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篇1

摘要：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跨越了主流经济学理性人、最优、均衡的藩篱，提出历史演化、满意、多样性假说，并借用生物学基因的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的运作，为解释经济系统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变化的研究框架，使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革命。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中学历史史观体系知识体系

一、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史观

文明史观认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又不是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以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思想文明构建必修模块体系，实际上正体现了文明史观的精神旨趣。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以专题形式铺陈叙事，几个相关专题构成一个模块，强调长时段的历史变迁。如必修模块1的第2单元，叙述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和法治，第3单元则叙述了近代西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国的民主政治。这样就勾勒出了西方社会从古到今的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民主法治――近代西方诸国的代议制民主法治。

全球史观以“社会空间”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位。所谓“社会空间”，指的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圈。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接纳了这种史观，并设置了相当比例的内容，如必修2就涉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必修1则涉及“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等。

现代化史观认为，18世纪后半期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一个世界性的全球发展进程。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进而引发全球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组织、社会行为等领域的深刻变化。现代化史观强调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明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资本主义经济？韦伯在对比研究了中西历史之后，指出是由于中国缺乏“资本主义合理因素”，而西方的新教伦理则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西方社会最终步入近代工业社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似乎接受了这种观点，其中有这样的表述：“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这实际上在引导学生思考明清时期的专制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摧残。

社会史观反对传统史学对于帝王将相等社会上层和战争起义等政治事件的过于关注，认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大众，提倡眼光向下，关注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这种研究历史的原则将诸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假娱乐、教育卫生、信仰崇拜等纳入其研究视野，这就大大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深受社会史观的影响，在政治史之外增加了大量有关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如必修2中有“近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等内容。

二、史观体系的建构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史观丰繁复杂，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解读和中学历史教学的开展至关重要。概括如下：

静态文明史观：动态文明史观？摇？摇？摇？摇英雄史观――社会史观？摇演进：拓展：？摇阶级斗争史观――现代化史观地区中心论――全球史观？摇？摇

三、中学历史知识体系的建构

以史观体系为基础，对人教版必修1、2、3进行知识体系的建构时，考虑到现行中学历史只涉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拓展三部分内容，而“演进拓展”占据大量篇幅，所以知识整合从“动态文明史”角度出发，着眼于“文明的演进和拓展”，“静态文明史”的内容则融合于“动态文明史”中，这是基于“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的哲学命题。

在“文明的演进”中，首先应罗列有关“农业文明”的内容，这包括中国部分的“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西方部分的“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文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其次可罗列“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的内容，包括“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确立与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19世纪西方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19世纪西方世界的文学艺术”。再次可罗列“工业文明深化”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罗斯福新政和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整”、“20世纪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篇3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0年5月13日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这一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利用”、“限制”阶段，“改造”、“消灭”阶段、“补充论”阶段，“组成部分论”阶段和“平等论”阶段。

(一)“利用”、“限制”阶段(1949--1952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定购包销、扩大贷款、减轻税赋、调整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和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进行了限制。在“利用”、“限制”政策的指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改造”、“消灭”阶段(1953--1976年)

1953年12月，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程中，再次强调，“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1957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被消灭了。

1957年前后，等人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指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这些思想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党的政策又转到“消灭”上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特别是1958年5月，中共二次会议改变了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判断下，更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并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尖锐批判。以这一错误分析为基础，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朝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不仅不允许存在私营经济，而且急于消灭个体经济，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

(三)“补充论”阶段(1978--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雇工大户”形式出现的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针对这些“雇工大户”，中国共产党最初采取了“默许”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得很明确：“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放了这么两年”，随着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在1987年提出了“补充论”。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有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肯定私营经济，虽然它的名字还叫“私人企业”。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私营经济，并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补充论”的提出标志着全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四)“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提出，淡化了“补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意味着私营经济由作为“补充”的配角变成了“自家人”，由“体制外”进入了“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第二次重大飞跃。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标志着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五)“平等论”阶段(2002年以后)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意味着“经济上平等竞争”。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就意味着“法律上平等保护”。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给予私营经济平等待遇的36条意见。“非公经济36条”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的第一声”。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平等论”即法律上平等保护和经济上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和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待遇，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为了贯彻执行“平等论”，党和国家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上五个阶段，呈现出“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演进历程，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理论环境

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发展，是其形成和演进的理论环境。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利用”、“限制”政策的理论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的思想已经成熟。正是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利用”、“限制”政策提供了理论环境。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一种与近代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积极作用。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如所讲的：“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利用的同时，也要对其采取限制政策，使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政策的理论环境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到来，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曾取得过巨大成绩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化、教条式的理解，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曲折。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所有制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私营经济被改造、被消灭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补充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逐步形成。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补充论”提出了。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南逐步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充分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的社会阶层，说到底它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比如，旧式农民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者。一定的社会阶层之所以代表一定的生产力，是由于从这种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中可以获取他们本阶层的利益。在社会进步中，为了既不破坏旧的生产力，又能充分发展新的生产力，就必须相对维持旧生产力代表阶层的积极性。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结构多元化的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性和适当稳定旧有的生产力不被人为地破坏，就应当保持一种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保障社会发展积极性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必然决定了我国的私营经济将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组成部分论”的理论环境

199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组成部分论”形成了。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了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本质上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让渡和转移。具有自主功能的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私营经济是行为独立、具有自主功能的产权主体，它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构筑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家是国有企业唯一的产权主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与国有企业分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但在国家统一经营的模式下，集体所有制企业失去其经济自，从而弱化了独立产权主体的功能。它同国有企业的产品交换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行为。因此，如果没有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为“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五)科学发展观：“平等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科学发展观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平等论”逐渐形成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然后指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而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就是其要求之一。因为只有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法律上平等保护、经济上平等竞争，才能有助于私营经济破除体制障碍、冲破融资困境，实现上规模、上档次、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由经济发展“输血型”向“内生型”的转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为“平等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由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不断突破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也可以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在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理论中孕育产生，也是这一系列重大理论的一部分，同其它理论一起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理论环境不断成熟和完善。正是在理论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经历了“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不断向前发展。有了不断发展的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私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至590页。

②③《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1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⑥⑦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36页。

⑧(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7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7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2)(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18页。

(13)(17)(15)(22)《新华月报》编，《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3、396、82页。

(16)从我们的研究视角出发，如果说私营经济理论属于研究的“核心”或“中心”的话，那么，在它的周围必定有一个提供足够“生态”支持的理论所形成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环境被我们称为理论环境(此处借鉴了私营经济研究专家潘石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篇4

【英文摘要】MarxistSocialismdevelopmenttheorymainlyincludesmaterialism;socialformationandsocialevolutiontheory;thetheoryof“modernsociety”andthethoughtofperson''''sall-roundfreedevelopment.Atpresent,ithasgreatsignificanceinunderstandinganddrawingupsoc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thepolicyofestablishingmodernization.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247(2003)04-0003-03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诚然，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非欧洲国家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而这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本文仅选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若干主要思想作粗浅分析，探讨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1](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2](P363)这两个规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以及在批判性继承以往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直接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们在改造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3](P83)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1)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的最后根源。(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形态的骨骼，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该社会形态性质的直接标志。(3)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如家庭、民族等各种人群共同体)。社会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4)社会形态是由全部社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社会体系，而不是由这些要素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东西。(5)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演进有“五形态”和“三形态”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后来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综合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4](P104)马克思社会发展与演进的“五形态”与“三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各具特色的，二者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尽管马克思依据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与“三形态”论断，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划分是多标准的，而且都体现社会形态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马克思还根据社会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无阶级社会阶段——阶级社会阶段——再到无阶级社会阶段；根据社会财产关系的特征，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有制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阶段；根据人类对(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利用的程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大阶段；等等。

