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总论范文

近代以来，以决定、可控、机械为特征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占据了主导的话语权，各种地方性知识纷纷式微消亡。在此背景下，关于中医的科学性及其存废问题的争论一直不断。从梁启超、陈独秀到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06年张功耀教授发起的支持告别中医药人士的签名活动，再加上现如今的“博士”林光常、“神医”张悟本、“仙长”李一。人们渐渐忘记了中医的本来面目，以至对中医产生了信任危机。中医学如何发展已成为大众共同关心和探讨的问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发展模式是当代几种较有影响的科学发展模式之一。通过对该发展模式的理解或许对中医发展之路有所帮助。

1、范式

库恩强调科学哲学应当到科学史中寻找材料。他用历史的方法，从动态角度考察科学发展的机制和规律。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范式形成）――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范式战胜旧范式）――新常规科学。在这一模式中，他用范式来说明科学理论的发展。（1）“范式”是库恩科学发展模式的主要理论观点，一般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信念、共同传统、共同理论框架以及理论模式、基本方法等。所谓前科学是指尚未形成该学科“范式”的原始科学阶段。常规科学阶段是指形成了公认的范式，其活动本质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难题的活动”，它集中研究范式内肯定有解的难题，并提供解决难题的方法。反常则是指出现了与原有范式相矛盾的客观现象，用范式难以解释。危机指反常现象大量累积，常规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难题增多，科学共同体成员内部开始分化。科学革命就是在危机发生后，用新的范式战胜和取代旧的范式，冲破旧理论建立新理论。新常规科学即是指科学革命以后，科学转入新常规科学。库恩认为，科学史就是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不断交替的过程，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2、从范式到中医学

从库恩范式的角度看，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主要涉及道、气、阴阳、五行的科学观下形成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医学，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丰富诊疗经验的医学体系，与基于近代西方科学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医学并无本质区别和绝对的优劣。

从远古开始，人们在与自然的长期相处中，为了生存，积累了一些医学知识，在其中也伴随着巫术等一些什么化的东西，这就是中医学的起源，也是所谓的前科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医学知识不断地积累，到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黄帝内经》的出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也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即形成了所谓的“范式”，此后的一系列中医学著作均是围绕《黄帝内经》这一既定的范式展开、丰富和完善的。范式的产生是一门科学达到成熟的标志。这种形成了“范式”的成熟科学就是常规科学。常规科学活动本质上就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支配下的一种“解难题活动”。它集中研究范式内肯定有解的难题。并提供解决难题的方法，这是科学渐进性发展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之时，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已有惊人的成就，自然科学也有较大的发展，《黄帝内经》正诞生于此时，它充分吸取了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使之与医学实践的成就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医的范式。可以说这一范式是多学科研究中医的成果。

在“范式”的常规发展时期，科学家们总是为了深入分析范式所提供的现象和理论，以便解决范式所提出的问题并完善和发展范式。中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一方面它使科学知识稳步的扩大化和精确化，另一方面由于范式统治着科学家的头脑，不允许对它怀疑和突破。即使发现新的事实与原有理论的矛盾，一般也不是怀疑原有理论。而总是设法以原有的理论去解释。从而限制了“科学家的视野，常常压制重大革新”。事实上，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新的事实同原有范式的矛盾总是存在，中医学也不例外。库恩认为随着科学渐进式的发展，新的事实新的发现总是会越来越多，其间与范式不相符的反常现象必然逐渐增加，范式的稳定性就会开始动摇，于是常规科学便陷入了它的危机阶段。当危机到来之后，随着反常现象的数量、份量和频繁程度增加。人们就会想到检验范式，甚至想抛弃、更换这个范式。中医也有类于此，尽管实践中也会遇到许多不一致之处，但人们总是检讨自已是否是辨证的问题还是用药的缘故。再者，中医学的发展速度比较现代科学的发展速度而言，似乎显得过于缓慢。于是有人便会质疑。中医是否已落伍了？难以令人满意的诠释和疑问，必然会有分歧与混乱出现，这就是危机。

有了危机并不是坏事。因为危机带来的是革命。有了革命才有发展。才有新的创造。旧的范式被抛弃，新的范式被确立，这就是科学革命时期。特别是当今，中医面临的新领域、新问题越来越多，因此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中医学的发展方向成为大众广为关心的问题。从近代的中西医汇通到现代的中西医结合，虽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但并未为中医的发展找到出路，用西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和变革中医显然是行不通的。不能坚持传统特性与不能跟进现实时代是中医危机感的两大来源，解决危机的办法只能是在坚持中医学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特色的前提下，广泛地吸收哲学和其他各门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产生新的中医理论体系（新范式），跟上时代的步伐，实现中医现代化。

