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1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分类；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122-0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分类，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故它是今后的立法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准确的法律分类更便于依法保护，也能够有效地避免和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以下我们试图通过对各种分类的比较考察，以得到适宜于法律保护的分类。

一、现有相关法律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目前主要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定暂行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些法律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也不尽相同。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分类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作了界定，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分类，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1]254。

（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的分类

我国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3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第二类是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作了规定，包括：（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从这两个官方文件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暂行办法》和《公约》所囊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貌似相同而实质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暂行办法》更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性和民间性，把非民间性的这部分排除出去，这种分类更符合我国传统和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灭绝和急需抢救的实际情况。

《公约》在制定的过程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254而关系到一个国家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就要结合《公约》和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划定并分类。《暂行办法》中充分考虑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但其中不涉及严格法律保护、调整范围问题，只涉及申报的便利性，这在文化学和人类学意义上是适当的，但是在涉及法律保护、利益调整时这种分类显得无能为力。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2011年3月获得通过。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诞生，结束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从大的分类来讲，《暂行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即实物（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使实物得以表现和展现的场所即文化空间。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的分类，后者的表述更为具体、形象。此外，后者也更具有包容性和涵盖性。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暂行办法》相比有很多优点，但就其分类来说或从分类的标准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没有实现突破。归根到底，它是将文化学、人类学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简单应用于法律领域。目前看来，作为行政法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宏观上确立了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但在私人之间的利益调整、鼓励民间（或社会）保护等微观方面作用十分有限，这种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类不当导致的。

二、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分类

与官方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不同，学者们还从其他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学术分类。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作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1）各种口头表述，也包括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包括戏剧、音乐等表现形式；（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包括重要的节庆、游戏、运动等仪式；（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包括时空观念、宇宙观等；（5）传统的手工技能和文化创造形式，包括传统的冶炼等传统工艺技术和实践等；（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3]。显然，作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的界定也是通过对所有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归纳并将其进行分类，再进一步抽象、概括的结果，其分类和《暂行办法》中的分类基本对应，只是个别地方表述上略有差异。虽然在分类上它与《暂行办法》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但它对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另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下称《手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更加具体和详细，它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16大类，即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传统体育与竞技等[1]13-17。

《手册》中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分为两层，第一层为以上所述的16大类，第二层是对第一层的细分，并均设一个“其他”类作为收容类。这种分类办法既能够把现存并且已经普查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归其下，又能够把每一类中还没有发现的部分通过“其他”的设定囊括进来，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成为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系统。这种分类具体直观，同时兼顾了外延的周延性。

学者向云驹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书中，作者采取了以文化的载体性特征作为分类原则的“人体文化”的分类法。作者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做一种典型的“人体文化”，将其具体形态分为口头文化、体形文化、综合文化、当下的造型文化四大类[3]。这样的分类，能够让我们比较准确地划分范围、确定对象、把握性质。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分类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法律领域。

三、上述分类的法律分析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手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三种分类都是基于文化学、人类学或社会学上的分类，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分类很清晰，也符合作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分类也是造成法律分类问题的渊薮，《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都是以上视角分类的再现。要清楚在涉及法律保护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自己分类的原则和标准，这不仅涉及学理的合理性，同时还涉及操作的便利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分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和标准，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分类，符合社会学的某些标准。

在法律上，借用文化学分类或以社会学的标准被归为同一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一定具有相同性或类似性。比如，同样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和七夕，相比之下，春节就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而七夕则不同，在西方情人节的冲击下，没有多少人在意中国的这个“情人节”了。虽属于同一类，但二者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存在很大差异，这就会给法律保护带来难处。因此需要在现有《公约》或《暂行办法》规定的和现有分类的基础上，在不遗漏的前提下，从法律的视角和标准对这些对象重新进行分类，由于用一种具体分类标准可能还不能够穷尽所有的保护对象，所以我们可能要以多重具体标准进行分类，尽量穷尽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这些分类标准必须遵循“节俭原则”，否则也会给法律保护带来更大的困难，从而违背初衷。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前述六类，如前文所述，它与《暂行办法》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因而其分类依然不是法律上的分类。这种分类表面看来也是具有科学性的，但由于不具有法律性（可操作性、便利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利用的过程中，当相关主体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时，其弊害就显露出来了。从性质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一部行政法，它规定了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和职责以及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现在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保护、保存工作或行为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方面，相对于它的传承和利用，具有一定程度的静态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传承和利用，在传承和利用关系中，传承人和利用人就不单纯是行政管理相对人，而具有复杂性。这些人的传承行为，同一行为可能承载了不同的法律意义。同时，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很难确定的，或者是很复杂的，进行利益分割时，就很难清楚地划定界限了，这样，冲突的发生就在所难免。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只有有限的意义，它也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全面规范所有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行为的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2

一、非遗旅游开发的真实性分析

就非遗旅游开发的真实性问题，西方学者的研究形成了四个主要流派：客观主义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后现代主义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客观主义真实性认为：旅游客体是真实的，强调其本体意义上的真实。该学派主要有两个代表人物：Boorstin和MacCannell，前者认为旅游提供给人们的是假的东西，人们更看重经过某些人精心策划的假事件，而不是去探访真实的文化。后者认为旅游的目的就是探访目的地的真实性，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充满了不真实，才要去探访真实。建构主义真实性是客观主义真实性的批判，认为非遗真实性是人们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感知总结出来的真实性，是一种相对的真实性。前两者的观点都认为真实是客观存在的，而后现代主义颠覆了这一看法，它所认为的真实性已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真实既可以存在于历史和现实时空中，也可以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真实既可以是客观存在的，还可以是人们自己虚拟的。后现代主义真实性不关心旅游客体的真实性，而是关心舞台效果，只要模仿得足够真实，是不是客观存在已没有任何意义。而存在主义真实性强调的是：作为旅游主体的旅游者真实的存在状态，旅游客体是否真实不重要，旅游者只是借助某些旅游活动寻找真实的

自我。

二、非遗旅游开发发展道路

（一）树立正确的非遗旅游开发理念

非遗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在旅游开发中，必须以保护非遗为第一原则，树立全民保护观念，加强非遗宣传和非遗教育。以政府为发起人，举办各类大型宣传活动、展览活动、巡演活动，借助大众传媒的宣传作用，将非遗保护理念传播到千家万户，传播到群众中去。当然，非遗保护不是一代人的事，需要世世代代人的努力，所以说，不能着眼于当下的宣传，而应通过非遗教育将非遗保护理念作为社会道德的一种传承延续下去，培养更多科研、管理人才，将非遗保护工作一代代做下去，通过教育为非遗保护工作储备人才。在基础教育中掺杂非遗保护内容，在高校专业中设置与非遗相关的

专业。

（二）政府部门加强非遗保护

我国当前的非遗旅游开发并未重视非遗保护，许多非遗遭到了巨大破坏，也有非遗因过度开发而逐渐萎缩。在非遗旅游开发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力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非遗旅游开发行为，也制定一些措施政府开发非遗旅游资源的行为。从中央到地方设定专门的非遗旅游开发机构，设定非遗顾问岗位，与民间非遗组织开展合作，开展非遗科研、管理，加强非遗保护。将非遗保护或是非遗破坏与政府官员的“政绩”挂钩，督促地方政府做好非遗保护工作。吸取国外成功的非遗保护经验，如日本的非遗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适合我国非遗旅游开发的法律体系，使非遗得到科学合理的保护和开发。

