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

[关键词]“双减”；教研供给；教育质量；作业管理；教学评价

教研工作是我国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建立教研制度最初的出发点是解决教师素质不高的问题，教研员的主要任务是教材教法的指导。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教育观念在发生变化，教师教的行为在变化，学生学的方式在变化，教学评价也在发生变化。总之，教研观念、理论、手段以及人才成长的需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教研工作面临着转型升级。近期，党和国家为推动教育与新时代同行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对新时代的教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更加需要教研人员不断追求教育改革的新愿景，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把育人目标具体化，强调课程育人，突出立德树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直击社会、家长关注的教育热点和敏感点。“双减”政策，对教育的挑战和影响意义非凡。作为基层教研管理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及时掌握党和国家对教育改革的新愿景、新引领，研究赋能，为学校、教师提供教研供给，从而确保“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

一、“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教研供给存在的问题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尤其是近几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多次颁发有关政策文件，对教育发展、育人方针、办学质量等提出明确的方向和规划。新时代教育对教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面临着转型升级，教研工作面临新的供给问题。

（一）教学研究的导向性不足

根据教育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教研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研人员要遵循教育规律，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深化本区域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撑，以更高品质助力教育高质量内涵发展。就“双减”政策来看，从宏观上，这是一项关乎人民福祉、关于教育可持续发展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性举措。因此，教学研究需要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基于生命成长规律，打通学科育人的主渠道，形成各学段纵向衔接、各学科横向融通、课内外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二）教学研究的系统性薄弱

“双减”政策更加强化学校的主阵地，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因此，高质量的育人应强化系统思维，全面思考，指向高质量的教育为目标，注重达成的结果、实现结果的过程、过程的优化等系统科学的研究。注重整体学科质量体系、新型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因此，教研工作要系统突出全面的育人研究。一是更加关注学生如何学习。从以往关注教师的教，转向研究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以及学习的情感、状态和需求，创设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学习环境。二是更加关注各学科课程的育人价值。落实好各学科课程是完成全面育人的关键，要引导教师基于学科的本质特点、学科核心素养、学科课程内容模块或主题进行相应的课程开发或教学方式改革。三是更加关注教育教学全过程研究，要在课程结构、课程实施、课程管理等方面加强研究，指导学校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要求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三）教学研究的科学精准度欠缺

“双减”实际上是检验和修炼学校教育的内功，更是对教学研究的科学精准的更高要求。因此，需要教研注重基于事实和数据，立足数据的精准分析，立足学情的精准定位，带动研究的准确定位，聚焦教育教学核心地带，精准发力，助力学校和区域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再发展。因此，从教研的方式来看，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基于个体经验走向基于实证的研究，证据支持教研，用项目组织教研，运用数据、案例、经验三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研究。二是从粗放教研走向精准研究，服务实践需求，服务学生发展。面向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采取主题教研、问题教研、“订单”教研等多种形式，坚持问题导向，以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问题的解决为主攻方向，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和微创新。三是从零散教研走向系统研究，加强教学诊断力、理论支撑力、行动改进力，深化对教育教学改革规律的认识，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育人方式、突出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统筹性。

二、“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教研供给方向分析

“双减”政策下，需要思考教研如何面对问题，实现教研转型，提供科学供给，从而确保“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双减”政策文本中，“减”出现24处，同时“加”也出现24处。经过细致分析发现，“双减”政策在“不可为”背后，提供给了学校、老师更多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策略，其“可为”之处正是教研着力的方向。面对“双减”政策，教研供给不仅需要引导教师在头脑中拉起“警戒线”，对于文件中的禁忌做到不越边界、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更要从“可为”中读到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基本路径。文件中，坚持学生为本、回应关切，同时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作为教研管理人员，应该采取更加稳慎而又积极的思维方式，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客观分析、科学调整，从研究的视角引领教学管理，做好“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统一，真正实现“双减”政策的扎实落地。

三、“双减”政策下的中小学教研供给对策

（一）增强系统观念，探索平衡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的综合配方

具体而言，“双减”对深化课堂改革、倒逼课堂教学“提质增效”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市中区教研工作为例，强化系统思维，全面思考，不就事论事，研究力求指向高质量的教育为目标。解决学生作业负担重的问题，不仅与作业管理等要素直接相关，还与课堂学习效率等密切相关，最终指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1.基于学生成长的“一点三线”“一点”即小学低年级零起点教学，区域内所有小学均已开设入学适应性课程，形成优秀适应性课程教学案例50余项。区域制定了一年级语文、数学学科教师实施指导建议，低年级教学紧扣兴趣和习惯，突出课堂“六有”特质：教学设计要有情有趣，策略实施要有道有法，目标达成要有效有意义。学校编写《零起点入学指导手册》“学生篇”与“家长篇”，注重与家长的沟通、引导，保持教育的一致性。零起点教学的导向让教师尊重规律、科学启蒙，让教育行为落地更理智、更科学。“三线”是在教学过程中，坚守减负红线、成长绿线、质量底线。市中区教研室坚持科学完整的质量标准、健康正确的人才标准，建立起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并行的常态调研机制，实施科学多元的绿色质量评价，形成“诊断、分析、反馈、改进”的质量提升机制。大量借鉴国家质量监测方向和做法，内容既包括学科知识、学科能力，还包括学习状态、学习体验、学业负担等基本要素，积极运用基于大数据的评价结果，引导教师用科学、理性和人文的方式达成教学的高质量。质量的提升，是在共同的质量观下，教学常规、教师、学生诸多要素对于目标支持的过程。“一点三线”，不是简单、机械的累加，而是如同立体交互的有机体，始终引领、规范着学校、教师的教学行为，发挥着综合统筹的作用，有效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2.以学生立场来研究课堂从“双减”政策来看，学生自主的时间、空间被最大化地释放。教师必须立足学生学习的视角，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品质。既关注学习的共性规律，更注重学生的个性分析，以“学生立场”来研究教学，帮助学生形成主动学习的新样态。（1）探究“真实学”的要义。教学研究中要努力从片面关注“教师的教”转向系统探究“学生的学”。结合小学生学习特点，在以往课堂研究基础上，重点强化了三个维度，即愿学、会学、学会。愿学指向动机与感受，是否帮助学生对课堂和学习抱有积极的态度和感受。会学指向理解与联系，是否指导学生将新知识与他们已经掌握的内容联系起来，对新信息进行组织。学会指向生成与应用，是否能够有意义地运用知识，通过问题解决、实验探究、系统分析等路径，培养关键能力和达成核心素养。（2）拓宽“真实学”的路径。一是以课堂教学为核心，基于课程标准，聚焦“启发式、个别化、自主性”三个关键词，加大问题导向式、“教—学—评”目标一致性等教学方式的研究，以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二是针对以往知识为结果的课堂，大量刷题的现象，提出以恰当的生活拓展为外延，鼓励教师创设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项目式学习，释放学生的思维力、研究力，学习力，让学习真实发生。三是善于捕捉不同差异学生的认知动向，开展精准学习支持和学习辅导，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确保每一个学生享受在学习之路上的自我升级。（3）设计“强课提质”路线图。研究中，学科组设计专项的观测量表和记录表，分析课堂问题、学生表现，围绕观察与数据展开评课、教研，建构从教到学的自主学习新生态、新手段、新方法。区域教研管理过程中，紧扣课堂主阵地，开展基于学习的诊断和会诊，突出三条路线：各学校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基于学科教学的学情会商，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各学校要健全教学工作例会制度，校长至少两周召开一次教学工作例会，课堂学生学习效果随堂监测达标率达到80%以上；区域内每学期开展一次所有学校领导干部的听评课和参加教研活动情况展评活动，促进学校及时分析探讨教学工作形势和任务，以此引领每所学校实现强课提质。

