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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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

一、研究的缘起

作为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首先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开展这项课题研究。在笔者看来，高中生的心理状态既是高中教育研究的热点，也是物理学科学习必须研究的重点。因为在实际教学中，常常意识到影响学生学习成果的，除了学生的学习基础之外，还与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方法和思维特点有关，而学习状态、方法和思维特点归根结底又是学生心理状态的一种体现。因此，提高高中物理教学质量的根本途径之一就在于研究学生的心理状态。

研究表明，现在高中学生处于心智趋熟的阶段，也就是说学生的感知能力已经相对成熟，但认知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却相对滞后，尤其是高一阶段的学生的认知水平还处在初中水平阶段，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更是落后于身体的发展。

研究高中物理的特点，其知识内容较多，对学生的思维水平要求较高，习题的解答与问题的解决大多需要逻辑推理，有时还需要学生有良好的直觉思维，才能较快地寻找到解决的突破口。而且高中物理与初中物理不同的是，其知识大多数与实际生活经验没有直接联系，基于符号进行的逻辑推理具有高度抽象性，这对于学生的学习尤其是女学生的学习心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根据经验，高中物理学得好的学生往往具有积极的心理状态，遇到问题时有解决的欲望与冲动，而学得不理想学生的心理状态与学习成果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关于高中物理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往往是大而概之的，缺少对物理教学的直接观察与体验。所以，作为一线教师，通过对自己教学实践的反思以及对学生学习心理状态的观察与把握，仍然有其研究的必要。

二、研究的对象

首先当然是学生学习物理时的心理状态。在课题研究中笔者注意到一点，就是作为一线教师，想通过专业的心理学知识来描述或解释学生的学习心理状态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专业心理学有一套专业的语言，在日常教学中通过专业的语言来进行交流是异于实际需要的。因此，笔者更主张通过对心理学基本知识的把握，在不违背心理学基本规律的前提下，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述我们对学生学习心理状态的把握，更具现实可行性。

在课题研究中，对学生学习心理状态观察主要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如对物理学习的态度，上课时的状态、表情，尤其是面对物理概念的建立和物理规律的探究时的学习状态，解物理习题时的第一思路表达，即口头描述解题思路与过程的顺畅性等。学生学习物理的态度、上课时的状态是学习心理兴趣与动机的体现；学生上课的表情既是学习动机的体现，也是学习情绪的体现；而学生解决物理习题过程的顺畅性体现的则是学生的逻辑推理水平的高低。因此，观察这些现象并寻找背后的心理学规律，方可以准确地把握到高中物理教学的脉搏。

其次是物理知识发生过程中的心理机制。根据我们的学习与研究，物理知识发生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心理机制，对此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有过专门的研究，其所著《心理发生与科学史》一书，是迄今心理学界唯一一部研究物理知识发生过程中心理机制问题的著作。考虑到高中物理教学的实际，在课题研究中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重要规律背后的心理发生机制，以此为依据寻找学生的最佳学习状态，从而促进高水平的有效物理教学。

以典型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为例，其描述的是物体加速运动时的加速度与自身质量与所受合外力的关系。从探究形式上来看，由于其与学生在初中阶段积累的控制变量等方法等思路方法相关，因此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回忆、建构等心理活动，来促进本定律探究方案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将学生所学的新知识与旧知识进行紧密结合，因此学生的心理活动就处在一种相对熟悉的情境中，因而能够以一种较纯讲授更为积极心理状态参与到学习中来。

三、研究的方法与成果

在课题研究中主要采取资料研究和实践研究。一方面由于学生的心理状态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因此通过不断学习以获得与心理状态相关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结合教学实际，通过对所教学生的真实学习状态进行观察分析，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并与所学习的知识产生紧密联系。通过不懈的研究，应该说取得一些成果，例举如下。

一是通过对学生学习状态的把握，知道了怎样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更符合学生的心理需要，从而在课堂上更能够调动学生参与物理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为提高教学效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通过课题研究，进一步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知道许多物理概念的建立、定义的得出，以及物理规律的探究不仅需要注重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更要注重研究知识得出过程中的心理机制。例如碰撞中的动量与能量是否守恒，要注重的不仅是根据条件来判断碰撞是否为弹性碰撞，更要注重研究学生对碰撞分类的理解，看学生头脑中建立起来的碰撞图景与能量力量到底是什么样子。

三是通过课题研究发现，就物理学习而言，学生的心理状态与学习结果之间存在的关系不全是线性的，固然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学习的发生，但这种促进关系有时表现得很明显，有时又似乎不起直接的作用，也就是说物理规律不一定因为学生状态好而能顺利得出。这种关系还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寻找。

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1篇3

关键词：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雪乡；环境观测研究

中图分类号：F31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919(2012)01－0029－04

根据国家林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关于“把生态产业作为第一产业”和《国家林业局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通过深入学习森工总局党委、总局关于推进产业科技、建设创新型森工的精神，对拟建部级黑龙江雪乡森林系统定位研究站进行初步研究。

1拟建生态站的重要性

拟建站位于东北温带针叶、阔叶林区，代表的是长白山山地红松林与张广才岭阔叶混交林林区，区位特殊、优势明显。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和国家建立生态站的规定及标准，其站名称为“黑龙江雪乡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这个名称既反映了站址的特点和地域，也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特点，在全国能有较高的知名度，有利于生态站的建设、发展和作用的发挥。该站的建立可以弥补黑龙江省生态监测定位研究在张广才岭林区的不足，其监测研究定位在以云冷杉针阔混交林为主要目标，可填补在降雪、融雪与森林生产力及气候变化关系研究上的国内空白。该生态站的建立，可为黑龙江省生态体系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依据，为生态效益补偿、森林碳汇功能有价化、金融化、市场化的碳汇经济和碳汇市场提供科学依据，为绿色GDP核算提供数据支撑，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国家外交及国家履约谈判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为准确评价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成效，宣传林业功能和作用，解决林业重大科学问题提供研究平台。同时，也是雪乡森林公园环境监测、提高品质品位的需要。因此，建设雪乡生态站尤为重要和迫切。

2生态站拟建在雪乡公园的必要性

2.1森工林区生态产业建设的需要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长白山林区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作为长白山余脉张广才岭的雪乡公园闻名中外，具有完备的垂直分布为特征的山地植物生态系统。当前，龙江森工经济已开始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其总体特征就是重心转向生态，走的是一条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发展道路。在雪乡公园建立生态站，符合高金芳书记在今年全省森工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打造国家重要的森林生态屏障，建成比较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和“打造知名的森林生态旅游胜地，重点旅游集合区及景区景点建设取得显著成果”的要求。同时，正如魏殿生总局长在今年黑龙江省森工工作会议上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认识，不去做相应的工作，我们将无法适应，就会面对现实而不知所措，甚至因循守旧阻碍发展”。可见，以建设生态站为契机，加快发展以生态旅游为主体的生态产业具有前瞻性眼光和引领性战略。

2.2打造雪乡国际生态旅游品牌的需要

雪乡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晚，起步晚。但正因如此，要在开发过程中吸取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训，坚持保护和开发并举，旅游和科技融合同步，人与自然和谐共进，充分保持雪乡旅游资源的“原生态”。生态站的建设可充分发挥黑龙江省特别是雪乡旅游最大的后发优势和巨大潜力。当前，旅游产品的竞争已进入到了品牌的竞争，特别是区域旅游品牌的竞争已经从单纯的景观产品和服务竞争上升到目的地的竞争。因此，打造准确定位、广泛传播、科技支撑、特色突出的雪乡旅游品牌势在必行。为此，在雪乡公园建设森林生态观测站，对发展雪乡赏雪、观雪、知雪、用雪等系列旅游，实施精品战略，增加科技含量，展现“缤纷四季，科技支撑；生态雪乡，科普旅游”的整体形象，打造黑龙江第一旅游品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2.3有利于雪乡旅游实现“四个转变”的需要

①发展理念由森工行业向生态旅游产业转变；②产业方向由观光游向科普休闲游转变，培育森林生态旅游新热点；③市场结构由单季旺向多季旺转变，使冷资源热起来，使淡季变旺季，突出“绿、白、科、文”的雪乡特色；④推动方式由一元向多元转变，改变单纯依靠旅游部门推动到各方联动，改变单纯依靠雪乡景区吸引到旅游和科普协调同步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

2.4增强雪乡公园服务功能的需要

生态旅游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具有旅游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科普教育等多种功能。可以成为生态文明教育基地、青少年林业科技教育基地和林业科普教育基地。

2.5贯彻落实总局党委“四八四三”发展战略的需要。

“四八四三”发展战略是森工总局党委落实省委提出的“经济区和十大工程”的具体化，在雪乡建立森林生态站是森工总局党委切实抓好“四大体系建设和产业”，实现雪乡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全面提升实现雪乡旅游目的地和精品名牌旅游产品建设的重大突破，是全面增强森工乃至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素质和旅游品位品质的重大举措，是推动雪乡旅游走上科技支撑型、质量效益型增长的重要途径。从而将雪乡旅游业发展成为大海林林业局乃至森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生态旅游强区和旅游经济强局。

总之，建立生态站，不仅是林业生态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林业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应该珍惜并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乘势而上。

3建立雪乡生态站的基本思路、定位和原则

3.1生态站建设基本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森工“十二五”发展规划为依据，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整结构为主攻方向，以实施“四八四三”发展战略为重点，为打造森林生态产业和生态旅游业、科技服务业提供有力支撑。建设生态站离不开先进理念引领，离不开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离不开重大科技突破，应该把建设生态站作为发展生态产业的政治责任和政治选择的高度对待。

3.2生态站观测研究定位

以云冷杉针阔混交林为研究对象，开展对雪乡乃至张广才岭牡丹江林区森林生态系统的森林、气候、水文、土壤、植被进行长期定位观测和评价，包括该区域内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水文、碳素循环、植物群落与生态因子关系；特别是降雪、融雪与森林生产力及气候变化的关系等有关内容，为区域生态安全、生态产业和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3生态站建设基本原则

①坚持生态站建设和森林资源保护培育相结合的原则。紧紧围绕天保二期工程要求，生态体系建设和雪乡公园建设规划相协调，科学建站和科技兴林相促进，生态产业建设和雪乡旅游业建设相一致，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②坚持高水平策划、体现雪乡特色、突出科技主题的原则。增强生态旅游的艺术性、科学性和趣味性，扩大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面，为把雪乡旅游业培育成新的支柱产业提供科技支持和科技服务。

③坚持“合理布局，规模适当，分期建设，适用实效”的原则。以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核心景区为依托，分期打造集休闲、养生、观光、科研、科普等于一体，具有一区一景、设施齐全、科研科普文化突出的国内生态站品牌。

④坚持生态旅游和科普深度融合，联动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把雪乡生态站这个平台打造成为既是科学研究观测站，也是科研实验试验场；既是科学普及宣传站，也是培育林业科技人才大课堂；既是林业科技展览馆，也是森林资源博物馆的科技服务业，为雪乡生态旅游增强吸引力，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同步增长。

