究。

三、海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平

台海洋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时代契机。目前，研究影响海洋开发的因素以及海洋开发的后果已经在科学共同体内达成初步共识。但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海洋社会学不同于海洋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不能包揽一切，而是重在研究海洋开发的社会原因、社会过程与社会后果。同时，需要关注区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等因素。海洋开发政策的底层考察、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破坏、低水平开发与石油泄漏问题值得海洋社会学的特别关注。原因有三。一是这些议题可以发挥社会学的学科特色与专业优势，比如，自下而上地研究海洋开发政策及其实施绩效。二是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主流社会学和其它分支社会学的学科视野，为海洋社会学与之对话提供了共同的话语体系。比如，海洋环境恶化也是环境社会学关注的重要内容。第三，西方社会学家在此已经有前瞻性的学术研究，在此可以开展中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海洋开发中经验和教训的研究也可以为中国的海洋开发的科学实施提供具有可资比较价值的借鉴。

（一）海洋开发的底层考察社会学的研究不同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视角，特别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更需要“从下往上看”。正如斯科特所告诫的，忽视对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洞察，那些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往往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海洋开发固然是推动经济发展，带动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引擎，但是正视海洋开发中的诸种问题并形成预防机制，对于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更为重要。就学术研究而言，海洋社会学需要走出“应然”的价值判断，走向“实然”的事实调查与呈现，进而提出前瞻性的学术洞察。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海洋开发战略的科学实施。尽管近海开发的历史悠久，但这种活动的社会评价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才出现。格拉姆林和布拉班特（SarahBrabant）指出，这种海洋开发活动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远远超出了当地的供给能力，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活动，进而带动了当地诸如如房屋、医疗、学校、公共救助机构事业的发展，提高当地的税收，带动经济发展和新兴都市的兴起。所以，正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这样的发展项目在推广过程中应该会得到积极的支持。但是，弗罗伊登伯格和格拉姆林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地区（路易斯安那）取得成功的海洋开发项目，在另一个地区（北加州）竟然遭到了社区居民的强烈抵制。甚至，有关开发提案的项目听证会都遭到了数以千计的社区居民的袭击。这种反差具有深刻的社会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特别是，1969年，圣巴巴巴拉石油泄漏事件将海洋开发中的环境问题客观地摆在了世人面前，影响了人们对类似项目的态度。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已经显现。比如，在海洋开发热潮中，沿海城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建设人工岛，但不少项目因为缺少整体的规划，忽视了当地居民的利益或者缺少基本的公众参与，往往为当地居民所抵制，并引发社会冲突。比如，2011年1月，海南文昌拟在清澜港的出口旁填海造起一座占地300多亩的人工岛，但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原来，填海会造成清澜港航道变窄，给出入清澜港的船只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而当地渔民的船只都比较小，出入则会更加危险。同时，由于当地人口较为密集，人均耕地较少，不少人都是靠出海捕鱼和在海边捕鱼捞虾来维持生计，如果在此处填海建起一座300多亩的人工岛，势必会影响当地村民的收入。而最让村民担心的，还是填海可能导致河流入海口变窄，水灾时会加剧周边村庄的受灾情况。此外，村民还担心填海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所以，在有数百名警察维持秩序的情况下，部分村民仍然越过警察设定的警戒线阻止施工，后来还砸坏了镇政府轿车。单纯官方话语体系下的“发展规划”在此难产，社会冲突与失序也因此而产生。社会学的特长之一是学术批判，当然，这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性的研究可以防范社会风险，预防可能的社会冲突，降低社会成本，进而有助于维系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正掀起前所未有的海洋开发热潮，这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但片面的、短期的的经济开发也存在很多的隐忧。地方老百姓在海洋开发实施过程中是否真的受益？那些利益受损群体的经济与社会补偿如何保障？部分村民为什么反对海洋开发？特别是，在已经有技术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村民为什么还反对政府的海洋开发项目？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社会和文化难题？整体上看，这样的民间声音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虽然中国社会的发育特征决定了难以爆发诸如前述美国加州那样的反对情形，但是，一旦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果也将难以预料。最近几年的已经在实践层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前述文昌案例也已经说明了海洋开发中忽视底层民众意见的严峻后果。通过对海洋开发政策自下而上的民间考察与研究，有助于政府部门及时发现问题，未雨绸缪，建立健全相应的预警机制。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海洋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仅是技术专家和工程专家的思维，同样需要社会学家参与到海洋开发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中。