另外，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交通极其便利；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2)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控制了商业，使竞争普遍化，开拓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使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3)工业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4)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形成起来的城市。(5)大工业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还探讨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基础条件、主要动力、基本途径等。马克思认为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他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为实例，具体分析阐述了大工业在现代社会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推动大工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马克思揭示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特征，并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往。因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前的传统社会形式的瓦解，把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建立了世界性的联系，驱动人们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

马克思还分析了世界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往中发展起来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因为处在普遍的世界往中的个人，实际上是把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变成个人自由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个性的物质基础，使自己的个性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P42)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从人的本质活动的创造性出发，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属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也必须重视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可盲目照搬他国经验。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分析与划分，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阶级社会阶段，而且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等于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和目标要切合实际，不可跨越市场经济阶段，而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很有启发。人类社会已迈进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科技创新更是知识经济的命脉，我们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深刻领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规律，重视改革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政府积极加入WTO，就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表现，是自觉融入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之举，唯此我们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应树立协调的人本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加强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深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活的理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收稿日期：2003-05-1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钟金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篇5

关键词：教育方针；演变规律；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241-02

教育，作为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基础和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着战略作用。教育方针是一个政党或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该时期的基本路线和基本任务对教育工作制定的总的指导方针，体现国家教育目标、政策、方向，直接决定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格局。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教育方针的演变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程，存在着某种具有规律性的特点，为我们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教育方针提供一些启示。

一、教育方针演变与党的四代领导人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党的四代领导集体对教育的发展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党的四代领导人的教育思想是教育方针演变的理论依据，他们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传承中又有创新和发展，为中国教育方针的制定实施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在教育方向上，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非常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坚持了关于教育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性质的思想，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学校要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中，同样注重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2007年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确立了“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赋予了新时期教育以新的使命，拓展了教育的社会功能，保证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教育目的上，十分重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1957年，他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关于全面发展的理论，他提出的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目标，涵盖了社会主义新人素质的主要要求，是现代化对人才标准的客观要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关于造就全面发展新人思想的发展。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刻地分析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转型期国情，指出国力的强弱越来越依赖于劳动者的素质。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标，“素质教育”是对、邓小平和关于全面发展等教育思想的深化，是新时期落实全面发展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标志，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可以说，教育思想是新中国前期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邓小平教育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教育方针的指南，而和的教育思想是对邓小平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升华。这些一脉相承的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的根本保证[1]。

二、教育方针演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同步

建国六十多年来，教育方针的演变是一个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变化。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教育亦是如此。当时的教育改革与建设方针继承和发展了老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义的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要求党的教育方针也必然要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作出调整，教育方针就由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期间，由于受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和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当时教育为政治服务的色彩十分浓厚，它使人们差不多忘记了教育在其他方面的社会职能，加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推行了一套“左”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得教育方针完全被扭曲。经过十年浩劫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历程，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春天。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这时，在教育方面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以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更新要求，教育方针也演进到了新的高峰，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上一个新的台阶，教育事业也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15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8.5年以上和10.5年左右，各级各类教育持续协调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各行各业输送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大批专门人才。这些都表明，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时，教育方针也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方针。

三、教育方针演变的内在动力与根本目的

（一）创造优越于资本主义教育模式是教育方针演变的内在动力

资本主义社会虽是对落后、愚昧的封建社会的否定，但并未改变其社会制度的剥削性质。资产阶级在教育机会人人均等的旗帜下实行的是双轨学制。每一个社会成员由于其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实际决定了他们所受教育和教育机会、程度的不同。因此，资产阶级自我标榜的教育民主则是受教育权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1975年第三十五届国际教育会议上阿尔及利亚学者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出：“每个儿童的社会出身，强烈地影响学校教育的条件。事实上，很明显一个吃得很差或者营养不良的孩子不可能像富家子弟那样有许多学习机会。”[2]在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时，教育平等问题是很难实现的。

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建国到现在六十多年间，教育事业得到飞速发展。全国教育战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巩固成果，深化改革，提高质量，持续发展，呈现出新的气象。“第一，办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2006年，全国2.6亿学生，1400多万名教职员工，60多万所学校，遍布全国的城市和农村。第二，各级各类教育入学率进一步提高，国民受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2006年，学前教育进一步发展，毛入园率达到42.5％；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3％，比2002年提高0.7个百分点；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7％，比2002年提高7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2％，比2002年提高16.4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2％，比2002年提高7个百分点。”[3]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基本上确立教育权利平等，但是尚未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虽然中国尚未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但由于中国在基本上废除剥削制度以后，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象发生在劳动者的内部，属于社会主义教育民主化不发达的状态，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基于阶级对立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中国的教育是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享受科学文化成果的权利，使人民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实现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是优越于资本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教育方针的根本目标

教育本身就是一门培养人才及其怎样培养人才的科学，教育方针也必然要体现出这个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将其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的群体个体，甚至在同一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对于“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无论是“两育”（智体）、“三育”（德智体），还是“四育”（德智体美），思想上左右摇摆，诸育之中是“有主有次”还是“诸育并重”，也各自引经据典，莫衷一是[4]。而现阶段所强调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更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必须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越完善，经济社会越发展，越是要求劳动者必须是全面发展的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更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各类人才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刘海南.论新中国教育方针的演进与启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

[2][澳]W.F.柯纳尔.20世纪的教育[J].张法艰，译.外国教育资料，1983，(4).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篇6

一、马克思对新社会的设想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针对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提出的，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探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概括起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阶级对抗，看到了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但是共产主义并非从感情出发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上。恩格斯认为，消灭剥削必需建立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上，他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这一点，我们从私营企业招工时的热闹场面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们关注的是工资的多少，而不是受剥削的程度。当资本主义还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无法人为地消灭，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出现了，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而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你可以压迫劳动人民，但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掌握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国家就可以消灭你。由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马克思认为，消灭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搞计划经济，对社会各种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有两个前提，一是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公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这种社会计划就是不可能的；二是计划能力，没有有效的计划能力，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就只能是盲目计划，不但不能节约生产要素，反而会造成巨大浪费，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计划能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针对资本主义激烈的阶级矛盾，马恩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非常丰富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按劳动的投入分配，一是按劳动的效果分配。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应以按效分配为主，必竟与劳动劳动相比，劳动成果更为重要，劳动投入越少，劳动成果越大越好，生产力水平就越高。按劳分配还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通过把个人利益和劳动的成果挂起钩来调动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是无剥削的个人主义，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阶段必需如此。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比是一大进步，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

