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篇1

关键词：空账问题；名义账户制度；适用性

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于2005年建立个人账户，确立了部分积累制模式。在个人账户建立之前，已经退休的那部分人时没有个人账户的，这部分退休后，要补齐已退休职工（即“老人”）的养老金；另外，制度改革前就已经参加工作，存在积欠的空账。“老人”退休后的待遇给付的解决方法已经明确。但在部分积累制下，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的基金本应该彼此独立运营，且禁止挪用个人账户基金。但由于巨额的转制成本，仅依靠社会统筹部分仍不足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实际管理中，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没有严格分离，导致个人账户被挪用，甚至成为空账，参保者的个人账户资金额无实质性积累。

二、名义账户制的含义及优缺点

1、名义账户制的含义

名义账户制又称为名义缴费确定型养老金模式（简称NDC模式）。它集现收现付制DB计划与基金积累制DC计划于一体。参保者个人缴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只记录下缴费额，个人缴费的增值受经济增长率或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挂钩的名义利率的影响。参保人退休时的养老待遇取决于个人账户积累额的多少，其待遇还会受其记账利息和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的影响。

2、名义账户制的优点

（1）较好地解决转轨成本的问题

该制度在筹资模式上是现收现付制，所以当期筹集的养老金可以用来给付当期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养老金的支付压力相对来说得以减轻。名义账户的逐步积累可以通过政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开拓资金收入渠道，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做事个人账户。

（2）该模式是现收现付式的融资和积累式的给付的结合

首先，参保人员退休后的待遇给付与个人缴费相关联，并且个人账户制度本身透明度高，对参保者缴费具有激励作用；其次，基金积累额少，没有投资风险，也无基金遭遇通货膨胀之忧。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国家，其资本市场现状与该制度模式很匹配。

（3）具有自动平衡机制

名义账户制本身就涵盖三个部分，首先是非积累型，其次是确定缴费制，最后是精算型的，因此从其本质上来看，在设计制度时必须综合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发展，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的变化，针对这些预期的变化设计财务平衡机制。

3、名义账户制度的弊端

（1）影响人们对制度的信心

名义账户只是记录金额，没有实质的资金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会给民众造成不信任感，进而影响缴费金额，不利于制度的持续运行。

（2）财务的稳定需付出极大的代价

从名义账户的长期实际运行来看，财务的稳定需要付出较大的代际，一方面需要提高缴费率，另一方面则需要降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否则个人账户下的财务稳定性很难实现。李珍教授指出“养老保险财务的可持续性的评判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上收支平衡，另一个则是包含合理的负担水平和合理的替代水平”①。

（3）共济性差，再分配效果较弱

名义账户模式下，待遇给付与个人缴费有很大关联，所以其共济性差，在瑞典有“最低退休金计划”作为保障，否则就会造成收入的不公平现象。

三、名义账户制对中国的适用性

1、有助于解决转型成本问题

名义账户制下，个人账户本来就是只有记账金额，符合中国目前个人账户的运行状态，并且是制度本身不要求做实个人账户，有助于解决我国转型成本问题。

2、适合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

“与OECD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的投资产品少，抵御风险能力不足”②，也就是说如果做实个人账户，做实后的资金如何投资也是问题，如何切实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成了问题。名义账户制对于金融市场发展不太成熟的国家具有吸引力，因为其对于金融市场的依赖少，可避免一定的操作风险。

3、灵活选择退休年龄

“灵活的退休年龄选择对于我国来讲，也可以将已经退休人员依然在工作的工资纳入到养老金缴费中来，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缴费的范围，并控制了给付的范围和时间。同时对于退休年龄的选择，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讲会带来更多的灵活和自由，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适应现在的劳动力市场状况”③。

四、结论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至关重要，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不能盲目学习，要立足国情。瑞典实行名义账户制具有一定制度基础：具有“较大的盈余储备”④，并且以强有力的职业年金计划和“保障养老金”作支撑，完善的财务“自动平衡机制”。因此，我国不可完全复制瑞典的名义账户制。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预测，我国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在老龄化程度如此严重的时候，该制度只能是作为一种发挥衔接功能的制度，若长期实行，则很难应付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郑秉文认为名义账户制对中国是利大于弊，是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理性选择”⑤。但我国应该更多的应该学习别国的技术，而不是照搬制度。（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勤，陈柳钦，名义账户制与养老金个人账户改革：理论、经验与推断》[J].《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5期.

[2]李珍，《关于社会保险私有化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第2期.

[3]李珍、周艺梦，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瑞典模式”――瑞典名义账户制度解决了什么？[J].《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8期.

[4]房连泉，瑞典名义账户养老金制度改革探析[J].《欧洲研究》2008年第6期.

[5]郑秉文，以“名义账户”制实现混合型养老保险制度[N].中国劳动保障报，2004-6-17.

注解：

①李珍，《关于社会保险私有化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第2期.

②③张勤，陈柳钦，《名义账户制与养老金个人账户改革：理论、经验与推断》[J]，《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5期.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篇2

一、排查对象

（一）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监护能力是指留守在家的父亲或母亲因重病、重残等原因丧失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农村户籍未成年人。按照0—5周岁、6（含）—13周岁、14（含）—16周岁三个年龄阶段排查统计，不满16周岁的年龄计算时间截止2016年7月31日。

（二）留守妇女。丈夫外出务工，自己留在农村户籍所在地，20周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妇女。按照20（含）—25周岁、25（含）—35周岁、35（含）—45周岁、45（含）—60周岁四个年龄阶段排查统计，年龄计算时间截止2016年7月31日。

（三）留守老人。子女外出务工，自己留在农村户籍所在地居住，60周岁以上的老人。按照60（含）—65周岁、65（含）—80周岁、80（含）周岁以上三个年龄阶段排查统计，年龄计算时间截止2016年7月31日。

二、排查内容

（一）留守儿童。采集出生日期、性别、民族、就学、户口登记、公民身份证号码、身体状况、居住地址、寄宿情况、家庭情况、父母务工地点、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受委托监护人基本情况、村（居）联系人等信息。

（二）留守妇女。采集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登记、健康状况、丈夫外出务工情况，公婆情况、子女情况、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获得生产生活帮扶情况。

（三）留守老人。采集年龄、夫妻情况、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子女情况、子女外出务工情况、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三、任务分工

（一）民政办。负责统计本镇范围内的农村留守老人及不在校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及其相关信息，督促指导村（居）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及不在校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负责全镇农村留守老人和不在校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的汇总上报和动态管理。

（二）学校和幼儿园。雪枫学校负责统计上报本校内在校的农村留守儿童资料；雪北村负责指导蓝天幼儿园统计上报在校的农村留守儿童资料，安河口村负责指导忆香幼儿园统计上报在校的农村留守儿童资料。

（三）镇妇联。负责本镇范围内农村留守妇女的信息统计上报及动态管理工作。

（四）派出所。积极协助民政、教育、妇联等部门开展摸排工作，对民政、教育、妇联排查提供的农村“三留守”人员，逐一核实户口登记信息，并提供本地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20周岁至60周岁妇女和60周岁以上老人户口数量。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准备阶段

组织召开全镇农村“三留守”摸排工作动员大会。民政办牵头，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组织业务培训；各村（居）明确专人负责，确保摸排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利用广播、标语、传单等形式，在全镇范围内宣传农村“三留守”人员摸底排查的目的和重要意义。

（二）摸底排查阶段

各村（居）、雪枫学校、幼儿园要逐户逐人排查，及时完成摸底排查信息的录入及统计工作，形成本村、本单位的农村“三留守”人员花名册及汇总表。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篇3

关于老龄化因素影响产业结构的传导机制，可以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四个主要的潜在影响渠道：消费结构、劳动力市场、资本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其机制可以用图1表示。

（一）消费结构

不同年龄阶段消费主体的需求结构、需求数量不尽相同，因而人口结构变化必然会通过消费主体的需求变化表现出来。当老龄化程度加深时，老龄人口相对增长，而青年人口相对减少，这时，面向婴幼儿、青少年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会逐渐萎缩，而面对老年人口的则会增多。老龄人口往往不倾向于消费那些价格昂贵的“奢侈品”或时尚品，而是更多地偏好类似健康、养生和医疗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这意味着针对第一、二产业的物质性商品需求可能会相对减少，而针对老龄人口服务的“银发产业”会成为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动力。

（二）劳动力市场

从劳动力市场的数量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减少经济中适龄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从而造成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而从劳动力的质量看，中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学习能力下降，因而工作技能相对老化。老龄劳动力也不适应体力消耗大、节奏快的生产模式，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有所降低。为了适应这种适龄劳动人口年龄逐渐变大的特点，劳动支出中脑力劳动所占比重应超过体力劳动所占比重，这一特征意味着产业结构要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

（三）资本供给

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人口进入老年时期后，消费相应地从花费现在的收入转向消耗过去积累的财富。这种变化进一步影响国民收入中的资本积累。这个资本减少的变化量如果体现在各个产业之中，对资本投入更加敏感的产业必然受到较大的影响，而对资本投入较为不敏感的产业受到的影响则较小，结果就会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资本供给的减少对资本集约型、技术集约型的产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大，而农业、食品业和纺织业等劳动集约型的产业，对资金依赖的较小，受到的影响较小。

（四）全要素生产率

关于老龄化社会下生产率的演变，有人认为资本-劳动比会下降，所以老龄化会阻碍生产率的增长。然而，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理论证明老龄化一定会对劳动生产率带来负面的影响。生产率并非只取决于资本、劳动，还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如果经济体是一个进步的，并以“终身学习”为目标的社会，那么即使年长型劳动者的工作效率降低，但是他们在志愿服务、经验提供、社交人脉拓展等其他方面也会对生产有着重要的贡献，这种对产出的贡献值并非单纯的资本和劳动输出，更像是对劳动力这种要素潜力的深层发掘。

二、实证过程与结果

（一）模型与指标选取

为了检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基准模型：（1）其中，i、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n为三次产业；Ynit和Yni,t-1分别代表地区i在t和t-1时刻的各产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Yf、Ys、Yt分别代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Xit是一个K×1的向量，包含了一组其他控制变量。agingit代表人口老龄化程度，β2为我们关心的待估系数。Dit代表地区效应，uit为随机误差项。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检验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相关关系而非研究产业结构的决定因素，参照以往研究，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产业结构的变量，具体如下：人均经济总量（AGDP）：用于考察经济增长水平，根据Chenery和Syrquin对产业结构的分析推导，产业结构演变模型中主要以人口和人均收入作为解释变量，本文沿袭其对数结构，在模型中引入人均GDP（agdp）及其平方项（sqragdp）。物资资本（inv）：用于衡量物资资本投资的比重，本文使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作为变量。人力资本（edu）：用于衡量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本文采取教育经费法来衡量，教育经费指教育经费总投入，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赠经费、学费和杂费、其他教育经费。经济开放程度（tr）：用于衡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文使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变量。技术进步（nova）：用于考察技术能力和研发创新，本文使用国内三种专利申请授权量来衡量。政府政策行为（gov）：用于考察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采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衡量指标：用于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目前关于这一指标的衡量，大多数研究者均选取三次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如巴曙松和王群（2009）、卢万青和袁申国（2009）、王文斌（2009）、黄先军和曹家和（2011）等；也有部分研究者选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重来衡量，如杜金岷和廖俭（2008）。考虑到前者能更好地体现三次产业结构，且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开放程度较大，本文采用三次产业的总产值与地区GDP的比值来作为变量，分别用Yf、Ys和Yt来表示。人口老龄化衡量指标：作为本文研究核心的解释变量，共由两组工具变量来衡量，大部分研究者是从人口结构或者人口红利的角度出发，一般选取抚养比作为衡量指标，为了指标选取的广泛合适性，本文以老龄人口（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老龄人口占劳动力的比重（即老年抚养比）作为变量来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分别用age和odr表示。

