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篇1

人口老龄化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得到重视后，中国于二十世纪也进入到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激烈讨论中。当一个社会老年人人口不断上升，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社会总人口15%时，该社会极为老龄化社会。导致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因素，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在生育率不变情况下，人口寿命延长。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社会逐渐由“家庭养老”转变为“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在成本效益比较分析下，由于教育投资等养子成本的增加以及社会养老制度的逐渐完善，“理性人”会倾向于选择少生子，从而降低了生育率。

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若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已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基本特征为：老龄化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区域差异明显、性别间老龄化差异渐现。

老龄化速度快及高龄化趋势明显表现在于，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用了百年或比较长的时间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仅用了18年的时间便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联合国预测，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由7%上升至14%仅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

未富先老表示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富累积度还比较低，但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同时社会的“银色产业”发展落后，社会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并没有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相关的公共品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供应不足。

区域差异明显包括了“城乡倒置”以及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相契合。导致“城乡倒置”是因为，城市与乡村二元化发展体制以及户籍制度的作用，农民进城打工，小孩与老人留在乡村生活，导致了，城市老龄人口与扩大的总人口之比，数值减小了，而乡村的老龄化人口比例反之。同时，区域间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相契合表现在于，部分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却成为了老龄化人口大省，如河北、重庆，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没有其突出，如广东等沿海地区。

性别间老龄化差异渐现在于女性预测及平均寿命较男性长，老龄化人口中女性比例渐长，且由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积累的财富，收入水平等均低于男性，不利于女性年长人士的安享晚年。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与产业的影响

1.劳动力供给

以劳动力非完全替代为前提，年龄的差异背后代表着人的工作经验、身体条件等差异，因此对劳动力生产率会产生影响。

学者袁蓓通过将各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预测数据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8》的人口总量数据相结合，发现中国青年经济活动人口总量将一直下降，中年经济活动人口总量有一定的波动。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中年经济活动人口在总体上将呈现下降趋势，老年经济活动人口和65岁及以上就业人口均呈上升趋势[1]。

学者刘平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同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并且老年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整个个轨迹的变化价恰就是对中国“未富先老“状况的描绘。且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人口的重要影响主要集中在这一趋势会减少劳动力的总体规模。由于这种影响存在滞后性，且现阶段劳动规模较大，持续时间长，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不会对整个生产效率产生巨大影响。学者袁蓓通过最优劳动力年龄结构与我国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预测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老年劳动力比例偏高将造成2050年劳动生产率偏低[2]。

大多数学者认为随着老龄化的增长，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对第二产业劳动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服务类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大的产业影响较大。因此，这对中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劳动力素质有迫切的要求。

2.产业变化

从产业的生产力以及需求两方面来分析。

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包括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会对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同时劳动力老龄化表明劳动人口中老龄化人口居多，而据研究表明，老员工思想相对守旧，不愿意接受改变，而且学习能力较差，这些因素均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3]。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入，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绝对值会扩大，而与老年人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发展不足或是过快发展没有形成相应的市场秩序。如与老年人相关的残障设施等基础设施供应不足，养老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床位设施设备落后，数量短缺；然而保健品行业因存在暴利，发展迅猛，鱼龙混杂，没有设立产业标准，导致准入门槛低，产品粗制滥造，与之相似的是保姆护理行业，职业培训不足，没有形成稳定的市场秩序，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表明了“银发产业”发展缓慢，而且程度较低。

三、问题再认识

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认识，一切尚在摸索当中，尽管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开，人们对后代教育投资力度大，劳动力素质将会有所提高，这些均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是当前对这些因素研究均是单个研究，或是借以理论模型结合逻辑关系将之联系在一起，而较少能够建立数学模型做分析。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区照顾探析

Agedpopulationandcitycommunitycarepatternanalyse

XuZu-rong

（HangzhouAcademyofSocialSciencesHangzhouZhejiang310006）

Abstract：Underagedpopulationoftheglobalagedbackground,communitycarebecomesakindofmainstreamgraduallyliveinretirementpattern.Theagedpopulationofourcountryandold,familycareweakfunctionmelttomakethedailylifeaccommodationproblemofoldpeopleprotrudingshow，developingcitycommunitycarehavebecomecommonrecongnition.Thispapersuggeststhroughcaretheanalysisofdemandforthedailylifeofoldpeopleonthebrieffoundationofelaboratingcommunitycaretheoryandoriginthatnow,ourcountryhashadthebasicconditionthatdevelopscitycommunitycare,preliminaryexplorethegoalpatternofcitycommunitycaredevelopment.

Keywords：theagedpopulationcommunitycareanalyse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以及老年人口规模的日益膨胀，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全社会对老龄问题更为关注，其中老年人口的养老护理问题更是所有老龄问题的热点与焦点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

1.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需求凸显

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步伐极为迅猛。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比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6299万增加了2512万，比重比1990年的5.57%上升了1.39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已从成年型步入了老年型。[2]杭州市“四普”时，60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为61.8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0.61%，“五普”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84.33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26%，预计到2010年将达总人口的16.90%，到2022年将增长到24.99%，即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根据预测，在2030年左右，杭州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达到高峰。[3]

人口老龄化会增加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照顾的需求程度：就个体老化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心理功能会逐渐衰退，甚至会患有各种慢性疾病，从而降低独立生活的能力，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就会提高。与人口老龄化如影随形的人口高龄化会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需求越发凸显出来，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在老年人超过75岁以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会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会上升，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往往就会下降，从而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对日常照顾、生活护理等各种服务的需求。

2.家庭照顾功能的弱化

在整个老年人的照顾系统中，虽然家庭是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照顾需求的主体，但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家庭照顾能力已经受到严重削弱。

（1）从家庭的结构和规模来看，传统的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正在日益减少，而由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正在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家庭结构的主体模式。从全国“五普”数据来看，有80.23%的家庭户为四人及四人以下户。[4]杭州市家庭户均人口由“四普”时的3.35人下降到“五普”时的2.98人，减少了0.37人，比全省平均数2.99人、全国平均数3.44人分别少0.01人和0.46人；一人户和二人户的比重分别由“四普”时的8.29%、14.59%提高到“五普”时的13.13%、22.33%。[5]

（2）由于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家庭养老护理功能日益削弱。庞大的老年人口加上在21世纪必须面对的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四二一”的家庭人口模式），以及仍在完善之中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了固有的家庭养老模式。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年父母可能不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住在一起。居住上的代际分离倾向虽然并不一定妨碍成年子女照顾父母，但地理上的隔离在客观上会给成年子女照顾老人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家庭规模小型化致使家庭内能够照顾老人的人手减少，每个家庭成员照顾老人的负担将会加重。

（3）从家庭照顾者的状况来看，许多调查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照顾者主要是配偶和子女，但提供主要照顾的老年配偶本人的健康状况也十分令人忧虑。[6]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传统上作为照顾老人日常生活主力的女性已大规模地加入了劳动市场，这使女性为老人提供的照顾越来越少。此外，工作的流动性和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不少子女陷入了“事业人士”的社会角色和“孝顺子女”的家庭角色的冲突，许多子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根本无暇照顾老年的父母。

3.养老护理服务的社会化水平滞后

社会养老护理机构在现实中并不受老年人的青睐。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是大多数老年人希望在家养老护理；二是社会养老护理机构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养老护理条件好的收费就高，而条件差的服务质量又不好。许多调查显示，老人一般只会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身边又无人照顾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去养老护理机构，只要不是迫不得已，首选的还是家人照顾和社区上门照顾。[7]

二、社区照顾的概念与起源

1.社区照顾的概念

“社区照顾”在西方国家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概念。苏珊·特斯特认为：最广泛的社区照顾，包括室内保健、居住地保健和福利机构服务、家庭外医疗服务、日间照管服务，以及有助于保证老人生活质量的社交的、休闲的和教育的设施等等，换句话说，社区照顾包括了对居家老人的所有照顾。[8]

在完整的意义上，社区照顾是“社区内的照顾”(careinthecommunity)和“由社区来照顾”(carebythecommunity)两方面的结合。它既包括由政府、社区甚至市场化的企业等各种非营利和营利的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也包括由社区内的居民提供的非正式服务。我们可以将“社区内接受照顾”看作是动用外来的专业人士提供的正规照顾，而“由社区负责照顾”则是依赖家人、朋友、邻居及社区内支援者提供的非正规照顾。理想的“社区照顾”应该能够同时融合“社区内接受照顾”及“由社区负责照顾”两种概念及策略。[9]

本文将城市老年人的“社区照顾”界定为：在国家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下，以社区为依托，为满足日常生活自理有困难的城市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需求而提供的养老服务，包括建立和发展老年福利设施、开展居家照顾、日间托老服务等一系列的照顾项目。包含两层涵义：①不使受助者脱离他所生活所熟悉的社区，在本社区内进行服务；②动员社区力量，运用社会人际资源（包括正规照顾资源与非正规照顾资源）即社区支持体系开展服务，终极目标是协力让受助者尽量维持在社区内，过最大程度的独立自主的生活。

2.社区照顾起源

社区照顾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最初是针对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实施住院式集中照顾，较好地解决了被照顾者的日常生活需要，但是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同时由于使他们脱离了长期生活的社区，精神生活难以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开始逐渐改变住院式照顾，推行社区照顾。社区照顾使被照顾者能够像正常人那样在自己熟悉的社区环境里生活，而不再产生被抛弃感，从而受到了普遍欢迎，成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社区保障的一个范例。

英国社区照顾模式的变化与发展，与西方福利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普遍反思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基本一致。随着福利国家政府对福利给付系统与服务系统庞大开支的不堪重负，以及来自意识形态观点对福利国家的批判，越来越多的私人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参与提供社会福利产品和服务的行列，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给付与服务方式开始采取与私人的、营利性组织合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提高，有服务需求的人群越来越多，服务体系运转的资源就成为重要的问题；而节约资源的最好方式就是正规与非正规的服务的结合，市场与非市场的运做的结合，这就是“混合福利经济”（mixedeconomyofwelfare）的核心内容。[10]“混合福利经济”意义上的社区照顾是“由社区负责照顾”，提倡志愿、非正式与商业部门共同负起照顾的责任，主张志愿部门与地方政府应扮演主要角色，特别在许多地方政府没有责任提供的方面，志愿服务部门是最主要的提供者。1980年以来，英国社区照顾政策日益完善，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服务框架，其基本精神是经济效益与管理，主张福利产品的供应可以来自四方面：国家、家庭、商营部门和志愿机构。

三、发展城市社区照顾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1.社区照顾模式的现实意义

强化社区照顾服务功能，建设和发展社区照顾，对于我们“未富先老”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1）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社区是老年人的聚居地，是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和生活空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老，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加，对社区的依附性越来越强。依托社区构筑养老护理服务体系不仅具有方便易行、针对性强、参与面广等特点，而且还能给老人带来认同感和归宿感。因此，社区照顾适应老人及其家庭需求的客观要求，是解决老年人养老护理问题的最佳途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2）完善社会养老护理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

社会保障事业近年来虽有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人口老龄化加速过程中大量增加的照顾需求，其养老护理规模和能力又显得严重不足。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老年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老年福利设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与现实需要有很大差距，现有社会养老护理机构照料老人的能力远不能满足要求。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职能，企业剥离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大部分也要由社区来承接。因此，社区照顾是我国社会养老护理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

（3）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

完善的社区照顾服务应该包括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学习教育、健身娱乐、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生活援助、参与社会等职能，而不是单一的养老护理。要满足和改善老年人对物质生活的特殊要求，更要不断满足和丰富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在养老护理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人文性和道义性，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养老护理事业的发展和完善，还有利于形成积极的社会风尚，使社区老人在一种积极、活跃的精神状态中安度晚年。

（4）缓解政府财政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措施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铃化社会的，如此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养老护理福利事业。即使在属于较发达地区的杭州市，近年来养老保险基金也出现了收支结构失衡与有效支付能力下降的现象。养老保险基金的储备期越来越短，社会养老金的支付面临“空洞”的危险。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在设计“统帐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时，没有考虑到巨额的转制成本。目前是由“统帐”制度中社会统筹部分的保费收入来消化，用现阶段的资金去完成原来现收现付的目标，去支付已经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实际造成了“空帐运行”的现象，即转制成本的填补实际上还是来自于代际之间的转移。这无疑损害了就业者的利益，产生双重负担，显然与“统帐结合”的养老模式设计的合理性相违背，也无法来应对杭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对社会保险制度的需要。[11]强化社区为老服务功能，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同时也为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营造了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为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2.社区照顾模式的优势

社区照顾模式的优势体现为功能的全方位性、资源的多元性及体系的多层次性、开放性和优势互补性。

（1）社区照顾功能的全方位性

社区照顾功能的全方位性，就是满足老年人在养老护理过程中的各方面需要:一是物质经济上的供养需要；二是生活照料和护理上的需要；三是精神支持的需要，包括情感上的慰藉、充实精神生活的娱乐和教育、老年生活调适的心理辅导、应激——应对社会支持等；四是保护生命的需要，包括医疗服务和治病药物的使用。

（2）社区照顾资源的多元性

在传统家庭照顾模式中，对老年人的经济奉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由家庭提供，家庭是完成养老护理功能的资源所在，而社会化照顾模式的特点是社会提供养老护理资源。此两种模式的养老护理资源均是单元性的。与我国现今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相适应的社区照顾模式，其完成各方面养老护理功能的资源既来自个人、家庭，也来自社区、政府，因而是多元性的。社区照顾资源包括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家庭供养、个人储蓄、自我供养，涉及国家、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方面。

（3）社区照顾体系的多层次性、开放性和优势互补性

社区照顾根据老年人的具体生活状态、条件和需求，合理分配资源，规划设施，择取方式。

社区照顾的“家”概念，不再是仅由亲缘关系成员所组成的狭义的家庭概念，而是在生活功能上，扩展到其所处社区的广义的家庭概念，在这样的“社区——家庭”环境中，社会人际关系层次更多，人际交往互动方式更为多样，更能满足人际互助与沟通的多元需要。居住条件好、子女照料较周到的老人在家中养老护理是居家养老护理；居住条件差、子女照顾不好或是失去亲人的老人，由社区向他(她)提供具有家庭氛围的养老护理也应归属于居家养老护理的方式；另有一些自主性较强的老人，不愿麻烦或“连累”子女、亲人，而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前提下愿意住在设施良好的社区照顾场所中摆脱家务牵累、休闲养性、安度晚年，也不失为一种合适的居家养老护理方式。本着以老人为中心的原则，养老护理方式的择取不必固守不变，应该是动态发展的。从根本意义上应该确定的是，社区照顾模式的“家”不是一个物理空间概念，而是具备人际关怀、情感交流，同时具备物质养老护理和精神养老护理条件的社会环境。