（二）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破坏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海洋开发”战略部署以来，新一轮的海洋开发就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近年来，国务院颁布或批准通过了诸如《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等十多个规划，江苏、山东、浙江、辽宁等沿海省份的海洋开发纷纷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随着沿海开发强度的持续加大，对海岸带及近海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全国海岸带及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脆弱区。其中，高脆弱区占全国岸线总长度的4．5％，中脆弱区占32．0％，轻脆弱区占46．7％，非脆弱区仅占16．8％。海洋开发活动是海洋生态环境压力的主要来源。陆续获批的沿海开发战略将带来新一轮的海洋和海岸带开发热潮，同时也会给业已脆弱的近岸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海洋开发中的生态压力表现为多个方面，其中，以下两方面需要引起特别的重视。首先，重工业布局沿海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给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增加了新压力。比如，《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的五个重点发展区域均分布在沿海，其中有四个以重化工业为主导发展方向。从宏观的时空视角而言，这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产业的系统格局已经成型。由于重化工行业对“环境容量”需求大，往往分布于沿江、沿湖和沿海地区。而沿江和沿湖地区的生态压力已经很大，借助“海洋开发”这股春风，石油、钢铁等重化工产业纷纷向沿海集聚。即使这些重化工产业能全部达标排放，但也并不是“零排放”，势必给业已脆弱的海洋生态构成威胁。同时，那些在其它地方被关闭的重污染产业也往沿海转移。由此，海洋的生态压力和生态风险可见一斑。海洋社会学需要对重化工布局沿海化的社会机制、规律及其社会效应以及风险议题展开研究，为政府部门规避风险奠定基础。第二，所有的海洋开发规划均涉及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问题，但各地区沿海发展规划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比如，《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重申了“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要求，但并没有明确相应的规划任务。再比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关于海洋污染防治方面仅仅再次强调了现有制度，但并没有提出针对北部湾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由此可见，暂且不论海洋开发战略实施中的“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就是“文本法”本身亦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这势必给环保不达标项目的上马以及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提供制度漏洞，此时的环境保护恐已沦为“稻草人化”的境地。在这一议题中，海洋污染中所产生的受益圈（benefitzones）与受害圈（victimizedzones）的关系、人们遵守或者违反规范的行为的公开的或潜在的规律性的原则、受害群体的环境抗争逻辑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社会与区域文化特征非常值得社会学家的深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也可架构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等分支社会学交流的桥梁，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社会学的主流化进程。海洋开发战略的实施目标不仅仅是海洋经济发展。比如，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战略定位中，除了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海洋科技教育核心区、国家海洋经济改革开放先行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设全国重要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战略目标的定位和目标的实现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从长期发展角度而言，“蓝色经济区”只是中介，最终目标是建设蓝色文明。但是，如果缺少严格的制度管制，海洋环境保护让位于片面的经济发展，那么，“蓝色文明”可能并未实现，“黑色经济区”已经形成。归根结底，这里的核心议题还是如何协调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三）低水平开发与“吉登斯悖论”在海岸带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水平及其技术含量、自然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受损程度等方面，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与世界主要沿海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国的海洋开发不但存在无序问题，而且低水平、粗放型的海洋开发问题也十分突出。无论是在海洋专家的学术研究中还是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中，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高的重视，但是，在实践层面，低水平开发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在运作逻辑层面，这与气候变化中的“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颇为相似。“吉登斯悖论”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的。即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而由于它在日常生活中不直接，因此，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被认为是重要的。“不管别人告诉我们威胁有多大，正视这些威胁总是很难的，因为它们让人感觉不是太真实———同时，生活还得照旧下去，生活的一切快乐和压力也得照旧下去。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必须处理我所说的‘吉登斯悖论’。它表明，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吉登斯指出，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了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在我们看来，“吉登斯悖论”适用于低水平开发问题，并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关于低水平开发，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要高得多。但是，海洋开发主要由沿海地方政府具体实施和操作，因此，高层的文件和规范性要求往往并不能实现初衷。其次，文本规范（政府文件、法律法规）的重视与低水平开发的现实并存。即使是地方政府，关于提高海洋开发水平的工作也可谓文山会海，但实施过程中并不乐观。归根结底，这还是地方政府的认识停留在暂时的经济效益层面所致。再次，即使在认识论层面具有前瞻性的思维，但对于大多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以及普通公众）而言，其行为都具有短期化的趋向。十项全能建筑设计公司负责人克里斯托夫来博鳌参加北京奥运会游泳场馆设计竞标会时曾说：“海南不论怎么发展，都不要把这种和谐的自然风光破坏了。”他认为，发展一定要有计划，不能无节制地开发。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有太多的教训。比如，在希腊，许多小岛当初海水很蓝、鱼很多，但后来许多发展商到那里建别墅、建酒店，造成极大的污染和破坏，以至于现在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去炸掉它们，重新恢复小岛的自然风貌。但是，克里斯托夫的忠告并没有唤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海洋开发已经踏上了“生产的跑步机”（thetread－millofproduction）上，过度开发、无序开发不但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因素，而且一旦踏上，就会形成惯性，短期内难以消除。海洋开发固然是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冲动的发展模式及其后果的严峻性。