（二）数据使用

按联合国的统计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该国家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我国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即我国于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本文选取从2000年开始到2012年全国31个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0年以来常用人口数据集》以及各地区历年的统计年鉴。

（三）估计方法与结果

为了消除本模型中的非观测性地区效应Dit的影响，对上式进行一阶差分后，可得：（2）上式中，滞后的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项Ynit与误差项的差分uit有着较强的相关性，从而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法可能会产生有偏估计。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如何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而这正是本文采用GMM估计的动机。根据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一阶差分广义矩（DIFF-GMM）思路，将式（2）中的解释变量的滞后阶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来获得参数估计结果，但由于这种方法所采用的滞后阶工具变量与方程中差分项内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小，容易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的出现。基于此，本文同时采用了Arellano和Bond（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的所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通过增加新的有效工具变量来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其基本思想是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GMM估计，并将内生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中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从而保证了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但不与随机误差项相关，是一个理想的工具变量。由于综合利用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的进行回归，系统GMM比差分GMM估计法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不仅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也更能控制内生性。

三、实证结果分析

广义矩估计量的一致性依赖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系统GMM估计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主要包含两类（Arellano和Bond，1995；Blundell和Bond，1998），Hansen检验用于检验估计过程之中是否存在过度识别约束，原假设是模型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而残差自相关检验则用于检验残差项在差分回归和差分、水平方程系统回归中是否存在序列相关，原假设是不存在序列相关，残差项可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必须二阶序列无关。从检验结果来看，表1与表2中Hansen和AR（2）检验值的伴随概率均在0.05以上，说明应该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本文所采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可以看到，以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age）和老年抚养比（odr）作为工具变量的两次回归测量结果之间有着较强的正相关性，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影响，二者均给出了相似的结论。我们发现，从2000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至今，人口老龄化对三次产业均有着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变量与第一、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且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比第二产业小；而人口老龄化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则呈现正相关性。另外，关于本文控制的其他解释变量，研究发现人力资本（edu）、技术进步（nova）对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影响较小，人均经济总量（agdp）的提高对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均有显著的影响，且均呈现出正相关性。物资资本（inv）与第一、三产值比重呈现负相关性，而与第二产业有正相关关系；进出口总额比重（tr）和政府消费支出比重（gov）与第一、二产业产值比重呈现正相关性，而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有着正相关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

2015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及相关部门围绕“十三五”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和应对老龄化政策进行专题研究；同年10月中共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是应对我国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伴随我国人口死亡状况的不断改善，人口的生育率迅速下降，长寿风险问题也日益显现。本文系统梳理长寿风险管理的研究，分析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的长寿风险，初步探讨相应的管理策略。

关键词：

长寿风险；死亡率；金融产品；保险体系

一、我国长寿风险管理背景及意义

（一）我国长寿风险管理背景。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人们对于健康关注程度的提高，我国的平均寿命正在不断地延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寿命达到74.83岁，比10年前提高了3.43岁。据科学家预测，到2050年人类寿命至少能延长20年，百岁寿星将不再稀罕。人们寿命的延长无疑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但随之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小觑。未来实际寿命的增长将会增加个人和社会养老计划的支出，甚至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可能导致人们的老年生活出现财务不支、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已经出现长寿风险的问题。长寿风险是指个人或总体人群未来的平均实际寿命高于预期寿命产生的风险。可以从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来定义长寿风险：个体长寿风险是指个人在其生存年限内的花费超过了自身积累的财富，此类风险可通过相关养老保险进行管理；总体人寿风险成为聚合长寿风险，是指一个群体的平均生存年限超过了预期的年限，该风险是无法根据大数法则进行分散的系统风险，无论是人寿保险公司的年金业务、企业的养老计划，还是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险计划，均承担着聚合长寿风险。如无明确说明，下文提到的长寿风都是指聚合长寿风险。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发展还不够完善的环境下，人们对于商业保险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然而养老保险公司及寿险公司在产品定价问题上所采用的精算技术是根据过去的经验生命表计算的死亡率数据来测算未来的预期死亡率，从而以实现的现金流净值为0，依据不够科学、不够充分。由于人们未来寿命的延长，未来的实际死亡率低于预期死亡率，养老保险公司和寿险公司的未来偿付能力将面临不足的风险；再加上我国社保基金缺口比较大，而社保基金没有有效的保值增值方式，投资收益率较低，导致我国的社保基金呈缩水趋势。寻找新的社保基金的管理模式和投资渠道以及对的投资方式来实现保值增值，来规避由于社保基金缩水和日益累积的长寿风险给政府带来的财务风险。我国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既然涉及到了老年人的社会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产生影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对于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需求来说，还是存在着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国养老保险的主要问题包括保险制度对象范围比较小，广大人民的养老保险意识薄弱，养老金的积累和来源方式较为单一等。对于长寿风险管理的研究，对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稳步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国外已经有了大量关于长寿风险管理的研究，以期能找到管理规避长寿风险的有效方法，但在我国国内对于长寿风险管理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做出更深层次的研究。鉴于长寿风险问题日益严重，加大对长寿风险管理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

（二）我国长寿风险管理目的及意义1、提高长寿风险管理意识。通过对我国人口现状进行分析证实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长寿风险问题，分析目前我国长寿风险管理的现状，介绍长寿风险的内涵及其影响，并详细介绍传统的长寿风险管理方法和新型的管理方法，评论出各自的优劣之处，从而来加深人们对长寿风险的认识，提高人们的长寿风险管理意识。2、促进我国长寿风险管理完善及发展。通过我国对长寿风险管理相关资料的学习与论证，补全我国在长寿风险管理方面的漏洞和缺失，进一步完善长寿风险的管理方式及方法，进而增强了它在我国的可实施性，并不断发展，为我国人口的养老问题提供更广阔的道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二、我国长寿风险现状

风险管理是指如何在一个肯定有风险的环境里把风险减至最低的管理过程。风险管理当中包括了对风险的量度、评估和应变策略。理

想的风险管理，是一连串排好优先次序的过程，使当中可以引致最大损失及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优先处理，而相对风险较低的事情则押后处理。长寿风险管理是基于长寿风险的环境中把风险降到最低的管理过程，对于长寿风险管理的分析应包括识别风险、控制风险以及规避风险。以下对我国长寿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具体风险形式、长寿风险对我国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我国长寿风险现状。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长寿风险问题，并且已经走进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国家行列。目前，国外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早已经意识到了长寿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但是我国风险管理界和保险界对于长寿风险的认识还比较少，关于长寿风险的研究较少。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的传统养老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1、国内资本市场不完善。虽然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长寿风险从保险市场向资本市场进行转移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具有必要性，但是目前国内投资者对于长寿风险认识不够，更缺乏对长寿风险证券化的认识。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并不完善，特别是债券市场由于多年来受到各方面的政策管制，发展较落后，国内存在的债券种类很少，长期性债券的发行量很小，通过长寿衍生债券的方式在我国进行长寿风险管理的方法难度较大，且不符合实际国情。2、用保险市场来转移长寿风险的难度很大，过去的再保险市场还不发达。目前国内再保险市场中的再保险公司主要有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再保险有限公司三家中资和五家外资再保险公司的分公司，再保险市场中的再保险提供者数量过少，分保能力有限，并且由于受到过去垄断经营的影响，我国再保险业技术水平较低，管理粗放。我国有限的再保险市场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企业年金的再保险需求，并且通过再保险的方式来管理长寿风险只是将个体性的长寿风险转变成了聚合性长寿风险存在于再保险市场，聚合性长寿风险依然存在。通过再保险的方式来管理长寿风险成本较高，且再保险公司一般因为未来死亡率预测难度过大、长寿风险过高而不愿承保这类业务。总而言之，国内外学者对于长寿风险管理的研究还很欠缺，没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系统的理论研究，一般都只是提出了问题的所在，却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方案来解决。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为我国的长寿风险管理寻找出一条清晰的研究脉络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且十分具有必要性。

（二）我国长寿风险管理问题的白热化。人口老龄化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人口老龄化的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具体表现为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人群中老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根据收支相等的原则所建立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想通过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来保持替代率即原有的养老金待遇不变，是很难实现的，这必然会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养老保险的基金，政府就会对其进行长期的财政补贴，而这也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危机的出现。在经济发展缓慢，经济不稳定时，社会出现就业困难、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社会结构转型期间，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已经严重阻碍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运行。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是造成人口老龄化和长寿风险的共同原因，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由于人们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养老保险制度调整的滞后则导致了长寿风险的形成。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也是长寿风险不断积累的过程，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于长寿风险管理的研究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三、我国长寿风险管理应对措施

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而人口老龄化的推进又是长寿风险不断积累的过程。那么，提高生育率，以“二胎政策”为例，能有效缓解中国所面临的长寿风险。“四二一”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将直接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减少，而社会机构养老又远远满足不了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的需要。生育率的下降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速，性别比例失衡，少子化严重等，“二胎政策”的实施能有效缓解这些问题。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不能有效地适应社会发展，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在养老机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二胎政策”以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给养老机制和长寿风险管理赢得了时间。当然，除了“二胎政策”以外，对于长寿风险管理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管理基本养老保险蕴含的长寿风险。作为长寿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政府可以采用发行长寿风险证券的方式对长寿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发行对象可以为资本市场或对长寿风险存在套期保值需求的相关利益方，如商业保险公司。另外，我国政府可以直接承担一定的长寿风险，如政府向基本养老保险进行的财政拨款就包含了这一因素。

（二）管理商业养老保险蕴含的长寿风险。我国的寿险公司可以采取的长寿风险管理办法有：一是积极发展中国的再保险市场，增加再保险市场中的再保险提供者数量，提高其分保能力，鼓励寿险公司通过再保险的方式将部分长寿风险转移给国际性的再保险公司；二是推迟养老保险的购买日，例如推迟至退休日。其依据如下：养老保险的投保人的投保年龄越大，其预期余命的不确定性程度越低，长寿风险也越小，因此推迟养老保险的投保年龄是管理长寿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三是由于死亡险产品和年金险产品之间存在长寿风险的自发对冲，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调整死亡险业务和年金险业务的比例并建立相应的监控指标对长寿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四是将有关长寿风险的业务进行处理，使其证券化，以规避风险。