（二）强化问题导向，重审作业功能，促进品质提升

“作业”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之一，以往忽略了对它的研究与管理。现在从学生学习角度重新审视作业功能会发现，作业是从有教师指导的课堂教学，过渡到没有教师指导的自主学习的过程，是学生依靠自身的能力去理解、内化和掌握学习内容的过程，是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过程。1.强化作业的管理机制区教研室从把握功能、严控总量、提高质量、强化管理等方面持之以恒的整体性推进，打出富有针对性与操作性的“组合拳”。以学校作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相继出台了《市中区中小学作业管理意见》《市中区中小学学科作业管理规范》。探索和构建了“学科研发+年级统筹”提质控量的管理模式。学科教研组关注作业的质量研究，研究一周作业清单，做到统一进度、统一内容，统一形式。年级责任人关注作业的数量控制，整体协调，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筹，形成符合班级实际的每日课时作业清单。“控量”是要切实减掉低效的、过重的学生负担；“提质”是为充分发挥作业功能，使作业练习更精准服务于学生的学习。2.提升作业研究的品质通过“四步走”研究模式，实现作业设计与教学设计同步。第一步，教师初备，将作业设计融入教师的个人备课，每课备课之后，要有针对教学目标的作业初步设计。第二步，教研集备，利用好每周的学科集体备课时间，对作业进行专题研讨。学科教研时，立足梳理教材体系，研磨教学目标，精准优化作业质量。第三步，实践微调，各班级根据授课时反映出的学情状况，组内微教研适当改进、作业微调整，力求更加切合学生需求。第四步，统筹反思，汇总学生作业问题，力求更加精准地导向新的教学策略，实现教、学、作、评的一致性。3.优化作业结构在“双减”政策下，减去的是机械重复，效能上要体现“三多”，即多应用、多探究、多分层。通过周末学科拓展作业、每日劳动实践活动清单、假期探究实践作业等方式，链接学生的生活，引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聚焦关键环节，探讨过程评价力求多元可视

必要的考试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义务教育学校考试主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功能。认真学习落实《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统筹处理好考试、作业、日常评价、质量监测等方面关系。“双减”后，政策要求大幅压减考试次数，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书面纸笔考试，义务教育三年级以上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减少考试次数，怎么知道学生到底学会没学会？1.探讨低年级“闯关”实践评价在低年级期末监测评价改革中，聚焦学生的生活经验，探索情景式、开放式的多元评价方式，初步形成对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养的动态考察。2.加强学习过程评价完善学习过程评价，鼓励实践性评价，重点通过开展课堂观测、随堂练习、实验操作、课后作业等方式，开展学生学习情况的即时性评价，通过定期交流、主题演讲、成果展示、学生述评等方式开展阶段性评价。3.全面提升教师命题能力让更多的教师参与命题，通过对命题方向、评价标准、评价形式、评价手段、反馈方式等研究，培训和指导教师从以知识为本、结果为本的评价，走向核心素养的评价，突出真实情境与问题导向，关注学生的深度思维，使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得以表现，从而更加趋向于科学。

四、结语

新的形势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升教研品质，实现教研的科学供给。面对“双减”，我们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致力于探寻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树立大教研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益导向,在育人价值研究、课堂教学变革、学习方式改变、区域整体实践等方面，不断提升教研品质。

参考文献：

[1]余慧娟.全面落实“双减”政策，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J].人民教育，2022，(22)：12-15.

[2]吕玉刚.做优做强学校教育，全面提高落实“双减”工作水平[J].人民教育，2022，(24)：12-14.

[3]伍学明.落实“双减”，学校该“减”什么？“增”什么？[J].人民教育，2022，(23)：49-51.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篇2

[关键词]社会规制政策;双重外部性;广州“禁止电动车上路”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26-03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对社会规制政策的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重视。本文从对社会规制政策的经济学分类切入，着重探讨当前我国双重外部的社会规制政策(以下简称双重外部性政策)。

一､社会规制政策

社会规制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防止灾害为目的，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伴随着提供它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的标准，并禁止､限制特定行为的规制”[1]与其他公共政策一样，我国社会规制政策的主体一般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有时是人大或司法机关，其客体是个人或组织及其行为。对社会规制分类，我们既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按实施领域将其分为环境规制､安全生产规制等类型，也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按规制目的分为公共物品规制､非价值性物品规制､负外部性规制和信息不对称规制。公共物品规制既涉及消防､防灾减灾等纯公共物品，也涉及医疗､高等教育等准公共物品。对非价值性物品的规制有禁毒､禁枪等。[2]对负外部性方面的规制主要针对水土污染､交通安全等。针对信息不对称的规制主要是涉及生活用品质量､有偿服务等方面的强制信息披露。

二､双重外部――社会规制政策的难点

1.外部及其分类。外部性的规制政策是当前社会规制政策研究的一个热点。外部性问题是由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首先提出的(当时被称为“外部经济”)，后来由他的学生庇古加以充实和完善，最终形成了外部性理论。“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行为未经交易而对另一经济主体施加的成本或收益，前者为负外部性，后者为正外部性”。[3]我们将现实社会中的外部按其性质分为三类:仅具有正外部性的纯正外部､仅具有负外部性的纯负外部和双重外部。所谓双重外部是指具有负外部性的同时也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外部都是合法且不违背社会公德的;严格意义的纯正或纯负外部可能并不多见，所以前面所做的只是一个近似的划分。

2.双重外部的特点及对其不当规制的后果。对于纯正外部，一般不需要予以干涉。对纯负外部，则必须实施规制，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双重外部是否要出台规制政策，则要权衡其正､负外部性的综合影响。道理看似简单，但是实际上解答这个正､负相抵的算式并不轻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难以将其正､负影响量化后进行比较，我们将双重外部的这一特点定义为争议性。面对这样的问题政府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实施规制，等于纵容该行为的负面影响，有政策缺位之嫌;实施规制则可能由于其争议性而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具体地说:首先，可能造成越位性政策失灵，通俗的讲就是公共政策管了不该管或管不好的事情而导致政策无效或低效。对于双重外部，如果政策主体对负外部性的评估高于实际情况并出台规制政策，就会造成越位性政策失灵。过度的､不适当的规制不但白白浪费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其次，使政策主体陷于被动的舆论环境之中。“政策合法性的核心存在于人们内心对政策道义性､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认可”。[4]而争议性恰恰意味着社会上并没有对某双重外部的综合影响达成广泛共识，政策合法性存在着缺陷。合法性的不足难免会使政策出台后面对大量的反对者，包括被规制对象和一些未牵涉其中但认为被规制行为利大于弊的市民､学者等。拥有正当理由的反对者们在社会舆论方面并不处于劣势，相反则使政策主体陷于被动。再次，可能导致政府的支持率下降。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列入政策议程，或者说是否对某项行为实施规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执政者的价值取向和执政理念，反映了各群体之间博弈的结果和他们在社会中地位的高低。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利益被毫无道理的规制政策所削减，而且自己及所在群体的利益根本不受执政者重视的时候，他们的反对和抵制必然会非常强烈和持久，并可能从对政策的抵制转向对执政者的抵制。在现实生活中，针对双重外部的政策不乏失败的案例，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以便更深刻地理解并慎重对待双重外部。