3.基本健全的城市社区服务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社区照顾理念逐渐演绎为我国政府对老年人社区养老护理导向的一些前瞻性思考和计划。1993年8月，民政部等14个政府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该文件提出：到本世纪末，基本建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服务门类齐全、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网络；85%以上的街道兴办一所社区服务中心、一所老年公寓（托老所）、一所残疾人收托所和一所以上托幼机构。目前，全国城市街道一级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和托老机构的计划基本实现。200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启动制定并下发了“全国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该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在3年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民政部门发行福利筹集的福利金（约40—50亿）和地方配套资金、社会力量投入的资金、以及街道——居委会自酬资金，总额将达到100亿元。在全国10万个社区居委会和农村乡镇新建或改扩建一批供老年人娱乐、健身、学习的福利服务设施、活动场所，以建立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届时全国将有1.32亿老年人受益。以杭州市为例。近年来，坚持“以民为本、服务居民”的原则，杭州市基本形成了覆盖社区居民衣食住行医等切身利益的社区服务网络。至2006年末，全市36.31万企业退休人员中移交社区管理的人数为32.89万人，社区管理率在90%以上；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业务用房和预防保健经费得到进一步保证；社区医疗机构全科医师培训率达到81.37%，护士岗位培训率达到82.27%，落实了984名社区责任医师，组建了367支社区责任医师团队；主城区共有为老服务设施11681个，其中养(托)老院55所；社区志愿服务站已建成423个，组建各类社区志愿者服务队1800余支；各类社区的服务设施与服务实体的专职服务人员已达2251人，由社区干部、居民组长和各类服务组织组成的兼职服务人员已发展到15396人。[12]

四、城市社区照顾模式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社区照顾模式，既是解决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照顾困难的主要出路，也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

1.发展社区照顾模式的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

社区照顾要从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及他们的切身需要出发提供养老服务，所提供的服务要具有针对性和敏感度，以便回应有需求的老年人的不同需要；同时所提供的服务要具有弹性，让老年人有从中选择的余地；所提供的服务不应多过老人的所需，以免产生过分依赖社区照顾的负面后果。

（2）依托社区

社区照顾的基本思路是以社区作依托，立足社区，依靠社区。一方面要将各种养老服务设施建在社区中，尽量与社区居民的生活融合；另一方面社区要充分利用正规与非正规的照顾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

（3）互助而助

社区要积极动员年轻人和年轻型老年人自愿参与社区助老服务，进行自我养老的积累。

2.社区照顾模式的基本框架

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出发，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社区照顾模式宜分成两个子系统：一是社区居家照顾体系，二是社区养老机构照顾体系。

（1）社区居家照顾体系

社区居家照顾体系是由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向老年人提供各种形式的入户的或者说上门的照顾服务，使老年人尽可能延长留在家中养老的时间和在社区生活的机会，同时也是对家庭养老护理功能弱化的有力补充。社区居家照顾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日常生活部分能够自理的老年人。当然日常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也可以利用社区照顾来满足他们的某些需求，比如文体保健、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居家照顾的提供者主要是社区服务机构(包括政府主办的、非政府主办的、企业性质的)、志愿者队伍以及其他形式的慈善、互助组织。

社区居家照顾体系的功能体现：①老人医疗保健中心。为老人提供送医送药、体检、康复护理、心理疏导、健康跟踪及保健教育等方面的服务。②老人家务助理服务中心。到老人家中提供各种服务，诸如给老人做(送)饭、个人清洁、料理家务、帮助购物、维修等。③老人日间护理中心。为白天缺乏家人照顾的体弱及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护理、生活照顾及社群活动，服务包括膳食、个人卫生、健康护理、护送看病等。④老人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这是集文体、教育、社交与日常生活辅助于一体的服务场所。中心除了为老人提供各种娱乐运动设施和开展一般性的文体活动外，还提供多样化的辅助服务比如老人食堂、浴室、洗衣等。此外，还提供个人辅导及老年教育，如举办老人退休讲座、养生保健讲座、养老权益的法律维权咨询，设立护老者组织及义工小组等。⑤应急支援中心。主要是开通24小时老人服务热线，建立事故预警系统，以便及时发现并紧急处理老人遭遇的各种意外生活事故，有效地进行危机的干预。

（2）社区养老机构照顾体系

社区养老机构照顾体系，是指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高、健康状况的恶化终会陷入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困境，无论是单独生活还是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其晚年生活的照顾都不是子女可以完全承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通过设在社区内的养老院等专业化的机构养老设施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照顾。与社区居家照顺体系相比，社区养老机构收住的对象主要是日常生活严重不能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而家庭又无力照顾的老年人。服务的提供者是专门的养老机构。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社区养老机构照顾虽然也属于“住院式照顾”，但与传统的大型福利院舍照顾不同，它是分散在社区中的小型养老院，而且是开放型的，住院的老年人可以走出院舍进入他们生活的社区，这一点是显著区别于将院舍与老年人生活的社区隔离开来的传统院舍式照顾的。之所以要将养老院等养老机构设在社区内，是因为大量研究表明，老年人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在亲人的照顾与关怀中，是最利于身心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社区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和交往空间，一般而言老年人的地缘人缘观念很强，他们一般不愿意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网络，设在社区内的养老机构既保持了老年人与社会接触、进行正常社会牛活的条件，又可以使老年人经常与亲人、朋友、熟人见面，同时也方便家人探望。

五、发展城市社区照顾模式的具体策略

社区照顾模式是老年人养老的服务“安全网”，是保证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因此它在整个城市老年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应当重点发展的一个保障体系。为使其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规范和发展：

1.明确服务重点

城市老年人社区照顾应以居家照顾为主，以社区养老机构照顾为辅；在为居家老人提供照顾服务的方式上，又应以上门照顾为主，日间照顾为辅；在服务的内容上应包括家务型服务和护理型服务两大类。不论是居家照顾还是机构照顾，其主要作用都是为了弥补家庭照顾的不足，支持和减轻家人照顾的压力。

2.重视并做好健康预防，维持和保护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

社区照顾模式的职能，不能再像目前一样基本上局限在补救方面，而应当同时开展预防保健方面的服务。这不仅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而且有利于节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开支，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照顾压力。因此社区照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对老年人进行相关保健知识的教育宣传，指导其开展有助于机体功能改善和增强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康复训练。

3.制定一套衡量社区照顾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

要使社区照顾走上科学规范的发展道路，制定相应的评估指标是必要的工具和手段。只有有了可供测量服务水平的指标，社区照顾工作的开展才有对照的标准，才能更加客观地评价社区照顾的水平，了解社区照顾的现状，从而制定进一步的完善措施、确定下一步的工作目标，不断提高社区照顾的质量和老年人对社区照顾的满意度。

4.确保社区照顾的专业化

在社区照顾和其他社会化养老护理服务同时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对社区照顾作出一些规定，使其具有专业特征是社区照顾得以生存发展的保障性措施和自励性措施。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专业化就是服务业的“护身符”，只有专业化才能提高社区照顾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因此对社区照顾人员尤其是专职人员进行老人护理知识和照顾技能的专门培训，将有利于提高社区照顾的专业化品质。

5.加强部门协调，整合照顾资源

社区照顾的开展不能只局限于社区内部的服务资源，而应同时加强与民政部门、卫生部门的沟通协作，在社区层面搞好与民政福利服务资源和国有卫生保健服务资源的整合。比如，可以充分发挥市级、区级养老机构与综合性医院对社区居家照顾、日间托管照顾、社区机构照顾的指导和辐射作用，促进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养老院与托老所之间的密切合作，促进上门护理服务与设置家庭病床服务的紧密结合，全方位地搞好在家老人和入院老人的照顾工作，使有限的照顾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参考文献：

[1]陈树强.老人日常生活照顾的另一种选择——支持家庭照顾者[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82.

[2][英]霍华德·格伦内斯特.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86—187.

[3]王思斌.混合福利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C].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研究（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

[4]王树新.社区养老是辅助家庭养老的最佳载体[J].南方人口，1999(2)：32.

[5]于学军．中国老龄化问题研究[C].于学军．中国人口发展评论：回顾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5.

[6]张恺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庭养老与社会化服务[J].人口研究，1996(4)：46.

[7]中国老龄协会.中国的养老之路[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8：176.

--------------------------------------------------------------------------------

[1]作者简介：徐祖荣(1965—)，男，浙江省杭州市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研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41.

[3]姚凤珍、李建国.杭州市人口结构变化与老龄化趋势浅析[C].史及伟.杭州蓝皮书：2007年杭州发展报告（社会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07：232—245.

[4]龚静怡.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养老模式[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72—74.

[5]姚凤珍、李建国.杭州市人口结构变化与老龄化趋势浅析[C].史及伟.杭州蓝皮书：2007年杭州发展报告（社会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07：232—245.

[6]陈树强.老年人日常生活照顾问题初论[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3)：134—138.

[7]丁美方.社区照顾：城市老年人的赡养方式新选择[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67—70.

[8][英]苏珊·特斯特.周向红、张小明译.老年人社区照顾的跨国比较[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9.

[9]方奕霖.社区照顾概念的反思及对香港的启示[C].夏学銮．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9.

[10]林香生.社区照顾与社区发展[C].夏学銮．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72.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篇3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文章阐述了人口老龄化对金融服务业发展影响，在分析唐山市人口老龄化趋势和金融服务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构建金融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和谐金融生态环境；树立“以人为本”的金融服务理念，将服务营销贯彻于经营活动中；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速老龄金融产品的研发；加快建立满足老龄金融需要的金融机构，完善社会保障第二支柱；培养高素质金融服务业人才等发展唐山市金融服务业的策略建议，以期推动唐山市金融服务业的健康发展，缓解人力老龄化压力。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唐山市；金融服务业；老龄金融；金融创新

一、人口老龄化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人口老龄化催生了老龄金融问题。所谓老龄金融，是指年轻人口（60岁以下人口）在自己年轻时期所作的各种资产准备，在进入老年期以后将这些资产置换为可供享用的产品或服务的金融运作机制。

人口老龄化和老龄金融对金融服务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首先，老龄化带来的是金融消费观念的改变，风险厌恶型金融消费将成为老年金融消费的主流，因此，保障性、储蓄型金融产品将更受青睐。其次，老龄化对现有社会保障结构提出了新要求，在“未富先老”的压力下，一方面需要强化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保障第一支柱的足够保障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第二和第三支柱以提高保障水平。三是需要金融服务业提供更具人性化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以缓解由于老龄化所引起的生活不便。四是在消费超过储蓄情况下，融资问题成为金融服务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方面要解决个体老龄消费所引发的融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由老龄消费需求扩大所引起的供给方融资需求的扩张。

老龄金融问题的本质是使用当前的价值积累来满足未来资金需要的资金配置过程，其核心是金融资产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金融服务业是这种交换得以实现的媒介，适应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环境变化是金融服务业发展所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唐山市金融服务业现状分析

根据《2012年唐山市统计年鉴》资料，截止2012年底，唐山市总人口为757.73万，其中60岁以上人口117.5万，占总人口的15.5%，预计2015年，老龄人口将超过140万。韩召华（2010年）在分析河北省老龄化趋势时进一步指出，唐山市在2013年左右完成初始人口老龄化，在2033-2050年间早于河北省其他地区进入平稳重度老龄化社会。

面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唐山市金融服务业尚未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服务业发展所需的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有待完善。近年来，唐山市金融服务业发展较为迅速，大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证券公司营业部进驻唐山，但金融服务职能弱化造成了金融对经济渗透能力不足。另外，由于社会征信体系不健全，企业和公众的诚信意识、金融风险意识、法律意识薄弱，在唐山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减缓的条件下，信用违规时有发生，加大了金融服务业的经营风险。二是缺少服务意识，整体服务理念有待提升。人口老龄化趋势下，金融服务业将面临更多的老龄人口，如何为这一特殊群体提供更为便捷、灵活的金融服务将是金融服务业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三是金融创新不足，缺少有针对性的老龄金融产品。四是金融机构体系不够完善，缺少满足老龄金融发展需求的金融机构。五是高素质金融服务业人才缺乏。

三、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唐山市金融服务业发展策略

1.积极构建金融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和谐金融生态环境

一般来说，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依照仿生学原理来发展建立金融体系的良性运作发展模式，法律制度、信用体系和产权制度是其构成的核心要素。首先，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是构建和谐金融生态环境的前提。在我国当前金融法律体系下，唐山可出台扶持金融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一方面引导金融服务业加大对老龄金融服务的投入，另一方面配合金融监管部分加强对在唐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第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完善企业和个人征信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金融机构、行政执法部分和司法部门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同时，可与本地高校建立合作机制，共同研究并开发信用风险预警机制，防范道德风险和金融风险。第三，根据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和金融服务业发展需要，鼓励唐山市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提高金融行业竞争自由度，促进金融产权制度的完善和金融服务业的良性发展。

2.树立“以人为本”的金融服务理念，将服务营销贯彻于经营活动中

在老龄金融服务领域，老龄人口以及为老龄人口提供商品或劳务的企业将成为金融服务业的直接服务对象。尤其是老龄人口，是一群特殊的被服务群体，其生理特征、养老方式、消费途径等内容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进行产品研发和经营、机构网点设置、业务领域拓展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唐山市的金融服务业应提高全行业的服务意识，树立“灵活、便捷、安全”为核心内容的“以人为本”的金融服务理念，为顾客提供更为人性化的订制型服务。此外，金融服务与其他商品或劳务服务不同，不是单纯的产品销售或服务的提供过程，其服务具有良好延续性、深入性和传承性，与传统商品销售的售后服务更为接近，适用于服务营销的概念，有利于企业根据顾客需要提供创新性的服务模式。“以人为本”理念和服务营销策略的结合，为金融服务业发展开拓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3.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速老龄金融产品的研发

老龄金融产品的创新必须要充分考虑老龄人口的消费特征。首先，人口老龄化是社一个社会发展过程，是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社会现实状况，是几代人要面对的社会问题，而不只是当前老龄人口所需考虑的问题。以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状况看，作为第一支柱的社会保险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因此，第二支柱以企业年金为代表的团体福利计划和第三支柱商业保险将是未来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唐山市的金融服务业应将集中力量进行第二、三支柱的金融创新研发，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其次，在金融产品的选择上，老龄人口更倾向于选择风险低、保本且收益稳定的产品，因此储蓄型和保障型保险、个人理财产品将成为热点。完善现有理财产品结构，开发如税收递延型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将成为金融服务业的老龄金融产品的供给方向。第三，由于老龄人口收入下降，根据我国国情和现有产权制度，研发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等融资类产品推向市场将有效缓解老龄人口养老资金压力、提高其生活质量。第四，老龄人口意外大额支出概率较高（主要受突发疾病影响），鉴于储蓄作为老龄人口主要金融资产情况将长期存在这一事实，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储蓄型金融服务行业，应着力研发新型储蓄产品，在兼顾流动性的同时，保证适当收益。

4.加快建立满足老龄金融所需要的新型金融机构，完善社会保障第二支柱

未来可着力发展三种新型机构，即私营养老金、养老金信托和专业投资运作机构：私营养老金是第二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主要由私人退休账户和雇主自助的养老金计划组成，政府给予其一定的税收优惠，由个人自愿参与，其覆盖范围较广，类似于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而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缓慢，唐山也仅有唐山钢铁集团有试点企业年金计划；养老金信托是采用信托管理的养老基金和养老资产，能有效杜绝养老资金被非法挪用情况的出现，是国外广为流行的资产管理模式，具备财产管理和中长期融资的独特职能；专业投资机构主要负责机构专项资金的保值增值运作，具有经营运作独立、透明、高效的特征，可为上述两种组织和其他机构提供专业化投资服务。以上三种新型机构将有效缓解老龄金融服务压力，推动唐山市金融服务业的整体发展。

5.培养高素质金融服务业人才

金融服务业需要的人才应具有全面金融知识储备，较强市场分析能力，较好实践操作能力，良好人际沟通能力及一定研究能力等特征。唐山市金融服务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可以通过域外引进或与市内高校联合培养的途径加以解决。从外引角度看，唐山市地理位置优越，毗邻京津，是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城市规划布局良好，基础设施完备，经济水平在河北省居于首位且发展潜力巨大，周边地区高校云集，具备吸引高素质人才的良好环境和物质基础。从内培角度看，唐山市现有的三所本科以上院校河北联合大学、唐山学院和唐山师范学院均设有金融类相关本科专业，其中河北联合大学具有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资格，这种人才供给结构符合金融服务业发展的需要。高校的优势在于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金融机构的优势在于市场经验和实践操作，两者结合能更有效的促进人才供给和需求契合，从而推动唐山市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课题来源：

唐山学院科研项目13014A；唐山市社科联课题项目TSSKL2014-016。

参考文献：

[1]党俊武.老龄金融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制高点[J].老龄科学研究,2013,05:3-10.