（三）设计独特的非遗旅游开发舞台

在非遗的申报中，以法律条文形式规范田野调查，确保该遗产的历史、现状、传承方式等细致记录下来。在非遗保护和旅游开发上，往往会存在诸多矛盾，而且也无法用法律来说明哪些开发行为是不可取或禁止的。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某些运作机制来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如：非遗开发获得的经济效益与非遗持有者之间的利益反馈机制，非遗开发审批制，避免非遗的过度开发或过度商业化。对于濒危的非遗旅游开发项目来说，可以建立非遗开发责任机制，规范开发商的开发行为，可以借用存在主义真实性的观点，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虚拟某些非遗旅游资源，让人们感受到旅游的快乐，使开发商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推动该非遗文化的传播，同时也保护该非遗。打个比方来说：桂林旅游中的《印象刘三姐》这个项目，将电影内容与歌舞民族、当地的自然风光和现代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艺术化创作给旅游者带来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给桂林旅游注入活力，也由此带来刘三姐文化的开发高潮。《印象刘三姐》在开发乃至公演全过程都渗透进了前文所提到的“真实性”，既给人带来了旅游的舒适享受，也保护了相关

非遗。

再比如说，在民俗类非遗旅游开发中，既可以以民俗村、民俗寨的形式将非遗直接展现在旅游者眼前，也可以以节庆、集会的形式将非遗集中展现在旅游者眼前，还可以建设主题公园，将散布在一定区域各个角落的民族资源集中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从客观主义真实性流派的观点来看，非遗展演过程中营造出来的舞台效果与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密切相关，进而影响到该旅游产品的质量和价值。

三、结束语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3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

国内的非遗保护实践在相当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文通过比照非遗保护的国际建议和国际公约中的相关理念、思想和原则，以及文化多样性保护公约，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等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要求，针对我国非遗保护的实践特征与现实问题，从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完善保护制度与保存方式、尊重社区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等方面，探讨以社区为基础实现更加广泛的非遗保护路径的可能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由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列》中首次提出的，而真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定义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国务院颁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糕品等）和文化空间。”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传统文化的宝贵记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它值得我们珍惜、呵护。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几千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促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是民族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

三、如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并发扬下去呢？

（一）建立健全法稍法规，加强执法力度

政府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这一渠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法律的保护范围内，不断完善当前法律法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立法者可以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遣产和知识产权属性的基本结构特征.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规范。明确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主体、客体及内容，并将它们法律化和规范化，这样才方便对它的管理和开发。对即将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要严格要求申请程序，并将之规范化、法定化，明确拥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某些特殊的非物凄文化遗产，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手段进行保护。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权，包括法定许可制度、一般许可制度、特殊许可制度二类，并且对使用者应当承担的相应的义务微出明确规定，例如；免费使用，不经许可但可通过付费使用，经许可且需付费使用。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且的保护期限。对于故意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要给予严厉的惩罚，更严重者要动用刑法制裁。只制定法律法规而不实行是远远不够的，执法者要行动起来，运用法律武器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增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水平。各级行政部门应当各尽其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展开保护行动，让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政部门的保护圈内得到很好静传承和发扬。重要的是，执法人员在工作中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不断增强权利人知识产权意识

权利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权利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权利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现有基础上，设计出更加长远的保护和发展方案，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生产化、经营化和商业化，最大限度的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合法权益。其次，权利人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为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同时要学会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最后，权利入要及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进行登记，属于商业机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强技术防范。

（三）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行动

尽管现在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进行归属人管理，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没有入民群众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政府要通过宣传、教育等途径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全民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中，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种人民世代相承的，是群众生活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族土壤中，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不能脱离生产生活而独立存在，它存在于特定的民族群体生活中，所以，应当以群众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培育适合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生境条件，保护好非遗存在、存活和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如何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中，积极保护和活态传承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乡土社会和乡村文化的复兴，需要各地广泛开展积极的保护实践来深入探索。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如何保持和促进地域文化的繁荣，需要将遗产保护作为发展战略，或者至少是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统筹规划、协同推进。

参考文献：

[1]郭玉军.国际法与比较法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2]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正义说；人权保护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0-0185-02

20世纪70年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形成，具有应然性。其形成的应然基础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具备一系列理论支撑和必要条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理论支撑

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智力成果，在本质上与现代知识产权智力成果同样，都是知识存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理论，有“正义说”、“人格说”、“利益补偿论说”等理论可作为支撑。这些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根源。

（一）正义说

亚里斯多德将正义与公平相联系，提出了著名的“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两分法。“分配正义”意味着对共同体中荣誉、财富和其他可分配资源的分配。“矫正正义”就是让已经错的转变为正确的，其含义接近“司法正义”。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正义论，认为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并认为所有社会价值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尽管正义理念处于嬗变过程中，但它们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分配正义中的公平、平等和合理方式分配利益的内核。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符合正义观，利益分享问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然而，现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凸显，国际上“窃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例如，有的音乐家吸收、融合发展中国家的本土音乐元素或土著人的音乐元素而创作新的歌曲，新歌曲在市场上热卖而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可是这些新歌音乐元素的重要来源群体却没有从他们音乐的使用中得到任何补偿。再如，有的西方国家的公司利用发展中农民保存和使用的传统的农作物品种培育出新的品种，并因其改进的新品种而受益，而农民们却没有因为他们所贡献的种子和传统知识得到任何补偿。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群体作为利益的重要创造者却往往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这是不公平的，违背了正义观。

上述“窃用”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产权制度往往缺失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的观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公共资源，可以无偿使用，因而其不能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群体（有时是个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使用者。这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才使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来源和基础的相关产品得以创造，因此，来源群体也是也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来源和基础的产品的创造者。“使创造利益者享受该利益”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目的。通过知识产权制度，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主体公平分享利益。这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的理念。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符合以公平、平等和合理方式分配利益为核心内容的正义观。

（二）人格说

人格理论发端于欧洲，以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为代表。针对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中的人格权的存在基础，康德提出了著名的著作人格权学说。他认为，书的实物存在形式与书的内容是区分的。对于书的实物存在形式，人们享有物权；对于书的内容，作者享有人格权。在没有得到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如果人们把他的作品公之于众，就会侵犯作者的人格权。以此为基础，黑格尔创立了意志和人格学说。他认为，人格构成了财产制度的基础，“财产作为人格的组成部分，人通过对其占有、支配、处分等与其发生联系，来表明自己的人格。”黑格尔人格理论同时注重作者创作物中的人格权和财产权，强调“财产是人格的凝聚”，并进一步揭示了人格权的不可转让性。

人格理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群体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智慧成果，体现了特定群体文化的内在品质和社会身份、历史渊源、生活习俗、心理特征、等诸多文化内容和文化特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民族之根”、“民族的DNA”。根据人格权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作为群体的作者（有时是个人作者）人格实现的方式，是该群体（民族）人格尊严的基础。然而，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巨大经济价值，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歪曲使用行为频频发生。这不仅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主体造成经济损失，还往往给其带来巨大的精神伤害。例如，一些土著歌曲是特定土著民族或群体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演唱的，又如，在祭祀、宗教、丧葬等场合活动时演唱。一些音乐公司将这些歌曲进行改编后制成流行歌曲在不适当的场合演唱，极大地伤害了有关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再如，在美洲，一些非印第安人冒充印第安人来宣扬精神启蒙，一些非印第安艺术家使用土著的符号和设计来推销他们自己的“本土”艺术，这些歪曲使用行为严重伤害了印第安民族的感情。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群体永久享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任何歪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都是对原创群体人格权的侵犯，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利益补偿论说