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思想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主义，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表现为道德的败坏。在马恩看来，与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相适应，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必须转变成集体主义，强调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情况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以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为形式的金钱政治。当时金钱政治的特征非常明显，如，个人财富达不到一定水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英国19世纪初只有5%的成年人拥有选举权，选举中大量的权钱交易。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是资产阶级内部互相竞争、倾轧的结果，相互扯皮，相互制约降低了决策效率。针对以金钱政治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一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把选举权和罢免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以避免人民代表侵占人民的权利，无产阶级的演变成少数人的独裁；无产阶级要求国家对一切破坏劳动人民利益的势力和行为进行打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针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以民主选举为前提，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这种制度的前提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领导和大家利益的一致和团结。由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大家是团结的，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能够采取一党制和一院制，建立在人民利益一致、团结协作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相比更科学、更民主、更有效。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之上。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感情上，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在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支撑，很难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

但是，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象马、恩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飞跃，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曲曲折折。在列宁领导下，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1928年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的领导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解体；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与之相对应，在经济危机和阶级反抗的双重压力下，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罗斯夫新政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重大调整，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此为基础进行了重大变革。

二、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演变

胜利后，列宁在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没收资本家和封建贵族的财产，实行公有制，在战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实行配给制和余粮收集制。

这种制度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1921年春，列宁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1923年时，新经济政策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于是，列宁将新经济政策加以总结，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与十月革命之初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构想。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有，第一，在农业政策上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交纳规定数量的实物税后，自己处置自己手中的余粮，开放自由市场，允许自由贸易；第二，实行租让制，搞对外开放。把一部分国营的工矿企业、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资源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和开发，搞合资企业，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第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地方流转，把发展商业视为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第四，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租赁经济、合资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

在政治，列宁上力图贯彻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的原则，但由于不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

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迫使共产党集中权力。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政党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合作协议，而骨子里却想的是夺权复辟。他们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暗杀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气焰十分嚣张。列宁本人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的，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也死于社会革命党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取缔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政党，逐步由多党制走向了一党制，由苏维埃代表制走上了政党代表制。内战爆发后，严酷的战争条件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二是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落后成了民主管理中的严重障碍。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上，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管理制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后来，在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的论战中，列宁更为明确的指出：“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1921年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无产阶级不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这样，列宁关于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实践，很快被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所代替。

与人民管理制向政党代表制相适应，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苏维埃转到了党的手里，从苏维埃高于各政党到将权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并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以随机作出各种重大决策。1919年俄共提出，党应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世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页）

在企业管理上，也从工人直接监督管理企业转向国家管理企业，企业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国家机关，包括企业领导直接由上级指派，由一长制取代过去的工厂委员会。

苏维埃的选举制和罢免制转向党的委任制。同时，作为最高工人监督机关的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权和罢免权丧失了。这些转变表明，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照搬马恩直接过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须采取间接的、迂回的办法。

这些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东西形成以后，尽管在新经济改革过程中有所变化，但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到斯大林时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发展起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制。

三、斯大林模式及其扭曲

斯大林当政后，建立了斯大林模式。一是全面建立公有制，在城市建立了企业公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二是全面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三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模式。四是全面灌输集体主义思想，对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思想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定论。五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个人。我国建国之初社会主义模式与此基本相似。在现实的扭曲下，这种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理想状态具有很大差别。

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复杂的外部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由此使社会主义在一国先胜尔后引起多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将在短时期内完成。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风暴也确实席卷了欧洲一些国家。然而，欧洲革命很快便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十分明朗了，苏联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随时准备应付外来侵略，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925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对国际形势作了比较准确的估计，指出：“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准备应付一切”（《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15页）。1927年英苏断交和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引起了局部战争的爆发，更使联共（布）认识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们的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页）。战争危险的日益迫切，使苏维埃国家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要求苏联放弃常规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采用一种超常规的、在短时期见效快的、重速度的备战方针。

可以说，斯大林模式形成以后，苏联取得了重大成就，1927到1937年，苏联工业每年以20%速度发展，1937年比1913年增长了7倍，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比1913年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苏联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从居于欧洲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3年与1913年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只增加了0.71倍，法国只增加了0.54倍。

但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并不牢固，由于生产落后，物质匮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竞争依然激烈，很多人在实际行动中依然采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你要求集体主义，我就喊集体主义搞个人主义，你实行公有制，我就在公有制下谋取个人利益。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个人主义的产生发展。集体主义很难全面普及，个人主义不断的变换自己的形式，很多人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搞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这不禁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功后，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很快变成了新的地主，而没有成为农民的利益代表。社会很难逃脱生产力水平下的个人主义，仍然带有极深的农民起义的影子。

苏联和我国都脱胎于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有比较长的封建传统，政治因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专制的特点，斯大林和都具有明显的帝王色彩，个人喜好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在和平时期，没有革命战争时期生死对党员干部的考验，又没有民主对党员干部的选择和淘汰，过分依靠干部的自觉性，效果很不理想。在个人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很多干部抱着个人主义的内心功利，对待权力、地位，不求名利变成了骗人鬼话，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官僚阶层。公有制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官僚所有制，“吃喝嫖毒全报销”就是这一现象的明显写照。

随着公有制演变成官僚所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逐渐演变成了按权分配。看看前苏联的腐败，看一看我们国内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权钱交易”、“我管的就是我的”，一系列思想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要求的内容，却都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误导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计划能力基础上，有多大计划能力你就计划多少，没有计划的干脆就别计划，别不懂装懂，盲目计划。但是许多干部为了维护个人利益，个人尊严，自己没有能力计划也不允许别人计划，也不允许市场调控。这些领导干部计划的不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而是在计划中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计划经济早已脱离了社会主义计划的两个前提：集体主义和计划能力。

四、俄罗斯的西方化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全盘接受西方国家推荐的药方，采取“休克疗法”，全面推行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俄罗斯政府给每个公民发放了面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在商品严重短缺和生产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开放了价格。随后，俄罗斯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2500%，到1995年，物价增长近一万倍，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凭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纸，而原来的管理者们则因为掌握大量实际资产，财富激增，完成了由原来官僚所有制到个人所有制的转变，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控制在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弗里德曼和斯摩棱斯基七个经济寡头所操纵的六大财团手中。俄罗斯整个九十年代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制造混乱，使高级干部迅速凝聚个人资产的政策，据统计，俄罗斯70%的富翁都是前苏联的高级干部。与此相对应，官僚所有制下的按权分配演变成了按资分配。

计划经济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了市场经济。

在集体主义外衣下的个人主义可以公开亮相了，不用掩饰什么了。

多党制建立了，三权分立建立了，金钱政治回来了。叶利钦时期，经济寡头们经常对俄罗斯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莫斯科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笑话：“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政府和总统办公厅开了个职业介绍所，谁要想进入俄罗斯政府当副总理、部长或到总统府当官，必须经过别列佐夫斯基的职业介绍所同意才行。”美国《福布斯》杂志称别列佐夫斯基是“克里姆林宫的教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迅速下降，1990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百分之五十左右。苏联解体前的苏联GDP约为17652亿美元，俄罗斯占其中的10150亿美元，同期的美国约58033亿美元，到了1998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500亿美元，1999年更下降为1700亿美元，经过几年的恢复，2003年俄罗斯GDP也只有4652亿美元，而同期的美国达到108572亿美元，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美国的军费多，不如韩国多，不如墨西哥多，成了经济上的二流国家。由原来与美国相对抗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真是可悲可叹。