三､广州禁行电动自行车――双重外部性政策的现实案例

事件回放。2006年11月14日，广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会，宣布广州将出台规定:从12月1日开始在全市范围内严禁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上路行驶，不予登记发牌;对于市民保有的电动车，政府不会给予赔偿也不会进行回收。在被记者问到“广州为什么要‘禁止电动车上路’”时，交警部门发言人表示:广州不是第一个“禁止电动车上路”的城市，包括福州､珠海等城市都已“禁止电动车上路”;上海市一直没有“禁止电动车上路”，给其交通造成很大的压力;广州“禁止电动车上路”是根据自己的城市发展规划的需要考虑。另据广州交警部门公布的数据称，电动自行车事故伤亡率较高。2006年1-5月份，广州市区发生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事故49宗，伤亡56人。[5]“禁止电动车上路”消息传出后，有支持的声音，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潜在使用者和一些学者､市民纷纷表示政府对电动自行车的评价不公，决策依据难以服众，并未充分考虑底层市民的利益。一时间，广州“禁止电动车上路”成了全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事件。因为社会反响强烈，2007年3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在发表言论较为自由的网络媒体上，对“禁止电动车上路”的非议更是此起彼伏，延续至今。相应地，半年多来广州“禁止电动车上路”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也非常不理想，主干道以外的路段仍有为数不少的市民骑电动车上路。[6]

案例分析。市民购买使用电动车本意是为了方便出行，但大量的电动车上路给城市交通带来了不便，降低了道路使用效率，同时因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和驾驶员技术没有保证，电动车的上路对他人安全造成了威胁。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也就是增加了城市整体和其他市民个体的成本，产生了负外部性，应该予以规制。但是为什么“禁止电动车上路”规定出台半年之后反对声仍然不绝于耳，规定执行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呢?究其原因，除了使用者众多以及使用者损失没有得到补偿之外，还在于使用电动车是一种双重外部，它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第一，电动车价格低廉，普通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在广州公交运力不足的情况下电动车起到了补充作用，缓解了公交压力;第二，电动车无尾气污染，比汽车环保;第三，电动车的电池可反复充电，比汽车节约能源。这些正外部性使反对“禁止电动车上路”更具正当性，使反对者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支持进而更加坚决。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例子来印证:在“禁止电动车上路”前不久，广州市政府就已宣布将从2007年开始禁止摩托车在市区范围内行驶。同样是被禁，同样是使用者众多，但“禁摩”并没有像“禁电”那样遭到强烈的反对，政策实施以来波澜不惊。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除了政策细节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使用摩托车不像使用电动车有那么多的正外部性，它接近于一个纯负外部。可以说广州市的“禁止电动车上路”规定是典型的双重外部性政策，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妥善处理双重外部争议性的案例。广州市政府没有很好地研究问题的两面性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仅强调电动车的负面影响，简单､粗暴地出台法规对市民合法购买的电动车予以禁行，结果导致了大量市民的反对和抵制，规定的执行面临困境。同时政府还被怀疑与利益集团合谋剥夺底层市民的路权，引发了一定的社会不满情绪，使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受到损害。

四､对制定双重外部性政策的思考

1.贯彻和谐社会理念:双重外部性政策的时代要求。制定公共政策要考虑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目前，我国正在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必须从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重。社会规制政策是政府履行社会调控职能的重要手段，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安定，关系到人心向背。因此，作为政策主体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该做到:一方面要对社会规制政策给予更多的重视，尤其是双重外部这样的政策难点。当然重视并不等同于增大对双重外部的规制力度和范围，而是说要时刻谨记其争议性，在问题的处理上更加认真､谨慎和科学。另一方面是在解决双重外部性问题时要贯彻和谐理念。社会和谐就是社会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政府在双重外部性政策的制定上，应致力于将利益矛盾缓和与化解。负外部性固然是要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但相关群体的正当利益也要有所保护，切不可简单､粗暴地以行政权力一禁了之。

2.重视政策问题的论证:双重外部性政策的合法前提。政策问题的构建与论证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7]具体来说，如何界定政策问题以及将何种社会问题纳入政策议程从最根本上决定了政策的合法性以及未来被认同的程度，进而决定了政策能否有效执行､政策目标能否实现。所以，考虑到双重外部的争议性，在将事关此类行为的问题列入规制政策议程之前，一定要对问题的特征､性质､实质等内容进行缜密的论证。论证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专家与公众等各方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专家和政府相关人员的优势是他们具备较多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分析预测能力，考虑问题也更有大局观念。但是，理论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汉代政论家王充的《论衡》中有这样一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好的决策一定要倾听公众的声音，这也是科学决策､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基本要求。

3.选择合适的规制方式:双重外部性政策的核心内容。如果政府最终决定对某一双重外部性问题实施规制，那么根据问题的不同特点选择规制方式是政策制定中至关重要的。社会规制的方式主要有登记､认证､指定､特许､限制､禁止等。“禁止”可以说是众多规制方式中最严厉的一种，但它并不适用于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不必要的“禁止”常被批评为是惰政。制定双重外部性政策的目标是趋利避害，所以应以登记､认证和限制等方式为主，尽量避免使用“禁止”的方式。例如在处理电动自行车问题时，完全可以通过限定行驶范围､在某一时间段内办理登记发牌之后永久停止发牌､规定单双牌号交错上路､加强检查并没收超标不合格车辆和无牌照车辆､强制驾驶员参加资格考试､强制佩戴头盔等方式来最大限度地消除负外部性。尽管这些措施执行起来需要更多的成本，但是它们更容易被公众理解和接受，也更符合和谐社会理念。

4.制定利益补偿机制:双重外部性政策的辅助系统。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如果被规制对象的某项正当利益被削减，那么只有在其他方面给予补偿才会减弱其抵制情绪和行动。这里所说的利益补偿是广义的，包括对被规制对象的尊重､关怀和经济补偿等。例如向公众耐心地解释政府实施规制的原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为各方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听取他们对政策细节的意见;提供替代方案以帮助人们解决因实施规制带来的不便;给予人们一定的经济补偿来弥补规制政策造成的损失。试想，如果广州市在“禁电”政策中承诺对市民的合格电动自行车予以有偿回收，那么仅此一条就会使很多车主打消抵制的念头，尽管他们可能仍然心有不甘。所以，在制定双重外部性政策时应当制定好利益补偿机制，以保障双重外部性政策的有效执行。

参考文献:

[1]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李瑞昌.公共规制:利益分析与风险分析[A].毛寿龙.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7]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篇3

摘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内经济的变化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内外均衡往往难以实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着预期通货紧缩的压力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因此需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及货币政策进行协调，同时辅以汇率政策，只有内外兼顾统一才能使经济实现稳定发展。

关键词内外均衡财政政策汇率政策

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运行必须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方面，其中内部均衡是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及经济增长，外部均衡是指与一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最早提出内外均衡矛盾，他指出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根据西方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搭配理论，要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就必须针对本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搭配运用各项政策，使每种政策工具都应用于它能产生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

一、中国内外失衡的基本状况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内外失衡格局。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内部失衡以及“高出口和双顺差”为特征的外部失衡。

内部失衡包括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总量失衡主要体现在中国GDP增长率一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物价水平却没有保持着理想中的稳定。结构失衡体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存款增长非常迅速，而同期的消费率则出现了下降趋势，国内居民的高储蓄无法被投资完全消化掉；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我国的国际收支形势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并存，外汇储备不断累积，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导致外资的进一步流入，国际收支顺差随之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目前已出现严重的长期性的外部失衡。

二、内外均衡矛盾及政策搭配的文献综述

国内经济学界对于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矛盾及政策搭配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有了较多论述

谢平、张晓朴（2002）认为在国际资本进出越来越自由的情况下，中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汇率的目标面临着严重冲突，并提出了相关政策意见；张斌（2004）则认为，要缓解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人民币升值更为有效。

2．人民币汇率问题

许少强（2006）探讨了均衡汇率的决定及其效应，以及内外部均衡冲突对均衡汇率决定的影响；张晓朴（2005）认为我国内外部经济失衡表现在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汇率制度选择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国际收支失衡等三个方面；曹垂龙（2006）发现人民币升值对我国高额贸易顺差的消除作用较小。

3．当前经济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研究

姜波克（1998）提出了开放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采取政策搭配的方法，分析了宏观调控工具创新对增强政策搭配有效性的作用；李圣君（2002）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二者的搭配问题，并对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三、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在启动内需、扩大社会中需求方面具有优势，所以在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应该更多地偏重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选择

（1）扩大政府消费支出，促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首先，适度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是目前增强内需的重要举措。考虑到居民消费在短期内难以增加的现实，扩大内需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政府身上。其次，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进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由于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扩大消费需求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着手。

（2）调整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

中国目前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导向性强，产业导向性弱。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是，资金真正匮乏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得到外资的“垂青”，而且外资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行业。因此，必须对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整个引资政策进行调整，以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进而减轻资本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2．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将带来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从而减少了经常账户顺差，而且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然而，依靠升值调整内外部失衡的效果难以预测。一方面，中国的进出口对汇率变化似乎并不敏感，这就意味着如果试图单靠人民币升值实现贸易平衡，人民币就必须大幅度升值。但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将带来冲击：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会受到损害，升值之后国外的廉价农产品进口会增加，这将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因此，汇率政策要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通过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人民币升值在缩小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同时，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这样将能使中国经济实现外部平衡的同时也实现内部平衡。

注释：

①姜波克.国际金融学(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00.