（三）完善保险监管。中国的保险监管部门应重视长寿风险的影响，对相关精算法规加以修订，以规避长寿风险的不利影响。例如，在有关法定责任准备金提留的精算规定中，借鉴英国的CMIB1990和CMIB1999生命表中使用的死亡率缩减的因素模型给出预定死亡率的变动的计算依据，以反映不断改善的死亡状况；或在精算规定中给出死亡率预测的适用模型，用于法定责任准备金的计算，并为寿险公司的寿险产品定价提供参考。

（四）在长寿风险的转移和承担方面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目前，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蕴含的长寿风险为中国政府和保险公司所承担，由于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还未健全，如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尚在完善，企业年金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商业养老保险的份额还很小，我国政府应在法规的完善、长寿风险的衡量、长寿风险的转移方面承担主要责任，从机制建设和实际操作方面积极推动长寿风险向承担方的转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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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1篇5

关键词：顶层设计；名义账户制；精算中性；延迟退休

中图分类号：F84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4-0001-06

2013年，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顶层设计的启动，中国养老金制度再一次面临着如何改革，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目前有3种方案可供决策者选择：一是“小账户”方案；二是“大账户”方案；三是“全账户”方案（见表1）。表面上看，这三种方案非常相似，即都引入了名义账户理论作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原则和根本出发点，只是主要差别在于是否保留现有“统账结合”制度的社会统筹部分以及个人账户规模的大小。但是，“小账户”和“大账户”方案都保留了社会统筹部分，这就大大弱化甚至扭曲了对参保缴费的激励机制并对制度财务可持续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本质上与“全账户”方案所体现出的优势完全背道而驰。

具体来说，“全账户”方案完全取消了社会统筹部分，只保留了个人账户，或者说参保者养老金待遇的取得与其缴费规模和时间长短完全正相关，具有清晰的激励效果。可以说，“全账户”方案就是干干净净的名义账户制，因此一方面能够全部发挥名义账户制的理论优势，这是名义账户制的概念和经济学含义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现状、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各种社会和经济领域具有特殊国情，“全账户”方案还能充分施展名义账户制在中国本土化改造后的独特优势。当然，任何新制度存在优势的同时，也难免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认清“全账户”方案的局限性并通过其他辅助制度配合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名义账户制的概念释义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有7个国家将其原有的DB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先后改造成了名义账户制，名义账户制也因此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但这几个国家的名义账户制在制度形式和参数选择上不尽相同，作为养老金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制度创新，名义账户制本身具有一般性的概念、属性和经济学含义，从而区别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即“名义账户制”是一种在现收现付制基础上模仿DC型积累制个人账户计划的养老金制度设计。

纯粹名义账户制的个人和单位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之中，退休后养老金的待遇支付最终取决于累计的个人缴费与投资回报以及同年龄组申领人的预期寿命。从融资方式上来看，名义账户制是建立在现收现付制基础之上的，即社会缴费直接用于支付当前的退休者，参保者退休之前的个人账户中并不必然存在“真金白银”，个人账户更多的是一种“记账”的管理方式。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名义账户制的融资方式等同于现收现付制，因为该制度提供了一项或有选择――个人退休后可以提取个人账户中的“资产”向商业银行购买年金化产品。从待遇给付上来说，名义账户制具有DC型积累制个人账户的一般特征，即强调精算中性原则而非再分配原则。也就是说，养老金待遇给付的标准主要取决于记入个人账户缴费的积累、名义资产的投资增值、名义资产转成退休年金的计算公式、退休给付指数化变量4个因素。总之，名义账户制是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DB型与DC型的一种混合模式，它既有某些DB型现收现付制的基本特征，又有DC型积累制的某些属性，即名义账户制既可被称为“DC型现收现付制”模式，也可以被认为是“DB型现收现付制”的某种变形。

需要强调的是，名义账户制中的投资回报一般情况下不等于预筹积累制个人账户计划的投资回报。从理论上讲，前者是制度的内部收益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函数。当然，在实践中，政府会基于某些考虑进行设定，但无论政府起初如何设定这个投资回报，长期来看将趋向制度的内部收益率。而后者却是资产市场的真实投资收益率。但在如下两种情况中是基本一致的：第一，如果积累制个人账户的主要或全部的资产组合都投资于本国的负债，那么，它的风险将来自于本国，这就与名义账户制没什么两样。第二种情况，如果积累制个人账户的资产组合全部或主要持有本国政府债券，那么，它就与“布坎南债券”的完全货币化形式的名义账户制也没什么区别，就是说，如果政府债券收益率高于内部收益率，那么就可以通过对全国范围的保险群体征税而抵消这种“优势”，这是因为，这些保险群体本身就是较高收益率的受益人。但是，由于可能存在着税收的再分配效应，所以，两种方式可能还是有所区别的。

根据林德贝克和佩尔松提出的养老金制度三维分类方法，名义账户制的出现填补了养老金制度频谱中的一项空白。在这个养老金制度的三维方法中，其构成分别为：第一维度是积累制对非积累制，第二维度是精算型对非精算型，第三维度是DB型对DC型。图1标示出其中的两个维度，且养老金制度的积累程度是用养老基金市场价值除以同时期应计的缴费增值预期贴现值所得的比例，该变量反映在纵轴上，垂直移动表示积累程度的变化，越靠近上方积累程度越高；养老金制度的精算公平程度反映在横轴上，指的是个人缴费与将来养老金待遇之间的关联性，越靠近右边精算程度越高。图1的Ⅰ～Ⅳ点构成了几种特殊情况，如果加上图1没有表示出的DB型对DC型的这一维度，可以组合成8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因此，由这8种极端情况及其中间地带（每一个维度都可以视作连续变量）便形成了一个养老金制度谱系。依据该方法，所有的养老金制度都能在这种频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了这个养老金制度的谱系，一般意义上的名义账户制的位置就清晰可见了。根据本文给出的定义，名义账户制位于图1中的Ⅱ点并且是DC型的。在这一点上，现收现付制度（积累程度为零）的精算公平程度达到最大化，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都为制度的内部收益率。需要强调的是，Ⅳ点所对应的积累制是完全精算公平的制度，其公平程度要大于Ⅱ点对应的名义账户制。

二、“全账户”方案具备名义账户制的理论优势

名义账户是个新兴事物，自从20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至今也不过20多年，国内外对于该制度模式实用性的争议也从未间断过，但其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已经在国外学界达成了基本共识，这些理论优势包括以下6个方面。比较而言，在3个备选方案中，只有“全账户”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出名义账户制的理论优势。

（一）通过自我“储蓄”机制平滑人口波动，自动应对人口转型

传统DB型现收现付制建立在100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早期，那时候人口出生率较高，人口预期寿命较低，年轻的经济活动人口增长速度总是快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的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正金字塔”形状。因此，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率也相应较低，每一代退休人口不仅可以获得既定的养老金待遇，而且在既定的缴费率下，政客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很容易不断增加养老金水平，向退休者提供越来越慷慨的养老金待遇，从而使得该“庞氏计划”得以不断延续。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有远见的政治家突然发现这一“游戏”不仅难以为继，而且在必须削减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时，却困难重重。道理很简单，福利是刚性的，提高可以，但降低福利标准却会遭到大多数选民的极力反对，政府一旦提出养老金待遇削减或提高退休年龄，必然会引起议会抗议或游行示威，从而使政治上的“酌情调节”多数以失败告终。

与之对比，名义账户制虽然没有改变传统制度的现收现付属性，但在待遇确定和计发公式上有了质的突破，也就是说从DB型变成精算中性的DC型养老金制度，使得待遇变化和退休年龄选择基本不再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而是取决于人口和经济等外部环境变化以及个人行为模式和需求偏好的选择，自然就不会出现在人口、经济环境等不利条件下要求维持或增加福利的不合理诉求。

不难看出，只有“全账户”才能完全体现出这种理论优势，即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完全取决于工作时的缴费和名义利率情况。前者包括缴费的费基选择和缴费的期限选择，理论上可以全部由个人自主决策；后者取决于人口和经济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财务的影响完全内化到制度中。比较而言，“小账户”和“大账户”方案因为存在着规模可观的统筹部分养老金，与经济和人口的外部环境变化没有建立起完全相关关系，规模有限的名义账户所具有的调节和激励作用将大打折扣，人们的理性选择是增加缴费年限，而尽可能降低缴费费基，获得制度内再分配的好处，实际上和现有制度的运行效果基本是一致的。

（二）账户余额向终生年金的精算转换，自动适应人口寿命预期变化

参保人退休时，名义账户中所记录的养老金财富在进行年金转换时，引入了根据同年龄组人群的平均余命确定的预期寿命因子。因此，在名义账户下，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转化成制度内生的可以自动适应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另外，名义账户制对提前退休的待遇削减也可以通过制度内生来实现。也就是说，名义账户可以对人们偏好的改变做出及时调整。对于管理当局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精准地确定每一代人的预期寿命。政府还可以允许用退休后名义账户资产（做实名义账户）购买商业机构年金产品，让商业机构承担预期寿命变化的风险。当然，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由名义账户管理机构和商业机构同时提供年金产品，让退休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只要对比三个方案的年金化除数的设计公式就会发现，只有“全账户”方案具有完全精算属性，它分别考虑了退休时余命预期、待遇调整系数预期和内部收益率预期，因此完全具备了自动调整人口寿命预期变化的理论优势。相比而言，“小账户”和“大账户”使用的现有年金计发月数，并不反映退休后第2年及以后待遇的调整变化，但在设计上，养老金发放过程中又“人为”地不断提高待遇水平，显然二者是相互冲突的，即制度设计与制度实际运行状况明显不符，从而脱离了精算原则。

（三）避免待遇指数化规则变动的随意性，增强了制度的可信度

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和财政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近20年很多实行DB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的国家纷纷进行了养老金参量式改革，但大多数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过程都几经反复，至今尚未定型。我们知道，参量式改革主要是改变待遇指数化规则和引入调整因子，是一种治标之策。随着时问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政府还得对部分参数进行调整，这就大大降低了制度的可信度。而名义账户对环境变化适应能力较强，所有规则一旦制定就可以基本定型，无须再做大的制度调整，制度变得更加透明。参保者可以随时查看自己账户上的缴费金额，并把缴费总额和养老金发放水平直接相关，从而有利于提高人们参保缴费的积极性，并有助于参保者对雇主缴费进行有效监督。同时，由于名义账户制的养老金发放标准随着工作和缴费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因此名义账户的透明性可以让参保者更加了解工作年限和养老金发放水平的关系，从而有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激励。因此名义账户有助于解决传统现收现付制度下普遍存在的欠费、逃费以及提前退休等问题。显然，在人口和经济环境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对名义账户制更有信心。