利益补偿理论的基本含义是：应授予创造者对其创作成果一定期限内的独占权，使其收回其投资、化解创作所承担的经济风险并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假使不赋予创作者独占权，将严重阻碍创作者的创作热情，从而导致智力开发市场之源的枯竭。

利益补偿理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群体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智慧成果，来源群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同时，对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来源和基础的产品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也是创造者。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相关的产品是“流”；如果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来源和基础的创造，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当今社会，无偿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通常所说的“生物海盗”、“文化海盗”的现象非常严重。其主要原因在于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上缺失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利益的补偿。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剽窃现象大量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再创造的热情和动力严重受挫，最终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衰竭乃至消亡。因此，基于补偿理论，必须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知识产权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必要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形成，具备了如下必要条件。

（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使然

传统上，知识产权保护属于国内法的范畴。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一国法律获得保护和承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发生法律效力。从19世纪末期起，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于资本输出的需要，迫切要求将知识产品的垄断专用权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同时，随着科技和国际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知识产品的国际市场开始形成和发展。在此情况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知识产品国际性要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此，各国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成立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识产权国际性保护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二）协调各国保护力量的需要

由于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不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境商业利用的情况频频发生。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开发利用发展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越来越多。当前发展中国家广为谴责的“生物海盗”现象就是指西方国家的公司跨境非法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现象。面对这些跨境商业利用非物质遗产的现象，国内法层次的知识产权制度由于地域性的限制很难满足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求。因此，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境利用问题，一国的知识产权法很难解决。这就需要各国缔结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或协定，以协调各国力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人权保护国际化的需要

知识产权本身属于人权的范畴。《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主要国际人权公约都赋予了知识产权以人权属性。《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了人人享有对其创作作品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规定，人人有权“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国际人权是不断发展的，目前已发展到第三代人权。知识产权属于第二代人权中文化权利的范畴。

人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政治与道德观念。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随着人权在国际上遭受到严重蹂躏，国际法的触角全面伸入到了原本属于国内法调整的人权领域。当今社会，人权保护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也是人权保护国际化的体现。

综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具有理论基础和必备条件，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也就势在必然。

参考文献：

[1]张耕.文学艺术知识产权正义论[J].现代法学，2008，（1）.

[2]张耕.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韩德培，肖永平.国际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符颖，冯晓青.论传统知识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F592.3.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39－04

引言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

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例如，具有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传统戏剧、音乐、文学、艺术、工艺技艺及无形的文化载体，还有具有民族特色的衣食住行、生活风俗、信仰风俗、节日风俗、人生礼仪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繁荣与创新，蕴含着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文化沉淀。然而随着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文化一体化的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正渐渐受到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强调对观念层次的保护，强调活态的保护，展现文化生态环境，不只是用语言文字或者现代科技手段记录、保存，而是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来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旅游开发是对民族智慧的结晶进行包装、展示和宣传。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它的介入又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趋于舞台化，商业化，难以呈现自己的原生态精华。如何认识并统筹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对政府、文化教育机构、传承人、旅游企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共生态的省份，天然民族资源和地理环境的有机结合显示出该地区原生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厚重。在2006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31项40处入选“部级”，排名在浙江、福建之后位列全国第三脚。

1、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贵州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类型分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民间口头文学。二、民间歌舞和民族音乐。三、民族民间工艺。四、民族节日。具体如表1所示：

2、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以上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以丰富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民族风情展现了自己“博”而“精”的特点。博是民族文化渗透的范围广，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是民族风情各不相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形态与技艺精华。例如同是侗族的歌曲，侗族大歌和侗族琵琶歌在伴奏乐器，演唱手法上就有诸多不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贵州民族文化的瑰宝，在丰富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弘扬民族精神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社会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人口的迁徙，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担负着民间手工技艺的传承人日益减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政府想通过旅游开发走文化产业化之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将之形成文化品牌效应。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的过程中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必然会造成原始文化形态的失真。因此处理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种双赢模式的构建将会大力推动全民打开文化的宝库，守望濒危的文明。

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辩证关系

1、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对立性

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开发对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区有着诸多消极的影响。

第一，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旅游开发中商业化的驱使歪曲了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为了迎合游客的审美偏好，许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背离了文化本身的涵义，趋向于商品性与演艺性。例如，传统活动、节日庆典和民间工艺通过“包装”变得舞台化和日常化，丧失了本身的圣洁感和文化价值。另外，通过对旅客猎奇心理的揣摩，一些民族风俗被改造，夸张，导向奇特、原始、神秘、甚至野蛮、低俗，导致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变味、衰落和失真。旅游开发中商业价值的追逐同样也破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很多民间艺术都是只选择其中有商业价值的部分断章取义的进行开发与传承。

第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有性与丰富性遭到冲击。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好的地方大多是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为了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促进旅游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随意开发。由于旅游开发不当，很多地方出现民族活动，非物质文化商品雷同，节目安排粗制滥造。例如，苗族蜡染技艺，苗族银饰技艺在很多少数民族景区甚至是非少数民族景区都能见到，并且没有自己的特色跟主题。此外，旅游活动的开展打破了当地相对封闭的传统文明，当地民族比较容易接受游客带来的“现代文明”，原有的民族文化及民族审美情趣都在不知不觉的发生变异。现代文明挤压了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存在空间，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受到严重冲击。

2、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统一性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旅游开发为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营造了肥沃的土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绝迹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脱离了现实中的经济性与实用性。而旅游开发所重新挖掘、复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明，迎合了游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好奇与渴求心理，借助旅游业使不断衰落的传统得到复兴和光大，使日渐失去市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重新赋予市场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进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繁衍营造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旅游开发为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市场支撑。旅游开发产生的市场导向使政府，旅游企业自觉的打造自主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以文化品牌注意力来唤起经济增长点。进而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形成集民族工艺品经营，民族歌舞表演，民俗民风展示及民间技艺宣传为一体的多层次综合性的文化产业链。这对提高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知名度，加强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旅游开发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的保护途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有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才可能起到长足有效的保护作用。当前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大都采用摄影录音，整理记录等静态的方式，也有注重对传承人的培养。但这些都不足以展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并且缺乏保护的原动力。而引入旅游开发，让人们从旅途中提高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参与、感悟及体验，既能扩大文化传播度，又能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如，结合抢救式保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之旅”；结合数字化博物馆开展“穿梭时光寻找濒危的文明”；结合传承培训机构和学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修学之旅”；结合民间活态保护，在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展民间技艺、民俗民风的“武林大赛”。

第四，旅游开发提升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人的积极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政府、文化教育机构、传承人、旅游企业等多方位的利益相关群体。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一方面，可以唤起当地居民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激发传承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企业和文化教育机构对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保护。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1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实施细则

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法以行政关系为调整对象，其目的是保障国家行政权运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尽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明显的缺陷。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传承的原动力渐渐消失，有些文化遗产甚至在“保护中”失去其原真性，有一些老艺人的生活状况堪忧，很多优秀的文化瑰宝濒临灭绝。因此，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非常迫切。