3、中医现代化

自然科学总论范文篇2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新时期的发展理念，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对科学发展观作过全面的阐述，指出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解读科学发展观，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和领悟科学发展观的实质。

一、总体性方法与科学发展观

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其“整体性精神”。即用总体性的观点来认识和分析问题，卢卡奇曾经敏锐的指出：马克思理论的实质是“总体性的辩证法”—“总体性范畴，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76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是在反映客观世界整体性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它表现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具有整体性的系统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贯穿在马克思主义整个自然观与历史观之中，是科学发展观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原则[2]。

总体性方法首先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以人为本”之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3]。这个“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就充分地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方法，就是坚持把人作为总体来把握，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从作为整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看待和分析问题。

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的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整体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发展，指的是各方面都要发展，是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坚持将社会看成“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4]102。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扩展到了社会文明建设的“四位一体”，强调发挥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实现整体优势，达成整体目标，在实践上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总体性精神。

科学发展观中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发展的科学规定，说的是只有把发展对象的各个环节处理好，才能发挥整体的功能。科学发展观中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指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汲取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但是人类对自然界又具有能动性的作用，可以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改造自然，所以把握好人与自然的整体统一，才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唯物史观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马克思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没有人，便没有社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119。马克思把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他在展望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239。马克思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都只是手段与中介，只有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才是最根本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人看作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把社会理解为现实的、创造着自己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本质的人的集合体，把历史理解为人本身的活动过程与结果的存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主体。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集中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把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摆在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位置上，“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主体地位，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坚持辩证的互动观点，坚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相结合。科学发展观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更加的注重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了再发展中既要见物，更要见人，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的思想，表达了发展的价值诉求。“以人为本”表明了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文精神，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价值目标理论，它始终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终极价值目标，反对脱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去谈发展，把人的发展程度作为衡量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毛泽东同志就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5]1512。邓小平也认为“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6]4。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一部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历史。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确立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纠正了过去那种片面的发展观，强调在发展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要高度重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努力提高人们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主要动力与最终目的。转贴于

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观念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发展是以现实的人作为基础的，发展表现为历史的“物”性被克服和消解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物作为人的感性的具体丰富性与人本身的存在的和谐一致，作为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的发展来说，它必须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让科学的力量服从于人的发展的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理想体现了发展问题上的人类自觉，科学发展观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发展观念与理想，是当展问题的理论反映。只有人类对自身的发展问题有了一个反思的维度，才有可能实现发展中的自觉，发展才能始终体现人的需要和存在的意义。

三、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科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例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论点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更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理论资源，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指出“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存在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适合居住状况的相当肯定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有下降的过程。”“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7]217、283。这都表明了马克思主对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关系有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些发展观念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为其提供了理论来源与基础；毛泽东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论述也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搞好十大关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科学发展观正是汲取了这一论点，强调其“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与科学发展观所讲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继承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科学发展论点也非常丰富，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在讲到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时，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在阐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时，再次强调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正是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升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内涵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理念走向成熟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卢卡.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汪晓莺.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与科学发展观方法论价值研究[J].求实，2010，(2).

[3]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N].人民日报，2004-03-1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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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尔科维奇;辩证法;自然辩证法

在过去,学术界对马尔科维奇的关注较多的是其实践观,比较少的人对他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或者只是笼统地认为马尔科维奇对传统辩证法的批判和对人道主义的建构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了卢卡奇的老调。事实上,这是马尔科维奇的重大误解。马尔科维奇虽然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但在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上,与卢卡奇相比,马尔科维奇又向前走了一步。

一、南斯拉夫“实践派”与“正统派”之争

在上世纪哲学界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中——南斯拉夫“实践派”与南斯拉夫“正统派”(即辨证唯物主义派)的争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双方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上:第一,辩证法是不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第二,有没有自然辩证法?在这两个问题上,实践派的基本倾向是从人的存在来重新理解辩证法的概念,并主张将辩证法人道主义化。