4生态站观测研究的目标和任务

4.1研究的主要目标

黑龙江雪乡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位于《国家林业局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中长期发展规划(2008－2022年)》中的东北温带针叶林及针阔叶混交林地区长白山山地红松与阔叶混交林区。定位研究站通过长期监测张广才岭的水文、土壤、气候和生物要素，开展森林生态系统水量平衡、植被演替、受损生态系统恢复、碳循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森林健康经营、雪与森林的关系等研究，揭示张广才岭森林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气候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维持、调控、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干扰与调控研究目，探寻森林健康经营的最佳模式，为区域生态环境及其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黑龙江省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通过数据共享，实现与国家林业局(CFERN)网络连接及国际生态站接轨。同时，将生态站建设威为黑龙江省林业科研成果的示范基地，将优秀的科研成果引进到生态站，通过生态站的科研强势，使科研成果得到示范推广，为教学实习、科学普及与宣传教育提供良好的平台，成为黑龙江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科研和科普宣教基地。

4.2研究的主要任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LY／T1606-2003)为观测标准，以《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体系》为观测手段，结合黑龙江雪乡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特点，以云冷杉林和红松林为研究对象，开展以下研究：

4.2.1张广才岭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

通过监测本地区典型林分――云冷杉林和阔叶红松林的水、土、气、生，研究东北温带针叶林及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长期变化规律，研究不同尺度生物多样性的起源及维持机制，揭示其演化或演变规律及其环境功能的变化。

①森林水文：研究森林生态系统不同层次水量空间分配格局、水量平衡和森林植被变化对水分的分配和径流的调节功能，重点开展冬季土壤层融雪过程对群落气候学特征、植物生长、群落组成的影响。

②森林土壤：森林生态系统土壤发育状况及其理化性质的空间异质性，融雪对森林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冬季积雪对土壤温度及土壤冻结过程的影响以及对微生物群落的影响，积雪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③森林生物：从遗传、物种、群落、景观层面展开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以及主要影响因子及调控因子，探索森林生物多样性形成机制；开展云冷杉林复合群体功能作用研究，分析云冷杉林天然更新不良的主要限制因素；针对积雪独特的水热条件及养分条件，开展雪对森林生产力的影响。

4.2.2东北温带针叶林及针阔混交林区张广才岭森林碳循环研究

云冷杉林及阔叶红松林均为高碳储量森林，是长白山面积最大、生产力最高的林型，这两种林型对整个区域的碳汇功能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是我国森林碳储量的重要贡献者。生态站主要开展东北温带针叶林及针阔混交林区张广才岭主要林型云冷杉林及红松林碳循环的特征。

①采用生物量清查法、生态系统生理学法，来量化云冷杉林和红松林的碳循环，辅以生态系统氮水循环等其他过程和森林结构特征(如地上地下物候动态等)测定，揭示森林碳汇效应的时空动态及其控制机制。

②针对雪乡冬季降雪丰沛以及积雪覆盖期长的特点，重点开展降雨、降雪对森林生态系统影响程度及影响机制研究，森林对积雪与融雪过程的响应机制及其对气候变化影响研究。

4.2.3干扰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

①研究暴雪、林火等自然干扰因子及生态旅游、采伐、山野菜采集等人为干扰对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探索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对雪灾等各种干扰的响应机制，为合理保护和利用森林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篇4

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基础及二者关系探究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皆以全面反思与试图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类社会持续永恒发展为终极目标，然而其各自的理论基础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日益完善，这也是当下环境史学界与此次论坛所面临的基本而重要的议题之一。

（一）不同视域情境下环境史基础理论解读

环境史研究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而逐渐推进的，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梅雪芹、韩茂莉分别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史理论加以解读。王利华以“生命中心论”为出发点，以中国古代的“农业史”和“家庭史”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对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论述了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基本范畴和价值功效等，廓清了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梅雪芹以世界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生态反弹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其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可资借鉴之处。此外，她还对当前国外环境史界的多部重要研究论著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实现对包括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富困”问题）、历史研究的视角（上下左右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跨界别与实践）、评介标准（以自然为镜）、考评、分析与功能（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的“生态史学”（家园史学）的构建。韩茂莉以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为切入点，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与“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思考，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生活、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农业活动与气候变动之间关系分析，厘清了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二）不同学科维度下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解析

学者们立足于各自学科视野与基于不同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展开了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积累并提供了诸多学术文献与研究平台，本次论坛就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生态文明实践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关于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贾卫列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内涉三层含义：其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其二是社会进步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其三是一场席卷全球的以生态公正为目标、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生态文明建设。尹绍亭基于人类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知识、技术、教育、伦理、道德、信仰、法制的综合文化生态体系。吴兆录基于生态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意识，利用人类的生态智慧促进“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刘少航立足于生态危机与文明发展关联之视角，认为深生态学提出生态危机源于文化危机，需要生态智慧去解决。李静基于参与者角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参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关键作用，社会的合力影响。田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用新思维，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文明走向中国政治生活和谐领域的前提是政府、社会、民众之间必要的思维转换。汪庆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天人合一”等值得借鉴的生态思想并加以诠释。

其次是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张修玉指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大指导理念；“两山理论”的两树实践模型；生态优势区、经济优势区、均衡发展区等三种分区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条路径；构建与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大体系；组织、制度、机制、资金、技术、人才、舆论等七大系统保障；区域、行业、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台港澳等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数据管理、工程实践、政策战略等任务；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六大建设体系、科学发展、新常态、中国梦、人类福祉、一带一路、传统哲学、后现代主义之间等十大关系。

最后是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的相关事项。生态文明研究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出现了对生态文明滥用、随意使用的情况。鉴于此，周琼对生态文明研究中存在的“泛化”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在当下生态文明学术研究、具体实践与建设中都存有对生态文明“泛化”使用现象，着重警予在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中，应注意树立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高度警惕生态文明不同形式的泛化现象，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跟踪调查研究，避免生态文明泛化使其成为无所不包的杂容所。

（三）当下情景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深层关联解说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关系阐释。韩茂莉认为，环境历史研究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对其所经历过的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原因追溯与全面反省，她以全球变暖导致绿洲农业发展水源短缺、冻土层解冻等对已修建青藏铁路的破坏性影响为例，深层剖析了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王利华以中国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为阐述基点，认为环境史是一种强烈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梳理环境发展变迁史与系统反思各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史。梅雪芹指出，环境史研究有助于全面提升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意识自觉，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建设，是人类探索新文明形态有效途径之一。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尝试。崔新婷比较了北京市的两种绿化标准，一种是以频繁拔天然草、浇水、修剪、清除落叶等精细管理为主；一种是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乡土植物不少于70%且落叶覆盖土壤的粗放管理。认为这两种标准存在相互矛盾。并以单一植物马唐草和天然植物群落为例，指出杂草具有浇水少、消减雾霾、吸收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等生B价值。建议城市绿化应转变观念，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刘凯运用综合指数计算2014年中国的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指出，地级以上城市绿化整体呈现出从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城市空间的绿色化予以关注，提升城市生态功能。曾P等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大学城建设中产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论述。指出，协调这一冲突应建立冲突协调、公众参与、生态补偿与法律保障等机制。如唐山，王瓒玮指出，大地震后的唐山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及凸显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指出，人类面临无法规避的自然灾害，只能用向自然俯拾身躯的姿态来重新整肃社会系统的发展形式。

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相关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而言，罗艺指出，创建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全国各地虽然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热潮，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国内外实践来看，生态城市建设亟须法制保障。从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执法机构、执法严格、培养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等开展。王璐以地方民事诉讼案件为视角，对光绪初年吐鲁番地区的多起民事案件加清代地方府州、吐鲁番同知，以及乡约、阿訇、台吉、伯克等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影响等做了分析，这对于民族地区的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结语

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篇5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生态学教学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需求越来越高，社会对生态学专业学生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如何才能够使生态学专业学生自身的业务水平和创新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研究性教学方法是一种以来自实践的真实问题为基础，让学生在接近真实的情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法。近年来这一教学方法受到高度重视，正在全国高校逐步推广实施。本文就生态学专业课程教学中运用研究性教学方法的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转变教育理念和教学角色

生态学专业课程教学中，教育理念和教学角色的转变主要是指教学目标、教学关系以及师生关系的重新确定和定位。利用研究性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能力以及应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生态环境问题的能力是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研究性教学方法在生态学专业课程的应用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老师，他是研究性教学从个体向团队合作方向发展的基础环节。所以，老师应该改变原来教学中的角色，努力成为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引导者和培养者，逐步使自己由教育者向学习者和创造者方向转变，这样学生才能够从原来被动的接受知识，逐步转变为学习的主导者，进一步朝着知识的探索者、思考者和实践者方向发展。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研究性教学方法在生态学课程教学中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因素是教师队伍。在以往的课题教学中，老师往往注重书本中各知识点的讲解，但是研究性教学方法更注重将各种知识点转换成为一些案例，并通过集成案例的方式进行教学，教学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各种理论和知识体系，而且要与学科当前的前沿研究相结合。所以说，研究型教师队伍是区别传统教学模式和研究型教学模式的重要环节。教师队伍首先应该参与到各种相关的生态学研究课题中去，从而使教师队伍不断紧跟相关知识领域的前沿，通过自身的不断充实和学习来带动学生的研究型学习。

三、优化教学内容和知识点

研究型教学方法的实施是相关知识和理论不断创新的一个过程。所以，老师在进行生态学专业课程教学时，除了要讲授基本的理论和知识，还应该将生态学相关的最新理论和成果带到课堂中来，使学生不断进行讨论和质疑，帮助学生养成一种质疑问题和批判的精神，进而逐步实现学生新思维、新观点的形成。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老师必须时刻站在生态学研究领域的最前沿，引导学生不断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时刻保持在实践生产的第一线，使学生对生产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思考，并积极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科研和实践类的教学，尽量增加一些与课程内容和实际问题紧密联系的设计、创新类实验，努力增加学生的实践和创新机会。

四、完善教学政策和制度

研究性教学方法在生态学课程中的应用，也对教学的各种管理、政策以及制度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这些方面更加科学、灵活、合理和多元化。

1.逐步建立教师专业发展与授课相匹配的制度。当前很多学校存在教师授课内容与自身专业发展方向不匹配的现象。有的老师由于工作原因或经济需要，授课内容与自身的专业发展不一致，一些教师的授课内容甚至经常发生变动，这样不仅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也直接影响了研究性教学方法的实施，因此，需要逐步实现教师专业发展与授课相匹配的制度。

2.建立与研究性教学方法相适应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应该以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和整体课程质量为核心。着重对教师就课堂教学中的态度、组织、表达、互动、气氛等多方面进行评价考量，对课堂教学中的科研内容进行考察，如教师是否引入生态学相关前沿知识、是否包含自己相关科研内容等。

3.改变传统的学生学习成绩考评制度。改变以闭卷考试作为唯一评价学生学习成绩的做法，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平时的各项教学研究过程考核。鼓励课程教师和教学团队以多样化的创新形式进行全过程考核。

4.建立教师教学和科研均衡发展激励制度。当前普遍存在着重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这种倾向背离了研究型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严重地影响了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实施和推广，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与研究型教育教学改革相适应的激励制度。

总之，要想使研究性教学方法在生态学课程教学中得到良好的运用，除了上述这些外，还有很多需要注意和完善的地方，还需要相关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创新和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光军，田大伦，闫文德，朱凡.生态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

