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篇1

【关键词】从众心理;大学生;创新思维;影响;对策

一、什么是从众心理

从众，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或压力，而趋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1]从众心理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施提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从众心理通常是由于个人受到集体的隐形或者显形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目标，最终选择了和多数人一致的意见和行为。[2]

在大学生群体中，从众心理表现得很普遍，并且已经给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从众心理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表现

大学生群体是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生活学习环境相对封闭，生活圈小，接触的人较少，易受周围老师同学的影响，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从众的行为。

在校园中的从众行为首先表现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考研从众、择业从众、选课从众、恋爱从众、消费从众、逃课从众，有的男生甚至为了和同宿舍的打成一片学打游戏，出现“打游戏从众”现象。从众的行为使他们失去了理性的思考，一味地跟风。大学校园的这种普遍从众现象，反映了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淡薄，没有主见，缺乏独立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久而久之，大学生的独创性和个性思维就会受到影响，阻碍了大学生个性的发展，从而抑制了创新思维的形成。长久下去不利于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进而阻碍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然而创新思维的培养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需要在长期的训练和潜移默化中形成。

校园里的从众行为除了有消极的一面还有积极的一面，例如自习从众，可以从同学中学到积极的一面，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相互学习的作用，并对自己的学习产生正确的引导。另外，大学生社团在校园的积极从众作用也不容忽视，社团组织人员应善于利用从众的积极作用使整个社团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加具有影响力。

学校应善于利用从众行为的积极作用对学生进行引导，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对从众行为的消极作用要分析其原因，根据原因制定相关的方法策略，但是要克服从众的心理不仅学生本身要努力解决，学校和老师也要积极面对，为学校和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做出贡献。

三、造成大学生从众心理的主要原因

从众并不是盲目从众，从众者要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做出选择并付诸行动。从众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自身和外界两方面。

1、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首先表现在缺乏自信心。自信心是一种反映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完成某项活动的信任程度的心理特性。它是一种积极、有效地表达自我价值、自我尊重、自我理解的意识特征和心理状态。自信心的个体差异对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心理和行为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自信心强的人在做出选择时能够坚定自己的抉择，做事比较果断。反之，自信心较弱的人，遇事多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不确定自己的抉择，易受其他人的影响，这样往往会出现从众行为。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人们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别人的不同时，首先会怀疑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不去质疑别人的观点，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表现，缺失自信的人会表现得更明显，而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想法随从大家的意见。

自身因素其次表现在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形成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其中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独立思考可以免受他人思维上的打扰，更容易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创新思维反映在大学生的身上主要是自己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由于大学生年龄和心智还不够成熟，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且自身缺乏独立思考的意识和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故容易出现人云亦云的现象。如此下去，不但不利于大学生自身的成长，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外部因素

首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提倡“中庸之道”，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其实“中庸之道”不仅仅是这层意思，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把其理解为保守、中立、不冒尖。大学生从小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认为凡事要随从多数人的意见才是最合适的选择，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更愿意保持和大多数同学一致的想法或行为。

其次，人的“社会性”属性。人是群居动物，个体往往依赖群体而存在，在做出决定或选择时，往往会受到群体的压力，为了避免被孤立，从而会采取从众的行为，这其实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

最后，社会形势发展变化莫测。当今社会各方面发展迅速，形势变化比较快，如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技术层出不穷，大学生缺乏对当前社会形势的正确把握，不能做出有价值的判断。

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正处于青春期，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提出新观点时容易人云亦云。此外，大学生在学校会比较在乎周围老师同学对自己的看法，即使自己有新颖的想法，也不说出来，担心自己的想法会被同学笑话，为了保持和周围同学一致，最终选择和大多数人一致的观点。并且大学生的社交范围小，周围除了同学就是老师，相对外界来说比较封闭并且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从众行为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需要大学生自身有意识的克服从众心理，培养创新思维。

四、如何克服从众心理，培养创新思维

1、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要培养创新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想法，更不要提创新。然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自己要有意识地去独立思考，从小事做起，比如，每次的作业要独立完成，不管在学习还是生活中遇到难题时不要急于征求别人的意见，应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

2、学会理智、自信地面对问题

面对各种问题或困难时要求大学生要理智、自信地去面对，不要被面前的问题和困难所吓倒，冷静地思考和分析问题和困难的原因所在、不盲目地做决定。这样可以增加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避免被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所干扰，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逐步培养创新能力。

3、教师发挥主导作用，鼓励学生进行创新

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首先教师自身要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影响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在教学活动中要注意采用启发式教学而不是对学生进行灌输式或填鸭式的教学，启发式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思考问题，避免从众行为的发生，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在课堂活动中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在全班形成一种无所顾忌，自由发言的氛围，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

4、发挥学生社团的主体作用

大学生社团在激发大学生创新潜力、提高大学生创新实践和动手能力，形成创新氛围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社团中吸纳了不同专业领域的大学生，不同专业知识相互交叉、融合，碰撞出新颖的思想火花。

大学生社团可以通过举办各类讲座竞赛、辩论赛以及其它培养创新思维的活动，积极带动大学生参与，在校园形成有创新意识的氛围，逐步培养大学生自身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

五、结束语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学生喜欢“扎堆”，喜欢“跟风”，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较循规蹈矩，缺乏独创性的精神。我国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尤其是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改变大学生的墨守成规和从众的心理，发掘潜在的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鼓励大学生培养创新思维，克服从众心理，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针对大学生的特点，采取措施克服从众的心理，同时也要发挥从众的积极作用，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努力使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

【注释】

[1]王小章.社会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2.243-245.

[2]殷明，朱昌平.从众心理与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J].实验技术与管理，2009.26.

【参考文献】

[1]宋官东.遵从行为的调查研究[J].心理科学，2004（3）657-661.

[2]张义生.论创新思维的本质[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4.

[3]马凤芹.大学生创新思维发展的心理障碍及引导[J].高校育人，2007.

[4]姚建银.对从众心理影响下大学生行为的探讨[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篇2

和谐体育环境思想观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和政府在治国理政的历史新阶段所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包括体育环境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作为体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体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展现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综合实力的“橱窗”，但我国现代的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着大众体育的发展，因此，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高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速度、提高国民素质，必须营造和谐的大众体育环境。

1和谐社会体育环境的影响因素

《韦氏新大学词典》中对环境的解释为“影响个人或社会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的总和”。有些学者认为，环境一般指生物个体或者生物群体周围的自然状况或物质条件，影响个体和群体的复杂的社会、文化条件。在考虑大众体育环境的定义时，必须注意大众体育具有自然和社会两大属性，因而大众体育环境可以理解为影响大众体育顺利开展的一切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总体。从大众体育环境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影响和谐大众体育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1.1文化环境的影响

文化在精神、理念、理性等各个方面促进着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它总是在不断积累中发展与进步的。文化是由人们创造并积累的，但它同时也在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生活。一定时期的人的行为方式活动习惯总是一定文化的特定体现。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今慢慢走进人们的视野，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们要加大体育文化的建设和传承。

1.2经济的制约

随着体育高度的职业化、商业化、社会化，经济因素已渗透到体育中，在体育中体现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一经济基础决定大众参加体育的项目；二经济决定体育活动开展情况。

1.3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对大众体育体制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施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里大众体育被视为国家事业，属于政府管理型。而在施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大众体育作为一项产业，属于社会管理型。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变化时，大众体育体制总要相应地适应这种变化。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大众体育体制的变化滞后了，出现了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音符。

1.4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终身体育的教育方式下，学校作为主要体育活动传授场所，学校教育对学生体育观念及习惯的培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学生时期形成的体育爱好戏兴趣在一生中将难以改变。高度的集中统一、高度的内聚强化力、较强地服从和服务意识、高效的集约机制是我国学校体育现行管理体制优势的集中体现，并对我国大众体育的腾飞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体制在客观上也带来了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如项目开展过少、缺乏地方性传统项目。而很多花费高的项目开展较少，这是我国现在教育存在的问题。

1.5自然技术条件

随着我国大众体育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参加体育的数量及质量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对各种体育设施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现代化的体育场馆、游泳馆、大型体育器材及综合配套训练器材等硬件的需求量逐渐增加，为培养大众的休闲娱乐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我国现存的体育场地及体育设施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器材落后，场地匮乏，这影响了大众健身的兴趣。

1.6大众思想观念的禁锢

心理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重视。传统的思想影响着体育项目的开展及传播，我国大众思想比较保守，对体育健身项目的参加也仅限于那些传统的球类、武术等。对那些消费比价高、具有风险性的项目参与比较少。大众体育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国民素质的重大问题，担负着实现我国竞技体育战略目标的重大使命，如果能够恰当地引导大众的体育观，增加群众参加项目的多样性，从而提高我国国民的素质，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打下基础。

2构建和谐社会体育环境的途径

2.1营造和谐大众体育的人文环境

“体育人文”，是一种超文化、超种族、超地域、超等级、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多元化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价值观念的综合体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顽强拼搏，振兴中华”的精神激励和影响着几代中国人。20年后，“女排精神”又融入更丰富的内涵：永不言败、永不放弃、顽强拼搏，在逆境中求发展、创辉煌的竞争精神；步调一致、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以及创新精神等。”这是新时期体育精神的全新诠释和标准，同时体育精神包括人类和平、和谐、和爱、和美等人文理念的体现，发展科学进步、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统治等文化主题；鼓舞人们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反对一切邪恶、腐败的生活行为。因此，对大众体育和谐环境的理论研究，需要把体育精神与以上多种体育现象的规范结合起来。

2.2改变群众体育消费观念

现代传媒在群众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引导群众生活方式、消费导向，其中在对大众体育的影响比较深，根据心理学的规律，人们不可能对一事物保持很长时间的注意，但是不间断地提示，可以加深这种记忆。体育观众对体育项目的爱好是具有可诱导性的。通过有目的的媒体策划，人们的观看需求可以发生转移，通过媒介传递信息，使人们接受并爱上体育项目，潜在喜好是未来行动的直接动力。

2.3改善大众体育健身娱乐的自然条件

大众体育能否健康、顺速地开展，关键取决于体育设施的完备及体育指导员的水平，完善的组织机构也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机构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提高国民素质，加大对大众娱乐休闲的投入。增加对体育设施的数量，增大体育活动的场地。做到人人参加体育活动。只有提高国民的素质，才能创造更高效益。

3结束语

构建和谐大众体育环境的任务任重而道远。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在为我们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大众体育，完善体育体制，更要加强体育法规建设，加快体育的立法和执法工作，加强大众体育的指导员素质的培养，推动体育精神的弘扬与法律准则的相互配合，以此来构建和谐的大众体育环境，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马恒祥，杨叶红，曹池龙.对构建和谐竞技体育环境的思考.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6，（6）.