“全账户”方案是单一的名义账户制度，可以把这一理论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使得人们参保缴费更有信心，对未来待遇水平有充分的预期准备。而在“小账户”和“大账户”方案中，因为存在着社会统筹部分，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预期下，养老金待遇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政府干预，出于理性考虑，人们会尽可能选择较低缴费基数和较低参保年限的行为模式，因此如同传统的现收现付制一样，“小账户”和“大账户”方案都是不可信的，也就不能发挥出名义账户制固有的理论优势。

（四）选择退休年龄具有更大灵活性，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成为可能

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趋势正在迫使各国采取措施延迟退休，这样做的直接目的不仅是为了降低制度的赡养率，从而保证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既有的条件下实现增加劳动供给这个最终目的。但是，在传统的DB型养老金制度中，政府提出延迟退休的动议往往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困境，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比较而言，完全精算中性的养老金制度具备了个人何时退休的自我选择权，多数人在退休问题上会做出相对理性的考虑，只要制度设计得当，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退休安排，从而间接达到延迟退休这一政策目标。名义账户制正好具备这样的制度特征，即在名义账户制下，缴费和养老金待遇之间是一种完全中性的边际精算关系，人们何时选择退休完全由自己决定（达到法定最低退休年龄基础上），既不存在对提前退休的激励效应，也不存在对推迟退休的惩罚效应，这是实行弹性退休制度的前提条件。

“全账户”方案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名义账户制度，使得弹性退休有了制度保障，人们在退休问题上将具有最大的选择权。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一点尤为重要：一方面，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及早采取延迟退休政策已经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全球产业链的角度来分析，大多数经济活动人口还在从事着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直接的“一刀切”式的延迟退休政策将困难重重，因为这将对那些身体条件较差的中老年就业群体存在着公平性和道德性问题。因此，只有弹性退休年龄才最合适中国国情，“全账户”方案无疑是最优方案。比较来看，无论是“小账户”还是“大账户”方案，因为存在规模不等的统筹部分，都不是完全精算中性的制度安排，因此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弹性退休制度。

（五）缴费被看作是储蓄，降低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名义账户制如同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一样，缴费将更能明确地被视为个人储蓄，由此就降低了在征收劳动所得税上所造成的扭曲效果。账户持有者可以随时查看他的账户，随时了解其缴费指数化的情况，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自己未来的年金情况。从主观上讲，名义账户制的缴费被缴费者直观地看作是一种储蓄，而不是与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税收，这就在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中再现了“保险”的因素，使当前的现收现付的融资方式更具可持续性。从客观上讲，名义账户直接与未来的收益挂钩，对参保者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仅有助于降低赡养率、扩大资金来源、平衡公共养老保险财政，而且获得了凭借立法措施（如推迟退休年龄、提高缴费标准或降低养老金标准）才能达到的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对比3个方案，“全账户”方案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而成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何时参保缴费以及缴费多少不过是人们储蓄偏好在养老金制度上的体现，如果人们更愿意增加储蓄，那么参保缴费的积极性就更高。这一点对收入较高人群更为明显，因为在现有的通胀结合制度下，要实现社会互济这一制度目标，高收入群体的缴费实际上将被征收额外的“赋税”，用于补贴低收入者，一个理性的高收入者必然想尽一切办法降低缴费标准，甚至是缴费年限，从而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赋税”负担。而在“全账户”方案下，高收入者的缴费行为模式将发生改变。进一步，在未来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加强了对缴费的执行力度，高收入群体甚至可以减少劳动供给来应对。从这一点上来说，“小账户”和“大账户”方案因为依然存在着统筹部分养老金，与现有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度并无本质区别，高收入者无疑会把缴费看成一种额外的税收负担，从而扭曲劳动力市场配置。

（六）养老金待遇下降更加隐蔽化，便于实现财务和政治可持续

有人质疑名义账户制度可行性的一条重要论据是：名义账户制无法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甚至相反，并以瑞典为例加以证实。表面上这无疑正确，因为瑞典实施名义账户制以来，养老金待遇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而且在某些年份确实还轻微下降了一些。但是这种判断却严重误导了人们：在人口老龄化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只有在养老金制度采取预筹积累制且基金投资国外时，才有可能提高养老金待遇；否则，在养老金制度采取预筹积累制且基金投资国内或现收现付制的情况下，养老金待遇一般是要下降的。显然，名义账户制没有改变现收现付制属性，所以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待遇水平肯定要降低。换句话说，名义账户制的使命不是来提高待遇水平的，而是用来增强养老金制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但可以说，在人口老龄化下，名义账户制可以部分缓解养老金待遇下降的幅度，却不能改变待遇下降的本质判断。其实，名义账户制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用来解决两个“可持续”问题：一是财务可持续性，变福利刚性为福利弹性；二是政治可持续性，即政治问题内生化，养老金参数收紧不再有街头抗议。

无疑，只有“全账户”方案才能把名义账户制这一重要优势发挥出来，把人口和经济因素提前内生化到养老金制度中，在人口和经济出现不利的情况下，养老金制度将变得更为有弹性，从长远来看，政府可以提前卸下沉重“包袱”，不会被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政治可持续性捆住手脚。比较而言，“小账户”和“大账户”方案完全不具备这一优势，因为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待遇（通过内部收益率体现）实际下降是必然趋势，但是这种待遇降低在这两个方案下并不直接表现为人口结构的变化，人们将更多地归因于政府的不作为。

三、“全账户”方案具备符合国情的独特优势

相对于成熟的市场化国家，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国情。对于养老金制度而言，这种特殊国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一种潜在的制度优势。比较而言，3种方案中只有“全账户”才能完全体现这种独特优势。

（一）化解地方道德风险，一步到位实现全国统筹

基金统筹层次过低一直是困扰中国基本养老制度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统账结合制度无法完成的现实挑战。归根结底，统筹层次难以提高的主要原因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也无法厘清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归属问题。在现有的财税分权体制下，如果由地方政府承担基本养老保险的事权，那么财权就不应该上收中央，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提高统筹层次问题；如果提高统筹层次是必然选择，那么中央就应该在上收财权的同时，也要上收事权，否则就难以避免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因此这一问题将始终陷入困境。但是，如果能够消除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名义账户制因为类似于完全积累制个人账户，形式上具备了清晰的个人“产权”属性，每个人的养老金待遇与缴费之间建立起了明确的精算联系，地方政府只能是中央政府的“代办”机构，无法也没有动机与参保企业或个人进行合谋套取不正当利益，从而便可一步到位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

“全账户”方案本质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名义账户制，自然可以一步到位且毫无成本地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全国统筹；而无论是“小账户”还是“大账户”方案，都会因为社会统筹部分养老金的存在，个人“产权”必然是模糊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权责始终是难以理清的，因此根本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筹。

（二）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名义账户制获得高收益成为可能

中国学界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却几乎没有涉及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的内部收益率问题，因此当提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有较高名义收益率”的命题时，遭到很多业内人士的质疑就在所难免，其实只要把养老金经济学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分析一下，就会彻底消除这些人的疑虑。

从理论上来说，名义账户制本质上仍然是现收现付的，因此其内部收益率或者说名义账户利率基本上等于现收现付制的内部收益率。而现收现付制的内部收益率为多少呢，其实理论上早已解决，早在1958年，萨缪尔森（samuelson）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题为《货币社会设计功能或有情况下：一个严格的消费一信贷利息模型》的著名论文，证明了最优化利率由人口增长率（即生物收益率）所决定。随后，其他学者又针对萨缪尔森研究的假设进行了放松和扩展，得出了进一步的研究结论，即如果考虑技术进步，那么这个“生物收益率”就可以拓展为人口增长率加上工资增长率，可以近似看作GDP增长率。

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虽然正在告别高增长，但未来保持中高速增长依然可期，因此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还可以继续获得较高的内部收益率，名义账户制只是将这种收益率显性化了，而不是凭空“创造”了新的高收益。需要强调的是，名义账户制获得较高收益率优势是中国独有，而在已经引入名义账户制的其他国家是不具备的。例如在瑞典，人口增长率几乎为零，工资增长率实际值为1%～2%，加上通胀率1%～2%，工资增长率的名义值在3%左右，相比资本市场动辄超过10%的收益率，这些国家的名义账户利率对参保人实际上毫无吸引力（这些国家引入名义账户制另有目的，这里不再赘述）。因此，在中国，名义账户制度不仅对参保缴费具有激励机制，而且有助于增加低收入者的非劳动收入，甚至改善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毫无疑问，“全账户”方案将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制度优势，“大账户”次之，“小账户”最差。

（三）在制度覆盖有限的前提下，名义账户制财务更具可持续性

传统DB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追求的是横向精算平衡，即制度收入和支出在一定时间内大体相等。在制度运行的早期，因为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收入来源有保障，而支出压力较小，所以随着覆盖面扩大，退休者将获得非常慷慨的养老金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隐性债务在不断增加，也不会影响到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但是，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转型时（养老金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经济活动人口相对收缩，而退休人口却相对扩大，此时本来可以通过提高在职参保人员的缴费率或降低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标准使制度财务实现新的横向精算平衡。问题是，因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世界各国竞争加剧，如果提高制度缴费率就意味着提高生产成本，资本加速外流，进而削弱本国经济竞争力，得不偿失，所以提高制度缴费率将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同时，DB型养老金制度的待遇事先确定，具有非常大的福利刚性，降低待遇水平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冲突。因此，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转型且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时，无论是提高制度缴费率还是降低养老金待遇标准都极为困难，最终导致养老金制度的隐性债务显性化，收入开始小于支出，出现趋势性赤字，制度财务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最终不得不由财政来兜底，当政府财政无法承担时，便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政府债务危机或货币危机。

与之对比，名义账户制追求的却是纵向精算平衡，即在两期的世代交替模型（第一期工作，第二期退休）中，任何时点上缴费和待遇的现值都完全相等，如果把缴费看成投资，那么待遇就是回报，其中隐含的投资回报率考虑了人口和经济的长期变化。因此，理论上讲，名义账户制养老金待遇标准将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在人口老龄化下，人们要想保证待遇标准不变，就只能延迟退休增加劳动供给。可以看出，引入名义账户制后，原来DB型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就不会再增加，即锁定了养老金的隐性债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引入名义账户制后就能保证实现财务可持续性，要实现财务可持性，还取决于另一个条件，即制度覆盖面是否还能继续扩大。具体来说，如果养老金制度已经全覆盖（人口赡养率与制度赡养率完全正相关），引入名义账户后，虽然可以保证制度纵向精算平衡，但在人口赡养率出现恶化时也无法保证制度横向精算平衡，因此未必能够保证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如果养老金制度只覆盖了一部分经济活动人口，引入名义账户后，只要制度设计得当且对扩大覆盖面有足够大的吸引力（例如，较高名义账户利率），那么制度参保缴费人口将快速增长，从而迅速改善制度赡养率，此时即使人口赡养率出现恶化，也不至于影响制度的横向精算平衡，因此，在制度覆盖有限的前提下，名义账户制财务将更具可持续性。