[2]吴义根.中国金融结构变迁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D].兰州大学,2011.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1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长期护理保险；社会保障

一、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镇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现状分析

1999年，有12600万人已经进入了60岁以上，占了总人口比例的10%，充分显示，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同时需要关注的是，我国也成为了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相关数据显示，到2050年，我们国家的老龄化人口会达到总人口的30%。这样快的增长速度对我们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身体护理、医疗卫生等需要也亟待解决，养老问题极其严峻。2013年我们国家在商业健康保险方面保费是376.90亿元，保费相对较少，只占到人身保险保费的9.1%。由此可见，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在国家的健康保障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国家亟需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开展老年长期护理保险面临的问题

（一）传统养老观念阻碍城镇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开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一些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越来越重，一旦子女有些外出挣钱的想法，老年人便会恐慌，怕自己被子女抛弃而导致无人赡养。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收入增多，社会养老保险机制日趋完善，老年人担心的不再是物质上的需要，更害怕的是寂寞和孤独。长期护理保险难以被公众接纳是这种传统养老观念长期阻碍的结果，这种传统思想影响了大部分的老年人，使得他们并不乐意去享受护理服务同时也不愿意去护理机构。其实，老龄人长时间入住专业化的护理机构会享受更专业的护理服务，同时，护理机构内老年人在一起更能轻松地享受生活。可见，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转变传统观念才能有力促进长期护理保险的开展。

（二）我国没有长期护理保障性立法，相关政策不健全

我国目前还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保险业的政策环境是不太分明的，相关的政策法规是不太健全的，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保险业无法可依的结果，随之而来的就会制约到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在开展城镇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过程中，因为缺乏相关的护理法律，所以会缺乏对事物明确的衡量标准，比如对护理机构的界定、对护理等级的界定、对日常活动和日常使用生活工具能力丧失的界定，进而会造成对界定范围的模糊，严重的话会影响到整个城镇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

（三）我国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健全

我国保险行业起步较晚加之缺乏丰富经验，导致保险公司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有很大的难度。正因为风险很大，我国的保险公司开发的健康类保险产品大部分适用中青年，适用于老年人的健康类保险产品少之又少，有的话也会以住院医疗费用保险等附加险形式存在，大多数保险产品的投保年龄明确限制在65岁或60岁以下，适合于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非常稀少。由此可见，我们国家的健康保险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缓慢。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的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微乎其微，因此，我国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还是非常不健全的。

（四）发展城镇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缺乏专业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

充足的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是发展城镇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必备条件，但是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严重缺乏状态。在我国，政府来引导社会福利事业，由商业公司运作的情况很少，因而长期护理的社会化的程度比较低，资金的来源渠道也较少，就使得接受护理服务的老年人不能充分享受到专业护理人员的护理服务。与此同时，护理人员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其需求量。大多数人并不愿从事护理服务工作，而且也因为护工并不属于正式职业人员，所以人们对这项工作的兴趣很小，因而造成我国严重缺乏专业的护理人员。

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完善我国城镇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转变传统的养老观念和家庭护理模式

我们国家当前主要还是信奉传统的养老观念，对老年人的护理还是采用家庭护理模式，然而这种护理模式祈祷的效果不大而且会出现很多现实问题。首先体现在经济问题上，老年人的长期护理费用非常高，如果单独承担，大部分家庭面临巨大困难；继而体现在精力问题上，现代家庭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大，大部分家庭很难有足够的精力对老人进行护理。最重要的是，那些亟需护理服务的老年人在家庭中享受不到专业的护理服务。由此可见，传统的养老观念必须改变，家庭护理也需要转变为全社会的护理，这种转变也更有利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相关保障

在我国，建立和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需要法律法规的切实保障。我们国家应全面制定与长期护理保险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开展城镇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充分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促进长期护理保险健康发展。发展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应在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在其作用、地位、发展方式、发展标准等方面进行明确说明，并且加大重视和支持力度，为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完善我国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社会基本保险是不够的，还需要商业保险。保险公司开发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少不了基本长期护理保险的有效配合。这就要求商业保险公司在开发城镇老年长期护理保险产品时，明确城镇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作用、地位、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标准等，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自身优势，挖掘自身潜力，对长期护理及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四）完善护理机构及护理人员队伍

长期护理本身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在被照顾人家中或者护理机构中向其提供的服务，这种护理包括医疗服务、居家服务、社会服务、运送服务或者其他支持性的服务。长期护理方式的采取是决定长期护理保险能否提供保险金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此可知，我国发展长期护理保险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完善护理机构及护理人员队伍。而护理人员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和责任感直接影响到长期护理的质量。因此，只有专业的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才是社会所需要的。所以，完善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队伍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戴卫东.应对“未富先老”的可行选择[N].人民日报，2013，05.（6）：10.

[2]张华东.对我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开发的供需矛盾分析[N].经济日报，2010，01.（8）：11.

[3]申|.长期护理保险影响因素分析[N].光明日报，2009，07.（10）：10.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1篇5

[关键词]广西；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对策

[作者简介]刘丽萍，广西医科大学教授；刘桂瑛，广西医科大学教授，广西南宁530021；甘益凤，广西区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2；蒋琛娴，广西国际商务技术学院助教。广西南宁530007；李楠，广西区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185-07

十报告首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这是党中央针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提出针对性应对战略措施，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广西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

（一）广西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化的省区，规模大、程度高、速度快

1.广西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省份之一。按≥65岁超过7%为老龄化标准，广西65岁以上人口比例1995年为6.61%，1996年为7，06%，可认为广西是在1996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行列，比全国提前了一年[”。

2.广西老年人口规模大。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广西常驻人口中≥60岁人口有603.68万人，占广西总人口比重的13.11%，占全国≥60岁老年人的3.40%，排名12位。

3.广西人口老龄化程度历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2011年，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从7.1%增加到8.87%。同期。广西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从7.3%增加到9.83%，比全国平均老化程度还要高，2011年比全国高出0.73个百分点。

4.21世纪中叶广西将迎来人口和人口老龄化高峰。本项目组采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建立人口预测模型对广西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到2040年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4955.4万，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会达到1312.3万；从相对量上来看，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2040年达到26.5%，比2010年增加近一倍。详见表1。

（二）广西是我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按360岁为老年人标准，老年人在内蒙古占11.48%，在占7.67%，在宁夏占9.67%和新疆占9.66%，而广西占13.12%，是我国老化最严重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三）广西人口老龄化分布不均衡

1.人口老龄化西北部重于东南部。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广西各市资料数据。制成≥60人口年龄比重分布情况图，发现14个市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老年人占人口总量在11.2%。14.8%之间，且西北部地区老化严重于东南部地区，说明北部湾战略使钦州、防城港、北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与崛起，初步影响劳动力人口向北部湾迁移，暂缓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但更加重了西北部老龄化的程度。

2.人口老龄化农村重于城市。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务工，遗留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西城市、镇和农村60岁以上老人人口比重分别是10.3%、11.2%和14.5%，农村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镇。而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口流出，农村和城市的老龄化程度还将进一步加剧，农村家庭养老资源的大量流失和农村家庭养老资源供给能力的下降，从而最终使得农村养老资源供求矛盾和养老困境逐渐凸显。

（四）人口结构高龄化趋势迅猛

自1953年至2000年广西低龄、中龄和高龄老年人均随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增长，2000年至2010年低龄和中龄老年人有一个明显回落，但高龄老人增长势头依然迅猛。2010年同1953年相比，60～69岁老人从147.27万人增至344.64万人，增长了1.34倍；70-79岁老人从139.21万人增至218.66万人，增长了0.57倍，≥80岁老人从8.06万人增至62.60万人，增长了6.77倍，高龄老人增长速度是低龄老人的5倍。

（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内部老化明显

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指15-59岁年龄人口，其中，15～29岁为年轻劳动力人口，30-44岁为中年劳动力人口，45-59岁为老年劳动力人口。通过建立广西人口劳动力内部结构发展趋势预测显示（见表2）：

1.广西劳动力人口总量进入下降通道。广西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10年达到最大值2999.8万，约占总人口比重的65.2%；其后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到2025年下降到2856.3万人，比重为58.7%少于60%，劳动力由结构性短缺—区域性短缺—数量性短缺，到2040年下降到2542.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51.3%，全面劳动力紧缺，工资将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企业竞争力，它会对未来经济发展。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2.广西劳动力结构内部老化。预测年轻劳动力人口比重从2015年先呈下降趋势，由2015年的34.8%下降到2025年的25.0%，然后缓慢上升至2040年的28.8%：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29.2%一路上升到2040年的44.0%；由于高龄劳动力的流动性差，重新培训的费用高、难度大，很难适应产业调整的需要，从而会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劳动生产率下降，进而影响社会总产出和经济发展。

（六）劳动力输出大省与养老返乡现象

1.广西是劳动力输出大省。据2007-2011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广西人口流向变化。年末常住人口与年末总人口之差从133万人增加到554万人，输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加剧了广西人口的老龄化。

2.发达省市变相盘剥落后地区养老保障。农民工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医疗制度等制度壁垒使得外出打工者只能实行“钟摆式”流动，而很少能在城市定居，家庭承包的土地往往成为他们老年后回家的最后保障。尤其是部分农民工在外省工作是经常更换工作场所，扣了数年养老保险，返乡时仅退回个人缴纳保费部分。结果是广西为发达省市提供初级劳动力和输出中高端人才，缴纳养老保险，最后广西还要为大量的初级劳动力返乡养老买单，实际上是发达省市变相盘剥落后地区，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不公平。

（七）广西人口老龄化属典型“贫困+老龄化”特征

广西人均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广西、上海和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广西人均GDP18348元，是全国人均GDP的52.4%，排名26位，是广东的38.5%，是上海的19.6%：广西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有14439元，为全国平均值的55.3%，为广东的36.9%，为上海的17.9%。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人均GNI对各经济体进行划分标准，低收入经济体为1，005美元或以下者：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在1，006-3，975美元之间。故广西属下中等收入地区，广西农村属于低收入经济体，在“贫困化+高抚养比”特征下进入快速老龄化，较难应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

二、人口老龄化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及广西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基本国（区）情，将对我国及广西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

（一）老龄化对广西加快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哈德罗经济增长理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激励，反之则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劳动力人口严重老化，社会劳动生产率将降低，广西经济快速发展态势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1，对GDP的影响。人口老龄化通过改变抚养比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条件不变。总抚养比上升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0.115个百分点。广西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为20.10%，预计到2022年、2030年和2040年。广西老年抚养比将分别达到28.22%、41.88%和51.63%，仅仅考虑此一项因素广西经济增长速度比2010年将分别放慢0.93%、2.50%和3.63%。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快速增长给GDP的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

2.对财政收入和社会保障收支的影响。一是财政负担十分沉重。据统计，2003-2007年广西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达到513亿元。年均增支达18%左右，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专项补助达63.92亿元。二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大。入不敷出程度严重。根据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厅提供的资料反映，2009年广西当期（年）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总额为128.26亿元，基金支出总额为147.38亿元，当期基金缺口19.12亿元。三是离退休金、养老金支出增加。2000年到2008年，广西离退休职工数由76.53万人增长到146.55万人，年均增长了8.46%；与此同时，养老金支出（离休、退休、退职费用总额）由42.34亿元增加到207.6亿元，年均增长21.99%（未考虑物价因素）。四是医疗保障费用增加。据统计广西老年医疗保障费用从2008年的20.28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8，75亿元，增长41.73%。广西老年人口正处在上升通道中，预计到2040年，我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312.6万，届时政府、企业和纳税人需要支付的退休金、养老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等费用相应增加达到峰值。

3.对国民收入的影响。2010年人口普查广西有80岁及以上老人82871人，绝对人数在全国排名十位；占广西人口比重1.9%，按比重在全国排名第八位。广西100岁及以上老人349人，即8人/10万人，在全国排名第二，是全国闻名的长寿之乡。高龄老人持续高速增加将推高退休金和医疗保健费用，迫使将国民收入中用于养老、护理、医疗等非生产性消费大幅上升。消费比重升高，社会积累基金比重会相对减少，同时老年人口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总量也增加，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导致用于发展的公共投资比例减少，从而会限制社会扩大再生产，导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可持续性。

（二）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随着劳动力逐年减少，老年劳动力比例逐步上升，要求广西经济结构中的技术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体的方向转化，从劳动集约型转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从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高投入到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科学合理配置、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此外，为满足变化着的老年消费需求，产业结构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一些与老年人需求密切相关的产业，如老龄用品产业、老年医疗康复保健业、养老服务业、老年保险业、老年法律服务业及老年旅游娱乐业将会得到发展。

（三）老龄化对广西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广西2011年人均GDP在全国排名26位。形成了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给农村造成了家庭养老模式条件的明显缺失。尤其是大石山区的青壮年基本都在外务工，由于贫困和交通条件差，养老和医疗服务无法覆盖，老年人的发病率、残疾率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均高于广西平均水平，成为影响广西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难以落实，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工作不稳定最终只能选择放弃，养老保险动不动归零的现象并不少见，增加了广西应对养老保障的负担。

（四）老龄化对广西政治发展带来的影响

1.老龄群体已经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侵蚀的重点。远到，近到现在的各种国外宗教纷纷在国内发展成员，老龄群体是重中之重。目前，基督教已经深入到广西的各个角落，不仅在城市有大量的离退休人员已经成为基督教教徒。而且在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农村也有大量的老年人已经成为基督教教徒，这种态势还在不断地发展，潜在影响广西的政治稳定。