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篇6

2011年的国内美学研究除了在第四条路径上更频繁地落实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国际交流外，其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着前三条路径得以开展。2011年的国内美学研究在这三条路径上各有侧重、彼此交织、相互生发，从而形成了美学研究的三重主要向度。第一重向度体现为对国外前沿美学热点问题的跟进，呈现了美学研究积极开放的国际性视野，构成了学界西方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第二重向度体现为在跨文化语境中对传统美学理论的自觉审视，呈现了美学研究返本开新的本土化重建，构成了学界中国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第三重向度体现为对中外美学理论的综合与创造，呈现了国内美学研究自主创新的全球化理论诉求，构成了学界美学理论或美学原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三重向度对应于美学学科最主要的三大研究方向，构成了当前国内美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可以说，2011年的美学研究在这三重向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对国外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美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一直是近几年来国内美学研究工作的最主要方面。从新世纪美学译丛”、美学与艺术丛书”、美学·设计·艺术教育丛书”、环境美学译丛”、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等丛书系列就可以看出美学著作翻译的盛况。这些译介丛书面向的几乎都是当代西方美学学者的重要著作，其取材也往往是当今国际美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有力地提升国内美学研究者的国际视野，拉近了国内外美学研究的距离。与如火如荼的美学翻译一致，美学界除少数人还在甘于古典西方美学的耕耘外，更多人把目光都转向了当代西方美学理论的研究。

2011年，随着身体美学学科倡议人理查德·舒斯特曼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身体美学”暑期课程以及其最新著作《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的推出，国内关于身体美学的研究进一步升温。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举行了以身体美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对身体美学的内涵、最新发展状况以及东西方传统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除此之外，2011年的身体美学研究还呈现以身体为问题域的理论辐射状态。一方面，围绕着凸显身体主题，尼采、杜威、梅洛-庞蒂、德勒兹、拉康、齐泽克、福柯等哲学家的美学思想日益受到人的关注，出现了一些新的译著和大量研究论文。吴琼的《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马元龙的《精神分析——从文学到政治》、冯学勤的《从审美形而上学到美学谱系学——论尼采晚期美学思想中的反形而上学维度》、王秋海的《反对阐释：桑塔格美学思想研究》都可看作国内美学研究者对西方文化身体转向的学术认同。另一方面，身体维度也被一些学者用以来解决当代美学研究中的理论困境。如刘成纪主张引入身体美学的讨论来解决生态美学定位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困境，王晓华在《身体—主体的缺席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共同欠缺》中则提出用身体—主体”来化解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各自的理论偏执。虽然国内关于身体和身体美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身体问题在西方文化有着知觉经验、精神分析、权力规训等不同的研究路径，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着儒家和道禅等完全不同的身体观念，要真正深入理解身体美学所涉及的复杂的知识背景，特别是艰涩的法国哲学家们的身体哲学，国内美学研究者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与身体美学紧密关联，视觉文化研究日渐成为新的理论焦点。2011年，美国当代杰出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列奥·施坦伯格的图像学批评文集《另类准则》和简·罗伯森等的《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文化》都被译为中文。随着艺术学正式升级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也相应升级为一级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性必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这样，与艺术学理论存在学科交叉的艺术哲学(分析美学)与视觉性研究将会在美学研究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正如前几年分析美学关于艺术定义方式的争论曾一度成为美学焦点一样，相信视觉文化研究同样会吸引爱好追逐热点的国内美学学人。吴琼对视觉文化、视觉批评研究的系列论文，肖伟胜的《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研究》等表明了国内视觉文化领域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较好的理论水准。

2011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迎来了一次小阳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辑刊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专业期刊，其2011年卷延续的依然是对文化研究的关注。这一现象实际昭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正在进行着理论研究的转型。不过，傅其林的《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丁国旗的《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陈波的《真理与批判——阿多诺〈美学理论〉研究》都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依然是当前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也日渐受到了人的关注。

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运用新方法、新视角重新诠释中国古典美学资源以及如何深入经典文本去展开美学理论研究成为了从事中国美学方向研究的美学学者的基本共识。这种研究思路构成了2011年国内学界美学研究的第二重向度。新方法、新视角的介入，使得中国古典美学焕发出古为今用的当代意义，这也是中国美学学科自成立起就面对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只有在跨文化语境”之中才能得到新的编码、配置和重新解释。成中英的《美的深处：本体美学》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的方法阐发了中国美学的全球性意义；李雄燕的《从生命美走向生态美——〈南华真经〉四家注中的美学思想研究》把生命与生态的视角运用到了道教美学思想研究中；赵建军的《魏晋南北朝美学范畴史》从文化视野的整体观照出发，对美学范畴进行了梳理；朱存明的《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运用图像学理论拓展了汉画像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锡坤等人的《周易经传美学通论》一书。该书通过借鉴接受美学方法，贯通《经》、《传》，详细地对《周易》整体美学思想进行了钩沉，堪称力作。论文方面，皮朝纲关于成立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的提议、张法的从多元一体的天下观”出发来改变目前中国美学史仅片面写作汉民族美学史现状的提议以及邓佑玲关于建立中国少数民族美学”学科的提议值得重视。另外，朱良志发表了一系列对道禅美学思想的研究文章，很准确到位地把握了中国道禅美学精神与西方美学精神的不同之处。如何把这种中国美学特色在跨文化交流中彰显出其基本的普遍认同性应成为后续的理论问题。当然，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上，如何改变过去简单性的美学概念或命题罗列式研究方法而从整体哲学上去寻求美学的思想定位、如何回归文献进一步深化对文献的整体理解与合理诠释、如何提升艺术美学的哲学高度等都是有待努力的地方。

2011年美学研究的第三重向度主要体现在体系性的美学原理或美学理论相关观点的进一步完善。该研究向度是在吸收近年来第一、第二重向度研究理论成果基础上，面对当下的现实问题和全球化语境而进行的理论综合与创新。《美学导论》(彭锋著)、《美学原理》(彭富春著)两部教材都自觉地把中西美学资源和当前一些美学前沿问题纳入自身的美学体系思考之中，体现了新世纪教材的特色。不过，相比前些年美学体系建构热潮以及各大美学体系之间的热战，2011年的美学理论建设更多地是处于一种深化和完善状态之中。其中，我们看到了陈望衡、薛富兴对环境美学”的跟进、张玉能对新实践美学”的拓展研究、朱立元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发展、杨春时对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刘悦笛对生活美学”视角下的儒家思想研究等等。另外，杭州师范大学主办的《美育学刊》从2010年11月正式创刊，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美育研究。当然，如果要说到第三向度的一个美学热点，那依然是生态美学莫属了。

生态美学是基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现状而兴起的。它立足于现实基础，响应全球问题，参照本土理论资源优势，故在近年来的美学研究中一直都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例如，2011年中华美学学会年会就是以生态文明的美学思考”为会议主题，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进一步推进了美学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在理论建设上，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实际上在全球化语境中美学研究的三重向度上齐头并进，不但有对西方生态美学的译介和研究，而且有对中国古典美学生态资源的发掘，同时有在占有中西理论资源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继2010年《国外生态美学读本》(李庆本主编)、《生态美学导论》(曾繁仁著)等著作，2011年国内又推出了《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党圣元主编)、《生态美学读本》(刘彦顺主编)等著作。前者选择的是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论作，而后者的范围则涵盖了古今与中外的重要理论资源。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意图摆脱过多援用国外理论资源的体系建构现状，显示了一种凸显本土创造性的难能可贵的学术勇气。与生态美学对自然美的关注相勾连，学界还发表了多篇对自然美概念展开史论研究的论文。由于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实践美学、中西古典美学对自然美有着不同的视角，目前要想取得一个有关自然美的学术共识还很难。自然美问题的分歧实际昭示的也正是国内美学研究者对生态美学的分歧。如果一门学科在国内都无法达成一种基本的共识，要参与国际对话也就更为困难。而且，中国生态美学是一种具有更多本土理论特色的美学体系，它与西方的生态学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西方生态学对自然生态的审美考察是一种自然科学背景下的科学认知，而中国的生态美学一开始就是出于一种本体论或存在论层面的哲学定位。所以，要想让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富有成效并在跨文化交流中凸显自身的位置，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

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1篇7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关系学;生态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本论文是在新媒体背景下对公共关系学本体论的一种创新思考。在社会科学中,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在传播学领域,本体论聚焦的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本质问题(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关系学中,本体论探讨的是关于世界观、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等一般性的本质问题。本文选择此研究视角是基于对新媒体的互动性、关系性特征的本体论思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激发了人们对传播学研究的乐观想象。从早期的印刷术、无线电、电视、录影机、到现在的无联网和移动通讯,关于新媒体带来的对传播学术研究的种种挑战和颠覆,似乎成为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标准叙事。而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的挑战和颠覆首先是发生在本体论层次的,这种本体论的转换可能发生在信息传播和关系传播之间,一直以来,传播作为“信息传导”的主流想象,导致传播学对嵌入传播之中的“关系讯息”的忽视。而多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对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导人们对新媒介社会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传导”和“运输”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通道等,这些比喻虽然为人们理解新兴的互联网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形象的进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视野,使得关系传播又一次在新媒体的研究中被边缘化。

随着web2.0技术的实现,使得新媒体的关系特征更加明确,与麦克鲁汉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个科技哲学家伊德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出发,将科技视为人类存在的延伸,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体现”的关系,这种关系延伸了、转换了人身体的与知觉的意向性(DonIdhe,1991)。以此科技的“体现观点”观之,新媒体是一种关系媒体,新媒介作为‘关系的居间者[1],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从关系传播的观点来看待新媒介系统对于人与人之间沟通行为、关系方式的影响,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层面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把以网站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学”,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学”(陈先红,2006)。正如莫伊所说的,新媒体传播所提供的技术沃土已经为我们培育出各式各样新颖的叙事方式,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和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体时期,是公共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一个新的词汇“Public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Relations”进入公共关系学者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发出这样的追问:“个体从哪里结束,关系从哪里开始?”、“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关系应该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领域”。在此之前,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如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都忽视“关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终是以传播为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public,即对公众的传播策略的制定,传播效果的评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点开始从“传播”转向“关系-relationships”,即开始研究如何建立、维持和提高组织-公众关系的质量,关系观点的倡导者玛丽.佛格森指出,“以关系为研究单位的组织-公众关系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机会,它将会加速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FergusonMary,1984),关系管理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关系开始从对民意的操纵转向关系的建立,这是公共关系根本使命的重大变化,也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巨大创新。

但是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西方的关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际传播理论为基础,重点研究组织-公众关系的维度要素、发展过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较微观的关系研究层面,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致认为,虽然公共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关系范式转移,但是仍然没有出现权威范式(LynneM,etc,2001).本文认为,这种权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关系学理论框架的缺失,更确切地说,是生态学范式在公共关系学理论建构中的缺失。

当代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模型都是以公关在组织-环境关系中的意义和角色为基础的,都具有生态学的特征(JamesL.Everett,1993)。从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调整与适应模型,到格鲁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关系实践的对称模型,都是属于生态观点。另外,在公共关系领域先后出现的系统论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整合营销学派和关系管理学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关系研究的生态学意蕴,毫无疑问,借鉴生态学思想和方法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