五、

认识到了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在他看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后，思想上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思想（他对按劳分配采取比较排斥的态度，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体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生产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些领导干部（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从这个现实出发，提出了一系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市场适当存在发展的政策，对此，痛心疾首，逐步形成了的观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文化领域，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认为，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狠批私字一闪念，斗资批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多种解决方式，可以树立起人民群众的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更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保证政权的人民民主的性质。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是现实生产力的必然产物，不能强行消灭，在他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无所不能，能改变人们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的选择。

设想的时期的社会模式大致如下：

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社会资源配置上采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分配模式上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在思想上采取集体主义，为了保证集体主义，提出了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方式。在政治上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群众运动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受到的扭曲的主要包括：在个人崇拜前提下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方面个人神化、个人、领导终身制、任命制等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制度占统治地位；思想上多数人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平均分配也受到了按权分配的影响，但不很严重；计划经济由于没有计划能力的支撑，很大程度上属于盲目计划，反而造成人力、设备、资源的大量浪费；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变成了都管都不管的所有制，无人代表的公有制还不如私有制更能调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的扭曲下已经不成样子。

由于没有尊重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背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终变成了政治闹剧，演出了一出出人间悲剧，加上从58年开始的一次左倾运动，共耽误了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

六、中国的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决定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在建设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制约和扭曲。在所有制上，我们逐渐抛弃了那种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模式，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强调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非公经济的作用，同时大力进行公有企业改革，激发公有企业活力；在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上，逐渐放弃盲目计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放出来，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分配模式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模式并存，权力在分配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按权分配广泛存在，形势比较严峻（吃喝风盛行，公款旅游盛行，等等）；在思想上，承认物质利益在调动积极性上的重要作用，强调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互协调，在集体主义外衣下，个人主义广泛存在，在各个层次占有重要地位；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被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禁止了，个人崇拜被禁止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基本消除了，在农村等基层单位，直选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人民群众对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仍然非常有限，干部命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现象普遍存在，人大的选举罢免仍然是形式上的，家长制作风依然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与私有制并存的公有制受到了来自于权力和个人主义的扭曲，仍然带有明显的官僚所有制的特点。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

由此可见，我们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很多东西都是形具而实不至，还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实际的假大空反而使很多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虽然问题很多，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正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迅速前行。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值是3624亿元，2004年达到136515亿元，进出口总额1978年为206亿美元，2004年达到11547亿美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可能在30到50年的时间内在GDP总额上超过美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整体经济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制度从整体上从方向上是正确的，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我们的问题还很多，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能改变四个基本原则，我们无法改变非公经济与现阶段生产力的相适应，无法改变按资分配对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作用，无法消灭当前生产力条件下的个人主义，更不能改变我们的工作中心。我们可以反对官僚的腐败，可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按权分配，反对官僚所有制，反对盲目计划，反对纯粹的市场调节，反对家长制作风，但绝不能破坏已经形成的社会稳定发展的机制，不能破坏稳定发展的势头，否则，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任何阻碍我国民族复兴的行动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七、当代美欧的社会发展模式

1929年，欧美各国暴发了经济危机，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约2500亿美元，比一战的总损失还要多800多亿美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水平下降40%，倒退了30年，其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德国下降了40.6%，法国下降了36.2%，日本下降了32.9%，英国下降了23.8%。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其中美国失业1320万人，占劳动人数的1/4，德国失业700多万人，接近全国工人的半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只有242亿美元，比1929年下降2/3。很多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猛跌，商品大量积压，人民却无力购买，而垄断资本主义家为了保持商品价格，维持他们的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失业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职工人开展罢工，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要防效苏联，发动革命。

空前深刻和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必需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资产阶级政府如坐针毡，竭力寻找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

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一是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生产，缓解经济危机造成的破坏，如：建立国家银行，发展公共事业，一定程度的实行国家计划；二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缓和阶级矛盾，征收高额的所得税、遗产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这些政策，在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指明，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借鉴了美国经验，多数地方大同小异。

从所有制上看，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从国家计划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在西欧国家，在经过几次国有化浪潮后的70年代，国家投资达到社会总投资额的30%左右，国有企业总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经过80年代后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值的比重又有明显下降。从社会资源的配置上看，从原来的绝对市场调节，演变为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克服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从分配体制上看，原来单纯的按资分配，演变成了以按资分配为主体，二次分配(所得税、遗产税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和三次分配(社会捐款)为补充的分配体制。从思想观念上看，由原来裸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逐渐演变成带有公益色彩的个人主义，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强调不损害他人利益，出现了大量的公益组织和公益思想。在政治上来看，金钱政治特征有所淡化，财富多少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的限制废除，性别歧视废除，民族歧视也逐渐弱化。

福利国家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1960-1980）单位：%

年份瑞典荷兰前西德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瑞士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196010.811.718.11029.118.44.97.37.44.1

196513.217.119.011.79.09.66.87.97.65.5

197016.722.519.513.211.89.28.510.47.45.7

197521.229.627.115.615.411.813.614.512.79.3

198025.928.325.716.415.015.214.515.012.811.9

资料来源：OECD，转引自“EconomictheoryandtheWelfareStatebyNicholasBarr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June1992，P759

这种较高的福利保障助长了一部分人的依赖思想，在一些社会保障优越的北欧国家尤为如此，在瑞典，由于病假补贴与照顾病孩的家长可享受高达90%以上的补贴，而获得的工资中必须缴纳高额税金，这就使泡病号人的损失微乎其微，自然滋长了请病假与缺勤现象，而社会的损失就比此要大的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声称有病或要照顾病孩的家长并没有真正这样做，而是去从事某些逃税的“地下经济”活动，赚更多的收入，还有极少数人从事贩毒犯罪活动，在瑞典每人平均出勤率只及78%，不少人要在企业里“怠工”这都与社会保障制度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影响了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社会保障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它的增加使产品的成本提高，企业税负加重，利率下降，利润减少，这样一来，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就有所下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二战以来50多年里，发达国家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越来越小，由原来的衰退型演变为滞胀型，GDP的倒退幅度很小，甚至无倒退。阶级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两极分化程度有所缓和，基尼系数在0.30～0.40之间，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迅速减少，基本没有武装冲突。城乡差别开始消失，农民所占比例很少，现有农民是农业工人或农场主，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较小。脑力劳动开始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体力劳动迅速萎缩，蓝领工人迅速减小，脑体劳动差别的消失趋势也比较明显。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社会计划下消灭三大差别，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则体现为私有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部分消灭。从量化的指标上看，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比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

从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模式中，我们发现：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能不能战胜另一种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篇7

1以社会理想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作为马克主义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使学生充分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为了这样的教学目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重点讲授价值形式的演化、货币的产生、商品经济的起源、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过程。让学生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决定着上述事物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命运。让学生理解高中学到的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是如何来的，国家为什么产生，由哪一个阶级统治以及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国体是由什么决定的。比如可以让学生探讨欧洲在封建社会末期有哪些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是不是从来就有的，是怎么样产生的，每一个阶层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够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取得国家政权。通过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使学生理解无产阶级并不是马克思或某一个人头脑中的一厢情愿，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主导作用决定的。以社会理想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要立足于当今中国及西方社会的社会现象和矛盾。比如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商品货币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现象比比皆是，医患矛盾、暴力拆迁、见到老人摔倒不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传销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都与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密切相关。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为争取物质利益的竞争关系，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建立普遍和谐的人际关系。此外，马克思为追求真理，在艰难环境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坚持领导工人运动为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不懈努力的事迹也是优秀的思想教育素材。不论初学者是否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不论其是否可以树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论其是否最终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作为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教师，要让学生理解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的美好动机和初衷。