＼[2＼]李平.中国文化概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篇3

关键词：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2026303

1引言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低碳消费行为的研究还是一个前沿课题，特别是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并不全面，更多的是将焦点放在家庭能源消费，或是与低碳消费紧密联系的绿色和可持续消费等方面。近年来，随着低碳化消费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强调“低污染、低能耗、低浪费”的低碳消费相关研究热度迅速上升，文献数目也在增加。经过整理和归纳国内外有关低碳消费行为的文献得出，当前的研究主要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也较为多样。

2关于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2.1人口统计特征

学术界关于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低碳消费行为产生的作用程度研究众多，但结论并未达成一致。荷兰学者Abrahamser（2009）对家庭能源使用方式的研究得出，人口统计变量各因素对能源使用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谢守红和陈慧敏（2012）对人口统计变量中的性别和婚姻状况进行T检验后发现，在低碳产品的购买行为上性别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而婚姻状况上差异并不显著；对年龄、职业、学历和可支配收入的方差分析表明，这些因素在低碳消费行为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而杨波（2012）用LPM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后发现，消费者在低碳商品消费过程中，诸多个体特征影响因素中收入情况最重要，其他的都不显著影响。

2.2内部影响因素

2.2.1低碳认知

Upham等（2011）研究发现公众“碳标签”认知对家庭碳减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ChenHong等（2014）对认知产生的影响作用做了区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认知和自我低碳消费偏好对个体知觉消费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而环境认知，低碳消费认知，对他人的低碳消费偏好和低碳消费行为倾向积极影响社会意识消费行为。虽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低碳消费知识应当对低碳消费态度产生正向影响，但是江婷和汪兴东（2015）的研究得出了相悖的结论，发现低碳消费知识显著负向影响低碳消费态度。

2.2.2生活习惯

Ouyang（2009）在对杭州居民进行调查后，分析得出改变家庭的生活方式能够为家庭省电10%。朱臻等人（2011）对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及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一次性产品的使用频率、地域因素等对居民碳排放有着显著影响。SandraBichler（2015）等通过对德国4000个私人家庭进行调查，认为在自动洗碗中提高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行为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消费者们的个人选择和个人生活习惯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消费者在洗碗机类型、洗碗的项目和预处理方法这些方面的选择，对节能发挥重要作用。

2.2.3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是大部分个体普遍所有的一种心理现象，众多研究证实从众心理比态度能够更好地解释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张松梅（2012）通过对青岛地区的社区居民和一些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需求的增多，从众心理和炫耀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居民的高碳消费。于君华（2013）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认为消费者受低碳消费心理不成熟的制约，具体表现为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至上的消费观的盛行严重误导人们消费行为。

2.3外部影响因素

2.3.1宣传教育

Steg（2008）、PerGyberg和JennyPalm（2009）经过研究发现，居民缺乏节能的有效方法知识是造成家庭减少能源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教育和信息宣传手段比一些结构性政策，能较好地改善家庭能源使用行为，起到引导居民节能行为的作用。巢桂芳（2010）在对低碳消费行为的调查与研究中指出，如果政府部门缺少对低碳消费知识的宣传，将会影响整个地区居民的低碳消费程度。

2.3.2实施成本

LIGuozhu等（2009）以中国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研究发现价格和能源产品的易得性影响农村居民的能源产品选择。王继红（2011）在调查农村居民对低碳产品的消费需求时，也发现农村居民购买家电产品考虑节能环保的比例仅为27.3%，而自己有需求并使用方便才是其购买的主要原因。摩托车购买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价格和油耗，很少有人考虑到尾气排放量。王璐（2014）采取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对各类情境结构因素的调节作用依次分析和验证后，发现经济成本显著影响服装消费和居住消费等相对长期的消费行为，但对饮食等随机性较大的消费行为则无调节作用。

2.3.3相关政策

众多学者认为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对于低碳消费行为会产生积极影响效果。持相同看法的PeterH.G等（2004）在解决荷兰家庭对能源的日常需求问题时发现，在短期内能源税对居民能源消费产生了虽然小但是十分重要的影响。EvaHeiskanen等（2010）研究表明低碳社区不仅能够解决政府普遍面临的社会困境，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帮助个人解决无助的情况。贺爱忠等（2011）的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信贷和政策感知效果虽然对低碳消费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低碳消费行为却没有显著直接影响。熊冬洋（2012）也认为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和出台有效的财税政策，可以完善居民低碳消费过程中涉及的基础设施和降低居民低碳消费经济成本，让实施低碳消费行为更便利和可行。

3关于低碳消费行为的研究方法

3.1多元回归模型

谢守红等（2013）结合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有效地筛选出生态价值观、便捷性、低碳认知、产品价格和政策感知效果5个主要影响因素。石洪景（2015）一方面运用单因素方差模型考察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筛选出对低碳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作用的价值观和关注度等5个解释变量。除了常规的直接以低碳消费行为作因变量，还可以另辟蹊径以购买行为和使用行为为因变量（彭迪云等，2014），结合多元回归的方法更精确地分析影响因素。

3.2结构方程模型

肖敏（2014）在研究低碳消费态度―行为差异的主要形成因素时，利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发现，低碳消费认知、感知效力和情境因素三个变量对低碳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有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强度。由于消费者行为难以被直接观测，所以张蕾等（2015）用行为意向来代替对行为的预测，建立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意向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认知都对低碳消费行为意向存在显著的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相结合来实证研究碳标签对低碳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张露和郭晴（2015）发现消费者认知是通过消费者偏好的中介作用来影响消费者行为。

3.3综合模型

芈凌云（2011）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ABC理论构建了我国居民低碳化能源消费行为综合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居民能源低碳化消费的情景调节作用。华坚等（2013）构建综合行为研究模型，分别采取Pearson相关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和方差与均值分析方法研究3个维度对城市居民低碳产品消费的购买购置、使用管理和处理废弃这3种主要行为的影响结果，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要加强低碳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低碳知识普及程度和关注低碳宣传教育落实等建议。顾鹏（2013）也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综合模型来探究个体心理因素和外部情境因素的影响程度。田云（2015）运用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调节效应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4局限性及研究展望

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低碳消费的研究近年才开始兴起，随着关于低碳消费的内涵研究逐渐深入和明晰，学者们转而聚焦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虽然当前相关研究文献不断涌现，但在对象和方法上仍存在研究较为片面的局限性。不过，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备受重视，关于政府低碳政策制定的引领、企业低碳产品技术的革新、全民广泛参与低碳的行为等方面可能成为未来研究方向。

4.1研究对象的选取

国外研究侧重于家庭的节电等节能减排具体行为，证实心理、习惯、信息和技术等因素对居民行为都会产生显著影响；而国内经过前期对低碳消费内涵和概念的明晰界定后，研究对象逐渐开始聚焦城市、城镇居民和大学生这三类主体。然而，在众多的研究结论中有部分并未达成共识，如人口统计特征等因素对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本身存在较大差异或样本采集周边的环境影响不同。特别是当前研究忽视了占据人口中重要一部分的农村居民这一对象，对处于中国特定国情和环境下的农村居民这一主体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而事实上，2004年我国农村人均生活用能量为140kg标准煤，到了2013年已经大幅攀升到311kg标准煤，增幅达到了122%，不断逼近城市人均生活用能量。②因此，农村生活中能源使用等消费行为产生的碳排放问题同样不可小觑，农村居民这一消费主体的低碳消费行为也将成为以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4.2研究方法的采用

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考察到影响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该领域中涉及到的相关研究方法也愈加成熟和多样化。在实证研究中，有采取对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的，也有构建态度―行为―情境模型和整合模型等方法来支撑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还是存在视角单一、统计分析方法过于简单等问题，对影响低碳消费行为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得不够深入，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实证研究的深入性还很不足。通过对比和总结，发现对于存在多个因变量、测量误差和潜在变量由多个观察指标构成的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优势突出、最为恰当，分析的效果较为直观。因此，更适宜的方法也成为未来可能研究的探索之一。

参考文献：

[1]

AbrahamserW，StegL，VlekC，etal.AReviewofInterventionStudiesAimedatHouseholdEnergyConservation[J].JournalofEnvironmentalPsychology，2005，25（3）：273～291.

[2]谢守红，陈慧敏.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17～121.

[3]杨波.郑州市居民对低碳商品的认知状况和消费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2（1）：122～126.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

关键词：先进典型报道传播效果

先进典型报道是一种以先进典型人物、先进典型事迹为报道对象的新闻宣传活动，能够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发挥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典型报道的传播过程由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传播渠道等多种因素构成，传播效果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

一、主要影响因素

（一）传播者

先进典型报道的传播者作为典型报道传播活动的起点，对典型报道信息的内容、形式等问题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无论典型报道的传播者是组织机构还是个人，其信誉、威望、品格等因素都对典型报道的传播效果产生影响。例如我国的主流媒体，特别是《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属于媒介形象好、可信度高、权威性强的信源。典型报道在这样的媒体上传播，其传播效果要优于可信度低的媒体。

传播者的信息把关标准也会对典型报道传播效果产生影响。传播者是典型报道“议事日程”设置者，在典型报道信息选择、加工、的整个过程中发挥把关作用。传播者要善于挖掘典型人物，并按照新闻价值、宣传价值等把关标准对典型报道信息进行取舍。

（二）传播内容

传播内容是典型报道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内容的表达过程就是传播者进行“编码”的过程，使信息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表现出来。符号“能指”与“所指”组合互动，共同完成典型报道传播内容文本的建构。

典型报道的内容质量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典型报道的传播内容存在缺陷，会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首先，典型报道的传播内容一定要真实。用事实说话，做到真正客观、准确地描述典型人物事迹，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刻意拔高。如果信息失真，传播者的信誉和形象会受到严重损害，典型报道会取得负面、消极的效果。其次，典型报道的传播内容应该具有信息传播、舆论引导、榜样示范等多种传播价值，这样的文本才有意义。

（三）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的种类、特点、普及率和传播质量等因素，都会对先进典型报道的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例如，报纸媒介文字量大，适合做深度报道，可对典型人物、典型事迹进行深度挖掘；但报纸以文字符号表现事物，以线性方式描述现实，只有静态图片、图表或漫画可提供部分视觉形象，且时效性差、交互性弱、信息量小，受众还需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和较强的“解码”能力，故先进典型报道在报媒上的传播力，因报纸本身的传播特点而受到了一定限制。

电视媒介受众广泛，具有生动、直观的特点。网络媒介的交互性、时效性强，而且信息海量，已经成为传统大众媒介的有益补充，甚至其传播效果已经超越了传统大众媒介。

（四）传播受众

受众规模巨大，分布广泛，个体差异明显，是典型报道传播内容的译码者，也是典型报道传播效果的唯一检验者。受众对典型报道信息接收与接受与否，是典型报道传播效果实现的最重要环节。典型报道是否有效，归根结底，就是看是否会对受众产生影响，即是否吸引、打动并感染了受众。

由于受众的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所属群体、个性特征等因素的不同，受众会具有不同的心理特点和心理需求，拥有不同的固有态度、观点和信念。受众的差异性，导致受众对典型报道信息的选择性心理存在差异。面对众多的媒介信息，受众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信息上而舍弃其他信息，这是受众的“选择性注意”。受众的文化素质、接触媒介动机、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受众面对同一个典型报道会有不同的解释和结论。另外，受众的记忆会存在遗忘机制，即“选择性记忆”，一些典型人物很快就会被受众遗忘，其传播效果比较短暂。

二、其他因素

（一）传播技巧

传播技巧是指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先进典型报道的传播技巧是影响典型报道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典型报道中运用一定的策略和方法，可以使更多的受众接触典型报道，接受典型报道宣传的观点、思想，以此树立自身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使典型报道收到更好的效果。

1.传播目的要隐蔽。对于传播者而言，传播目的必须明确，但对于受众来说，传播目的性太强，说教意味太浓，容易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宣传效果会大大减弱，因而必须将典型报道的宣传目的寓于报道之中。

2.认识到传播活动的复杂性。无论采取何种技巧，必须认识到传播活动是非常复杂的，传播者、受众、媒介等各种因素都会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必须对各种因素都有深刻的认识，对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探求出一套行之有效、能够提升典型报道传播效果的传播策略。

3.要随着时代而改变。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及受众心理需求的变化，旧的传播技巧已经不能适应典型报道传播的要求，典型报道必须不断寻求更适应当前传播现状的传播策略。

4.要为受众所接受。现在的传媒领域已从以“传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研究受众心理需求、满足受众心理需求是典型报道必须考虑的因素。

（二）社会环境

不同的社会环境会导致受众产生不同的心理环境，对先进典型报道传播效果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正面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负面的。例如抗美援朝期间，关于、等战斗英雄的典型报道契合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后，王进喜等工人先进代表、耿长锁等农业先进典型大量涌现。60年代上半期，焦裕禄事迹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当时我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需要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来激励人们为振兴祖国而奋斗。到了时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典型报道进入了低谷期。至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的变化使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日益多元化，榜样的示范作用弱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社会价值观继续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人们的社会公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典型报道效果继续弱化并陷入危机。

如今，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学习在中华大地广泛开展起来，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正在不断提高，社会风气越来越好，这为先进典型报道的传播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结语