但事实上,公共关系领域的生态研究成果是比较分散零乱,不成体系的,或者说是比较微观的,这些研究都是从研究单个组织出发,利用个体生态分析方法,研究微观公共关系活动中各有关利益主体的决定及其变化,试图解释组织公关行为与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规律。尽管上述公关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生态学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个公共关系活动为考察对象,采用生态系统分析法,研究公共关系活动中各利益主体的相互调整与适应,解释一般公共关系原理、概念、范畴、方法等问题,公共关系学一直缺乏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理论或典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Hallahan,1993;Sallotet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运用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运用生态学范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建构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该学科的理论传统,并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公共关系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公共关系学科成熟的标志,这对理清时下混乱不清的公共关系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主要从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展开论述。

二、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

在公共关系学研究领域,对生态思想的运用非常普遍,生态学由于其所主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生态思想,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建构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证明和认可,但是运用不同的生态学范式,来建构不同的公共关系学理论体系,似乎尚未被人们广泛关注和重视。

对公共关系理论建设最有影响的学者皮尔森(PearsonR,1990)曾经提出:“生态思想为公共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两种方法:伦理方法和策略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系统思维方法,他们能够引导公共关系学进入两个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个方向更适合公共关系学?这是公共关系所面对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这个选择会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来的命运”。遗憾的是,这一重大的研究命题因为皮尔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断。在此基础上,格鲁尼格进一步把公共关系世界观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不对称世界观是以劝说操纵为目的,对称世界观则是以解决冲突和促进理解为目的。

本人认为,我们可以运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Naess,1973)的深层生态学观点,来解释和建构公共关系。他认为,生态学范式可以分为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shallow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两种范式,他们提倡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观。浅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不削弱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保护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而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它是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中一切事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张走中间道路,对自然过程做出谦卑的默认,更倾向于人性化的、对环境有利的技术,它把生态危机归结于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而不是技术危机,因此深层生态学的危机处理主张是集中在个体意识的转变上,要求每一个个体改变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举例来说,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来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它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二者同为生态学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生态思想为基本假设,但是他们的生态学世界观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如果运用格鲁尼格的对称和不对称世界观来分析的话,不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功利型伦理观,遵循功利主义,强调策略方法,侧重对公众的说服,民意的操纵,偏向于微观层面的公共关系;而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义务型伦理观,强调伦理方法,强调对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强调关系的质量,社会整体的和谐,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公共关系。不同的偏向对公共关系学具有不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其理论差异表现如下图:

本文认为,宏观而言,公共关系学强调“社会组织”这一研究对象的关系论、系统整体论和有机论,组织存在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无缝之网”,组织和公众、环境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他们都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之分,所有的整体都是由他们的关系所组成的;公共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关系居间者”,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一种“主体间性”,公共关系坚持第三方立场的中间道路,通过伦理方法,通过文化影响和制度改造,追求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统一,最终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生态。总之,公共关系的目的是要组织“拥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让组织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从个体自我,逐渐转化为社会自我,最终成为“生态自我[2]”,从而“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达成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的真善美。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说,就是“第三方立场”。简单地说,公共关系是一种“组织-公众-环境”关系,一种组织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组织与所处环境的研究监测关系,在这种复合性的关系中,公共关系是一只脚站在组织里,一只脚站在公众关系和社会环境中,既要对组织负责,又要对公众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属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关系居间者”。

三、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公众―环境关系

公共关系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规定了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规定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开展公共关系实践的方向和主要途径,从而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

透过目前的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学研究对象主要存在以下误区:1、模糊性,笼而统之地将“公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与社会学发生较大程度的重合,其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而难以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2、片面性,将公共关系研究范围中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国际上对“关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公众关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视对组织-环境关系(OERS)的研究,这导致了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的缺失。3、单一性,孤立地从主体层面、客体层面或者目的层面揭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比如仅仅是把“单一的组织”、“孤立的公众”或者“有效的传播”作为其研究对象,而没有把“关系”,没有把“组织、公众、环境”作为一个关系整体进行研究。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只是研究组织与顾客、竞争者、消费者等生命系统的公众变量,而忽视了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统的环境变量的研究,环境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的,这样就使得公共关系理论限于一种战术层面的微观研究,而无法涵盖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虽然“环境变量”和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很难测量,但是其作为一种战略公众的观点已经被广泛认可,比如,格鲁尼格等人认为,环境对于公共关系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变量的研究上,对其他环境变量的研究关注较少;而Culbertson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三个环境变量对公共关系实践极其重要;DejanVercic则进一步提出了五个影响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变量: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经济体系(经济体制和发达程度)、激进性水平(组织面对压力集团活动的程度)、文化属性和媒体系统(媒介体制和舆论环境)。他认为,“环境变量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公共关系知识体系的非常重要的开端,只有当研究超越了对一个国家中公共关系如何实践的描述,把公共关系和其他变量如文化、政治体制、媒介环境等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建构才能够实现”(DejanVercic&JamesE.Grunig,2000)。

识别环境变量有助于提高公共关系研究者的预测能力,也能够帮助从业者制定正确的公共关系战略或技术。但是,如何把环境变量纳入公共关系学的知识体系呢?这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两个研究对象合二为一:或者把组织-环境关系包括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组织-公众关系放在组织-环境关系的框架内,我认为,无论哪一种表达都是不妥当的,因为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并不是“人与自然”、“自我-他人”、“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应该被分成“作为主体的组织”和“作为客体的公众或环境”,而应该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物,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因为一个社会组织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它与较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与更为复杂的各类公众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组织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社会组织既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外,也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上,而是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场景之中去完成公共关系行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生态的评价和选择。

因此,本文提出“组织-公众-环境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提法并不是主观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层生态学基本假设的,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了关系而不是公众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关系是公共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是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了组织-环境关系是最广泛的存在,是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按照“组织-公众-环境关系”来理解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纠正一些模糊的、不确切的、片面的说法,既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共关系学的总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够贯串它的全部内容。总而言之,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以组织-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四、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织网、造流、占位

作为学科的公共关系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将一盘散沙式的研究主题和兴趣,整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框架。纵观当今国内外的公共关系教材,其内容就像一个“社会科学的大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包,从伦理到法律,从政治到环保,从历史到文化,从媒体到广告,从品牌到礼仪,从策划到演讲,从……到……,说的学术一点,就是“泛传播”“大文科”的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大杂烩”、“大拼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对公共关系学基本范畴的界定。

本文提出,应该在生态学范式和关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来建立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首先,生态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调整与适应,和谐与均衡,生态网,生态流和生态位等,这些概念可以直接为我们所借用。其次,就关系过程理论而言,布鲁姆和格鲁尼格提出的“关系形成模型”和“关系策略模型”,为我们奠定了宏观公共关系学范畴的基本雏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两个模型中,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关系概念”和“关系后项”来描述组织-公众关系的形成。而格鲁尼格则进一步修正为“情境前项”、“保持战略”和“关系结果”,并强调了关系维持的策略,这两种模型的共同特点都是讨论组织-公众关系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以及关系资源的特殊结构和在网络中流动的方式。它类似于生态链中从供应原点的前向关系,通过组织活动流向消费终点的后向关系,这两个理论模型只是强调了一维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种整体关照,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关系管理层面,正如生物学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说的那样:“自然以网络而不是链条方式联结万物,然而,由于人类的语言不能同时处理几件事情,所以,人类只能以链条的方式跟随。”

因此,作者对关系发展三阶段模型进行横向分解,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作为宏观公共关系学的三个基本范畴,从而使关系管理的结构体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一阶段,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定义了构成关系资源的要素,它们是社会和文化规范、集体认知和期待、资源的需要,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鲁尼格则用“情境前项”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的六种类型:组织影响公众、公众影响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公众、组织影响组织-公众联盟、多样组织影响多样公众等。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网”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成员要素和关系结构问题。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资源网”。

关系资源网就是“由组织-公众-环境系统所构成的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关系网络”(陈先红,2006),具体的说,它包括两大子网络:组织-公众关系网和组织-环境关系网,其中:组织-公众关系网主要包括组织-员工关系、组织-持股者关系、组织-消费者关系、组织-社区关系、组织-媒体关系、组织-政府关系、组织-竞争者关系、组织-金融关系等等。组织-环境关系网主要指组织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按照生态关系的性质,这两大子系统又可以分为合作者关系网、联盟者关系网、威胁者关系网和制约者关系网(见图1)。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与管理关系网络,让各种资源畅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处,止于其当止之地。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二阶段,布鲁姆认为关系代表了一种信息、能量或资源的交换和转移,具有交换、交易或转移等属性,这些关系属性既描述着系统中的关系,也体现了系统中的结构。格鲁尼格则从关系维持的角度提出了对称性整合战略和不对称性分配战略。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这一关系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流”的问题,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在信息传递的引导下流通变化的过程,我把它称之为“关系传播流”。

关系传播流是指传播在组织-公众-环境关系发展中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它在组织内外不断产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种有源头的“流”。任何一个组织中的关系传播都不是一维流动的,而是多维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鉴人际传播和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个关系传播流的三维框架:目的维度,性质维度和内容维度。目的维度包括由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构成的连续统一体,性质维度包括由强关系到弱关系的连续体;内容维度包括从信息流向文化,从文化流向情感的连续统一体。目的维度和性质维度构成了四个象限,而内容维度以三个同心圆置于其中,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传播分析框架(见图1)。从目的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是一个从完全无意识、无计划的日常性传播到完全有意识、有计划的战略传播的变化连续体;从强弱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就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传播变化连续体,从内容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体地说就是由“社会层面”的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和“人际层面”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传播连续统一体;其中,社会层面的关系体现一种以社会分工信息为主的角色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文化信息为主的价值观关系,人际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情感关系。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是从信息、文化和情感三个层面来研究维持强弱关系的日常性传播策略和战略性传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议题有:各种关系类型的强弱测量和变化规律;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的实现和转化策略;战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内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信息传播模型;强弱关系的文化传播研究;日常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投资模型;战略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表达;情感维度与关系结果评估,等等。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最后阶段,布鲁姆的“关系后项”包括目标达成、依赖和丧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为四个结果,格鲁尼格的“关系结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号关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动关系(如相互控制,信任,满意,承诺等)。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都是关于“生态位”的问题,即关系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及其机能,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生态位”。

关系生态位是指一个组织的关系要素及其性质的集合,它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关系的某种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仅包括空间概念,而且包括时间概念,它反映了一个组织对关系管理的适宜程度和对公众的吸引力程度(陈先红,2006)。它包括两层含意:一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价值,这是一种抽象的性状描述。比如关系管理是一种花费还是一种投资?关系管理的结果是建立了信任还是促进了合作?关系管理是否增强了组织魅力,增加了社会资本?关系管理在形成、维持和改变社会资本方面扮演何种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结果,即组织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每一种组织在多维生态空间中都有其理想生态位,而每一种环境因素都给组织提供了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差就产生了生态位势。关系管理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帮助组织去寻求、占领和竞争良好的生态位,建立声誉,塑造品牌,能动地去改造环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组织不断地适应环境,调节自己的理想生态位,通过议题管理,危机处理,实现组织和环境关系的和谐发展,使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之差最小。所以,从公共关系角度看,可以把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看作是某种生态位的具体体现。从功能性质角度看,品牌体现了组织所处的市场生态位,声誉反映了组织的社会生态位;从时空角度看,危机体现了组织在某一时间点的特殊生态位,议题反映了组织在某一时间段进入的空间生态位。可以说,对关系生态位的管理就是对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的管理(见图1)。