显然，中国现在引入名义账户制无疑可以保证养老金制度具有财务可持续性。首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体，理论上仍然具有极大的扩面空间。其次，正如本文提到的，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部分）的内部回报率是非常高的，在名义账户制下将直接表现为较高的名义账户利率，即名义账户制在中国是可以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因此，作为中国化的名义账户制，“全账户”方案无疑将保证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而“小账户”和“大账户”因为社会统筹养老金的存在，无法彻底展现制度的激励机制，扩大覆盖面的测算假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很难保证制度财务具有可持续性。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篇6

关键词：老年市场老年产业

1999年我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1.2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我国首次步入老年化国家的行列。据统计部门的估计，在今后50年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总量将急剧增加。到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18.5%，而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处于最高峰值，达到25.2%。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大幅度的提高，老年市场将成为众多市场中一个极具魅力、潜力巨大的市场。本文试图在简要分析我国老年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之后，重点阐释我国老年产业目前的发展状况以及今后的发展前景。提出笔者对老年市场的理解和界定，为进一步分析老年产业及开发老年产业提供思路。

对我国老年市场的界定

市场最初的含义是指买者和卖者于一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换的场所。但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市场的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经济学中的市场一般是指商品交换关系和(或)供需关系总和：而在市场营销学的范畴里，市场被定义为“市场是指某种产品的所有实际的和潜在的购买者的集合”(菲利普・科特勒)。

全球及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欧洲发达国家最先开始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早在1865年，法国就第一个成为老年型国家，随后，挪威和瑞典于1890年、英国于1931年加入到老年型国家行列。在20世纪中叶之前世界上老年型国家数量还不多。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到1984年已有42个老年型国家，1991年已达48个，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均加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加入到老年型国家的行列中。据预测，到2025年，全世界的老年人口绝对数将达到112.1亿，占总人口比例的9.5%，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将继续发展，范围将更为普遍，速度将明显加快。老龄化社会将成为所有国家的归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数量在急剧增长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也经历了飞速的转变。先后经历了年轻型人口结构、成年型人口结构及老年型人口结构。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我国人口的出生率非常高，导致老年人口比重减少，这一段时间我国人口年龄属于年轻型。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全面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使出生率大幅降低，成年人数在总人口数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转向成年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绝对数和相对比例均在增加，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已由成年型人口转向老年型人口，并于1999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据专家预测，到2010年，中国60岁及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12.18%和8.12%，2022年为16.23%和11.30%，2030年为22.34%和15.21%，2040年为25%和20%。到2030年时中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而到了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总数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25%，届时，每4个中国人中间就有1个老年人，中国将成为高度老龄化的国家。

我国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点：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大，发展速度快。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已达到1.3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5。虽然我国进入老龄化时间迟，但老龄化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老年人口比重从7%升至14%，预计只需要27年。二是人口老龄化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平衡。2025-2050年将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阶段，此后中国的人口比例分布将逐渐稳定下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别很大。三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三者大致是同步的。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综合国力不强，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到来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老年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有着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老年人拥有一定的购买力和特殊的消费需求，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老年市场。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老年人购买力的逐渐增强和老年人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改变，我国的老年市场还将进一步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老年市场有了较快的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根据目前我国老年市场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的老年市场细分为以下八种市场：

发展我国老年产业的思路

所谓老年产业，是指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以及其他特殊需求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是从第二、第三产业以及第四产业（信息产业）派生出来的特殊产业。

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年均消费额为4000元，全国老年人消费额在3200亿元以上。如果加上子女、亲属为老年人支出的消费，则实际消费总额还要增加。但这个诱人的市场却存在着太多的空白，老年人多层次的消费需求还不能得到较为全面的满足。1999年中国老龄协会调研部主任程涌认为，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老龄产业还未形成。老年人认为这是一个真空地带，应该大力发展；而商家却说却认为这里是雷区，不敢轻易涉足。

我国老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提出发展老年产业时，有些企业一哄而上，竟相推出一些老年产品。但由于未对老年人的购买力水平、消费习惯和消费特征进行准确的分析，很多产品不适应市场的需求，最终这些企业一哄而散。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消费观念发生较大的改变，我国老年市场潜力增大，老年人的需求开始向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然而，尽管企业界和理论界均认为我国的老年市场亟待开发、老年产业潜力巨大，但大部分企业却不敢轻易涉足老年产业。只有少数企业将目光瞄准了老年市场，推出了一些老人生活用品、老人保健品、老人服装、老人化妆品等商品。

目前，我国的老年产业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进入老年市场的企业偏少，老年产业的发展缓慢；适合老年人生理特征的产品品种少，主要集中在老年保健用品等少数几种商品上；为老年人开发和提供的服务项目少且质量低下，如家政服务、医疗护理等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很多老年公寓虽名义上是为老年人开发的，但功能上并不能完全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发展我国老年产业的障碍

观念上的障碍。首先，老年人的经济地位和价值是由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在工业社会，机器化大生产使得老年人在家庭中地位下降，在劳动力市场中成为弱者。于是，一些厂商认为老年人的消费在家庭支出中的比例下降，不值得开发老年市场。

其次，传统观念总是认为老年人不太舍得花钱，企业认为老年人的生意难做，而且利润空间很小。但通过笔者的研究以及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发现，我国当前老年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第一，他们越来越注重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不是主要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下一代，特别是第三代上；第二，他们已经成为“理智型”的消费者，在购买时除了考虑价格因素外，更多考虑地时质量和性能，价格不再是影响其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第三，他们有着较强的补偿型消费动机，在子女长大成人并且自己收入较稳定的情况下希望弥补年轻时消费受较大约束的遗憾。

认识上的障碍。购买力是组成市场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而购买力则是以收入来作保证的。发达国家老年人的购买力在社会各年龄段群体中是比较强的。我国老年人所具有的购买力，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的老年人相比，而且与国内在职人员相比也较低。因此，很多企业认为，由于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较低从而整个老年市场的潜力不够，目前还不值得开发这一市场。

而他们却忽视了老年人作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其购买力总和是相当大的。以城市老年人为例，一是领取退休金的人数占有相当的比例，1999年我国离退休人员退休金总额达2068亿元；二是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退休后又重新找到工作，我国城市60-65岁的老年人口中约有45%的人还在业，他们除有退休金之外，还有另外的收入；三是一部分老年人或多或少从子女那里得到一部分赡养费；四是一部分老年人拥有一定的储蓄，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城市老年人中有42.8%的人拥有储蓄存款。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收入将呈不断增长之势。根据预测，仅退休金一项到2010年就将增加到8383亿元，2022年为28145亿元，2030年为73219亿元。老年人收入的不断提高，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理论基础方面的障碍。国内学界对中国老年产业的研究应该说是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初的研究比较关注中国人口老化与老年市场发展的关系，认为中国老年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自1997年以来，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老年产业理论和现实发展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起因是当年召开了中国老龄产业座谈会。这一段时期研究的重点放在老年产业的界定、老年产业所涉及的服务领域以及影响老年产业发展的因素上。但是，对于当前我国老年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方面的研究却较少，仅见少数学者在对部分城市老年消费者的调查后发表的不多的文章，没有系统考察当前我国老年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与行为方面的特征。

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行为特征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的转变，表现出消费观念年轻化、消费心理成熟化、家庭角色弱化和补偿心理强化等特点。然而，目前还缺少对我国老年消费者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的系统研究。

老年人口的急剧增长，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心和关注。总书记曾做过重要指示：“加强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2000年，全国老龄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老龄产业发展。2000年12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提出要“大力发展老龄产业。研制、开发、生产适宜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产品，鼓励和引导老年用品市场的发展。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发展城乡养老社会化服务，建立、发展为老年人服务的设施和网络。采取税收、信贷等优惠措施，多渠道筹资，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展老龄产业。”从而，为我国企业开发老年产业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指明了发展方向。

参考资料：

1.穆光宗：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市场潜力和战略取向，《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4期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篇7

五四青年节的确立时间为了使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青年节。1949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按照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青年节(5月4日)，14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但这一规定没有明确放假适用人群的年龄上限。

20xx年4月，经国务院法制办同意，青年节”放假适用人群为14至28周岁的青年，3亿多青年将于每年5月4日放假半天。

此次进一步明确年龄上限后，将有3亿多年龄在14至28周岁之间的青年可以依法在青年节这天享受到半天的假期，感受到社会对青年的关爱。

《办法》指出，各部门和各用人单位应自觉遵守《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切实保障青年的休假权利。

五四青年节的文化意义五四青年节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复古思想反动同盟所打退。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

上海响应北京运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五四青年节”实际上已固定成一种文化符号，具有象征意义。其象征意义主要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当，对社会问题的激情破解，对各行各业的唤醒与创造。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蕴含着时代的精神和感召力，引导着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方向。

五四青年节”每年一次,或隆重或简朴,但其节日的意义永在。五四青年节”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纪念五四运动”，一是作为青年的节日。两者共同构成了包含深厚历史与现实内涵的精神原动力,它既是对历史承诺的担当,也是对实现社会与人生的叩访,更是对未来历史的观照。

五四青年节的年龄限制范围我国青年年龄划分

1.共青团

共青团章程第一条对团员的年龄作出了明确规定：年龄在14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团员年满28周岁，没有担任团内职务的，应该办理离团手续。这意味着，此次享受假期青年的年龄限制和团员恰好一致。

2.国家统计局

统计部门对青少年的划分是0岁至14岁。

对老年人的划分标准有两个，分别是60岁以上，65岁以上，但是对青年年龄段没有划分。

国际上的青年”标准

1.联合国

曾在一份文件中把14岁至25岁的人称为青年人口”。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道家重人贵生老年人生命价值

一“重人F生”是道家的主要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人与天地并列，认为“四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从孔子的“节用爱人”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从佛家的“人即是佛”到老子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都可以看出，儒释道三大文化都十分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生命价值，重视人的自由发展，一直以来，人本主义精神都贯穿于中华文化的始终。从《老子》所强调的“贵生”、“摄生”、“自爱”和“长生久视”，《庄子》所说的“保生”、“全生”、“尽年”、“尊生”，《吕氏春秋》所说的“贵生重己”，到《太平经》主张的“乐生”、“重生”，以及其它的道书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等，始终贯穿着重人贵生的思想传统。不论《老子》的“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虎兕，入军不被兵甲”里的“摄生”，还是《三天内解经》的：“真道好生而恶杀。长生者，道也。死坏者，非道也。死王乃不如生鼠。故圣人教化，使民慈心于众生，生可贵也”里的“好生、长生”，都在说明，重人贵生是道家人本主义思想的精髓。

二道家的生命价值观

儒家从伦理出发来认识人的生命价值，注重人的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佛家强调人的心性修养与自我超越，道家则注重人的自然生命与个体体验。相对于道家的自然生命论而言，儒家的“义利之辩”体现出来的是人的实践理性与现世价值，认为人的生命价值只有在符合伦理的基础为社会国家建功立业才能显现出来，因而强调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的有为精神。而道家的生命价值观，追求的则是一种清静无为的人生观，一种虚无逍遥的物我观，通过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的主体性放在自然的基础上，在符合自然（天）的意志，顺应自然的（天）规律的基础来认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因此，道家的重人贵生思想，与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价值法则具有明显的价值分野，它体现了道法自然的宇宙本体论与天人合一的物我观，体现了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价值观。