当下，正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传媒领域应多传播一些能够提升受众道德修养、塑造美好心灵的精神内容，通过研究先进典型报道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使先进典型报道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先进典型人物报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014年第429号）及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项目编号：X2014016）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侯增文.榜样的力量――社会核心价值观视阈中的典型报道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3.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篇5

【关键词】媒介素养；媒介使用；媒介信息处理；媒介参与意向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1930年代肇始于英国的“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理念与教育实践，从第一代源自精英文化脉络、强调保护公众免受不良媒介信息侵害的免疫式观点，已逐步转移到强调对媒介的质疑和批判性思考，并进一步拓展到以公众媒介参与为核心的研究范式（Buckingham,2003;郭中实、周葆华、陆晔，2006）。作为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格外关心两个问题――受众如何处理所接触的媒介信息（特别指向是否具有质疑和批判意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到媒介内容的生产和创造（陈国明，2007；陈世敏，2005）。如果说媒介使用基本意味着被动、单向的接收过程，那么媒介信息处理则代表着受众主动、积极的处理策略，而媒介参与更进一步，不仅接收、处理信息，而且参与生产信息，三者之间构成了受众主动性递增的链条。恰如霍布斯所言，媒介素养就是从基本的能够使用媒介到思考分析、再到利用媒介参与创造的过程（Hobbs,1996）。

因此，从关注受众主动的认知和行动能力出发，本文将集中探讨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试图回答如下问题：首先，在中国社会，受众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的现状如何？第二，影响公众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一方面厘清媒介信息处理、媒介参与意向之间，以及它们与媒介素养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理论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提供依据和参考。

一、媒介素养及其相关概念的阐释

（一）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

1、媒介信息处理

媒介素养研究的基本假设之一是认为主流媒介建构讯息的方式乃是迎合控制媒介的社会阶层之需要（AspenInstitute,1993），因此强调受众“对媒介信息保持开放、质疑、反思、批判的态度”（Hobbs,1996），本研究采用媒介信息处理的概念来考察这一视角。媒介信息处理（mediainformationprocessing），指受众在处理所接触的媒介信息时所采取的一系列认知策略（Kosicki&McLeod,1990;Eveland,2005）。基于媒介素养关注受众主动解读和反思批判媒介信息的理论指向，本研究将媒介信息处理更集中地概念化为受众对媒介信息进行思考和存疑的认知策略。换言之，本研究特别关心受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反思意识，对所接触到的媒介信息展开分析和评判。这样，我们将媒介信息处理划分为四个维度――思考、质疑、拒绝和核实。“思考”代表受众能够超越媒介报道的文字表面，对报道背后的深层含义进行解读；“质疑”指受众能够对媒介报道提出疑问，怀疑某些报道或细节的真实准确性；“拒绝”意味着对媒介报道观点的排斥和抗拒；“核实”则意味着一种更加积极、需付出更多心智劳动的处理策略，指受众能够通过媒介报道之间的相互印证来确认事实。

这样，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为：中国公众媒介信息处理――包括思考、质疑、拒绝和核实的基本现状如何？

2、媒介参与意向

比媒介信息处理更具主动性的是媒介参与，即受众介入媒介信息生产的行为。媒介参与内容广泛，从提供新闻、表达观点、到娱乐投票；动机不一，从单纯报料、到个体维权、再到服务公益，但其共性都是超越简单“媒介使用者”的角色，更积极地利用媒介，对媒介内容施加某种程度的影响。然而，现实生活中，真正有过媒介参与行为的公众比例是相当低的，例如一项有关上海大学生媒介素养的调查（刘佳，2006）表明，即便是在教育程度高于普通市民、媒介参与行为总体活跃的大学生群体中，大约只有14.5%打过热线电话，12.1%点过歌，10.2%投过稿；本研究在佛山市的先期调查也发现，仅有一成多的佛山市民在接受采访、投稿、向媒介提出批评建议等方面有过实际的参与行为。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不直接涉及媒介参与行为，而以社会心理学中公认的对行为具有最强解释力、预测力的概念――“行为意向”（Fishbein&Ajzen,1975），在这里即“媒介参与意向”取代。

研究问题二：中国公众媒介参与意向的基本现状如何？

3、媒介信息处理与媒介参与意向

这两个媒介素养“子素养”间的理论关系也有迹可循。第一，它们都共同指向受众在使用媒介基础上主动性的发挥；第二，在有关媒介信息处理的研究中，其与公众政治形态参与之间的理论关联非常清楚，即认为公众积极的信息处理会正向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Eveland,2005）。因此，虽然现有研究很少涉及媒介参与，但我们可以推论积极的信息处理会增强主动性、培育参与意识，其介入媒介内容生产的意愿也会相应增强。不过，四个维度可能作用有异――思考和核实型的处理意味着对媒介信息的深度心智投入，因此它们应能促进媒介参与意向；而拒绝表示对媒介某种程度的排斥，所以反而可能降低参与意愿；质疑则介于两者之间。所以，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和问题：

研究假设1a：媒介信息思考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1b：媒介信息核实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1c：媒介信息拒绝对媒介参与意向有负向影响；

研究问题3：媒介信息质疑对媒介参与意向影响如何？

（二）媒介素养相关概念

媒介素养无法脱离一些相关变量的影响。包括：

1、政治认知

媒介素养教育旨在培养理想的公民，而这必然首先跟受众个体的政治认知特点有关。本研究特别关注两个维度――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以及政治思考能力。前者代表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热情，热情者关心政治，其处理媒介信息的意愿便强（Evelandetal.,2004），参与的意愿也高（McLeodetal.,1999）。在媒介信息处理的四个维度中，思考、质疑和核实应该都与政治和公共事务兴趣有关，但是一个充满政治热情的公众，是否一定能抗拒和抵制媒介呢？对此我们持怀疑态度。

政治思考力意味着公民的头脑复杂性，即是否能够深入地分析和理解政治和公共事务，一旦缺乏这种思考能力，则受众也不愿、或者无力积极处理所接触的媒介信息；但是对媒介参与意向，则可能比较复杂，一个政治思考力不佳的人，在遇到个人问题时也可能寻求媒介的帮助。基于此，我们提出：

假设2a：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正向影响思考、质疑和核实三个维度的媒介信息处理；

假设2b：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正向影响媒介参与意向；

假设2c：缺乏政治思考力对媒介信息处理有负向影响；

问题4：缺乏政治思考力与媒介参与意向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2、人际讨论模式

作为早期社会化结果的不同人际讨论模式，被认为对民主社会和公民素养具有重要影响

（McKuen,1990;McLeodetal.,1999）。本研究中，我们将着重分析两类不同的人际讨论模式――开放型和封闭型，前者人际讨论的圈子较广，喜欢与不同背景的人交谈，并且交谈中会有较多的碰撞；后者则讨论圈子较为封闭，也很少反思自己的观点。理论上，我们未必能假定封闭型讨论模式对媒介信息处理没有影响或趋于负面，但由于在参与异质圈子、观点交锋中需要更多的心智付出，可以假设开放型讨论相比封闭型模式对媒介信息处理有更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媒介参与意向的激发因素而言，开放型讨论模式应有正面影响，而封闭型则未必。即：

假设3a：相对于封闭型模式，开放型人际讨论模式对媒介信息处理诸维度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b：开放型人际讨论模式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正向影响。

3、媒介使用

媒介使用的影响需要具体的解析：第一，就新闻与娱乐而言，新闻被认为对个体思维能力的培育有正面影响，而娱乐则未必；新闻会正向影响参与，而娱乐的角色则较为复杂。在中国社会情境下，我们认为近年来大量参与式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出现和繁荣可能会增强受众的参与热情；第二，报纸与电视的区别，西方政治传播学者（如Iyengar,1991）非常看重两者在信息呈现方式和对受众心智付出要求上的差异，所以报纸相比电视更利于深入的信息处理；但在影响媒介参与意向上，中国电视自1990年代以来一批有影响的深度报道节目（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崛起，可能会增强受众对电视新闻的好感，进而激发参与意愿；第三，与报纸和电视相比，媒介素养研究更为看重“另类媒介”对受众认知和行动能力的解放意义。它们更能促进受众的积极思考和批判意识；但在对媒介参与的影响上，其结果可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另类媒介”展现更多的参与场景，会激发参与，但另一方面，过多的接触会降低受众对传统媒体的评价，结果反而降低了参与意向。所以，我们提出：

假设4a：与电视新闻相比，报纸新闻对媒介信息处理诸维度有更明显的正向影响；

假设4b：与报纸和电视相比，关注海外媒介和网络新闻对媒介信息处理有更明显的正向影响；

假设4c：与报纸新闻相比，电视新闻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更明显的正向影响；

假设4d：关注娱乐内容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正向影响；

研究问题5：关注海外媒介和网络新闻对媒介参与意向有何影响？

4、媒介评价

媒介评价作为受众看待媒介的基本观念和意识，无疑会对包括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在内的媒介素养发挥影响。对媒介评价越高，就越容易放弃对媒介信息的质疑、批判；而越持负面评价，则越会对媒介信息保持警惕，通过抵制、核实，以防被权力机制通过媒介操控（Kosicki&McLeod,1990）。但另一方面，对媒介内容生产的介入则要求对媒介保有正面的态度，特别是在必须依赖媒介采纳的诸如报料、帮助解决个人问题这类参与行动上尤其如此。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5a：媒介评价反向影响媒介信息处理诸维度；

假设5b：媒介评价正向影响媒介参与意向。

5、媒介参与功效意识

相对于媒介评价，媒介参与功效意识是普通公众对媒介所持的一种更具体的观念，即对于

媒介参与是否能达成效果的估计。它的理论位置不在媒介信息处理之前，但可直接预测媒介参与意向（Bandura,1986），因此我们提出假设6：媒介参与功效意识正向影响媒介参与意向。

6、地区因素

除个体因素外，西方学者(如Kang&Kwak,2003)已经开始关注地区和信息环境因素对公

众认知和参与行为的影响。就中国而言，即便不考虑城乡差异，各城市之间在媒介生态文化等方面也存在差异(Chan&Qiu,2002)。由于目前中国受众以使用本地媒介为主（尤其是报纸和电视），故各地媒介运作的差异，将会通过媒介使用、媒介评价、功效意识等“潜移默化”地影响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另一方面，各地市民文化（例如参与传统）、政经环境等方面的差异，都可能造成媒介素养的差异。鉴于缺乏理论指引，我们提出如下探索性问题：

研究问题6a：中国公众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是否存在地区上的差异？

研究问题6b：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地区变量对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是否具有独立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地点与抽样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06年10月-2007年5月间在全国四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西

安进行的入户面访问卷调查。所有城市的抽样均采取多层、随机方式：首先，根据各城市人口统计资料，遵循“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方法，分别先随机抽取出40个居委会；然后，依托居民户籍档案，采取系统随机抽样方式在被抽中的每个居委会中抽出15户家庭；最后，根据“最近生日法”，从每户家庭中选择一名年龄在18-70周岁之间的个人作为访问对象。最终共成功访问到2409名样本。

（二）测量

人口学变量：包括被访者年龄（以出生年份测量）、教育程度（从“小学以下”到“研究生以上”，以1-7升序排列）、收入（以全家平均月收入测量，从“1000元以下以下”到“10000元以上”，以1-5升序排列）、性别（女性＝0，男性＝1）。

政治认知：包括两个维度――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由两个用五级量表测量的问题合成（我对政治很感兴趣、我会花很多时间思考国家大事；信度系数=0.76），另一维度是缺乏政治思考力（多数政治问题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五级量表测量）。

人际讨论模式：一组共8个问题经主成分斜交因子分析，区分为负载明晰的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开放型”和“封闭型”。前者由五个问题合成（我很善于和那些与我看法不同的人交朋友、我可以和任何人谈论政治与公共事务话题、我经常和同事朋友家人谈论社会热门话题、其他人的观点常引起我思考、我喜欢在争论问题时说服对方，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信度系数=0.62）；而“封闭型”则包含了另外三个问题（我大多数的朋友都与我背景相似、我讨厌和那些与我背景不同的人交谈、我很不容易改变我的观点；信度系数=0.50）。