参考文献：

[1]艾光.关于"双顺差"背景下实现中国内外均衡的思考.时代经贸.2007(6):5.

[2]姜波克.国际金融学(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00.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经济研究.2006(2):4-15.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篇4

一、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景气状况,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经验

积极财政政策这一专门的术语目前在中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其要义是指在经济萧条时政府采取的提升经济景气的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组合。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所采取的某些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以此来调节经济周期,使经济走出低谷、摆脱萧条的做法对我们今天更好地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在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的条件下,经济总会在繁荣和萧条的不断相继中进行。因此,经济周期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运用财政手段熨平经济周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对策的重要内容。在经历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对经济的自由放任,转而实行宏观调控,如广泛使用信贷刺激和税收调节等措施,可效果均不理想。直到1938年,罗斯福增加财政开支刺激经济景气的赤字预算试验(即罗斯福“新政”)获得成功,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的经济史就成了如何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调节经济的历史。当经济过热时,就会采取抽紧银根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增长缓慢时,财税扩张政策即被采用,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大幅度减税,以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尽管70、80年代受赤字规模、国债规模和经济“滞胀”的影响,但西方各国政府也大都未放弃运用财政货币手段来克服萧条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因此,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一直只升不降。

在这方面,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很有参考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曾根据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周期作过几次调整。从50年代初期到1973年间,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政府一直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1973—1975年日本经济危机后,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扩张性措施。如:(1)频繁实行减税政策。从1973年开始,实行所得税一半减免,1987年又决定对年收入在5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减免所得税4.1万亿日元。(2)增加财政支出。日本政府采取了四次大规模反危机的“萧条对策”,其中主要是大量增加公共事业的投资,以期引起更大的乘数效应。结果促使1975、1976两年工业增长了10.8%。1978年,日本政府又编制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预算,即公共事业投资预算增长34.5%。(3)社会福利开支增大。从1973年开始,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福利政策,如“老年人疗养免费”,并修订了健康保养法和年薪法,对供给家属的比率从50%提高到70%。由于日本政府在70年代的危机中及时地调整了财政政策,使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以后的10年中,名列主要发达国家的前茅。

日本政府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深刻的教训。1992年以后,为了摆脱经济萧条,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景气对策,致使在80年代末曾有所缓和的财政赤字问题重新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鉴于这种情况,桥本内阁决定进行财政结构改革,制定并在国会通过了《财政改革法》,规定在1998—2002年的5年时间里将财政赤字(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与GDP的比重由1997年度的5.4%缩小到3.0%。另一方面决定从1997年4月开始将消费税率由原来的3%提高到5.5%,结果导致国民消费支出大幅度下降,受削减赤字的影响,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也明显减少,所以从1997年4月份开始日本国内需求急剧下降,经济形势出现了大滑坡,以致发展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为了扭转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采取了一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价值为16.65万亿日元(约合1281亿美元)的“紧急经济对策”,以求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经济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受到较大冲击,经济增长逐月下滑,通货紧缩日见明显,失业率迅速攀升。为缓减民困,加强信心,重现香港经济活力,香港特区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中采取的对策就是实施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的财税政策。1997—1998年度特区政府开支预算达1980亿港元,1998—1999年度政府开支预算高达2330亿港元,增长17.6%。这些开支,大多用于公共支出,如用来开办教育及培训、提供健康护理服务和举办市政工程等。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实行了减税政策,重点是个人税收和行业税收减让,减税规模在1998~1999年度都达173亿港元,占上年度财政赢余的2.2%。

二、借鉴国际经验,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要有新的思路

境外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财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经济衰退,启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那么,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应从国际经验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1.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要果断,力度要大,但持续时间不宜过长。

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的认识时滞已嫌太长,决策和执行时滞一定要尽量缩短,否则财政政策时滞较短的优势就会减弱。如日本政府在1997年就因为犹豫不决,坐失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良机,致使经济继续滑坡,陷入了战后的低谷。促使经济回升需要较大的财政政策力度的原因是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作用的乘数要小于复苏时期。从美国的例证来看,两者差距能达到2至6.6倍,也就是说,在不存在其他因素作用的情况下,繁荣时期100亿元财政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衰退时期可能需要200亿元~600亿元的财政支出才能实现。日本的例子可以作为反面借鉴。因此,如果决定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就要下大决心,尽快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增加较多的资金投入。但考虑到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支出受到有限的财政收入刚性制约,依靠国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又受到国债规模风险的制约,因此,不宜长时期持续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句话,理想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是力度要大,二是实施的时期不要太长。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两者缺一不可。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当前走出经济困境的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仅靠财政政策还难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现实的中国经济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通货紧缩缺口,经济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宽松式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最终都要表现为增加的货币购买力上。如果此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或减少,那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的购买力的增加就不能实现,从而不能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例如,去年财政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扩大内需,主要是靠增发国债实现的,而国债规模是受各种条件约束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仅依赖现有的可借债规模,似乎难以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所以

,在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增加了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以定向长期国债为工具,以基础行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是中国9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这是我国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成功范例。而且,在当前买方市场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反弹的。相反,它将有助于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为启动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

3.积极审慎地运用赤字财政政策。

罗斯福政府抛弃了传统的平衡预算政策,首开和平时期的赤字预算的先河,通过大量举债的方法实施各种公共工程和对落后地区进行开发,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应一方面针对当前地区差距扩大、失业问题严重、总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的严重情况,集中财力,振兴财政,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必须反思“九五”期间必须消灭财政赤字的政策主张。如果说,以前的财政赤字是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形成的,是不合理的,那么在当前总需求低于总供给和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则是合理可行的。更何况,由于前几年执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含利息支出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53%下降到1997年的0.75%;即使将利息支出因素考虑进来,调整后的财政赤字占GDP的份额到1997年也仅为1.5%。而美国的这一份额在1970~1979年间平均为1.9%,1980年~1989年间平均为4.1%,1990~1992年间平均为4.6%。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运用财政赤字来刺激社会总需求还是有较大的空间的。所以,“九五”期间没有必要消灭财政赤字。不过,当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出现经济繁荣迹象时,就要着手考虑削减赤字规模,力争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以避免危及财政安全。

4.通过改善国债的持有结构来适当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

扩大内需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但资金从何而来?当然首先是增加税收。在进一步增加税收很困难的情况下则只好增发国债。在国债发行量增长速度很高、国债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考虑增加金融机构对国债的持有量。中国目前60%以上国债由公众持有,商业银行持有国债仅占其资产的6%。这一比例远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日本1994年的国债销售情况为例,在长期政府债券中,49.7%是金融机构购买的,只有2.4%是由个人购买的;在政府贴现债券中,31%是由金融机构购买的,个人购买占41.8%;在政府担保债券中,62.1%是由金融机构购买的,个人购买占0.1%;在地方政府债券中,金融机构购买占48.9%,个人购买占5.1%。所以,应鼓励政府通过发国债的方式向银行借款。这不但可以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可以有效地解决长期困扰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质量问题。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不可否认,政府向金融机构借款(发债)将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因而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必因为担心通货膨胀反弹就畏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提高就业水平,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回升,只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适度的区域,如3%左右,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值得的。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1篇5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