因此,本文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共同构成了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公共关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结网”,“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关系学的理论建构模型

根据社会科学的性质,公共关系理论模型共分为四层:最高层是世界观层,第二层是方法层,第三层是核心概念层,第四层是理论观点层。世界观体现了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生态思维所提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世界观是公共关系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公共关系学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这两种生态方法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迄今为止,围绕“传播”和“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主要理论成果有劝服操纵模型、双向对称模型、调节-适应模型、社区模型和文化调节模型等,如下图:

在此模型中,在图的最左侧,是纯粹以传播为中心的劝服操纵型公共关系,即理性主义的策略型公共关系,其特征就是以传播为中心,以劝服为手段,最终达成利己单赢关系状态,关系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观点为米勒的“劝服说[3]”。

在图的最右侧,是纯粹以关系为中心的社区型公共关系,即社群主义的伦理型公共关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区感”为己任,通过积极主动承担社区责任,来减少社会冲突,提升社会关系,它强调关系质量和承诺;强调社会认同感,强调核心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权。其代表观点为克鲁克伯格和斯达克的“社区感假设[4]”。

在该图中间的上方,是以传播为核心的双向对称公共关系,即理想主义的对称型公关,在双向对称模型中,组织-环境关系主要是一种研究背景,作为传播的外部变量或者干扰变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伦理的也是策略的。该模型奠定了公共关系的世界观基础。同时也受到广泛争议和攻击,其代表观点是格鲁尼格的“传播管理说”和“卓越公共关系”。

在该图中间的中部,是调整-适应模型,此模型强调了传播与关系的相关性,在组织-环境关系的适应与协调中,传播的协调作用改善了组织对关系变化的适应性。该模型仍然是以传播策略为重点,组织-环境关系为调节变量的。其代表观点是卡特利普,布鲁姆的“关系管理说”。

在该图中间的底部,或者说整个区域的底部,是文化调节模型。该模型以关系为中心,把原来处于背景地位的组织-环境关系纳入到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复合关系生态中,从组织的社会文化角色出发,通过对话和研究,达到伦理和谐的关系生态,其代表观点是陈先红提出的“关系生态说[5]”。

从以上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公共关系学将公共关系理论的建构从策略方法导向伦理方法,从强调外在的公共关系技术、手段和策略,到强调内在的公共关系理念、文化和哲学,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还原公共关系建立社会信任,追求真善美这一本来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发展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科学共同体,它表示了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而没有一门学科是完全不变的,正如皮亚杰所说的:“所有学科,包括高度发展了的学科,都是以不断发展为其特征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还总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JeanPiaget,1996)。”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公共关系学来说,新媒体时代正好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转换的良好开端,而不是终结,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期待更深刻的讨论和更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仅以此文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注释:

[1]“关系居间者”的概念来自马丁布帛的关系哲学,他认为人是关系的居间者。

[2]“生态自我”的概念来自奈斯,他用生态自我来表达形而上的大写的我,来表明这种自我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时,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竭尽全力用符号控制某些环境的过程”.见Miller,(1989).PersuasionandPublicRelations:Two“Ps”inaPodGeraldR.Miller.In(eds.)CarlBotanandVincentHazelton,Jr.PublicRelationsTheory,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Hillsdale,NJ.

[4]克鲁克博格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建立社区感的努力。见Kruckberg,D.,&Starck,K.(1988).publicrelationsandcommunicity:Areconstructuctedtheory.NewYork:Praeger.

[5]陈先红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组织运用调查研究和对话传播等手段,营造具有公众性、公开性、公益性和公共舆论性的关系生态,以确保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参见《公共关系生态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参考文献:

[1]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北京:现代传播,2006,3,p49

[2]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邱志勇.数位媒体与科技文化,台湾达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9,P15

[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27.

[5]陈先红.新媒介推动下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4:72

[6]陈先红.公共关系生态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138-140.

[7]孟建.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2005-2006).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271

[8]FergusonM.A..BuildingtheoryinPublicRelations:InterorganizationalRelationships.paperpresentedtothe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Gainesville,FL.1984,August.

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篇8

从历史上看，教学与科研成为高等教育的两大任务主要是近代的事情，但直到今天，二者的重要性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一些讨论仍在进行。有人认为教学是重要的，没有教学就没有高等教育的基础；有人认为科研是重要的，没有科研就没有高等教育的创新；也有人认为二者都重要，在高校里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虽然人们一再强调教学的重要性，但目前许多学校在科研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上往往是大于教学的。

应当承认，许多学校强调科研的重要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学校科研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学校学术地位的高低。同时，科研对教学的重要影响是显性的。许多最新的科研成果可以充实到教学中来，促进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和学生心智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教学对科研的影响。如从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的相关文献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有大量的关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研究论文，但有关教学对科研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对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把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人为地割裂了。

在高校，由于教学工作是教育的重要基础，许多新入职的教师也是通过教学，特别是通过对教学问题的关注逐步走向科研的。因此，从教学的角度来认识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以及教学的科研特征，对于新人职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有帮助的。

二、对教学过程中教学行为的分析

研究教学对科研的影响，需要我们对教学过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精心安排下，通过设置一定情境，实施一定的教学行为，与学生共同参与和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应当包括教师、学生、教科书，以及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行为的相互影响等基本因素。由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认识教学过程中的教学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一般来说，教学行为可以分为消极的教学行为和积极的教学行为。从性质上看，二者是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主要对消极的教学行为进行分析。消极的教学行为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中不是以科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来解决教学过程时所出现的问题，而是采取非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处理教学内容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在教学准备中，教育者没有充分理解教材或解读教材，也没有在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参考更多的相关书目。备课中大量地复制他人或已有的观点，不加分析地把这些观点直接变成自己的教学内容或观点。同时，没有根据某一学科的具体情况和学生的需要适当调整和使用这些内容，使资料使用和教学需要之间缺乏必要的内在联系。

二是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往往以一本教材为依据，缺乏其他的资料或教材作为参照或有意进行比较。教学主要以教材为主，成为一个为讲教材而进行教和学的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以教育者讲授为主，缺乏师生课堂的互动，缺乏课堂上的问题讨论和师生的思想交锋，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教学成为一个传授知识的过程。

三是在教学结束后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和练习中，往往布置一些可以在教材上能够找到答案或不需多动脑思考的问题。使学生的思维水平处于一种低层次或惰性的状态，缺乏对课堂所学习的知识或问题进行延展性的思考和探究。即使通过网络提供与学生课下交流的平台，但学生提出的基本上都是围绕“是什么”的问题，学生缺乏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主动认知和探究。

当然，消极的教学也可以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它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因为它使教学过程成为一种双方被动的过程，不仅窄化了教师的思维，限制了教师的学术视野，也缺乏对学生思维发展的进一步刺激和认知水平的挑战，没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的发展成为一个被动依赖、失去自主的过程。

三、消极教学行为对科研的影响

应当指出，消极的教学行为不仅对教学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也对科研有较大的消极作用。其表现是，由于教育者以一种非科学的态度和行为对待教学，结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教育者又可能以这种非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科研。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在教育者方面，受消极教学行为的影响，教师难以形成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限制了对科研的进一步认识和追求。

如在研究资料的收集和使用上，往往简单地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用，缺乏对别人观点的认真解读和思考。在资料的使用上，往往资料是资料，写作是写作，二者联系不够。即使有一定的文献分析，也多是文献的堆积，不能够将其很好地运用在研究中。

在研究过程中，问题意识比较弱。对一个问题的研究，缺乏对前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的介绍；对于要研究的问题，缺乏必要的分析，如别人是如何研究的，有哪些观点，是在什么时间提出的，你的研究与别人的研究又有什么不同，研究方法和视角有什么区别，等等，都缺乏深入的思考。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习惯于低水平的、重复性的研究，研究成果多是别人观点的堆积。研究缺少注释和引文，很难看出自己观点与别人观点的区别。而更为危险的是，在研究中，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常常不加分析地把别人的观点变成自己的观点，缺乏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和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对于别人的研究成果分析不够，缺乏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在研究的成果上，缺乏长期的知识积累和科研储备，难以形成对一个问题的长期的研究和深刻认识。研究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过多追求短期效益，成果的形成往往与一个时期的工作需要有关，工作结束了，也就失去了继续研究的动力。

二是从学习者方面看，受消极教学行为的影响，模糊了学生对于科学研究的认识，限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发展。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学生论文或作业的写作。一般来说，学生的论文或作业体现了他们对科研的一种态度和追求，这是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基础训练和基本功。但在消极教学行为影响下，学生的论文的写作也缺乏科学的态度和精神。表现为，研究的题目比较空泛，缺乏与学科现状或实际的联系；选择题目时不考虑别人的研究成果，很少有意识去查找别人的相关研究资料，并借助别人的研究成果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研究的问题比较大，不能够把大的问题进行分解化小，进行细致和深入的研究；研究中缺乏对新观点的追求和探索，思想和观点比较保守，缺乏科学探索和求新的精神。一般来说，高校的教学主要有三个任务，一是把学科最基本的知识教给学生；二是把学科最新的知识教给学生；三是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能力。这三个任务其实可以理解为教学的三个层次，在教学中传授知识应该是初级的层次；而把学科的最新知识教给学生就需要教师能够把握学科最新的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这是一个中级的层次。如果教学仅仅局限于教学的初级和中级层次，教师

从来不从事研究，或者不会进行研究，教学就是教学，教学与研究脱节，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形成，或者说达到教学的第三个层次只能是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生活是科研生活的预备，是为进一步的科研工作打基础。另外，教学的这三个任务也可以看做是研究的三种能力。研究首先需要基础知识；其次要把握最新最前沿的知识；最后要有研究问题的能力。教学是提供这三方面能力的重要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三个层次中，教师的引导和双方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与学生平等的相互质疑和探究，可以使学生较早地进入研究领域，一步步达到不同的层次，推动对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决。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挑战的过程。这一过程无论对于教学和科研，对于教师和学生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四、对消极教学行为成因的探究

消极教学行为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教学过程缺乏科学的认识，教学还留有明显的传统教育的印记。受传统教育影响，在教学过程中，人们往往把教学看做是传授已有知识的过程。教师教得多，学生就学得多；教师教得少，学生就学得少。知识传授的多少成为衡量教学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标准。对此，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传统教学是以学生获得已有知识为主要目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多半是运用已有知识的能手，但常缺乏开拓新领域的能力。在现代教学中，知识传授是必要的，但它只是教学的基础，只是教学的初级层次。教学过程应该是通过师生的互动完成的，不仅使学生形成灵活处理和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将激发教师不断进行探索，挑战自己，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二是对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过去总是以为科研与教学属于不同的领域，没有多少联系；如果有，也只是把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中，教学主要是获得已有知识的过程，很难说教学对科研有什么影响。这一观点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从对教学行为的分析来看，教学也是一个有挑战性和需要研究的领域。不仅科研对教学有影响，教学对科研也有影响。教学对科研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如何对待知识、如何对待师生关系、如何对待未知领域等问题表现出来的。