然而,在实践派内部,意见又有分歧,正如马尔科维奇所指出的,“实践派”同仁“在拒绝正统的辩证法概念”时,又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因而从根本上丧失对辩证法的兴趣,另一种人则仍然相信,“辩证法对批判哲学是恰当的方法,并一方面试图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及马克思著作中的内在辩证法,另一方面通过对当代其他方法(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批判考察来发展辩证法”[1]。前一种人指的是以m.坎格尔等人为首的“激进派”,他们否认辩证法是关于客观现实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同时也最坚决、最彻底地否定自然辩证法。而后一种人,显然是指以马尔科维奇本人为代表的“温和派”,他们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而在一定范围上并不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

二、人道主义化的辩证法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当前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诸多弊端,只有从人的角度来研究辩证法,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

(一)辩证法的定义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在当时无论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其他国家,辩证法的概念都存在着巨大的混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定义及辩证法方法的著述上都是不尽人意的,尤其是当时的教科书,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着种种弊端。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1、对辩证法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发展、进步、对立、质、量、必然性等等)的分析、解释或定义仍是含混不清的;2、把辩证法原则无批判地、教条地理解为绝对的独立于人及其经验的现实规律,这些规律所表达的观点则被认为是神圣的、普遍的、绝对正确的和已被证明的,这样一来,辩证法也就被当成了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3、建立和应用辩证法的方式极其有限,很少作用自然科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的知识来丰富发展辩证法的尝试。

针对传统的辩证法定义——“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2],马尔科维奇认为,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绝对的、抽象的精神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结构(如恩格斯所说),而是人类历史的实践及其本质方法的一种总体结构——批判思维”[3]。而这种批判思维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批判思维的地方在于:前者的最终目标是“人在历史上的自我实现”[4],这也是辩证法的本质所在;而后者基本上都是从某种超人的价值(如上帝、逻各斯、世界精神等)出发来研究现实。因此,只有马克思的辩证法才是真正从一种人本身存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现实,也只有这种批判思维才是人道主义的,即“它还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研究和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方法,归根到底,被理解为一种决定人类行动的目标与适当手段的方法”[5],其他的都是非人道主义的。

可以说,在辩证法的定义问题上,马尔科维奇的看法基本上与卢卡奇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及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这一本质特征。不过,对于辩证法的特征,马尔科维奇作了更系统更深刻的分析。

(二)辩证法的特点

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特点:1、总体性:现实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具体的总体,而不能被当作彼此孤立的各个部分的组合;2、具体性:划定严格的两分法,只是概念探究过程的最初摸索;只有更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对立面之间的中介;3、历史性:对共时性、结构性关系的研究必须以对历时性、历时性关系的研究为补充。一切表面上静止的对象不过是其历史的一个阶段,只有根据其起源和未来可能,才能全面地理解它;4、矛盾性:一切事物的动力在于事物内部各种对立力量和倾向的冲突;思维的动力在于矛盾的发现;全部问题无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意味着解决矛盾;5、自觉性:实践这一特殊的人类活动,同物质(以及被物化了的人类存在)世界之外部的、严格的规定性不同,是以自觉为特征的,即人自觉地、有目的地投身于实践之中,并通过实践去实现人之特殊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6、否定性(革命性):使对象发生根本质变的原因,是对象突破了其内在本质的局限(否定之否定)。

三、人化自然的辩证法

过去,在辩证法的分类上,传统的辩证法观认为,辩证法可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前者指的是与人的意识相区别的自然界、社会及人的活动过程的辩证法,是指以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形式出现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辨证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后者则是指人类认识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是指以概念作为思维细胞的辩证法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客观辩证法又可划分为客观事物自然界的辩证法和人类社会的辩证法。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恩格斯的辩证法观尤其是他的自然辩证法观提出异议。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一书中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是违背马克思的本意的,因为马克思只是把辩证法限定在历史-社会范围内,而并没有把他扩大到自然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人们的误解和争议,“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6]。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只能是主体的历史的辩证法,它的核心内容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关系。恩格斯的错误主要因之于试图在显然并不存在着自觉的主体的外部自然界中寻找所谓的“自然辩证法”,而没有主体的外部自然界是绝不可能自发产生革命功能的历史辩证法。

针对卢卡奇的这种批判,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质疑是合理的,但他在在抛弃自然辩证法时走得太远了。