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对企业将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是指企业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投资者、债权入等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也就是说；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将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

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间接经济后果，即通过不同的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诱导出不同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到市场上各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二是直接经济后果，即企业外部各利益关系人所能取得的经济利益，有相当部分直接受由会计选择指导下形成的会计报表上的“数字”的影响，比如：通过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利润的高或低，将会直接影响到利润分配，即不同的利益关系入所取得的经济利益。

如某项原值为100000元的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预计残值率为5％，如果采用直线法，第一年的折旧费用为19000元；如果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第一年的折旧费用应为40000元。

我们看到，同一事项在两种处理方式下产生了两种结果。在同一事项中存在多种方案、多种处理方法和手段的情况下，确定其中一种予以应用的行为称为会计政策选择。会计政策选择是有经济后果的，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选择又不是没有限制的，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体现在会计规范中的国家会计政策。

二、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

（－）国家会计政策留有选择空间的必要性

国家会计政策是规范企业会计行为、纳税行为等的规则，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基础。国家会计政策具有权威性的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灵活性，为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确定了一个范围。原因在于

1.会计政策是协调各方利益的手段

会计信息的提供者是企业，需求者是其相关的利益各方；包括政府、股东、潜在的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以及企业管理当局；这些利益相关方与企业各自有独立的利益要求；且利益不完全一致，会计政策是处理物质利益关系的手段，政府为了平衡各相关方的利益，并使其制定的准则、制度能使各利益方接受，从而降低执行成本，就会放宽准则中对一些经济业务事项的会计处理限定，以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

2.经济业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由于企业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企业的经营规模、经营状况各不相同，使得经济业务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会计所处理的事项很多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需要作出判断；如取得某项固定资产后，其取得成本是确定的，但它能够使用多长时间、预计残值多少则都是不确定的，需要估计和判断，固定资产的类别繁多、千差万别，不可能在国家会计政策中作出统一规定。为了使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够从其所处的特定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出发，最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情况；准则、制度就有必要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允许企业在对经济业务进行会计处理时，可以在不同的会计政策之间进行选择，从而也留给会计人员越来越多地进行职业判断的余地。

（二）会计政策的分类及可选择范围

目前，我国会计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强制性会计政策；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强制性会计政策是国家在相关法规中明确规定，由企业必须遵守执行、无权变更的内容。如会计期间的划分、会计年度的起止日、记账方法、记账本位币、会计要素划分及各会计要素的确认标准、会计核算的基本核算原则。会计报告的构成、格式、编报期限等。处理具体业务应遵循的会计政策，包括：应收款项、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的入账价值规定；期末计价方法及计提各种准备的计提范围和标准；债务重组、非货币交易的处理原则；收入确认的原则、借款费用的处理原则、无形资产摊销年限和摊销方法、开办费摊销原则、不同类别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区间等。

可选择的会计政策是给企业留下选择余地的内容。如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企业根据有关制度要求，选定执行某类型会计制度后，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从《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看，具体包括：

1.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计提比例等由企业自行确定；

2.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的提取数额由企业自行确定；

3.短期投资的期末计价方法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时，既可以采用按投资总体计提准备的方法，也可以采用按投资类别计提准备的方法，还可以按单项投资计提准备的方法。

4.存货的计价方法可以选择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等方法确定其实际成本。

5.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可以根据持股比例及控制程度的不同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权益法。

6.固定资产折旧的核算可以选择年限平均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预计净残值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7.所得税的核算可以选择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在纳税影响会计法中可以选择递延法和债务法。

在上述范围内，企业选择哪种会计政策，决定于企业自身的特点和需要，但不同的政策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以存货计价方法为例，选择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会直接影响期末存货价值的确定和销售成本的计算；进而对企业的利润、税收负担、现金流量、财务比率等产生影响。这就需要企业必须在对国家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制定一套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制度程序，保证其会计政策选择的合理性。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则和制度程序

《企业会计制度》的颁布，为广大会计人员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预留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站在企业的角度，以企业管理当局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为代表的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如何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是新制度实施后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应适应企业的需要，遵循一系列基本原则，并建立一个科学的制度程序，避免随意性。

（一）会计政策选择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首先应考虑企业规模和生产经营特点的需要。企业的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生产经营特点不同，必然需要有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其次，应适应融资结构以及企业组织形式的要求。以获取贷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企业，会计上应反映以债权人需要的信息为主，会计政策选择更加保守稳健；以股东出资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企业，其会计政策选择应强调投资者的需要；另外，企业组织形式不同，会计信息公开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会计信息必须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予以公开披露，其采用的会计政策必须予以说明，而在非上市公司的企业中，就可以通过会计政策把大量有效的财务信息限制在“内部”信息传递的渠道中。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基本原则

1.合法性原则。企业必须在国家会计规范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比如，会计制度中规定了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方法，具体包括年限平均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和工作量法，企业选用的会计政策就只能在此范围之内。

2.适用性原则。企业选择的会计政策必须适应企业所有权的性质、企业规模及复杂程度、企业经济发展阶段和生产经营的特点等要求，这是保证会计政策发挥应有作用的必要保证。

3.一致性原则。企业择定的会计政策，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如按规定变更会计政策时，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处理，并在会计报表中予以披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连续和可比。

4.重要性原则。会计政策的重要性取决于在会计政策的省略或差错的特定环境中判断的项目或差错的大小。重要的会计政策既不应当删略遗漏，更不应当作出错误表达。

5.谨慎性原则。谨慎性是指在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所要求的预计时，在所需用的判断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以便不抬高资产或收益，也不压低负债和费用，从而促使各种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存在的内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得到最恰当的处理。谨慎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会计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会计政策的择定必须充分体现企业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提高企业应付风险的能力和增强企业后劲方面有所作为。

应用谨慎性原则择定会计政策，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地报告不确定的损失，也并非排斥对能够确立的可能收入的预计，而是要求在会计计量中全面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之后，谨慎地制定或选用会计政策，以作出有科学根据的判断或估计。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会计政策的选择都不允许以“谨慎”为借口，建立秘密准备，给人为地操纵会计计量留下空子。

6.成本原则。在会计选择中，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选择成本的最小化，应当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篇6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1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服务市场碳关税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温室气体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作为温室气体的一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被隔离或采用技术手段消减，因此，国际上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重要途径是把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与大气中二氧化碳削减相关联。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成员国分配了强制性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而《哥本哈根协议》对成员国的的减排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只是为各国下一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起点。中美作为世界的焦点，双方的立场、态度将对未来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框架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美国目前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内对削减碳排放的量化指标不但要求从技术上明确其效果、还要从经济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美国1997年的《伯德－哈格尔决议》，美国不应当签署没有明确各参与国相应责任的气候协议，并且要求行政部门对任何气候政策都要提供经济合理性分析，以确保未来的收益高于现期费用。因此，多数美国人认为现在还没必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参与了国际性气候变化公约，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也面临两难选择：若不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排放的成本费用在发达国家就显得太高；倘若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的配额的分担有可能得不到各方的普遍认同，从而无法获得美国国内公众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哥本哈根会议后，美国为防止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各行其是，提出到2018年如果未达成多方协议，就美国的国内气候政策美国可以单方面调整关税政策，碳关税是其可能的选择。因为在不存在削减温室气体共同行动的国际政策下，美国认为美国国内的企业竞争力会受到国内气候政策与其他国家“碳泄漏”的影响。为保护其国内企业由于严厉的国内气候政策导致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减弱，将对来自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密集型进口品征收碳关税。除非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等同于或高于美国，或者被美国认定的不发达国家，或者是温室气体排放少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0.5%，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需要购买排放配额，以保证其国内产业的就业率、竞争和发展。因此，碳关税的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是为西方进口需求生产碳密集型产品的供给者，作为消费者的美国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而不应是出口这些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负担。而中美两国不同的选择依据和标准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碳关税将会彻底搅乱中美的贸易关系，这是对双方都不利的。