（四）海洋开发中的石油泄漏美国社会学家有关海洋开发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项研究议题，即近海石油开发（offshoreoilex－ploration）和近海天然气开发。近海开发可追溯到1897年，1953年之后，海上能源开采活动拓展到了外大陆架，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近海开发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海洋开发中也有很多风险，比如，海上开采和海上运输中的石油泄漏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过度的近海石油开发会引发海域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埃克森—瓦尔迪兹号（ExxonValdez）溢油事件为例，说明了海上溢油与海洋开发中的政治体系紧密相关。石油泄漏是海洋污染的超级杀手，据统计，每年通过各种途径泄漏的海洋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0．5％，其中，以油轮遇难造成的污染最为突出。石油泄漏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直接污染海域，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存。同时，受污染的海产品则会通过食物链影响到人的健康。2010年5月，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再次将海上采油与海上石油运输的生态风险摆在了世人的面前，并对我国海洋石油运输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近年来，中国海洋开发活动中的溢油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2011年的渤海溢油事件，溢油事件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一事件暴露了我国海洋溢油中的环评体制、应急处理机制、信息、相关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等诸多层面的问题，也说明我们需要对既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除了从管理角度分析石油泄漏的责任体系之外，还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特定的政治经济格局。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海洋社会学在此具有较大的解释力。

海洋科学发展进度范文

论文关键词：海洋创新体系，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借鉴

近年来，随着海洋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不断出台海洋法规与政策，积极投入到海洋创新体系的建设中。虽然我国在国家海洋中心建设、国家及地方海洋产业集群发展、海洋科技创新管理体系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相比其他海洋大国和强国，我国的国家海洋创新体系建设和相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海洋对于经济发展和强国战略的支撑还十分有限，为了整合现有海洋科技资源，打通海洋强国战略需求和海洋研究开发的脉络，建立富有活力和路径创新突破能力的国家海洋创新体系，我们需要积极借鉴世界主要海洋国家的建设经验。

1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典型的海洋大国，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创新体系已经发展比较成熟，并且被纳入国家创新体系框架。澳大利亚海洋领域的创新驱动包括气候变化、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沿海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五个方面。当前专属经济区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是澳大利亚国家创新的重点[1]。当前，澳大利亚海洋创新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海洋研发基础设施不足；体制的发展和演变有待加强；海洋人才供应不足；海洋产业面临调整和转变；海洋研发中的联网与合作。

为了解决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挑战并且保护其海洋领土日本，澳大利亚需要以连贯性、综合性和前瞻性的方式进行海洋研发和创新。海洋研发和创新主要涉及知识生产、知识应用、扩散与吸收三方面。在澳大利亚创新周期的知识生产”部门，发达的海洋研发占据重要一席。海洋研发主要通过政府资助的五个研究机构（AIMS,CSIRO,BOM,GA和AAD）进行，同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也参与其中。但是由于一些地区受到基础设施和资源的约束，海洋研发的效益正不断减少。在知识应用”方面,主要的海洋研发机构及成果应用者之间的协作已经卓有成效。在特定领域内（如政策、海洋预报、世界文物古迹区的管理和海洋资源的勘探等）海洋研发成果的吸收是非常高的，但是受到海洋环境的限制，很多仍处于未知或开发不佳状态。从海洋研发领域向其他组织和产业界进行创新扩散在某些领域是很普遍的，如海洋气候、海洋保护区与西北大陆架的探索等。然而，在其他领域（如旅游、航运、海洋休闲、海洋生物技术和海岸带发展）海洋部门的分散性限制了创新的传播与吸收。