行政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已获得学界的共识：第一，能克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私法失灵的缺陷。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需要行政法合法合理的介入。第三，行政法特有的制裁和奖励等功能能更好地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良心运作。第四，加强行政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中心思想，同时也是践行国际义务的需要。

公法保护模式是世界各国包括国际公约所采用的最普遍也是最具成效的保护方式。例如日本，1996年以来，日本新修订的《文化财保护法》确立了登录制度。日本从中央到地方都专门设立了“文化财保护委员会”这样一个专门的行政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日本文化厅表示，其有“保护10万件历史遗产的”决心。①韩国于1962年出台了《文化财保护法》。韩国的文化遗产法非常重视行政手段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强调奖励机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并建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文化财厅”来承担全国文化遗产的保存、管理、利用、调查、研究以及宣传职责。②此外，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三章专门规定了国家一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义务，将各缔约国政府置于保护的主导地位。我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的内容已成为具备法律效力的国家责任。

因此，无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还是从国家行政权的特殊优势角度，或是从我国现有法律和国际责任角度分析，行政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性法律都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现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了行政法保护，但是立法比较零散，走的是一条从地方开始立法之路。

在地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宁夏、江苏等地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和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从21世纪起，云南、贵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先后对传统文化保护进行了立法，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这些立法为后来的中央一级立法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一级，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了法制化管理阶段，但它并未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其中第六条确认了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原则。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强调了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保护的重要性。在2011年6月1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生效之前，该条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效力最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除此之外，在地方性立法的基础上，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就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最高指导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又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决定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接着，2006年，文化部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进行了规范，有利于保护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11月14日，文化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该办法是回应相关国际公约而出台颁布的，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值得强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填补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法律层级的空白，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领域的基本法。这部法律成为中国各级政府依法展开文化遗产行政的基本形态。③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做到了有法可依，从法律层面到行政法规再到地方性法规都较齐备。行政机关在具体的活动和项目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民众的保护意识初步确立。但从整个法律体系来看，这些保护措施并不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体系并未真正建构。第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呈现临时性、应付性，导致多头管理、协调性差，行政成本增加。

一方面，由于立法技术的不成熟，加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萌发较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是先后出台的，而且是地方先于中央。每次新条例的出台，反映了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危机状态日益深刻化，需要弥补现有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我国的立法缺乏前瞻性，新法的出台仍不能解决现实中的许多问题。

另一方面，单行立法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最大的形式特点。单行立法固然体现了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与积极态度，但容易出现与其他法律衔接问题突出化。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目前有两部法律，一部行政法规。也就是《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在分管部门上，这样就出现了三个行政机关，分别为国家文化局、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商务部。此局面导致在国家文化遗产政策的制定实施时，难以协调和合作。④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基本法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统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作用。如规范的名称，部分地方性法规（如2000年制定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名称中诸如“民族民间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等都没有正式更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地区依然没有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在具体制度上与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没有很好地衔接。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一部以行政保护为主的基本法，与其他部门法也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部基本法，需要其他配套法规和制度的落实，也需要与现有的其他法律制度相协调才能得以有效实施。如：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却没有可以直接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再如，该法第二条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做了规定，接着第四十四条又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实际上指向了《中医药条例》，但是该条例涉及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内容却很少。

现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有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未得到协调解决。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然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但是还有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未予以解决。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性质问题，是公权还是私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谁？是集体还是个人还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有多长？是否应和《著作权法》衔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是否应当考虑境外侵权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个人、企业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发展中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贵资源，并对其进行商业化的开发利用，从中获取巨额商业利润。而我国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只规定了境外组织及个人在我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情况，并没有涉及到境外组织或个人使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于商业开发利用的情形，也没有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人进行维权的可能性。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退出机制问题，传承人的传承方式问题。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未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还存在诸多不足。

目前行政法规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具体制度无法落实，造成法律体系的不完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许多条文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对目前纷纭复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不能加以简单化、一刀切的处理，需要分别不同情况予以细化、个别化的处理。没有实施细则，这部法律实际上就无法实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之后，一些地区已经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于本地方的地方性法规，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本地区的落实，但还有部分地区未及时进行立法跟进。而且，行政法规层级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对于已经出台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的修订和完善工作也尚未完成，无法确保这些旧的规定与法律一致。这些现状都造成了法律的不协调、不统一，急需改善。

总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存在很多缺陷，而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重心已由普查、抢救转向全面保护，构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是做好全面保护工作的必然选择。⑤

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体系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保护，这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已确立了以行政法保护为中心的立法模式。但笔者认为，构建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以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

处理好公法保护和行政干预之间的关系。本文强调以“建立以行政法为主体的公法保护模式”，其目的在于强调国家、政府在保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强调政府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财力、物力、政策等全方位的保障措施，而非运用行政审批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不当干预。⑥因为，行政法为主导意味着政府的行政立法、行政检查、行政指导等行政行为，在遗产保护事务中具有统帅的性质，然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⑦对于“活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这种滥用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会使我国的文化遗产流失，使文化传承的纽带断裂。因此，强调行政法保护主导的同时，政府执法时应当严格遵循宪法行政法义务，对行政行为的规制也是一项重要课题。

处理好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之间的关系。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并非摒弃知识产权等的私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性质一直是学界备受争议的话题。但不容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公共属性，也具有一定的私权性质，有些是家族私权，有些是集体私权，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会产生经济价值。一些政府行为的生产性保护因利益的驱动被过度开发而偏离了其本真性，比如皮影、剪纸、酿酒等工艺，原本是手工的，现在有些地方却变成用机器生产。农耕时代的手工文明变成了工业时代的机器文明。而延续了多年的技艺是现代技术根本达不到的。所以私权保护还是必要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体现其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也保护其经济价值。

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同时，要注重国内保护与国际保护相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际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条款已成为我国制定国内法的立法依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教科文组织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家或归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章程》等法律性文件。再如，在适用《著作权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损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的有关规定。

此外，国际社会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很多国家和地区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相应的法律保护制度和政策。例如，亚太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就走在前列。日本曾在1950年颁布了综合性的《文化财产保护法》，规定由国家对无形的文化艺术遗产进行保护。韩国在1960年颁布了《无形文化财保护法》，随后经过40多年的上下推动，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全面保护和振兴，并使其在保护过程中得到了传承。可以说，法律的制定和具体制度的实施奠定了日本和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⑧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已是全世界共识，对它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仅仅是粗浅地论述了其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现实生活中不排除民间保护、国际保护等多种保护机制的参与。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了，但是这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长治学院法律与经济系）

【注释】

①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②王云霞：《文化遗产法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25页。

③王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探讨”，《人民论坛》，2012年第29期，第190～191页。

④周超：“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制体系的形成与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⑤徐蓓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探析”，《安康学院学报》，2012年4月第2期。