2以科学预言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在政治经济学中，有一系列的结论由马克思得出，并由接下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所证实，并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如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演化的结论，论述了作为价值化身的货币的演化形式，可以让学生思考目前正在使用的货币有什么缺点，并思考未来的货币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此外，价值形式的演化、货币的演化间接地论述了商品交换方式的演化，可以让学生考察现在的商品交换是如何进行，讨论电子商务与网络金融出现的原因并思考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并由此进一步让学生思考如果商品交换方式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那么商品交换方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将会发生什么。比如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相对人口过剩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原因，而不是西方学者仅仅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简单地描述这样的事实，并可以预见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第一部类优先增长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前苏联以及我国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而两大部类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前苏联社会发展的最终失败以及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果调整，论证国民经济比例协调的重要性，并分析欧美部分国家产业空心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农业绝对地租消失的结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西方国家农业的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可以让学生分析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表明生产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生产资料朝着被越来越多的所有者共同占有的方向发展，由过去被历史所证实的发展趋势，让学生分析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主题式教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

1主题式教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严整，内涵丰富，上述只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对相关主题的简单提炼，授课教师应该认真研读《资本论》，从中挖掘更多的教学主题以便更好地充实和丰富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在上述三个主题中只有经济理论主题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其他两个主题则只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部分理论。因此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对相关知识点的讲授有所侧重。比如作为“两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重点讲述第一章，拓展讲述政治经济学的起源、研究对象，并可以拓展详细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贡献，对其他理论知识的讲授要偏重涉及社会理想主题的知识点。对于作为经济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则侧重于各个理论的讲授，对意识形态的问题采取中立的态度，同时适当涉及社会理想主题。上述三个主题中的预言主题，则可以同时作为“两课”和“经济理论课”的教授重点，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预言，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魅力之所在，也正是这种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对未来社会的天才预见才有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结论。

2主题式教学条件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以经济理论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全面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于课程的考核应该以考察基本的概念和理论为主。至于应用型的题型应该与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有关，让学生学以致用，能够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对相关问题发表观点。因此在课程考核时可以选定一个主题，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题，重点考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知识点，并让学生用这些知识去解释和分析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对于预言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考核，应该让学生在了解相关经济事物过去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发表看法。预言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可以以预言主题，比如通过对货币的演化历程的理解，让学生谈谈货币未来的发展方向。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形成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邓演达思考中国应该往哪里去，怎么样去的结果。他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向着非资本主义的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中国不可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但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才可进入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知道紧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国家资本主义，即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为现阶段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底经济结构”[1]。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深化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具体说来，这个过程大体可以作如下梳理:

一

第一阶段，自1895年邓演达出生至1925年底这30年时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邓演达为国家利益而投身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广东，虽然他忠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机会接触平民百姓，学习也算刻苦，革命也很英勇，但未形成自己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看法。特殊的家庭出身铸就了邓演达自小就有忠贞报国，不负先人遗愿的大志。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会吟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这首客家儿歌。他了解农民的疾苦，从小就与农民接触，对农民很有感情。“在鹿颈村周遭，有钱的地主与佃户是分区居住的，界线分明，穷人没有地位，亦没有生活保障，抬不起头做人，连住的地方都不可造次，备受歧视。年少的邓演达自小目睹人世间的这种不平等，心中便也就深藏有不平之气，势必有一天，要冲勇而去”[3]。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1924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二

第二阶段，自1926年至1927年7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北伐途中的邓演达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6]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7]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他说“，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彭泽民也说“，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实在是一个疑问”[12]。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hi138\Com]

三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年7月至1930年9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去”[3]。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1924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篇9

关键词：东方社会；社会变迁；世界历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2

19世纪50年代，当马克思完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后，便把研究视野转向东方社会，开始剖析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探讨东方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并在改造资产阶级“东方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马克思破除了西方学者“欧洲中心论”的视野而采用了世界历史的视角。正是在这种视角下，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并颇具创见地指出东方落后国家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

一、社会变迁分析的独特视角

马克思在登上哲学舞台，构建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时，就继承了黑格尔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合理内核，并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世界打破了以往相互阻隔和互不交往的状况，各个国家主动或被动的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洪流，处于世界历史中的个人也概莫能外。因此，处于世界历史洪流之中的国家和个人必须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马克思正是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侵略、东方社会的特征和命运的。在1968年3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提出“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一话题。在1873年3月22日致丹尼逊的信中，马克思再次指出：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在其他国家是自然地产生的，是个自然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在论及东方国家社会变迁的历史命运时，马克思同样采用的是世界历史的眼光。马克思，认为印度在英国的铁蹄之下处于一种新的停滞状态之中，中国面对西方的侵略显示了顽强的抵抗力和生命力，而俄国由于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并且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公有制、私有制的双重性则有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和地租所有者，同时使用它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在中国“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上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俄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他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占统治地位的统治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的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和他同时存在）又给它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存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二、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

从社会的意义上讲，广义的社会变迁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狭义的社会变迁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本质和核心就是通过对东方社会特征的分析和东方国家的历史命运的预测，来揭示社会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实现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蕴含着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只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所有制形式是揭示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变迁的重要钥匙；二.地理环境和文明程度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三.社会变迁在东西方有着不同的演进路径，东方社会有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但也需要一定的条件。

（一）所有制形式是揭示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变迁的重要钥匙

马克思在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也明确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思正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来揭示各种社会形态的典型特征的。以生产资料的氏族共同占有、奴隶主阶级占有、封建地主占有、资产阶级占有，马克思划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几种形态。并且，马克思也是通过所有制的变迁来揭示社会变迁的。1859年，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具体地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变化最小，在历史上并未产生出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以马克思把它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古代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派生出了奴隶制，所以马克思把它放在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二个阶段；在日耳曼生产方式中，公有土地表现为对私有制的补充，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在历史上通过征服直接发展出封建社会，所以马克思把它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二）地理环境和文明程度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明确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不同。”确实如此，历史越是往前追溯，地理环境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就越大。马克思在分析东方社会之所以没有达到私有制时指出：“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马克思的分析，除了突出导致了人工灌溉的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之外，还特别强调了文明程度对东方国家的影响。正是由于东方国家的文明程度低，才导致统一的中央政府来组织社会公共工程，比如人工灌溉，而需要人工灌溉的地理环境则强化了中央政府的这种社会职能，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东方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和社会变迁。

（三）社会变迁的不同路径和东方社会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19世纪5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要通过剖析欧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变迁规律。接着，在论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曾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生产方式之后。人类社会历史就是沿着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几个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这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一般路径。