面对石油峰值、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和海洋保护的巨大压力，澳大利亚需要在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上进行更广泛的创新，并且建立更加系统的海洋创新体系小论文。海洋政策科学顾问组（OPSAG）提出了澳大利亚海洋科研与创新的国家框架[2]：其框架主张通过合作（涉及所有海洋活动参与者）来创新国家海洋科学的研究，具体包括：探索、发现和可持续性；观察、了解和预测；海洋产业的发展；参与和知识转让。除理论框架外，为了实现海洋资源利用的潜在利益最大化，澳大利亚在海洋研发与创新的治理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包括政府间实施政策衔接以促进地区间的信息交流，创新机构间的合作与分工以提高研发效率，创新投资管理和资金监管，以及研发项目的年度报告制等。

2美国

凭借优越的海洋自然环境、强大的综合国力，美国在海洋学、海洋政策和海洋管理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多次在海洋领域的创新发展中起到里程碑作用，为其海洋霸权战略奠定了可靠基础。美国著名的海洋科学研究机构有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大西洋海洋学与气象学实验室、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等，这些科研机构担负了美国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为海洋科技创新贡献了巨大力量。

进入21世纪，美国加快了海洋开发与科技发展的步伐。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于2004年提交的《21世纪海洋蓝图》和接下来的实施的《美国海洋行动计划》是对美国30多年海洋政策综合评价、经验教训的总结，尤其是在加强海洋管理，调整海洋管理体制，增设高层次的国家海洋委员会，加强海洋行政主观部门的职能；建立海洋政策信托基金，大幅度增加对海洋的资金投入；以及加强政府人员和公众及学校的海洋意识教育等方面特别值得我国参考借鉴。2007年的绘制美国未来10年海洋科学发展路线——海洋科学研究优先领域和实施战略”指出，未来10年海洋科学优先发展领域包括：自然和文化的海洋资源管理；对自然灾害的恢复能力；海上作业；海洋气候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海洋与人类健康[3]。

之后日本，美国环境委员会于2009年提交了《美国海洋政策任务内部报告》，对海洋政策的目标和职责提出具体要求。为保障全球范围内海洋的平衡、高效、可持续和透明的开发和保护管理，美国海洋政策的具体职责有：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海岸带和海洋空间规划，提升对海洋的感知和理解水平，强化涉海部门地区间的协调和支持，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的能力，区域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确保海水质量和陆地用水需求，关注北极环境条件变化，提升海洋观测水平并纳入国际海洋观测网络。该报告还建议美国成立海洋委员会”，强化对海洋事务的综合管理。

除以上政策层面的支持外，为了保持国民强烈的海洋意识、保证海洋人才的充足，从中小学海洋科学知识的普及到高等海洋教育，美国实行海洋知识的全民终身教育。同时，为了配合海洋科学知识的传播，美国专门设立了国家海洋补助金用于支持相关机构从事海洋研究。为保证资金充足，建立了海洋政策信托资金，加大资金投放力度，把海洋利用收取的税收更多的用于海洋管理[4]。在创新途径上，通过健全完善海洋基础设施，建立先进的海洋研究平台，拓宽海洋创新领域，使技术创新与理论创新并驾齐驱，不断推动海洋创新体系的发展。

3日本

日本是一个岛国，专属经济区水域面积约为陆地面积的12倍。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高度依赖海洋，海洋产业加上临海产业总产值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经过多年的积累，日本在海洋开发、科研和海上军事力量方面已经堪称海洋强国。