三现代老年人的生命价值现状

据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14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15.5%，预计到203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14亿人。根据国际“人口老龄化率”：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的，即为老龄化社会。因此，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在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生活消费方式的变化，以及家庭结构、道德观念的变化，老年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此外，目前中国养老体制还不健全，养老模式还比较单一化，因此养老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应对与解决，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主观因素是，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的转变，老年人的社会认识与心理状态没有改变与自我调节，使得老年人的情感世界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此外，从人的生命价值观角度来看，上述问题的出现，跟老年人的生命价值观的形成与作用，以及跟老年人自身的生命教育都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关照老年人的生命价值，从生命价值的层面实现老年人的生命关怀，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文化里，汲取对老年人的生命关怀有价值的思想成份，同时，实现老年人的自我生命教育，为老年人的内心世界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所有这些，对于应对与解决老龄化社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化解老年人的生命价值观危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启示与现实意义。

四“重人贵生”思想对老年人的生命价值启示

（一）道家的养生观对老年人的生命价值启示

道家养生论包含着丰富的自然哲学思想与方法论，道家所谓的“养生”，包含着生命质量的滋养与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诠释，因此，道家的养生观，除了追求健康长寿的肉身生命之外，还在于追求至上的精神生命，更是追求自然观意义上体现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灵性生命。“重人贵生”思想是道家自然养生观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旨归，道家从自然哲学视域来理解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特别是道家思想发展为道教以后，更是把人的价值与地位提到宇宙自然中至高无上的位置，由此提出“贵生、养生、乐生、长生、永生”等一系列道教关于人的生命的学说。因此，“重人贵生”思想对道家关于人的生命观特别是养生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另外，道家的“重人贵生”思想并非是狭隘的人类主体中心论思想，道家认为，虽然人是万物之灵，然而众生平等。而人作为独特的生命体，与其它生命不同之处在于，人要“观察天地变化之机，分辨万物生长之利，使万物各尽其年”，并认为贵生是人类的至德。这些思想对于现代老年人从自然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生命的本质与人生的意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道家的生死观对老年人的生命价值启示

对于生死问题，道家认为，生要拥抱自然，死要回归自然，因此要“视死如归”。生与死都是生命的存在状态，只不过发生的形式不同而已。如果把道家的“道”暂且看作是一种能量起源的话，那么，在道家看来，生是能量的聚集，死就是能量的转移。而在庄子的《齐物论》里更是直接提出“齐生死”的说法，“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大宗师》里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认为，万物众生，从来都是向死而生的，一个生命的出生便意味着走向死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生即是死，死即是生。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1篇9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福利等问题成为社会长期关注的焦点，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正是源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方面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着眼于后一方面，试图用经济模型考察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一、模型的设定

(一)人口老龄化因素变量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老龄化因素产生的效应，因此为了集中于该点，这里只考虑有劳动力人口和老龄人口，暂不考虑未成年人人口。设劳动力人口为L(t)，老龄人口数量为LR(t)，经济的总人口数为N(t)，t为时间，那么两者之和为L(t)+LR(t)=N(t)。为了简便记号，以下同期t时的L(t)、LR(t)、N(t)分别简记为L、LR、N。［1］

现定义变量α=LRN,显然，α是该经济中的老龄人口所占的比重，α是可以体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变量。把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经济模型后，得到：

LR=αN(1)

劳动人口数量为L与老龄化率α有如下关系：

L=(1-α)N(2)

α的引入提供了定量分析老龄化作用效应的一个有效信息途径。

(二)养老水平系数

从整体经济的运行上来看，养老的实质就是将一定的社会财富用于老人养老。设经济产出总量为Y(t)，t表示时间。其中分配给老人用以养老的部分记做YR(t)，在Y(t)中扣除YR(t)之后的部分就是可用于劳动力的支配，将其记作YL(t)，也就是：YR(t)+YL(t)=Y(t)。为了方便记号，以下同期t时的Y(t)、YR(t)、YL(t)分别简记为Y、YR、YL。

所以，老龄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为YRLR,那么，总人均收入水平即为YN。现定义θ如下：θ=YRLR/YN,即θ是老龄人口的平均养老收入水平与经济中总人均收入水平的比率。θ的含义如下（见表1）：

表1养老水平系数的经济含义

不同情况θ＞1θ=1θ＜1YRLR/YN=YRYNLR=1αYRY(3)所以可以得到：YR=θαY。进一步，总产出可表示为Y=YL+θαY。(三)养老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养老水平是如何影响总体经济运行的，由下表可以清楚地看到（见表2）：表2养老水平影响经济的路径

θ的不同情况θ=0θ为特定值θ=1/α

分配情况劳动力占有全部产出劳动力老龄人口分配产出老龄人口占有全部产出生产情况资源全部进入再生产部分资源进入再生产全部资源用于养老对经济的影响正向0负向x0F′(k)=∞,limx∞F′(k)=0，即经济的路径不发散。此外，假设资本、劳动和知识的初始水平是给定的，经济最初出于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口总数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增长，即：N=n，A=g（其中，n和g为外生参数，N和A表示对时间的导数）。产出分为消费和投资，其中产出中用于投资的比例s是外生不变的，一般用国民储蓄率替代表示，即K=sY-δK,其中δ为折旧率，n、g、δ之和被假定为正。［3］

要研究出现老龄化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需要对索洛模型作出必要的修正：

(1)假设老龄人口对其养老收入YR不再进行储蓄，而是全部用于消费，即经济中只能对YL(t)部分进行投资，那么，设劳动力的储蓄率为s，则经济中的投资量变为：

s′Y=s(Y-θαY)-δK(4)

注意，这里的s为劳动力的储蓄率，假设s为国民储蓄率，由于实际的投资量是一样的，因此有：s′Y=s(Y-θαY)(5)得到s′=s(1-θα)

(2)加入老龄化因素后，人口与劳动力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变量，其关系可表达为：L=(1-α)N。

(3)关于生产函数的假定，在索洛模型中，其核心假定涉及生产函数和三种生产投入品，即资本、劳动和知识，这三者会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变动。

本文采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Y=F(K,AL)Kα(AL)1-α(6)

其中，K是物质资本存量、A是劳动者的知识水平、L为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投入量。y=Y[]AL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量,k=KAL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数量，于是可以得到密集形式的生产函数：

y=f(k)=kα(7)

其中，f′(k)＞0且f″＜0。

由L=(1-α)N，可得：

k=K/A(1-α)N(8)

对上式中时间t求导可得：

=A(1-α)N-K［(1-α)N-AN+A(1-α)］［A(1-α)N］2(9)由(4)，即前面假定N=n，A=g，带入上式整理可得=s(1-θα)YA(1-α)N-δKA(1-α)N-gKA(1-α)N-nKA(1-α)N+KA(1-α)2N，注意到y=f(k)=Y/AL=Y/A(1-α)N以及k=Y/AL=K/A(1-α)N,因此上式可以进一步简化为：(δ+g+n)k-1-αk(10)上式即是引入人口老龄化因素后，经济增长模型的数学表达式。

在索洛模型中，=0代表了索洛模型中经济的平衡增长状态，即模型中各个变量增长率都为常数。当=0时，k(t)为常数，则人均有效资本不变，进而人均产出f(k)不变。此时若技术水平一定时（即A不变），则人均产出水平YL=Af(k)保持不变。那么，如果k=0，则在经济增长中人均产出水平YL将保持不变，所以说，k=0是人们所关注的一种状态，对于满足=0的k，记做k*。也就是说k*满足下面关系式：sf(k*)-sθαf(k*)-(δ+g+n)k*-α1-αk*=0(11)

这就是包涵老龄化因素的经济增长平衡方程。然而(11)是否有解？有解的情况下解是否唯一？

下面说明方程(11)有唯一解，因为：

sf(k)-sθαf(k)=s(1-θα)f(k)其中，s(1-θα)＞0，f′(k)＞0,f″(k)＜0,且满足lnada条件：limx0f′(k)=∞limx∞f′(k)=0,所以y1=sf(k)-sθαf(k)是一条上凸的递增曲线，并在k=0点斜率无限大，故与直线y2=(δ+g+n-α1-α)k有唯一一个交点。［4］二、老龄化下经济增长模型的改进

本文在采取曼昆、罗默和威尔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即在原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存量这个因素得到以下模型：

Y(t)=K(t)aH(t)b［A(t)L(t)］1-a-b且a＞0,b＞0,a+b＜1(13)

其中，H(t)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同样的上式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且前面的假设同样成立：(t)=s′Y(t)-δK(t),(t)N(t)=n,(t)A(t)=g一样成立，人力资本存量同时满足假设(t)H(t)=h,h为常数。

由前面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过程可知，经济平衡增长方程(11)存在唯一解，然而由于生产量的变化，加入人力资本存量后，由K/AL推导出来的平衡方程解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平衡方程解不一样，下面我们寻求(13)的平衡增长路径。

对(13)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lnY(t)=alnK(t)+blnH(t)+(1-a-b)［lnA(t)+lnL(t)］(14)

两边对t求导可得：

Y=aK+bH+(1-a-b)A+L(15)

由前面的假设可知，H、A、L均保持常数的增长率，因此要达到平衡增长状态，只要Y、K保持常数增长率即可，由(t)=s′Y(t)-δK(t)可知K(t)的增长率为：

K=s′YK-δ(16)

上式表明：当K的增长率为常数时，即等式右边为常数，则YK必须为常数，也就是说Y与K的增长率必须保持相等，否则(16)右边不可能为常数。所以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有Y=K，由(15)可得：

BY=bH+(1-a-b)A+L1-a(17)

其中B表示在平衡路径上，gx表示变量x的增长率，即gx=x，(17)式Y0与K0的增长率gY0与gK0是在平衡路径上取得的，并且相等。然而改进后的模型是否还能达到平衡增长路径还有待证明，下面我们说明：

假设K的增长率满足gk＞gk0,则由(15)式可知gY＞gY0,但由于其它变量的增长率为常数，故有gY＜gK,即Y的增长率比K的增长率小从而YK是不断减小的，故由(16)式可知gK不断减小，同样由(15)可知gY也在不断减小，且由(16)可知gY下降的速度比gK下降的速度慢，从而向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值gY0收敛；假设K的增长率满足gK＜gK0同理。

因此，改进后的生产树模型也会收敛到平衡增长路径上。在平衡增长路径上，设p(t)=Y(t)/L(t),p(t)表示t期的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其对应的增长率为gBY/L=[]p=dlnpdt=dlnY/Ldt=dlnYdt-dlnLdt，即dBY/L=gBY-gBL=BY-BL(18)