在思想史上，赫尔德、穆勒和黑格尔都曾提出了东方社会停滞论，马克思吸收了他们思想中的精华，在深入研究东方社会的基础上，发现了在人类社会变迁的路径谱系上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和顽强生命力。中国像一个“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而“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由于农村公社的国有制、彼此隔绝、互无交往导致了专制王权，专制王权又导致了农村公社缺乏“外部交换”、“外部交往”，在加上“民族内部的分工”，又导致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因而，在欧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东方社会仍然长期保存着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由于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同一时代，那么表明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确实有着不同的社会变迁路径。那么，在当时人类社会变迁何去何从呢？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论》中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只适合于欧洲，东方社会则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的可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是，印度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猎获物”，农村公社死于西方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印度社会由此处于一种新的停滞之中；中国人“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并且中国的革命将显示出“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俄国情况非常特殊，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的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他的历史环境又给与它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存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但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以农村公社为起点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

三.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东方落后国家的特征和历史命运的基础上得出的关于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他认为，东西方有着不同的社会变迁路径。在西方，“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而在东方“俄国情况非常特殊，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的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他的历史环境又给与它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存物质条件。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理论对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历史时采用的“世界历史”的视角，更好的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但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其次，所有制、地理环境和文明程度是认识一个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前途命运的重要钥匙。马克思正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来着重区别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并认为地理环境和文明程度是东方社会长期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以及俄国农村公社的所有制既有公有制因素又有私有制因素因而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再次，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有可能但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因为所有制的双重性质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的俄国，如果“适时的发生革命”并且“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而且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9]杨耕.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0]赵文龙.浅析马克思的社会变迁理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篇10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方式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010-02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认识、运用发展的过程。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等方面都有较大不同。本文拟就毛泽东邓小平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方式的不同及原因进行分析探讨，以期我们能够吸取历史教训，既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念，又要结合中国实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毛泽东邓小平捍卫社会主义方式之同与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社会，而且是在多数国家同时取得成功。现实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多国同时取胜，而是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面临着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内敌对势力的颠覆课题，怎样去捍卫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后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毛泽东与邓小平在解决这个课题时表现出了不同的方式。

自十月革命以来，帝国主义就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国家，从军事进攻的热战到和平演变的冷战，两种手段并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后，就遭遇西方国家的封锁、包围和国内白匪军的武装反抗。二战后，当世界上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时，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国务卿杜鲁门提出“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设想，继而是艾奇逊提出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接着是杜勒斯，他把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作为明确的战略目标提出来，力图通过社会主义内部的演变，打垮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根本战略图谋，就是让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在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举措的三年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东欧一些国家发生了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毛泽东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潮中发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1]230针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在1959年11月，当杜勒斯和肯尼迪等人明确提出搞“和平演变”的观点不久，毛泽东就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号召人们提高对西方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毛泽东并尖锐地指出：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他多次说：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们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和平演变”的重要思想具有前瞻性和合理的成分，有些思想，直到今天，还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毛泽东为防止“和平演变”，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

如1957年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具有在客观上起着防止“和平演变”的作用，但它后来被“打击一大片”的反右斗争代替；在60年代，中苏两国进行了长达多年的论战，中国走上了坚决反对苏共领导人所谓的“修正主义”之路；在60年代还举行全面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虽有着毛泽东的防止“和平演变”的十分坚定明确的主观性动机，但造成了全国性动乱局面的出现。毋庸置疑，毛泽东一系列重大举措都是围绕捍卫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展开的。但在实施中，存在一些片面性，即通过大搞政治运动，政治说教，搞阶级斗争，搞批判运动等途径来捍卫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中国最后走向封闭状态，偏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健康轨道。

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同样遇到了怎样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国际上“和平演变”的危险不仅依然存在，还远比毛泽东时代更为严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频频进攻，已连连得手。先是东欧剧变，接着是苏联解体。一时间，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了低潮。国内，改革开放之初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1989年的“政治风波”，改革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有不绝于耳的姓“社”、姓“资”的争论等等，都涉及中国还要不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的重要战略思想，提出打赢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的思想，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口号。邓小平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2]325“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2]344

针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理论。1979年，针对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指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即“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150-151创造性地制定了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不是去通过论争，放弃国际间的正常交往走向自我封闭，而是作出了适宜中国发展的积极应对。他没有采用政治运动、大批判、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尽管从改革初就不断有来自右和“左”的干扰，他始终都没有停止过经济建设的步伐。而是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坚决推进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2]141邓小平说：“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同时邓小平也抛弃原来用空洞无力的政治说教形式来捍卫社会主义的方式。邓小平说“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2]21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捍卫是让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让老百姓享有社会主义改革的实惠，真实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坚定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心。

二、毛泽东邓小平捍卫社会主义方式不同之原因

毛泽东、邓小平所处时代的不同，是二人对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方式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时离二战结束的时间还不长，朝鲜战争也才结束不久，战争的硝烟还在弥漫中，以后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几度使对抗升级；社会主义阵营内，中苏从合作走向论战、对抗，使新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更加严峻。1970年5月，毛泽东还讲；“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4]584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做出科学判断。毛泽东还将一段时间内较为紧张的国际形势长期化、固定化，而且把这种紧张的形势与国内某段时期认识上的分歧结合起来，因此采取了大搞政治批判运动方式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放弃了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打碎旧国家机器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来建设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往往因此而被中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无法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当邓小平1977年第三次复出时离二战结束已经近四十年了，当初的各参战国这时已经都有了很好的发展，各国科技应用推动人类生产力的再一次提高，而我国却已经再次被甩在这些国家后面。邓小平对时代主题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

从整个20世纪看，前半个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是一路凯歌。毛泽东处在阵营强大辉煌顶峰时期，不自觉地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成功经验、优势放大而去固守。如毛泽东就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年代与苏联的争论，使毛泽东认为，苏共领导人已经不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为“修正主义”者，这更使毛泽东要固守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原则，照此方向走下去。不仅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正常的经济文化的往来，现在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正常交往也断绝，使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闭关自守”的道路。

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厄变挫折时期，中国是否还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怎样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说：“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2]345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积极发展先进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

结语

自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怎样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上，因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环境条件，使他在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时有其对当时的理性分析、现实应对、实际决策等合理性的一面，对解决当时怎样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但其捍卫的方式有局限性的一面。邓小平继承毛泽东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中合理、正确的部分，对其不足作出自己所处世界、国内环境条件下的更进、革新。时代对邓小平提出了更革的需求，环境条件又给他提供了更革的可能和成功的条件，使中国社会主义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1篇11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十年前的苏东巨变，应当说也是一场社会变革，然而却没有以往社会变革的激烈社会对抗，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甚至是暴力冲突、战争。与以往许多社会变革比，这一次要平静得多，似乎没有多少人激动、抗争，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西方人形容这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

苏东巨变引起了人们无数的思索与争论，然而最发人深思的当数苏东巨变的历史原因以及这种巨变的貌似平静的方式。一句话：为什么是“天鹅绒革命”？

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我的思绪，夸张点说，简直就是魂牵梦绕。在苏东巨变十周年之际，整理一番十年来的观察与思考，概括起来说，我认为“天鹅绒革命”有三大原因。