2.老龄化加速广西养老及老龄事业法制化建设。虽然199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总的来说有关老年保障的法律建设还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很多涉老问题的纠纷处理和老年人的保障问题上缺乏专项的法律和法律依据，矛盾几乎唤老年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五）老龄化对广西文化、教育和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

1.老龄化有利于广西加快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思想、新理论、新知识、新事物不断涌现。老龄人是社会的重要成员，也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行不断学习，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文化成果。而长期以来，老年教育相对滞后，设施落后、匮乏，极不适应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这就要求由被动适应到主动策划老龄教育工作、老龄文化和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

2.老龄化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中国城市对老龄人的管理服务基本上是政府包办，由企业、单位独自进行管理，农村则以家庭保障为主。其结果造成：一是由于所出生的地点不同，所在的单位、条件不一样，因而所享受的管理服务有差别，管理水平不平衡，老龄人所享受的服务不均等，同时也造成社会管理服务资源的巨大浪费。二是公务员、行政事业单位目前尚未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全部的保障由财政负责，其他国民对此不满的指责声越来越大。三是家庭养老模式迅速瓦解，好的机构养老供不应求，而老年人多数拒绝机构养老，而且广西社区养老护理体制迟迟培育不成熟。因此，培养老龄化管理人才，科学策划养老规划、制定多元化养老体制，提高居家养老服务管理水平，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性的难题。

三、广西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对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定和采取合理有效的战略对策措施，及早调整好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趋利避害，使人口老龄化对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降到最小，在人口老龄化中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一）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必须认识到广西人口老龄化严峻性、重要性及紧迫性，必须认识到养老的内容、方式、途径与质量都发生了深刻改变，城镇化、少子化、自由生活等使“养儿防老”越来越不现实，人口老龄化问题既是重大的现实民生问题。也是攸关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富民强桂，实现又快又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是抚养负担过重的问题。也是促进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发展及助推养老保障安全体制建立的机遇。

（二）副省级领导分管，部门共同策划实施

应对老龄化和发展老龄事业涉及党、政、军、群诸多方面，建议省政府副职之一专门分管负责，加强策划、实施力度，努力形成党政领导高度重视、老龄委协调有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老龄工作推进机制，确保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积极部署广西老龄化长远战略规划

广西人口政策的制定，不仅是遵照《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更加需要摸清广西人口区情，实事求是，兼顾当前，放眼长远，预见未来，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制定广西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长期政策和长远规划。包括促进多元化的老龄事业投资规划、老年服务设施建设规划、老年福利政策以及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计划。才能科学地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影响。

（四）建立多元的养老资金筹措和运行机制

多元化养老需要多元化筹资，才能扩大养老安置体系的覆盖面，提升养老辅助服务体系的质量以及养老保险的社会支撑能力。十提出“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广西首先逐步实现社会养老参保全覆盖，积极征缴社会养老保障金，并逐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其次鼓励商业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为重要补充，鼓励非营利组织的加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动员社会广泛参与，发扬亲友、邻里之间互助互济的优良传统，增强社区自筹、机构投资和社会捐助，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即个人和家庭、企业、社区及政府责任共担的运行机制。

1.财政投入养老制度化。政府在倡导、规划、投入、实施养老各种模式占据比例时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应将养老服务资会列入财政预算。并建立与财政增长相统一的投入机制，政府资助保底，并按一定比例提取老龄事业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集中用于老年服务设施、人才培训、科学研究等资金补助。

2.积极争取国家更多支持。广西作为我国唯一既沿海又沿边、老龄化最严重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大批青壮年劳动人口常年外出客观上为东部及发达省区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有鉴于此，广西政府应积极争取国家把广西作为落后地区应对老龄化社会建设及养老服务业发展实验区，在人口发展特殊政策、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大石山区农村生态教育移民、城乡养老保障体制创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与养老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重点对广西给予倾斜政策及资金支持，帮助广西实现人口老龄化下经济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

（五）把老龄产业作为新兴战略产业全力发展

十号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政府应该在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市场发展走向的基础上，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咨询信息，让企业认识到老年市场确实是一个值得投入的市场。老龄产业主要有以下几个领域：一是卫生保健产品行业。如老年专科医院、老年护理院、生产特定药品、检查诊断器械、治疗康复器械、延缓衰老的保健品等：二是养老服务业，主要是老年大学、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养老护理、托老所、临终关怀、法律援助、美容健身娱乐等；三是日常用品制造业，如老年服装、老年特殊用具、老人交通工具等；四是金融业，如人寿保险业、健康保险业、银行收付业务；五是养生餐饮业和保健旅游业；六是房地产业。兴建养老院，采用更适合老年人居住的住宅区规划和家庭住宅内部设计等；七是咨询服务业，如老年人才市场、就业指导、婚姻介绍、心理咨询等。广西有关部门应把发展老龄产业作为扩大内需、加快广西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产业来发展，不断发展壮大广西老龄产业经济，打造出又一个千亿元产业。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有基础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六）加强老龄问题学习研究，统筹处理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

广西在“贫困化+高抚养比”特征下进入快速老龄化，应对这样的挑战，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广西要紧紧依靠中央的智慧和布局，各级政府相关人员应该主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管理经验教训，老年科学研究机构与大学专家。必须深入实际进行广泛调查。加强对老龄社会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要把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作为广西及我国重大宏观战略课题进行攻关研究，加强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基础理论和应用工作的研究，加强对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跟踪监控研究，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提出对策和意见，为政府制定决策、解决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事业沿着健康方向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七）加快完善应对老龄化社会建设的政策法规

1.推动实行总量控制与缓解老龄化结合的人口政策。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完善人口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压力，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2.推动建立与完善老年人权益及养老法规体系。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涉及老年人的法律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每一项社会保障计划都有相应的法律支持，法律是社会保障的保障。应尽快制定老人福利法、老年保险法、老年保健法，社会救济法、社区服务法、老年人住宅法和老年福利法以及老龄产业、老年设施、老年人才聘用规定等相关老年法规及政策条文等。广西应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养老保障网之内。建设养老金转移接续制度。

3.建立完善扶持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广西制定老年产业发展规划。实行老龄产业鼓励扶持政策，完善老年服务业发展管理体制，设立老龄产业和老龄服务业发展基金加以扶持发展，通过财政投入支持以及工商、税收、信贷、土地、科技、人才、营销和流通等方面政策支持。

（八）加快推进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体系建设

推广实行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中心、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新模式。要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同时，大力推广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努力完善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普遍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养老服务机构，逐步构建形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老年生活照料、老年医疗保健、老年救济、老年精神生活和老年法律服务等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体系。建立社区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建设完善社区医疗保健站、托老所、养老院、护理院、照料中心、文化活动中心、老年大学等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网络，以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并使社区养老服务逐步走向信息化、社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问题；策略

0引言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执行和人们生育意识的转变，加上现代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总数和生育率在不断下降，人均寿命却在不断延长，人口年龄结构悄然发生变化。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按照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来衡量，已经初步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201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到8.87%，而2012年上升到12.5%，已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了巨大不良影响。因此，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湖南省老年人口达955.59万人，比重为14.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2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八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排名有不断靠前的趋势。因此，目前湖南省正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对湖南省社会经济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一个急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1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影响社会的向前发展。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较快。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湖南省老年人口为708.93万人，而2010年达到955.79万人，增长了34.8%，远高于湖南省总人口的3.8%的增长比例，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加剧。

第二，高龄老人比重增加。2010年，湖南省高龄（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3.07万人，与2000年的60.87万人相比，增加了52.2万人，增长了85.76%，高龄老人的比重（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例）达11.8%，比2000年上升了3.22个百分点。高龄老人增长加快，比重上升，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健康理念转变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结果。

第三，独居老人增多。从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2000年，湖南省单身老人独居或一对老年夫妇独居家庭为108.3万户，占60岁及以上老人家庭户的20.8%，而2010年，则上升为126.18万户和26.16%，增加了5.36个百分点。

2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表现

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缓慢的、逐步到来的人口老龄化，我国由于人口控制政策而造成的突至而来的人口老龄化浪潮，对国家及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

第一，加重了年轻人负担。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实施，现在的家庭结构普遍为"421"模式，即一对夫妇要赡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小孩。年轻人既要完成日常的工作，又要照顾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加上现在生活成本的不断增加和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赡养老人需要更多精力、财力和人力的投入，使得年轻人背负很大的负担。

第二，加重社会负担。老年人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理应在年迈之际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爱护，以确保老年人健康、快乐地安享晚年，但是针对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并没有满足人口老龄化的要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退休人员快速增加，需要由社会赡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退休费、福利费随之增加，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再是，老年人年事已高，器官功能衰竭，身体素质较差，需要一般普通人群的3.5倍的医疗卫生资源来确保身体的健康，这使得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巨大的压力。

第三，影响劳动力结构。人口的老龄化，造成劳动力从业人员平均年龄提高，也进一步激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用工荒"现象，都预示着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已经逐渐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

第四，影响产业结构，制约产业升级。老年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行为与其他年龄段有明显的不同，有其自身需求和消费特点。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现有的产业结构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要，必然会带来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将对劳动力从业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但高龄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大、体能和记忆力的衰减，在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技术、采用新工艺方面比较缓慢，从而延缓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3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研究

从湖南省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增长情况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会持续加快，影响继续加重，政府和全社会必须清楚认识，认真对待。通过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社会问题。

第一，改革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根本成因，一是生育率的降低，二是人均寿命的延长。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只能考虑如何改革和完善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回归至正常更替水平，以保证人口的增减平衡。目前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想生的不能生，可以生的不想生"，所以政府应该对具有生育意愿的家庭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是否对其在一定程度上放开生育政策，来提高总体生育率。

第二，改革退休制度。现行的退休制度，以年龄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到点"退休，然后把老人推向社会，无疑增加了社会的负担。而随着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许多老人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依然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很高的工作热情，所以应该改革和完善现行退休制度，规定各企事业单位依据每个到法定退休年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和个人意愿，让老人自行决定是否延期退休。这即可缓解社会的负担，也可降低企业的成本，还可增加老人的收入。

第三，改革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目前的养老社保制度存在"广、低、异"的特点，即覆盖面比较广，农村老人也可享受社保；但总体水平较低，难以满足正常开支需要；再是差异较大，如农村和城市的养老金额和医保报销水平存在很大的不同。所以，在改革和完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上，一是政府要有意识的减小或消除差异；二是加大投入的力度，同时应扩大养老保险经费来源，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三是在保障老年人基本医疗的基础上，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发展补充医疗保险，推进社会医疗救助工作和慈善助医工作。

第四，加快养老服务产业建设，培养养老服务产业人才。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更多老人回归社会时，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式，建设养老院、老年公寓、老年医疗保健护理中心、老年文化娱乐中心等服务产业，以满足老人生活、娱乐、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保证老人的身心健康。而养老服务产业的良性、持续发展，严重依赖有志于养老服务产业的人才，所以，应该加快养老服务产业人才的培养，以满足产业的需求。

4总结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如何妥善处理好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保证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社会对老人的关爱，是社会道德的人性体现。

参考文献：

[1]李晶.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1）：17-26.

[2]陈雄.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法理思考-以湖南为主要考察对象[J].法治湖南与区域治理研究，2012，8（3）：345-356.

[3]杨博维，薛晓.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思考与对策[J].天府新论，2013（1）：77-81.

[4]穆光宗，张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其战略应对[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5）：29-36.

[5]华，苏昌贵.基于六普数据的湖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13，33（1）：21-26.

[6]闫晓慧.中国养老产业现状、发展趋势与投资机会研究[D].厦门大学，2008.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篇7

卫生条件的改善、医疗技术的推广、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保健意识的增强,大大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使人类寿命普遍延长。这一进步被视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社会发展成果之一。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从19501955年的46.6岁提高到20052010年的67.6岁。其中,发达国家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66岁提高到77岁,延长了11年;而发展中国家则从41岁提高到66岁,延长了25年。中国在这方面的变化尤其显著,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还不足40岁,而2009年这一数字已跃升至73岁,并预计在20452050年达到80岁。

在人类寿命普遍延长的同时,人们的生育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口快速增长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水平依次开始下降,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已从19651970年期间平均每名妇女生育5.0个子女下降到20052010年期间平均每名妇女生育2.6个子女。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生育转变有效降低了人口爆炸的危险,尽管世界人口总量仍在持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减缓,20052010年间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1%。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在中国更为突出,自19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显著下降,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目前的1.61.7左右。中国人口的膨胀性增长得到有效抑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目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仅为0.5%。计划生育政策和项目的实施无疑是中国生育率下降最为关键的推动力之一,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家庭规模的缩小、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生育率的下降发挥着作用。

人口增长模式的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老龄化进程,人类社会开始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作为一种必须面对的客观趋势,人口的老龄化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概莫能外,差别只是出现的早晚和进程的快慢。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即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标志)的国家和地区已有77个,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可能增长到165个。不仅如此,全球的老年人口每年正以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时期的整体人口增长率,而且超出其他各年龄组的增长速度。

就中国而言,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的数据,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在2000年首次突破10%,(11)并在2009年达到12.5%。截至2008年,在中国的33个省市区(包括香港、澳门,不包括台湾地区)中,除了西藏(9.68%)、青海(9.85%)和宁夏(9.47%)之外,其他30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均超过了10%,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老年人口已经占户籍人口的22.5%以上。从长远看来,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未来的40年间将持续快速增长,并预计在20502055年达到峰值,即使以后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有所放慢,但总的趋势是2100年时中国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将维持在34%的水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乃至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总体上是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现象将在整个21世纪持续存在。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医学及生命科学可望获得新的突破,进一步延长人类寿命的可能性将会不断增大,而回复到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和大家庭模式的概率微乎其微,至少现在还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会再次年轻。

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它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现代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口老龄化绝不是一种短期现象,无论今天或是未来,每个人都注定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那种年轻的社会已经一去而不返。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正视人口老龄化并适应人口老龄化,对这一社会基本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使人类社会在老龄化的前提下继续健康、协调地运行和发展。然而遗憾的是,今天仍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并将其视为沉重的负担。许多研究也都是在传统的逻辑框架内探讨防止或延缓老龄化的种种途径,这其实是用20世纪的思路和方法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难以真正解决问题。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影响

作为今后人类社会的常态,人口老龄化从本质上讲并没有好坏之分。但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下,人们仍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学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从而使得老龄化在今天仍然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挑战,并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税收、投资与消费、社会福利体系、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等形成冲击;在社会层面,人口老龄化将对卫生与医疗保健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并影响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等;在文化与政治上,老龄化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政治力量格局。在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以及敬老尊老的传统道德行为准则等因素,还不同程度地放大了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制形成压力

社会保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保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不仅直接关系老年人(特别是贫困老年人)的基本生存状况,其运作与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还会直接影响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持续变化,中国大陆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关系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口赡养比正在不断提高,中国现收现付式的养老金制度面临极大压力。从20062008年,中国的养老金支出从4897亿元升至739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2.84%,这部分是由于领取养老金人口数量的增长,部分可归因于个人养老金的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01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累计将达9.15万亿元,这势必给国家财政带来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仍显狭窄。至2010年6月,中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45亿人,比2007年增加4300多万人,尽管已覆盖总人口的18%左右,却仍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的最低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还使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类社会保障福利远未能覆盖到农村地区。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大部分拨付给了城市居民,用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公共支出非常有限,自2009年开始试点的新农保尽管进展很快,至今也只覆盖了不到6000万人。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城乡人口迁移流动的持续,中国农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于城镇将更加突出,特别是在西部和贫困地区。