⑥[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5～50页。

⑦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7-051-03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5000年的古老文明，漫长的农耕文化历史，以及56个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显现了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种类或世界独有，或世界第一。据统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近87万项，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遗项目有7万项之多，其中1028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10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186项“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77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部公布了3488名部级项目传承人，各省、市、自治区公布了6332名地方项目传承人。此外，我国还建立了闽南、徽州、四川羌族等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520多座专题博物馆，197座民俗博物馆。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原本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着猛烈的冲击。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课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范围和特点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上述两种定义，表述有所不同，但都表明：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艺术表演活动、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活动、手工艺活动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产生；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文化遗产的内核。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之总称，因此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民族性。遗产则是从文化的形成与传承的角度强调人类社会知识与实践之成果的历史久远性。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及相关濒危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戏曲等；（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即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习惯风俗的重要礼仪、节日、庆典活动、游艺活动等；（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即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5）传统手工艺技能，即世代相传、技艺精湛、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即集中体现或展现某种特定文化传统的区域、场所如文化生态保护区等。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第一，具有特定的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均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通过该民族成员的语言、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以特有的语言进行口头表述，以特有的民族风格表演自己的艺术成果，以特有的方式举行各种礼仪活动和节庆活动，以独有的方式表达本民族或本区域的民众对自然界和宇宙认识，以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具有历史传承的手工艺技能，这些均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具体表现。第二，具有活遗产性。它不仅向人们传递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经一定时期的发展而形成的特有文化传统信息，而且更应当具有世代传承的可能与必要，因而也就具有了“活遗产性”。有学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为“活遗产”。第三，具有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以口头形式通过人们的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在成员内部集体性地传播、演绎与发展。口头性和集体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的突出表现。前者是指人们以口头形式世代相传和演进已有的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礼仪、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认识和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后者则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或若干个自然人或者团体的产物，而是在不断地被民族内的众多成员传播、演绎过程中，受到无数的传唱者、讲述者、表演者、礼仪司职者、手工艺者不断的琢磨与加工，同时也融入了许多听众、观众的意见和情趣，从而使文化内涵不断丰满。第四，具有利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者享有的权利，其内核是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主要以有体物为其载体而体现，但也包括未被物质载体固定的利益，如人们的表演、技能实践所体现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通过从道德、伦理和哲学等角度对人的人格认识所产生的一种观念利益。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在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六年，从一个陌生的名词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从政府到学者到普通群众，都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物产抱有相当大的热情。2000年，我国开始为非遗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昆曲名列第一位。当时进入这个名录的，还有日本的能乐。但是当时我们所有的新闻媒体，只是用一个很小的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情。而日本却是用通栏的大标题，把能乐进合国的非遗名录当成他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荣誉来报道。说明我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这个观念上的差距比2001年中国和日本经济上的差距还要大。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正是由于这一新的平台所具有的综合实力，社会对于文化传统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像“非遗”这样的议题才可能成为社会的焦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是我们文化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于中华民族宝贵文化创造力的珍重和关切，这种认识上的提高正是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综合实力的提升相联系，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是一种更有力度的支撑。中国现在是进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最多的国家。现在我国昆曲、古琴艺术等有26个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还有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三项被列合国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就在最近，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颁证仪式，向参与申报工作的95个单位颁发证书，再一次表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常重视。

尽管如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力度不够。由于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政府部门长期不够重视，普查工作力度不大，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认识不清，缺乏深入和广泛的了解。我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也相对滞后，如陕西户县的农民画、陕北的安塞腰鼓、青海同仁的热贡艺术、新疆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壮族的“三月三”、苗族的姊妹节、云南傣族泼水节等，在数量上明显占有世界总量的很大份额，但仍没有申报成功。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滞后，资金技术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正确的开发利用。由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未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保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系统性解决，保护标准和目标管理以及收集、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等工作相对薄弱，保护、管理资金不足。观念滞后表现在：一是轻视或忽视民间文化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认识和实践及法制建设中，“文化遗产”被“文物”所取代，“文物”保护被等同于对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得不到足够重视；三是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是一种客观必然，主张任其自生自灭，无须保护；四是认为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无暇顾及，等经济高度发达后，再进行保护。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对有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3.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依据。现有的文物保护法只是将有形文化遗产列入保护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没有科学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明，也未能列入该法的保护之下。虽然少数地方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但仍不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

4.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及人才的培养，传承渠道不畅。教育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价值认知，教育与非物质化遗产保护、传承脱节。我国大学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学科极度缺乏，不能培养提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社会人才。年轻一代的公民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在充斥着网络、选秀、圣诞节的环境中，而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与热爱，中华民族5000年绵延不断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特定民族或群体的审美个性和文化精神，其独特性是其他依附现代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文化所不能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它的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口耳相传，诉诸视听而疏于记录和固态化，因而常常是转瞬即逝的、不可再生的。一旦消亡或流失，在落后的记录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基本无法恢复或再生。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丰富，但也很脆弱。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危险；一些独特的语言、文字和习俗迅速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人员短缺，出现断层；如民间戏曲、戏剧在衰落，年画、剪纸、皮影正在逐渐消失，许多传统的民俗文化艺术如萨满调、子弟书等已经绝灭，岔曲、古琴也濒临绝灭，剩下的摔跤、拉洋片、庙会等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西方一些国家极力在全世界推销其思想文化，在文化上推行“单边主义”，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化安全。保护不同民族、群体、地域的传统文化，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国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已意识到保护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的基本依据，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1.加强立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法制轨道。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单靠“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等保护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加强立法，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保护。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尚不健全，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虽然将杂技艺术作品列为保护的客体，但仍没有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列入保护范围；《文物保护法》也没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的客体。由于立法的滞后，致使许多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不能得到明确的法律保护，制度性因素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加大立法的力度。1950年，日本就颁布《文化财产保护法》；1960年，韩国颁布《无形文化财产保护法》；1966年，突尼斯颁布《文学和艺术产权法》，用法律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1976年，美国制定了《美国民俗保护法案》。现在世界上以知识产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已有50个左右。当然，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已逐步展开。1997年，国务院出台《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云南和贵州先后颁布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2002年8月，《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出台，后该法名称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成立了专门小组，协调各方加快该部法律的立法进程。2005年3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次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立法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而，我们必须加大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相关的法律原则并通过立法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

2.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国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及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人在这里面起一个主导作用，人的素质的高低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受保护程度的高低。但就我国目前的国民素质来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提高全民素质这句话已经出现很多年了，但现在看来似乎作用不大。这当然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中国教育体制上的问题是一个根本原因，很多学校不大注重学生传统道德品质，民族意识的培养。相反外来文化在中国社会流传开来，现在的学生流行的是过洋节日，对国外的东西十分推崇。当然，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他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不要忘记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3.切实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的、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首先，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地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生产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条不紊地做到全面普查，建立县（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

4.尽快建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普查、建立名录的目的，是使其大量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有序地传承和发展，以建立和光大传统文化氛围。为此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构建，要做到：（1）建立部级、省级、地市级和县（市）区级的四级保护体系。各级政府应按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范运作形式，对纳入各级名录的代表作，通过财政拨付、财政补贴和社会捐助等方式，资助有关历史资料的抢救、整理，以保证其得到切实的保护、传承和发展。（2）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管理工作运行机制。要真正落实[2005]18号文件提出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责任、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类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导作用，也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保护工作之中。各级政府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书记任主任。文化行政部门应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建立起完备的领导管理工作运行机制。各级政府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为当前普查、申报及长远的保护提供理论支持、专业咨询、项目研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服务，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起一支懂专业、善管理的人才队伍。（4）构建文化（艺术）馆系统的业务运作体系。现阶段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与我国现行的以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培训、艺术创作和辅导，特别是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为其主要职能定位的文化（艺术）馆系统的工作内容非常接近，理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体业务纳入其业务运作范围，担负起所辖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整理、申报工作，并很好地完成所辖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库、数据库等信息系统的建立，所辖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展演等任务。（5）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各新闻媒体可开辟专题栏目，教育部门可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当地各种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乡土教材，供学生了解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培养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和意识，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