为在未来的全球共同行动中取得话语权，同时也是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中国自愿性地实施减排措施，采取低碳经济战略。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技术替代取决于能源投入中替代资本和技术转换的难易以及低碳排放技术成本的高低。但是如果不存在各国一致认可、执行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框架协议，低碳排放的新技术市场就发展不起来，社会将会锁定在集中大量使用石油的体系中，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温室气体变化的问题。

二、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搭建减排交易平台

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也包含着一些“积极因素”，如有关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基金机构的条款，各方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改善气候方面需大规模资金保护其森林，逐渐走上低碳发展道路。这就存在着积极的可能性，即让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铺设的碳汇交易路径取得进展。

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基于市场的环境保护做法是引入经济激励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其历史轨迹遵循“避免”、“缓解”、“补偿”的发展顺序。“避免”通过不发展或替代方式发展或限制发展来防止负面的环境影响。如果避免方式在社会经济上不可行，那么“缓解”措施最大可能地减少、消除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影响，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及预防则要采用“补偿”方式。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投入不足、设计管理不当、开发者不完全遵守条件、权威部门的履约监督等原因，自然生态补偿没有取得相对很好的生态保护效果。关键是这些生态保护技术方法上的探索难以解决社会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一些担保、保证金、补偿信用等经济激励手段运用于自然生态补偿的实施。随后各个国家政府部门、国际发展组织同样进行了用经济激励手段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尝试，分别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概念，包括：国际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环境服务市场、环境服务报酬和环境服务补偿。

国际上生态环境服务市场是根据环境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不同自然环境服务从不同领域、依据不同途径给予其补偿。这些环境服务付费从开展的生态环境服务领域分为四类：流域保护、碳固定、景观和生物多样。大型的项目计划往往是由政府驱动，但大型的项目计划也有规则调控下的生态环境服务市场，如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关于气候改变的碳汇市场。环境服务市场涵盖了多方参与、选择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是传统市场在环境服务领域的创建和拓展，应有明确的商品、交换转移。国内的环境服务付费如美国的一对一直接贸易、结算交易；国际间的交易包括哥斯达黎加FONAFIFO生态服务付费。但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服务市场（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碳汇市场）只有在几个发达国家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与这个标准差距较大。往往是一个提供者供给的环境服务产品有交叉。如：进行碳固定服务而保护天然林时，也同样提供了流域、多样性保护和景观服务。除了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除市场机制一般意义上的不足外，还由于生态服务的空间特征限制了供给方的竞争，现存的例子都是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的双边协议，即不是自由、平等意义上的市场，当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太高时，多方卖者和买者就不会参与到其中。

三、低碳经济战略与环境服务市场的选择

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在降低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高碳排放的替代技术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低碳经济通过低碳高效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技术提高单位能耗的产出效率，减少高碳含量物品的生产，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对碳进行隔离净化，达到从根本上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其次，在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下，低碳高效技术的转移会使输出国获利，同时实现低成本排放削减。最后，作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征税手段和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是降低成本费用的手段，同时也鼓励了现有的低碳排放技术的扩散和对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这些经济激励手段为排放温室气体形成一个市场价格，经济组织会为追求低成本进行多种途径的选择。消费者会在受政策影响的价格信号下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高效率技术，采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技术等。如欧盟计划实施气候变化项目和碳交易，通过国际间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可以使美国减少30%～50%的成本费用实现减排。不过，以强制执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管制手段虽也可达到削减目标，但交易成本相应要高出市场方式许多。对于国内而言，政府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形式也并非总能实现其目标，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法严格要求企业减排二氧化碳。

仅仅通过各方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最终达到减排目标的。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都具有降低经济体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费用的作用。只不过二者分别侧重于技术手段与组织方法、长期与短期、生产领域与交易领域。在不同的低碳技术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自然禀赋、不同敏感性的碳削减服务的交易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碳环境服务市场这一交易平台，实现减排成本的降低。政府采用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则是一个相对较优的选择，如可交易的许可证、排污收费制度、水资源费、财政的补贴、税收削减等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通过调整政府行为而影响相关利益者的行为，是一个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实施机制。

四、结论

1.在国际和国内缺乏引导碳汇市场发展的政策环境下，中国目前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是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碳服务商品在现有技术水平、制度条件下难以实现排他情况下，由政府作为主体可以把外部交易成本转为内部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交易成本，明确了碳环境服务的准商品性质、使减排成为供需双方的必要选择，这就是一个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引导公众参与。

2.通过排放许可证交易可降低总的削减成本费用，只不过排放权作为国际领域内未进行初始分配的权利，各国还首先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初始产权。由于各个国家在收入、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及能够采取的措施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基于森林的合格的碳汇交易的标准、指导过于复杂，往往引起交易方长期、细致的谈判，并且相关国家越多，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就越困难。这些都是引起交易成本增高的原因。

3.环境服务市场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活动中不平等的援助关系，成为市场交易平台上的平等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为形成稳定、长期的国际气候领域合作夯实了基础。

参考文献：

[1]IanSheldon.2010.ClimatePolicyandBorderTaxAdjustments:SomeNewWineMixedwithOldWineinNewGreenBottles?InternationalLawandTradePolicyVolume11Number1p253-279

[2]Wunder,Sven,2005.PaymentsforEnvironmentalServices:somenutsandbolts.CIFORoccasionalpaperNo.42.

[3]保罗•R.伯特尼,罗伯特•N.史蒂文斯主编．穆贤清,方志伟译．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Landell-Mills,NatashaandInaPoras,2002.SilverBulletorFools’Gold?Aglobalreviewofmarketsforforestenvironmentalservicesandtheirimpactsonthepoor.London:IIED.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篇8

国所强调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理应统领全局的“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问题，就是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下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继续推进经济社会转轨升级问题。

以理论创新基本认识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有效投资”规模。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从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适当鼓励生育的转变，以及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其基本的认识视角。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

“减税降费”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轻企业负担、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蒙山旅游度假区辖区内企业数量少，规模小，这些优惠政策的出台，对我区税收有非常大的影响。

区财政局面对减税政策对我区的不利影响，认真分析，主动作为，多措并举，加强财源建设。

一是强化重点建设项目纳税情况跟踪，掌握税收增长点。详细梳理在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清单，督促镇、办事处和税务部门做好纳税跟踪服务，及时掌握辖区内税源情况，解决缴税环节存在的问题，确保税收及时足额缴纳。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篇10

关键词:抵债资产税收案例思考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发生债务重组，对债权人取得抵债房屋不动产的票据，以及再转让所涉及的营业税扣除的合法凭据问题，营业税暂行条例和实施细则均没有明确，各地税务机关对此也众说不一，本文结合案例就此问题进行涉税分析。

案例：2013年9月甲投资开发公司将一栋2005年抵债不动产以2.5亿元转让出售。在办理有关纳税手续时，主管税务机关以转让抵债不动产没有取得发票，不允许按差额缴纳营业税，要求按转让收入2.5亿元全额缴纳营业税。针对此问题企业认为全额缴纳营业税很冤枉，但也找不到可以按差额缴纳营业税的合法扣除凭据，反复沟通无果后委托中介机构与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了沟通。