不仅如此,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相对滞后,以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也对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新的要求。仅养老机构的床位数量一项,便难以满足当前老年人群体的服务需求。截至2008年底,中国各类养老机构共有42040个,床位235.5万张,仅占全国老年人口数量的1.4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7%的水平,也未达到一般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罗马尼亚)的2%3%的水平。在这些已有的养老机构中,救助型的农村敬老院的比例虽然达到了77.84%,但它们大多年久失修,平均床位数仅有30张、有的甚至不足10张,远未能有效缓解农村老年人群的照料问题。探索解决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人口老龄化对于能否以及如何建立城乡统筹、形式多样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制度、增加公共医疗服务资源供给,以及合理控制公共养老金的规模和公共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都将是严峻的考验。

(二)人口老龄化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

贝克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突发事件频发、公共安全危机的破坏性不断扩大的风险社会(risksociety)之中。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当今世界的这一特征,全球化更使得有些风险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现代风险和传统风险的影响,其公共安全问题不断显现,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而由初显逐渐发展为凸显,快速的老龄化在无形中加剧了高速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压力。因此,中国的公共安全,特别是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安全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首先,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仍是中国当前的阶段性特征。这种快速的老龄化与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是老龄化社会的社会风险得以积聚、发展的直接原因。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逐渐加深加快的人口老龄化很可能使其落后的经济难以为继,从而在带来严重的地方财政危机的同时,引发公共安全危机。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CenterforStrategicInternationalStudies)在2008年与2009年相继题为《大国的银发》和《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长征》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老年抚养比的峰值,由此产生的财政负担会让年轻一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并构成社会的不稳定力量。

其次,老龄化所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国家职能、政党制度、政治环境的稳定等重要政治结构产生影响,并不可避免地使不同年龄群体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老年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必然在中国形成一个重要的压力群体,会成为政党或不同政治力量所争取的对象。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未来老年人的参政意识将会不断增强,这使得老年政治团体的形成成为可能,进而对不同年龄群体间的政治力量格局进行重新划分。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从代际冲突的角度来看,政府完全有可能为了维护当代人,特别是当代老年人群体的利益,而不得不以牺牲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潜力为代价来求得政治上的稳定,这自然会给未来的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埋下隐患。

此外,全球化、城市化、世界性的资源紧张等社会与经济趋势也都不同程度地放大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集聚,在缓解城市年轻劳动力短缺并为解决城市养老服务提供充足人力资源的同时,势必造成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据统计,2008年中国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4.49%,高于同期的城镇老龄化程度。农村老年人本已面临低收入、少社保的窘境,又遭遇严重的空巢问题。同时,那些农村迁城的劳动适龄人口却因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而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资格或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从而在原有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出现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不难想象,这些积蓄的问题一旦爆发,将会对公共安全产生极大的冲击。

(三)人口老龄化对文化传统造成冲击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按照人际关系和血缘关系而非地域原则进行统治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孕育出浓重的尊老成分,即所谓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在传统社会中,这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和制度性特征,它不仅规范人们的行为,还主导了中国的主流社会价值。孝文化直接参与塑造中国人家的观念,使亲子关系成为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而不同于欧美国家的以夫妇关系为家庭轴心。亦因此,赡养父母对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职责,是自己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延期回报,由此而发展出的中国家庭养老文化绵延千载。然而,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传统的养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层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大量的个案研究与社会调查表明,老年人在家庭中权威的减弱似乎并未导致中国现代家庭养老方式的重大变化,无论是住在一起还是分开居住,中国的老年人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保持着频繁的交互关系。但中国传统孝文化与崇老文化的衰退,使得以亲子关系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关系不得不用血泪来丝丝切断,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浮现出越来越广泛的等价交换关系。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如早年的教育投资、经济援助,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务等家庭服务)同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人口老龄化促使中国的家庭养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为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随意性。

此外,在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并进的复杂背景下,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传统大家庭已不复存在,家庭功能不断弱化,提供给家庭成员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支持和资源也逐渐减少,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被迫实现社会化,这种过程在中国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深刻和迅速。以孝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能调节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转移与分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却无能为力。

伴随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用于老年照料等方面的家庭资源与社会资源都变得相对稀缺,已经社会化了的代际关系可能会更多地表现为冲突而不是认同。目前中国的不同社会群体对老年人的主观评价以及他们对老年人生存现状的客观评价,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视(ageism)倾向。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使中国人对老年人的社会认知迅速地由伦理本位转向为道德本位,而道德的约束力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值得怀疑,以至于探望老人这一基本的家庭代际交往都必须通过法律来加以规范,一些无视老年人需求、虐待老人的现象更时有发生。这种代际之间的断裂性或不连续性,已使得代际矛盾和冲突成为一种骤生的社会现实而凸显。

以上我们仅从三个方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事实上这些影响已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面。尽管人口老龄化首先是一种人口现象,但其并不外在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也不是一种与全球化、城市化、家庭核心化、贫富两级分化等无关的问题,它正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及趋势联系在一起,并在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需要统筹各种不同系统的作用以形成合力,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组织和运行进行再设计。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年龄结构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结构形式,更是其他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的基础。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必然要求对基于社会结构的相关制度或政策做出相应调整。由于人们的观念转变和社会形态的演变都需要过程,使得这种调整往往滞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而更多地源于人类社会对这种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换言之,现有的社会制度或政策体系不能满足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求,这使得公共政策调节成为应对老龄化的必要手段。

尽管至今也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这丝毫不影响公共政策对于减轻个体的痛苦或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发挥的巨大功用。从本质上讲,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公共需求的应对,其产生与发展体现了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社会的主流价值,并总是依赖于当前的社会现实与条件,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在,人口老龄化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现实,它将作为一种社会常态而长期存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公共政策将不得不面对这一变迁并做出反应,以使我们的社会尽快适应它。

从现有的相关公共政策研究来看,单单针对人口老龄化或者它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证和建议的研究取向相当普遍,但它们经常忽视与之密切相连的其他问题或者同一问题的其他方面,有着明显的工具理性特征,难以反映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不足以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冲击。

(一)仅仅调整人口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人口现象,它是人口转变模式变动的必然结果。由于人口政策的实施在规范中国人口生育行为乃至推动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将应对老龄化的希望寄托于人口政策的改革与完善。现行人口生育政策已在中国实施30多年,并实现了政策制定之初的人口目标,而与此同时,该政策的继续实施对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或风险却正在不断集聚,亟需根据现有人口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并加以完善,以逐渐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并借此延缓老龄化的速度,为未来世代赢得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时间。然而,正如本文已经论述过的,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寿命延长与生育水平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进程不可能因生育政策的调整而得到根本性逆转。人们可能更需要做的是适应这一人口变化趋势,通过调整或重构制度安排和整合公共政策来协调这种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政策体系之间的矛盾。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大多以青年型或成年型社会为基础;而现在,我们却必须考虑到老年型社会。因为在不久的未来,这个社会三分之一的人都将超过60岁。

(二)仅仅调整对老年人的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老龄化问题常常被看作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即如何为老年人提供经济赡养和公共服务的问题。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老龄化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形式,便不难理解仅仅调整对老年人的公共政策无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众多挑战。事实上,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是一个相互关联、彼此重叠的过程,只有将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够夯实老龄化政策设计的基础。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990年和2002年相继将健康老龄化(HealthyAging)和积极老龄化(ActiveAging)作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性目标。健康老龄化侧重成长的延续性,强调晚年的生活能力取决于早年生活的积累;积极老龄化则重视参与,它使老龄化问题不再局限于老年人,而成为全民参与的主题。这些目标显然无法通过仅仅关注老年人的社会政策来实现。老年人的健康和医疗保健支出问题往往可以通过对年轻人的健康投资和全社会生活、行为方式的转变来改善;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也需要通过提高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推动老年劳动力的经济参与来缓解。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潜在可塑性,不同年龄的群体在生存和发展中必须通过不断选择和相互补偿来推进社会的现实性发展。

(三)仅仅调整某一部门的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大量实践表明,以某一部门为基础制定的公共政策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有其他部门的配合与支持,才能够达到该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人的需要是通过多种渠道或系统来满足的,公共政策要想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促进和协调各种不同系统共同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某一项目、某一部门或某一社会系统来承担责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影响,只有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才能形成一个促进不同社会系统共同发挥作用的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框架体系。

需要指出,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并不是简单的化零为整,而是要使不同的社会系统及其相关政策之间能够真正协同起来。但在现实中,由于缺乏整合,出现政策冲突或政策衍生问题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根据中国的国情与发展现状,家庭养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多支柱养老模式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尽管政府部门也在采取措施帮助家庭提高其参与养老服务的能力和积极性,但从整体上讲,近年来的不少政策却有意或无意地加速了中国家庭居住模式的核心化,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收入所得税制度、为控制房价增长过快而出台的住房新政等均属此列。又如: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现有医疗卫生体系形成巨大压力,除了卫生部门自身的改革之外,更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来改变传统的医疗卫生模式。然而,我们现有的医学教育体系(包括教学内容)却远没有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做出积极的回应,我们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也未能相应进行有效的调整,因而常常困扰于缺乏必要的资源不能为老年人口提供服务。

不难看出,尽管人口老龄化首先表现为一个人口问题,但却难以仅从人口因素入手进行直接调控。实际上,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人口问题,人口因素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成为问题(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个特例),只有将其放在具体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背景下才表现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所谓的老龄化问题其实源于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阻碍了我们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来应对其所带来的挑战,它反映出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社会架构及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不适应,而不适应的程度则反映为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老龄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与各种社会要素不断地相互作用,并由此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局部的、静态的政策问题,我们更应该从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的战略角度来重新思考我们目前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而实施和运作的公共政策体系。

四、以统筹和发展的思路重构涉老政策体系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政府为之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中共中央更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要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方针,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48)全社会形成的一个共识也是希望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然而,社会保障的实质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尽管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在这一前提下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因而需要在发展的基础上重构公共政策体系,从而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而进行必要的统筹。

(一)重塑涉老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

统筹即是要统一筹划,既要进行空间意义上的统筹,也要进行时间意义上的统筹。在为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而进行公共政策体系重构时,新的政策体系应至少在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两个维度上体现统筹的理念,以提高政策的瞄准水平和收益水平。

1.从社会整合的维度上来讲,公共政策应当统筹人口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口老龄化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有着密切联系,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但在结构上相关联,而且在各自功能的发挥上也相关联。因此,公共政策要想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从目前以部门政策为主而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涉老政策及项目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仅要统筹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还要统筹与其他部门和系统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反映了整个公共政策体系的内在契合程度。

2.从长期发展的维度上来讲,公共政策应当统筹短期目标与中长期发展战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巨大惯性决定了相关的公共政策不应只是一种应急策略,而是与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否协调的问题。尤其中国所面临的是在经济欠发达、就业不充分和社会保障未完善情况下出现的老龄化问题,因而必须寻求能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内在整合的政策模式。通过这一模式将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问题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从而降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成本,这对于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期和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具体而言,联系中国的实际,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方面是在公共政策体系重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

其一,建立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整合并统一调度各类行政资源,管理、调控和实施有关涉老政策,这是重构中国涉老政策体系的首要保障。

其二,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协调老年人群体内部以及老年人与非老年人之间的关系,这是统筹机构的施政前提、也是中国老龄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其三,统筹解决中国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问题,将西方国家的经验与中国的现实及文化传统统一起来,将社会福利与家庭功能进行整合,这是中国老龄化政策的核心内容。

其四,统筹老龄化政策的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创造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同时,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以下对这些方面分别予以探讨。

(二)建立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

中国已经处于人口老龄化成为常态的社会情境之中,我国政府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包容性增长等执政理念和发展目标都要在这一前提下实施。因此,需要从国家长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制定统筹应对老龄化的战略规划,通过重构相关的公共政策体系而使中国社会尽快适应这种人口态势,并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然而,目前以部门为主导而形成的各种涉老的公共政策,对于应对短期内的一些具体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各政府部门主要是从各自的功能和职能定位出发,削弱了相关政策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大局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尤其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应对人口老龄化往往需要多个职能部门的协调,然而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但界限不明确的情况时有出现,易造成政策之间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近些年,虽然政府的老龄工作创造出一些新的服务管理模式,但由于体制的制约,仅仅依赖部门联动,许多基础性工作难以开展、源头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政府各部门的服务与管理难以形成合力。

因此,统筹应对人口老龄化应当首先寻求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突破,这是重构中国涉老政策体系的首要保障。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只有建立一个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或政府部门,从体制上整合人口计生、民政、公安、卫生、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和资源,为统筹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重要的体制、组织和资金保障,才能有效推动涉老政策体系的重构,并在科学的整体规划和设计下对相关政策进行统一的管理、调控与实施,从而为中国社会在老龄化的背景下继续健康、协调地运行和发展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

(三)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世界卫生组织于2002年在马德里向第二届世界老龄化大会提交了积极老龄化的书面建议书,强调人在一生中始终能发挥体力、社会、精神等方面的潜能,按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充分的保护与照料。与此同时,联合国也把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共享表明了社会的包容与平等,是所有人给所有人以机会,它包含着对老年人重新定位、让老年人有机会继续参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这些目标使老龄化战略的能动性增强,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路。

个体的老化是一种逐步的、因人而异的过程。尽管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急剧减弱,但却不会因为60岁或65岁的到来而立即消失。事实上,人的各项能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没有哪个年龄阶段群体的各项能力都高或都低,也没有哪项能力在人的毕生发展过程中一直上升或一直下降。不仅如此,老年个体之间、老年群体之间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也有着显著的异质性。今天的老年人口主体与过去的老年人口主体已经表现出许多完全不同的特征,而这种差异在未来将由于大量1950年代出生人群的加入而可能会变得更加显著,相关的公共政策设计应当对此有充分的考虑。换言之,公共政策对于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应当有着灵活的定位,而不是把他们一律视为需要被供养、被照顾、被救助的对象。当我们的公共政策不再机械地将老年人与被供养的人画上等号,人们自立自强的意识就可能会增强、不良的生活方式就可能会减少、平均健康水平就会提高,社会运行的成本才有可能降低,从而形成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良好环境。

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并没有致力于营造这种环境。例如,目前的就业体制就将老年人口排斥在正规的就业市场之外,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延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制度设计,而当时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尚不足50岁,今天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73岁,其中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延长得更多。与此同时,迈入老年也不再必然意味着衰退与病痛,老年人口中蕴含着巨大的、不断扩充的、可供开发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而我们现有的制度安排却限制了这些资源的发挥,并人为地加重了社会应对老龄化的负担。