媒介使用：包括五个维度：报纸新闻关注度由对本地新闻、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的关注度组合而成（五级量表测量，下同；信度系数=0.69）；电视新闻关注度集合了对本地、国内和国际电视新闻的关注度（信度系数=0.71）；娱乐内容关注度集合了对报纸娱乐版和电视娱乐节目的关注度（信度系数=0.76）；网络新闻关注度的测量采用单一问题，直接让被访者回答上网浏

览新闻的程度；最后是海外媒介使用，集合了对海外短波电台、海外卫星电视和海外网站的使用（从0到6测量，0表示“从不使用”，6表示“使用程度非常高”；信度系数=0.55）。

媒介评价：由三个问题组合而成――媒介报道整体上是真实准确的、绝大多数新闻报道是可信的、媒介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信度系数=0.65）。

媒介信息处理：包括四个维度，分别采用单一问题测量：思考（喜欢在读新闻时寻找“弦外之音”）、质疑（对新闻报道提出疑问）、拒绝（有时拒绝接受新闻报道里的某些观点）、以及核实（有时会通过其他途径来核实某个报道），均请被访者用1-5回答与自己的符合程度（1表示“十分不符合”，5表示“十分符合”）。

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由四个问题组合而成，让被访者评估媒介参与行为的效果，包括：觉得主动向媒介“报料”很容易被采纳、参加报纸征文或电台讨论很有意义、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向媒介投诉很有效、向媒介反映看不惯的事情就会得到解决，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信度系数=0.69）。

媒介参与意向：由四个问题合成――若在街上看到交通事故会主动给媒介打电话、如果买到假冒伪劣商品会向媒介投诉、会积极参与感兴趣的报纸征文或电台讨论、发现身边非常看不惯的事情就会向媒介反映，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信度系数=0.70）。

（三）统计分析

首先我们对公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和媒介参与意向进行描述分析，并比较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我们运用普通最小平方多项回归（OLS回归）的方法，分析影响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和媒介参与意向的因素及其影响力大小。

三、研究结果

（一）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基本现状与城市差异

首先我们回答研究问题1、2和6a。描述性统计（表一）发现：就全体样本的均值来看，

拒绝的处理策略最为普遍，它也是唯一均值显著高于5点量表中值的信息处理策略（单样本t检验，p

对四城市样本的One-WayANOVA分析则发现：在媒介信息处理四个维度和媒介参与意向上，各城市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最经常思考和核实的均是广州市民；最经常对媒介报道提出疑问的是西安市民；上海市民则最善于拒绝新闻报道的观点。在媒介参与意向方面，广州市民同样最富热情，它与其他三个城市样本的均值差异均达显著程度。

（二）媒介信息处理：影响因素

表二显示的是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媒介信息处理各维度的影响。首先，研究发现，在人口变量中，年龄（年轻）对四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说明那些常常被认为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却更有主见，更具思考和批判意识。教育程度对除思考之外的三个维度也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下面我们逐一检验和分析有关自变量影响的研究假设和问题。

1.政治认知与媒介信息处理

回归分析发现：在政治认知的两个维度中，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对媒介信息处理的三个维度――思考、质疑和核实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却无法影响拒绝，；另一方面，缺乏政治思考力使得受众不愿意深入思考新闻信息（β=-.05,p

2、人际讨论模式与媒介信息处理

研究发现：开放型人际讨论模式对媒介信息处理的四个维度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影响各维度的所有自变量中，其影响力都是最强的（β从.12到.32,p

3、媒介使用与媒介信息处理

关注报纸新闻对除思考之外的三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电视新闻则与所有维度无关，对娱乐内容的关注也无法产生质疑、拒绝或推动核实；出乎意料的是娱乐内容的使用却与思考型策略相关，打破了认为娱乐内容肤浅、无法刺激思考意识的传统假设。另一方面，与报纸、电视等“主流媒介”相比，“另类媒介”的确更能预测积极主动的信息处理策略，网络新闻使用对思考、核实，海外媒介接触对思考、质疑和核实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所以：假设4a和4b成立。

4、媒介评价与媒介信息处理

即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媒介评价对媒介信息处理的两个维度――拒绝（β=-.05,p

5、地区因素与媒介信息处理

为回答研究问题6b，我们将地区变量作为虚拟变量（以北京为基准）引入回归分析，结果

发现：在三种信息处理策略上，地区性因素仍有独立影响。分别是：广州市民最善于思考（β=.11,p

（三）媒介参与意

向：影响因素

首先，影响受众媒介参与意向的人口学变量主要是性别和教育，女性更倾向于参与媒介，而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倾向于不参与媒介（β=-.06,p

1、媒介信息处理与媒介参与意向

在本研究关心的媒介素养两个核心概念关系上，回归结果显示了两个信息处理维度――思考和核实对媒介参与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质疑媒介信息也能正向影响媒介参与意向，但处于显著与非显著的边缘；媒介信息处理的另一个维度――拒绝，对媒介参与意向的影响虽未达显著程度，但呈现反向趋势。因此，研究假设1a和1b成立；1c未获充分支持；对研究问题3的回答是呈现微弱的正向影响。

2、政治认知和人际讨论模式的影响

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被证实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11,p

3、媒介使用的影响

在各种媒介内容之中，娱乐内容

被证明对媒介参与意向有突出的影响（β=.06,p

4、媒介评价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的影响

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研究发现：媒介评价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对媒介参与意向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媒介参与意向作为在理论位置上与媒介参与意向最为紧密的概念，其影响力在所有自变量中最为突出（β=.35,p

5、地区因素的影响

城市变量被证明对媒介参与意向有重要的影响，在控制了个体差异的情况下，与北京人相比，西安人更倾向于参与媒介（β=.10,p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媒介素养聚焦于个体的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采取实证研究路径，

本研究将媒介素养聚焦于个体的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以实证方法考察其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描述层面上，研究发现在目前中国，无论是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思考、还是对媒介生产的积极介入，均处于偏弱水平，其影响因素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值得深入探究。

媒介素养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个体政治认知的结果。显然，那些具有更复杂政治认知能力的个体更能对媒介采取积极、主动的处理策略，而“政治冷漠者”则易成为缺乏质疑和批判意识、以及不擅利用媒介表达自我的那部分公众。研究证实了人际讨论模式对受众媒介素养的显著影响，这说明开放型人际讨论模式中所包含的认真倾听、理解他人、尊重差异、促进反思的精神，是提升媒介素养之关键。

从事媒介素养教育不能超越受众本身的媒介使用习惯、以及对媒介表现和功效意识的认知。首先，在对受众媒介信息处理的影响因素中，海外媒介和网络新闻的影响最为明显，印证了媒介素养研究认为“主流媒介”共享一致的意识形态观念，只有“另类媒介”才更具启蒙与解放意义的理论假设；在报纸与电视的比较中，完全“各有千秋”――关注报纸新闻更利于培养信息处理能力，而关注电视新闻则有助于促进媒介参与意向；第三，娱乐性内容无助于积极的信息处理，但却鼓舞着受众的媒介参与。这些发现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媒介信息处理与媒介参与意向之间的理论关系具有启发意义，即虽然两者在体现受众主动性上具有一致性，但它们在媒介使用上所征用的资源迥然不同――前者更需要那些能够培养思考能力的因素；而后者更依赖于从媒介中所获得的正向鼓励和示范效应。

同样的观察也出现在媒介评价之中――正面评价使受众放松了抵制抗拒与核实查证，但鼓舞了媒介参与；而后者对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的依赖性则达到最强。这进一步说明：媒介信息处理与媒介参与意向虽然都属于“主动性之链”，但其“主动”的特征不一――前者代表着与媒介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警惕，而后者却未必如此，反而更需要对媒介的亲近、乃至迎合。由此也提示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该对参与行为的不同类型――例如依赖媒介采纳的参与（如提供新闻线索、求助个人问题）和不依赖媒介采纳的参与（如投诉媒介、抗议内容不公）作出进一步区分。

超越个体层面，本研究还初步揭示了受众的媒介素养与他们所侧身的社会结构、面对的媒介组织有莫大关系。首先，政治与公共事务热情、人际讨论模式的形成，离不开社会鼓励；其次，媒介素养与受众的媒介评价（指向媒介的表现）息息相关，尤其是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提供怎样的示范；最后，本文尝试分析了地区因素对媒介素养的独特影响，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媒介素养绝非个人微观层面的结果，城市的政治经济氛围与媒介组织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个体特性而产生较为普遍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研究发生于个体的微观层面，但其与宏观社会之间的关联可以带给我们充分的想象空间，推动今后的媒介素养研究、以及媒介素养的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1］陈国明（2007），《媒体教育》，载于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陈世敏（2005），《媒介素养的基本概念》，载于周典芳、陈国明（编）《媒介素养概论》。台北：五南出版社。

[3]郭中实、周葆华、陆晔（2006），《媒介素养、政治认知、媒介功能与媒介使用：理论关系初探》。《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1：121-145。

[4]刘佳（2006），《上海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报告》。《新闻记者》，3：63-65。

[5]AspenInstitute(1993).NationalLeadershipConferenceonMediaLiteracy.ConferenceReport.AspenInstitute:Washington,D.C.

[6]Bandura,A.(1986).Socialfoundationsofthoughtandaction:Socialcognitivetheory.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

[7]Buckingham,D.(2003).Media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andContemporaryCulture.Cambridge:PolityPress.

[8]Chan,J.M.&Qiu,J.L.(2002).China:MedialiberalizationAnderauthoritarianism.InMonroeE.Prince,BeataRozumilowicz,andStefaanG.Verhulst(Eds.),Mediareform:Democratizingthemedia,democratizingthestate,pp.27-46,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9]Eveland,W.P.,Jr.(2005).Information-processingstrategiesin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InS.Dunwoody,L.B.Becker,G.M.Kosicki,andD.M.McLeod(Eds.).Theevolutionofkeycommunicationconcepts:HonoringJackM.McLeod(pp.218-248).Cresskill,NJ:HamptonPress.

[10]Eveland,W.P.,Jr.,Marton,K.,&Seo,M.(2004).Movingbeyond‘justthefacts’:Theinfluenceofonlinenews

onthecontentandstructureofpublicaffairsknowledge.CommunicationResearch,31,82-108.

[11]Fishbein,M.,&Ajzen,I.(1975).Belief,Attitude,Intention,andBehavior:AnIntroductiontoTheoryandResearch.Reading,MA:Addison-Wesley.

[12]Hobbs,R.(1996).Medialiteracy,mediaactivism.Telemedium,TheJournalofMediaLiteracy,42(3).

[13]Iyengar,S.(1991).IsAnyoneResponsible?HowTelevisionFramesPoliticalIssues.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4]Kang,N.&Kwak,N.(2003).Amultilevelapproachtocivicparticipation:Individuallengthofresidence,neighborhoodresidentialstability,andtheirinteractiveeffectswithmediause.CommunicationResearch,30,80-106.