社会主义版的“经理革命”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原苏联政治权力体系的最上层发动并推进了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改革。苏联的改革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中间遇到了来自党内和政府内部的不少阻力，其间也有一些人，包括曾是苏共党内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把手利加乔夫等人的反对。但是，所有的不同意见，所有的反对力量都未能阻止住苏联的崩溃。甚至，如叶利钦在他自己的自传中所说：所有的反对者都是搬起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所有的反对都导致了叶利钦的进一步的胜利。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被越反越强，说明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改革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问题在于：在原苏联和东欧的那种看似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的体制里，似乎一切都是高层权力运作决定的，人们很难看到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所本应具备的社会阶级基础的作用。然而，实际上苏东的演变是具有社会基础的，只不过这个基础、这个新的阶级，是很难用传统的一些分析方法即可直接地加以认识和说明的。

毛泽东在论述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时，有句名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句话曾引起广泛争论，包括在语言的形式逻辑上也曾遭到质疑。但如果把这句稍加点化，变成“资产阶级就在体制内”，以此来形容苏东巨变的社会基础却是相当恰当的。

在长期的具有垄断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后来进行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中，厂长经理等经营者逐步异化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的特殊阶层。这是苏东演变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基本原因。

匈牙利着名改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1989年后坦言：在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经理们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力量，并且懂得应当怎样维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

经营者阶层的异化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分权模式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从理论上对改革实践进行了概括与阐释，并成为指导改革的重要经济理论之一。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首先提出了分权理论。布鲁斯认为选择分权模式的目的是赋予国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特征”，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符合社会所有制的两个基本标准：第一，对所有制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第二，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分权模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集权模式的区别在于：集权模式在中央和企业两级均采用集中决策方式，只是在个人消费决策上采取分散方式，而分权模式将“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分散化，即由企业主要依据市场机制自主决策。由中央和企业分别掌握宏观经济决策权和企业微观经济决策权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是分权模式。

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首先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首先表现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早在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就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并加以阐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伴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乃是20世纪中头一个重要变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营权膨胀及经营者侵占所有者权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日本的“经理革命”。所谓“经理革命”，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经理阶层凭借其经营者地位，逐渐以职能资本家的身份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家阶级日益分为所有者（投资人）和经营者（人）两大阶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人格化表现。在日本，作为职能资本家的经理阶层，经过长期的经营，打破了自明治维新以后家族资本垄断日本经济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家族资本集团与个别资本家的新资产者阶层。

由经营者对所有者权益的侵占造成的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东欧改革中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表露了出来。前南斯拉夫着名经济学家杜尚·比兰契奇在1973年发表的《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1945--1973)》一书中指出：“60年代开始前，政治结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而后，特别是从1965年经济改革起，社会进程日益使‘经理’和‘专家治国论者’执政。工人自治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把政治结构论者管理经济的权利夺过来，并交给工人集体管理。但是,‘转移’给工人集体的权利，大部分是转给了工人集体中的领导集团，而很少交给直接生产者。这种并不完善的自治概念获得了一个政治思想的合法称号，即所谓的‘专家治国论结构’。”可见，比兰契奇在当时就已注意到了，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工人自治”的动机与效果并不统一。而这种现象，正是分权模式的逻辑矛盾在现实中的反映。其它一些东欧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波兰着名学者雅罗舍夫斯基在80年代中期指出：“技术贵族—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逐渐使直接生产者不能再对经济、社会—政治决定施加影响，并削弱了代表机关和工人自治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促使了全民所有制向‘私人集团’所有制的转化。”

经营者阶层在“分权”过程中崛起。伴随这一过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兰契奇写道：“在‘管理阶级’与工人群众分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社会差别和发财致富的过程。形成了某种所谓的‘中等阶级’。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2％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阶级’的标准；约占10％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

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内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政治制度剧变之后商人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也正是这个掌握社会的广泛经济权力的重要阶层始终推动着苏东改革朝着有利于其既得利益方向发展，这就是苏东改革不可逆转的原因。

赶超的陷阱

苏东垮台不少人几乎未加思索就将其原因归结为“经济没有搞上去”，其实这个看法与其说是肤浅，还不如说是错误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在欧洲，俄罗斯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及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当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0％。斯大林时期于1928年至1937年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苏联在短短十年内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苏联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如果说苏联综合国力强大而人民生活水平与之不够相当的话，当年东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则相当不错。以匈牙利为例，在卡达尔时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种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内，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水准等都居于世界前茅。当时世界银行依据汇率计算，也将东欧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而今乐事他年泪。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赶超的陷阱”。如果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或好的经济机制，一个落后的国家就能在经济上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

当年东欧、苏联共产党人的政治合法性首先在逻辑上就出了问题。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利，从全世界集中资源，转移利润，使经济持续发展，建成了所谓“富裕社会”。而苏联、东欧集团只能主要凭借自己的资源与自我的积累进行发展。所以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西方进行经济竞赛却还是勉为其难。其实，现在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而纯粹“制度竞赛”的问题。历史总是具体的，制度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原因。硬要与西方比“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方面只好拚积累、拼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寅吃卯粮，借钱发展。当年东欧政权瓦解，与其说是因为经济没有搞上去，还不如说是盲目发展经济，盲目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目标造成的。

80年代人口仅一千万的匈牙利欠西方国家的外债高达200亿美元，人均近2000美元，波兰欠西方国家400多亿美元，人均比例与匈牙利差不多。1989年西方国家提出：要么还债，要么展开“圆桌会议”让反对派合法化。东欧共产党的政权是在迫不得已之下自己放弃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被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一时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难以为继。东、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制度竞赛，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不等于就是美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可惜当年东欧的共产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当年东欧、苏联人民在心理上也陷入了相当尴尬的境地。东欧、苏联人民与西方的比较，是一个金字塔的底座与塔尖的奇怪比较——一个宣布并在事实上确实比较均等的社会中的普通百姓，却要与在全球分化中产生的西方国家中再经社会分化产生的富有阶级比富。比不过，那就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曾带领匈牙利人民进行改革，在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匈牙利国内也曾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在1989年政局不稳时，重病中的卡达尔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抗议浪潮百思不解，他一生清廉、兢兢业业。1956年他上台收拾乱局，团结人民，把国家建设得一天比一天好。结果到头来居然大家要和过去告别，他真是痛不欲生。

苏东执政党的教训太深刻了。他们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上面是尽心尽力了。但是，殊不知欲壑难添。物质生活的享受是无限的，多少算够呢？与西方比是比不了的，况且西方还要用“新教伦理”来千方百计地制约着人民的物欲。而苏东的执政党竟然幼稚地认为，只要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会满意，党就能稳坐江山。其实，人非草木，不是有吃有喝就悄然无声。在苏东当年的导向下，人民被引向物质追求，结果越发展，胃口越大，苏东政权却在徒劳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形成总会超过需求的满足，就象追逐自己的影子，永远也是追不上的，犹如精卫填海。

将经济发展列为至高无上的社会目标，作为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导致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问题。其中之所以采用分权模式，之所以奉行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执政哲学，都与无条件的经济优先性的信念有关。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这套政治哲学还可以勉强实行，但经济发展毕竟是具有自身规律的，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永远增长。一旦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各种问题就暴露出来，而苏东的执政党理论上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理由解释经济发展的困难，在实践中更拿不出稳定社会的任何有效办法。最后连执政者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政权的瓦解自然是无可挽回了。

意识形态的失语症

不受约束的演变与无人抗争的崩溃还表明了苏东执政党是意识形态上的失败者。意识形态本是共产党的“强项”，但普遍信奉的经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把东欧共产党人的搞傻了，搞僵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少了辩证法，多了形而上学。