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和现收现付制度所带来的养老金支出压力,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普遍采取了推迟劳动力退休年龄的措施。对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研究也表明,影响老龄人口实际退休年龄和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很多,依靠推迟刚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并不必然带来人们实际退休年龄的提高。我国近年来由于就业形势严峻,为减少名义下岗和失业数量,一些地方单位强制或鼓励职工提前退休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使得国内城市户籍人口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3岁左右。而在经济压力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老年人口退休后再就业的比例却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老年人口提供继续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将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尽管短期内对退休年龄进行刚性调节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但以政策的形式针对特定人群进行柔性调整不啻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办法,(54)并已在部分城市开始实施。

必须承认,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适合推迟退休,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途径也不仅仅包括就业。但不可否认的是,就业是人们参与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笔者建议,可以扩大公共政策中关于老年人就业的内涵,将老年人可以灵活就业的工作和某些无报酬社会劳动也包括进来。据调查,很多中国的老年人都愿意在原有岗位上多呆一段时间,甚至可以义务工作不收取任何报酬;而在那些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中,老年人的比例很高,而且相当活跃,他们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力。

对老年人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不仅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参与社会发展,也能使他们更好地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成果。参与与分享是老年人基本权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人得益于发展的权利,而我们今天的公共政策体系却没有能很好地保障老年人的这种权利。老年人绝不全是被供养的对象,他们不仅是消费者,而且同样是生产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公共政策所要做的,正是将这些角色统筹起来。

(四)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把家庭找回来

养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核心命题。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压力为众多研究者所关

注,由谁来承担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和保障风险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政策焦点之一。在现有条件下,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是必然的选择。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社会福利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必将成为主要的制度安排形式。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市场追求效率,那种经济发展自动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的现象并没有出现。福利国家虽由政府提供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却将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殆尽,并招致财政危机与代际冲突,把家庭找回来反而成了重要的制度安排。结合西方国家的教训和中国自己的经验与传统,尽管政府、市场等社会福利提供者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越来越大的养老责任,但任何社会养老政策都无法完全取代家庭在养老中的责任与功能。对于老人来说,通过家庭获得情感和心理上的满足可能是任何专业的社会服务都无法取代的;很多地区的实践也证明家庭养老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有效机制。缺少家庭责任的养老政策是残缺的政策,既不能使老年人获得完整的福利,还会造成社会和政府财政的过重负担。家庭曾经是中国社会最有价值的资产,它不仅决定其成员的生活质量,而且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人口变迁的复杂背景下,近30年来中国的家庭规模、结构和稳定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功能和承担传统责任的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大量独生子女家庭的存在对传统家庭养老制度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家庭在整个社会政策领域中甚至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概念,对家庭的公共政策研究也存在缺位。

事实上,赡养老人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需要动用很多资源的事情,这些资源的短缺是影响家庭发挥功能的重要因素。如果公共政策能够对这些资源需求予以承认,则不仅是从经济上对家庭责任的有效支持,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可以考虑的相关政策包括:实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税收政策,尤其要将不同类型家庭的养老成本与养老需求考虑在内;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基本养老服务投资,在强化社区服务功能的过程中降低家庭养老成本、支持家庭承担责任;将家庭成员承担老人长期护理的成本纳入社会保险的范畴等等。在公共政策领域,重新分析家庭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福利的补充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安排政府、市场与家庭在养老政策中的福利搭配和责任分担,进而统筹它们的作用以形成合力,是新形势下中国养老制度安排的关键之一。

另外,为了应对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长期不可逆性和2030年后到来的老龄化高峰,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应当是最重要的政策安排之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成为其关键所在。这无疑涉及教育、卫生以及就业等政策的方方面面,而良好的家庭功能却是形成和发展人力资本的首要环境。不仅如此,人力资本在新形势下的新内涵,如人的社会能力、精神品质等因素,又都与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养老等问题,还是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家庭都具有独特且重要的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在家庭核心化的趋势下强化家庭功能和家庭责任,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国家或社会原来承担的养老责任转移给家庭,而是扩展或延续家庭的功能,在政府、市场、社区等与家庭合作的框架下,统筹这些不同社会系统的作用。换一个角度来讲,国家与家庭对老年人的福利支持本就属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层面,他们之间不存在机械的替代关系。支持家庭,并在养老政策中强调政府、市场等系统与家庭的合作关系,不仅很好地诠释了统筹的内涵,而且使中国绵延千载的传统养老文化得以传承与进化。正如哈耶克所说,理想的社会制度将永远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到传统的制约。

(五)支持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的基本判断,也是进行公共政策模式选择的基本出发点,是任何公共政策必须紧扣发展的主题。尽管发展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但经济发展无疑是整个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也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在老龄化背景下继续健康文明地向前发展的有力保证。

1.制定适合老龄社会发展的产业规划

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必然改变整个国民需求结构,由此将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十分迫切。严格地讲,老龄产业并不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概念及其内涵,其划分依据并非产业结构本身,而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为满足老年人口对涉老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消弭老龄化社会的特定社会经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兼具公益性事业和专门性产业特征的新兴产业。老龄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而从涉老政策体系重构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制定适合老龄社会发展的产业规划应兼顾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在老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形成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的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政府在老龄产品与服务供给中的角色将发生根本转变,即由直接提供者(甚至曾经是唯一提供者)逐步转变为宏观管理者。由于相当一部分老龄产品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即有明显外部性的私人物品,如养老院等)的范畴,这一属性决定了政府在提供老龄产品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展老龄服务产业的过程中,公共政策应统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并根据产品和服务的不同属性来选择合适的运作模式。政府已经并应当继续发挥非盈利组织的优势,采用合适的政策工具(如民办官助、官办民营等优惠政策)鼓励并支持非盈利组织参与提供具有公共或准公共属性的老龄产品与服务。而在开发满足不同老年群体不同需求的产品时,企业也完全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获得合理的经济利益。IT等高新技术产业在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市场前景,适合老年人口居住的老年社区或老年公寓的开发将是房地产行业的重要发展领域,各种以老年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教育、旅游、休闲产品也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因而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下,通过有效的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鼓励实业界参与老龄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拉动内需、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

其二,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推动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发展。为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现实意义。年老只是每个人生命及事业的自然延续,老年人的需求、能力和潜力在整个生命期间都一直存在,不仅如此,老年人在知识、经验、社会关系等方面还具有独特的优势。公共政策应引导老年人进入适合其体力和脑力条件的行业,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开发合适的职业,并避免卷入同年轻劳动就业者的竞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高铁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为老年人口继续参与经济活动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应当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鼓励老年人口推迟退休,或在退休以后能够继续通过灵活就业和志愿者服务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优势。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转折,使得更好地利用老年劳动力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

需要指出,尽管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成本低,但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仍然需要对老年人(尤其是年轻的老年人)进行必要的教育投资。对教育的投资本就应当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年轻人通过有效的教育能够进一步提高其劳动生产力和创造能力,而中老年人也可以通过教育延缓衰老的进程,从而更长久地保持工作的能力。这不仅是学习型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发展成人力资本强国的重要举措,中国的全民教育体制也应当完全能够为此而进行必要的改革。

2.善用人口红利

近40年来,由中国政府所主导的人口转变,以生育水平在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为基本特征,却以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为主要人口学后果。这种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能够收获这种红利的时期则被称之为机会窗口。机会窗口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而其本身并不是红利,收获人口红利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这种人口红利的获得,但与此同时,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一种风险,即在尚未充分收获人口红利的同时,却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加速而导致的人口负债,这势必使中国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人口控制换来的长期效益大大缩水。

一般而言,收获人口红利不仅需要低负担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充足的年轻劳动力供给,而且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力就业水平。中国城乡和地区间人口转变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令这两类地区常常面临无法同时满足收获人口红利所需条件的困境,从而使得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在城乡和地区间依次推移,并主要以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作为桥梁来兑现人口红利。基于此,笔者认为,为了有效促进城乡、地区收获人口红利条件的形成,政府应当进一步鼓励有序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在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有序的人口流动将在国家这一层面上将人口发展机会和经济增长机会相结合,不仅可以延缓城市的老龄化进程,而且解决了城乡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为收获红利创造有利的环境,这将成为人口红利的中国特色之一。就具体的地区而言,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均可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

从长远来讲,讨论人口红利还不应避开人口负债问题。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前一代人的人口行为对当代人的利益给予,而人口负债却是当代人对未来几代人的利益透支。如果当代人仅仅享用人口红利却完全让未来的几代人承担人口负债,这是一种严重的代际不公平。笔者认为,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在涉老政策体系的设计中必须坚持的关键理念。对老年人口的经济与服务支持不应以增加年轻人口的负担或剥夺未来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不同世代的人口完全可以共同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也完全应当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当代人应当未雨绸缪地利用已收获的人口红利,为应对未来的人口负债而做好准备。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以及自然资源收入下降对养老金体系的挑战,北欧与中东的一些国家政府已经设立了专门的主权财富基金,以求在代际间更公平地分配财富,进而实现不同世代人口之间的代际和谐。结合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应该将已收获的人口红利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卫生和福利等直接关乎未来人口劳动生产率的部门。

在老龄化社会中,如果不考虑人口迁移的因素和劳动者年龄的界定,年轻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负面影响只能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平衡,即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平衡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因而不应将已收获的人口红利用于短期投资与消费,而是更多地投资于教育等领域,这就有可能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开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使未来相对较少的劳动人口创造出足以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的社会财富。

此外,学术界已开始讨论由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第二人口红利,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会因规避风险而产生新的储蓄动机,由此形成的储蓄来源可能会加速资本积累、加深经济的资本密集度,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但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第二人口红利仅仅存在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形成第二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形式进入市场。而在资本市场的财富再分配方式(资本积累、转移支付与贷款)中,只有资本积累才可以影响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因此,个人将一部分可支配的收入用于积累养老金从长远来说是有利的,而政府应当通过加快构建有效的养老金积累机制,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来创造收获第二人口红利的条件。中国与第二人口红利到底会不期而遇还是擦肩而过,不仅有待时间的检验,更需要政策与制度上的创造与发挥。

总而言之,善用人口红利,不仅包含充分收获这一红利的短期目标,还涉及将所收获的红利进行合理投资、以有效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将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相统筹,可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创造良好的环境。虽然笔者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不会那么快地关闭,但留给我们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准备时间毕竟不多了,因而亟需政策的创新和理念的改变。

五、结论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积极地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都不可能再回避它。相当多的研究将人口老龄化视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它们专注于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所带来的挑战而不是机遇。这些对于老龄化的忧虑与恐惧源于我们对老龄化社会知之甚少,传统的研究体系并不能帮助我们认清已发生巨变的现实,现行的评价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曲解了未来的趋势。事实上,那些被描绘出的可怕景象并不注定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在切实地解决目前老年人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一个老龄化的世界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与活力。当然,我们必须为此而对社会的组织和运行进行再设计,并制定更为智慧和高效的公共政策。

首先,应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基本特征。尽管在今天看来,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很多挑战,但这些挑战并不完全在于人口老龄化本身,而是人类社会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学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从本质上讲,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问题更多地源于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社会架构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矛盾,这使得现有的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求。应当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同更广泛意义上的发展结合起来,关于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制定需要被赋予更宽广的社会视野。创造有利于老年人口社会经济参与的制度环境与为老年人口提供良好的经济保障和社会服务同样是保障老年人口基本人权的重要方面。应当重新审视中国乃至全球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并为调和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给出一个统筹的公共政策框架。

其次,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它首先表现为一个人口现象,却不断和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各个领域相互作用,并对它们的发展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因此,仅仅调整人口政策或者对老年人的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公共政策进行局部调整或者刚性调节也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公共政策要想在这个系统中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统筹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促进和支持各种不同的系统共同发挥作用。

再次,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种短期现象,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具有巨大的惯性。尤其对于中国来说,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完全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的背景下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同步。因此,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其公共政策安排不只是一种应急策略,更重要的在于能否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互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讲,涉老的公共政策体系必须能够统筹短期目标与中长期发展战略,只有明确了中长期发展战略,公共政策在应对短期目标时,才可以分清它们的轻重缓急以及可以解决的程度,不会迷失在具体问题中,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此外,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具有鲜明的国家特征,涉老政策也不例外。尽管那些提前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为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前车之鉴,但国情的不同使我们无法生搬硬套它们的政策模式,何况这些国家正由于高福利与福利刚性等原因而陷入债务泥潭至今难以超拔。因此,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应该有效协调西方国家的经验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在强调中国国情与东方智慧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

历史一次次地证明,机遇往往与挑战共存。如果我们以一种全新的理念看待人口老龄化并以创新的思维来应对它,那么人口老龄化将更多地体现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机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过分担忧现代社会的养老成本,而是使社会各阶层行动起来,对老年人与老龄化社会从观念上重新进行认识,并以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事实上,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每个人都是老龄化社会的组成部分,研究老龄化问题其实就是在研究我们自己。中国政府于2004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又于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倡包容性增长,并继续强调社会和谐对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笔者认为,包容性增长与和谐社会一脉相承,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而包容的社会则首先应该成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再把老年人仅仅看作是领取退休金的人,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和受益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之道也就在于此。

注释

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PopulationDatabase),11Mar.2009,esa.un.org/unpp,6Jun.2010.

2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07年12月27日,cncaprc.gov.cn/info/1408.html,2010年6月6日;UN,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3AlanPiferandLydiaBronte,Introduction:SquaringthePyramid,inOurAgingSociety:ParadoxandPromise,AlanPiferandLydiaBronte,eds.,NewYork:W.W.Norton,1986,p.3.

4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5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UN,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6UNFPA,WorldDemographicTrends:ReportoftheSecretary-General(E/CN.9/2009/6),NewYork:UNDocumentationDatabase,2009,p.6.

7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8UN,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9DESAof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Aging:1950-2050,NewYork:UNPublications,2002,p.24.

10近期老年人口剧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二战以后婴儿潮时期超大出生人群逐渐进入老龄阶段所致。

1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12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13邬沧萍、王琳、苗瑞凤:《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14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5月19日,gov.cn/gzdt/2009-05/19/content_1319291.htm,stats.gov.cn,2011年2月26日。

15项怀诚:《中国养老体系面临考验,社会基金任重道远》,2005年10月24日,xhby.net/xhby/content/2005-10/24/content_995135.htm,2011年1月25日。

16尹蔚民:《展望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前景》,2010年8月23日,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23/c_12476236_2.htm,2011年1月25日。

17张恺悌、郭平、王海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的反思》,上海论坛:《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研讨会论文》,上海,2010年5月,第78页。

18UlrichBeck,RiskSociety:TowardsANewModernity,London:SagePublications,1992,pp.9-16.

19RichardJackson,KeisukeNakashimaandNeilHowe,ChinasLongMarchtoRetirementReform:TheGrayingoftheMiddleKingdomRevisited,Washington:CSISPublications,2009,pp.3,17.

20杜鹏、杨慧:《未富先老是现阶段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人口研究》2006年第6期;邬沧萍、何玲、孙慧峰:《未富先老命题提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人口研究》2007年第4期。

21RichardJacksonandNeilHowe,TheGrayingoftheGreatPowers:DemographyandGeopoliticsinthe21stCentury,Washington:CSISPublications,2008,pp.10-11;RichardJackson,KeisukeNakashimaandNeilHowe,ChinasLongMarchtoRetirementReform:TheGrayingoftheMiddleKingdomRevisited,p.7.