[15]Kosicki,G.,&McLeod,J.(1990).Learningfrompoliticalnews:Effectsofmediaimagesandinformationprocessingstrategies.InS.Kraus(Ed.).Masscommunicationandpoliticalinformationprocessing(pp.69-83).Hillsdale,NJ:LawrenceErlbaum.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篇6

【关键词】歌唱心理；演唱；心理障碍；影响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和规律的科学，也是研究人类精神活动规律的科学。它涵盖一切人类的活动，当然也包括声乐。歌唱心理是指与声乐有关的行为和精神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的总和。一个歌唱演员在歌唱时的心理状态对其演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一、歌唱心理的概念以及内容

所谓歌唱心理，用通俗的话讲也就是“对歌唱的感觉和想法”,因此了解歌唱中的各种感觉现象是非常必要的。人的歌唱器官是特殊的“乐器”，没有直观性，所以声乐教学中，歌唱方法一般是通过“感觉”的方式由教师向学生传授。

（一）情绪对歌唱的影响：演唱的情境与情绪是歌唱者表演时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歌唱表演中，首先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唤起内部视觉意象，而这种意象是在歌曲规定的情景中所创造出来的。要使歌曲思想内容“说”的真诚可信，就必须发挥自己的想象，使自己融入到歌曲情境中的意象中去，使其明显而形象地描绘出歌唱的一切。

（二）性格对歌唱的影响：个性是表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那些经常的、稳定的、本质的心理特征。外向型的人重视外在世界，性情开朗、活泼、喜活动、爱交际。具有这样个性的表演者，不太容易怯场，就是有也比较容易消除。而性格内向的人重视主观世界，在同外界接触中，缺乏自信，比较孤僻害羞。由于性格上的紧张趋势，他们对于受到的贬低和遭受失败的反应比别人更加敏感。这种内向性格的人的怯场心理的调整相对困难。而大多数人属于中间型。但初上舞台或有重大的演出或考试、比赛时，也免不了产生“怯场”心理。

（三）意识对歌唱的影响：人的意识对歌唱有直接指挥与间接指挥的作用。正确的歌唱并不是单纯的像吃饭、走路那么简单的行为，从根本上说它是由直接指挥与间接指挥共同来完成的。间接指挥比较抽象和内在，而且人的语言又不能涵括所有人们想要表达的内容，特别是抽象的内容更加无法详尽的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只能用各种比喻的手法来形容出来，再加上接受信息者理解时难免产生歧义，所以最后导致与原意差之千里甚至相悖。正确的歌唱中除了呼吸与吐字是直接指挥外，其他的方面都是间接指挥来完成的。所以，意识对歌唱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要正确把握好意识对歌唱的直接指挥与间接指挥。

二、在声乐表演中影响歌唱心理的因素

影响歌唱心理的因素有许多，从种类上可以大致分为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一）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的表现

1.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演唱者的影响：歌唱与发声活动，是演唱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而实现的。例如当我们要发出一个靠前而明亮的声音，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靠前明亮的声音意念指向外部相应的肌肉动作。当你发声时你的主观能动性起着主导作用，你的意念就成了主宰你发声的有利因素。

2.情绪和情感的把握对演唱者的影响：观众要听演唱者的歌唱，又要看演唱者的精彩表演。歌曲作家写在纸上的是一些死的音符和字，只有通过演唱者进行演唱才能使这些死的音符和字变成优美流动的旋律，从而表达出歌曲的思想内容和情感，使观众得到美的感受，而歌唱者拥有好的情绪和情感在整场演出中是最重要的有利因素。

3.演出现场和环境对演唱者的影响：现场的观众群体是歌唱者乐意演唱并想取悦的对象，演唱者就具有较强的演唱欲望，从而会成为演唱中的有利因素。

4.舞台搭档对演唱者的影响：演唱者与伴奏者或伴奏带的配合，与伴舞人员的配合，与场景的配合是否默契和谐，同样会对演唱者的心理产生影响，并影响到整体演唱效果。演唱者因为舞台搭档的相协调就会对整场演出产生有利因素。

（二）不利因素的表现和解决方法

1.演唱中的紧张心理：演唱时出现紧张情绪，主要是心理因素引起的，也就是心理状态不正常。造成歌者的心里紧张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准备不充分、技能技巧不过硬；另一方面是心理素质较差。这些不利因素导致了歌者的紧张情绪。

2.恐惧高音：在演唱歌曲过程中，恐惧高音成为声乐学习者的一个通病，是不利因素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大多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首先，是高音很难唱得上去，往往一到高音区声音就“卡壳”，出不来声音；其次，是高音很难唱得响，有人勉强把高音唱了上去，但由于躲着嗓子唱成假声，所以声音纤细，音量微弱；再次，是高音很难唱得好听，往往声嘶力竭的喊出高音，那种嘈杂的音色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倘若在高音区发声经常受挫，久而久之可能造成恐惧高音的条件反射，惧怕高音。

综上所述，歌唱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需做到以下几点：

1.在演出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练就过硬的技术，并在演出前进行充分的准备，这是增强自信心，形成一个良好稳定的歌唱心理状态的重要前提。一个歌唱者对于自己演出的曲目准备不够充分，就会害怕出现问题，或许害怕忘词，或许害怕在舞台上与伴奏没有合好。

2.运用情绪调解心理：在声乐教学与演唱中，学生的情绪变化将直接影响到表演的状态。要调整好上台前的情绪，在即将登台前把握好自己的情绪，进行适当的心理调整也很重要。如：做一些深呼吸运动，一些下蹲的练习，或是做一些伸展运动放松身心，得到调节心理的作用。

3.有分寸地与观众交流：演唱是一种艺术，一种表演，演唱者要有分寸地与观众交流，增加自信，就必须做到两个深入：首先，要深入人物，把自己当成那个歌中的具体人物；其次，要深入环境和情景，仿佛自己身临其境，观众才能被带入情景和情节当中，受到人物情绪的感染。

综述思考的结论：心理学是研究歌唱心理的科学理论依据。人的一切外部活动都受其内在心理的影响，歌唱活动是最情绪化的活动，它受心理情感的影响尤为显著。歌唱心理对于指导声乐学习提高演唱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石惟正.声乐学基础[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2]普凯元.人们是怎样接受音乐的：谈音乐与心理[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

关键词：公众满意度；政府整体绩效评价；政府服务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1-0040-09

公众满意度是指公众在体验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对其需求和目标得到满足程度的一种心理体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了“行政就是服务、公众就是顾客”的行政理念，影响深远。在顾客（公众）和结果导向下，公众满意度成为评价政府绩效的标杆，甚至被视为民主政治的“落地指标”。美国先行一步，在1999年就成立了顾客满意度评价的官方网站（http：///），每个季度公布联邦政府部门的公众满意度，并在“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简称ACSI）基础上对数据变化进行分析和解释。该网站已成为美国社会的风向标，并为联邦政府绩效改善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就国内而言，自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抓紧研究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以来，学界与政府开始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政府绩效评价的理论方法研究与实践。公众满意度作为核心理念，其测量与研究成为重要的课题。

满意度研究的目的在于提升公众满意度，进而提高政府绩效。其中涉及的重要问题是：哪些是影响公众满意度从而政府为此应持续与重点改善的核心方面？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并将公众评价指向“地方政府整体绩效”①。与政府部门具有明确的“消费者”不同，在政府整体绩效评价中，作为满意度评价者的公众未必是政府的直接“消费者”。正因如此，西方国家较少进行所谓整体绩效评价，这种功能由选票及选举市场来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加大了整体绩效评价的技术难度，但也更加凸现了整体绩效评价（尤其是满意度评价）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文献与模型

（一）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满意度调查是商业调查及市场营销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延伸到政府及公共政策评价领域。从Cradozo研究顾客期望和顾客满意度②开始，已有许多理论模型用以解释顾客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包括微观机制和宏观机制。微观机制研究是运用期望不一致、公平、归因、情感等因素来解释顾客满意度，宏观机制研究则是用顾客满意度与价值、质量、抱怨、忠诚等概念建立系统分析模型。目前，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顾客（公众）满意度宏观分析模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的ACSI模型③和欧洲的ECSI模型④。ASCI模型通常包括“感知质量”、“感知价值”、“顾客期望”、“顾客满意度”、“顾客抱怨”、“顾客忠诚”6个潜变量。ESCI模型与ASCI模型不同之处是取消了“顾客抱怨”，增加了“企业（政府）形象”。

国内对公众满意度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借鉴ASCI和ESCI模型的变量和逻辑结构，部分学者对中国地方政府服务的公众满意度进行了评价和解释。刘武和朱晓楠采用ASCI模型对沈阳市7个区行政审批大厅的公众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⑤。朱国玮亦采用ASCI模型，并以“公众信任”代替“公众忠诚”，对CH地区5个区域、6项公共服务的公众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⑥。段尧清等借鉴ASCI模型的“公众预期”、“感知价值”、“公众满意度”、“公众抱怨”、“公众忠诚”等5个潜变量和ESCI模型的“政府形象”潜变量来构建模型，对武汉、深圳、上海和广州4个城市政府信息公开的公众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⑦。除了段尧清等发现“公众预期”对“政府信息公开满意度”为负向影响之外，这些研究所验证的因果关系都与国外文献一致。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基于ASCI和ESCI模型的公众满意度研究都限于对政府某项或某些具体职能的分析，未能以政府整体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其中的重要原因，正如郑方辉和王所指出的：政府整体绩效满意度评价的对象为大众，他们未必是政府的“现实消费者”，对政府的评价具有概念性和印象性（这也是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价一般为政府部门绩效评价的原因）[1]。因此，以评价具体产品或服务为初衷的ASCI和ESCI模型不能直接适用于政府整体绩效满意度的理论分析。在地方政府整体绩效满意度测评实践方面，于秀琴等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定位，建立了山东省烟台市群众满意度指标体系，包括1个总体满意度指标、“经济发展”等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及49个三级指标[2]。“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在规范与个案的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县级政府的群众满意度指标体系，包括“政府服务”、“干部形象”、“公共政策”、“人居环境”、“生活幸福感”5项二级指标及18项三级指标[3]。上述研究采用分级指标，优点突出，即可从公众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整体和具体职能实现有较为全面的反映，但分级指标测评隐含的假设是“地方政府整体满意度可以解释为其各项职能满意度的简均（或主观加权平均）”，而实际上这一假设难以成立。为揭示中国地方政府整体满意度的形成机制，我们尝试在ASCI和ESCI模型的结构和变量基础上进行修正。

综上所述，在政府绩效满意度的实证研究中，ASCI和ESCI模型的有效性已得到验证。针对政府整体绩效满意度，考虑到变量的适用性和“进入条件的限制”[4]，对原模型中的“公众抱怨”、“公众忠诚”变量可以不予探讨，只以“公众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感知质量”、“感知价值”等作为“公众满意度”的解释变量来构建模型。同时，为使研究结果对政府改进绩效更有针对性，应选用更具评价内涵的潜变量及测量项目。

需要指出的是，绩效满意度评价是一个心理过程，会受公众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偏差。常见的偏差体现为光环效应（主要包括总体印象光环效应和显著维度光环效应）和自我中心效应⑧。其中“显著维度光环效应”指的是，评价者受被评价者某个显著维度属性的影响会使其对被评价者其他维度属性的评价产生偏差。公众对政府绩效满意度的评价包括多个维度，可能产生显著维度光环效应。考虑到这一现象需要通过复杂的实验法来验证，与本文的核心目标有别，本文仅从不同维度满意度的相关性来初步探讨其存在的可能性。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基于ASCI和ESCI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感知质量”、“感知价值”和“公众期望”对“公众满意度”有正向影响⑨。鉴于“公众期望”在政府整体绩效评价中的应用价值相对较低，出于精简变量总数、简化测量项目总数的考虑，本研究暂不考虑这一变量。

“感知质量”是公众对政府服务质量高低的感性评价。ACSI官方网站对政府部门绩效“感知质量”的评价包括了4个维度、8个测量项目：“过程”（便利性、及时性）；“信息”（透明度、可获得性）；“公众服务”（礼貌、专业性）；“网站”（便利性、有用性）。本研究将对应于“感知质量”的变量命名为“政府服务满意度”，测量项目包括7项，覆盖了中国地方政府服务职能和服务形象的7个主要方面，即本地政府政策稳定、政府部门服务态度、政府部门服务效率、公务人员廉洁、政府执法公正、政府政务公开、政府市场监管。

“感知价值”是指公众对政府服务所产生效果的感知，即公众感觉通过接受政府服务得到了哪些利益。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地方政府对公众利益承担了更重、更广泛责任，包括了收入、就业、医疗等公众生活保障方面的责任以及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公众生活环境方面的责任。因此，本研究理论模型中设定了“生活保障满意度”变量和“生活环境满意度”变量。前者的测量项目包括个人或家庭收入、工作或就业、医疗保障3项满意度；后者的测量项目包括本地治安、生态环境、政府环保宣传3项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是指公众对政府服务过程和效果的整体评价，本研究考察的是公众对本地政府的整体评价，因此命名为“本地政府整体满意度”。根据不同研究的需要，对整体满意度既可以采取多项目测量，也可以采取单项目测量⑩。本研究出于精简测量项目总数的考虑，对这一变量采取单项目测量的方式。