三是对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传统教学的师生观往往把教师看做是教学的主导，认为教学中的一切活动都是由教师发动或推动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是被动的和消极的。教学往往成为教师向学生单向传授或机械灌输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往往认为教师传授的知识是正确无误的，学生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质疑的权利；知识只有讲授的需要，没有讨论的必要。这些都是不利于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形成的。教学与科研一样都是一个需要探究的过程。特别是在现代的多元社会，知识的不确定性和问题的多解性，要求教学过程不能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过程，才能使师生双方都保持一个探究的状态，使师生能够为不断解决问题而兴奋和激动。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教学，与教师一样保持兴奋的状态，是现代教学的需要，也是现代新型师生关系的需要。

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篇9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研究内容特点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也即如何解决好发展与生态的矛盾？西方学者针对这一矛盾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生态现代化理论。本文试图对国内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内容、特点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以期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国内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内容

国内关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学界多数认同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关于谁最先提出这一概念却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是约瑟夫·胡伯（JosephHuber）最先提出，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07）、刘钧霆（2011）、郭熙保（2006）、陈瑜（2009）、陈涛（2008）、朱林（2010）等机构和学者皆持此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是马丁·耶内克（MartinJanicke）首先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马丁·耶内克在同郇庆治的讨论中（2010）指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个理论概念首先是由我提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FFU诞生的。我最早在1982年1月26日的柏林州议会辩论中使用了‘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它随后出现在1983年第4/5期德文版的《自然》杂志中，并于1985年在一个隶属于柏林科学研究中心（WZB）的国际环境与社会研究所（IIUG）出版的题为《作为生态现代化与结构政策的预防性环境政策》的论文中，将其译为明确的英语术语”。据此，包庆德（2011）、金书秦（2011）等学者皆认同这一观点。此外朱芳芳（2010）等人并未区分谁最先提出这一概念，而是笼统地认为是胡伯和耶内克同时提出的。

2.生态现代化理论形成的原因。黄英娜和叶平（2001）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是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面对20世纪70年末期的经济衰退，抽象地保护环境已没有出路，激进的环境论为了维护它的社会可信度，不得不寻找调节经济重建与环境关注的新途径；环境运动内部也越来越意识到，激进对抗的做法未必会促进环境运动向前发展，开始寻求以一种实用主义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对待环境恶化采取的“后期补救“策略在实际管理中失败，政府被迫去寻找新的解决环境问题的策略；全球环境问题的出现等促使生态现代化论理论发展起来。

包庆德（2011）将生态现代化理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四个因素：环境人口因素。人口不断增加，环境问题不断加剧，严重的生态危机制约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为此急切需要寻求有效方法来协调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生态现代化理论因此应运而生；经济科技因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为新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面对全面提升的全球化发展的竞争格局，各国争先运用新理论来指导实践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就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迅速传播奠定了现实基础；政治策略因素。生态现代化是使技术的生态负作用最小化的同时，使技术的正作用得以最大化发挥，变“后期补救”为积极的预防，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从而满足了政府的需求；公众认知因素。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这也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公众基础。

郭熙保和杨开泰（2006）认为：政府重视生态现代化是因为它可以提升政府和工业的关系，减少对抗，增加合作；从工业的角度看，企业领袖们渐渐明白限制和控制对环境的影响，保护企业未来发展已经成为企业切身利益的一部分。企业承担起更为广泛长期的环境职责并不是利他主义的行为，而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生态现代化的出现也是由于公众对环境关注程度的增加；在提升生态现代化的过程中，全球化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生态现代化的内涵

黄英娜和叶平（2001）引用阿尔伯特·威尔（AlbertWeale）的观点，认为这一理论来自于多种学术观点的综合，缺乏公认的权威论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在使用“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但是他们使用不同的方式，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从而导致人们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内涵始终不能准确把握，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因此他们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各派观点加以概括，并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从而来理解生态现代化的真正内涵。他们介绍了生态现代化四种代表性观点，即耶内克“预防性”策略论、摩尔（AtherJ.Mol）的社会变革与生态转型论、哈杰（MaartenHajer）的综合性新政策论和克里斯托弗的弱化与强化论，他们认为这些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基本内涵。据此他们提出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实质可以理解为在“反省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恢复和生态重建。

郭熙保和杨开泰（2006）也指出，“我们在论及生态现代化时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规范的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表述。当学者们采用生态现代化这个术语时并不是清楚地知道它的含义，这就导致了生态现代化明确定义的缺乏”。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有一个共同观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能够协同起来，实现双赢。一般而言，它大致有四层含义：首先，它是一种环境社会学理论，提供环境改革的一种社会学解释；其次，它是理解和分析技术密集的环境政策和生态转型的新范式（框架）；第三，它是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和经济改革进步的真实反映；第四，它是一种社会变迁理论，描述环境意识引发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包括生产和消费模式、环境和经济政策、现代科技、政府管理和现代制度的生态转变等。

我国学者试图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界定。包庆德（2011）认为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作用，也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生态转型，即向符合生态学原理发展模式转变。袁玲红（2008）将生态现代化概括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建构有利于人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模式”。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价值及启示

包庆德（2011）指出对中国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一是现代化时代进程的启示，二是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启示，三是现代化现实操作的启示。应该积极培育并不断推进符合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此外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生态意识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关键。

郭熙保和杨开泰（2006）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主要在于：生态现代化要求中国企业采取长期的发展战略，同时实施新的内部管理策略；生态现代化能促进中国政府合理地整合环境与经济政策，创建新的政策工具；生态现代化使得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地参与，私人部门也应当积极影响政策的制定；生态现代化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生态现代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国内生态现代化研究的特点

（一）对生态现代化持肯定性观点的多，批判性反思性研究少

国内学界对生态现代化大多持肯定性观点。包庆德（2011）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国家寻求解决现代性缺陷问题的必然选择，并在理解和阐释现代工业社会如何应对环境问题层面，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主导理论。朱芳芳（2010）认为生态现代化可以说是全球环境运动产生以来最为成功地解释生态环境与社会共同发展关系的一个范畴。郭熙保和杨开泰（2006）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学术思潮，“在努力扩展生态现代化理论以便去解释在欧洲和亚洲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的生态环境变化时，生态现代化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对不同国家和区域的适应性，说明了它是动态的理论”。

国内学者对生态现代化进行批判性反思性研究的较少。周鑫（2011）指出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存在着价值观念上的矛盾、问题解决方案中的矛盾和理论适用性的问题等局限性。袁玲红（2008）指出生态现代化悬置价值理性，是一种浅层生态学，缺乏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考量。黄英娜和叶平（2001）在肯定生态现代化理论包含合理因素的同时，认为20世纪80年代诞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背景下的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的局限性。一是它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念作为指导原则，未能摆脱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二是概念界定的范围过于狭窄，缺乏全球公正性。此外，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没有考虑到全球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对于实施生态现代化的具体措施、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

（二）国外理论研究多，国内实证性案例研究少

从国内学者对生态现代化研究的内容可知，学界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不同的学术流派观点，主要代表性人物等都有了一定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一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能否适用于我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背景，服务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国内学者虽有涉及，但研究成果尚少，特别是实证性案例研究较少。陈烈和李丹燕（2004）以广州为例，分析其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并提出实现广州市生态现代化的策略建议。陈涛（2008）选择长三角地区的皖南兴村进行实证研究和探索，认为中国的生态现代化，除了要遵循生态现代化的一般原理—坚持经济和环境互利共生外，还有自己的基本特征，包括生态现代化未必是工业化、经济效益是生态现代化的动力源、技术本土化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等。毕军、刘凌轩和葛俊杰等（2008）运用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对苏南地区的区域发展进行分析，总结其成就与经验，并提出相关建议。葛俊杰、毕军和叶维丽（2009）认为基于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和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分析江苏环境保护取得成就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动的基本框架，从而破解资源环境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限制，向生态文明和生态现代化的目标逐步迈进。

（三）定性研究深度不够，定量研究缺乏

目前国内学者无论是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国内生态现代化的实践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且研究深度不够，对诸如中国实施生态现代化背后的驱动力有哪些，中国实施生态现代化的潜能和困难有哪些，西方国家实施生态现代化的主体、路径、政策及对中国的借鉴有哪些等，中国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的生态现代化比较等问题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定量研究较少。以何传启为组长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在定量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通过构建模型，选取评价指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2004年世界和中国现代化水平进行了评价。陈瑜和陈晓红（2010）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以2000-2008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对湖南省生态现代化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外陈瑜（2010）还以2008年统计数据对中部六省生态现代化水平进行了评价研究。

国内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展望

（一）全面评价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门新的理论，而且正逐渐成为环境社会学中较引人注目的理论之一，因此它在学科内外引起众多疑问和争论也是很自然的。”多年来，生态现代化理论一直面临着来自不同理论观点的各种挑战，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批评也从未停止过，无论生态自治主义者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者都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方法最多只能带来一些局部性改善，而不是真正从根本意义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更不会导向一个可持续与社会公正的生态社会。就连马丁·耶内克也承认由于外部环境和理论自身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方法对于实现一种长期可持续绿色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无论是“明智的”环境管治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环境管治都不是政府政策的主导方面，而这在全球层面上更加严重。特别是结构性变革的方案不能依赖一种“生态现代化”战略，因为既存的问题不能通过可以市场化的技术革新来解决。所以生态现代化尽管有其巨大的环境改善潜能，但它不足以提供环境的长期稳定或可持续性（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各布，2012）阿瑟·莫尔和戴维·索南菲尔德在《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一书中也指出，书中的多篇文章都表明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目前状态下的局限性。所以对国内学者而言，今后研究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全面评价生态现代化理论，特别是要加强批判性研究，掌握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局限性，而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二）加强国内实证性案例研究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是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产生的，特别是德国、荷兰和英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地域范围上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国家、欠发达国家、中东欧地区的过渡型经济体，也包括美国、加拿大这样的经合组织国家。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体的价值和适用性常常会受到质疑。若斯·弗里金斯等人通过越南的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分析越南当代的环境改革进程与努力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要利用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构筑环境改革的可行途径，就必须对该理论进行完善，以适应这些国家特定的当地条件与体制发展情况。并进而指出，我们在将生态现代化理论移植到该理论最初适用范围以外的其他社会时应小心谨慎（阿瑟·莫尔、戴维·索南菲尔德，2011）。中国作为一个同样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用于中国，需要学者们以中国作为案例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又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较大，行业部门众多，也需要学者们研究不同地域、不同行业部门中生态现代化理论的适用性，从而才能促进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三）深化理论研究并加强定量研究

西方学者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既有经验性研究，也有深入的理性分析，国内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引介，包括翻译国外学者的著作，如马丁·耶内克和克劳斯·雅各布主编的《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阿瑟·莫尔和戴维·索南菲尔德著的《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等，促进了国内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但更为重要性的是，国内学者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可能性、促进因素及障碍、路径、手段及方法等，形成对我国生态现代化的理性研究。同时加强定量研究，戴维·佩洛等人（2011）指出，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并考虑到决策过程的实际背景。中国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离不开经验数据和案例资料的支撑，理性的研究结论需要经验数据和案例的支撑和验证，唯此，才能形成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报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刘钧霆.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制度模式探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1（10）