经了解有关抵债过程为：2004年2月某市甲投资开发公司采用诉讼手段向某市乙装备集团公司追偿债务，2005年9月经法院民事判决，乙方应偿还借款及利息共计1.35亿元。2005年12月甲乙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双方同意乙方以其购买的二层写字楼（已竣工尚未交付）抵偿上述欠款，并同意委托法院执行；2005年12月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房地产公司将该抵债房屋过户给甲投资开发公司,甲公司依据抵债协议、判决书以及房屋划转过户手续等资料作为抵债房屋的取得成本，并办理了土地使用证、房产证。

一、该案例的主要涉税问题

转让抵债不动产主要涉及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契税；本案例能否差额缴纳营业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取得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合法有效凭证”。

转让抵债不动产的营业额，财税[2003]16号做了具体规定按全部收入减去抵债时该项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作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但财税[2003]16号文件规定的“减除项目支付款项凭证必须是发票或合法有效凭证”随着《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于2008年1月1日的施行相应作废。取而代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六条纳税人按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扣除有关项目，取得的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该项目金额不得扣除。《营业税实施细则》条例第六条所称符合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凭证(以下统称合法有效凭证)具体是指：支付给境内单位或者个人的款项，且该单位或者个人发生的行为属于营业税或者增值税征收范围的，以该单位或者个人开具的发票为合法有效凭证；支付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政府性基金，以开具的财政票据为合法有效凭证；支付给境外单位或者个人的款项，以该单位或者个人的签收单据为合法有效凭证，税务机关对签收单据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其提供境外公证机构的确认证明；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合法有效凭证。

这样合法有效凭据显然就是指发票、财政票据、税务总局总规定的其他合法有效凭证。而税总对抵债不动产的合法票据问题在2008年新法执行以后一直没有明确，仅仅有个别省税务机关对销售转让抵债不动产扣除凭据做了解释，有规定必须到税务机关代开发票，按代开发票作为扣除唯一凭证的，也有规定允许依据抵债协议等作为合法扣除凭据，各地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税收政策，各地执行也不统一，给纳税人在处理类似抵债不动产过程中增加不少的困惑。

二、相关涉税分析

针对有关处置抵债不动产，在2008年新法实施以前，国家税务总局也出台过财税[2003]16号、国税函[2005]77号、国税函[2005]83号等相关具体政策规定，但这些具体文件分别已经在2009年、2011年公告部分失效或全文作废，所以针对有关处置抵债不动产这几年一直没有明确统一的政策，只能由纳税人就“合法有效凭证”的形式跟税务机关单独进行沟通。

最初有关抵债不动产差额缴纳营业税的具体规定是在财税[2003]16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三、关于营业额问题：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抵债所得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的，以全部收入减去抵债时该项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作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四、关于营业额减除项目凭证管理问题：营业额减除项目支付款项发生在境内的，该减除项目支付款项凭证必须是发票或合法有效凭证；支付给境外的，该减除项目支付款项凭证必须是外汇付汇凭证、外方公司的签收单据或出具的公证证明。该文件出台以后为便于实务操作，针对抵债资产比较突出的特殊行业，税务总局又出台了针对金融企业销售未取得发票的抵债不动产和土地使用权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77号，明确了（财税[2O03]16号）规定的合法有效凭证，包括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及可由人民法院执行的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这样解决了金融企业，尤其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抵债不动产合法扣除凭据问题。金融企业确实心情舒畅了一些，终于有政策依据处理类似事情了。但该文件仅仅是限定在金融企业，限定在指定的行业范围中，并没有针对所有企业，局限性太强，一般企业也希望能参照执行。谁知道紧接着国家税务总局在国税函[2005]83号《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其购置的不动产或受让的土地使用权，无论该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上一环节是否已缴纳营业税，均应按照财税[2003]16号文件第三条第（二十）项的有关规定，以全部收入减去该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计税营业额；同时，在营业额减除项目凭证的管理上，应严格按照财税[2003]16号文件第四条的有关规定执行。该文件明确了不同纳税人的义务，不再考虑上一道环节是否缴纳了营业税问题，明确了处置抵债不动产按差额计算营业税；但在处理抵债不动产的扣除凭据上，在不能取得发票的情况下，仍需要各地主管税务机关对合法有效凭据自行掌握，给了各地税务机关较大的操作空间，也留下了纳税人较多的困惑，自认为真实的交易，会计上可以作为入账依据，税务上却往往不认可属于合法扣除凭据。

三、解决思路及思考

(一)明确转让抵债不动产应按抵减余额确认营业额

单位销售或转让抵债所得的不动产，以全部收入减去抵债时该项不动产作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符合财税[2003]16号的规定，这样就可以从政策上找到依据和税务机关进行沟通。由于该抵债房产发生在2005年，企业依据抵债协议、判决书以及房屋划转手续等资料作为抵债房屋的入账依据，抵债房屋价值是真实的，符合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税务相关政策也没有明确规定抵债房产必须取得发票。

(二)明确抵债不动产有关税收政策规定的实质

虽然国税函[2005]77号、国税函[2005]83号已经失效，但该政策也是本着解决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的，对真实合法的交易行为，允许按取得符合规定的其他合法票据作为扣除凭据的。新的《营业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施行以后，尚没有对历史形成的抵债不动产在销售或转让时扣除的合法有效凭据进行明确，政策上需要进一步完善，本着尊重事实，对“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能否作为扣除成本的合法有效凭据，企业和税务机关双方需要进行积极沟通。

(三)取得的票据是否为其他合法有效凭据

明确有关合法有效凭证的判定标准：在税收征管中，判定凭证是否合法、有效，是从税收政策上来理解和认定的，必须同时符合三条标准：真实性：凭证所记录或反映的经济业务事项，是纳税人实际发生的，不是伪造、虚假的经济业务。合理性：凭证所记录或反映的经济业务事项，符合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合法性：凭证所记录或反映的经济业务事项，以及凭证的要式都要符合税收政策。税务机关判定凭证合法性时遵循如下原则：税收法律、法规、税务主管部门政策有规定的，要符合税收政策的统一规定；税收政策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财务会计制度有规定的，要符合财务会计制度的统一规定；税收政策、财务会计制度都没有规定的，要符合国家其他法律、法规。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篇11

政策面变化的客观估计

政策面的变化是决定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对于政策面变化的客观估计是判断资本市场重要的逻辑支撑。目前，无论是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是日本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基本上呈现宽松取向。美联储量化宽松只不过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本身没有什么值得过度质疑之处；美联储增加流动性投放既是满足美国经济的需要，也是缓解欧债危机、稳定全球资本市场的需要；指责美联储滥开印钞机并据此认为美元一定会贬值的结论不仅狭隘而且缺乏内在逻辑；在在推出力度缓和的QE3追加QE4，政策面的叠加对于资本市场必然构成叠加型的强力支撑；美联储将低利率政策一直维持到2015年传递的信息是：在美联储看来，美国经济在2015年之前都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没有必要因此加息，甚至连加息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性都没有；QE4推出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从这一刻起，所有看空的逻辑都不再成立。

十二五战略规划的内涵

只有从战略高度理解了十二五战略规划的实质，才能把握资本市场行业基本面的相对变化。按照这一战略规划，维持巨额顺差和外汇储备是通货膨胀之根源。从供给无法充分满足需求的混合型通胀来看，必须增加供给（包括进口，来自国外的供给）、减少需求（包括出口，来自国外的需求）；就输入型通胀而言，必须压缩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的规模，促使资本流动格局由单向流入转变为正常的双向流动，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缓解-物价上涨压力。按照这一战略规划，中国必须逐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可持续增长。

为此，人民币汇率将成为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人民币升值将成为最重要的战略手段；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步伐不会因为沿海少数出口企业破产而放慢或停止；从因素分析来看，人民币汇率仍然被远远低估；人民币升值只是合理的价值回归，这一进程刚刚开始，远未结束。

上述判断对于资本市场投资的意义在于：受惠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行业基本面将会好转，受制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基本面将会恶化；与人民币升值题材有关的股票将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货币政策取向及其变化