本研究建立的理论模型包括如下3个假设，留待下文验证（见图1）。

二、问卷设计与调查实施

调查问卷包括甄别问卷及正式问卷。甄别问卷设计6个问题，涉及公众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户籍、年龄、学历、职业、年家庭总收入，作为样本偏差检验和控制的依据。正式问卷设计14个问题，针对上一年本地政府的表现提问，如“您对2009年本地政府部门服务态度的满意度是”；采用10级量表，得分越高代表满意程度越高：选项“1”表示“很不满意”，选项“10”表示“很满意”。同时，问卷设置了“说不清”选项。

本项研究设定调查对象为广东省常住人口，调查范围覆盖广东省全部地级以上市（21个）、121个县（区）。受研究成本的限制，调查采取定点随机拦截抽样的访问方法，现场按性别、年龄、户籍及职业进行配额，并以电话访问补充配额。调查时间为2010年3月。回收问卷27500份，去除答案缺失的问卷、包含“说不清”答案的问卷及超过一半测量项目为极端答案（“1”或“10”）的不合理问卷，可作为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有效问卷为21853份。采用SPSS13.0对样本分布信息进行统计，发现地域、性别、户籍、年龄、学历、职业、年家庭总收入等各项分布较为接近广东省常住人口特征，符合本文研究要求。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21853个有效样本按地域排序后抽取奇数样本（10927个），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确认理论模型因素结构的合理性。

首先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并计算KMO值，结果表明，因素显著性小于0.001，矩阵的KMO值为0.932，说明取样适当，适合于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法和斜交旋转法11，产生特征根接近和大于1的因素有3个12，累计解释率为64.21%（参见表1）。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因素一、二、三分别包含7、3、3个主要项目（13个项目的共同度都在0.5以上），与本文理论模型的“政府服务满意度”、“生活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三个因素及其对应的项目相一致，从而说明本文理论模型因素结构以及项目归属有较高的合理性。

（二）验证性因素分析

抽取偶数样本（10926个），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测量项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参见表2）。各测量项目均与“政府总体表现满意度”显著相关。

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服务满意度”等三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0.68、0.71和0.85），引申的问题是：从实证角度，三因素测量模型是否比单因素（将三个因素合并为一个因素，命名为“政府服务过程与效果满意度”）或双因素（将“生活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两个因素合并为一个因素，命名为“生活福利满意度”）测量模型更加优化？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将单因素和双因素测量模型作为竞争模型与三因素基准模型的适配度指标进行了对比（参见表3和表4）。

图2三因素测量模型（n=10926）

如表3所示，三因素模型（基准模型）各项整体模型适配度指标值都在建议范围之内，而单因素和双因素模型（竞争模型）多项指标值（特别是RMSEA值）在建议范围之外；除了PGFI等少数指标之外，基准模型各项指标均优于竞争模型。吴明隆对比了“教师投入、支持系统、班级效能的假设因果模型”取不同样本量所得的适配度指标值，结果表明：χ2值和χ2/df值受样本量影响很大；当样本量从300增加到2000时，χ2值从13.199增加到88.243，χ2/df值从1.100增加到7.354[5]（pp233235）。本研究样本量超过1万，所以χ2值和χ2/df值都很高。

如表4所示，除了5项因素载荷标准化系数以及1项潜变量平均方差抽取值略低于建议值之外，基准模型各项内在结构适配度指标值都在建议范围之内。相比之下，两个竞争模型的11项因素载荷标准化系数以及所有潜变量平均方差抽取值低于建议值，并且与建议值的差距较大。

综上所述，三因素测量模型的整体模型适配度指标与内在结构适配度指标基本达到了建议要求，并且明显优于单因素和双因素测量模型。

在测量模型基础上进行结构模型分析。图3显示了三因素结构模型的变量和标准化系数，其中所有系数均显著（p

图3三因素结构模型（n=10926）

本文在单因素和双因素测量模型基础上也分别进行了相应的结构模型分析。单因素结构模型结果是：“政府服务过程与效果满意度”对本地政府整体满意度的影响效果为0.76（p

与单因素和双因素结构模型相比，三因素结构模型的适配度指标较优（特别是RMSEA）。如前文所述，三因素测量模型也明显优于单因素和双因素测量模型，因此本文采纳三因素模型为最终模型。由此，提出的三个假设均得到实证分析的支持，“政府服务满意度”、“生活保障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对“本地政府整体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讨论与结论

参照ASCI和ESCI模型的“感知质量”、“感知价值”，界定了“政府服务满意度”（对应于“感知质量”维度）、“生活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对应于“感知价值”维度）三个变量，并用以解释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整体绩效满意度。结果发现，这些变量与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国内外文献在政府部门服务满意度研究上所证实的因果关系相符合。

此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表明ASCI和ESCI模型可适用于中国政府整体绩效满意度评价，从而弥补了以往国内外文献仅限于将ASCI和ESCI模型应用于政府部门（具有特定职能和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的不足；（2）揭示了中国政府整体满意度的内在形成机制，从实证的角度揭示了地方政府整体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变量及其影响效果的大小。

应用价值主要体现为：（1）“政府服务满意度”对政府整体满意度的影响效果（0.64）远大于“生活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的影响效果（分别为0.07和0.08），说明提升政府整体绩效满意度的关键在于持续改善政府服务，这一结论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相呼应；（2）“政策稳定”、“服务态度”、“服务效率”、“人员廉洁”、“执法公正”、“政务公开”、“市场监管”7个方面的满意度对“政府服务满意度”的重要性都较明显（因素载荷标准化系数在0.69到0.75之间），说明它们应成为政府改善服务的着力点。

国内外多数研究表明，公众期望对公众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但段尧清等对“政府信息公开满意度”的研究发现，公众期望的影响效果是负向的，即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6]。本文认为，“政府服务满意度”与“公众期望”对“政府整体满意度”可能具有交互作用：“政府服务满意度”较高时，“公众期望”对“政府整体满意度”为正向影响；“政府服务满意度”较低时，“公众期望”对“政府整体满意度”为负向影响。这有待于后续研究的检验。受研究资源的限制，本研究只采纳了13个测量项目。若能适当增加测量项目，特别是增加“政府服务满意度”的测量项目，将可能提高对地方政府整体满意度的解释力。

本项研究发现，作为评价地方政府绩效的显著维度，“政府服务满意度”与“生活保障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分别为0.68和0.85），说明可能存在显著维度光环效应。改革开放后，曾在不少地区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反常现象――公众生活的客观水平明显改善，但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没有相应的提高。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可以从显著维度光环效应中得到解释：公众对“生活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评价会受到“政府服务满意度”光环效应的影响。改革开放不只带来生活水平的改善，也带来了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公众对政府服务期望的提高。如果政府服务的改善不能与公众期望相适应，既会导致公众对“政府服务满意度”的下降，也会导致公众对生活保障和生活环境做出较低的满意度评价。后续研究若能对政府绩效满意度评价中显著维度光环效应的客观存在进行验证，将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贡献。

本项研究的结论：政府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含有三个主要维度，即“政府服务满意度”、“生活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三者对政府整体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包含了这三个因素的满意度模型对地方政府整体满意度的成因具有较高的解释力。

注释：

①政府整体绩效是指一定时期内（如一年）作为一级特定政府的总体“成绩与效益”。我国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参见郑方辉，李振连：《评地方政府整体绩效：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广东试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5期，第127131页。

②Cradozo，R.N.：“AnExperimentalStudyofCustomerEffort，ExpectationandSatisfaction”，JournalofMarketingResearch，Vol.II（August，1965），pp.244249.

③Fornell，C.：TheSatisfiedCustomer：WinnersandLosersintheBattleforBuyerPreferenc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9；Anderson，E.W.，&Fornell，C.：“FoundationsoftheAmericanCustomerSatisfactionIndex”，TotalQualityManagement，Vol.11，No.7，2000，pp.869-882；Fornell，C.，Johnson，M.D.，Anderson，E.W.，Cha，J.，&Bryant，B.：“TheAmericanCustomerSatisfactionIndex：Nature，Purpose，andFindings”，JournalofMarketing，Vol.60，No.4，1996，pp.718.

④Johnson，M.D.，Gustafsson，A.，Andreassen，T.W.，Lervik，L.，&Chae，J.：“TheEvaluationandFutureofNationalCustomerSatisfactionIndexModels”，JournalofEconomicPsychology，Vol.22，No.2，2001，pp.217245.

⑤参见刘武，朱晓楠：《地方政府行政服务大厅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2期，第3235页。

⑥参见朱国玮：《公众满意度测评理论与实证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第8795页。

⑦参见段尧清，汪银霞，王洪波，霍震：《政府信息公开满意度研究（Ⅳ）――基于结构方程的公众满意度应用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15期，第117120页。

⑧参见李锋，王二平，张福松：《应用多质――多评价者程序对评定误差的分析》，《心理学报》2002年第1期，第8996页；陆奇斌，赵平，王高，黄劲松：《消费者满意度测量中的光环效应》，《心理学报》2005年第4期，第524534页。

⑨Anderson，E.W.，&Fornell，C.：“FoundationsoftheAmericanCustomerSatisfactionIndex”，TotalQualityManagement，Vol.11，No.7，2000，pp.869882；Johnson，M.D.，Gustafsson，A.，Andreassen，T.W.，Lervik，L.，&Chae，J.：“TheEvaluationandFutureofNationalCustomerSatisfactionIndexModels”，JournalofEconomicPsychology，Vol.22，No.2，2001，pp.217245；Fornell，C.：TheSatisfiedCustomer：WinnersandLosersintheBattleforBuyerPreferenc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9.

⑩Day，R.L.：“ExtendingtheConceptofConsumerSatisfaction”，AdvancesinConsumerResearch，Vol.4，1977，pp.149154；Singh，J.：“UnderstandingtheStructureofConsumers’SatisfactionEvaluationsofServiceDelivery”，JournaloftheAcademyofMarketingScience，Vol.19，No.3，1991，pp.223244.

11正交旋转的结果，双载荷过多。从本研究的目的来看，可以允许因素之间有相关，因此采用斜交旋转。

12若去除特征根为0.86的因素，仅保留其他两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则累计解释率为57.62%。因素二载荷大于0.6的项目为“个人或家庭收入”、“工作或就业”、“医疗保障”、“本地治安”（后两项为双载荷），因素含义不够清晰。再者，按此两因素结构做验证性因素分析，因素二载荷大于0.4的项目仅剩前2项，其他11个项目均归属于因素一，与既往的满意度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相比，可认为是较不合理的结构。因此本文采纳三因素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13因为斜交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医疗保障满意度”和“本地治安满意度”这两个项目在“生活保障满意度”与“生活环境满意度”因素上有双载荷，所以做了增加这两个双载荷的三因素测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这两个项目在各自因素上载荷都变得过低（分别为0.22和0.34），不符合验证性因素分析载荷大小的要求，所以双载荷的结构不理想。

参考文献：

[1]郑方辉，王.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中的公众满意度研究――以2007年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为例[J].广东社会科学，2008，（1）.

[2]于秀琴，陈通，李贵炳.第三方测评政府绩效的群众满意度模式研究――以烟台市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09，（4）.

[3]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群众满意度核心指标解读[J].人民论坛，2010，（30）.