5.各地方政府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应该为了本地经济的发展，盲目地去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用一个妥善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而不是为了获得本地经济的发展不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设立专项基金。同时，加强宣传，将本地的文化遗产推向全国、全世界，例如，通过举办文化节的方式，加强地区之间的交流，因为历史文化遗产并不是个人的，或者某个国家的，而是全人类的。应该加强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合作，互相学习。

6.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与国际接轨。要将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世界遗产。同时在立法上，既要结合本国经验，又要能得到国际上的普遍认可。可以通过在国外进行文化节的形式，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全世界，让世界来关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8

近年来，为了有效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世界各地纷飞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大国，更加应该突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立法保护，该工作关系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侧重从行政立法角度来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充分发挥行政法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的优势，并总结行政法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不完善之处，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及特征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那些以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存在的、能够满足社会和人们的认同感、并为社会文化创造提供灵感的各种物质、艺术、场所、实践、技能、工艺品等等，它的内容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是各种口头传说和表达，主要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其次是各种形式的表现艺术和表演艺术;再次是形式各异的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等;此外还有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最后是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分析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凝聚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体现出该国家或地区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特色，这是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本质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着纽带的作用，经过源源不断的过滤和升华，可以将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凝聚在一起，保证民族生活的正常进行。其次是广泛的群众性，具体表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范围与影响力。通过漫长历史流传下来的特定民俗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超越地区和种族差异。再次是以口头或者其他方式体现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形式，要想顺利在不断繁衍的后代中流传下去，必须最大限度的借助人的口头、动作或者其他方式来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变异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不断的发生变化，因为，口语这种传播形式本身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而且语言和行为很难在传播的过程被原封不动的模仿和传递，同时流传内容和形式也会随着民族心理、地域观念、社会变化的不断变化而产生一些新变异。最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当地民俗的影响和渗透而具有独特的地区特色。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分析

(一)地方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江苏等省先后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与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这些法律规章率先开启了地方行政立法的先河。1997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云南、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在国务院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了适合自己本省的省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民族民间传统保护文化的出台，有效的保护了各地各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现状有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庞大，需要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与数量众多，因此，需要首先充分发挥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并将文化部门、文物部门等多个部门联合起来，建立完善、有效的非物质文化管理体系;建议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避免多方管理、责任推诿的现象的发生;制定高效、合理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规定保护条例的总则、认定与传承、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

(二)中央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中央行政立法保护的现状是在地方性立法保障的基础上，在总结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经验而出台的高级立法。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工作目标和指导方针，并给予了详细的保护建议。《意见》指出应该建立部级、省级、市级、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建立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其次，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文化部牵头，实行有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建设部、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等联合参与的保护联席会议制;再次，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意见;最后，实行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推动国家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乃至各省市的专家联手的行政立法的序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知识产权的客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艺术等知识文化领域形态中所创造的出的精神产品，它可以分为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经营性成果三个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各类传统工艺、技能、语言、艺术等等，两者之间的主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客体中的经营性标记和经营性资信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不能仅靠知识产权法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特别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涉及公、私两方面的利益，因此，首先应该确立国家范围内的公法的权威性，由国家来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的历史文物，这需要着重发挥行政法管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的高效、及时、主动的优势;另一方面，确保缔约国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政策，建立主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采取合适、恰当的法律、行政、财政等措施，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体系的建议

1.要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申报、确认和普查制度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完整过程中，要切实实行国家、省级、市级、县级四级申报确认制，对有申报资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逐级进行申报。同时还要注意有优先申报的问题，对具有共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坚持优先申报的原则，“端午节”申遗事件就给我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要抓住申遗的最佳时机，切不可被动。

2.加强行政立法保护，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

目前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不够完善，能够起保护作用的法律具体包括《文物保护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地方性的文物保护法规等，为此，应当建立专门的行政法，借助行政法来调整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鼓励行政机关积极进行创制性行政立法，建立相对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个引入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听证制度的实行可以广泛征集和了解民意，可以帮助行政人员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以减少人力和物力投入，达到节约资源、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现行的听证制度主要包括处罚听证价格听证、立法听证、环境听证、许可听证等等。

4.实行行政奖励制度，鼓励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

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可以实行行政奖励制度，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个人和团体的积极性。为此，首先要在法律上对授奖主体进行必要的规范，明确各级授奖主体的权限和职责;其次，明确规定奖励的范围和条件，使得奖励范围和条件明确化，应该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再次，明确规定奖励的等级和标准，利用多种激励方式，发挥激励的整体效应。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远非物质财富可以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通过上述本文的探讨，笔者主要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及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期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逐步完善，建立完善的行政立法保障体系，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9

关键词：紫云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6-0283-01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存状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制度和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工作实践中，要立足本区域非物质文化普查实践经验，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性，以便更好地理清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对象和获取对象的工作方法，更加全面、完整地挖掘和保存本地区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笔者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试谈如何强加和改进贵州省紫云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方法，与共行共勉。

一、紫云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现状

紫云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历史悠久、品类繁多、丰富多彩。除了最具影响的“亚鲁王”外，还有婚丧礼仪等民俗文化；有民间文学、民间歌谣、民间谚语、民间故事等口述文学。紫云自治县是一个原生态保存比较完整的少数民族县份，处处蕴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些源远流长、根植民间、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补充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多元文化，是现代文明存在的基因和成长的土壤。这些宝贵的不可再生且有巨大价值的文化资源，对紫云未来文化发展必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二、紫云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具体方法

普查工作的基本步骤，可分为三个阶段：制定计划、实地收集和归纳总结。

（一）制定计划。第一步，制定普查计划、拟订普查提纲、制作登记表格、绘制普查地等。普查计划是开展普查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任务、普查点(城镇或村落)的确定、人员配备、工作步骤、调查方法、目标、时间等。第二步，加强人员培训。各乡镇要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尽量做到领导、专家、民间文化工作者三结合。同时，应根据普查任务和个人专长对参加普查的人员作出合理的分工，做到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普查时，可临时吸收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爱好者和搜集者参加。

（二）实地收集。要根据普查计划和提纲进行。实地做好记录、收集等工作，每进行一乡(或一村)，要认真落实。采集到的口头文学、民间艺术品、民俗实物、摄影摄像、仪式的素描，除了原件原物外，还要认真地登记记录。登记的项目，除了文本、实物的名称、内容简介，类别等外，还应包括讲述者、传承者、提供者、收藏者及年龄、性别，居住地名、乡镇名、村名等。调查方法可采用在普查时，除了搜集现成的书面简介材料和听取行政负责人的简略介绍外，主要的是选择那些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较有才华和独创性的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问答、表演、展示，如故事家、歌手、民间艺人、巫师等，为他们创造适宜的环境(场合、听众)。如条件允许，也可有限度地再现实际讲述、演唱、仪式时的环境，让他们轻松自如地讲述或演唱(口头文学)、表演展示(民间舞蹈、戏曲、仪式、巫傩等)。

（三）归纳总结。除了对组织工作进行必要的总结外，重要的是撰写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按照普查计划和调查提纲逐一叙述，要对各项要求作出分析和统计，各项调查均需写出书面报告，要对普查的成果与调查的完善程度作出评估。普查中采录的民间作品、搜集的民俗实物和民艺作品、调查采访时随机填写的表格、绘制的普查地图、摄制的照片与录音录像，均应登记造册，标明普查人员名单、普查时间、普查地区等。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10