上式右边为国内总产出的增长率减去劳动力增长率，即为平均每人产出的增长率，代入(17)可得：

gBY/L=bH+(1-a-b)A-b[]L1-a(19)我们再加入人口老龄化因素考虑上式。首先假设：

(1)若劳动人口的改变是由老龄化因素引起，即在时期t劳动力人口的改变量与劳动力步入老龄人口的改变量相等。

(2)老龄化因素不影响单位劳动平均产出，其理想状态为：

=R-LR

其中，为t期的就业劳动人口改变量，R为t期的老龄人口改变量，为t期的老龄人口死亡率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在平衡增长路径上，t期的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增长率为：

bH+(1-a-b)A-bR-LR[]L1-a在加入老龄化因素后，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增长率的变化量为：

ΔgBY/L=b1-a-LR+LRL由于老龄人口死亡率变化较小，这里我们忽略不计，所以上式简化为：ΔgBY/L=b1-a-RL(20)

所以可以看出，在a、b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的增长率小于劳动人口的增加率，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就会出现负增长率；反之，如果劳动力的增长率大于劳动人口的增加率，单位劳动平均产出就会出现正增长率。这同时也说明，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效应通过参数b的大小来实现。

三、实证分析

由(20)式可知，为了得到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的影响，需求得a、b的值，而a、b的值可由对(14)式做回归分析得出；和R则利用人口预测模型分析预测得到。［5］这里，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1978―2010年，数据主要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各样本指标由下表表示（见表3）：

表3各指标的数学表示

变量名称YKHL

数据表示GDP资本存量［6］大学中专毕业人数就业人数

首先对上述数据做预处理，对下图各时间序列数据做平稳性检验，其过程实际相当于对数列做线性回归中的显著性检验，通过检验lnY、lnK、lnH、lnL均为95%置信度下一阶单整序列。然后对(14)式做回归分析后可得：

lnY(t)=0731*lnK(t)+012*lnH(t)+0149［lnA(t)+lnL(t)］

(t=18233)(t=14842)(t=3297)

R-Square=0959d=1834由此可知：a=0731b=012

将该结果代入(20)式可得未来至2050年我国由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即对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的影响。具体结果如下图：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如图所示可知：随着2011―2014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给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带来的是正效用，但这种正向效用的程度在逐年递减。从2015―2028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开始对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产生负效用，其效果表现为较为平稳的震荡效果。从2028―2031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起了较大的副作用，并在2030年该负效用达到顶峰-083%。从2032―2042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仍然产生了负效用，但其效果正逐年减小。从2043―205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整体经济开始出现正效用，并逐年递增。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给整体经济会带来正向和负向的效用，并可划分出较明显的波动区域，在产生正效用的区域，人口结构合理，劳动力充足，社会处于人力资源无负荷运行中；当经济体处于负效用区域时，劳动适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老龄人口的相对量增多，社会处于人力资源较为紧缺的时期，不仅给经济体的正常运作带来了阻力，同时也会引起诸多社会问题，如养老、就业、社会福利等。因此，如何在不同的经济时期采取合适科学的政策导向，以帮助经济体正常平稳的运作是我们后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四、政策建议

1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市场出现缺口，劳动力资源出现匮乏，结合我国产业结构来看，目前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将来劳动力出现严重缺口时，将给整体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同时结合现代经济发展进程，第三产业正是对劳动力人口要求相对最多的产业，面对这两方面的困境，我们需要加快产业升级。

2人口老龄化紧接着带来的影响是老龄人口比重加大，这同样带来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抚养系数不断增大，社会负担逐步加重，单位劳动力人口所需要抚养的单位老龄人口会越来越多，这无疑给了劳动力人口和社会更大的压力与负担；另一方面，老龄人口的储蓄率明显高于劳动力人口，储蓄率的上升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一个紧缩的效应。鉴于这两方面的影响，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养老制度以及各项社会福利，科学的制定养老制度才能适时地减轻当下劳动力人口和社会的生存压力。

3人口老龄化同样也带来正面的影响，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加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优化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需要培养正在发展中的老年产业，这是一个处在朝阳中的夕阳产业，根据全球老年产业的发展经验，其必将成为一国整体经济增加的强劲动力，同时我们应关注由老龄化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配以适时地政策鼓励，以促进其健康稳步地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1］斯诺.经济发展与人口约束［J］.金融信息参考，2003（7）.

［2］OlivierJeanBlanchard,StanleyFischer,LecturesonMacroeconomics［M］.TheMITPress,1989.

［3］付娟.中国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用分析［J］.金融经济，2006（4）.

［4］Mankiw,Macroeconomics［M］.WorthPublishers,1994.

［5］张再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其社会和经济后果［J］.南开学报，2000（1）.

［6］王涵语，马磊，夏中泽.老龄化下人均经济增长变动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8（1）.

AnEmpiricalStudyontheAgingPopulationImpactonChina'sEconomyXuDa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篇10

综合学术界的观点，人口现代化是指人口类型或人口变量由传统向现展的过程[3]，包含了生育现代化、人口素质现代化、人口结构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四个方面的内容。人口现代化的评价是以山东省人口发展水平与当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做比较。在这四个方面中，生育现代化和人口素质现代化无疑是最重要的，所以赋予两者更大的权重。具体定义是：人口现代化指数=0.3×生育现代化指数+0.3×人口素质现代化指数+0.2×人口结构现代化指数+0.2×经济发展指数[6]。

1.1生育现代化

生育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不仅指生育率的下降，而且包含科学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生育率降到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转变，生育现代化就实现了。

评价生育现代化用出生率（或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来评价。

1.2人口素质现代化

人口素质指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和一定的社会制度下，人口群体所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人口素质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核心，包含人口的身体素质现代化、教育科技文化素质现代化和思想道德素质现代化三个方面。

人口素质现代化评价主要有出生预期寿命、15岁以上盲率（或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和平均受教育年限。

1.3人口结构的现代化

指人口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等不断的由传统的失衡、失调向现代的平衡、合理的演进和发展，包括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现代化、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人口就业结构现代化四个方面。人口结构实现现代化要求：大多数老龄人口的健康老龄化，人口结构趋于稳定，人口性别比趋于平衡，各个年龄段人口分布合理，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比重增加，三产业人口比重合理化[5]。

人口结构现代化指数主要有三个指标：65岁以上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第三产业人口比重。

1.4经济现代化

人口现代化不能脱离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而独立存在，经济现代化为人口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人口现代化又反过来对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人口现代化的程度应与经济现代化程度相适应。

经济现代化指数用人均GDP指标，由于人均GDP增长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有递减效应。所以定义为：经济现代化指数＝×100（人均GDP≤人均GDPS，人均GDPS取主要发达国家1960年和1970年的平均值，大约8000美元）[6]。

2山东省人口现代化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山东省的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人口结构也日益合理，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人口现代化得到很大发展，2002年山东省人口现代化程度为61.43%。(见表1)

表12002年山东省人口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对比

项目平均水平山东省实现度%实现度%综合实现度%

人口再生产类型出生率（‰）11.2511.1710078.5761.43

自然增长率（‰）2.64.5557.14

人口素质出生预期寿命77.62①73.92②95.2352.15

15岁以上文盲率0.94①11.248.36

平均受教育年限15.29①8.0852.85

人口结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15.388.4955.2050.76

城市人口比重75.86②40.353.12

第三产业人口比重63②27.7②43.97

经济方面人均GDP（美元）8000140760.3260.32

资料来源：[3]、[5]、[8]、[9]；说明：①是1999年数据，②是2000年数据，未标者是2002年数据。

2.1生育现代化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的生育观和生育文化有了明显变化，山东省的生育率迅速下降，2002年的出生率为11.17‰和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现代化程度为100%，但2003年出生率为11.42‰，说明山东省生育率的转变已基本完成，但也有波动。自然增长率2002年为4.55‰，现代化程度为57.14%。2002年山东省生育现代化的程度为78.57%。

2.2人口素质现代化现状

目前山东省的人口素质有很大发展，现代化程度为52.15%。山东省人口的身体素质较以前有很大提高，2002年山东省的婴儿死亡率为19‰，2000年出生预期寿命为73.92岁，都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身体素质现代化程度为95.23%；教育科技文化发展很快。至2001年，山东省的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小学毕业升学率分别达到99.7%和98.5%，初中生生高中的比为46.5%。到2002年山东省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7%，均比以前有很大提高，尤其高等教育发展较快，高等职业教育也得到一定发展；人口思想道德有所提高。由于教育文化事业的普及，人们整体上告别了传统社会的各种封建腐朽思想，初步的建立了向上的科学思想观念。

2.3人口结构现代化现状

山东省的人口结构现代化程度为50.76%，人口结构可由三个方面来反映：

2.3.1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国际上常把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或60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称为老龄化，2002年山东省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8.49%，60岁以上的达到13%以上，早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2002年山东省老龄人口现代化程度为55.20%，2002年山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85，比前三年有所下降。

2.3.2人口城乡结构。山东省2002年城市人口比重为40.3%，比上年增长1.07个百分点，2002年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程度为53.12%，山东省人口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从1990～2001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15个百分点。

2.3.3人口就业结构。2000年山东省一二三产业的人口比例为：50.0：22.3：27.7。2000年人口就业结构的现代化程度为43.97%，“九五”期间，山东省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每年增长11.6%，现代化程度提高很快。

2.4经济现代化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经济迅速发展，2002年人均GDP已经达到1407美元，人们生活质量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人均GDP增长对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有递减效应。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山东省的经济现代化程度为60.32%。

3人口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

3.1生育现代化问题

低生育率不是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思想进步带来的人口自然下降，主要是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现阶段山东省的低生育率有很大的挑战：首先，低生育率可能是暂时的。实践表明，发达国家生育率的自然下降，实现生育现代化，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山东省的生育率波动依然存在，今年还有些反弹。其次，在不同地区、阶层之间，生育率的下降是不同的，山东省低生育率的整体局面还未形成。最后，社会保障还不健全，传统的生育观影响依然存在。在农村老人主要靠家庭抚养，“养儿养老”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目前山东省依然有80%以上的人希望“儿女双全”，传统生育观没有改变。

3.2人口素质现代化问题

山东省在施行“科教兴鲁”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人口素质是关键因素。山东省的人口素质问题如下：一、身体素质。山东省人口的身体素质较以前有很大提高，但是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山东省存在较大差距。其次，国民身体素质有所下降，城乡发展不平衡。据2000年国民体质检测报告，山东省2002年检测与1985年、1995年相比，青少年身体素质全面下降，农村人身体素质比城市人的要低的多。二、教育科技文化素质。2002年，山东省的盲率为11.24%，受高等教育的比重为5.7%，山东省科技落后世界发达国家20～30年，知识发展水平比美国落后至少40年。对山东省全面实施“科教兴鲁”方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三、人口思想素质。山东省某些地方，各种迷信思想死灰复燃，西方社会的“及时行乐”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沉重打击。

3.3人口结构现代化问题

山东省在人口结构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对山东省的家庭、社会、经济、文化有巨大冲击。