[4]陈天祥，宁静.社会建设绩效测量：一项公民满意度调查[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篇8

研究对象

文献资料法查阅了体育心理学、心理学概论、社区体育、群众体育法规等书籍和文件资料．在中国知网上输入体育动机、群众体育，日期选择为“2009至2012年”，查阅了200多篇文献．问卷调查法随机抽取凯里市主要群众锻炼场所：万博广场、民族体育场、州老年体协、苹果山公园、小高山、金泉湖广场、罗汉山公园体育人口共1121人，以现场发放并回收的方式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56份，回收率95．6％其中有效问卷933份，有效率97．6％．从参加工作最低年龄算起分3个年龄段，A年龄段：25—44岁，B年龄段：45—59岁，C年龄段：60岁以上．问卷内容效度采用复本信度系数统计计算方法，相关系数R＝0．81，该问卷具有内容效度．访谈法就有关问题和凯里市区参与体育锻炼的群众进行了当面访谈，获得了更丰富的信息资料．

研究结果与分析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篇9

一、研究目的

通过分析高中生在快速发育时期中特殊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点，着重阐述了大众健美操对高中生的生理机能、身体素质、体形体态和心理方面发展的促进作用。旨在使更多的人们了解大众健美操对高中生身心健康的积极影响，以达到促使健美操运动在广大高中生之间开展和普及，促使他们身心全面发展的目的。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

2.实验法

对直接或间接的有关健美操教师、学生进行调查访问。

三、结果分析

1.大众健美操对生理机能的影响

1.1大众健美操对高中生生理机能的影响。对高中时期的体育教学和训练应注意顺应它们的生长发育特点，合理的安排体育项目和锻炼内容。高中生进行适宜的体育锻炼，对其心血管机能的发育非常重要。经常参加健美操锻炼，可以有效地改善身体各部位肌肉纤维组织和关节组织的韧性，提高关节的弹性和灵活性，大众健美操的动作幅度大，灵活多变，动作的衔接很紧密，是一种节奏韵律感很强的运动。

1.2大众健美操对高中生身体素质的影响。大众健美操的身体练习，是在音乐的伴奏下，依靠审题的自身负荷，有节奏、有力度和幅度的身体练习，经常参加大众健美操活动，能够达到均衡、全面的发展身体素质的目的。健美操动作编排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小到指关节，大到髋关节，都体现了动作均衡性和对称性。

1.3大众健美操对高中生体形、体态的影响。在高中生时期，骨骼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骨富有弹性，但牢固性不足，因此易于弯曲和变形。大众健美操是将体育、美育、音乐融为一体，在求“健”的基础上，又十分讲究“美”。

2.大众健美操对高中生的心理影响

高中生具有较强的自尊心，心理状态还不够成熟，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有叛逆的心理。

2.1大众健美操对高中生自信心的影响。提高了高中生的自信心，大众健美操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练习者磨练意志，克服困难，从而提高练习者的自觉性、果断性和自制性。通过优美欢快的音乐节奏，活泼愉快的形体动作，使人陶醉在美的韵律之中，很快排除学习上的紧张和压力，身心得到全面调节，精神面貌和气质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改善和提高，使他们更富有朝气。

2.2大众健美操对高中生心理压力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来自方方面面的精神压力也同样影响高中生。健美操作为一项体育运动，以其动作优美、协调、锻炼身体全面，同时有节奏强烈的音乐伴奏而著称，是缓解精神压力的一剂良方。

2.3大众健美操对高中生人际关系的影响。健美操锻炼增强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大众健美操是一项群体运动，学生们在集体场所进行运动，能使他们体会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有时候在互相练习、互相帮助的过程中，练习者之间有助于增进友谊，结交朋友，提高集体意识。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现代健美操是一项练体力、练意志、练品质的活动，通过练习，不仅可以使人们的各个部分身体机能得到改善和提高，增强体质，塑造完美的体型和健康的体魄，而且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使练习者增强韵律感、节奏感，提高认识美、鉴赏美、表现美直至创造美的能力。

1.1大众健美操能够提高、改善高中生的生理机能。经常从事健美操训练，能够促使高中生的生理机能、身体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达到较好的健身效果，并达到改善体形体态的目的。

1.2大众健美操锻炼能改善高中生的心理素质，增强高中生的自信心，改变精神面貌与气质修养，提高群体意识和适应能力。勇于接受挑战，不惧失败。同样，自信心的不断增强，会使学生勇于迈开走向成功的步伐，缓解心理压力，调节心理状态。

2.建议

2.1在健美操教学训练中，应遵循其生长发育的规律，重视生物学因素对运动训练的制约，及各个时期的心理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以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全面促进高中生身心的发展。

2.2注意高中生的心理特点，充分利用健美操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经常采用游戏和类型多变的练习和比赛，使教学训练始终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1篇10

1信息公开服务平台功效

这是伴随着信息公开服务拓展化、平台化的衍生物，同时也为服务，如服务标准和规范的完备的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流畅的导航、目录信息服务、辅助功能的信息和信息检索功能的性能属性的“信息披露”对公众服务感觉是有巨大影响的。

2信息内容的质量

这是最值得关注的公共信息需求，包括信息披露及时可靠、正确无误、实用有效、全面丰富及焦点程度以及其他质量属性，影响着的权利使用的阳光化、执政的透明化，并且对公众感知公共服务质量产生重大的影响。

3公众期盼

公众期盼是说人依据自己的相关经验在某一段时间内对所要实现的目的或对某种效用的实现的一类心理反应。期盼是缘于没有满足的需要，是公众对其所需要的公共服务或者效用心理的一种正常反应，具有一定的先导性，特别是公众在享受某种公共服务或者相关产品时更是如此。“信息公开”的公共期望，是一种基于经验、知识和价值收益的信息服务，已经对未来信息和公共服务、的主观判断、估计和提前预测值的行为产生影响，也被称为预期价值，是公共信息的行为选择或决定，对“信息披露”服务质量的感知和影响的判断成熟，对最终的公众满意度有一定的影响。

4信息披露制度安排

信息公开制度的安排是让公共享有行政管理知情权以及从制度上保证信息公开的服务质量的一种长期有效的策略，涵盖信息公开规定、公开的指南、公开年报以及与其相配套的信息保密核查、绩效管理、社会评论、伪信息的澄清等相关制度保障。

5根据申请的公共服务

根据申请的公共服务是信息公开服务的双向互动实践，进而来从一定程度上保证公众知情权及参与权，其中，在线处理功能的友好性、部门处理回应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根据响应处理和信息披露与可用量和信息披露的其他公开可用的性能属性，将影响服务和回应的互动感知质量。

6的形象

的形象是说公众在使用门户网站处理自己的相关事务后对整个服务态度、质量的一个整体感觉及评价，在一般情况下，评估将在这种看法的基础上达成的信息服务并且使公众的信任有进一步的影响。

7信息披露的服务质量感觉

其将直接对公众满意度造成影响，通过使用“信息披露”感知或感知质量全面的服务性能水平，使服务的性能进行全面的评估。它来自公众的“信息披露”的关键因素,是公众期待与他们所享受到的现实服务相对比的结果。

8公众的信任

已公开披露的信息服务完成后，信任和支持信息公开服务的程度，专门为信息公开服务，再次为未来的信心，愿意继续使用受影响的信息服务。

9信息披露服务效用感觉异同

服务及信息披露的信息公开服务水平的期望质量的公众形象（有高度差）并不构成整体，应该从公众满意度的因素“信息披露”都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评估价值的角度看公共服务信息，以确定认知差异的有效性，那么，其成效的总体评价或评估，以确定满意程度，同时也是能够让公众享用信息的需求的一种满足的先行条件。区别于价值感知—顾客的效用满足与其所支付的费用之比，而是定位于公众主观评价门户网站的信息公开服务价值。“信息披露”是公共服务价值的“信息披露”的服务态度的理解，反映偏好和行为经济学，也被称为效用。

10公众满意度

通过绩效（或结果）的感知效果提供的公共“信息披露”的服务与期望值（含）比较和感知的信息披露服务实用程序确定的整体感官知觉感受而形成的主观评价，是衡量公众满意度的核心指标。

11结语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篇11

【关键词】公众舆论；外交决策；影响；启示

外交决策是国家为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目标而针对外交方面的事务制定有关战略、政策及策略等的过程。美国外交决策主要由总统、国务院、国会、国家安全机构等核心圈提出、制定和实施，但核心圈的一些因素如利益集团、思想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舆论等也会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公众舆论虽然不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但在世界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大潮下，公众舆论越来越成为影响政府外交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因素。探讨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助于正确认识我国外交决策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提高我国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一、美国公众舆论的特点

公众舆论，又称“民意”。美国著名学者小V・O・基认为，公众舆论指的是“政府认为必须审慎对待的个人意见”；伯纳德・科恩认为，公众舆论是“外交政策制定者政治轨道之外的环境中能作用于外交政策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推动、限制或者纠正决策行为的力量”；还有学者认为，公众舆论是“公众对国家政治、政府政策、公共问题和对负责处理这些政策或问题的人所公开表示的意见”。[1]以上关于公共舆论概念的界定，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舆论首先是个人的意见，二是对外交政策发挥作用是群体的意见。因此，公众舆论应该是一个社会中相当比例的人就某一问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仰的综合。[2]

在美国，公众舆论具有以下特点：

1、公众舆论是公民参与政治、监督制约和影响政府行为的一种形式

在美国民主制度下，公民享有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权利，公众舆论是公民行使民利和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公众通过对现行方针政策和政府行为发表意见和看法，实现对国家权力和政府行为的监督，使之服从服务于既定的社会共同意志，符合公众共同利益。公众舆论反映着人心的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局势的发展。公众的同意是政府运行的基础，没有公众的支持，任何内外政策都难以成功。正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舆论，世界的皇后。谁主宰了一个民族的舆论，谁就主宰了这个民族的行动。”

2、公众舆论具有多样性和一定的非理性

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区、种族背景、以及年龄、性别等各不相同，不同的人对国家的内外政策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因而舆论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又由于普通大众受教育水平、认知水平以及获取信息量太少等的限制，对国际关系问题常常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甚至不能正确认识国家利益，对政府采取某种外交政策行动的理由、力量对比及其引起的后果缺乏深入的专业思考。因此，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当本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利害冲突时，公众的民族情感因素往往会大于理智因素，常常会冲动地、随意地、情绪化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呈现出一种非理性。

3、公众舆论常受到精英舆论的影响，具有可控制性和可引导性

在美国，公众舆论分为大众舆论和精英舆论。“大众舆论”是发自于普通百姓的舆论，反映的是下层人民的呼声，往往不是理性的反应和有目的的思考。“精英舆论”是那些知识功底深厚、思考超前、思维深刻、更有大局观的精英分子发出的舆论。决策理论中的精英论认为，精英们在外交政策领域，拥有信息优势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与政治意识，对国际事务的反应比普通大众迅速而理智，他们是无可取代的传媒和公众的“信息源”，能够操控和引导公众舆论。此外，由于政府控制了主流媒体，因而可以利用传媒通过议题设置，对有利于推行自己意志的事情进行大肆渲染，而对另外一类事情则会采取淡化处理，从而达到引导控制公众舆论的目的。

4、网络舆论成为公众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Web2.0时代。美国是世界上网络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博客、微博、视频分享、社交网站等新兴网络为民众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也为民众表达意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网民不仅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还可以参与网络信息的传播与创造，发表自己对某些政策或问题的意见和看法，既为政府了解公众观点提供了重要途径，同时也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影响。

5、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样价值观的国家，但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观受到美国政府和公众的一致推崇，使美国政府与美国公众常常享有同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或意识形态；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惟我独尊的民族优越感和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这使美国人一般只信任和依赖美国的媒体，即他们获取国际信息的渠道基本上来自美国媒体。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美国公众和政府在是非价值判断上往往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公众会比较稳定地支持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3]例如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在美国政府的渲染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个“恐怖国家”，萨达姆政权是一个“邪恶政权”，80%以上的民众支持小布什政府的对伊政策。

二、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有多大的作用，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并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的理论与实践。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公众对国际事务缺乏知识和信息，其态度和看法必然是肤浅的、不连贯的、缺乏知识和价值结构支撑的；公众对外交的参与妨碍了外交的效率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实现，因此公众舆论不足以作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3]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公众舆论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和价值，并非都是非理性的；公众对国际事务缺乏知识和了解并不排除直觉和公识的存在；美国民众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他们经常参与政治事务，因此，公众舆论是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重要的干预性变量，对外交政策具有较强的影响力。[4]

纵观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笔者认为，外交决策的高度专业性与秘密性时效性、民主制度对公众舆论的尊重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决定了既不可低估也不可高估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众舆论是美国外交决策的依据之一