面对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加大，日本在创新海洋体系建设方面也面临巨大压力。日本政府在海洋创新方面不断进行新的尝试。从沿海50米水深的海域到离岸10千米的陆域日本，日本海洋利用已经实现了空间集约发展，成为海洋空间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政策法规方面，21世纪日本海洋政策”提倡要坚持海洋科学研究、海洋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平衡发展的原则执行海洋政策。2004年日本第一部海洋白皮书，提出对海洋实施全面管理。2006年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和日本海洋法研究会提交了《日本海洋政策大纲：以新的海洋立国为目标》和《日本海洋基本法草案概要》，论述了在海洋问题上日本应选取的道路，提出海洋基本法的制定要以新的海洋立国为目标。2007年4月，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了《海洋基本法》。日本海洋法规的不断出台完善和政策上的衔接，为海洋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近年来，日本的海洋研究创新比以往任何时期进行着更为彻底的改变。在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研发资金的60%以上资助给非大学科研机构，而大学科研经费的百分之二十来自工业项目资助，产业研发的一小部分（2001年所占比例为1.4%）是由政府资助的，金融危机以后产业研发速度开始放缓[5]。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海洋科学研究由大学、政府部门及相关产业承担。其中政府部门科研主要集中于海洋科学技术中心。该中心承担者研究开发、设施配给、知识培训和信息处理的职责。作为日本海洋领域的一个问题解决型”科研机构，由日本国家财政支持建立的国家海洋研究所(NMRI)凭借在专业知识、研究设施和技术能力上的优势，为政府和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包括拟定日本和国际的海洋技术标准、保护海洋环境、创新海洋技术、确保海洋运输安全等。2010年是NMRI实施第二个中期计划的最后一年（NMRI的中长期战略如图1所示），作为对政府政策的紧密配合，NMRI在2010年的关键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温室气体的减排和排放标准制定、海上事故的技术分析、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发展、以及技术的转移方面[6]小论文。为促进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合作交流，日本政府在许多地区建立了创新集群”（innovativeclusters）。创新集群”的设立旨在连接区域的创新参与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做出了贡献。除了推动产学互动，创新集群”也积极鼓励当地企业与分包商之间的合作。实践证明，这种创新模式的实施已经形成取得很好的效果。

图1：NMRI的中长期战略

4总结

国家海洋创新体系涵盖涉海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产业发展、创新服务与管理等一系列内容。为了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海洋创新体，世界各主要海洋国家都陆续出台国家海洋法规或政策，并积极维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区域衔接和时序衔接。除此之外，海洋创新体系的发展需要凝聚海洋基础研究和产业集群的力量。海洋基础研究大都是由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共同承担。澳大利亚、日本的研究机构多依靠政府的规划指导和直接投资，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强国则通过将海洋科学研究根植于大学之内，使海洋科研与海洋人才培养相结合，这两种模式各有其优势和特色。同时，国外海洋研究机构大都具有明确的社会公开义务和职责日本，尤其是在社会公众的开放式参与方面有所突破，在从事规范研究的同时，激励和引导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后备人才）对海洋创新活动的认知，为普及海洋知识、吸引培养海洋科技人才奠定了基础。世界海洋产业集群大多是以领军企业及企业间组织的资助研究与开发、涉海科研机构的支持为基础，形成的具有一定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群体。这些产业群体通过参与国际行业竞争和国际化产学研合作，形成具有地方创新性产业集群和全球行业价值联结点双重性质的载体，与相应国家的海洋研究及人才培养机构一起构成了国家海洋创新体系的主体。

在海洋创新资金投入与管理方面，世界各主要海洋国家都将加大资金投入作为提高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资金的来源方面各有侧重。美国政府在海洋创新方面资金投入较大，通过建立海洋政策信托基金、和国家海洋补助金等来支持海洋科学研究，同时鼓励将更多的海洋税收用于海洋管理。相比之下，日本则更加注重产学研”的内部互动。此外，国家海洋创新资金的运营和管理也日趋规范，各国普遍把资金侧重投向本国的优势领域，重视海洋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海洋信息沟通，创新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完善，推动海洋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Gunn,J;Poiner,L;Smith,NandHarris,P:ReviewofTheNationalInnovationSystemSubmissiononMarineR&DandInnovationbytheOceansPolicyScientificAdvisoryGroup[R],SubmissiononmarineR&DandinnovationCutlerReviewoftheNationalInnovationSystem,April2008.

[2]AustralianGovernmentOceansPolicyScienceAdvisoryGroup:AMarineNation:NationalFrameworkforMarineResearchandInnovation[R],March2009.

[3]中国科学院海洋领域战略研究组.中国至2050年海洋科技发展路线图[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杨金森.海洋强国兴衰史略[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

[5]LennartStenberg.GovernmentResearchandInnovationPoliciesinJapa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