3.3.1迅猛发展的老龄化和落后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目前山东省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为8.49%，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为12.97%，预计到2015年山东省的6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18%左右。现有的养老方式：在经济方面，城市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在生活照料方面，城乡都主要由家庭照料。西方国家在老龄化之前已完成向社会养老方式的转变，日本是同时进行的，而山东省是“未富先老”，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健全。

3.3.2出生性别比失调。山东省近五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在120左右，多年上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将会产生下列三个问题：“首先是婚姻性别挤压问题。“十五”以后，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其次是对家庭和社会的冲击问题。婚姻性别挤压会对“一夫一妻”的家庭制产生冲击，导致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离婚率上升，社会刑事案件增多，如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案件增多。最后是就业性别积压问题。未来一二十年，男性就业会越来越难。”[7]

3.3.3人口城市化水平太低。虽然1990～2002年，山东省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15个百分点，但40.3%的城市人口比重显然太低，实践表明，山东省本阶段的城市人口比重应为60%以上，山东省还有很大差距，与发达国家的70%、80%、90%差距更大。

3.3.4人口就业结构。人口现代化要求第一产业人口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人口稳定，第三产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发达国家的一二三产业人口比为3～5%，25%，70%左右，而山东省目前就业结构比例为50.0：22.3：27.7。而根据“塞—钱模型”，山东省本阶段三产业人口比例应为40：30：30左右，山东省人口就业结构是第一产业人口太多，第二、三产业人口太少，和理论的就业结构有很大差距。

3.4经济现代化问题。

山东省2002年人均GDP为1407美元，与实现现代化的8000美元还有很大差距。近十年来山东省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猛增，但增幅会缓慢下降，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山东省的经济运行中主要有以下矛盾：国企改革进展不快，发展机制不活；投资增幅太低，民间投资不活；产业结构层次不高，竞争力不够；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偏小[4]。

4加快实现人口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前，山东省人口现代化机遇与危机并存。目前山东省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工业化、推动社会现代化的有利时期。要把握住有利时期，加快人口现代化建设。

4.1坚持计划生育工作，积极稳定低水平生育率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必须稳定低水平生育率，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继续推行党政干部“一票否决制”，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二是以农村流动人口为重点，加强宣传教育和法制建设。三是建立和完善“单位负责、居住地管理、社区服务”的新机制和落实各种奖励政策。

4.2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保健体育事业，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

山东省的新生儿缺陷率和死亡率比较高，中年人身体机能迅速下降，城乡之间医疗卫生有很大差距。实现人口现代化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二是全面推进医疗卫生改革。三是实施少生、优生，杜绝先天遗传性疾病生育。四是发展生殖健康及相关产业，提高生殖保健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五是加强传染病（如SARS）的检测和预防，鼓励研制新药物。六是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改善居住环境。

4.3全方位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贯彻“科教兴鲁”方针，提高人口的教育文化素质

“科教兴鲁”的实质是“素质兴鲁”，加快人口现代化必须：一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山东大学和大力发展其高校。二是改变脑体分配不尽合理，实行向知识、人才倾斜的政策。三是对职工就业应“先培训，后就业”，在全社会施行学历文凭和资格认证并重制度。四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社会办学。

4.4加快人口城市化发展，进一步完善合理三产业就业结构

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国际化、现代化相结合，极大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人口城市化应注意：一是完善全省城镇体系总体框架，强化济南、青岛、大济宁等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合理发展大中小城市，改变“厚小薄大”的城市化方针[1]。二是加强城市发展规划和管理，推动城市健康发展。三是拆除“二元人口”体制壁垒，大力发展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四是发展信息服务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力市场管理“一卡通”（IC卡）。

4.5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努力实现健康老龄化

可以通过田雪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建立“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改革思路来解决。即积极发展社会供养和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和发展社区服务，适当组织老年劳动自养与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于一体，实行“三养结合”，互相补充的养老保障体系。

4.6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先进文化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网络等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多生产更多优秀精神产品，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

4.7加快经济现代化发展，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争取生产力的跨越发展

抓住加入WTO的良好机遇，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一是大力推动国企重组和政府体制运作方式改革。二是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民营经济。三是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四是努力扩大投资和消费，增强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五是加快经济国际化方针，努力扩大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六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有邦.《山东地理》.山东地图出版社.2000年8月

[2]“了解中国人的体质”.《北京日报》.2001年11月2号

[3]王秀银.“关于人口现代化的几点思考”.《人口研究》（京）.2002年第4期9～16页

[4]倪永康.《2002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

[5]王翠绒，易想和.“论人口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03年5期60～65页

[6]陈友华.“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京）.2003年6期60～66页

[7]田雪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问题”.《人口学刊》（长春）.2003年6期3～11页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篇11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保证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社会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判断是否“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的标准,则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否脱离,或者对劳动者而言,参加的生产活动是否属于其主要社会生活内容而定。另外,法定的年龄界限亦根据各国实际情况相应确定。第二,社会养老保险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养老金在分配过程中不再遵循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原则,而是依据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确定额度[1]。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符合养老条件的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②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一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并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③国家可测算出未来大概的养老金开支,并根据某些既定标准来确定养老保险待遇;④养老保险具有社会性,影响很大,享受人多且时间较长,费用支出庞大,因此,必须设置专门机构,实行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二、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革,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从1991年开始试点,此后一段时期,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迅速开展,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有近2000个县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基金达300多亿元,已有200万名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尽管如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存在着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少、保障水平低的特点,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这样,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不仅会加剧城乡差距,而且也会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需要

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而且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化速度在未来的30年间将持续加速,根据预测,2030年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将上升到17.93%,比城镇的比率高出4.8个百分点,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好迅速增加、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先老未富”,甚至是“先老还穷”状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较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相对较小,而中国农村基数大,老年人口数量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各国老年人口之总和。因此,为了迎接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老有所养,就有必要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196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人比为2.2∶1,1978年为2.4∶1,到了1994年就达到2.87∶1,2001进一步上升到2.9∶1,2004年则为3.45∶1,目前仍有扩大的趋势,而我国二元化格局下的城乡养老保险差别也很大,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农民仅人均15元,相差近30倍;从覆盖面看,城市已达90%以上,而农村只有2.4%。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羁绊。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就必须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不公平,使社会稳定发展,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有限,根据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3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加之城市化过程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农业人口消失的速度,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显得更是脆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还要面临世界低成本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其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相应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收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54人,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也由2.26人减少到1.57人,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冲击。对于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老人依赖自己不稳定的老年劳动收入来养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它不仅可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四)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

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1891年、1913年、1919年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与73.3%。欧盟15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大致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完成。与这些国家当时的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指标比较,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2]。另外,比照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滞后城镇30-50年;二是农业占GDP的比重在3.1%-41%之间,平均为16.2%。而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1951年,当时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已滞后城镇50多年。2003年,我国农业GDP比重为14%,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上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建立该制度时的比例。而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年均高速增长,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的问题,这也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支持。因此,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具备条件。

(五)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篇12

关键词：老年人力资源开掘老年社工理论视角

根据人的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人的生命延续，当步入老年以后，体力、智力等均会趋于衰退，劳动参与的能力也就随着减退。对于某总体人口而言，当该总体人口进入老年型、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候，劳动参与的能力减弱，导致劳动参与率的降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老年人力资源的开掘具有现实条件、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

首先，从人力资源的概念上分析，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掘是可行的。所谓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既包括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也包括法定劳动年龄以外具备实际参与社会性活动能力的人口。这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的含义，不应受年龄大小和在业与否的限制，其中也包括健康的、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

其次，老年劳动力供给充足。在65岁以下的老年人口中，在这个年龄段中，大多数劳动者依然身体比较健康、精力比较充沛。而且他们的不少人还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并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术和领导管理经验。加之老年人由于工资低，退休金少，年龄的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明显，所以许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大都愿意再就业。

第三，不存在与年轻人竞争岗位的问题。老年人从事填补“拾遗补缺”的岗位，这些岗位由于收入较低、工作量小、耗时较长且不固定，具有明显不同于劳动适龄人口的特点，不符合年轻人就业的空缺，但与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相适应，又为社会所需要，既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又为老年人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机遇；老年人参与社区服务等为主要形式实现就业，既可以缓解技能人才短缺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可以传授年轻人以知识、经验、专长等，与年轻人之间产生一种优势互补，达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科技人才。目前我国已退休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达80多万，占在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40%。他们中的90%是年龄在70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大多数有继续工作的能力和意愿，并且不需专门培养，这为目前我国许多领域技术和管理人才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为老人施展抱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老年人力资源开掘提供了机遇。那些身体健康而又有一技之长的老人符合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量才录用”原则，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劳动力，用人的标准是能力强弱，而不完全是年龄大小。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和办公自动化的提高，这有利于老年人凭借其智力和经验优势再次参与到社会生产。现实也证明了老年人再就业过程中，经验技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开掘途径

第一，在国际上步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是一种普遍地现象。我们要利用劳动力暂时过剩的机遇，加强对劳动教育的投资，使未来的劳动者素质有较大提高。其次，要通过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等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老龄人口抚养比过高、劳动力负担过重的问题。

第二，倡导和鼓励离退休人员再度创业，转换养老观念。老年人的再就业已远远超出了经济意义，让现代老年人树立起“既有享受退休的权利，也要尽相应的社会义务”的新观念。根据老年人力资源的知识积累优势、经验优势、时间优势、资深辈高优势、人脉优势，结合市场和社会对老年人力资源的需求，老年人力资源开掘应重点有以下几个领域：技术服务和参谋咨询、创办企业、公益服务、代际合作、家务劳动。

第三，创造有利于老年人力资源开掘的政策环境。老年人力资源开掘相当部分属于政府行为，政府有关部门应要尽快制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法规，呼吁社会重视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把开掘老年人力资源作为发展我国老龄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加以研究规划，把老年人才开发纳入人才资源开发的整体战略之中。

第四，积极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世界卫生组织已倡导“积极的老龄化”观念，即将对社会的贡献和高质量的生活延伸到老年阶段。因此，努力开掘老年人的潜力，支持他们继续劳动，或者指定优惠政策鼓励他们来领办、创办一批符合社会需要的事业、企业，不仅顺应了老龄人口的物质及精神需要，而且能够使他们夕阳增辉，晚霞添彩。这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五，推进老年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充分整合教育资源，加大对基层老年教育的投入，加强基层老年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创新基层老年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逐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六个老有的老龄工作目标。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的确是对人类发展的一项重大的挑战，但是，庞大的老年人口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拥有数量充沛的可供开掘和利用的老年人力资源。只要认识正确，措施得力，通过卓有成效的老年人力资源开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完全可以将我国当前沉重的老年人口负担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资源优势。

注释：

（1）“角色理论、活动理论、延续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现代化理论”，参照2012年元月，中国社会出版社，社会工作实务，第五章，老年社会工作理论，P162—P165。

（2）文中“所谓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是指……”的定义，引用人力资源管理《实用资料大全》第一模块、基础设置。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舒尔茨（JamesH.Schulz）.熊必俊等译.老年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0

[2]徐光华著.人力资源管理实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刘家强.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的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掘问题.读书网，201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