西汉着名的思想家贾谊在总结中国历史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迅速崛起和急倏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曾问道：强大的秦国竟败于“一夫作难”，是因为秦国“不施仁义”。秦国为何“不施仁义”？他指出，并非秦国有何克服不了的困难，也非秦国没有智识之士，而是秦国“多忌讳之禁”，这也不许说，那也不让讲，结果“忠臣不谏，智士不谋”。壅闭伤国，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缺乏言论自由，缺乏民主。在古代封建社会，思想禁锢、缺乏民主都会造成如此的损害，何况现代社会。

苏东共产党人掌权几十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在民主条件的下执政，始终没有找到通过真正意义的选举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方法。在原苏联体制下，“民主”与“专政”始终是对立的。许多问题、矛盾本来是因为不民主或民主不够，但却要靠加强“专政”的方式来解决。结果越强化控制，民主就越少；民主越少，政权基础就越小，问题就越积越多。在和平时期没有民主政治环境的锤炼，东欧共产党人变得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专政搞到了头，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又需要放松，结果问题、矛盾又一起跑出来，掉进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在意识形态方面，苏东执政党囿于经济决定论的桎梏，无法主导社会的思潮流向，一味地利用控制手段封杀不同意见。但长此以往，由于执政党的主流话语日益脱离实际的社会生活，反而导致了执政党的主流话语的自我边缘化。执政党不仅不能掌握社会思想的领导权，反将思想领导权拱手让给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

1989年政治巨变时匈牙利共产党内的重要人物波日高伊，就曾说过：“这次制度变革中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二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三是参加1956年事件的流亡国外的人。”流亡国外的人是个“外因”，而所谓“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也是臣服于自由派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人，或者说是党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这种话语革命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形态发展演变方面的背景，也可以说是所谓现代性方面的原因。

社会发展在结构与文化层面的意义是，社会契约化和理性化的程度提高，作为其表现的社会心理、舆论的影响扩大，换言之，大众的话语对政治的压力增大。这是社会现代性发展的一种典型表现。社会在文化、心理和话语层面的发展最终使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作出反应，逐步地推进社会政治结构、制度、体制发生变迁。据此，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不再简单地以暴力为建构原则，而转而采取社会协商、舆论监督、选举、议会民主等理性化原则。由于这些原则的实施，原有的、前现代的国家特征逐步地而深刻地发生了变化，使其取得了二重特征，即在继续具有暴力、强制性特征的同时，又获得了社会同意、认同的特征。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现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成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依靠大多数的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象强力依靠大多数的同意，并且通过所谓舆论机关——报纸和社会团体表现出来。因此报纸和社会团体的数量在一定条件下人为地增强起来。”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已经演绎为：强力+同意，即现代国家在保持传统国家的暴力特征的同时，增加了契约和社会同意的特征。

由于现代国家特征的演绎，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掌握了国家机器、拥有了暴力，即可以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远远不够了。现代的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还需要建立在获得社会的“同意”基础上。这就意味着：政权和执政党必须掌握对于社会话语的引导，必须有能力引领社会的思想文化潮流，必须掌握思想文化的领导权。一句话，若要领导国家，先要引领思想。以德治国就是要建立全社会统一的道义，掌握思想文化领导权。

苏东诸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其表现是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文教发达。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教育的普及和文化事业的发达，知识份子在社会成员中的比例逐步提高。80年代的一些统计表明：苏东国家青年人中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在世界上属最高之列。如匈牙利大约排在前五位以内。又如医生在人口中的比例匈牙利是世界上最高的。这种社会结构使人民的理性思维十分发达，社会舆论力量强大，没有舆论的赞同与支持，政府很难办成什么事。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的控制力量的“国家机器”即强制性的政权机关——军队与警察等，对社会影响则大大的降低了。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1篇12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接着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历史演进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历史演进；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形成过程是坎坷曲折的，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上进行的文化批判，是对旧文化的糟粕摒弃后的结果。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历史演进，无论对传承和弘扬优秀马克思主义文化，还是推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具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在当代依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一、马克思文化批判观的历史地位

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批判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并不是在空想上得来的，而是在对历史进行反复分析、摒弃掉旧社会中的糟粕得来的，并在批判的过程中保持着严密的逻辑与科学的态度。可以说，马克思的批判观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以1841年为界有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批判范式：第一个是异化批判模式，第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第三是后期的日常意识批判理论。后两种文化批判理论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批判并不是独立形成的，而是与经济批判、政治革命仅仅联系在起的。不与经济批判和政治革命相关联的文化批判是同历史唯物主义不相符合的。因此，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左派经济学等，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精神是不相符合的，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掉入了纯粹的文化批判和历史经验主义中去。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历史演进

1、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萌芽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是在对物质利益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初，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的观点还停留在理性的阶段。在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时候，马克思的论文开始触及到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其文化批判的问题也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以理性主义作为视角的唯物主义。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仍然保持着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此时的他认为“宗教的绝对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通过对物质利益的反思，马克思的观点开始向文化批判进行转变。在进行农民森林盗窃情况研究的时候，马克思发现批判理性主义文化已经不能回答《林木盗窃法》的争论，开始意识到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之前他所坚持的理性，社会真正的决定力量并不在此。马克思对自己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政治、法律、物质与经济关系都对文化批判的概念产生了改变，此后，马克思开始倡导唯物主义。马克思意识到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严厉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并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观的结构和形式，这标志着文化批判的开始。最后，马克思的文化批判观是由“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形成其结构和形式的。

2、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发展

意识到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后，马克思开始思考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其早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没有这个著作，请核对，并准确的表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纳入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范围，对人类劳动实践进行了更加深刻得思考，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接触。更加强调了劳动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这一阶段，从他的手稿中表达了其文化批判的共产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对其早期理性主义糟粕的摒弃，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观的飞跃。

3、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形成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书为标志的。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不仅仅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综述了其文化批判的观点。更加明确了人民的生活和历史背景才是文化批判的主题。同时，也对文化批判理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形成。全面了阐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观点。确定了文化批判的必然趋势，打破传统落后的思想，同时鼓励人自由全面的进行发展，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形成。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当代价值

1、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思想同时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在当代依然具有无法忽视的价值，仍然要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进行当代思考。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仍然存在着一些非自愿的分工，非自愿分工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但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中，任何人的都不应该受特定的活动范围的约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个性可以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指导下，人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想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充实人的精神，将中华文化建设的更加繁荣。（请认真组织措词，注意断句，不要一句话没有说完就用句号）

2、避免资本主义糟粕文化的侵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文化并不只是精神方面，文化本身就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两种性质。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带来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腐朽糟粕文化风气，令人眼花缭乱。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解读和坚持，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对我国社会文化的腐蚀，能够在面对文化冲击的时候坚定自己的立场，保持侵蚀的头脑。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了中国文化批判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为知道思想。结合中国实际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能够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能够指导中国当代文化批判的发展方向。能够从真正意义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历史演进的总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当代具有的价值，结合中国实际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将会使中国文化走向伟大复兴。在多元文化批判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才能有效解决文化冲突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高喜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延边大学,2012-05-14.

[2]姜迎春.论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