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市，货币政策的大收大放导致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一保一控、一保一稳、双保、一保一控、一稳一控的演变，资本市场也经历了周期性演变；2012年6月8日降息开始，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动用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转向实质性宽松，之前基本上属于预调、微调的范畴；尽管目前货币政策的空间比较狭小，但是QE4的推出使我国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通道彻底打开；这一政策信号为资本市场上升提供了有力的政策面支撑。

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判断

首先，从全年7.8%的增速来看，超额完成了7.5%的增长目标，中国经济仍然稳健运行；经济增速下滑并不意味着硬着陆；宏观经济的拐点已经出现，复苏趋势基本确立；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放慢速度调结构、上台阶是好事；总体增速下滑是执行十二五战略规划的需要；这一判断对于投资的意义在于：周期性股票是比较好的选择之一，比如银行与地产。

其次，从CPI来看，2012年全年2.6%，2012年10月份的1.7%应是全年最低点；如今所有因素都不支持CPI进一步下跌；对于2012年的中国经济，我们可以用通胀平稳回落、增长平稳放慢、结构有序调整、良性增长可期；展望2013年，良性增长对股市上扬构成有效支撑，通胀与结构调整压力表明支撑力度较弱，从而中国股票市场尽管趋势上扬，但表现势必相对较弱。这一判断是我们应该乐观进取而不能盲目乐观的理由，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趋势虽然向上，但是股市三年会上8000点的判断未免过于乐观。

再次，就政策面而言，中国政府为了保经济增长，仍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有望推出；随着降准和降息的双管齐下，货币政策取向已经转为实质性宽松，只是力度仍然小于预期，即使如此，至少相当于利空出尽。

此外，从房地产市场来看，调控限购措施暂时不会取消，但是没有理由进一步从严，这是经济上保增长、政治上维稳大局以及解决民生问题的客观要求；以前政府一方面对房地产调控限购，一方面推出保障房建设；新一届政府一方面强调调控限购不动摇，一方面推出城镇化这一题材，实际上仍然是变相的房地产；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措施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房地产调控限购的实质；城镇化的初衷是借助房地产向城镇的延伸进一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这一题材并不现实；短期内这一题材对于资本市场有一定意义，长期内不会构成强有力的实质性支撑；城镇化对于已经富起来的地区是机遇，对于没有富起来的地区是个虚幻的题材；结合十二五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城镇化题材对于钢铁、水泥无法构成有效支撑，对于新型建材有实质性利好。

资本市场判断的要点与行业选择

依据前面的分析，对于资本市场的未来走势，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要点：

外部市场：美国复苏、欧债见底、政策企稳、信号清楚、恐慌消失、慢牛反转；

局部事件：叙伊危机、无碍大局；

内部经济：速度放慢、结构升级、通胀抬头、谨慎为宜；

政策面：稳长抑涨、财货双松；

市场面：预期企稳、机遇来临；

未来趋势：短期企稳、长期慢牛、趋势向上、谨慎乐观；

投资策略：顺势而为、持股为宜、积极进取、选股建仓；

行业选择：周期特征、蓝筹为宜、新兴行业、政策支撑、红利吃定、题材回避；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篇12

【关键词】双顺差储蓄率FDI汇率

一、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现状

所谓“双顺差”.是指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呈现盈余或顺差状态。自1994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呈现“双顺差”的格局(除1998年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小额逆差外)。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与国的交往不断密切，我国的“双顺差”规模仍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使中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内外均衡问题。现通过对我国1994年至2011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数据整理如图1所示：

从图中可以清楚得看出.除了08年至09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双顺差”明显减小以外.1994年至2011年我国“双顺差”总体都有增大的趋势.特别是经常项目差额一直保持明显较快增长。据2011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经常项目差额为2011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为1867亿美元。虽然“双顺差”的出现不是一个特例.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连续17年呈现该格局来说绝非偶然.“双顺差”的背后一定隐藏了特殊的经济问题，因此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

二、“双顺差”产生的原因中国目前“双顺差”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我国长期储蓄率大于投资率而造成的内部失衡。我国储蓄率从1994年以来就一直大于投资率，且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07年国民总储蓄占当年GDP的51％，而同期美国仅占14％(如图2所示)。由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可推导出S-I=X-M.虽然中国目前属于“双盈余”，并不适用该模型。但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当储蓄大于投资时一国必须通过实物或资本的输出将闲置资源借出.即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的是贸易项目的顺差。由于我国目前医疗和住房成本越来越大、福利保障体系尚不健全、金融体系也不完善(突出表现为个人和中小企业投资渠道受限)、收入差距过大、税负不合理、产品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内需不足，储蓄不能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储蓄率进一步高升。

图2储蓄率与投资率

(2)我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在“走出去，请进来”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并不断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对外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FDI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双顺差和高外汇储备问题。

(3)力Hq-贸易。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再加上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垂直化分工体系，而我国恰巧属于垂直化分工体系的末端。即东亚各经济体通过FDI方式将末端加工程序转移到我国的同时，也将他们对美欧的巨额贸易顺差转移到我国，从而导致我国对美欧形成大量贸易顺差.而对东亚各经济体由于进口其中间产品而形成小幅度的逆差。

(4)人民币升值问题。截至2012年2月26日，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对6.2978元人民币，自05年汇改时累计升值1.9784元，升值幅度达到31.4％。人民币近来的大幅度升值，加强了人们对人民币的升值心理预期，一方面，国内企业加大出口创汇的力度和速度，推迟大型机械设备的进口；另一方面，国际游资也出于投机套利的目的，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再加上美日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创造了全球范围内过剩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大了“双顺差”的规模。

(5)地方政府追求GDP。由于我国以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所以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并利用各种手段吸引外商对当地的投资，不注重内需，加剧了“双顺差”。

三、解决“双顺差”问题的对策

(一)构建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忽视了内需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在“双顺差”格局下，扩大内需是是经济平稳增长的根本途径。扩大内需能将居民可支配收入转变为国内消费，降低储蓄率从而减小顺差。扩大内需首先要从扩大居民消费者需求人手，而扩大居民消费者需求就需要增加其收入，改善民生问题，降低居民消费不确定的预期。具体而言，可通过完善养老、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充分扩大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制度来减少收入差距等。同时还应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完善消费者保护法等方法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提高本土产品质量，改善消费环境，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构建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

(二)改革外资优惠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

FDI的持续增长，显著提高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因此应该尽快调整外资优惠政策。一方面，政府应该尽快取消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对外资企业投资用“国民待遇”取代“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等各种原因影响，我国大量引进的外资并没有实在的技术含量，反而造成了占领国内市场，恶化资源配置，挤垮本土企业的局面。所以调整外资政策时必须有所侧重，招商引资时应更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引入外资时应严格审查其是否能够满足本土企业提高技术和实现产业升级的需要。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首先应对“两高一资”和加工贸易类产品加大限制力度。其次，应鼓励本土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实力。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应积极引导其完成产业升级，提高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此外，还应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法律，努力构建良好的对外投资环境，并鼓励企业大胆“走出去”，整合优势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对外投资。最后，应该尽快实行优惠贸易制度，如适度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扩大高科技产品和先进设备进口等。通过这种方式，在扩大进口总量的同时，优化进口商品的结构，有效减少“双顺差”。

(三)加快解决中小企业筹资难问题

张少华(2005)认为，我国存在严重的“类金融抑制”问题，，正是产生于“类金融抑制”体系下的融资约束，使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占到2／3比重的非国有经济无法进行有效融资.不得已通过FDI这种股权投资的方式绕过国内融资限制，造成了巨额的“双顺差”。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消除资本市场融资的“所有制歧视”问题，打破融资主体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如采取税收减免.设立担保机构并进行培训和就业指导等.从而在拉动内需的同时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达到减少“双顺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