[关键词]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3-0082-4

2007年5月23日至6月10日，以“传承民族文化、沟通人类文明、共建和谐世界”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功举行，这是国际社会首个以推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为宗旨的大型文化节会活动。时隔一年之后，第二届非遗节如期在成都举办。第二届非遗节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在中国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特别会议，31个国家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以及国内专家齐聚国际论坛，围绕灾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题，达成《成都共识》；“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通过街头巡游、主题晚会、博览会、国际会议、保护论坛等节庆活动，使节会成为了“文化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两届非遗节共有81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民间组织参加，国内观摩代表团200多支，节会活动870项，上万人参加各种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汇聚了全国23个省、区、市的上百支参展团队，展示展演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30多个。两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吸引国内外上千万人次直接参与。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得到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李薇丽和10多名工作人员留下了“我们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成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都”的赞语。“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为搭建国际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和文化交流平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连续两届的成功举办，越来越显现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作用。第一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言《成都宣言》，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通过了《成都共识》。两项国际性的文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诞生，更是将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推向了国际性的舞台。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作为节庆活动，在人类生产实践中起到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节庆文化，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传统节庆，是世界各民族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喜爱。中华民族也有丰富多彩的传统节庆文化，春节、元宵节、中秋节就是我国的三大庆祝型节日，也深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反观国外，也有许多历史悠久的节庆活动，如法国亚维尼翁艺术节、德国慕尼黑啤酒节、西班牙奔牛节、巴西狂欢节、英国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当然还有风靡全球的教会传统节日圣诞节。这些节日无不反映着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人与自然的融洽相处，人们也借着节庆之时，感悟人生、品味生活、体验自然。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不仅仅是个节庆活动，它更是一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生产实践活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通过开幕式“天府大巡游”、“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和全市范围内的“主题分会场”活动等，直观的向参观者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魅力，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在活动中，还能对来自全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项目进行亲手实践。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是一种范围广，层次深，影响大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可行性保护措施的典范，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保护、传承的重要社会实践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节会活动，它是一个融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个方面内容的展览、展示、体验、销售、论坛、参与等全方位的综合性平台，因而它的作用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具体节会。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使国际社会找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前最好的形式和最有影响的平台，并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是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的最好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泛，涉及到各国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与传承，而全球范围内，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展示展演，直到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的创立和成功举办。首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共有68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民间组织参加，270项节会活动，近万人参加各种表演，国内外表演队伍在这个国际的舞台倾情演绎。而第二届来自国际国内的120余支表演队伍和1000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参加T6大类370多项节会活动，将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个性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博览会。

二、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是民族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好讲坛

民族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个性化的，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式和办法是需要共同交流的，保护经验是可以共享的，保护中Ni临的难题是可以共同探索的。首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同时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特别会议，研究探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课题，制定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规则。同时，国内外从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也汇聚成都，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成都论坛”，最终形成并发表了世界上首个国际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都宣言》(简称《成都宣言》)，宣言中，来自中国、意大利、法国、英国、韩国、爱沙尼亚等国的37位专家共同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被现代文明冲击和被世人遗忘的严峻形势。宣言以唤起全世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第二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国际论坛由31个国家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以及国内专家齐聚一堂，围绕“灾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题，就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诸如地震、海啸、战争等各种灾难，严重威胁、破坏着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态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发展，如何建立应对灾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课题，各国间交流保护经验，探讨和构建保护机制，并达成《成都共识》。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的论坛部分，与会的各国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和来自国内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自然等环境因素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所遇的困难，进行专题的讨论，交流保护经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构建了理论基础。

三、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是民众中唤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自觉的最好媒介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也随之被广大民众所认知，而其中离不开的是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的这个传播媒介。首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共有400余万人直接参与了270项节庆活动，第二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凭借丰富的内容，精彩的活动，更是吸引了国内外共520万人参加了6大类370多项相关节庆活动。两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紧紧围绕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要，宣传中华民族精神，让许多人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他们首次接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开始了解和喜爱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同时人们也有了鲜明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我们身边，保护应该从我做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运与公众参与保护的程度密切相关，世界上一些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间较长的国家，都把唤起民众的广泛参与作为实施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正是对全人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的唤起运动。

四、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对城市经营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重大的文化节庆活动往往与一个城市的文化品牌相连，成为迅速提升城市功能和地位的重要载体，成为推动城市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期13天的第二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共接待来自国际国内的120余支表演队伍和1000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团队，6大类370多项节会活动共吸引了520万人的广泛参与，外地游客在蓉消费平均增长22.7％，本地游客消费平均增长6.5％，直接拉动成都各类消费54.2亿元，为成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永久落地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这一大型文化节庆，为树立城市形象、扩大对外交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平台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李薇丽和10多名工作人员留下了“我们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成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都”的赞语。成都从来就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风情，如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的落地更是为成都增添了一张新的城市名片――非遗之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是促进城市文化发展的催化剂，拉动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传递城市形象的播种机，对城市经营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将做出巨大的贡献。

现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部级文化品牌，在展示国家民族个性魅力、促进多平台国际交流、宣传非遗保护知识、聚集各方面保护力量以及推动非物质文化保护事，业都等多个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全国人民乃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活动形式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并受到广泛关注，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实践项目。2011年第三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又将拉开序幕，它必将在前两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展现更丰富的元素、创造更多的惊喜、实现更大的影响，把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第一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总结报告[R].2007;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总结报告[R].2009.

[2]试析潮汕传统节庆习俗的社会文化意义[A].汕头日报,2006.3.

[3]第一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R].2007.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文化权利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近年来持续性的文化热点。国际社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作一项关乎人权与发展的科学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全球化背景下人权文化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文化权利日益扩大关注的必然结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发展人权和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一、保护工作是世界人权文化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文化权利日益扩大关注的必然结果

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条约是为“充分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1996年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及关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两项国际公约等其他普遍认同的法律文件中宣布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和在“参照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文件中涉及文化多样性和行使文化权利的各项条款”的基础上制定的。《宣言》前言提出：“参照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文件中涉及文化多样性和行使文化权利的各项条款，重申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并特别强调人权和文化权利是文化多样性的保障和有利条件。其第5条关于“文化多样性与人权”原则特别指出：

文化权利：文化多样性的有利条件

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存的。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的发展，要求充分地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和第15条所规定的文化权利。

在《实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行动计划要点》中还要求：

“进一步认识和阐明作为人权之组成部分的文化权利所包含的内容。”

2002年9月联合国教科义组织伊斯坦布尔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强调：“在遵守普遍承认的人权的前提下，必须采取措施使无形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在各国得到认可。”

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前言强调，条约是在“参照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书”的基础上制定的。《公约》所遵照的“国际人权文书”主要是《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该《公约》还强调：“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理念是建立在普遍人权理念之上的。

人权，顾名思义是指人的权利。根据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包容了公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整个领域。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和社会权利有着紧密的联系，又有其独立性。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文化权利包含以下内容：参加文化生活权，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权，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保护权等。但一般来讲，文化权利的重要方面指的是文化参与权、文化平等权、文化自决权和保护少数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权等。