第一,卢卡奇强调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是他的深刻之处,这也恰恰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但是卢卡奇把辩证法仅仅归结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观点过分狭窄地限制了辩证法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将导致他陷入困境:如果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历史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类实践变革的认识并不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那么人们究竟怎样才能思考和讨论自然呢?这样一来,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讨论总体性,另一方面这种总体性的某些部分又处于哲学以外,便是自相矛盾的了。

第二,卢卡奇笼统地批判自然辩证法,却没有对“自然”和“自然辩证法”范畴的内涵作出精确的限定。他指出,如果人们要谈论自然辩证法,首先要区分清楚三种不同的概念:1、自然界本身的过程(即自在自然的过程);2、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3、通过人改造和认识自然的过程而导致的理论形成及实践应用(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变)。而卢卡奇的结论之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论,就在于他在批判自然辩证法时,并没有区分开以上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范畴。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卢卡奇是在自在自然的辩证法的意义上讨论辩证法,那么,他的批判是合理的,“不言而喻,这里的确不存在什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7]。但是,否定自在的自然过程中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谈论自然辩证法。他指出,卢卡奇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同自在自然进程区分开来,“卢卡奇不但没有批判这种自在自然的辩证法概念,反而把批判的目光转向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及辨证方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8],从而他也否定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问题。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否定自然辩证法并不意味着在“人化自然过程”中,即在人的认识与活动所改变了的自然过程中也不存在辩证法;相反,“在自然成为人的历史的组成部分的范围内,辩证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社会现象,也可以用于自然现象”[9]。因为,如果说,卢卡奇认为自然界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那么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这一过程,正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因此,辩证法同样使用于人化自然。

第三,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把辩证法的特征概括为总体性、历史性、主体性及革命性本无可厚非,但他以此来作为否定自然辩证法的论据则有点站不住脚。对此,马尔科维奇批判地指出:1、关于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以孤立的事实或复杂的事实为特征的。然而,事实上,迄止卢卡奇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在建构囊括了一个单一领域中各种现象之总体性的体系方面,已经充满了成功的尝试……自然科学已经发展了部分与整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这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无法相比的——至今仍然如此”[10]。2、关于历史性。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忽视了其材料的历史特点,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不懂得讨论自然客体的质的发展。针对他的这个观点以及他所举的例子(一支矢和一条河),马尔科维奇指出“一支矢就是一支矢,一条河就是一条河,质变在此并不象在生产过程中那样迅速。不过,奇怪的是,卢卡奇忘记了人首先创造矢,然后才停止这样做;正是人才使得河流成为交通动脉、农业灌具和人造湖泊。因此,河流、生物物种和化学元素都有其历史”[11]。3、关于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只是无主体的“纯客体”。然而,马尔科维奇认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建构一种自然理论时,人总是在场的。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有其特殊的需要、受其研究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及其价值驱使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成员”[12],因此,人就是人化自然的主体。4、关于革命性。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便失去了其革命性。对此,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革命”的含义被极其过分狭隘地设想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那么革命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就只能被理解为更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种特例。

第四,马尔科维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是对动态的、具体的总体性的一种综合的、批判的考察和理解:因为这种批判的考察和理解能够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就它能被理解为历史上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现代革命过程的一个要素而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以及发现和把握自然的一切活动,都获得了一种辨证的意义。这样一来,马尔科维奇就比卢卡奇更精确地界定和批判了自然辩证法,集中否认自在自然进程中的辩证法,而把人认识与改变自然的过程划归人的实践活动领域。

总之,马尔卡维奇所谓辩证法的人道主义化,实际上就是将辩证法从客观的和自在的自然过程的辩证法转变为人的历史活动本身的辩证法,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换言之,要将人置于辩证法的核心。可以说,马尔科维奇对辩证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见解并没有突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的框架,都是从人存在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定义,由此强调一种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强调了人及其实践活动在辩证法中的主体作用。但在自然辩证法存在与否问题上,他并没有固守卢卡奇的看法,而是认为既不应该像m.坎加尔那样彻底地、激进地反对自然辩证法,也不应该像卢卡奇那样立场模棱两可,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讨论辩证法在不同的自然范畴内适用的情况。他认为,自然辩证法在自在自然的角度上谈是没有意义的,而在人化自然的范畴上则是存在的。马尔科维奇的这种看法虽然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与卢卡奇、坎加尔等人相比,在探讨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总的来说,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法观难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他对卢卡奇的辩证法观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的分析与总结,对辩证法的完善和丰富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我们建构当代哲学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启迪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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