22党俊武:《如何理解老龄社会及其特点》,《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23姜向群:《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24Jean-PierreLaffargue,IsaPay-as-You-GoPensionSystemPoliticallyStable,ShanghaiForum:WorkshopforAgingSociety,Shanghai,May-2010,pp.1-19.

25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

26唐康芬、许改玲:《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分析》,《西北人口》2007年第2期。

27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28姚远:《老年人社会价值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文化思考》,《人口研究》1999年第5期。

29MartinKingWhyte,ContinuityandChangeinUrbanChineseFamilyLife,TheChinaJournal,2005,vol.53,pp.9-33.

30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

31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32姚远:《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人口研究》1998年第5期。

33吴帆、李建民:《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代际关系》,《学海》2010年第1期。

34吴帆:《认知、态度和社会环境:老年歧视的多维解构》,《人口研究》2008年第4期。

35周晓虹:《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社会》2008年第2期。

3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5、53、6871页。

37党俊武:《如何理解老龄社会及其特点》,《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38Thomas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11thedition,NY:PrenticeHall,p.1.

39健康老龄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87年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1990年9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四十届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地区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将其作为战略目标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则出现于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是时在马德里向第二届世界老龄化大会提交了以积极老龄化为题的书面建议书。

40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许多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初始危险,在童年早期甚至更早便出现了;而长寿的生活方式,及其身体、知识和情绪基础,也多是在青年和孩童时期建立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年轻时代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密切相关,因而降低老年人口医疗保健支出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以青少年人口为对象,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保健观念,有效推迟人体功能退化的起始点,减少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非健康的生命历程。

41目前一些大城市所面临的养老金缺口问题,需要更多地通过国有经济对保障基金进行补偿性投入而得到缓解。

42OECD,Governance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FiveOECDCaseStudies,Washington:OECDPublishing,2002,pp.9-34.

43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4穆光宗:《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年。

45国家财政部于2008年底公告,全面下调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和首付比例;国务院2010年又出台了房贷新政,提高90平米以上住房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90平米的住房显然很难容得下三代人同住。尽管这些政策对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和平抑房价有着积极作用,却无意中加速了中国家庭核心化,使家庭养老功能进一步削弱。住房政策完全可以通过微调而将部分家庭的养老需求考虑进来,而不是一刀切地只考虑住房面积。

46翟振武、刘爽、陈卫、段成荣:《稳定低生育水平:概念、理论与战略》,翟振武、李建新编:《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47乔晓春:《统筹解决上海人口问题的前瞻性政策思考》,上海人口论坛:《世博效应与人口发展研讨会论文》,上海,2010年7月6日,第1页。

4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10月27日,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0/27/c_12708501_8.htm,2011年2月27日。

49200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相关决定,明确提出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2010年9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在纪念中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三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又将人口老龄化列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五大人口问题之一,继续强调统筹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50WHO,ActiveAging:ApolicyFramework,2ndWorldAssemblyonAging,Madrid,2002,p.12.

51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这一概念源于1995年在哥本哈根通过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1999年,联合国将其作为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

52例如:个体的综合体能大多在2832岁之后开始逐渐下降,但其各项社会能力却随着年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又如:生理机能的老化(如大脑血流量减少、血压升高或脑损伤概率增高等)会使老年人的流体智力(知觉速度、记忆力等)下降,而其晶体智力(习得性技能、语言能力等)却随着年龄增长有所增强。

53原新、万能:《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有效吗?》,《人口研究》2006年第4期。

54胡湛:《柔性退休政策或能缓解老龄化压力》,《东方早报》2010年9月28日,A22版。

55上海市率先于2010年10月1日起尝试执行企业人才柔性退休政策,即允许特定人群在到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终止原劳动合同后,可以延迟(男性至65岁,女性至60岁)申领基本养老金,这是相对于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而言的。其中的柔性是指延长退休的自主权在于个人和单位,在个人意愿和企业需要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决定。而能够享受柔性延长退休的都是有专业特长的老年人群体,包括: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或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等。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篇8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村养老保障问题解决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了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不仅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也涉及到政治、文化、国计民生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若不科学及时地处理，将会给广大农村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从而阻碍我国农村地区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如何应对和处理人口老龄化，实质就是在老年群体和其他年龄群体中公平的分配资源，从而更好地维护各个年龄群体的利益。其中农村养老保障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1.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

1.1加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十分多，多数青年人都外出打工，照顾老人基本上是农村留守妇女的任务。农村妇女不仅肩负着繁重的家务和农活，还要照顾孩子，这样她们难以抽出多余的时间去照顾家里的老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老人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但其娱乐、文化、心理健康等养老问题无法得到保障，非常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养老纠纷。同时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不成熟，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农村劳动人口抚养负担进一步加重，可能会阻碍农村劳动人口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我国农村地区的健康发展。

1.2加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

目前，我国社会养老制度尚未完善，城市中绝大多数老人购置养老保险，但是农村养老保障仍然存在问题。农村老年群体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子女和种植土地的微薄收入，没有固定的养老收入。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难以改变农村人传统“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观念，他们习惯于将养老希望寄托给下一代，这不仅导致我国男女性比比例严重失调，同时也给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阻碍，难以真正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养老问题。

1.3农村养老保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保障制度和家庭保障功能不断减弱，老龄化问题日益提出，给农民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据相关数据表明，城市老人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而农村覆盖率十分低，城市和农村在医疗覆盖面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使得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

2.1土地保障功能下降

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直接关注着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和土地收益降低，使得土地保障不断下降。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建设和发展的背景下，广大农民群众面临着失业和失地的威胁，土地在农民收入来源中的比例逐渐下降，人均收入处于负增长状态，最终导致农民入不敷出，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越来越不明显。

2.2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农村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空巢家庭逐渐增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据人口普查相关资料显示，农村家庭平均人口仅为3.2人，轻血缘关系、重经济利益的问题十分严重，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养老负担太过沉重。

2.3农村养老保险管理水平低

近年来，我国多数农村地区开始推行养老保险，但农村投保的保费低，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养老保险投入有限，且保小不保大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时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专业管理人才匮乏，保险基金运作的缺陷十分多，缺乏一定法律法规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地管理和监督农村养老基金，更谈不上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

2.4农村养老保险立法不健全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缺乏一定的法律支持，各农村地区只好制定本地区的暂行办法，导致地方立法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和规范性。社会保障改革20多年来，养老保险立法不健全，难以切实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进而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发展。

3.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加强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解决措施分析

3.1提高认识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并充分了解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构建的紧迫性。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有70%的老人生活在农村，且老龄化进程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国家和全社会应转变观念，提高对老龄化和农村养老保障的认识，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妥善地处理好他们的养老保障需求，避免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从而减少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3.2多渠道筹措资金

面对农村老龄化问题，政府部门应广开渠道，集思广益，根据当地老龄化的现状，采取合理的活动方式，完善相关资金管理制度，切实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大调控力度，积极促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将分配资金进行科学合理的深入和掌握，将社会养老保障的重心放在农村无基本保障的老年人中，使其感受到社会和国家的温暖。其次与银行合作，建立农村养老保障的个人账户，将个人所缴纳的费用计入个人名下，确保农村人养老资金的安全性。再者是征收农产品时，通过合法的价格手段，将一部分收入扣除，并将其存入养老保障基金账户。

3.3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为切实解决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其中农村养老保险是政府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在解决农村保养保险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因此政府和全社会应认识到农村养老保险的特点和本质，明确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对象、制度管理以及基金缴纳等内容，用法律手段确保农村养老保险顺利实施。政府作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和运行的主体，必须通过多渠道进行养老资金的筹措，大大增加养老基金的收入，以便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内容，充分发挥出养老保险的作用，促进我国农村养老事业顺利发展。

3.4构建农村养老保障管理体系

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过程中，必须根据统一的标准，优化农村养老保险业务流程，为农村养老保险业务经办流程及框架的构建奠定基础。同时规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经办操作流程，增强社会保险服务功能，提高社会保险服务能力。

3.5完善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面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政治部门应加大农村社会养老设施的建设力度，充分利用现有的、闲置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修建养老院、运动健身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宫等，多鼓励民间创办不同形式的有偿服务养老机构，积极为农业养老保障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同时，应积极争取社会力量，比如慈善机构、企业团体等，拓宽农村社会养老事业发展资金来源渠道，鼓励企业投资兴办老年学校、老年活动中心等，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精神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从而切实解决老年人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生存环境。

3.6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国家为了维持农村贫困人口最低基本生活，出台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比较及时、直接、最大程度地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比较适应于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实际。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多数农村收入偏低，那么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农村中贫困又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不仅能有效地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还能为子女减少经济压力和负担，更好地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促进我国社会养老事业更好的发展。

4.总结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加剧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十分不利于我国农村地区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农村养老保险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构建老龄化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因此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应清楚地认识老龄化的严重性和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并积极采取相关解决措施，转变观念，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农村养老保障管理体系，促进我国农村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苏保忠，张正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的困境及其路径选择――基于安徽省砀山县的实证分析[J].改革与战略，2008，24（1）：67-69

[2]刘高宾，郑锦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问题探析[J].商品与质量，2010，S5：14.

[3]吴丽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2014，10：64-65.

[4]刘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居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3.

[5]张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山西省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09.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篇9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点成因对策

中国一直都是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问题历来为世界各国和机构所关注。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不仅人口数量最多,而且向老龄化方向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关注。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中国是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为13.06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21%;中国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19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4160.7万人,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3.4%,1990年为9935万人,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1%。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提出对人口年龄类型的划分标准,在这套标准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是划分人口年龄类型的常用指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属于老年型人口;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称为老年型国家。根据该标准,中国在2000年成为老龄型国家。

联合国和人口学家对我国未来人口走势作了预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在2002年的对世界各国人口预测中的中国部分;另外,杜鹏(2005)等人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过测算。预测结果在数值上有略微差异,但大体趋势是一致的:未来100年内,我国人口总量依然庞大,但由于生育率和出生率长期持续地下降,人口增长惯性大为减弱,预计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之后人口总量将逐步减少;人口老龄化速度继续加快,二十一世纪中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在这个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迅速增加;二十一世纪中叶以后人口老龄化速度放慢;随着人口老龄化,从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比例将开始下降。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类似,但也有不同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中国在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发达国家晚了许多,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显现出比发达国家更为迅猛的特点。据联合国统计和预测,1950―2000年,世界老年人口增长176%,中国增长217%;2000―2025年,世界老年人口增长90%,中国增长111%。中国65岁以上人口由7%上升到14%预计要用26―27年,而相比其他国家,如法国65岁以上人口由7%上升到14%用了115年(1865―1980年),瑞典用了85年(1890―1975年),德国和英国用了45年(1930―1975年),中国老龄化速度要快得多。

第二,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已经进入发达时期才出现的,此时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已具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还不发达时人口已经开始老龄化。世界银行曾对人口年龄指标相近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做过比较,1999年中国、韩国、智利三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同为10%,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韩国为8490美元,智利为4740美元,中国仅为780美元,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人口快速老龄化给正处于发展期的中国带来挑战,1964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6.3%,相当于15.9个劳动力负担一位老年人;1982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到7.97%,相当于12.5个劳动力负担一位老年人;2005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2.71%,相当于7.9个劳动力负担一位老年人。短短几十年间老年人口抚养比迅速增加,无疑给发展中的中国带来严峻挑战。

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进程不平衡。总体上看,中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较农村更为严重,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较内陆地区更为严重。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少儿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城市为18.45%,比同期农村低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为6.3%,比农村高1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5年以来,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等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进程不平衡也可以通过观察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一指标得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反映了未来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趋势。《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等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青海、甘肃、宁夏、贵州等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中国人口老龄化迅猛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家庭生育决策的改变。应当强调的是,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趋势,中国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也会遵循世界人口发展趋势而下降,只是这一过程会漫长得多,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也会漫长得多。

中国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1962―1970年是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阶段,国务院正式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城市为重点的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开展起来,然而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开展计划生育。这一时期由于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和营养状况得到改善,人口开始猛增。从1962年起出现了长达8年之久的全国性的生育高峰,到1970年,全国总人口达8亿,总和生育率高达5.8。1971―1978年是全面开展计划生育的阶段,计划生育在这一时期被写入《宪法》,同期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25‰。1979―1990年,中国政府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显著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79年的2.75下降到1990年的2.17,接近更替水平,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6‰,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接近70岁。1991年以后,中国继续有效地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生育水平稳定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自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多年来,少生了3亿人,相当于少生了一个欧洲的人口。联合国曾指出,与60年代后期同中国生育率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是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家庭生育意愿的改变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原因。养育孩子可以使家庭的劳动力增加,从而提高家庭的总收入水平,父母会倾向于多生孩子,但是养育孩子是有成本的,当养育孩子的教育、保健等成本上升,以及由于父母工作的收入水平提高从而使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时,生育意愿就普遍下降了。改革开放一方面使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产业结构由农业为主导转向以二、三产业为主导。农业社会中劳动力的数量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工业社会中更加强调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的数量退居次要位置,这样,在家庭中孩子作为劳动力的作用下降了。另一方面,改革导致原来由政府负担的生育福利项目削减了,由家庭承担的养育孩子的成本上升了,加之劳动效率较改革前大为提高,使人们工资收入和闲暇成本上升,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因而也不断上涨,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之下,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则表明(2004),近20年来,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有较大的变化:在数量上表现为子女数随年代更替而下降;而在理想子女数上城乡及地区差异显著,城市居民以1孩和2孩为主,农村居民中则有较大差异,发达地区农村与城市基本接近,欠发达地区有较多农民希望有两个或更多的孩子。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第一,实行差别的老龄政策。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上并不富裕,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对老年人实行普遍的高福利的老龄政策,而只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保障措施和公共服务。并且人口老龄化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存在着差别,因此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这种城乡、地域差别,因地制宜,协调发展。针对农村及经济落后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严格执行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为主,扩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这些地区的覆盖面;而对于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可考虑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适当提高人口新老更替的水平,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方式为主,倡导家庭养老,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积极建设社会养老机构,通过政府、社会以及家庭三方共同努力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负担加重的问题。

第二,加大对医疗卫生系统的投入,加强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队伍建设。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医疗卫生系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需要逐步加大对医疗卫生领域的经费投入,合理安排医疗卫生资源,完善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加强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队伍建设,为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保证老年人口健康生存。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人口老龄化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持续下去,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随之下降,老年人口负担将加重。面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一向以丰富而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中国必须考虑到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加大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把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化为劳动力资源优势;改善供给结构,为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提供更多更多好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stats.省略/tjgb/rkpcgb/qgrkpcgb/t20060

316_402310923.htm,2006-03-16.

[2]郑真真: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5).