3.郭熙保，杨开泰.生态现代化理论评述[J].教学与研究，2006（4）

4.陈瑜.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述评[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5.陈涛.生态现代化视角下对皖南农村发展的实证研究—兼论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J].现代经济探讨，2008（7）

6.朱林，刘爱莲.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替代—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现代化两种方案的考察[J].求实，2010（7）

7.郇庆治，[德]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1）

8.包庆德.从工业社会到“生态社会”：生态现代化研究进展[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9.金书秦，ArthurP.J.Mol，BettionaBluembing.生态现代化：回顾与展望[J].理论学刊，2011（7）

10.朱芳芳.生态现代化的多重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3）

11.黄英娜，叶平.20世纪末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1（4）

12.袁玲红.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伦理反思[J].前沿，2008（9）

13.周鑫.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反思与超越[J].唯实，2011（3）

14.陈烈，李丹燕.生态现代化与广州市可持续发展[J].经济地理，2004（1）

15.毕军，刘凌轩，葛俊杰等.创新苏南发展的生态现代化进程.中国发展，2008（1）

16.葛俊杰，毕军，叶维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动—基于江苏生态现代化目标的战略思考[J].江苏社会科学，2009（3）

17.陈瑜，陈晓红.区域生态现代化评价指标及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2010（4）

18.陈瑜.中部六省生态现代化水平评价研究[J].财务与金融，2010（3）

19.[德]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各布.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M].李慧明，李昕蕾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20.[荷]阿瑟·莫尔，[美]戴维·索南菲尔德.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M].张琨译.商务印书馆，2011

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污染生态学研究现状讨论了污染生态学的研究内容:①研究在污染环境中生物受害原因以及与污染物的关系;②研究污染物在环境以及在生态系统、生物体内的化学行为、变化规律,即吸收、转化、富集、降解规律和生态效应;③研究生物净化机制与生物防治污染的措施;④研究生态系统承受污染物的负荷能力,确定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预测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

一、引言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工业化的兴起,生产和生活的性质与规模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以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正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今天,人类强大的技术力量严重地影响和干扰着自然界的许多自然过程,如气候、植被、水分乃至与之有关或包含于其中的物质化学组分的交换、循环等。特别是目前这种影响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影响或破坏人类生活的正常性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的可怕后果,这即是当今环境问题成为倍受全世界关注的热点的原因所在。

与其他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一样,为了研究和解决在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或出现的问题、探索人与环境关系方面的奥秘以及如何协调或控制这种关系,大约在20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有关人类环境的新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和发展起来。而从自然循环、物质变化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学科目前发展起来的最主要的有以下几门:环境地球化学、污染生态学、环境化学和环境生物无机化学。这些学科都尚在形成发展中,其最主要特点是不同学科交叉,即用已有学科的理论、方法去解决已存在的或新出现的环境问题。

也是在20世纪下半叶,生态学有了重大发展和认识上的飞跃。[1~2]新的生态学建立在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的基础之上,成为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特殊的学科,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我国已故着名生态学家马世骏曾指出:“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应是现代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最主要界面——地球表面存在和发生的一切现象及与生物的关系,[3]尤其是与人类的关系成了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内容。[4]

“污染生态学”是环境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并已成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前国家教委就规定其为与环境化学、环境地球化学平行的本科环境科学专业必修专业课程,当时也曾提出了相应的研究任务和方向。然而,和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污染生态学”本身在许多方面尚处于发展、充实、完善阶段,目前对之尚存在不同一的定义或认识,人们还尚未对它的对象、任务、研究范围等作出确切的规定。其实,晚一点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好事,因为广义的环境科学也包括生态学,其涉及内容较广,学科交叉性很强,人们对它的理解不能不受到原先的专业知识范围、研究经验、兴趣及对环境生态问题的不同认识等因素的影响。也正是这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会促使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地去研究问题,由此可能会大大地丰富和充实这门新兴学科的内容,同时也促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去研究和探索,以使其不断成熟、完善和更有效地为保护人类、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

目前,在国外能与“污染生态学”完全对应的词条尚很少见,最为接近的可能是“PollutionScience”或“TheScienceofthePollution”,但是,就针对自然界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却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这一点在科技杂志刊载内容方面体现的非常明显,尤其是一些重要刊物更是如此。如“Ecology”、“EnvironmentalScienceandTechnology”、“EnvironmentalPollution”、“EnvironmentalResearch”、“AppliedGeochemistry”、“theScienceoftheTotalEnvironment”、“AquaticEcosystemHealth&Management”、“BulletinofEnvironmentalContaminationandToxicology”、“EnvironmentalGeochemistryandHealth”、“JournalofHazardousMaterials”以及“Nature”、“Science”、“AMBIO”等刊物经常刊登大量的污染生态学研究成果。除此之外,有些污染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也常常分散刊载于其它有关环境科学或生态学领域的期刊中。这些研究内容实际上已基本勾勒出了污染生态学研究内容的框架。笔者结合近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授研究生“污染生态学”课程及科研实践中的学习心得和体会,就“污染生态学”研究内容做些浅显的讨论,与同行交流,希望大家指正。

二、污染生态学研究内容讨论

近年来不断进展的污染生态学研究和大量的研究工作其研究内容基本体现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①研究在污染环境中生物受害原因以及与污染物的关系;②研究污染物在环境以及在生态系统、生物体内的化学行为、变化规律,即吸收、转化、富集、降解规律及生态效应;③研究生物净化机制和生物防治污染的措施;④研究生态系统承受污染物的负荷能力,确定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预测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

1.污染环境中生物受害原因以及与污染物的关系研究

污染物质之所以会对生物产生毒害是由于生物对这些有害物质的摄取与利用而引起的。环境一旦被污染,生存于其中的生物即会自觉不自觉地摄取和吸收污染物质,当这些物质的量在生物体内超过生物机体本身的承受或转化(无害化转化)极限时,污染物质在生物体内的毒害作用即发生了。不同的污染物质其体现出的效果往往区别很大,而自然环境中常常是多种生物并存和多种污染物质同时存在的。查明生物受害原因和明确厘定具体致害物质及致害物质间的相互作用是污染研究的关键所在,这些问题在实际情况中常常非常复杂。环境中生物受害原因以及与污染物的关系研究是污染生态学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污染生态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同时也是目前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

2.污染物在环境以及在生态系统、生物体内的化学行为、变化规律,即吸收、转化、富集、降解规律及生态效应研究。

污染物一旦进入环境或生态系统、生物体内,在新的物理化学条件下便会发生一系列作用和产生相应后果。在此过程中,污染物的化学习性、系统的物理化学条件是制约因素。因此,生物对污染物从摄取到进入体内的一系列生化作用及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对最终的毒害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如摄取、输送、吸收、浓缩、转化、富集、降解和排泄等各种作用和过程。它们是研究生物在污染环境中受害机理的最基本内容。这些作用和过程对不同生物不尽一致,因而相同的污染物质对不同的生物群体常常体现出不同的生态效果。因此,这项内容是认识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化学行为和运动规律,即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分布、功能、运动循环机理和生物对元素的需求与中毒等基本原理的关键,对阐明污染生态环境的生态效果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不同的生态系统常常有不同的污染特点,如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和生物系统间同一污染物质各自分别有不同的生态环境效果。自然界大气、水、土壤、生物体系又都不停地与生物进行着物质交换循环。在各种方式的交换循环中污染物质会体现出各自的毒害效果。生态环境污染生态效应研究是污染生态学的主体内容,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5]

3.生物净化机制和生物防治污染的措施研究

生物对污染物的抵御能力体现在生态效应上即为净化功能,这项功能因生物种类不同而差别很大。生物净化机制研究一方面是制定环境容量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可用于污染防治。这是目前污染治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许多生物特别是微生物具有独特的环境净化功能,常常会起到其它人工措施难以起到的作用。因此,生物净化机制和生物防治污染的措施研究是污染生态学环境对策的重要内容,对确定环境容量和治理、预防污染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崭新的、前景无限光明的领域。[6]

4.生态系统承受污染物的负荷能力研究

生态系统对污染物的自然净化能力是污染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预防污染的主要参考条件。对生态系统的污染负荷能力或环境容量进行研究,以及对为促使人为污染物不超过其负荷能力或容量的相应政策措施进行研究是污染生态学的基本内容之一。生物机体本身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对环境中有毒物质或污染的抵御能力和对策研究是目前一个充满兴趣而又具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7~8]

三、结语

从学科史角度看,污染生态学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据目前本领域研究状况,本文将其研究内容归纳如下:①研究在污染环境中生物受害原因以及与污染物的关系;②研究污染物在环境以及在生态系统、生物体内的化学行为、变化规律,即吸收、转化、富集、降解规律和生态效应;③研究生物净化机制和生物防治污染的措施;④研究生态系统承受污染物的负荷能力,以确定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预测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

上述污染生态学的研究内容是作者学习污染生态学的体会,同任何一门新学科一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补充和修正。

参考文献:

1RonaldS.Oremland1,JohnF.Stolz.TheEcologyofArsenic[J].Science,2003,300(5621):939~944

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篇11

全球土地研究计划是怎么回事?它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包含哪些研究内容?这一研究计划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带着读者关心的问题,日前记者专访蔡运龙先生,请他介绍了有关具体情况。

记者:提到全球土地研究计划,很多人还比较陌生。请您介绍一下全球土地研究计划的产生是基于怎样的历史背景?

蔡运龙:自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科学界已广泛认识到人类正面临着严峻的全球环境问题,开展了全球环境变化研究。1984年7月,由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第一次全球变化大会,组织全球变化国际计划的可行性研究,之后全球变化科学成为20世纪后期最活跃、发展最快的新兴科学领域之一。全球环境问题的产生是地球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土壤圈、岩石圈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全球变化研究涉及自然和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它与社会、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多个社会领域的结合催生了一些跨学科研究热点。其中,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变化最直接、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研究自然与人文过程的理想切入点。因为,无论是全球尺度的环境变化(如气候波动和碳循环等),还是区域尺度的环境变化(如植被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及土壤侵蚀等,其累积效果影响到全球环境),都受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的影响。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对全球尺度环境变化的影响研究包括温室气体的释放与吸收、大气下垫面反照率等,而对区域性变化的影响研究内容则包括土地用途转移、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流域水平衡、水质和水环境、河流泥沙及海洋生态系统等方面。

记者:如您所说,在全球环境问题中土地利用变化倍受关注,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领域。那么,全球土地研究计划是在何时明确提出的?