影响和决定一国外交决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分为国外和国内两大方面。国外因素包括世界战略格局、国际形势、外交关系和本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国内因素包括国家的自然属性、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公众舆论虽然不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而且常常是一种非理性的思考，但在民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下，如果执政当局的外交决策遭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不仅实行起来困难重重，而且会遭到政治对手的攻击，甚至失去执政权。所以总统和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仅要征求智囊专家的意见，还要关注民众的声音，了解公众舆论的倾向，把公众舆论作为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5]如果舆论支持，政府推行外交政策时就顺利的多。比如，9.11事件后，美国民众中弥漫着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受此影响，公众舆论普遍要求和支持政府使用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和他们认为可能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从而为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内舆论支持。

2、公众舆论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框架和行动范围

公众舆论代表民意，反映公众关注的热点，是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先行指标和参照系数。公众的价值判断和对外意识一定程度上会限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合法范围和作用区域。特别是当公众舆论非常强烈时，会严重制约外交政策的目标框架和行动范围。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精英们）一直对美国公众进行“共产主义威胁”、“中国是赤色的、巨大的、敌对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台湾是美国的盟友”等舆论引导，受此影响，中国大陆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面目狰狞的。70年代后美国政府出于全球战略考虑试图改变对华政策，放弃台湾而谋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就受到了公众的质疑和舆论的制约，从而延缓了美国与中国建交的进程。

3、公众舆论有助于美国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美国前副国务卿钮瑟慕指出：“虽然政府的某些程序是不对外公开的，但在美国民主体制下成功的决策最终有赖于公众的接受和支持。”[6]公共治理理论认为，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是提高政府决策准确性、有效性，降低决策失误概率的前提。大量事实表明，没有民意的采纳，没有对公众舆论的重视，就谈不上科学决策。[7]外交不同于内政，它的专业性、机密性、时效性与灵活性特点，决定了外交政策一般只能由外交决策核心圈的人参与制订，以达到高度集中统一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是，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和“民主”国家，公众有权利参与公共决策，有权利对现行方针政策进行评价和批判，以实现对政府决策过程和执行结果的监督制约，促使外交决策部门在合法范围内，在维护公众共同利益前提下制定和执行决策。如果外交决策出现了危害公众利益的现象，公众舆论就会发出警告或呼吁，引起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重视，促使其及时修订完善相应政策，或者中止政策措施执行，弥补决策错误造成的损失等。因此，美国著名学者伯纳德・科恩认为，公众舆论是“外交政策制定者政治轨道之外的环境中能作用于外交政策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推动、限制或者纠正决策行为的力量”。

三、对我国外交决策的启示

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不同国家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就中国目前而言，外交政策不受舆论干扰的程度比美国要高。但是，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舆论的逐渐开放、公众对外交关注度的提升，中国外交决策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亟需加强对公众舆论在外交决策中影响力的研究，关注、尊重和有效引导。

1、既要重视民意，又不能唯民意

外交决策关乎国家重大利益，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秘密性与时效性，而普通民众由于对国际关系问题的认识常常是肤浅、非理性的，有时甚至是偏激的，因此外交决策应当由那些富有经验、具有大局观和战略眼光、能代表国家利益的外交家们做出，而不能唯民意是从，被公众舆论牵着鼻子走。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升、国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和获取国际信息渠道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人参与到对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讨论中。中国的外交决策如果一味强调专家决策，而不顾公众舆论，就会引发民众对政府外交乃至政府形象与行为的不信任和不满，从而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负能量。因此，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仅要考虑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还要认真对待国内的舆论与民意，对公众舆论做客观、细致的分析和评估，把它作为体察社会情绪的“晴雨表”，在对外关系和国内民意之间进行适度的平衡。

2、加强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和引导，发挥好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导向性作用

主流媒体的新闻舆论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其活动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是社会公众的“耳目”和“喉舌”，是当然的社会“舆论领袖”。[8]在我国，主流媒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神圣使命。如前文所述，普通大众由于受教育水平、认知水平、观察问题的视角、信息量太少等的限制，其舆论常常具有非理性。尤其是当发生一些重大外交事件的时候，一些民众凭个人对具体事件的感受和一时的情感容易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例如，在最近的等周边问题上，就出现了部分民众要求政府在外交和军事上要更强硬、更有作为，甚至开战的言论。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好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导向性作用，通过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对外交事件进行及时、准确的报道，包括及时地向公众提供外交决策中非保密的各种信息，从而掌握话语权，引导民众理性看待国际问题，化解公众中的非理性舆论压力，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减少破坏社会稳定的舆论震荡，防止公众思想发生混乱。

3、重视网络舆论的巨大影响，提高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网络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舆论传播的集散地、舆论交锋的主阵地。在Web2.0时代，广大网民可以通过BBS发表言论、QQ签名请愿、微博观点等方式参与外交决策过程。同时，也可以通过将个人意见转化为多数人的集合意见形成合力的方式影响外交决策。[9]因此，外交决策部门一方面要重视网络舆论的巨大影响，积极对待网络舆论，从网络舆论中感受公众舆论的走向，感受人心的向背和民众的好恶，从而作出更加合乎民心，更为合情合理的决策；另一方面，要借助网络舆论调查，问计于民，提高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外交决策最大限度地获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近年来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网络舆论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许多官方网站建立了专门讨论国际问题的网络论坛，如《人民日报》网站上的“强国论坛”，新华社网站上的“发展论坛”，外交部网站上的“中国外交论坛”等等；外交部也不断地邀请外交官和专家在其网站上与网友们就关注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在线交流，显示出中国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透明化在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周琪.美国外交决策过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朱锐.外交决策中的公众舆论与媒体因素[J].当代世界，2008（8）.

[3]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对话[N].环球时报，2004.01.16.

[4]袁小红.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J].理论探索.2005（1）.

[5]潘小松.美国公众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网站，2000-6-1.

[6]熊志勇.美国公共舆论与战争[J].外交学院学报，2004（3）.

[7]乔莉萍.论公共舆论的社会治理功能[J].新闻界，2009（6）.

[8]王雄.公众舆论与新闻舆论的基本特性之比较[J].采・写・编，2003（3）.

[9]黄日涵，丛培影.Web2.0时代网络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6）.

【作者简介】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范文1篇12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和调查法，总结我国大众滑雪运动安全现状，分析大众滑雪安全事故产生的原因、频率、对象，归纳影响大众参与滑雪运动的主要安全因素。从自然因素、设施因素以及人为因素三个方面对大众滑雪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大众滑雪滑雪安全安全因素

我国大众滑雪运动真正意义上的产生要从20世纪九十年代在东北各地兴建滑雪场开始。我国大众滑雪运动发展历史虽然短暂，发展速度却惊人。如今，滑雪运动不再是精英或贵族运动，申奥成功成为我国大众滑雪运动发展的助推剂。然而大众滑雪事故频发，著名运动员的受伤让许多还未体验过滑雪乐趣的人望而却步。大众滑雪安全事故发生频率很高，参与过大众滑雪运动并受伤的人群占总数高达10%。其中重度损伤约1.8%，即每100位滑雪者中，有近2个人由于在滑雪运动中受到损伤，需15～30天的住院治疗。有31%对参与滑雪运动心存顾虑，考虑减少参与此项运动，而3%的人坚定选择不再参加滑雪运动。以上数据向我们传达了：尽管滑雪运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但滑雪运动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制约人们参与此项运动的重要因素。

一、影响大众滑雪运动参与的安全因素

（一）自然因素

国外滑雪事故常因极端天气情况如雪崩、大雾等产生。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欧洲、北美的许多雪场建在巨大山脉中，雪道铺设依靠自然降雪，对自然环境相对依赖。而我国滑雪场依托的山体海拔较低，人工造雪为主，加之雪道数量有限，面对极端天气能够及时关闭雪道，便于控制。所以在我国，自然因素对滑雪安全的影响很小。美国犹他州大学对滑雪场事故的数据调查显示，87%滑雪事故发生在晴朗能见度高的天气。这说明，异常自然条件对滑雪事故的影响与其他因素相比较弱。

（二）设施因素

设施因素涵盖雪道设置、雪场设施、滑雪装备、雪场标志几个主要部分。雪道设置体现在雪道难度和雪质两个方面。我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对雪道的长、宽、坡度有界定，如果雪道难度设置不合理，坡道过窄、过陡或伴有急弯，则存在安全风险。雪质包括粉状雪、冰状雪、浆状雪、混合雪等等。雪质越差，要求滑雪者技术水平越高，如果初学者滑冰状雪或未经压实的颠簸雪道，易发生侧翻和难以停止的情况。雪场设施主要包括安全网，魔毯、托牵、缆车、雪地摩托等运载设备和造雪机、压雪机等器械。其中安全网是保护滑雪者安全的最基本屏障。设施的好坏直接决定着雪场安全状况。滑雪装备指雪鞋、雪板、头盔等。选择适合自己的装备也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反之，一双不合脚的雪鞋和超出自己驾驭范围的雪板都会增加摔倒的几率。雪场标志种类众多，警示标志、指示标志、宣传板、公告栏等等在雪场随处可见。都说滑雪像开车，这些标志也就像马路上的标志一样，为滑雪者行为提出指导和规范。

（三）人为因素

大众滑雪者作为运动参与的主体，同样是安全事故产生的主体。对于滑雪者来说，滑雪技术水平是安全事故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初学者往往对自我认知不充分，水平不高胆子很大。对滑雪规范也不了解。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贸然尝试难度较高的雪道，容易伤到自己和他人。一旦发生事故，除了伤病带来的痛苦，也会降低滑雪乐趣，产生恐惧心理，从而导致滑雪参与度降低，甚至影响大众滑雪运动的发展。雪场工作人员是安全因素另一个参与主体，其中包括滑雪指导员，场地管理员，救护队，缆车管理员等。这些工作人员对于滑雪安全知识的了解程度，专业素养程度和是否具有责任心能够对滑雪者的安全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二、规避安全隐患的对策

（一）建立极端天气预警，尽早采取有效措施

自然条件对我国大众滑雪安全的影响较弱，大风、雾、雪等能见度低或气温较低的天气，尽早预告，及时封闭缆车和雪道，建立极端天气预警可以有效避免自然因素带来的安全隐患。

（二）严格遵守场所规范，定时进行设备更新

设施因素涉及的细节较多。对于雪道等级划分、安全网的设置应严格遵守中国滑雪协会颁布的我国滑雪场所安全管理规范的要求。运载设备和场地平整器械应及时检修维护。滑雪装备杜绝“二手”。充分利用宣传栏，广播等设备宣传安全知识，滑雪者行为规范。在危险地段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三）规范雪场管理人员从业资质，完善滑雪指导员培训体系

雪场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工作领域和职能有清晰的认知。器材服务人员应熟知滑雪器材的性能和安全使用方法，安全巡查救护人员必须持有资质证书上岗，并熟知《中国滑雪运动安全规范》。滑雪指导员须持有中国滑雪协会颁发的资格证书，除了传授滑雪技能，还应教会滑雪者应该具备的安全常识。

（四）依靠媒体手段，宣传滑雪运动安全知识，培养滑雪参与者安全意识

信息化时代，媒体能将信息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滑雪运动在我国日益火爆，媒体参与度也迅速提高。作为社会导向，将安全问题、因素及解决办法通过媒体手段传递给每一个滑雪者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导向。滑雪场的氛围对于安全事故起到防范作用。充分利用雪场环境，广泛为大众提供安全常识，潜移默化培养滑雪者安全意识。

三、结语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大众滑雪安全的因素，并从四个角度提出了合理化建议。未来随着无线传感技术，电子信息定位等技术的完善，滑雪者的安全会从更具体的层面得到保障。安全作为滑雪者首要关注的因素，也将逐渐弱化其对大众参与的影响。从而在技术层面推进大众滑雪运动本身的发展和普及。

参考文献：

[1]孙佳剑，丹.大众滑雪安全与体育休闲旅游的协调发展[J].冰雪运动.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