自二战以来，文化权利作为“独立的、可实施的权利”受到各国政府、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的认真对待；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落实文化权利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形成了以权利为中心的理论方法，在这种背景和目标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足于发展人权和落实文化权利，领导制定了系列的文化发展规划及《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1952)、《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1996)、《关于全民参与文化生活并为此做贡献的倡议书》(1976)等20多部维护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宣言、劝告书和解释性文书，形成了一个关于文化权利的理论系统。这对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维护全体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尊严，为更多的人享有文化权利和捍卫文化多样性，为更多的少数人群体享有文化或多文化公民身份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系列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实现文化权利，尤其是文化平等权、保护少数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权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促进特定文化权利的实现

1950年，T．H．马歇尔将人权发展阶段描述为：18世纪是公民权利的世纪，l9世纪是政治权利的世纪，20世纪是社会权利的世纪。我们认为，2l世纪是文化权利的世纪。文化权利在新世纪被重视主要有四个原因：(1)GDP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人们对文化消费需求增长；(2)现代化发展要求公民文化素质与之相适应；(3)民主政治使公共管理由权力理性走向权利理性；(4)知识经济对人创造能力的要求和尊重等。这四方面原因促进了文化权利在新的世纪受到普遍关注，促进了文化权利事业的发展。

“文化权利是属于特定文化的人的权利，因这些文化而形成。保护文化多样性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文化权利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有利条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促进文化平等权、文化认同权、文化经济权益等文化权利的实现。”

(一)文化平等权

人类文明是由各种不同文化组成的。全世界有数量众多的不同文化，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但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势力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特定时期、任何一个特定地方，都可能存在着多数与少数、统治与被统治、霸权与屈从的不同文化群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弱势文化。作为弱势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着文化空间被挤压、甚至是被“文化灭绝”或“文化群体灭绝”的威胁。以语言为例，据儿童基金会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2，500种正濒临消亡，还有更多的语言正在丧失使它们作为实用语言存在的生态背景。针对这种情况，国际社会积极提倡文化平等和加强对弱势文化的保护，这对文化平等权利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提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歧视和文化压迫势头有所发展。理论上的表现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如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以及福山历史终结论等。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物质条件方面的优势，运用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宣扬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种种价值观、行为模式、制度和身份，并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来控制相对落后的国家，使这些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地。因此国际社会在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大力提倡的保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理念，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批判，也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保护了不同文化之间应有的平等权益。

(二)文化认同权

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也是许多民族、群体、社区的基本识别标志。世界上原本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各自文化的熏陶下，在宗教、语言及生活样式等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基本一致的观念。这种一致的观念形成了不同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普遍认同。

当代人权制度和理论认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权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但国际社会对文化认同权的认识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82年墨西哥城世界文化政策大会通过的《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才正式宣布了“文化认同的权利”。会议认为，无论就个人或就群体和国家而言，对文化认同权的肯定，对文化问、包括少数文化的相互尊重和日益增强的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反映了一个民族、群族、社区和国家对自身特征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是维系一个群体或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毫无疑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有助于维护少数人成员的文化权利，可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化和文化同一化过程中的竞争力，为维护少数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权起到作用。

(三)文化经济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包括三方面：继承人(文化宿主)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相关的精神与经济权益的保护。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传统医药、农业、技术技能、生态知识以及传统音乐、故事和设计等文化表达形式，往往是特定人群的集体性文化创造，具有经济价值或潜在的经济价值，这必然产生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权益进行保护的内容。数年前我国东北赫哲族某乡因《乌苏里船歌》著作权归属问题著名歌唱演员郭颂案就是一个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和经济权益而引发的法律事件。

从国际情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已经出现了一股掠夺潮。一些西方人在世界各地民族地区或村寨大肆收集文化资源，然后制成文化商品或申请专利，再凭借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帜，反过来向文化资源原产地倾销，在大肆破坏文化资源和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沦为其文化殖民地。这是后殖民主义的一个时代内容。

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要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权利。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一种智力成果，对它的保护应该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行动计划要点》强调：制定保护和开发利用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特别是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和战略，反对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方面的非法买卖。

三、保护工作对发展我国人权和文化权利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权观与文化权利观。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关系的理解，人权结构中经济权利是基础，政治权利是保障，文化权利是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达到真正普遍的人权，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途径。人权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促进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和追求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先进和优越的一个重要标志。1985年邓小平第一次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同人权有着本质的联系。中国政府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这是我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人权事业的发展。1997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签署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我国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我国以宪法为核心已经形成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的法律体系，制订的有关确定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法规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件。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1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文化传承价值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245-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提出的，二者主要区别体现在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遗产载体。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各种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文物、历史文化名城等。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的特点是具有静态性和固定性，具有不可传承性和不可再生性，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对其现状的维护和受损的修复，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活态的，它的保护和传承依赖于活态的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了对精神价值和知识技能的保护。国务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以下几种：1.口头传统，包括语言等；2.民俗活动、节庆、礼仪；3.传统手工艺技能；4.传统表演艺术；5.与自然界和宇宙有关的传统民间知识和实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

自从1998年，全国人大就开始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在2002年8月，文化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报送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成立了起草小组，并于2003年11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后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又将草案名称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全国人大于2007年将此法案列入了立法计划，并成立了制定该法案的专门小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将其列入立法规划的第一类项目。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成立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法可依。它与《文物保护法》同为行政法，二者相互结合，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保护模式

第一，专题展示馆保护模式。是展示、研究、保护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过相关行政部门审核批准、面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目前兴化市非遗展示馆的功能已经在最初的研究、教育、收藏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展示和传播等功能。第二，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是通过教育的、科学的或一般的文化方式，对一个特定区域的整个文化环境或社会环境进行开发、管理和研究。第三，活态保护模式。该种模式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时间及空间组成的一个动态文化场，进行各种传承工作，从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第四，旅游开发保护模式。旅游可以让人们感受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相融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传承价值

（一）地域文化的传承价值

在现代化大都市里，地方特色已经逐渐被钢筋混凝土建筑所取代，地域风情和文化生态正在遭到现代文明的破坏。地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越剧、庙会、剪纸等都是活跃在人类大地上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各个地方文化的象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点燃艺术的灵感，激发当下文化的创作热情。现代都市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地域文化的传承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文化特征与各地的文化产业开发进行融合，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纽带作用，从而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二）民族文化的传承价值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深化民族认同感，增进各民族情感。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的文化形态也是多种多样，文化就像剂，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我国目前文化战略中就包括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一项，要想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必须要发展各种文化，保护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在现代文化的发展格局中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功能。另外，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内涵，使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得以光大。

（三）历史文化的传承价值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认识历史意义、保存历史记忆具有重要意义。当今许多古老的艺术都成为历史的载体，保存了重要的历史信息。笔者在此举一个鲜活的例子，2008年6月14日，我市的“茅山号子”被正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茅山号子”是茅山人民在生产劳动时，鼓动大家积极生产的优秀民歌，可谓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一习俗可追溯到尧舜时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这一文化遗产将尧舜古史传说体系化、地方化，不仅将尧舜禅让、尧王嫁女、尧王访贤的美谈包含其中，而且也有舜德服人、舜耕历山、舜孝感天的传说，另外还包括一些有关沿途各村的地名、村名、人情来历及风景地物的解释性传说等。这一文化遗产能延续至今不仅非常难得，而且对后人认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吕屏，王庆仁，彭家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综述[J].贵州民族研究，2009，（03）.

[2]孙正国.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类型化保护[J].求索，2009，（10）.

[3]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探讨[J].理论导刊，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