蔡运龙:为深入研究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和“全球变化中的人文领域计划”两个研究组织于1995年共同拟定为期10年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科学研究计划,1999年了这一计划的执行战略,旨在深入了解土地利用和覆被之间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尺度上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包括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过程、机理及其对人类社会经济与环境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力图通过对人类驱动力―土地利用和覆被―全球变化―环境反馈间相互作用机制的认识,建立能够用来预测未来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评价其生态环境后果并提供决策支持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模型,为全球、国家和区域的土地可持续管理决策提供依据。随着时间推移和研究推进,对土地利用和覆被研究转入第二阶段,即“全球土地研究计划”。该计划综合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核心计划“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和两个研究组织联合的核心计划“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主要研究土地系统变化的原因和本质、土地系统变化的后果、以及土地可持续性的综合分析和模拟,目的是判断陆地上人类―环境系统的变化,以及局部、区域和全球尺度上该系统的承受限度。

记者:从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发展到全球土地研究计划过程中,研究内容、研究领域得到怎样的扩展与深化?

蔡运龙: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两个研究组织于1993年决定联合建立“核心项目计划委员会”,并发表了题为《全球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的报告。该报告为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研究制定了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根据社会-经济驱动力的不同,建立土地覆被分类体系;开展典型案例研究,为建立社会-经济形态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分类奠定基础;在认清人类驱动力的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并考虑如何将“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模型与其他全球环境变化模型进行整合。

1995年,两个研究组织下属的“核心项目计划委员会”和“研究项目计划委员会”把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列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计划之一,标志着“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的正式诞生,并提出了相应的科学研究计划。报告为以后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拟定了三个重点领域:土地利用变化机制的区域案例比较研究;土地覆被变化机制的直接观测和诊断模型研究;区域和全球模型研究。

其后,两个组织在1999年为“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推出了实施策略报告,对1995年科学研究计划制定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提炼和深化。土地利用动力学、土地覆被变化以及区域和全球建模仍是该研究的三大焦点。在土地利用动力学方面,“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更加关注土地利用决策研究、土地利用过程与格局研究,以及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和脆弱性情景分析研究,注重热点和关键地区。

2001年7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主题为“变化着的地球的挑战”全球变化开放科学大会,这是第一次由三大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组织“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全球变化中的人文领域计划”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它标志着“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在经过约15年的发展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其核心研究计划之一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也发展到了“全球土地研究计划”阶段。在过去的10多年中,“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研究内容从早期的热带雨林砍伐的全球气候变化效应,扩展到不同时间尺度(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和空间尺度(地方、区域和全球)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过程、驱动机制以及资源、生态、环境效应(主要是大气化学、气候、土壤、水文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对“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记者:全球土地研究计划的研究方向、研究主题集中在哪些方面?针对不同的主题提出了哪些相应重点研究的问题?

蔡运龙:“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组织于2003年为“全球土地研究计划”制定了研究重点并提出了相关的科学问题,为新时期“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指明了方向。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加强了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其他姊妹计划尤其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变化计划之间的合作,更加注重土地变化科学的综合研究。“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要把研究对象看成是一个由人和自然环境构成的耦合系统,既要研究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导致的生态环境影响,更要研究这种影响对人类福利的反作用以及人类如何通过决策来对此做出响应。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第一阶段,主要侧重于研究“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过程、驱动机制和建模以及资源、生态、环境效应。进入“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第二阶段后,除了继续深化前一阶段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研究“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对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和人类福利的影响,以及人类面对“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及其资源、环境和生态效应的决策响应机制,重视如何在土地利用决策中降低脆弱性,实现可持续发展。

2005年,两研究组织再次共同为“全球土地研究计划”的研究制定了科学计划和实施策略,认为新时期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的主题应该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土地系统动力学(主题1)、土地系统变化的后果(主题2)以及土地可持续性的整合分析和模拟(主题3)。同时针对三个不同的主题提出了相应的科学问题。

在主题1中应重点研究:全球变化和人口变化如何影响区域土地利用决策与实践?土地管理决策与实践如何影响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生物多样性、生物物理特性以及干扰强度?全球性的大气变化、生物地球化学及生物物理变化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在主题2中应重点研究:生态系统的变化对耦合的地球系统会产生何种关键反馈?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何关联到人类福利?人类如何在不同尺度和不同背景下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变化做出响应?

在主题3中应重点研究:土地系统变化的关键过程是什么?在面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变化中,土地系统对灾害和干扰的脆弱性与恢复力有何不同?何种体制能改善土地系统可持续性的决策和管理?

记者:全球土地研究计划所涉问题的解决,在我国是否更显得迫切?

蔡运龙:上述土地研究计划的内容已成为当今学术前沿,也是全球普遍面临的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在中国表现得尤其突出。中国表现出世界上最紧张的人地关系。中国人口密度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国的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中国又处在经济起飞,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有限的土地资源既要保证粮食安全,又要保障工业化、城市化的用地需求,还要为生态安全和改善自然环境留下一定空间,其难度是其他任何国家不可比拟的。因此,在全球土地研究中,我们既可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也应为解决全球环境变化、土地可持续管理等问题作出中国的贡献,在国际相关领域争得中国的一席之地。

记者:在全球土地研究中,中国具有哪些优势?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蔡运龙:事实上,中国具有在全球土地研究中起引领作用的优势。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土地开发利用历史。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土地开发利用历史过程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持续几千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中国还具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土地利用历史文献,为总结中国土地利用的经验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人地矛盾紧张、保障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资源关系处理上,我们虽然还面临一些挑战和危机,但基本上成功地解决了难题,而且情况将进一步改善。其中的经验值得推向国际。

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范文篇12

[关键词]生态补偿；综述；瓶颈；中国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0182

本文以已有文献成果为基础，结合相关材料，梳理分析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现状和实践情况，试图找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产生原因，并总结目前生态补偿的前沿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现阶段的研究进行总结，对不足提出建议，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我国的生态补偿改进方向。希望能对生态补偿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作用。

1生态补偿瓶颈问题分析

国内外多年的生态补偿研究中，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研究有着不同的热点与侧重。本节笔者从补偿标准制定、补偿机制建设这些生态补偿传统核心问题出发，梳理出国内外研究最新进展，提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指出生态补偿研究热点已转向效率评估与可持续性分析。

11补偿标准制定中的瓶颈问题

总的来看，补偿标准制定并没有成体系的框架可以参照。实际操作中，测量成本和评估生态价值时都遇到了瓶颈，难有突破。

（1）成本测量。与生态服务价值相比，成本评估相对容易。但评估成本时仍没有统一方法。机会成本的评估阻力集中在区域异质性、信息不对称、未发生经济量估计三个方面。

第一，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保护者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每个个体的成本也不完全相同。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制定出能得到普遍认同的补偿标准仍未有定论。第二，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比购买者具有更多的信息主动权，利益驱使下，生态服务提供者往往会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试图占据博弈中有利位置。第三，成本中的机会成本更多是未发生的成本。其描述的是未发生的经济流量，人类不可预知未来，估计出的数值显然也难以确定真实性。目前通用的自然实验方法是将实施保护与未实施保护的两个外生因素相近的区域进行对比，进而估计出机会成本。但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众多，难以分析得出的机会成本数值大多程度上来自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

（2）生态价值评估。能够精确测量出生态服务价值是最理想的结果。生态产品目前市场化程度低，依靠市场制定价格操作性差。目前生态价值评估方法总体分为直接市场类、替代市场类、模拟市场类三种。直接市场法和替代市场法侧重于依靠生态环境所能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产品进行估价，如提供的食物、进行大气调节等；而模拟市场侧重于对生态产品的非实物效用的测量，如美观、精神灵感、生物多样性等。

目前被最广泛使用的是基于模拟市场类的方法，如条件价值评估法（CVM）、选择实验法（CE）等。这些方法实施过程中通过问卷按受访者意愿来进行估价，但显然人们的意愿受教育、环境、习俗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且容易发生变化。即使同一个受访者在不同时期，其对同一项事物的心理估价也会有很大差异。但CVM、CE等方法仍是目前被认为最为贴合实际的生态价值估价方法。

不得不指出，自1997年Costanza在生态价值评估取得突破性进展后接近20年时间，生态价值评估领域并没有再次取得令人振奋的突破进展。多数学者只是不断套用已有的方法结合研究实际稍加改进。以成本为下限，生态价值为上线的区间来作为补偿标准大致范围，结合博弈谈判能力对补偿标准定价成为了目前国内外学者默认的做法。

12国内外补偿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机制建设研究涉及众多社会因素，若不能妥善解决，不仅实施的生态补偿效果不佳，同时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创伤。

（1）补偿者与受偿者难以划定。现实生态环境中，界定产权是十分困难的问题。一片湖泊、一条河流，如何划定产权，从而界定责任？在我国，往往将不明晰产权的生态产品产权归于国家，随之保护责任也落于国家政府。长久以往，人们观念上会将生态保护责任完全归于国家，从而有偿使用生态服务的意愿更加弱化，生态资源配置想要的优化难以实现。

（2）政府与市场如何分工。政府与市场有各自的优势。政府使用特有的行政强制手段实施项目，交易环节少，使得其主导的补偿项目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但由于项目中偿付双方中地位不等，补偿实施过程中滋生腐败、权利寻租的危险性高，导致为使生态补偿项目效果达到预期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对项目进行监督、造成资源浪费。相反，虽然市场主导的补偿项目由于交易环节多导致交易成本较高，但由于支付者与受偿者地位平等，可以相互钳制，监督成本较低。

（3）是否应在补偿项目中增加副目标。生态补偿解决的是社会问题，实际实施中也要兼顾社会问题。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少补偿项目除了解决生态问题外也考虑了当地如贫困、创造就业、讨好选民等问题。在地区实施补偿项目的过程中，增加一些副目标有助于项目更容易得到当地支持，从而项目可以顺利实施。但补偿项目主要目的在于改善生态环境，过多地考虑其他因素必然会压缩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故在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时是否加入副目标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2生态补偿研究中的最新热点问题与趋势

过往研究中，生态补偿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补偿标准制定问题展开。国内外学者都将其视为解决生态补偿课题的关键所在。但由于生态价值评估研究难以取得再突破，有关补偿标准制定问题的研究难有突破。

补偿标准研究中难有突破的前提下，现如今进行生态补偿研究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生态补偿后半段问题中，即对补偿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估、农户对生态补偿实施意愿以及项目持续性的分析。通过实地调查获取数据，并引入计量经济学方法实施定量分析。取得了很好的进展。Sierra和Russman[1]、赵雪雁[2]、邓远建[3]等进行了类似研究。

可见，学者们目前更加注重从分析补偿效果角度入手研究生态补偿问题。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从补偿实施效果来研究生态补偿使得研究更能支持实践，研究的实用价值也更高，更容易获得各参与者的支持。

3结论

总体而言，过往的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中补偿标准制定是最核心问题。围绕补偿标准问题，在理论、方法、实践、评价等方向进行了反复多次的研究。之所以补偿标准的制定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核心阻力在于仅依靠社会科学生态价值评估问题难有突破性进展。近年来，研究热点也转向了效率评估、意愿分析等生态补偿后半段的研究。然而，作为生态补偿永恒的核心议题，不能放弃对生态服务定价方面的研究。

研究是一个积累、传承的过程。笔者通过对生态补偿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梳理整合，理出此类课题中的研究进展，提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瓶颈与产生原因，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希望对以后生态补偿的研究工作提供些许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1]SierraR，RussmanEOntheEficiencyofEnvironmentalServicePayments：AForestConservationAssessmentintheOsaPeninsula，CostaRiea[J].EcologicalEconomics，2006（1）：13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