[3]杜鹏、瞿振开、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2005(6).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篇10

一、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阶段

据国内权威部门的有关数据来看，我国自2000年起即步入老年型国家行列。据相关专家学者研究结论表明，到2060年止，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经历加速期、高速期、减速期和稳定期等四个阶段。这意味着未来50年内，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逐年上升，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金支付面临巨大压力。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可以对养老保险制度带来诸多压力的主要原因在于，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险是数额最为庞大的开支项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衡量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适合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并未覆盖到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人口作为我国老龄化总人口的大头，尚未建立符合农村地区需求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意味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存在巨大缺口。其次，城市养老保险制度尚未解决历史债务问题。现阶段社会统筹部分仍实行现收现付模式，个人账户也在连续积累基础上存在空账运行情况。而在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很多老年职工并未实现任何形式的养老资金积累，中年职工的养老资金积累较少，二者叠加的亏空数额成为我国城市基本养老保险的巨大历史债务。

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上海市在国内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的典型性

上海市是我国众多省市中最早步入老龄化的城市，也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国内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的典型城市。在国家政策及相关研究成果的综合推动下，上海市选择构建了城乡、区域、制度多项统一的发展型养老保险制度，施行全市统一的基础养老金运行机制。

目前，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城镇企业职工药老保险、小城镇社会保险、外来人员综合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高龄无保障老人的养老补贴。以上保险制度理论上覆盖了城市企事业单位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农村居民及失地农民等上海市辖区内各类社会群体。

四、上海市发展型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了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就上海市发展型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现状来看，虽然形式灵活、覆盖广泛，仍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现行制度难以实现收支平衡。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城市保险赡养比例为1.5：1，小城镇保险赡养比例为3.2：1，农村保险赡养比例为1.2：1，综合赡养压力较大。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逐步增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将难以实现收支平衡。

其次现行制度难以兼顾效率性和公平性。受户籍制度城乡二元格局限制，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在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缺少合理有效的衔接过渡性，间接阻碍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周边城市化进程，反过来造成城乡居民缴纳保险矛盾进一步激化。

再次现行制度并未区别对待各区域人口结构差异。其一，以奉贤、嘉定、金山、松江和青浦为代表的郊区，当下人口结构相对均衡，但因40至60岁年龄段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其在未来10年内进入退休养老阶段，届时该地区的社会养老压力会骤然加大。其二，以黄浦、静安、虹口、普陀、闸北、杨浦、宝山、长宁和徐汇为代表的城区，其50至70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口已经相对较多，养老压力已然很大，而在未来10年内，随着现阶段40至50岁年龄段准老年人口加入养老大军，地区养老资源会深化吃紧。

最后现行制度下养老保险缴费率偏高，窄化了部分社会群体的养老保险覆盖面。上海市养老保险实行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分担的缴费方式，其中，企业所负担的养老保险份额维持在22%左右，加上医疗、失业及意外伤害等保险项目，综合缴纳费用偏高，降低了这些企业雇员的参保可能性。

五、上海市发展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途径

首先，应在十二五期间内，最大限度地推进发展型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实现应保尽保、能保皆保。其次，应在十三五期间内，实现上海市全市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统筹，建立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

为实现阶段性目标我们还应做到：第一，应尽快解决城乡无保障老人全员参保问题；第二，应大力推进养老保险各项指标的市级统筹进程；第三，应通过国有资产合法变现转入、国土出让金收益个人所得税专项转入，及国有大型企业的超额利润中属于历史沉淀的养老资金部分转入等方法，填补个人账户亏空。第四，应完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配套做好应对准备。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篇1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储蓄率效应经济增长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新增长理论，人口因素始终是一个相对而言获得较少重视的问题。毫无疑问，将人口老龄化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意义重大。就研究成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几个途径的相互交织，主要包括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储蓄率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和资本市场效应等，但由于假设条件、模型设定等不同，结论也不同。

一、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研究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人口老龄化直接减少了劳动力供给，使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减少，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Cutler，Poterba&Sheiner发现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美国劳动力供给在2010—2060年间将出现下降，投资率也将下降3%—4%，但劳动力供给减少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为老龄化在发生时间和速度上的国际性差异引起的资本跨国流动将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Borsch-Supan对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Borsch-Supan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平均年龄提高，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劳动参与率会上升。他发现相比于劳动力供给对生产力的不利影响，年龄结构对生产力的负面效应似乎更小。同时，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可能会导致资本替代，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提高，并且如果能在2030年实现向完全基金积累制转型，那么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将更高，劳动生产率也将提高的更多。

Ilmakunnas&Maliranta、Borsch-Supan、Vodopivec&Arunatilake、Marchiori，Pierrard&Sneessens和Ludwig，Schelkle&Vogel等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和工资刚性对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的复杂影响。Ilmakunnas和Maliranta用工资刚性理论解释了年龄—工资的不对称性。他们认为由于延期付款合同、就业保护以及内部人—外部人力量的不均衡性导致老年人工资一般要高于其边际生产力。Borsch-Supan认为在老龄化冲击下，如果欧洲劳动力市场不能迅速调整，那么这种不完全性将放大老龄化的负面效应，使欧洲就业趋势加速恶化，不利于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Marchiori，Pierrard&Sneessens在研究人口结构变动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时，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存在巨大的就业调整成本，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比在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规模更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宏观经济波动风险，不利于经济增长。Ludwig，Schelkle&Vogel认为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人口老龄化会导致资本——劳动比率提高，资本报酬率降低，工资上涨，加剧代际福利分配的不公平性，但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能内生调整，将有效降低不公平性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完全，那么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调整将受到抑制，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教育以及就业培训的支持力度，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外生激励。Blondal&Scarpetta发现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对老年人退休决策有很大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会促使老年人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1]。

二、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Bloom&Canning发现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平均寿命延长会提高储蓄率和资本存量，增加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2]。Ferguson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效应。他认为由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投资的“溢出效应”以及储蓄率和资本存量的提高，寿命延长在短期内能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但长期内储蓄率的下降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且教育投资私有化以及政府对医疗保健投资支持的下降会使人力资本积累加速恶化，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3]。

Fougère&Mérette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降低了物质资本需求，但却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激励，使父母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正向效应。Kemnitz&Wigger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为切入点，认为设计恰当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能将人力资本积累的外溢性内生化，实现经济的帕累托改进和更高的增长速度。Zhang&Zhang在生育和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越是依赖于个人收入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越是能起到减少生育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相反，Docquier&Paddison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使物质资本积累减少引起利率上升，未来工资收入现值下降，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Thφgersen在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也证明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基金制能通过强化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Cerda在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内生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的假设下，证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本身的不可持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入老年人对政治决策的政治影响力时，Samadi&Esfahanietal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随着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多，老年人投票者与日俱增，这促使政府减少教育投资，降低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引入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后，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相反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提供激励，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三、人口老龄化的储蓄率效应研究

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减少，年轻人税收负担加重，储蓄率下降并导致资本积累减速，向老年人的转移支付增加，挤出公共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Shimasawa和Hosoyama运用带有OLG结构的CGE模型研究了亚洲四国（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及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他们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社会保障缴费率和工薪税率将不断提高，从而压低国民储蓄率，降低资本存量，但由于老龄化的劳动力短缺效应大于资本积累减速效应，导致资本密集度提高，资本收益率下降。Gonzalez-Eiras和Niepelt认为老龄化通过储蓄率、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密集度等直接效应以及税率变化、政府支出结构和退休年龄等间接效应影响经济增长[4]。在一个由资本积累和生产力进步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他们认为，一方面，老龄化将使家庭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储蓄率，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老年人政治力量提升，加强了老年人对公共投资的政治支持。然而Futagami&Nakajima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在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通过四种效应影响经济增长：首先，随着寿命的延长，为退休积累的动机逐渐增强，从而家庭每期选择更少的消费；其次，储蓄率上升导致资本积累加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再次，加速的产出增长反过来又导致储蓄率的进一步上升；最后，退休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又压低了储蓄率。与Auerbach&Kotlikoff、Shimasawa&Hosoyama等强调老龄化降低储蓄率不同，KiTang&Wong同时考虑了老龄化和寿命预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肯定了老龄化加剧会降低储蓄率的传统观点，但又认为寿命延长也可能会提高储蓄率，二者对私人储蓄率的净效应取决于其相对速度。

四、人口老龄化的劳动生产率效应研究

Skirbekk认为由于老年人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老年劳动力越多，对经济增长率和财政可持续性越不利。同时，他发现加速的技术进步增强了学习以及工作方式动态调整的重要性，从而使工作经验的重要性边缘化。

VanOurs和Stoeldraijer研究了年龄结构、工资率和生产力的关系。他们认识到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很难判断：首先，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能的运用方式、组织结构、工人之间的相互配合以及企业的技术水平；其次，由于企业用工环境的改变和经济主体行为特征的代际差异，技术进步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而增加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再次，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内生于劳动力市场。Ilmakunnas&Maliranta指出了在老龄化冲击下，企业和政府最优选择的对立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使企业老年劳动力增多，生产力水平降低，此时解雇老年工人，重新雇佣年轻工人将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在财政可持续和养老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下，政府延长了退休年龄，并努力提高老年工人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平均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经济增长。Alders在内生增长年的OLG模型中考察了外生低生育率冲击、人力资本积累与折旧以及老年人就业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并通过“数量—质量替换效应”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技术进步，却导致老年人人力资本的退化，生产效率降低，从而失业率上升。

虽然大部分经济学家支持老年人生产率较低的观点，但Lundberg发现可能存在Horndal效应。基于此，Malmberg，Lindh&Halvarsson运用瑞典1985—1996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老年工人的生产力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他们认为拥有众多老年工人的企业表现出的低生产力并不是由于老年工人生产力低引起的，而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没有及时更新。同时，Malmberg等强调了老年工人和年轻工人相互影响对提升企业生产力的重要性。

最后，Backes-Gellner&Veen认为现有研究过分强调老龄化对个人生产力的负面冲击，而忽视了老龄化和年龄结构差异对企业组织生产力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年龄结构和工作类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效的年龄结构组合还能提升组织生产力水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已经形成了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框架。笔者发现，由于研究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假设条件和参数值大小等的差异，研究结论往往也不同，如人力资本的内生或外生假定、经济体开放与封闭的差异等。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时，对模型假设、变量选择和参数设置等应极为慎重，如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人口迁移和经济二元性都有可能对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再次，就研究方法来看，国际上运用OLG模型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非常盛行，但OLG模型的原理和应用在中国的老龄化研究中还没有得到重视。最后，虽然大部分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灾难性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以及技术进步的加速足以弥补老龄化的负面效应，但老龄化冲击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实际上是制度设计问题，有效的制度设计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Blondal.S&S.Scarpetta.FallingParticipationRatesamongOlderWorkersinOECDCountries：theRoleofSocialSecuritySystems.OECDEconomicDepartmentWorkingPaper.1998

[2]DavidE.Bloom，DavidCanning&JaypeeSevilla.Economicgrowthandthedemographictransition.NBERWorkingPaper.No.8685.2001.

[3]D.ChrisFerguson.Human

CapitalInvestment，Longevity，He-

althCare，andGrowth.[J].2011

[4]MartinGonzalez-Eiras&

DirkNiepelt.Ageing，governmentbudgets，retirement，andgrowth.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篇12

人口老龄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和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目前全世界60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20世纪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高度的现代文明生活使发达国家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而21世纪发展中的国家在经历了人口激增，多年持续高出生率之后，也和发达国家一样，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从长远来看，我国人口构成出现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严重的社会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各国研究结果得到类似的结论，抚养一位老人的平均费用与儿童的费用大体上为2:1～3:1。美国某些年的养老金超过国防费用，我国1978年离退休职工支出为17.3亿元，1990年上升到388.9亿元，2007年已达到5588.6亿元,医疗费用从1990年的76.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471.3亿元。同时老龄化也给老年人自身带来烦恼和困扰。经济发达的老龄化社会国家相应出台成熟和完整的政策、方法，对老龄人口迅速上升，政府每年支出医疗保健费用成倍增加。我们只有勇敢面对这个问题，大力提高人口素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组织各种体育活动，创办各种老年人俱乐部，开展一些老年人娱乐竞赛项目等，因此对老龄化后社会体育的发展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老龄化是指动态的变化，在人类老龄化的研究中，“老龄化”一词从广义上有两种含义：每个人个体的老化和整个人口群体的变化。个体老化指个人年龄增长，生理、心理、功能、行为等老化。人口群体的老化除年龄老化为标志外，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

1.21世纪人口老龄化具有快速、大规模、普遍性的特征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人炸”，对社会经济造成冲击。21世纪的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任何社会都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4.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简便易行的健身运动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

被称为“健康革命”的大众体育活动因其组织简便易行、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具有强烈的娱乐功能，是一种极富感彩的高尚活动，可以提供给参与者复杂多样的情感体验。如愉悦感、自豪感、征服感、战胜困难的成功感等。老年人常感到孤独、失落、忧郁等，通过体育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来减轻和消除它们。家庭内部成员集体活动时和睦欢乐的气氛，使家庭环境变温馨，这些情感体验对于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起着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坚持参加大众体育活动，可使其融于由体育构造而成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心态的不断调整与平衡，提高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这对于老年人的体质与心理健康非常有利。

三、科学的锻炼方法，是社会体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老年人在锻炼身体、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不能盲目地、一味地为了锻炼而锻炼，还要加强科普在健身中的作用，从而做到科学地健身，尤其要制止各种封建迷信及伪科学对人们身心的侵蚀。

科技普及是人们树立正确的体育健身观念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体育活动设施、场地日益不断丰富与完善，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和健身意识也不断增强，体育健身运动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积极的发展。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迷信心理，人们在对生命、健康、寿命等方面及其与体育的关系上，往往是科学与迷信共存，真正与谬误难分，一时难以形成稳定的体育价值观念和健身意识。正是抓住了当代人追求健康长寿的心理，披着“治病强身”的外衣荒诞邪说蒙骗毒害了许许多多不明真相的人。他鼓吹歪理邪说，以“伪科学”蛊惑人心，大搞神秘主义和心灵依附。就是这样一个打着弘扬传统文化和科学新发现的反科学、反政府的组织。“”不仅危害了广大群众的身心健康，更危及到人们对信仰和信念。“”事件的发生，深刻说明了科技知识不去武装人们的头脑，封建迷信及伪科学就会侵蚀人们的思想，造成思潮的混乱。

人们参加体育健身运动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增强体质，保持健康，预防疾病”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主要动机。当前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大大削弱一些人随意提高体育活动的“防治疾病”作用，认为只要参加某种体育项目的运动，就可以不生病，可不不吃药，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心理，造成严重后果。

结论

近年来，健康老龄化的观念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提出，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全球解决老龄问题的奋斗目标。我们只有下大力气普及科技知识，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使之了解体育健身运动项目，合理安排、科学锻炼，达到消除疲劳，增强体质，消遣娱乐的目的，从而树立科学的体育意识，自觉抵制封建迷信思想的侵蚀。这也是新时代、社会体育发展的要求及方向，刻不容缓、势在必行。我国为实现健康老龄化，需要社会各方面协调一致的努力，也需要老年人积极参与，我国在这方面应有所作为，努力为世界提供典范。